聂兰锋

    在荷兰的家里，我天天思念中国的父母。往往我的思念被七个小时的火车隔开，因为他们分居在两个城市里，一个内地一个靠海。

    来荷兰前，我每年的假期都奔跑在七个小时的火车两端，像一只鸽子传递着母亲和父亲的日常生活信息。

    常常，晃荡晃荡七个小时到母亲那儿，告诉她父亲最近酒喝得多了，话比以前更少了，偶尔也简短说一些父亲工作上的事情，又做成功大手术了，上什么报纸了，要升院长了。母亲不愿意听父亲工作上的事，总是嗤之以鼻的样子。要是我再告诉母亲父亲最近读你的诗了，母亲立马会哼一声，那南山一定倒了。

    同样地再晃荡晃荡七个小时到父亲那儿，告诉他母亲最近白头发添了不少，又出了几本诗集又烧掉了多少诗稿，还在姥姥的院子里种了牡丹、玫瑰和芍药。要是我再告诉父亲母亲在培植荷兰玫瑰，蓝色妖姬的染色剂总也调不好，父亲也会立马哼一声，那海水准是干了。

    母亲爱诗，尤爱那两句——玫瑰无因由/花开即花开，用行草隶篆楷五种字体书写了装裱在书房的不同位置，低头抬头都在视野中。

    父亲爱花。尤爱那一种叫蓝色妖姬的玫瑰。他配制了各种各样的药水和染料来染这种花，每一次都不满意。

    每一次不满意就要吵架。他们大声吵的时候，我总是躲在竹帘子后面偷偷露出一只眼睛。他们小声吵时我根本听不到。他们控制不住了才咆哮。就是那一次，小声过后父亲开始了咆哮，我要是读你那破诗，除非南山倒；母亲也不示弱，我要是养那妖精玫瑰，除非海水干。

    父亲从小生活在山里，一打赌就拿南山做赌注。母亲在海边长大，一发狠就是海枯石烂。

    父亲好几天不回家，住在医院的办公室里，医生嘛，常常值夜班。后来听说和一位同样值夜班的女护士有了私情，听说而已，属于可信可不信的那种传言。母亲知道了就一丝不苟地去信，大发雷霆，将父亲的玫瑰花和瓶瓶罐罐销毁之后，收拾行李拿着存折去了姥姥家。姥姥家很远，在七个小时的火车那端。从那一年的寒假我就有了一个人坐火车的机会，只知道晃荡晃荡的感觉真好，却不能理解大人们的烦恼。下了火车，母亲接到我，说一声狠心的爹，让这么小的女孩子家独自坐车。然后眼圈儿就红了。父亲送我上车的时候，在火车慢慢开动的刹那，眼圈儿也是红的。

    姥姥总是变着法儿地劝母亲回家，先是不让我每个假期都来，那样母亲想孩子自然就回了，结果此招不灵，她知道孩子同样想妈妈；后又让父亲装病，也不灵，母亲说他本身就是医生看着医院我回去能做什么。母亲倔强得很，说要回家除非父亲亲自来请。姥姥就托人捎话让父亲来，父亲嘴上答应了却始终没有来。直到姥姥去世，父亲才来了。办完了丧事，父亲让母亲和他一起回家，看得出父亲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但母亲不肯，母亲说父亲是来奔丧的又不是专程来请她的。

    于是，每到假期我还是要坐上七个小时的火车。晃荡晃荡地来了，又去。晃荡晃荡地去了，又来。

    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去了荷兰。

    在荷兰的家里，我天天思念中国的父母。往往我的思念被七个小时的火车隔开，因为他们分居在两个城市里，一个内地一个靠海。

    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对荷兰的花农夫妻，他们专搞玫瑰加工。在他们的玫瑰园里，卡罗拉、好莱坞、黑魔术、绿美人、蓝色妖姬姹紫嫣红地绽放着，除了蓝色妖姬，那些很洋派的花名都是花农夫妇告诉我的，他们俩争先恐后地向我介绍着，他们那么和睦。看到他们我自然想起远隔重洋的父母。一来二去就熟了，有时候也说起父母和关于他们不成功的蓝色玫瑰。

    有一次，花农夫妇让我猜他们的年龄，猜对了送一枝玫瑰，猜错了送一束！我说一个五十五，一个六十。他们俩睁大眼睛张大嘴巴哈哈哈哈地笑了，老太太说错了错了，我十岁他十五。老爷子也说错了错了，是我十岁她十五。然后又哈哈地大笑。

    其实他们一个七十，一个六十五。真真的一对老小孩儿。我被这对老小孩儿的情绪感染着，再也不能忍受对父母的思念，就买了机票飞回来。

    先见到了父亲，父亲没想到我会带来玫瑰，而且是蓝色妖姬。我说这是花农夫妇送给你和妈妈的，他们说蓝色妖姬的染色很讲究，要求做花人的性格平和，在心静的状态下将染色剂和助染剂按比例调和，等白玫瑰快到成熟期时切下放进这种调和均匀了的液体里，慢慢地让花将蓝色吸入。功夫在调和，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极致。

    “谁说玫瑰无因由？花开自有花开故！我和你母亲都不是极致之人啊。”沉默良久的父亲发出诗一般的感慨。

    终于，在玫瑰花开的季节，父亲和我一起带着他的感慨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去火车的那一端，去接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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