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新航线

    当林德伯格的生活渐趋平静之后，他在全国人民的热心期待下准备进行环绕全国一周的飞行。1927年7月20日，他从纽约起飞，按照中部、西部及南部的顺序，在美国主要的75个城市飞行，10月返回纽约，共历时93天，飞行260多小时，途经3.52万公里。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壮举。

    林德伯格在这次全国各州的飞行中，进行了147次演讲，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与这位“空中英雄”及“圣路易斯精神”号见面。

    结束全国飞行之后，回到纽约的林德伯格，又有一件工作等着他去做。以墨西哥总统为首的中美洲各国的政府，都诚挚地邀请他去做客。美国政府也有意安排林德伯格担任正式的亲善大使。同年12月23日，他第三次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华盛顿向墨西哥起飞。

    华盛顿到墨西哥的航程有4360公里，如果要采取无着陆飞行，对当时的飞行员来说，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林德伯格整个夜晚都在云层中飞行，到达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附近的上空时天才亮，然后他沿着墨西哥湾继续飞行。在途中也曾数次遇到浓雾，他不得不在距离海面30米的高度低空飞行。由于天气恶劣，林德伯格比预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才平安着陆。

    在机场，林德伯格受到了前来接机的墨西哥总统及数十万民众的欢迎。当时，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恶化，林德伯格这次的亲善飞行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这点从墨西哥总统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我深信林德伯格的这次飞行是伟大的英雄壮举，他本人也是一位十分真诚的亲善大使。美国派遣这位具有勇气、意志力及英雄精神的代表前来，使得美、墨两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友好。”

    在墨西哥停留两个星期，过完圣诞节后，林德伯格继续访问其他国家，如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等国家。这次飞行，林德伯格到过13个国家、17个城市，飞行距离长达1.5万公里，圆满地完成了他作为亲善大使的任务。1928年2月13日，林德伯格从巴拿马飞过墨西哥湾，回到日夜思念的圣路易斯。

    4月30日，林德伯格从圣路易斯到首都华盛顿，进行最后一次飞行之后，就将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圣路易斯精神”号捐赠给博物馆。

    林德伯格在墨西哥期间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安妮·默洛，1929年5月26日，两人结婚。安妮是一位黑头发、身材娇小的姑娘，文静、娴雅、聪明。1927年她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因极具写作才华成了作家，发表过数本著作。

    安妮不仅了解和支持林德伯格的工作，而且是他的贤内助。安妮还向林德伯格学习飞机的驾驶技术，后来经常与他同机飞行。

    林德伯格把“圣路易斯精神”号捐赠给博物馆之后，又重新购买了一架单翼机，并且将它命名为“希里亚斯”号。林德伯格与安妮一起驾驶“希里亚斯”号飞越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航行的北太平洋航线，从纽约飞往日本。这段历程都被安妮记录了下来。

    1931年7月27日，从华盛顿起飞的“希里亚斯”号不久就飞抵加拿大的渥太华，8月8日到达阿拉斯加的巴洛角，此地距白令海峡已经不远了。到千岛群岛上空时，林德伯格曾收到日本电讯局的无线电：“欢迎林德伯格到日本……”

    途中，林德伯格和安妮因遇到浓雾而险象环生，不得不在千岛群岛的布罗顿湾紧急降落。大雨滂沱，他们好不容易才看到岸上有一间房子，于是他们就朝着那个方向滑行。突然从芦苇中出现一条小舢板，舢板上载着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人。

    “您会说英语吗？”中年人听到林德伯格的问话，摇头微笑。这位日本人用手势招呼林德伯格他们前往他家。在房子的入口处，放有数双木屐，林德伯格也脱下鞋子，穿着袜子进入屋内。

    房间中央摆着一个火炉，正燃烧着炭火。炉旁坐着一位身穿和服的老人，嘴里叼着一根长烟斗，当他看到林德伯格和安妮进来时，忙把烟斗从嘴里取下，礼貌地向他们弯了弯身体。紧接着又进来一位身穿和服的少年，他也向他们行礼。

    林德伯格把地图拿出来，用英语说：“我们是从美国来的！”可是没有人听懂。

    林德伯格又指着地图上的纽约说：“纽约！”

    那位少年好像已听懂似的，很高兴地跟着说“：哦，纽约！”相互熟悉之后，相处得很愉快也很自在了，大家开始用手势交谈。老人依旧悠然自得地抽着长烟斗。林德伯格和安妮都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安妮从口袋中取出一本预先准备好的日本会话课本，用不熟练的发音说：“食物？”同时，林德伯格也在纸上画了一条大鱼让他们看，并用手指向嘴巴。那家人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给他们端来了一盘鱼和炸马铃薯。

    少年把饭盛入碗内，连筷子一起递给林德伯格和安妮。林德伯格为了表示赞美，又看着日本会话课本说：“好吃！”

    吃过饭之后，老人上身向前弯曲，以非常恭敬的态度把烟斗从口中取下来递给林德伯格。但是林德伯格谢绝了。不久，他们回到自己的飞机上，前往东京，在东京休息了几天。

    一天，林德伯格夫妇被邀请到茶馆。在入口处，他们把鞋子脱下来，穿着袜子穿过带有蓝色光泽的榻榻米，到达客厅。客厅也铺着榻榻米，用纸门隔间，西侧有走廊，室内没有任何摆设，看起来很清爽，客人们就坐在垫上。

    茶放在青磁色的小茶碗内，女侍跪在门边行礼之后，就把扇子拿进来。每把扇面都画有花或树叶。林德伯格夫妇坐在坐垫上，倾听屋檐下树叶的沙沙声，还有在旁边的花园内挥着长竹竿追逐蜻蜓的孩子们的嘻笑声。这些都令林德伯格夫妇感到十分新奇。

    还有一天，林德伯格夫妇应邀参观美术馆。为他们解说画的一位日本绅士解开一幅卷起来的挂轴，把它悬挂在墙壁上。这是一幅彩色画，画面的左边有一只被雨淋湿的小鸟以及一些花草，其余什么都没有。虽然什么都没有，却不会令人有空虚之感。这种留白看来很充实，好像有什么东西洋溢其间的感觉。林德伯格立刻感到这幅画最重要部分，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留白部分。

    后来，林德伯格夫妇又被招待到茶馆去。茶馆旁边有一口古井，教授茶道的老师对林德伯格说：“你看井的外侧长着青苔，可是内里却很干净，这是因为干净是与美结合在一起的缘故。所以每位客人到此，都会停下来进入茶馆。”

    当林德伯格夫妇被引进铺有榻榻米的小房间时，这位老师又说：“茶馆不用石头或砖块建造，是因为石头和砖块是封闭性的。茶馆不能封闭自然，而是做大自然中临时的下榻处。……主人在沏茶之际，客人要以恭敬的态度注意观看。因为在最平凡最单纯的东西中，也有美的存在。无论在燃烧的火中或沸腾的水中，皆有美的存在。然后，客人身心都要保持平静，在沉默中喝茶。端看茶碗时，欣赏茶碗的材料及形态的美或者默想以前使用过这个茶碗的名人的神态和名言，也是很有意义的。一边凝视着蒸气在宁静的空中扩散，一边体会人生的短暂，也是相当富于哲理的。”

    漫步在下着小雨的路上，林德伯格静静地想着，如果能够长期留在日本可以体会到更多的事情，懂得如何端看东西的表面之后，还能学到如何深究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

    9月17日，林德伯格夫妇打算前往大阪。在他们搭乘汽车观光京都和奈良的期间，停放在机库的“希里西斯”号通过了专业人员的完备检查。林德伯格夫妇准备离开日本了，为了欢送他们，天空中有两三架飞机绕着他们盘旋。

    当安妮登上飞机后，林德伯格把他们的行李扔到机翼的上方。林德伯格爬到机翼上方之后，打开行李室的门，想把包袱塞进去。然而，行李室的情形与林德伯格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一向都是自己整理行李，每次都整理得井然有序。因此，他立刻发现有人移动过。但林德伯格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了把包袱塞进去，他把覆盖在行李上的一块帆布掀起来。

    在行李堆中，竟然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黑色短发，他的脸部朝向下方。林德伯格再把帆布掀高一点，就看见了这个人的全貌，他是一位偷渡者。林德伯格冷静地找来警察，警察爬到机翼上方向偷渡者下令：“出来。”因为那人一动也不动，警察只好进入行李室，把他拖出来。被拖出来的竟然是一位少年。这位少年是在昨天夜晚偷偷潜入的，已在此度过一天了。

    少年穿着制服，满脸都是汗水，狼狈的样子实在令人同情，在行李室里连呼吸都会感到困难的。少年的怀中有揉成一团的肮脏的包头巾，里面仅包着一点食物。他的口袋里仅有13日元。

    少年从飞机上被带走时，一直没有抬头，他的双手被两位警察紧紧地抓住。林德伯格夫妇很同情他的处境，就请求警察饶恕他。因为他既没有做出危害别人的事，也没有偷东西。经过审问之后才知道，这位少年既不是对飞机特别感兴趣，也不知道飞机的主人是谁。他的动机极其单纯，只因为家境不好，所以认为只要搭乘这架飞机，就可飞往遍地黄金的美国。

    1933年，林德伯格夫妇又有了环绕大西洋的飞行计划，他们仍是一同驾驶“希里亚斯”号从美国出发。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完成4.8万公里的飞行，这对欧美大陆航线的开发有很大贡献。成功地完成两次长距离飞行的“希里亚斯”号，后来被陈列在纽约的美国科学博物馆中。

    林德伯格绑架案

    林德伯格和安妮共有6个子女。1930年6月22日，林德伯格的长子小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出生。在小查尔斯身上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林德伯格绑架案”。

    小查尔斯的出生使得媒体更加注意林德伯格的生活。在第二天的头条新闻中，人们开始用“小鹰”与“幼鹰”来称呼小查尔斯。电报、鲜花、信件、礼物如雪片般从全世界飞来。小查尔斯每天的生活成了各大报纸趋之若鹜的新闻，林德伯格对此极为厌恶，为了躲避骚扰，他不惜重金，在安静的霍普维尔建了一座豪宅。

    1932年2月27日，林德伯格夫妇带着不满两岁的小查尔斯来到霍普维尔度假。在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保姆到小查尔斯的房间去给他洗澡，但是已经不见小查尔斯的踪影了。刚进入梦乡的林德伯格夫妇被保姆的尖叫声惊醒：“小查尔斯不见了！”

    当林德伯格跑到婴儿房时，只见床上裹孩子的毛毯还保持着原样，但孩子不见了，那扇变形的百叶窗微微地张开着。除了婴儿之外，房间里没丢什么东西，一个白色的小信封醒目地放在窗户正下方的暖气片上。信的内容是要林德伯格准备5万美元的赎金，不能报警。

    10点25分，林德伯格打电话到霍普维尔警察局长办公室报警。警方在10点40分到达事发现场。10时46分，全州警方受命拦截任何可能载有身穿睡衣的婴儿的车辆。到了11点，整个州都设立了路障，其他各州的警方也得到了通知。

    犯罪现场技术专家弗兰·凯利提取了指纹。奇怪的是，在婴儿室，他除了发现一个不完整的污迹之外，没有发现什么指纹。他试图从窗外的木梯和遗弃在现场的一把凿子上提取指纹，也一无所获。

    负责调查的上校诺尔曼·舒瓦茨科普夫迅速对在林德伯格家工作过的29个仆人进行询问。小查尔斯的贴身保姆贝蒂被作为重大嫌疑犯接受了重点调查，只有她最清楚婴儿的起居与生活情况。她还曾经在底特律工作过，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绑架集团在活动。可是，贝蒂的回答找不出任何破绽。

    林德伯格对家里的仆人绝对放心，他认为把时间放在排查仆人上完全是浪费。绑架者要的是钱，而他只想要回自己的儿子。让婴儿安全返回的最佳办法是按绑架者的要求去做。第二天，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说愿意与绑架者私下接触，或者与绑架者指定的任何中介人接触，他绝对会保守秘密。

    这种声明显然有违警察对绑架者的一贯态度与原则，但是碍于林德伯格的声望，警察也只好做出让步。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威廉·史蒂文斯发表了一份个人声明，强调林德伯格夫妇的痛苦以及他们想找回儿子的强烈愿望，但同时强调绑架者不可能得到法律上的任何豁免。

    3月4日，林德伯格收到第二封勒索信，但语气显然不如上次客气了，赎金的数目也增加到7万美元。信中的许多常用词汇绑架者都拼写错了，但是许多很难的词汇却都拼写对了。这说明绑架者的英语水平不高，可能是移民。参加案件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笔迹专家一致认为，两封信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但是，林德伯格始终坚信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绑架集团带走了他的儿子。他决定和黑社会接触，通过他们与绑架集团取得联系。

    这时，一个与林德伯格素昧平生的叫康登的人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宣称自己愿意充当林德伯格与绑架者之间的中间人，并且还愿意投入自己的1000美元，作为给绑架者增加的赎金。

    3月12日晚上，康登接到绑匪的指示，来到伍德朗公墓。20分钟后，他看到有一个人在公墓的栅栏里面挥舞一方白色手帕。他身穿褐色外套，头戴褐色毡帽，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看到康登向他走过来，他便用粗哑的嗓音迫不及待地问道：“你收到我的通知了吗？钱带来了没有？”这位男子说自己叫“约翰”，还说他们一共有4个人，带头的是一个政府的高级雇员。

    与此同时，林德伯格也在积极地筹集赎金。他变卖了一些股票，又向财政部打了一个电话，寻求帮助。财政部要求在赎金上做些标记，以便将来破案。这种方法对于林德伯格来说，没有任何危险，因为除了财政部的几位管理人员，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林德伯格同意了，国税局局长让人把钱装在两个袋子里，面额都按照绑架者的要求来准备。所有的钱币号码都不是连号的，但每一张都记录在案。

    4月2日晚上近8点，康登得到见面约定。消息传到林德伯格那里，他否定了在交赎金的地点布置秘密警察的提议，也不允许警察跟踪康登，直到孩子安全地返回为止。康登在圣·雷蒙兹公墓见到了“约翰”，把装钱的箱子交给了对方，约翰告诉他，孩子在一条船上，可以在霍斯内克海滩附近找到这只船。那里就是林德伯格夫妇度蜜月的地方。

    第二天，林德伯格驾驶飞机飞到了那里。可是他把马萨诸塞州海滩周围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小船的踪影。他不甘心，第二天又沿着海岸线一直飞到弗吉尼亚，可是仍然空手而归。接下来的几天，在海军战机与海岸警卫队的帮助下，他再一次对这片海域做了彻底的巡查，还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船只。林德伯格明白绑架者欺骗了他。

    5月12日下午，一位名叫威廉·阿伦的卡车司机开车经过霍普维尔地区。在离玫瑰山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一个孩子的脑袋与一条腿露出了地面，旁边还有一个废弃的粗麻袋。他赶紧去找警察，当警察查尔斯·威廉姆逊来到现场时，发现这里离林德伯格家只有4英里。尸体腐败得不成样子，孩子的衣服倒是完好无损地堆在旁边，正是小查尔斯的。

    验尸官对尸体做了解剖。孩子的脑袋中有一块已经腐败的血液凝块，估计是因颅骨大面积碎裂而死。警察最后确定，孩子死于绑架的当天晚上，死因可能是因为绑架者站在木梯上时，梯子坍塌了，装孩子的麻袋掉了下来，撞在了房屋的混凝土墙根上。

    警察仍然认定绑架案一定与内部人有关。在新一轮的盘查中，一个名叫维奥利特·夏普的女佣成了新的怀疑对象。在接受例行检查时，她显得紧张、焦虑。警察搜查了她的房间，发现了一张纽约城市银行的存折，上面有1600美元。审问中，她的说法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第二天上午，当警察再次前来问话时，却发现她已经死在食品贮藏间里了。

    一个来自农业部的警官阿瑟·科勒决定从木梯着手，寻找线索。他从木梯的扶手上，发现上面有4个额外的方钉孔，这表明，这块木头曾经用在别处，在绑架者准备木梯的时候，因为木料不够，他就地取材，从其他东西上拆了一块来用。他在木材公司找到了一模一样的木板。但是，由于老板没有对买木材的人做过任何记录，科勒的调查只能终止。

    1933年4月5日，美国总统宣布新的货币制度后，一张张有标志的赎金出现了，但警察无法追踪到它们的原始持有人。

    1933年10月19日，鉴于林德伯格绑架案的侦破工作已非新泽西州所能独立完成，联邦政府正式宣布，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该案时，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

    1934年9月18日，布朗克斯区的康恩银行在清理钞票的时候，发现了两张印有赎金号码的钱币，其中一张还写有汽车牌照。经检查，有一张是由沃伦·昆兰加油站交上来的。经理与工作人员向警察作证说，前几天，有一个开着蓝色道奇轿车的人来加油，他加了98美分的油，用一张10美元的钞票付了款。沃尔特害怕钱币是假的，在对方离开时，他记下了车的牌照：“4 U-13-14-N·Y”。

    不久，警察就找到了车主，他叫理查德·霍普特曼，35岁，木工，出生于德国。霍普特曼的住宅位置太巧了：它距绑架者第一次与康登会面的伍德朗公墓不远，离第二次交赎金的圣·雷蒙兹公墓只有4英里。当天夜间，霍普特曼落入法网。

    警察从他的车库里查出近两万美元的钱，全都是林德伯格交付的赎金。霍普特曼有17个笔记本，其中一本画着木梯的详细示意图，它和绑架案中的那个木梯十分相似。在他的工具箱中，一切工具齐全，唯独没有凿子，而现场却丢下一把绑架者用来撬窗户的凿子。在门后的一块木板上，有用铅笔写下来的号码与地址，都是康登家的。与德国警方联系后，警察发现他在德国有多次入室盗窃记录，也是用木梯从窗户进去的。在阁楼的地板上有一个缺口，一块木板不见了，经过纹理比较，这块木板正是绑架案现场木梯上的一块，并且有四个钉孔。

    1934年10月8日，霍普特曼被新泽西州大陪审团指控犯有谋杀小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的罪行，被关进位于弗莱明顿的亨特顿县监狱等候审判。

    1935年1月2日，正式审判开始。警方让霍普特曼站在随意安排的一排人中，出租车司机约瑟夫·佩罗尼指认出了霍普特曼。康登一开始坚决不肯出庭，但在后来的辨认中，他也轻松地指认出霍普特曼就是“约翰”。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8名笔迹专家与语言专家参加了相关的笔迹辨认，有7个人认定霍普特曼就是那个写下所有赎金信件的人。阿瑟·科勒出庭作证说，绑架案中的那个木梯扶手直接取材于霍普特曼家的阁楼的一块木地板。

    霍普特曼坚决否认对他的指控，辩称这些钱是一个皮货商留在他家的，那人已经死在德国。他的妻子证明案发当晚他在家里没有外出，他的辩护律师则指责警方伪造证据。有些人认为孩子是从窗口掉下来意外身亡的，但法官告诉陪审团，即使如此也不能改变恶性谋杀的性质。

    2月13日，在经过29次开庭，162个证人出庭作证，出示了381份证据之后，陪审团经过11个小时的讨论，宣布霍普特曼犯有一级谋杀罪，根据新泽西州的法律，霍普特曼将被处以电刑。霍普特曼始终拒绝认罪，上诉被驳回后， 4月3日，霍普特曼在新泽西州州立监狱被送上电椅。

    而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上，林德伯格绑架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调查局第一次获得对地方案件的办理权——国会通过了以林德伯格名字命名的“林德伯格法案”。法案规定：若绑架案在一周后还未获侦破，那么就推定绑架者已经越过了州的边界，联邦调查局自动对该案享有管辖权。

    爱子的绑架事件，对林德伯格夫妇是相当大的打击，使他们不得不离开伤心地美国，在法国的一个孤岛上，过了几年远离尘嚣的孤寂生活。

    最后的时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德伯格夫妇回到了美国。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时，林德伯格提出要返回航空团，遭到拒绝。于是，他以平民的身份担任工厂的技术顾问，一直协助二战中的美国。他倾其所有地帮助美国陆军航空团，凭借自己所有的经验教导其他飞行员如何进行长距离飞行以及延长飞机的航程。

    林德伯格还以平民的身份执行过50次飞行任务，其中一次还击落过一架日本战机，只是这个记录当时没有公开。

    林德伯格除了在航天上，还在火箭方面具有卓越的贡献。1945年5月，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军的最后一支部队投降之后，林德伯格为了研究德国的火箭状况，前往德国。当他来到慕尼黑时，惨不忍睹的景象一幕接一幕地映入眼帘。到处是被炸毁的建筑物、倒塌的混凝土墙以及形同垃圾堆的大路，道路上难以看到一个人影，犹如死城一般。然而这样的城市何止一座？

    那些藏在千疮百孔的房屋角落里的老人、妇人、幼童都在争夺军队所丢弃的食物。这些情景使林德伯格深深体会到一种文明崩溃的感觉。德国人无论在艺术、音乐、宗教、哲学，还是现代科学都对世界有着重要贡献。他们崇拜科学，愿意为科学牺牲一切，却难以保持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平衡。

    德国失去了这种平衡，因为他们太过于迷信科学的力量。他们认为只要拥有科学力量，就可以变成超人而支配全世界。林德伯格思考，德国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难道没有值得他借鉴的地方吗？

    只有文明而没有科学，文明是无法继续延续下去的。林德伯格在德国所学到的东西就是：如果要使文明延续下去，必须借助精神上的真理，来引导科学所具有的物质力量。现代文明就是过于注重物质的发展，才会失去精神和物质上的平衡。

    如今，林德伯格已经体会到过度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后果，人们像机械齿轮般地在工作，而他心爱的飞机竟然被使用在破坏世界的文明上。林德伯格一直在反思着自己的行为以及思索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林德伯格夫妇一直生活在康涅狄格州。同时，林德伯格成为美国主要航空公司之一的泛美航空的成员，还加入了美国空军部。

    1953年，林德伯格出版了一本自传《圣路易斯精神号》，从书名也可以看出飞越大西洋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在这本自传的结尾，林德伯格写道：“我们生活在现在，却一边沉浸在昨日的梦中，一边做着明日的美梦。”

    1954年，《圣路易斯精神号》获得普利策奖，林德伯格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不相信鲁莽的机会，但什么机会都不抓住将一事无成。”同年，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林德伯格为准将。

    晚年时期，林德伯格移居到夏威夷毛伊岛。毛伊岛位于莫洛凯岛和夏威夷岛之间，风景秀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林德伯格酷爱当地的自然风光。

    1974年，林德伯格因癌症病逝，被葬在Palapala Ho'omau教堂。安妮去世后，与他葬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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