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百年祭

    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由彼迄今，百年已过，试以此文祭念这个“最后的商帮”。

    票号的缘起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1770-1849）向东家李大成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把颜料庄关掉，转而从事一项名为票号的生意。

    天才横溢的雷履泰是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了重大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很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他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让晋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

    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根据票号规则，汇票在兑付后当即焚毁，因此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

    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作为全球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银本位制国家，自古以来，银两的长途搬运从来是一个难题，唐代和宋代虽曾有过“飞钱”、“飞票”，但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与之相关，武装护送银两的镖局成为一大产业，中国民间武林风俗即因于此。票号的出现，让货币流通现状为之一改。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肩而力，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为了与日升昌竞争，他把侯家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和蔚丰厚绸缎庄一口气都改成了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马上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雷、毛两人一生交恶，雷把自己的孙子改名为雷鸿翙，而毛则一个新生孙子起名为毛履泰，意思无非都是把对方看成是“孙子”，斗气之际，就各自抱了小孩，当街遥骂，对打屁股。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其中，日升昌的分号有31家，蔚泰厚更达34家，为各家之最。平遥票号的示范效应让晋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机遇，其近邻的太谷、祁县也随即冒出了众多声名显赫的票号。

    票号的制度创新

    中国诞生股份合伙制企业是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史称“合本”，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左右。到了票号出现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制度上又有创新。因为一家票号之盛衰，与经理层的才干关系重大，所以在经营过程中，东家往往赋予大掌柜（总经理）以绝对的权限，同时在股权上予以激励性设计。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以平遥渠家的百川通票号为例，初始资本为16万两，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为1.6万两。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一般仍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大致掌柜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二掌柜者享受七年的红利，其他高级职员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红利。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

    据黄鉴晖的统计，在票号发展史上，共计出现过51家票号，其中平遥22家，太谷7家，祁县12家，太原2家，其余8家为南方各省商人所开，由此可见“平太祁”票商的势力之大。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

    与政府的“交情”

    1839年，雷履泰70岁大寿，众票商齐聚平遥贺寿，联合送上一块金字大匾，上书“拔乎其萃”四字。当时的票号正处在花开多枝之际，雷履泰去世于十年之后，他没有看到极盛的景象。

    票号最初的功能，是为旅外的晋商解决银两搬运的难题，属于民间金融服务，而它最终能够控制全国金融业，却是因为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

    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这两笔金融业务无疑是最大而最为丰厚的，自汉唐以来，官银押解均由军人执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从此，票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后来的十年中，山西票号从14家增加到28家，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转为大额公款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

    在票号出现的前六十余年间，设立票号不需向政府申请注册。1884年（光绪十年），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而这一“部贴”必须得到同业者的联保，由户部派人调查股东的籍贯、保证人的地位以及经营方针。由于此前的票号多由晋商开办，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进入壁垒，票号产业渐成晋商专利。

    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老佛爷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1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另据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描述，各大票号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长与庆亲王最为亲密，李家的日升昌与伦贝子、振贝子、粤海关监督以及赵舒翘等走动频繁，其余，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拉拢董福祥，如此等等，各显神通。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极尽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师记录道：“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富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太谷县志》中也记载，“风俗数十年而一变，而其迁移渐染，转厚而为薄，转俭而为奢。”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票商之没落也因它们的既得利益过大，与政府的“交情”太深。

    拒绝转型的代价

    票号极盛之时，正是西方银行模式引入中国之际。1904年，朝廷筹办户部银行，奉谕主事的户部尚书鹿傅霖与票商素来亲密，盛邀入股。平遥的各票号总号开会商议，集体决定不入股，并禁止山西籍经理参与其事，鹿傅霖不得不改让浙江绸缎庄商人参与筹办。四年后的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邀票号每号出二人协办，票商大股东不愿与江浙财团“同台分利”，又予拒绝。

    此时，在一线经营的北京票号经理们已经察觉到银行对票号的致命冲击，他们意识到，“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我帮等隐受其害，若不易弦改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此处时局，非立银行不可。”蔚丰厚京城分号经理李宏龄率先倡议，提出票号联合组建晋省汇业银行，驻京的各票号经理在一年内给平遥总号连发了数十封信函，急催此事。然而，蜗居在平遥大院里的股东们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指斥李宏龄等人是企图“自谋发财耳”，如果各地再来信函游说，总号将不予讨论，直接束之高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1914年10月，日升昌宣布破产，清查账簿，其最大的京城分号存款额为80万两，放款则只有四五万两，与兴盛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后，留美归国的风华青年陈光甫在上海创办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民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规律，在两千年至今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

    国有经济的故乡

    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国是国有经济的故乡。千百年来，治国者从来没有放弃在这一主题上的持续变革。一个不太为人注意到的事实是，历代的国有经济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各找关键，新意迭出。

    最早的试验发生在2700年前的春秋齐国。管仲提出盐铁专营，从而使国家成为营利性组织，在税赋收入之外，另有专营收入。不过管仲的办法并非设立国营盐场和铁厂，而是管制山海，把晒盐和冶铁的生产环节开放于民间，然后“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即通过资源垄断的方式，收取30%的所得税。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增强国力进行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在实体经济领域，武帝将冶铁、铸钱、酿酒三业国营垄断化，是为“三榷”，然后在各地设立国营铁厂，派出铁官，在中央政府机构中设立金曹，在流通领域，推行“均输”和“平准”，控制重要物资的定价与买卖，我们所熟悉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那时第一次系统化地出现了。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实行了相对自由化的工商政策，从而造就一代盛世。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拮据，刘晏再度进行国有化的产业改革，他抓住物价这个“牛鼻子”，在盐业领域推行“民产——官收——商销”的新模式，即把生产和流通两大环节均开放于民间，以促进效率，政府只在收购环节获利，为了平抑市场价格，他又建立“常平盐”制度，仅此一项，他让支离破碎的中唐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

    宋代一改唐朝“兵在藩镇”的政策，中央财政支出陡增，对很多资源性商品实行国有专营，如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同时还发明了“买扑”、“钞引”两大特许政策，所谓“买扑”，就是将一地的专营业务公开招标，价高者得“钞引”则是发行一种特许权证，民间商人可凭此去国营盐池领盐并在市场上销售，这一权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钞票”一词由来而来。

    明清两代，在洋务运动之前，几乎没有大型国营企业，其实行的产业政策脱胎于宋，是为窝本制度，即政府把一些资源性产业的经营权，如盐业产销和外贸经营，以特许专卖的方式授予某些家族，后世所熟悉的晋商、徽商便得益于盐业专卖，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则得益于外贸专营，由此出现两个景象：其一，凡是获得窝本者，一世可成国家首富，其二，政府与商人的契约关系不清，剥夺事件层出不穷，商人毫无安全感。

    简单梳理一下历代的国有政策，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

    ●中国从来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政府在资源性产业的改革从未停滞，出于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一个顽固的传统，及至于今日，它的存在理由仍然没有消失；

    ●产业改革在生产、流通和定价权等环节上不断尝试，政府一直试图与民间达成利益均配的合作关系，然而，由于权利契约模式的不完备，政府对民间的剥夺从未消失，而其特许专营制度更是成为了权贵资本滋生的温床；

    ●1978年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还是没有跳脱出千百年来的治理逻辑，无论是早期的承包经营，还是后来的“国退民进”，以及今日的“混业经营”，其出发点、思考路径以及种种试验，几乎全数可以在历代变革试验中找出模式雏形；

    ●2009年之后的某些时刻，国内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极端的政策建议，包括把国有企业以一人一股的方式分配于全民、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取消发改委等机构，而今看来，这几乎是一些不可能的任务。

    就在最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中央政府将在近日公布新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其成效如何，在现在要做出判断，显然言之过早，不过，在我看来，有三个前置性议题确乎值得大家来一起讨论。

    首先，我们应理清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这三个概念，万万不可统而言之。

    国有经济是一种产业经济型态，国有企业是一种存在方式，而国有资本则是一种产权概念，所谓的改革，在这三个概念内的试验模式各有特征；

    其次，推动国有经济的壮大及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与实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而是应该达成的目标；

    其三，改革的“时间表”与政策宣示，应彻底公开，并接受法治化的监督。

    千百年来，在我们这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改革从来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和公平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课题，而其最终成功，也从来不取决于前者，而更受到后者的制约。

    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也许就是一直与之纠缠，喜焉于此，悲焉于此，兴焉于此，衰焉于此。

    不用加税赋就肥了国库，古代人怎么做到的？

    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

    庄吉之死

    写郑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终飘浮的是1992年那个雨夜中的五马街，对于温州人，对于郑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有的时候，一个人终生无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一

    我第一次去温州，是1992年盛夏，从杭州坐大客车颠簸11个小时，其间要翻越一座黄泥岭，那里的土鸡煲远近闻名。到了鹿城区，第一个被带去的地方就是五马街，那时，这里是中国时尚服装的“圣地”。

    五马街的名字听上去很气派，其实跑不了五匹马，连两匹马并行都困难，它只有四五米宽，铺着崎岖不平的青石板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小街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着上百间服装铺，前店贩衣，后帘及二楼则是日夜劳作不休的缝纫机，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就是从五马街开始风行的。

    在偏远的浙南小城，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时髦的服装，每个人都会吃惊地问一个问题，这些服装的款式是从哪里来的？

    照相机。温州人笑着回答说。

    温州是侨乡，有数十万人在欧洲谋生，他们每天用照相机把巴黎街头最时髦的橱窗拍下来，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三天画图样，七天出小样，十天成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

    后来中国企业界常说的后发优势、跟进战略，以及“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等等，其实在五马街早就上演过了。

    我去温州的时候，专业市场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在温州的各县镇出现了鞋革市场、布料市场、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及纺机市场，这也是温州人的一大发明，产业被细密地切分，以乡镇为单位、家庭为细胞，构成专业化分工。在整个90年代，温州服装统治半个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在那些年，温州是最容易出新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物，比如造汽车的叶文贵、“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开钱庄的方培林、搞农民城的陈定模等等，当然，第一个会被提及的，必定是“温州八大王”。

    1982年，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以投机倒把为罪名进行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到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其中，温州的八位商贩被列为典型，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是为轰动天下的“八大王事件”。两年多后，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咸鱼翻身，成改革人物。

    到90年代初，“八大王”中的大多数人已泯然众生，找到其中的一两位已经不太容易，其时，生意做得最有起色、最风光的是乐清柳市的郑元忠。

    郑元忠是“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当时与他几乎同时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就当我去温州的那几天，1952年出生的郑元忠刚好成了新闻人物，他以不惑之年，跑到温州大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历低下的温州商人素以少文蛮勇著称，郑元忠的举措无疑让世人投以清新的目光。

    四年毕业后，郑元忠离开低压电器领域，突然转做服装，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从五马街的服装铺到郑元忠的庄吉西服，这一跃进一度被视为温州服装产业品牌化经营的标志性新闻。

    在我的印象中，郑元忠的名字每隔几年就会浮现出一次，庄吉的广告在航空杂志上常常出现，而每次重要的改革人物评选及庆典，郑元忠总是作为“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三

    上周末，突然看到一条新闻：9月6日，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6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庄吉终放弃自救而无力回天，此案涉及庄吉及多家相关企业，或导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

    庄吉死了。

    我随即拨通老朋友马津龙的电话，他是温州当地最资深的经济学者，算得上是“温州民企辞典”。老马告诉我，庄吉重组已逾半载，曾有当地及山东企业愿意接盘，但是，终因债务复杂而放弃，“庄吉案相关300多亿，当然不可能是元忠一家，而是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互保链条”。

    “元忠可惜了。如果安心地做服装，庄吉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是老马的一声叹息。

    老马的叹息也许只说中了事实的一半。

    郑元忠创办庄吉的90年代中期，正值消费升级和品牌经营的大爆炸年代，他告别冷清的低压电器投身于品牌服装，应是听到了风口的呼啸声。作为同辈人中的高龄大学生，目睹“五马街模式”的没落，他企图用品质化战略把低段位的温州制造拉高几个档次。

    然而，二十年以来的事实证明，温州人的商业精髓主要集中于贸易而非制造。也就是庄吉诞生的那个时期，温州制造业已经呈现疲态，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溢出，如“金甲流寇”游弋各地，到1999年前后，终于在杭州找到了炒房的突破口，继而新疆炒棉团、山西炒媒团、云南炒矿团横行一时。

    在我所接触的温州企业家中，只有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早早将总部迁到了上海，而所有偏居于老家的品牌公司无一不陷入苦战，他们一方面要应对全国市场的惨烈竞争，另一方面要为先天的基因缺陷而支付代价。

    郑元忠的庄吉从2003年开始，就涉足多元化，他在天津投资建设庄吉购物中心，去云南投资有色金属矿，据称圈地上千平方公里，2006年，庄吉涉足造船业，这一重资产行业最终吸走了17亿元的资金。在十多年时间里，庄吉先后投资六大产业，子子孙孙的公司超过90家，每年雇佣工人总数约2万人。

    多元化从来是企业经营最大的陷阱，郑元忠在多个行业的投机都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他的主业——服装纺织业又遭遇大转型、大寒冬，单是今年上半年，破产倒闭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份名单上就有：华东最大的纺织工厂宝利嘉、绍兴印染五强之一的五洋印染、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上市服装品牌左岸以及亚洲最大的牛仔裤代工厂兰雁集团。

    实际上是一场内外交困的并发症。产业转型让竞争格局面目全非，新的成长逻辑让所有的经验烟消云散，庄吉是一个缩影，郑元忠是一个宿命。

    四

    在温州企业家中，郑元忠素以孤傲著称，他很少参加聚会，也不太在公共场合布道演讲。据部下称，他平日几无爱好，一心投掷于庄吉的业务，一辆宝马车已经开了31万公里还舍不得换掉。

    此次庄吉破产，郑元忠并没有一逃了之，他宣称，“绝不跑路，有债慢慢还”，庄吉集团旗下5000员工迄今没有发生讨薪闹事事件。

    烈士暮年，寒刃逼颈，郑元忠似乎仍然要为“八大王”留住最后的尊严。

    写郑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终飘浮的是1992年那个雨夜中的五马街，街道泥泞，灯光迷离，人影憧憧，喧嚣鼎沸。那是“前店后厂”的温州，那是用照相机紧跟巴黎的温州，那是倒卖全中国的温州，那是最好的温州。

    对于温州人，对于郑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

    有的时候，一个人终生无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

    对李嘉诚的争议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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