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与家学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旧历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山东聊城北门里祖宅。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破落的官宦世家。傅斯年在家乡生活了13年，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和接受的教育，在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方面打下了深刻的印痕。

    （一）开代文章第一家

    傅斯年的故乡聊城，自古是华北平原上的重镇。春秋战国时期，其地属齐国，西接韩赵，北通幽燕，南襟鲁卫,既是兵家争战之地，“筑城屯兵为齐之要地，各国诸侯皆争衡于此”，又是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及戎燕文化交流融汇之处。各地域文化的交流融汇使得该地区文化积淀丰厚，内涵丰富多姿，虽说不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但也孕育了不少风流人物。才智卓越之士、谋国经邦之臣历代不绝，鸿儒贤相连翩鹊起，骚客智士蜂涌辈出，如伊尹、马周经邦之才，程昱、王旦谋国之忠，鲁仲连、华歆处世之智，孙膑、王颜章治军之能，都是彪炳史册的。

    聊城自汉代置县，延续至今，一直为地方州府县治所，是华北平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代定都北京（时称大都），聊城成为近畿地区。元王朝为交通便利，开会通河。大运河穿聊城而过，聊城更得南北交通之便，北通京师，南连三吴，被史家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交通便利，加上物产丰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聊城及周边地区，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产区和纺织品的贸易中心。天下豪商大贾云集，“往来船舶，络绎不绝”，“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以致城内“贾寓旅舍，几不能容。”各地商人竞相在聊城内兴建会馆公所，开办商号、店铺、作坊，与本地工商业者所建交错布列，鳞次栉比，使聊城成为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在明清两代一直为山东西部三大商埠之一。

    交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昌盛。明代中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布，书院林立。文人骚客，儒士缙绅来此会客访友，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据记载：明清两代录取的山东籍进士共4047人，状元11人，其中隶属于东昌府州县籍者，进士290人，状元3人，仅聊城县就有进士55人，状元2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聊城确实是“科目鼎盛，贤士辈出”之地，被视为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不无道理。

    显然，在明清时期，某些地区因得天时地利，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尤其是儒家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社会教化与文化昌盛是同步的。在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的地区，自然是教化普施，民风淳厚，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理念深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考察聊城的历史，明清时期形成的聊城世风明显具有这种特点。这个时期兴起的几个家族和大批官宦士绅，差不多也都具有这种特征。《聊城县志》记载：“其人朴愿而茂，虽循习故事，惮于兴革，然无有桀黠渔食，持长吏长短者。租赋不待督，辄先期报竣，最称易治。”世风淳厚是文化发达、社会教化的结果。而淳厚的世风又陶冶、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循吏良士。因此，这个地区“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冠，武风亦极一时之盛。”文化昌盛，其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就高，社会发展也相对健康，具体表现是孕育和培养了几个大的具有书香传统的世家大族。这几个书香世家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代表了聊城当时的世风，而且也是当时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则凝聚着社会文化的基因，表现了深厚的区域文化的积淀。傅斯年一生的性情和品格就具有这种区域文化的特征。

    传统史书将明清时期聊城的世家大族归纳为“八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任、邓、朱、傅、耿、杨诸家，这几家大都兴起于明中期以后，其中任、朱、傅都发迹于清初，杨家则在清中期兴起。几家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初始阶段，致力于研习儒家经典，经科举取得功名，进入仕途，逐步升迁，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第二，恪守儒家信条，以忠孝节义相标榜，忠君、孝亲、敬老、爱幼、和睦家族、友爱乡里。第三，重视教育，尤其是重视儒家文化的教育，培养子女，进行封建道统的说教，使子孙代代成三纲八目的典型，维持家族的名誉、地位、传承。第四，由于几个家族都遵奉儒家文化，世代从科举正途出身，又多是亲民的官吏，所以各家族往往以忠正廉洁、率直敢为相标榜，各个时代都出现了一些忠臣廉吏，孝子贤士。这些人又多在家乡设立条教、制定乡规民约、表率乡里，由此形成了忠义贤良、勇敢向上的世风，造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良义士。傅斯年家族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家族。

    傅斯年所出身的聊城八大家族之一的傅氏，初发于明中期，兴盛于清代初年，逐步发展成为聊城的名门望族。

    傅斯年远祖名叫傅回祖，原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明朝宪宗成化年间出任山东冠县县令，当时聊城为东昌府府治，冠县为其属县。傅回祖生有七子，任满返回故乡，其夫人李氏不愿随行，于是傅回祖便携四子南归，留其三子侍奉夫人，这三子一居冠县，一居博平，一子名叫傅祥，居聊城，是傅斯年的直系祖先。

    当时聊城正是经济文化发展上升时期，大运河穿城东而过，北通京师，南达三吴，是当时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文化都在迅速发展，形成了鲁西“八股文化”的中心。傅祥及其子孙，借重聊城的经济优势，靠经商起家。他出身官宦家庭，本人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且处于浓重的八股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十分重视诗书传家，督责子孙攻读举子之业，学习八股文，每每亲自“口授章句”，并“引古人及郡先达”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建立功业，故而傅氏家族逐渐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传统，代代相继。

    傅祥五传到傅以渐，终于振兴了傅氏家族，奠定了傅氏名门望族的基础。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公元1609）年，7岁入塾馆系统学习儒学经典，曾从师于当时名儒孙兴等人。由于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科场舞弊成风，傅以渐直到35岁仍未取得任何功名。1644年，江山易姓，清廷入主中原，为了搜罗人才，笼络士人，入关的第二年，便恢复科举制度。傅以渐投身科场，乡试中举，翌年（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的第一位状元，授内宏文院修撰，后累次迁升，1654年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为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清仿明制改内三院（内宏文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为内阁，逐步确立三殿三阁制，授傅以渐为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为示恩宠，顺治帝又封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傅天荣、父亲傅恩敬俱为光禄大夫、少保加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以后，聊城傅氏便荣冠当世，泽及后代，成为鲁西的名门望族。

    据史书记载：傅以渐“方面丰颐，颏下多髯，伟腰大腹”，居官尚称清廉，“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自处无异寒素，汲奖后进，惟恐不及，未尝有疾言遽色”。但是傅斯年成人后，从不向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其原因是傅以渐在明清易鼎之际，出仕清朝，有违汉族士人的民族气节。由此可看出傅斯年的民族意识。

    傅以渐以后，傅氏成为典型的官宦世家，获取功名，中举人、进士、为庠生、太学生者不下百余人，在朝为官和出任封疆大吏者几代不绝。傅以渐三传至傅继勋，字玉溪，号湘屏，是傅斯年的曾祖父，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名臣李鸿章、丁宝桢都是其门生。傅继勋有子七人，其第三子傅淦，便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斯年在填写个人履历时往往上至曾祖父，但是他出生时，曾祖父已去世多年，曾祖父以上对傅斯年的影响都是间接的。直接影响傅斯年个性和品格的是傅斯年的祖父和父母，其中在家庭方面影响傅斯年一生品行和思想作风的，主要是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母亲李夫人。

    （二）书香世家

    傅淦字笠泉，生于道光二十五（1845）年，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工诗书画，尤以书法知名，且文武双全，又精通医道。同治十二（1873）年拔贡，但他自甘淡泊，不乐仕进，取得贡生资格后，便绝意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平生性情友善，重孝悌，且好交游，乐善好施，赴义唯恐后人。傅淦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三，析籍分家时，他将祖上的楼房全部让给了兄弟，自己只要了一座马厩。由此可看出他的作风和气度。傅淦娶山东淮县陈阡之女陈梅为妻。陈阡官至江西巡抚，陪送女儿的嫁妆颇丰，但傅淦书生本色，轻财重义，不善理家，又无固定收入，分家以后，坐吃山空。婚后不久，长子旭安出世，接着次子、三子相继出世，人增物耗，家财日减，日趋没落。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违心地出外谋职以养家。正好，此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来信让傅淦去天津，打算为这位世弟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信后考虑再三，决意去天津一次。他到天津去督署见李鸿章时，适值李鸿章有紧急公务，只安排他住安徽会馆，准备处理完公务，第二天同他面晤。傅淦甚不高兴，以为慢待自己，次日一早便不辞而别。李鸿章第二天去安徽会馆寻他不见，才知已回山东，气得顿足叹气。

    傅淦自此不再外游，或教塾馆挣钱养家糊口，或靠卖字画换些润笔贴补家计。无奈杯水车薪，加上不善谋计，随意使用，不够便典卖夫人嫁妆，夫人嫁妆虽丰，但不到几年也几乎典卖一空，从此更是入不敷出，家境进一步衰落。

    傅斯年出生时，虽其相府宅第还巍峨壮观，其院落尚相当齐整，标志门第显赫的“相府”与“状元及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的御笔“圣朝元老”横书金匾、门框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依然引人注目，但这些装饰已无法遮掩日趋衰败的景象，只不过如《红楼梦》所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尽管如此，傅斯年的出生依然给这个日益破落的世家带来了喜悦。

    傅旭安得此贵子，喜不待言，傅淦52岁得此长孙，更是分外高兴。据记载，傅淦自傅斯年出生，就不再远出，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傅斯年3、4岁时，就开始教其识字，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童读物。傅斯年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傅斯年祖孙二人生活情况说：“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到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

    傅淦自己痛恨清末政治黑暗，不愿入仕，颇有疾恶如仇的正义感，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有一次出外游历，行至山西介休，有两个宦官充军西北，道经此地，其中一个忽染重病，求傅淦诊治，他拒绝说：“生平不为无鸟之人看病！”另一宦官长跪哀求，他不得已答应。病愈后，宦官赠他银两，他把银子从门中掷出，并且说：“生平不要无鸟者之钱。”之所以如此，他以为历代弊政，许多是因宦官干政而致，而明清两代后期尤甚，因此痛恨宦官。由此事看出，痛恨宦官干政是傅淦淡泊功名的原因之一，不满清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不愿为之效力，恐怕是更深层的原因。他对傅斯年讲述的二十四史历史故事，也必然带有自己的感情，对历史人物进行别择与褒贬，在傅斯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影响。

    傅淦自甘淡泊，但对傅斯年的教育毫不放松。傅斯年不满五岁，傅淦便迫不及待地送他入了私塾，并且选了最好的塾馆。傅斯年的启蒙先生孙达宸，也是一名拔贡，学问好，有文才，教书认真且教学有方，他一生教出的学生获取秀才以上功名者多达40余人。其塾馆设在聊城古楼北街路东，距傅斯年家约四五百米，步行上学比较方便。在孙氏塾馆就读一段时间后，与傅家有世谊的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因朱家离傅家更近，加上世交，于是傅斯年与朱家子弟朱笠升等人一起，转入朱家塾馆就读。傅斯年放学回家后，其祖父则在家课读，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其有丝毫懈怠。

    傅淦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甚巨。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对傅斯年影响较大的另一位亲人是傅斯年的母亲。傅斯年母亲姓李，闺名叔音，聊城城西南郊贺家海人。李夫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虽然识字不多，但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贤孝识大体。傅斯年父亲中年病逝，李夫人既要孝养高年公婆，又要抚育幼年双子，家境日趋贫寒，可以说克勤克俭，备尝艰辛。但李夫人颇有器识，一身承荷家庭重担，百般筹划，维持全家生活。由于傅旭安生前为人仁厚，待遇友朋学生以恩义相接，去世后，友朋学生对傅家颇为关心。他们共同凑集一部分钱，托傅旭安的两个学生周祖澜、范玉波二先生代存生息，维持傅氏家计。弟子们感念傅旭安生前恩德，每年春节前，相约派一人来聊城，给师母送来一些春节所需食物用品，并在聊城的商号里为傅斯年存一些银两以贴补来年家用。李夫人一家五口，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单靠这些实不敷家用，尽管她精打细算，百般节省，生活仍日益窘迫，难以维持。有时万不得已，她便从颓垣断壁中拆一些砖瓦变卖，但这些都只能解决一时急需，不能作为长久的生活来源。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到了后来，房屋破旧损坏，亦无力修补。据记载，每逢下雨，李夫人便抱着幼子，头上撑着一把雨伞遮盖，其家庭状况可见一斑。即便如此，李夫人仍严格督促傅斯年兄弟二人读书，一切费用无论如何困难自己也一力承担，不使兄弟二人失学，并母兼父职，督责甚严，斯年兄弟如有过错，立予责罚，形成了无上的权威，据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回忆：直到傅斯年成名以后，李夫人一旦发怒，傅斯年便长跪不起，李夫人息怒后，傅斯年才温言劝说解释。

    李夫人娘家在乡村，有时傅斯年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小住，因而对农村的生活有所体验，对贫困农民的生活有较详细的了解。十几年后，他撰写了《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观察和了解之所得，也是他后来积极提倡社会革命、改造国民性、推行农村改革、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等思想的基础。他在文中强调：“我虽是山东人，过了儿童时代，即不常在山东住，而且东部各县的情况我是茫然，我只对于济南以西和北的地方曾亲身观察过……所以我现在专记山东一部分的社会的一部分——农民社会——所说是我直接得到的知识”他在文章中对鲁西一带农民的生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如他对农民一天的生活记述说：

    一个农夫在农作时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时起来，整备好用畜和用具，赶紧吃了早饭（或不吃，待人送），赶到地上，工作到午；家里的人把午饭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时，忙时乃至六七时；回家，吃晚饭，趁空磨面、碾米；八九时就寝；但夜间以须饲牲畜之故，起来三四次。在收获时，有时须借月光在田中或场上劳动，必在地头上睡觉，所以劳动的时间竟达二十余小时。若当恰恰成熟时，怕被人偷或天气改变，便彻夜不眠。一个农妇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时起来，煮饭，饭后洗濯器具。午间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时又是一遍。有小儿女的，自然要伺应他；不过除吃好奶时，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时放在沙土布袋里。到四五岁时，就全不管了；七八岁时，便要帮大人工作了。农妇管田地以外的一切农家事务，除造自己的衣食之外，还有晒菜、磨面、喂猪等等职务。纺线、织粗布、缫丝、编帽辫，都是整日彻夜的工作。

    农民除春节能休息几天外，一年到头如此，一生如此，并且永远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养成了农民的愚昧、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傅斯年幼年时对农民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为他日后提倡社会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平等的思想渊源。

    国学奠基

    胡适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议论人思想能力形成的原因。他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胡适在这里强调的是人一生的思想、知识和能力是在少年时期奠基，外来的影响除学校外，主要是家庭和社会。考察傅斯年一生所受的教育和人格锻炼，主要分两个时期，即以13岁为界，13岁以前生活在家乡，主要是学习以五经四书为主的传统文化知识，其人格培养与锻炼主要是家庭和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私塾与学堂

    傅斯年幼年是在家庭完全衰败又屡遭变故中度过的。尤其是9岁时父亲去世，一家老弱失去了唯一的壮年亲人，也断绝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其生活更加窘迫。这种变故对傅斯年心理上有影响，但对其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显著，经济生活方面的重荷都由祖父和母亲苦苦支撑，他本人仍在亲人和塾师的督责下，一天到晚苦读诗书，死背儒家经传典籍。这个时期奠定了他少年时期传统国学的功底，以致他成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对古代典籍的熟悉几乎使所有学生和同事惊羡不已。

    傅斯年的少年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时期，这种变化影响了他的生活环境和人生趋向。

    1901年，在戊戌变法的热浪中，清光绪帝下诏改科举、废八股。9月，清政府又下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实行新式教育，这在当时无疑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然而此举在偏僻落后地区很难立刻发生影响。聊城虽是东昌府治，诏令初下时，城内的府学、私塾中的生徒们，依然在那里读经书，学作八股文，整天“子曰”、“诗云”地背诵儒家经典。傅斯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熟读了十三经，奠定了其传统国学的基础。建立新学堂、废除科举制在当时是时代潮流，如春风总有一天要吹遍大地，东昌府和聊城县势必受其影响。不久，原启文书院便改为府立中学堂，摄西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原来的考院改为初级师范小学堂。1905年春，傅淦顺应时代风尚，把傅斯年送入东昌府立高等小学堂读书。当时的小学堂虽设算术、地理等新课程，但未完全摆脱传统，照常要读经传、诸子之书。傅斯年曾追忆说：“清未改革教育……当时竟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即便如此，傅淦仍担心傅斯年入“洋学堂”学不到真学问，继续坚持在课余时间督导傅斯年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当时学堂学习的内容，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上者剽窃乾嘉，下者死守高头讲章，一如八股时，那时学堂读经的笑话真正成千成万。少年学生上此课时，如做梦一般。”

    由是观之，傅斯年虽然读了几年高等小学堂，但所学的内容并没有摆脱传统国学的窠臼，只是接受了很少一点近代科学知识而已。

    就目前所得资料来看，傅斯年从5岁入私塾，到他13岁离开聊城，这8年间，不论是在私塾还是在府立高等小学堂，他始终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学习成绩却总是最好。传统的说法总归结为他天生异质，禀赋聪慧，实际并非完全如此，更重要的原因还有两个：

    其一，勤奋好学。他能集中精力于学业之中，对其所学，必求正解，自幼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平时读书，凡遇到不识的字，不懂的词，难解的句子，总是要问个明白，有时教师不在身边，他便记下来，有机会时请教教师或祖父。遇到问题，若身边无纸，年幼的他便信手写在手上、臂上乃至大腿、肚皮上，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记笔记”的习惯，因此，他的衣服往往被弄得墨迹斑斑，母亲为他洗衣时，颇费气力。这是其母晚年常向人们说起的趣事，傅斯年学习的刻苦认真从中可略见一斑。

    其二，良好的学习环境。傅斯年家庭虽然完全破落，生活困难，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宁肯自己艰辛操持，也不把生活的重荷让孩子承担，只希望他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所以家虽贫寒，其学却无太大经济压力。在学习上，其祖父督导，严而不苛，诲而不倦。上学之余他可以在深宅大院里安静地读书、习字。这种良好的环境是他学好课业的必要条件。

    傅斯年在塾馆与高级小学堂学习时，由于勤奋，每一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深为同学敬佩。他塾馆时的同学朱笠升，在同学中年龄最长，同学们都称他为大学长，他与傅斯年关系亲密，由于功课不如傅斯年，经常向傅斯年讨教。傅斯年与他开玩笑，戏称朱笠升为“大徒弟”。

    傅斯年国学功底深厚，知识面宽博，善于属文，其作文为其他同学所不及。每次作文，先生出题之后，傅斯年略作思索，便奋笔疾书，常常一挥而就，却可得到先生的赞许。而其他同学看到题目后往往趴在书桌上苦思冥想，半天写不出几句话来，于是有些富家子弟便想投机“作弊”，他们求傅斯年代其作文，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买一个烧饼作为报酬。傅斯年自幼仗义，乐于助人，有时又碍于情面不好推却，写篇作文对他来说也不算难事，所以不管给不给烧饼，他一律慨然应诺。有时，他竟能在完成自己的作文之后，再为两位同学写出内容不相重复的作文。这种儿童把戏，自然难逃教师的慧眼。后来，每发现傅斯年代写文章并了解真相后，教师评讲作文前常戏问傅斯年：傅老大，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傅斯年不好意思回答，只好投以幽默的一笑。老师自然只是开导，并不严厉处置。傅斯年在聊城度过了儿童时代，这个时代对傅斯年个人而论，是颇为特殊的，其特殊性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就大环境而论，他童年生活的聊城正处于变革的转折时期。首先，聊城地区的经济发展日趋停滞，原来运河航运发达，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而此时由于黄河改道，大运河河道堵塞，再加上海运兴盛，其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地位消失，于是，聊城的农业又回复到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期，农民生活更为贫困。但原来经济发展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部分地保留下来，仍然影响着社会。这在当时有明显表现。傅斯年后来对此也有所认识，他说：“山东西部在当年并不是不济的地方。有一条运河和南北大道，所以当地是很富庶的。也就是因为当地富庶，一般工人和农民都不肯迁地求事业，远不如东部的人的精神（当时，山东东部的生计艰苦）。譬如就聊城县一地而论，聊城在当地是山东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济宁、聊城、临清，商务在济南之上），又是山东西部直隶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点’，于是地方上颇少刚气，而多怠性。……现在经济上状况一落千丈了，只有当时造成的恶根性存在着，妨害生活的发展。八股文化也无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旧精神妨害新文化的进来”。由于形成八股文化中心点，使这个地区的士人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和八股文的写作，希望靠此途径获取功名，混上一官半职。因此上学就是习举子之业。傅斯年就在这种文化气氛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这种大的文化环境，使他在童年时期系统地受到儒家文化的濡染，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复杂影响，其正面影响是得以奠定深厚的国学基础；其负面影响是，使他在儿童时期没有机会接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制约了他知识结构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心理健康发展。正如他所说：“我小时，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这说明童年枯燥无味地死记硬背儒经，严重妨害了他的成长。他成年后坚决反对让中小学生读经与此经历颇有关系。又由于童年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所以他后来强烈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反对贫富不均。

    就小环境而论，傅斯年生活在破落的书香世家，这种家庭环境对他一生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的家庭是个比较典型的书香世家，所谓书香世家一般说来有两层含义：一是重视文化的传承，即世代重视对子弟的文化教育。从傅斯年很小开始，其父祖就教他识字、读书，尤其是他的祖父，以向孙子传授文化为自己最大责任，一刻也没有放松，这对傅斯年文化知识的学习具有重要影响。二是重视品德教育。旧时的书香世家几乎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有所成就，建功立业，对自己子弟的教育都具有如何对待社会、人生的内容。傅斯年受的家庭品德教育，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儒家教育，要求其忠孝节义、建功立业、忠君爱国等，这对傅斯年思想的形成和一生的节操有着深刻的影响。

    其二，傅斯年出生时，他的家庭已经完全破落，尽管其父祖都曾取得功名，还属于士大夫阶层，但经济上已到了求温饱而不可得的窘困境地。这使傅斯年不仅没有染上传统纨绔子弟的作风，反而备尝贫困子弟的辛酸，在幼小心灵里奠定了人生维艰的意识。他曾不止一次叙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如：“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活的艰苦。”他一生痛恨贪官污吏，抨击奢侈腐败现象，常怀忧国忧民之心，他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意识与他早年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更为突出的一点，是他一生对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有着深切的同情心，任教职数十年，一贯提倡教育平等，设立奖学金，千方百计为贫穷的学生争取救济，以使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学习机会，这种思想观点形成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他本人早年贫困生活的境遇。

    （二）天津求学

    1908年冬天，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傅斯年有机会到天津求学，实现了他人生的一次转折。这次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学业与人生发展的方向。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字佰隽，号晓麓，生于1866年。自幼勤学好问，攻举子之业，性仁厚，有文名。光绪甲午（1894）年乡试中举。因家庭经济窘迫，为全家生活计，谋职养家，没有入仕，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靠其束脩维持家计。傅旭安既为人师，不仅知识渊博，对学生教诲有方，而且尤能极力扶掖生活贫苦的学生，使其不因家贫而辍学，因此得到学生们的普遍尊敬，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但不幸的是，傅旭安中年病殁，1904年死于任所，是年傅斯年仅9岁，其弟傅斯岩仅出生7个月。可以说傅斯年父亲对其一生影响甚微。可是，傅斯年父亲生前结成的一段特殊的师生因缘，却对傅斯年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以前，有一次在聊城街上闲逛，步入一家商店，此店顾客不多，冷冷清清，一位青年学徒正在那里专心读书。傅旭安上前一看，此人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便与之闲聊了一会，知其姓侯，名延塽，字雪舫，是东平县大羊村人，因家境贫寒，奉后母之命来聊城这家商店当学徒。他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刻苦自学，学问已有一定功底。交谈之后，傅旭安对侯延塽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矢志苦学的精神颇为感佩，从此二人开始来往。1899年，傅旭安出任龙山书院山长时，便让侯延塽辞去商店差使，随自己到龙山书院读书，一切费用自己代为解决。侯延塽意外得到这样一个读书的机会，自然更加刻苦自励。苦读了3年，参加光绪壬寅年乡试，得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又中进士；经过朝考，被清廷授予刑部主事。侯延塽本是重情义之人，对恩师的提携诱掖之恩更是铭记在心。他第一次回乡省亲，专去龙山书院拜望恩师，才得知傅旭安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他又奔赴聊城看望师母，并亲到恩师墓前祭拜。他在傅旭安墓前自誓，以培养恩师的两位公子为己任，决心把斯年、斯岩兄弟二人培养成才，以报恩师当年知遇之情。

    侯延塽比傅斯年大25岁，视傅斯年为子弟。在与傅斯年交谈中，侯延塽发现傅斯年不仅天资甚高，记忆力强，而且已经读了许多书，国学已有了功底，是一个可堪造就的少年。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学兴起，并且代表着时代的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方向。伴随着近代交通业的发展，运河逐渐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聊城也随之走完了辉煌的历程，与外界接触的中断使聊城逐渐落伍。傅斯年如长期呆在家乡，接触不到新事物，学不到新知识，便有可能耽误学业，影响前程。于是侯延塽产生了带傅斯年去大城市读书的念头。

    不久，他返京路过天津，同几位朋友——天津《大公报》的经理英敛之、傅淦的学生孔繁淦等人，谈到傅斯年的情况，并把傅斯年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让几位朋友传阅。大家都很赏识傅斯年的才华，力劝侯延塽把这孩子带到天津来，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并愿意提供方便。于是，侯延塽又马不停蹄地从天津返回聊城，向傅斯年的祖父和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和几位朋友的意见。傅淦等人经过考虑和商议，同意了侯延塽的意见。能够接触到外面的大世界、新知识，不再僻处一隅，坐井观天，对求知欲极强的傅斯年来说，自是兴奋异常。

    1908年冬，少年傅斯年离别了养育自己13年的故乡，在寒风料峭中踏上了求学的征途。当时，东昌府境内尚无公路，也没有汽车，一辆榆木和枣木制成的独轮车上，一侧坐着傅斯年，一侧装着行李，由车夫推着，“吱吱呀呀”地来到禹城，由这里转乘火车抵达天津。到达天津后，傅斯年暂时住在英敛之家里，生活费用则由侯延塽负担，不足时，其父生前好友吴树堂接济。1909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后，便搬到学校住宿，开始了真正的独立生活。

    傅斯年在天津四年半的求学时间里，第一次系统的接受了近代新式中等教育。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一切都使他这个从鲁西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少年扩展了知识视野，为后来的深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节假日，傅斯年经常到英敛之家做客。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早年加入天主教，长期与洋人、传教士接触，思想比较开明，与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维新派人物，如严复、张謇、梁启超等过从甚密，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1902年6月，创办《大公报》并任经理，渐入社会上流。英敛之非常喜欢傅斯年，不只是佩服他只身赴津、千里求学的精神和勇气，更在于他对问题的洞察力。每次见面，14岁的傅斯年像个小大人似的和英敛之谈论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英敛之敏感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孩子非同一般，见解精辟，眼光独到，看问题深刻而老成。同许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师长们一样，英敛之对傅斯年寄予了极大的厚望。英敛之的夫人爱新觉罗·淑仲出身皇族，为人随和，毫无贵妇人的架子，也非常喜欢傅斯年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她和丈夫一样，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给傅斯年讲天主教义，星期天带着他到教堂做礼拜。在英夫人的影响下，傅斯年一生虽未入教，但对教会人士印象不坏，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帮助，这与他早年结识教会人士有直接的影响。

    傅斯年在天津读书期间受英敛之夫妇影响是短暂的，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侯延塽。侯延塽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傅斯年，而且在政治、教育等多方面一直关心着傅斯年。侯延塽虽然是清末进士和官僚，但其思想并不保守。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思想，不断追求进步，曾积极参加维新改良运动。1912年1月，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出任哈尔滨中国银行行长兼海关总督。他对国家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向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傅斯年在天津求学期间，侯延塽经常写信给傅斯年，有机会路过天津一定停留，开导和劝诱傅斯年，教诲傅斯年要多学新知识，关心国家和社会。傅斯年对侯延塽经济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关心终生感念不已，他成年后曾对人感慨万端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的确，侯延塽在傅斯年人生攀登的道路上为之构架了一个阶梯，使之在天津得以系统地接受新式教育，所学课程基本是科学基础知识，特别是能有机会阅读在家乡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和报纸杂志，这大大开拓了其知识视野，为其进一步求学深造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追述侯延塽对傅斯年一生为人与处世的影响，远不止将其带出聊城，为其接受新知识、开拓新视野创造了条件。侯延塽辛亥革命以后回山东工作，长期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副议长，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人诚挚侠义，他对傅斯年兄弟一直视为子侄和学生，傅斯年兄弟则“以父执事之”。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出国留学直至回国工作，侯延塽与傅斯年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或以书信或当面进行训示和教诲。傅斯年留学期间致信何思源、罗家伦时曾说：“连接家信及雪舫先生信，大加责言。”说明他与侯延塽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傅斯年的同学、同事毛子水在为傅斯年写传时也特别指出：“傅先生幼时文史的根柢，除他的祖父外，受到侯先生培养的益处很多。就是他生平乐于帮助故人的子弟，恐怕侯先生的榜样亦不会没有几分影响的。”傅斯年的品格和作风，应该说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侯延塽的影响。傅斯年对侯延塽也始终以父执事之。侯延塽晚年定居济南从事公共慈善事业，傅斯年经常前去探望。抗日战争期间，侯延塽因老病留在济南，傅斯年寄钱接济，奉养终老。侯延塽与傅斯年父子两代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仁义道德文化培育的典型范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北京大学高材生

    1913年夏天，傅斯年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又升入本科国文门，直到1919年毕业，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高学府中整整学习了6年。如果说，他在家乡8年、天津3年多的学习，奠定了国学与新学的基础，那么，在北大6年的学习则使其国学新学并获长足的进步，且在他身上两种学问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使他基本完成了两大转变：由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转变为新文化的开拓者，由传统价值观念的卫道士转变为科学、民主、自由的积极鼓吹者。他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改革都有了深刻认识，也初步树立了为科学、教育而献身的思想。所以，无论从政治思想上、还是从学术和教育思想上研究傅斯年，都不能忽视他在北京大学六年所受到的陶冶及其引起的思想变化。

    傅斯年入学时，北京大学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三个层次。预科学制3年，分甲乙两部，甲部侧重于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乙部侧重于文史等社会科学。傅斯年家学渊源，文史功底深厚，又对文史有浓厚的兴趣，便欣然选择了乙部。与傅斯年同时入预科乙部学习，后来成名的学者有袁同礼、毛子水、周炳琳、沈雁冰(茅盾)、顾颉刚等人。

    北京大学预科与本科当时在课程设置上并不衔接，有相对独立性，预科的前身是“同文馆”和“译学馆”，特别重视外语，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外文原著、能听外语讲课。傅斯年尽管在天津读书时已经开始学外语，但要在短期内精通，能直接阅读外文原著，仍有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其他的功课，这使傅斯年必须努力学习，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再者，傅斯年家庭贫穷，靠别人的帮助才有了求学的机会，这些都转变成了傅斯年刻苦学习、努力上进的动力。不仅官僚子弟的纨绔习气与他无缘，就是一般学生的消极颓废、混文凭的思想，傅斯年也丝毫没有沾染。相反，北大丰富的图书资料、相对优良的学习条件刺激着傅斯年努力拼搏，他如鱼儿入大海，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的游弋。这个时期的他生活条件较差，学习繁重，身体素质弱，经常生病，但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又特别勤奋，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名列前茅。

    傅斯年在预科期间，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积极参加班级的各种活动。1914年，他与同学沈沅等人发起成立了“文学会”，创办了名曰《劝学》的杂志，其宗旨主要是研究修辞属文，提高文学素养。后来，又在文学会的基础上扩大为“雄辩会”，由提高修辞属文的文学素养，进而提高思辨力，规定“雄辩会”的宗旨为修缮辞令，发展思想，提高思辨力，锻炼演讲才能。雄辩会分国文、英文二部，每部又分演讲、著述二科，傅斯年被推举为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他积极参与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组织和演讲能力，经过这个时期的锻炼，他的办事能力有所提高。

    1916年暑假，傅斯年预科毕业，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傅斯年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出于他对传统国学的热爱，想以此为自己的托身之所，毕生努力探索研究。这个时期，北大文科章太炎学派力量颇盛。傅斯年的同学毛子水记述说：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傅斯年升本科初期，努力攻读古文经学，尤其深入学习章太炎的著作，他的另一位同班同学伍淑的记述可见一斑：“我认识孟真，是在民国五年下半年，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退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他，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伍淑所提到的《检论》，是章太炎当时刚出版的一部力作。1914年，章太炎在北京禁所因“感事既多”，遂取其早年的代表作《訄书》加以增删，更名为《检论》，全书共9卷，1915年出版。傅斯年购得此书，随时带在身边阅读，上历史课他不感兴趣，便埋头读他的《检论》，因而引起历史任课教师的注意。由伍淑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傅斯年对《检论》一书读得特别认真，重点地方用红笔标出。自己有心得体会便用红笔批点，可见傅斯年对章太炎学说的重视。

    傅斯年少年时期对儒家经典已经熟悉，许多经典章节已能背诵，在大学预科又对儒家经典及其注解进行系统学习，升入本科后像章太炎的《检论》这类专著都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所以他对传统经学的研习已经有相当深的造诣。他的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在北大读书时(傅斯年)是全校闻名的高才生，得到校长蔡元培的器重和全校师生的赞扬。其间，据我了解他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全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来的问题，老师答不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有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样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傅斯年知识的广博和求甚解的学风。以傅斯年同学好友罗家伦的记述为证：“就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是要举发这些错误，学生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这是由学生们自己发觉的，并且似乎要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诘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那时候同学们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担负这个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的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傅斯年能在一夜之间看一份讲义全稿，从中摘出三十多处错误，说明他对原文十分熟悉，几乎到了全部背诵的程度，对古文献如此精通，不仅一般学生做不到，就是专门学者又有几人达到如此水平。

    当时北京大学传统国学章太炎学派势力强大。傅斯年深厚的国学功底，尤其对章氏之学的信从，引起一些太炎弟子的看重，刘师培、黄侃等人都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希望傅斯年能够继承仪征学统和章太炎学说，成为他们的衣钵传人，使当时的古文经学后继有人，并将其发扬光大。傅斯年初期亦想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入本科不久，便成为黄侃的得意门生，据记载，傅斯年当时常穿大袍褂，拿大葵扇，俨然一个地道的儒生。

    正当傅斯年潜心国学的时候，一场震荡中国思想界、教育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了。这场运动虽滥觞于上海，但由于北京大学的改革适逢其时，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重镇。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出版了《青年》杂志，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鼓吹新思想，主张文学革命。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在创刊号宣称：“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1916年9月，陈独秀应读者之望，将《青年》更名为《新青年》，其影响日益扩大。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唤醒了潜心于国学的傅斯年。

    蔡元培是现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民国初年，曾任教育总长，对全国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因袁世凯实行专制，妄图复辟帝制，蔡元培愤而辞职，在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校长时有着明确的思想，他说：“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也就是说，教育救国，即通过改革教育，培养人才，以达到救国的目的。因此他上任之初，就决心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整顿，把当时暮气沉沉的旧式大学办成新式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为国家培养医国救民、改革社会的有用人才，改变过去北大学生视就学为做官的传统意识。蔡元培到校的第一次演说，就开宗明义地阐明自己的办学宗旨，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指明了北大以后改革的目标。

    为了贯彻新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尤其是致力于引进新人和培养学风，积极引用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北大任教，培养学术研究气氛。为打破学校暮气沉沉的学风和师生浓厚的封建意识，制造学校新风，培养学生的新思想，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他对广大师生强调：“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为了打破北京大学旧有沉重的暮气，他积极罗致具有新思想的人才。到校不到十天，他便聘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并把当时开一代新风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京大学，又聘请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历史学教授。还聘请鲁迅兄弟、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等到北大任教，同时又罗致了一批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新型学者，如胡适、李四光等充实北大教师队伍。一时之间，北京大学成为新式人才的汇聚之地。为了树立学术研究的风气，蔡元培也注意罗致和保留了一些有一技之长或学有根底的传统学者，著名的经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朱希祖等继续留在北大任教，研究和传授以经学为主的传统国学。这样，新旧学者汇集北大，迅速开创了北京大学互相激荡、共同发展的一代学风。

    蔡元培不仅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整顿，开创了北大新学风，使学生学习有了适宜环境，而且注意训诲和奖掖学生，培养学生努力学习、独立思考的学习态度。傅斯年在学生中出类拔萃，更是很早就受到蔡元培的赏识和器重。1918年8月，傅斯年上书蔡元培，对当时大学分科提出了不同意见。

    题目是《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认为：“哲学不应隶属文科，而应隶属于理科，其根据是哲学与自然科学联系更为密切。”他论述说：“中国人之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美国研治科学，得博士位者，号‘哲学博士’。英国牛津诸大学，研治哲学得博士位者，号‘科学博士’。于是可知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长，而与文学之关系薄也。”蔡元培接到傅斯年的上书，认真进行了考虑，专门加以按语，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蔡元培在按语中说：“案傅君以哲学门隶属文科为不当，诚然。”但蔡元培自己认为哲学隶属理科也不合适，其结论是“似皆不如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从此以后，傅斯年就与蔡元培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受到蔡元培的关怀和帮助。在这期间，蔡元培曾亲自题写条幅给傅斯年，内容是：“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意境深远，希望殷切，勉励之情，尽在其中。

    蔡元培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傅斯年自从在北京大学与蔡元培结成师生关系，“受师训备僚属有二十五年之久”，深受蔡元培的培养和奖掖，对蔡元培推崇备至，其献身学术、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都与蔡元培的影响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在北京大学期间，影响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向新文化阵营转向的直接导师是胡适。傅斯年与胡适一生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但傅斯年对胡适终生执弟子礼。胡适生于1891年，长傅斯年5岁，早年也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主要学习哲学，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其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可以说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最早的学者之一。1917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在讲授方法和内容上颇为特别。传统的讲授方法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胡适打破了这一传统，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其思想观点也颇有新意。他的讲授方法颇使哲学系的学生震动，对这种讲授方法评价不一。有的学生认为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远不如当时的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的学生认为胡适读的书虽不如陈汉章多，但在史料的裁断上却可自立。与傅斯年同一宿舍的顾颉刚素来佩服傅斯年的见识与学问，极力鼓动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对胡适的讲课作一评价，看是不是应该把胡适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以后，颇感满意，他告诉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竟一言九鼎，平息了一场将起的风波，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从此开始，胡适与傅斯年开始交往，交往中，胡适对傅斯年的学识很是佩服。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初进北大教学，加倍用功，因为发现学生中有的学问比他好，这就是指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后，思想受到震动，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当时胡适仅26岁，家眷又不在北京，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顾颉刚曾回忆说：“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除受胡适影响以外，通过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批判传统学风，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同时，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北大预科重视外语，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从中汲取新知识。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社会，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阵营，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和组织才能，他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起初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又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以《新潮》为阵地，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文章。《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

    五四运动的旗手

    （一）五四运动与社会批判

    1918年秋天，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于是约集了二十多位同学，创立了新潮社。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等人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决定创办刊物，名称叫《新潮》，傅斯年任主任编辑。他们的设想得到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师长的支持。陈独秀表示经济方面由学校负担，蔡元培校长批准每月从北京大学的经费中拨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李大钊当时兼任图书馆长，从图书馆腾出一间房子作为编辑办公室。李辛白帮助他们把印刷及发行等有关事宜办妥，胡适答应做顾问。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公布了新潮社21名成员名单及组织章程，宣告该社正式成立，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正式面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傅斯年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学业方面，实现了从传统儒学向新文化学术的转变；二是由沉浸于学术向关注社会的转变。这两方面的转变可从他研究的内容中寻到蛛丝马迹。在《新潮》杂志创办以前，他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的文章都是学术文化方面的，自《新潮》杂志创刊，他发表的文章则主要是社会关注和研究方面的，这种转变对他日后社会生活影响甚为深远。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其中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个责任，这四个责任主要是从学术文化入手，影响和改造社会。

    傅斯年在阐释《新潮》的宗旨时明确指出：“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傅斯年在宗旨中表达了自己的志愿，即以大学为策源地介绍、宣传世界先进文化，用十年的时间，转移人心和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他紧接着阐述了《新潮》杂志的四种社会责任，其中三种责任是强调用健康、先进的思想文化影响社会，提高民众的素质，探索社会“因革之方”，进行社会改革。他在叙述第二种责任时说：“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傅斯年认为：民众的素质低，不能构成健康的社会，也无法负社会责任和义务，行使社会权力，故而将研究社会状况，寻求“因革之方”作为《新潮》杂志的一种责任。

    同时，傅斯年还认为，青年学生应能表率社会，负起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他在阐述其杂志第三种责任时，首先谈到当时社会状态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而民德堕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对于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认为，应该培养和表彰特立独行之士，以为社会表率。他举中外之例表述说：“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傅斯年此处特别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特立独行之士，抑恶扬善，表率社会，转移社会，他也常以特立独行之士激励自己。以后的许多时候，他不畏权势抨击社会弊端，其行为都可从他的这种理念中去认识。

    傅斯年在《旨趣书》中还主张，要通过学术的研究和批判，杜绝社会与学术界谬种流传。他论述说：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傅斯年想在《新潮》杂志开设“出版界”和“故书新评”两个栏目，通过讨论和评价以往书籍、介绍读书方法来批判传统学术弊端，引导青年学生与传统学术断绝关系，走上新学术之路。应该说，这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是困难的，他认识到了这种困难，所以他定了以十年为期，走一个渐变的路子，逐步收到效果。“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傅斯年的《旨趣书》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明确阐述了杂志的目标、所要承担的责任。事实上，《新潮》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其影响确实超过了同时的一般刊物，发行第一期就复印三版，发行量在一万三千份，以后一直在一万五千份左右。

    《新潮》与《新青年》有许多相同点，它们不局限于思想文化范围，主体是关注社会，研究和讨论“社会因革之方”。傅斯年在《旨趣书》中已经阐述的相当明确，罗家伦后来进一步总结说：“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意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自决。”罗家伦和傅斯年都强调了《新潮》杂志对人和社会的关注与研究。如果系统研究傅斯年这个时期所发文章研究的重点，更能发现这个问题。

    傅斯年在《新潮》发表的文章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前五期他发表关于人与社会方面的文章最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约35篇，其中约12篇是论述人与社会方面的文章，可以看作傅斯年早期社会政治思想的系统阐述。这里分两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1）关于人性与人生观的论述。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中系统论述了人性与人生观问题。人是社会的细胞，是研究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基础，所以讨论人性、人生观是讨论社会诸种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傅斯年在文章的开始就强调：“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如果“不曾解决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傅斯年在系统论述此问题以前，将中外古今关于人生观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介绍。西方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哲学界、生物学界和社会学界。具体说来，达尔文、斯宾塞、孔德、哲(詹)姆士、尼采等人曾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人生观进行阐述，最后形成生物学派和实际主义学派两大流派。两派的主要区别是：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至于具体的观念都比较抽象，难于一一分析，亦不是此文研究的重点，故略而不论。

    中国历史上对人生观的认识主要分为三派：其一，达生观，以古代的庄周为代表。达生观的主要观念“齐生死，同去就”，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结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没有性质的差别，尧、舜与桀、纣同样“死则腐骨”，没有区别。这种人生观念，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傅斯年对这种人生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人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也是最要紧最关键的是专制政治的影响，中国政治永远是昏乱的。在昏乱政治之下，没有人生的乐趣，也没有了人生追求，生死看得很淡，就形成了达生观。

    其二，出世观。出世观又分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中国的隐逸之士，中国传统社会许多隐士，是专制政治消灭个性的结果；后者是佛教思想。

    其三，物质主义。中国的物质主义人生观最占优势，中国历代专制政治，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功夫，影响到人生观方面，只要求物质的享受，吃好、穿好、住好，只知求快乐、纵淫欲，精神上的要求、个人修养、快乐、希望等永不会想到，坚持这种人生观的人不仅卑下不堪，有时与猪狗一类动物一样。

    其四，遗传的伦理观念。傅斯年认为：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人生观念，是传统的伦理主义，认为人是为道德而生，也就是为所谓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道德指明的只有君父，只有制定道德的圣人，而对这些君父、圣人只有无条件的依附，不许存在个人，这种道理根本不承认人生。傅斯年把这四种人生都称“左道”，原因是这些人生观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是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总之，以上所说的人生观都不是现代社会所应有的人生观。

    对于什么是现代人应有的健康的人生观，傅斯年认为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为了更确切表达这个概念的含义，他又用英文进行了表述：“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对于这种人生观念，傅斯年进行了阐释：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分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怎样能实行这种人生观念?就是努力。实际上，傅斯年是利用讨论人生观的问题，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按照他的理论，每一个人都要自由自觉地努力去做好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社会富足、发展、进步，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人与社会具有强烈的一体性关系，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

    (2) 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傅斯年在《新潮》第1～5期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是关于社会政治的文章，主要批判社会存在的问题，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1918年11月写成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充分肯定，并且对世界革命演变趋势进行了积极评价。他在文中首先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他说：“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接着傅斯年对世界革命演进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文艺复兴后，此思想之自由一现于“宗教改革”……精神上脱离宗教专制，对文化的演进做出了贡献。第二种演变是政治革命，试验者是法国，而现阶段要进行改革的是社会。傅斯年对此论述说：“凡今日之社会，本其历史上之遗传性质组织，多有不适于现在者；或仅有形式而无灵性者；或有许多罪恶凭传之而行者。推翻之另建新者，理想上所有事也。”也就是说，过去的宗教革命、政治革命都没有触及传统的社会组织、规范准则等，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社会革命取得成功，在世界的影响不可限量，所以“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德哲人尼采谓兼并一切之能力，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去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傅斯年的预言是正确的，社会革命在中国迅速兴起，荡涤传统社会的污泥浊水，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夺取了全国政权。可是傅斯年本人的社会革命思想却犹如昙花一现，不论对俄国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革命认识都到此为止，从此以后他转向要求对社会、政治进行和平改革，反对暴力和武装革命，对俄国也渐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

    研究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维护专制的基础，包括制度、规范与意识形态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到了清代后期，原有的专制制度、规范人伦的礼教，处处表现出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五四时代的新文化，主要就是针对传统中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这一方面展开批判，意在解放人心，吸收新文明，改造旧文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的关于社会批判的系列文章，主要是批判传统礼教规范的，如《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自知和终身不业》、《社会——群众》、《社会的信条》、《破坏》等。在《社会——群众》、《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治长期统治下，民众的一些劣根性。他认为，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有群众，而社会与群众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民众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群众仅是散沙一盘，乌合之众。他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傅斯年在此文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只强调了中国当时有群众无社会，整个社会是一盘散沙，这种社会状况的危害，傅斯年没有深论，应该说各阶层民众没有责任心、凝聚力，这是中国落后、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兴社会力量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领地，批判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着力较多，其中包括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规范信条等。陈独秀曾强调指出：“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傅斯年作为激进的青年代表，其批判的重点也集中于此。他在《万恶之原》中曾尖锐指斥名教，“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在《社会的信条》中对传统的信条进行了批评，他所说的信条主要是封建专制社会的规范准则和教条，信条与社会有密切关系。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中国社会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条的。”但是当时社会的信条，是历史上遗传下的，是有极大威力的，是旧道德所托命的。一般情况下，信条应根据社会状况设立，随着社会变化而演革损益，但是信条、规范又属于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主体的信条、规范对中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名义上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权，实际上不仅政权长久地被封建专制余孽所控制，以纲常名教为主的规范、信条更是制约着社会各个层次。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都注意了传统的规范、信条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傅斯年对此论述说：“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若是遗传的信条，经过若干年，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人生观念不同了，我们反来遵守历史上的信条，岂不同信仰死灵魂，崇拜泥菩萨一样?可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他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傅斯年对传统社会各个领域的批判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意识。从批判的内容和态度来看，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的认识、对批判对象的了解都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且有较强的感情色彩。这说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

    （二）发展自己与改造社会

    正当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积极撰写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宣扬新文化，抨击旧传统旧道德，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攻击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由此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把埋头写文章、编稿子的傅斯年拉到社会，由文化批判转变到社会批判方面。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分赃会议，中国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收回德国在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可是，各帝国主义无视中国的要求，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中国的代表竟然同意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把此消息告诉了蔡元培。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西斋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牺牲中国权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同学们听了蔡元培的讲话，都非常激动。傅斯年本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是山东籍的学生，想到自己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更有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激愤。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并邀请了北京各校代表参加，讨论了当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议推举20名代表负责学生的组织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学中间素有威望，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

    5月4日，学生高举“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标语在校园集结，傅斯年扛着大旗率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然后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准备向各国使馆抗议示威。走到东交民巷，受到外国军警的阻拦，学生推举代表向各国使馆递交了说帖，这时有学生提出：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傅斯年又率学生经御河桥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意见不一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二人互殴，胡霹雳动手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傅斯年作为具有新思想的学生领袖，虽因个人意气不再直接参与，但他的思想和注意力不可能离开这一震撼人心的爱国运动，只是从台前转向了幕后，一方面为其他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等人出谋划策，一方面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

    “五四”运动由学生发起，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农群众成为运动的主力，广大工农民众的积极参与，使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运动的发展过程给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单是青年学生基于爱国热情从事爱国运动，力量是弱小的，无力与反动势力相对抗，最深厚的原动力在广大民众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民众，震动了社会，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运动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的觉醒、社会的进步。运动过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国民的觉醒；（二）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三）青年人个性解放的发露；（四）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如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仅三个星期之后，就撰写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在文章里，不但最早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内涵丰富而又意义明确的概念，而且分析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学生是运动的先驱，是最先觉悟，最早奋起的力量。他们无所倚傍，赤手空拳，为国家，为民族的命运奋斗。这显然是极可贵的牺牲精神。所谓社会制裁，是指社会运动起来，对政府发生监督制约的作用，迫使他们不能不有所改变。至于民众自决的精神，则是指一向被内外反动势力压得奄奄无生气的民众，起来向外交使团，向外部世界宣告自己的主张，向国内的统治当局抗争。对外、对内喊出民众的声音，表现出一种民众自决的精神。由这三种精神作原动力，一则促进了改革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则催生了许多社会的组织；三则提升了民众的势力。罗家伦的论述侧重于五四运动对社会的影响，着重指出了五四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傅斯年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开始，不再投身运动的领导与指挥，而是退居第二线，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处于对运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的状态。运动结束不久，他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不用为生活、工作奔波，使他更有时间考察社会状态，反思和总结五四运动经验教训，评价其功过是非，探索以后青年的努力方向。他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这些问题，并系统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国狗和中国人》、《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旅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在美国公使芮恩施送别会上的谈话》及一些个人书信等，这些文字集中反映了傅斯年的社会思想。现简要分述如下：

    （1） 五四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机，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趋向。1919年8月26日，傅斯年给他北京大学时同窗好友，当时在清华学校任教的袁同礼写信，在信中表述了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认识。他说：“自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动机大见发露，顿使人勇气十倍。”几天以后，傅斯年撰写了《〈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在文中再次叙述了五四运动的社会影响：“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傅斯年经过观察和总结，认识到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社会出现许多好的现象，好的兆头，但他没有陶醉于社会“新动机大见发露”的萌芽阶段，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清末以来，中国有过几次“新动机发露”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社会的条件不具备，“都是结个不熟的果子，便落了”，他提醒人们，要总结历史教训，“厚蓄实力，不轻发泄”，做持久的努力，做长期的积累，使新动机引发出来的社会新因素，从容生长、发达、最后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他所期待的成熟果子，是社会的变革取得成功，中国随着世界进步的潮流，由一个老旧的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这中间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他最担心重复以往的轨辙，运动很快地兴起，很快地进入高潮，又很快地衰息。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老毛病，有很深刻的反省。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一个月，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指出：“凡是一种新主义、新事业，在西洋人手里，胜利未必很快，成功却不是糊里糊涂。一到中国人手里，总是登时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因为中国人遗传性上有问题”，“因为中国人都以‘识时务’为应世上策”。凡事只得皮毛，便求速成。应当说，这是相当深刻的针砭。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四个月之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又说道：“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一个身处五四运动高潮中的青年，能有这样深沉的反省思考，可谓极属难得。他在出国七个月后写给胡适的信里仍强烈表示出循循遵此反省的精神。他告诉胡适，自己决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培植根底，要认真读书研究，不轻做文章。他对留学界“求速效，急名利，忽忘学业”的情形非常不满。他表示，希望胡适警惕成名所带来的危险，“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傅氏担心五四运动会重蹈旧辙，不待结出成熟的果子，就滑落下去，这是很有理由的。不能否认，过去几十年，的确有许多次机运就这样丧失掉了。而在五四运动时期，也确曾浮现出某些旧病复发的征兆，出现一些值得担心的负面现象。

    当年，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人，或被公认为青年导师的人，或与傅斯年经历差不多的一些人，或关心新文化运动前途命运的人，都曾指出同类现象，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当时在思想上对傅斯年影响最大的胡适，于傅斯年写信给袁同礼的一个多月前，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就是由于看到人们太迷醉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甚至仅仅是口号，而不肯脚踏实地地研究问题。对于青年学生，他更是敦劝他们不要浮躁，不要动辄罢课，而要自觉地在学校生活、团体生活中训练自己。

    傅斯年在注意到社会发展新趋向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种种不健康、消极的因素和趋向，并为消除和解决不健康的因素进行了积极探索。

    （2） 树立社会成员的责任心。傅斯年在五四运动前进行社会批判时曾不止一次批评中国的现状是只有群众没有社会，而群众是一盘散沙，社会成员对社会没有责任心。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青年学生开其端，社会各阶层民众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自尊而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民众的爱国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心。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曾论述他对民众的认识过程，实际上也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后对社会变化深入考察后自己的感受。中国民众过去由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纯粹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只有义务，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慢慢丧失了社会责任心。他论述说：“我认为中国人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中国人所以到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人民群众无权监督政权、参与政治，专制统治者为所欲为，造成了经常性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

    傅斯年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总结说：“中国的政治，不仅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认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但是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民众积极参与运动，取得了运动的胜利。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思想有了很大改变，认识到：如果给予教育和启发，民众会迅速觉悟起来，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力。他对此进行论述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而这种民众的觉悟和清醒，是社会进步的先声，因为民众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傅斯年通过五四运动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进一步论述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直接的意义是促进了民众的觉悟，开始了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这是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第一步。

    时隔不久，傅斯年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认识。1919年9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任满回国。他在职期间，对中国人民持友好和同情态度，积极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中国各界的尊重。离任回国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举行欢送会表示尊敬，芮恩施谢绝此举，为表谢意，他通知北京大学校长代表蒋梦麟，愿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联络彼此间的感情。蒋梦麟约学生会代表傅斯年、张国焘(北京大学)，戴骅文(北京高师)，瞿世英、王德甫(燕京大学)五人于9月5日与芮恩施进行了会谈。9月13日，北京《申报》发表了这次会见的纪要，其中学生代表主要由傅斯年发言。芮恩施在谈到对中国学生的希望时，要求学生们与民众结合，“相互补益，图‘国民的统一’，然后国家的实力随国民的知识能力生活而上升……此后国家仰仗于学生者至多，望发愤为之”。傅斯年针对芮恩施的观点，对“五四”运动后民众的觉悟状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数月来之学生运动原为提醒国人之作用，我等深信，国家事件非学生可得一一处治者，我等并不愿一一为处治，特以各种方法唤醒国人，使其共负国民的责任心，知一切社会在一国中受同等之利害，必负同等之责任，有民族的觉悟然后收共治的效果。这就是说，只有民众的觉悟，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很明显，傅斯年的这种认识是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次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傅斯年是最早认识“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人物之一。

    （3） 以知识喻于众人，以劳力效于社会。从许多人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既是一个新思潮勃发的时期，也是一个相当浮躁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思潮都在兴起，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尤其是对青年学生影响更为强烈。许多青年学生今日信奉一种学说，明天坚持一种主义，并不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傅斯年曾对这种现象进行评论，他说：就以北京各高级学校而论，学生自动的组织，能有几个，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阴，全耗费在“胡思”、“幻想”和“谈天”、“消遣”里边。兼有顾亭林说的南北两派学者之病——“言不及义”、“无所用心。”当时的一位学生曾回忆自己的思想状况说：“我自参加‘五四运动’，一天一天的浮嚣起来，昧然以天下为己任，而把切实的基本学识弃去了。”更多有见识、思想成熟的学者开始反思，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今后发展方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这种探索的典型事例。一些思想成熟、有见识的学生也开始探求自己的努力方向。罗家伦则明确提出要努力学习专门知识，培养专门学者，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他说：“要知道现在中国没有一样学问，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位置的；无基本文化的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是不能存在的!”因此，“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他认为当时“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为改造社会，必须提高自己，掌握更多的现代文化知识。傅斯年此时已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他更希望去留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然后献身祖国，彻底改造社会。他当时下决心，至少以三年的功夫去研究作为“社会的科学根源”的心理学。同时他也希望同学和青年学生努力求学，掌握科学知识作为改造社会、报效国家的资本。傅斯年曾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对新潮社成员和广大同学提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①切实地求学，②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③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4天以后，他在与芮恩施座谈时进一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当芮恩施问及他们几位代表的志向时，傅斯年回答说：“余等所志不一，然中国今日之学生，简括言之，有一共同之目的，即以学者的态度悉心研治西洋近代的学艺，借为考究中国现日各问题之资助，求得一解决之方，而谋向上之业，又愿本自己之觉悟、知识、体力自创一种生活，以此生活为造成新社会之资。我等敢代表大多数学生一言，将来服务中，决不向不适时无生趣之旧社会投入，愿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务使中国大多数人得一新生活然后成中国民族之康宁，然后可与世界诸民族同浴于同一文化之流。”傅斯年所强调的“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是他当时的志愿，也可视为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4） 社会改造的设想。傅斯年1919年夏从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考取山东的官费留学生。这期间，傅斯年曾因生病回老家聊城疗养。他一方面等候去国外留学，一方面在养病期间进行社会调查。主要调查了鲁西一带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篇是《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两篇文章表面看来内容差别很大，仔细分析实际有承继关系，前者是基础，为后者提供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后者是对前者分析、认识后提出的思想和理念。傅斯年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是要求青年要承担社会改造的责任，并初步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念。

    傅斯年《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当时中国广大农村(以鲁西为个案)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环境。在叙述农民的思想状况时说：“农民的思想，大略可以分做两种相反的思想，一，无治的思想；二，溃决和颓废的思想。原来中国是专制久了的。专制国家的最下层社会，必在无治的状态，久了，自然陶冶成无治的思想。中国的社会向来上级和下级不接气，城镇和乡村不接气。上级的人，城镇的生活，虽然有时侵入农村，但农村终能维持他们的无治的自制。”但是这种无治的自制也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系，社会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和社会治安两方面：“一由于东洋货的侵入；二由于兵和土匪的蹂躏”，所以“社会心理的不安已经很厉害了。若不想个导引的方法，总有大溃决的一天。”这表明，傅斯年对所了解的社会问题开始思索，试图寻求总体解决的办法。

    傅斯年撰写的《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就是他对当时社会总体认识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案。文中把中国所处的时代放在世界发展历史的范围中进行探讨，然后专门对中国所处时代进行多层面的分析。他在文中首先将社会分成两种相互对立的组织结构形式：“有机体”社会与“机械”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是有机体社会。他认为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是一盘散沙，是机械性的社会。他把中国古代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西周的分封制和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相比，认为封建专制对人控制的太严酷，相对来说，不如分封制和土司制度。对此他论述说：“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著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粘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草的训练。”对于顾亭林的封建论，他表示有同感，甚至认为土司也比专制好：“土司还比专制好，土司纵不能帮助社会的滋长，也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在专制之下只有个个人，没有什么叫做 ‘公’的，所以在个人责任心之外，不负社会的责任心，原是当然。所以中国的社会大半是机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长自转自动，一切全由外力。”傅斯年也强调社会手段与政治手段的不同。他谈改造社会时，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认为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必定要走的路，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社会力量培养政治的改革。他说：“我说句鲁莽的话，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又说：“请看中国人崇拜政治的心理，可以知道他还不忘专制了。他总希望大人物出来，有所凭借而去转移社会，仿佛看得改造像运机器一般，而与培植树木发展体力的办法远。”除看清近代中国的四个阶段的发展，将以造就有机社会为最终目标，他还有一层体悟，即这四个阶段的进程不可跳跃前进，必须循序而来的，并且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如农村和城市就要区别对待。因为傅斯年对农村进行过认真考察，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生活是“两截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接触很少，没有任何正常流通的渠道。所以社会改造的方法，要求不能相同，对于农村、农民“只要帮助他们维持和发展他们固有的自治的意义，再灌上最小限度的智识，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状况为唯一目的，就够了。”所以改造社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城市社会，对城市社会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方面要使城市社会和农民生活相接触，另一方面要在大城市中将各种职业形成的各类社会互相联络起来，“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著这组织活动去”。

    另外，他提出培养“社会的了解”与“社会的责任心”。在社会的了解方面，“譬如我们知道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和压迫，根本上由于这个资本私有的制度，要是想好非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不可，并且还要知道从旧状态到新状态应该怎样办去。”至于社会责任心，他说近代中国：“睁着眼睛看人卖国乱政，涂炭地方，破坏代议制，绝了中华民族一线不断的人格，不过是长吁短叹而已，顾着身家，怕着势力，一丝也不动……袁世凯就利用这个缺点演了一出大悲剧，其结果这缺点更膨胀了，就有了现在的局面。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之内，这局面是不能常的，所以才有了五四以后的几个社会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现在这个时代的第一曙光，还不在智觉的开展，就在这个。”最终的目标是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团体是国家的”，改变成“以后要社会的”加入世界。

    除《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外，傅斯年在留学英国的途中，撰写了《欧游途中随感录》，但只完成了“(一)北京上海道中”一小节。作者特别注明是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所写，文中有“舟中写下，自然没有顾及文学的工夫”一语。这一节文字较《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一文稍晚，基本上也是反省“社会”的问题，着重强调“个人运动”在“造社会”运动中的地位。他论述说：“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他又强调：“我并不是说群众运动不好，五四以后青年对于社会责任心（Social Responsibility）何尝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但不要忘改造社会并不专靠群众运动。个人运动更是要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傅斯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李大钊所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这可从早先的《新潮》上发表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篇短文中看出，也可以从《曙光》一稿中所强调的，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压迫，根本上由于资本私有制度，并想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等话语中看出。不过，整体看来，他只捡拾一些零星观念，且这类观点在留学欧洲后便不再出现。根据傅斯年北大同学毛子水的回忆，傅氏曾“自幸”不曾参加北大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对这一句话稍作推敲，便可推断傅斯年在五四前后，曾一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所吸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曾叙述他与共产党人共事，所指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期间，而此时，他的思想处于形成阶段。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思想比较激进，向社会主义思想、革命思想靠近是正常的，也可视此为他一再声称信奉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留学欧洲

    （一）留学欧洲简况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去英国留学。傅斯年把这次到欧洲留学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就是说他把留学视为自己人生发展的新平台，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许多设想和心理上的渴望，要在留学的过程中去实现。他自己曾记述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傅斯年的这个表述看起来有些玄奥，好像不着边际。联系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脉络，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经过“五四”运动的磨炼，傅斯年已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胡适曾对《新潮》杂志评论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具体来说，他们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没有形成社会的有机体，有群众而无社会，今后主要的事业就是以各种方法唤起国人，使共负国民的责任心，从而全面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自下而上的下功夫，强调从改造个人开始，自我戒约，从自己做起，脚踏实地地磨炼自己。二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为公众的利益自由地发展个人，正如傅斯年在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送行的谈话中所说：“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为国家强盛、民族康宁而奋斗。

    ⑵ 对西方文化有了客观的认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阅读了很多西方典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评价比较客观。他曾强调：“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先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于西洋各种主义，当然要悉心辨别。一则看他对于西洋人的影响，再则看他对于中国人的情形，总以‘效果’为断……”傅斯年对西方文化崇拜，但不盲目，而是系统吸收，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扩充自己。所以，他在致俞平伯、顾颉刚等同学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愿望：“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是傅斯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他要扩充自己各科知识，同时具有用西方文化陶冶自己人格与思想的期望。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与俞平伯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第一次远离祖国，傅斯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国家的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从他登上轮船不久给《新潮》社同学的信中有所反映，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候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却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状况若此，难怪傅斯年要痛哭一场了。正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才激起了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志愿。他们的勤奋求学，提倡科学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是为改造中国现状而做的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伯平于2月底到达了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傅斯年办理了入伦敦大学的手续。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同学好友，同是新潮社成员，而今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傅斯年听说后大为着急，他甚至怀疑俞平伯得了精神病。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高度责任心，他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见了面一问，才知原因很简单：俞平伯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十分想家。这次赴英，是俞平伯第一次离家远行，生活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遇事不爱和人商量，更增长了思乡之情。同时俞平伯刚结婚，夫妻二人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骤然分离，难免相思，何况在家生活一切由妻子照顾，一旦分离，自己难于料理，所以决心回国。傅斯年多方劝慰，俞平伯终不回心转意，执意要走，傅斯年没有办法，只得听之任之，怏怏而返。

    傅斯年从马赛回到伦敦，已是3月20日，于是开始正常的学习。他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本科的课程，主要选修了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 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据他的朋友回忆，萧伯纳的剧作品，他几乎每本都读过。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之所以由英国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傅斯年到柏林大学后，仍如在英国一样，除一面听相对论，一面听比较语言学外，还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时代的责任感。傅斯年的青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推翻中国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改革中国政治，完善社会制度，把中国建成独立、富强的国家。为此他们必须吸收各国文化的精华，学习各种进步的知识，从整体上了解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同时，他们到西方后所目睹的社会现实，也促使他们深入了解各国的基本情况。他们到达的欧美各国，正好是一战后的恢复时期，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组织和领导人们采取有力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虽然各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领导国家建设、发展科学技术、重视学术研究、发展新兴学科等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这批出国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出国前了解的中国社会与此大不相同，他们所目睹的中国现实是：国家各级政权都已腐败到极点，统治者抱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僵尸不放，极力维持统治者特权，不思改革，为了维护其腐朽统治，各地军阀争取不同的帝国主义作靠山，相互厮杀，争权夺利，为建立各人的独裁统治而不择手段；各帝国主义则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国家四分五裂，濒临危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自然促使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深入思考，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以寻求医国救民的途径。正如当时人的评论：这段期间在欧陆负笈求学的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欧洲在一次大战过后的满目疮痍，以及战后各国的整建与复原所做的努力，再想起远在万里以外的苦难祖国，正遭逢国内外变局的摧残！因此而激起了一股豪气干云的情操。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要“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当时，在欧陆时常往来的一批浮云游子，包括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赵元任等，这些人日后学成归来，大多数都成了中国现代史里具有举足轻重力量的“秀异分子”。可以说他们勤奋攻读，兼收并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救国，以实现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

    其二，对知识的渴求。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往往有这样一种状况，人的知识如同画圆，个人是圆心，圆是知识面，圆画得越大，它的内涵和外延面积越大。人的知识面越宽，对知识的兴趣就越浓，对知识的追求越热烈。人生有涯，知识无涯。因此，追求知识的人毕生在追求，傅斯年就是很好的例证。他在国内对许多学科领域已有所了解，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知识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他希望再用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自己。在大学时期，他已开始阅读外文原版著作，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对西方各类学科的知识还只是初步的了解。到了西方以后，开了眼界，许多知识都急需充实，在国内所获得的知识也需要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学习各种知识时，触类旁通，通博结合，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傅斯年的同学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知之甚深。他曾分析傅斯年对知识追求的心理，说：“在五四那年的夏天，他考取了山东的官费，前往英国留学，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孟真为了要治实验学，进而治物理化学和高深的数学。他对于数学的兴趣比较浓，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喜欢看逻辑的书，研究皮尔生的《科学规律》（Karl pearson 的 Grammar of Science）和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后来像金斯（CJ.M.Keynes）所著的《或然律研究》(“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类的书，都是他很欣赏的。所以可以说，孟真深通科学方法论。当然以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傅孟真，他的兴趣决不会限于一方面。他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不但能看，而且能体会。……还有一种，这群人的学术的心理的背景若是明白了，可以帮助了解当时那种旁证侧挈，以求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而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之言’。这种主张里，不无天真幼稚的成分，可是其勇气雄心，亦不无可嘉之处。”傅斯年在留学过程中，求知的欲望非常强烈，主要表现是不拘一格，博采并蓄。这或许是人们求学的一种规律，人的知识积累经常如此，在某种学科知识达到一定程度，需要联系相关学科，便立即进行学习和研究，对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都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以便收到触类旁通，互相引发的效果，在旁征博采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后来许多对傅斯年有所了解的人，无不佩服他知识的广博，这与他早年的刻苦求学有密切关系。如他的老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说他：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程沧波评论他：“孟真的智慧学识，是值得骄傲的，他真够得上说‘学者根底’，什么问题和他一谈，他可以从根源谈起。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他的治学方法，集会了中国经史和西洋的科学方法”。屈万里赞扬傅斯年知识之博几乎无边无涯，他说：“他研究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物理学、研究数学、研究医学，都有深湛的造诣。”虽然傅斯年一生没有很多专门论著传世，但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是为当时所公认的。而知识的取得与他一生对知识孜孜追求是分不开的。

    其三，同学间的相互影响。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时代，这激励了一代知识分子奋发努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时期就聚集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共同进步。傅斯年在学业上的进步，与这批人的影响和互相砥砺密切相关。傅斯年由英国去德国柏林大学，原因之一就是一批青年学子包括陈寅恪、俞大维等人正在柏林大学留学。他到柏林大学不久，何思源、毛子水、罗家伦等也相继到了柏林大学。这里简要叙述他们互相砥砺和互相启发的情况。

    陈寅恪生于1890年，和傅斯年一样，也出身于世代书香世家。其祖父陈宝箴，清末官至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被慈禧太后革职。父亲陈三立，晚年号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为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6岁开始在家塾中读书识字，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和诸子之学。俞大维回忆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由此可知陈寅恪幼年读书的勤奋和国学功底的深厚。陈寅恪从十三岁开始随从长兄、著名画家陈衡恪去日本留学，后来一度回国，进一步广泛涉猎中国传统书籍。其侄陈封怀回忆说：“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陈寅恪）在他十几岁时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陈寅恪自己也说：“因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以后又留学美、英、德等国，精通几十种文字，正如罗家伦所说：“除近世重要文字外，还有希腊、拉丁、梵文、巴厘文、中波斯文、突厥文、满文、蒙文、藏文等，供他参考运用的总计不止十六七种”。在德国留学期间，他们各有自己的专业，利用吃饭和晚上互相讨论，切磋学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回忆说：“我们1924年5月离美（到了柏林），会见了一大些旧识新知，最近的就是寅恪和孟真。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么。”傅斯年留学期间受陈寅恪的启发和帮助很大，以后的长期共事中，两人互相帮助，互相尊重，成为学人交往的典范。

    俞大维，浙江人，也是出身于书香世家。其伯父俞明震，清代进士，翰林院学士。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总办。其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曾纪鸿的女儿。俞大维与陈寅恪是姻亲，俞大维的姑母俞明诗是陈寅恪的母亲，其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妹妹，两人的父祖都是好友，所以俞大维在谈陈寅恪时，说他们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他们曾在美国共同留学3年，又在柏林大学同学4年。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后来与傅斯年结为伉俪。他们在柏林大学期间关系很密切，在学业上互相砥砺又互相佩服。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期间，也是兼收并蓄，广泛涉猎、求博求通。罗家伦回忆说：“俞大维则天才横溢，触手成春；他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的研究（即希腊、罗马学术思想的典籍所谓Lissucal Studies）；从历史、法理、到音乐，再从音乐到开枪放炮的弹道学，和再进而研究战略战术。我想他心目中最向往的是德国大哲学家莱白尼兹(Leibnitz)是不见得十分冤他的。”

    据说俞大维原先也侧重学习文史，自从与傅斯年交往，深感功底不如傅斯年，才改学了自然科学。他曾对别人说：“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弃文学理，最后成为著名的弹道专家。据后人记载，多少年来，在美国一个权威的数学刊物上只发表过两篇中国人写的论文，其中第一篇便是俞大维的，另一篇是多年以后华罗庚的。可见俞大维的学术研究也有独到之处。傅斯年对俞大维也很佩服。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好友毛子水也到德国留学，见面后傅斯年向他介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情况时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说明他对俞大维是十分推重的。

    除陈寅恪和俞大维外，对傅斯年较有影响的是何思源。何思源字仙槎，山东菏泽人，与傅斯年同岁。几乎与傅斯年同样，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靠自己努力和师友的经济资助，1915年考入北大预科，学习哲学，1918年升入文科哲学门。傅斯年等人组织新潮社，何思源亦是重要成员。何思源与傅斯年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二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志趣相同，关系十分密切。1919年，两人同时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何思源赴美国，先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又选修了天文学等课程，获哲学硕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2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主要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何思源自己回忆说：“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无所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在德国三年，学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与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与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何思源在德国两年多，与傅斯年相处一年多。主要研究德国的传统学科政治经济学，考察德国的社会与政治，为他撰写《国际经济政策》积累了大量材料。1924年，何思源又写了《德国民族及德国人之国家观念》一文。他与傅斯年对德国人的认识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共识应该说是互相启发的结果。正如罗家伦所说：“在民国十二至十四年之间，不期而然的，这些人大都集中在德国柏林。如赵元任、徐志摩、金岳霖诸位，也时来时去，有时候大家晚上闲谈的时候，各拈妙谛，趣语横生。回想起来，真是人间一种至乐，可是此乐已不可再得了！”的确如此，几个同学好友，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切磋学问，互相启发，互相吸收，不仅能学到许多知识，而且能刺激学习知识的兴趣和热情。正如了解傅斯年甚深的罗家伦所说：“孟真是好强好胜的人，这种空气自然更刺激他博学好问的精神。”傅斯年在英德留学期间兼收并蓄，求博求通与他几位好学深思、互相砥砺的同学有重要的关系。

    傅斯年处于这种的环境，又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品性，所以欧洲留学7年，使他学业有迅速的长进，不仅在许多基本的学科里获得了有用的知识，就是比较专门、冷僻的学科也有所涉猎。他学习的专业以文史为主，为了探求学术研究的方法，又研究了数理化，甚至有一段时间曾致力于地质学的研究。有一次，他和罗家伦、毛子水等同学在柏林康德街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进去时夹了一个重重的书包，几位同学拿了一翻检，竟是厚厚三本一部的地质学，平时不好开玩笑的毛子水，对此书有所了解，幽默地说：“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傅斯年当时气得直跳。可见傅斯年对地质学也下过功夫。这个故事是傅斯年在留学期间博览群书、贪多务得的典型事例。

    傅斯年他们在留学期间可以说是富于学而贫于财，他们在勤奋追求知识的岁月中却忍受着贫困的折磨。傅斯年等人名义是官费留学，但当时国内正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势力忙于争权夺利，哪有人想到在国外辛苦求学的学子呢？正如《中国留学教育史》所说：“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陈寅恪的女儿曾回忆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傅斯年的情况比陈寅恪更差。因为傅斯年祖父母在其留学期间先后去世，只剩老母弱弟等人，他们自己生活尚无着落，自然无力接济远在国外的傅斯年，因此，傅斯年在国外几乎是忍饥挨饿。他曾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刘半农，叙述经济的困难，信中说：“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刘半农当时已是五口之家，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在身边，经济非常拮据，与傅斯年同病相怜，回信说：“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傅斯年在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的信中，也多次谈到因生活费无着，东借西挪，几乎断炊的窘状，如他在1926年2月致罗家伦信中曾说：“幸与老陈（指陈寅恪——作者注）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不久，又在致罗家伦、何思源的信中告诉他们自己的官费已无望，从此生活更无着落，信中说：“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在致罗、何二人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惨：“5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等人在欧洲留学期间生活的艰难与困苦。这对他们的人格是一种锻炼，对他们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傅斯年终生反对奢侈浪费，要求贫富平等、救济贫困，与他青少年生活贫困艰辛有直接关系。

    （二）思想的收获

    傅斯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23年秋天转赴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求学，直到1926年10月回国，七年间以学业为主。但傅斯年是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他在努力学习学术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学习与社会政治有关的知识。英国是自由主义重要发源地，傅斯年在这里生活三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进一步受到了自由主义的熏陶。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形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十九世纪逐步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一直在发展变化。一般认为，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是所谓的“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也称为新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在发展中出现许多变体，然而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总结，自由主义流派变体虽多，但具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他总结说：“自由主义传统中各种变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关于人与社会的确定观念具有独特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包括如下几个要素：它是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因为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它是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样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它是社会向善论(meliorist)，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约翰·格雷总结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实际包括三个方面：个人独立与自由，社会关系平等，社会经过改造而日趋完善。自由主义在欧美具有强烈的影响力，正如专门研究西方思想史的学者所总结：“在西方近代历史上，自由主义运动是一场影响广泛而又深远的运动。它不仅是一场理论的运动，还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现代社会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塑造的。”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的蓬勃发展，不仅逐步占据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也传播到了东方，大致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入中国，以后在中国产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的标志，一般追溯到严复翻译自由主义的名著，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的阐释，其主要作品《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都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论著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人们试图将其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成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将自由主义论述的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通过创办学会、报刊、学堂等方式，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的理念。他们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僵化闭塞的社会心理和狭隘守旧的思维方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追求民族独立、个性自由的民族民主主义者。

    考察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先声和初试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进入高潮。原因有二：一是辛亥革命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一大批留学欧美，经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他们多在教育和文化领域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自由主义思潮。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思想，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之中，又聘请一批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任教，并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革命的《新青年》搬到北京。这期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留学归国，任教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为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基地。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自由主义在北大迅速传播的时期。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新文化运动，将其培养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知识分子的导师是胡适。胡适与傅斯年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以说，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受胡适的影响，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发展。傅斯年曾自述他与胡适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就他们两人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而论，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傅斯年与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包含的内容都相当广泛，难以全面叙说，这里只就个性独立和社会改造思想略加叙说。

    胡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个性，摧折个性。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对专制社会摧折个性进行了分析和抨击，说：“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胡适把专制社会摧折归于道德的范畴，因此他对专制的摧折个性仅仅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要青年人反对专制社会的道德束缚，发展个人的个性。他强调，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很显然，胡适在批判专制社会摧折个性的同时，努力要求青年人接受自由主义，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他曾比喻说：“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国家社会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强调个性解放，要求人们摆脱社会专制的控制，虽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发展个性含有消极的摆脱、对专制社会妥协的意味。

    傅斯年的个性解放主张虽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与胡适相呼应，但思想与态度更为积极、激烈，尤其留学英国期间，在要求独立发展个性、养成自由独立人格的同时，他提出要“无中生有的造社会”，其用自由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进一步明晰化。

    傅斯年在留学期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年的两件事业》，寄回国内。文中论述了青年努力的方向，实际是论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表达了强烈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核心是青年如何改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进而改造社会。他说：“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傅斯年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整体素质决定社会的质量，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改造个人开始，而青年是社会中最有生气最有活力的人群，改造个人，造成社会的元素，必须从青年开始。他要求青年要不怕艰难困苦，找机会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他对此阐述说：“人的精神的大小，简直没有法子量去；以强意志炼它，它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看来好像不济的人，未尝不有成就惊天的事业的可能；不炼它它会枯死，所以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产生一点东西。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赖得过。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对境的艰难；就是没有艰难的对境，也要另找艰难的对境，决不可以趋避的方法，去躲对境的艰难；就是有不艰难的对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傅斯年要求青年人找难题目磨炼自己，改造自己，目的是要青年健康成长，锻炼自己改造社会的才干和能力。他特别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先烈为例，强调辛亥革命时期，先烈们通过艰苦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才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傅斯年认为，现在改造社会的条件和环境困难程度比辛亥革命还要艰难，所以说“事业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

    青年当前的事业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怎样造社会，为什么要造社会，傅斯年对此都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社会应该是有机体的社会，是由有能力、负责任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当时的中国只有群众，而群众是许多如同散沙的个人组成的，并不是有机体的社会。他对此解释说：“但所谓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看起来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须加以解说。请问中国有不有社会？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去年《新潮》一卷二号里，我有一篇文，论这件事）。所以到现在不论什么事，都觉得无从办起。”傅斯年在这里对社会的认识相当明确，他理想的社会与现时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他理想的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成员有较高素质，有责任心，对国家、民族能尽义务，有担当。他对此也进行了概括：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傅斯年在文中也分析了造成中国社会现状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的形成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原因，即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结果。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造成臣民的依附性，每个社会成员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更没有社会的责任心。傅斯年对此叙述说：“但中国今日何以竟成没有社会的状态?难道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力的民族吗？我们就历史上看起，这也有个缘故。当年中国政治的组织，中心于专制的朝廷；而文化的组织，中心于科举，一切社会都受这两件事的支配。在这两件事下面，组织力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专制是和社会力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科举更可使人在思想上不为组织力的要求，也不能为组织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一团散沙的状态。我们请想想这个状态，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难的。”傅斯年认识到专制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会改革存在许多困难，但他明确表示，绝不能因为困难而不进行改革。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从傅斯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发展个人、改造社会看成青年事业的两个方面：改造自己，提高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是造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无中生有地造社会”，是青年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他本人亦为之奋斗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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