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建立

    （一）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6年秋，傅斯年离开德国，返回阔别已久的家乡。10月30日抵达香港，继而北上，回聊城省亲。12月，携胞弟斯岩赴广州，应聘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1924年孙中山于广州创办广东大学，由邹鲁任校长。当时广东大学与黄埔军校并称文、武两校：前者旨在培养文职官员，而后者旨在培养军职人员。1925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邹鲁因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被免职，广东大学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教职员、学生中出现许多派系，其中有政治上右倾的西山会议派、“士的”(英文stick的音译，意思是用棍子打共产党)党，有属于中间势力的中社，也有左派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青年团。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斗争激烈，不相水火。“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党右派在中山大学逐渐得势。

    1926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戴季陶出任校长。戴季陶看到校内一片混乱，乃建议国民党予以整顿。一方面延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聘得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家骅为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务主任。另一方面对学校领导机构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改校长制为委员长制，戴季陶任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丁惟汾、徐谦为委员。

    10月17日，委员会宣布就职，接着对学校各项事务进行整顿：裁减解聘不合格的教员，原来的400多名教员只留下了70多人；甄别淘汰程度太差的学生，2000多学生中有400人被逐出学校的大门。同时继续延揽各方面的人才来校任教。当时文学院教学力量薄弱，亟须聘请一位在文学、史学方面有新见、有造诣的学者主持教学工作，朱家骅极力推荐傅斯年。

    朱家骅曾于1914年赴德国留学，l917年回国。在一次闲谈中，沈尹默对他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朱家骅虽未曾与傅斯年谋面，但却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1918年至1924年，朱家骅再度赴德国留学，对傅斯年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当中山大学打算聘请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的时候，朱家骅马上想到了傅斯年。朱家骅极力举荐，校务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亦表示同意。于是傅斯年应聘担任了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学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根据学校的安排，成绩及格的学生按程度区分等级，补习国文、数学、外语三科。傅斯年精通国文、外语，虽未专攻数学，但也不是门外汉。所以进校伊始，便忙于课程的安排和指导。次年3月1日新学期开始，他便登台讲课。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开设了《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四、五门课程。傅斯年博闻强记，许多古籍的原文和训释都谙熟于胸中。据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而且不限中文系的。我记得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的讲，讲的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他开《古代文学史》课，没有现成的讲义，于是便动手编写。他自己刻钢板，在蜡纸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学生拿到的讲义，常有增删涂改的地方。他在《诗经讲义稿》的序言中谈及当时编写讲义的情况说：

    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斫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

    其日常工作之繁忙，教学活动之紧张，只此可见一斑。

    在教学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国传统的冬烘先生式的陈腐说教，摒弃一般国学大师那样的高头讲章，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方面，力求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做到两个方面：其一，阅读原始资料。他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告诉学生，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看重原书”。只要能够细心地读一部古籍，就比读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诫学生不可把读教师的讲义代替读专门的古籍资料，恰恰相反，教师讲义的作用只是用来刺激学生读原始资料。其二，学会思考问题。他说：

    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无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

    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傅斯年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他说，现在凡是“一切在水平线上的国家”，无不“以大学为他的社会生命上一个重要机关”，主要原因在于：（1）在近代社会中，一个有用的人才，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上学得到的，在没有走向社会之前就应进行系统的学习。（2）在近代社会中，一个工作有成效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品性，这也不是在社会上能够自然养成的，须先在学校这样一个“健康的自由的环境”中获得。（3）在近代社会里，人们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故须有“专门的技能”，“大学正为训练这种技能而设。”

    在傅斯年看来，高等学校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它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技能；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原始资料，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的目的。傅斯年在上个世纪前期就提出了这样的高校教学原则和学生培养目标，其远见卓识的确让人叹服。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提倡这样的原则和目标，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效果至今仍不尽如人意。重新审视教育先贤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1927年初，中山大学聘得鲁迅、施存统、许德珩、容肇祖等知名学者。为了充实文学院师资队伍，傅斯年又延聘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等人前来任教。他还与朱家骅筹划“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使他们既可免受军阀政府之压迫，又可开中山大学之风气。他们派人去请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刘半农、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润章等人，同时筹集了三万元资金，准备给北大贫寒学生提供“贷金”，“请一切被压迫之同学来。”

    由于傅斯年的努力，北方学者南下任教者甚多，其中何思源、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都是留学归国的知名学者，他们既熟翻中国传统文化，又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傅斯年选聘教师，不重资历而重实学，且遵循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原则，既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新派学者”，也聘对于国学有造诣的“耆旧宿儒”。1927年冬，吴梅告假返里，处理家务，旋因交通困难，不便回校，乃辞去教职。次年暑假，傅斯年亲自赶赴上海，欲聘请当代词宗朱祖谋来文学院任教。当时朱氏年事已高，不便登台讲课，感此盛情，乃转荐广东新会人陈询以自代。陈氏于词作方面造诣颇深，素为朱氏所推重，然年近六旬，穷老乡里，不为世人所知。傅斯年破格聘用，遂使陈氏入主堂堂大学之讲台，学界一时传为佳话。

    在课堂上，傅斯年是学生的“良师”，在课下，他也是学生的“益友”。他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仍喜欢抽时间与学生谈天，诱掖引导他们多读书、求真知。曾在中山大学就学的温梓川回忆对傅斯年的印象说：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内，埋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当温梓川提出要买一本《民间文艺丛话》的时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询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学生，是否喜欢研究民间文学，对于本校编印的这类书有何意见。温说这书封面装帧缺乏美感，傅斯年提醒他说，如果书的内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过分注重书的封面，其实做人也是一样，“要朴实无华才好”，即便家庭生活富裕，也不可有纨绔习气。同时告诉他，如果喜欢看历史资料的话，有空就可以来这里看。

    傅斯年喜欢和青年学生接触，尤其关心爱护那些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学生。他在中山大学亲自教诲指导过的学生，后来成为名家的不少，陈槃就是其中的一个。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陈槃正就读于中文系本科二年级，他除了按课程表的安排听傅斯年的课之外，平日与之并无接触。1928年上学期，傅斯年讲授《中国文学史》课，要求学生作一篇关于《离骚》的作业，他发现陈槃的文章写得有新意，便欣然写下一大段评语，并亲自把陈槃找来面谈，予以鼓励。就在当天下午，陈槃被一名居心不良的同乡诬陷而遭逮捕。傅斯年听说后，一面拿出一百块大洋打点“狱卒”，使陈槃免受皮肉之苦，一面设法营救。他亲自找有关当局交涉，很快将陈槃保释出狱。若非傅斯年全力救助，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每当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陈槃总是感恩涕零，对于傅斯年的再造之恩没齿不忘。

    对于学习成绩好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傅斯年尽量想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完成学业。他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后，得知陈槃经济困难，便让他承担史语所的一些研究任务，每月给他25元补助。后来受聘到史语所整理《明实录》的李晋华，当初也是因为得到了傅斯年提供的这种补助才最终完成学业的。

    傅斯年热爱教育，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培养选拔有才华的学生，视此为振兴中华学术的根本保证。但是他的理想不只是做一个大学教员，也不只是做一般的教学行政工作，他要将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方法付诸实践，组织起一批优秀的学者进行“集众”的研究，成就中华学术的大事业。

    1927年8月，傅斯年刚来到中山大学半年多时间，便开始实施他的“集众”研究的计划，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任研究所筹备主任。不久，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10月16日，傅斯年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出版学术刊物事宜。会议决定由杨振声、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等人编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顾颉刚、杨振声、杜定友等人编辑《图书馆周刊》，钟敬文、董作宾等人编辑《歌谣周刊》（出版时改名为《民间文艺》）。关于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目的，当年11月1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讲得很清楚：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面安排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扩充而来）、《语言历史学丛书》，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准备工作。1928年4月初，有几位瑶民来广州，傅斯年听说后，乃与顾颉刚、何思敬、史禄国（苏联人，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同往造访，询问民俗及瑶族文字，并观看他们跳舞。后来还曾派史禄国、杨志成等赴滇调查少数民族风俗，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同时派顾颉刚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图书，共购得书籍12万册，价值5万6千多元，计有丛书150种，地方志600种，科举书约600种，家谱约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书约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间信仰方面的书籍约400种，碑帖约3万张。其中善本稿本甚多。

    （二）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在南方的统治巩固了下来，于是开始考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立学术研究机构。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6月，通过了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谊等人关于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的提议。7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承国民政府之命，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下设秘书处、教育行政处和中央研究院三个机构。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根据大学院的组织条例，蔡元培聘请了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为筹备委员之一。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央研究院组织大纲》，确定设立理化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待条件成熟后再陆续增设其他研究机构。

    从中央研究院的下属研究机构设置来看，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它使用的是科学方法，是与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相同的手段，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仅在于学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说，历史学、语言学可以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1928年1月，他极力向蔡元培陈述这两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建议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

    同年3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批准了傅斯年的提议，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4月1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11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民国大学院脱离隶属关系，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这一年夏天，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门从事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筹备处办公地点设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内。

    1928年9月，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0月14日，主持召开研究所第一次会议。21日召开第二次所务会，决定将该所迁至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次日，史语所迁至新址。至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宣告正式成立。11月，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该职务由顾颉刚继任。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傅斯年不仅在中山大学创办了专门从事语言、历史研究的学术组织，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傅斯年之所以能够这样迅速地推进学术组织的建设，固然与他丰富的阅历、超人的学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挥集体优势，大规模地进行搜集、整理学术资料的工作，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是中国历史学、语言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２０世纪20年代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要求破除传统学术思想束缚，建设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呼声日益高涨。介绍西方哲学、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译著大量问世，用新理论、新方法解决中国学术问题的尝试已经开始，这就迫切需要用大量的新颖的研究材料，来说明这些新理论、新办法；迫切需要拿新理论、新方法施用于大量的、新颖的研究材料，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结论来。拿历史学来说吧，当时中国的史料学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内，与新史学的发展不相适应，亟待史学家们开拓研究领域，搜集整理新史料。和各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史学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播广泛得多，迅速得多，但它同样需要建立在发达的史料学基础之上。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只限于一般地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或拿来一些散乱的、个别的材料说明这个原理。一旦拿这个基本原理说明、解释中国的全部历史的时候，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材料不足。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方面认真地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一方面也在认真地做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可见搜集整理学术资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切资产阶级学术理论的共同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顺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创办了以搜集整理学术资料为工作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近代新学术潮流中，一些学者曾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文史考据学，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便是新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胡适虽然以宣扬学术理论、治学方法著称，但对考据学也时常顾盼垂青，表现出异常的热情。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相继回国，他们掌握了西方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李济、语言学家赵元任，皆一时之选。这些优秀的新学问家的出现，为以文史考据、新资料搜集整理为主旨的学术组织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史语所成立以前，北京大学国文门、清华研究院都曾集合一些学者进行新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尽管其宗旨不明确，组织不严密，没有充分发挥集体研究的优势，但这标志着建立此类学术机构的条件已经成熟。将优秀的学者集合在一起，建立学术组织，进行集体研究，是时代的要求，是学术发展的趋势，历史语言研究所便是顺应这种要求和趋势而产生的学术组织。

    在西方学术理论、方法传入中国的同时，不少外国人组成所谓“科学考察团”、“远征队”来到中国，掠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资料。他们以学术团体的面目出现，用一套“学术”的理由蒙骗中国人。而且，他们所搜集的资料，往往是中国学者所忽视的东西。所以不光政府官僚们对这些“考察团”、“远征队”的性质不甚了了，听任他们到处进行“科学”的考察、访问，即便是一般学者也麻木不仁，安于搞那些早已陈腐的学问，做官样文章，坐看外国人将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料一批批偷盗了去。唯有那些具有现代学术知识和强烈民族意识的学者对此深感不安，他们也在搜集、整理新材料，但由于设备、技术缺乏，工作经验不足，组织不力，势力单薄，因此无法与外国“考察团”相抗衡。傅斯年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说：

    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和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他是怀着“不满”和“不服气”的心情，为避免中国各种学问的原料外流而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

    总之，中国历史学、语言学的发展向人们提出了搜集整理新资料的要求，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学问家；外国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学资料的掠夺激起了中国学者搜集保存新资料的热情，这是史语所创办的客观原因。傅斯年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又精通西方的史料学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优秀的领导、组织能力，这是他能够走到这股学术潮流的前列，成功地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观条件和关键之所在。

    抗战前史语所的发展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1928年5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10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他说：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他说，欧洲的语言学产生于18、19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发达了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的语言学，都已蔚为大观，尤其是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他说：

    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达甚早，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史记》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和刘颁、刘恕、范祖禹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比勘考订。到北宋晚年这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到了明朝，就应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历史学、语言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开了“一个好端涯”，清初顾炎武的历史考证、音韵学研究，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学及辨伪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亭林（顾炎武字）、百诗（阎若璩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并没有沿着前人开辟的正确方向走下去，也没有因为和西洋人接触而借用其新工具，扩张新材料，而是煞费苦心地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不仅自己不使用新材料，就连别人正在使用的新材料也加以抹杀，如甲骨文字，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研究，而我们语言学的“大权威”，却将其视为赝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大倒退。

    总之，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发达早，有光辉的历史，但近代以来却落伍了。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是近几百年才发达起来的，但发展的水平却远远超过了中国。

    判定历史学和语言学进步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傅斯年说：

    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前者是所谓“科学的研究”。后者则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比如仅以《说文解字》为本体去研究文字学，是学究的研究，只把《说文解字》作为一种材料，同时使用甲骨文、金文去研究文字学，乃是科学的研究。按照司马迁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是“化石的史学”，能利用各种直接材料，大到方志、小到私人日记，远如考古发掘、近到某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条理出来，则是科学的本事。

    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方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而是“动手动脚到处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便不断发展提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从《说文》的研究取代汉简，到阮元的金文研究识破《说文》，再到孙诒让、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材料不断扩充，学问一层层进步。在中国历史学的盛时，材料用的也很广泛，“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的学者不仅不能扩充材料，去搞地下发掘，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材料，如敦煌文献、内阁档案等，也坐视其毁灭、外流，却又在那里大谈“整理国故”，这样怎能进步！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使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中国历来研究音韵学的人很多，但没有突出的成就，原因是缺乏必要的工具。现代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各种科学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不供给其研究的工具。没有自然科学的帮助，许多历史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就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是因为古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这两门学科之所以衰歇式微，“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

    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傅斯年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第一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第二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

    他对以上宗旨作了三点说明。第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史语所并不是专门要研究中国的东西，只是因为搜集中国的材料容易些，研究的基础好一些，所以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史语所的目标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一直弄到“不国不故”。他曾打算从洛阳向西寻找材料，直到中亚地区，这样“就脱了纯中国材料的范围了”。第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待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理材料的方法是“证而不疏”。第三，史语所不做普及性的工作。史语所的工作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一些“书院的学究”把一生的精力用在这个上面就行了，用不着诱导别人爱好它。

    在这篇文章中，他拟定了史语所研究工作计划和组织机构，同时对设立史语所的意义进行了说明：

    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

    他提出破除“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公然宣布：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他提出了三个响亮的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理智”和其他的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发表以后的几十年里，史语所的学者们一直恪守上述几项原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研究方向进行各项研究工作。后来，劳干先生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发表过如下的评论：

    这篇里面的内容决定了以后的时期史学研究应当走的路线，至今日还没有重大的修改。

    诚然自清末以来，前辈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见,和示范的工作不是毫无一点贡献，只是都比较零碎，而影响比较上也不算最大。只有胡适之先生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和傅孟真先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两篇文字可以说是近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而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时过半个世纪之后，李济先生回顾史语所走过的历程时，也对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出很高的评价：

    他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李济、劳干都曾长期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对傅斯年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评价未免有过誉之处，只可视为一家之言，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旨趣》一文的确是史语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它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它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新考据学派、史料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北平

    傅斯年筹建史语所时，曾打算待北伐成功后将研究所一部分留在广州，一部分迁往北平。所以要迁史语所至北平，主要是考虑到北平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为研究工作提供诸多便利条件。其一，北平是明清都城，保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档案资料，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清华图书馆所藏图书文籍，皆非其他地区图书馆之可比。其二，当时傅斯年拟定的搜求新材料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京汉铁路沿线，重点是安阳至易州一带，二是由洛阳附近向西延至中亚。北平距这些地区较近，交通亦较便利，人员往返、消息传递及物质运输等均相对方便。其三，20世纪初，北平出现了两个国学研究机构，一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内大批学术精英加盟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史语所成立前夕，北大国学门因政局动荡，经费困难，研究工作陷于停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也于l927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宣告结束。北大国学门“态度极向新方向走，风气为胡适之等所表率”，而清华研究院在王国维的领导下，“颇成一种质实而不简陋，守旧而不固执的学风。”史语所迁至北平，不仅可以接受这两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而且能够吸收更多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如北大国学门的刘复、朱希祖、徐仲舒、陈垣，清华国学研究所的陈寅恪、赵元任，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将他们吸收到史语所中来，必定能够大大提高史语所的研究水平。

    1929年初，北方局势已趋安定。因为广州中山大学原来设有语言历史研究所，所以傅斯年决定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迁往北平，广州不再留置分支机构。3月，史语所北迁，6月，入居北海公园之静心斋。

    起初，傅斯年准备在史语所中设立9个研究小组：文籍考订组、史料征集组、考古组、人类及民物组、比较艺术组，以上5组属历史类。汉语组、西南语组、中央亚细亚语组、语言学组，以上4组属语言学类。史语所正式建立时，调整为8个组：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校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学组、人类学民物组、敦煌材料研究组。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组的工作无法正常展开，而且分组过细，不便于协调合作。1929年6月，傅斯年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会议，决定将相关的学科组加以合并，共保留3个组，即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后来人们通常称其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原定的研究内容，除人类与民物组因课题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重复而取消之外，其余都包括在这3个组里。这时，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参加到史语所中来，分别担任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

    陈寅恪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后来留学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美国，1921年再度赴德国，与傅斯年一起在柏林度过了4年同甘共苦的学习生活。他的学问博大精深，素为学术界所推重。陈寅恪先傅斯年一年回国，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为导师，主讲佛经翻译文学。1928年史语所成立伊始，傅斯年便聘请陈寅恪为史语所兼任研究员。1929年史语所迁北平，当时陈寅恪已被清华学校、北京大学联合聘为教授，且须主持清华研究院工作。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下定决心，务必聘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组主任。傅斯年慨然应允陈寅恪在清华兼课的要求，陈寅恪无法推托，于是应聘担任了历史组主任。

    赵元任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中国音韵学，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傅斯年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与赵氏交往。后赵亦被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1928年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后，赵曾前来参观。次年，傅斯年聘其为语言组主任。

    李济出身于士大夫家庭，1911年入清华学堂，后赴美国留学，攻读人类学考古学专业，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旋赴欧洲考察。1928年回到香港，顺便到广州游览，在中山大学遇见了庄泽宣，一见面庄泽宣就告诉他：傅斯年正到处找你！这使得李济大吃一惊，因为他一向景慕傅斯年办《新潮》的成就，可从来没与傅见过面，傅斯年会找他做什么呢？傅斯年见到李济，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给他安排住处，亲自陪同他去香港办理船票的延期手续，坚持留他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图书馆，介绍了史语所的研究计划，提出让他主持考古组工作。李济深深地为傅斯年高远的学识、宏大的气魄和坦诚的态度所打动，他即刻接受了傅斯年的聘请，决心致力于中国的考古事业。

    史语所迁至北平后，适逢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到处延聘名流学者讲授中国文史类课程。史语所名家如云，自然成为胡适聘请的重要对象。史语所所址距北大不远，来往甚为方便，史语所的学者们也乐于到北大兼课。但是兼课多了，所中研究工作肯定会受影响，所以傅斯年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严加控制。据李方桂回忆说，当时傅斯年提出一个原则，凡是史语所的专职研究人员都不准在外面兼课。但是陈寅恪、赵元任却坚持要在清华兼课，否则就不接受史语所的聘任。傅斯年为了请到这样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得退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二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寅恪和赵元任接受傅斯年的聘请，分别担任了历史组和语言组的主任。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傅斯年做事，既坚持原则，又甚灵活。他的目的是把史语所办成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机构，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其他的既定条款可以随时修订。

    不久，傅斯年放宽了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的限制。史语所的学者中不少人来自高等学校，完全与教学工作脱离，他们感到不大习惯，而教学与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对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另外，高等学校里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选拔顶尖人才，充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队伍。所以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后来都到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他们的确从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了不少的杰出人才，如胡厚宣、张政烺、傅乐焕、王祟武、劳干等，都在毕业后被选进了史语所，后来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钱穆说过，“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指傅斯年）必网罗以去。”李济则把傅斯年的这种做法称作“拔尖主义”：

    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了。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但是等到他自己办大学的时候，他又设法把这一群人带进去。

    1929年秋，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曾讲授过《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据邓广铭回忆说，他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请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但陈受颐没有把讲课的事说明白，傅斯年以为是随便作一次演讲。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傅斯年走进礼堂，才知道是被请来讲课的，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当时有人以为傅斯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后来再去听他的课，才知道他是个通人，其学问之大，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去听课的人很多。

    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都是一时之选”，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说他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说他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

    杨志玖先生谈到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

    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曾旁听过傅先生讲先秦史专题课，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对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却深感新奇和钦佩。他时而背一段《左传》，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中西互证，左右逢源，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傅斯年不是只会在讲堂上传经布道的教书匠，他书教得好，行政工作做得也出色。他除主持史语所日常行政工作之外，对北京大学的校务工作亦多所献替。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就把他与胡适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蒋氏后来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方局势动荡不安。19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华北危急。4月，史语所南迁上海，暂时安置于曹家渡的小万柳堂。是年春，傅斯年受教育部长朱家骅之聘，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他以少得可怜的经费，精心筹划，奠定了博物院的初基。后来因为工作繁忙，不堪重负，乃推荐李济继任此职。同年夏，傅斯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职务。不久，中央研究院决定撤销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总干事丁文江提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之民族学组归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创立于1927年，其民族学组主要研究我国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曾先后进行过广西瑶族、台湾番族、东北赫哲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的调查工作。该组归入史语所后，乃与史语所第二组中的人类学研究部门合并，列为第四组，聘请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为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

    次年12月，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集中兴建的各研究所房舍相继竣工，史语所由上海再迁南京钦天山北极阁的史语所大厦。

    史语所南迁沪、宁，傅斯年未随同前往，仍留居北平，在北京大学兼课。直至1936年春，他才辞去北大教职，移家南京，亲自主持研究所的工作。一年之后，他又不得不离开南京，率领史语所各组开始了飘萍不定的迁徙生活。

    抗战时期史语所的迁徙

    抗日战争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自1928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史语所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10年当中，史语所的所址共迁徙3次，每迁一次，研究人员增加一次，研究计划扩充一次。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整理，大量的民族学、语言学资料的调查，语言学实验室的建设，都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发生，史语所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它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成绩真是不可限量呢。

    “七七事变”以后至1949年的10余年中，史语所先是辗转迁徙于西南地区，后又由南京迁到台湾，所址先后迁徙5次，可谓是颠沛流离，每况愈下。

    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提议，由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不久，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氏以封疆大吏坐守东南，无暇顾及这个学术机构。蔡元培身患重病在沪治疗，院中具体事务更无力过问。故中央研究院的大小事务，均由傅斯年代为处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央研究院决定南迁。7月，傅斯年部署将院中文物运至南昌及长沙。8月，迁历史语言研究所至长沙，分别安置于韭菜园的圣经学校及南岳的圣经学校。10月，又将存于南昌的文物运到重庆大学。

    1938年1月，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一部分经贵州转至昆明，一部分取道广西至桂林，然后绕道越南赶赴昆明。到达昆明后，选定拓明东路与青云街三号为所址。秋，傅斯年移家至昆明。10月，为躲避敌机空袭，将史语所迁至昆明郊外，安置于龙泉镇的响应寺和龙头书场。

    1940年，朱家骅继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乃请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重情谊、性豪爽，与朱家骅是多年合作共事的老朋友，朱氏提出此议，他慨然应允。当时，云南边境军事吃紧，昆明常遭敌机轰炸，警报频繁。为安全起见，史语所准备迁往四川。傅斯年决定，要为历史语言研究所选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作为新所址。于是他派芮逸夫到四川寻找这样的地方，最终选定了南溪县李庄镇。是年11月，史语所迁到了李庄镇，安置于板栗坳的张家大屋。傅斯年描述当年史语所搬迁工作之艰辛时说：

    前年(按：指1940年)秋冬，奉命迁移。彼时交通无办法，竭尽平生之力而谋之。一面跑警报，一面办这些事，故每日有时走三十里，幸而把研究所搬了。

    史语所的学者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辗转迁徙半个中国，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看不到弥漫的硝烟，听不见敌机轰炸，可以安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地方。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史语所蒸蒸日上的正常发展进程，但是没有中断史语所的各项研究工作。学者们带着一千多箱图书、档案、仪器、标本，辗转迁播，席不暇暖，食不果腹，资料缺乏，印刷困难，既定的研究项目大都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但他们仍然根据傅斯年确定的研究宗旨，努力创造条件，研究历史文献，进行考古的调查和发掘，进行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撰写出一大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董作宾的《殷历谱》，赵元任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都是这个时期完成出版的。傅斯年本人的力作《性命古训辨证》，也于辗转迁徙的途中定稿誊清，陆续出版。

    在战火弥漫的年代里，学者们过着近乎逃难的日子，而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却始终没有停顿间断，这固然反映出学者们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和甘愿为学术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但傅斯年的组织领导之功亦不可埋没。

    战乱期间学术机关的迁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迁徙地址的选择固然不容易——因为既要考虑到新址是否安全，又要考虑到是否有足够的房屋放置图书资料和安排工作人员的办公生活场所。图书资料的运输、工作人员的运送亦非易事。当时搬运的图书资料等有上千箱，仅文物一项就有150吨重。加上大西南交通很不便利，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史语所的图书、文物、资料都是无价之宝，如何妥善保管，避免损失，也是一件重要而又难办的事情。据当事者回忆说，史语所刚迁到南溪李庄时，当地群众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机构，他们见到人类学组的人头骨及其他骨骼化石，惊异万端，到了晚上，经常有人站在附近的山头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当时兵荒马乱，时有土匪出没，故研究所的安全乃是一大问题。为了避实就虚，掩人耳目，傅斯年让人把“善本书库”的牌子取下，另换上“别存书库”四个字。他亲自召开会议讨论治安保卫问题，提议每个人床头上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马上鸣锣报警，虽然大家哈哈大笑了一阵，但也引起了对安全问题的警觉。

    史语所迁李庄后的6年中，最令傅斯年感到头痛的是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由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均迁至重庆，前往四川避难的人极多，所以当地生活物质严重短缺。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他经常要和地方政府交涉，有时不惜打躬作揖，求告他人。他曾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不少求助的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说：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应之数如此……凤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

    据傅乐成、屈万里等人回忆说，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便靠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他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董作宾家庭人口多，生活无保证，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

    在那战乱的年代里，史语所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关键还在于傅斯年注重选拔、培养学术人才。傅斯年具有不同于常人的胆识和魄力，不管生活多么困难，环境如何动荡，他仍一如既往，把人才选拔培养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选拔人才务求德才兼备，所谓“德”是指学术品德，即不慕权势、不求富贵，热爱历史学、语言学，具有为学术而奋斗终生的精神。所谓“才”，是指具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和敏锐的分析能力，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潜力、有培养前途。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他千方百计地网致，不符合这两个条件，无论有什么样的关系和靠山，抑或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也拒之门外。

    而今驰名海内外的学者中，不少是他于战乱期间选拔培养成才的。如严耕望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曾跟随钱穆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继续深造，后受安徽学院之聘前往任教，旋因战乱滞留重庆。素闻史语所具有全国一流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条件，他便萌生了入史语所继续读书的念头，但苦于无人推荐。后来有人告诉他：“傅孟真先生的脾气比较特别，请有名的人介绍，未必能成功，不如自己寄几篇论文去申请入所，他若果欣赏，就可能成功。”严耕望抱着无可奈何、姑且一试的心境，于7月中旬写了一个申请书，连同自己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三篇论文，直接寄给了傅斯年。想不到时过不久就收到傅斯年寄来的快信，信中说：照论文的程度可作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只能作助理员。这着实使严耕望喜出望外。此后，严耕望学习更加刻苦认真，加上具有良好的环境，有名师指导，不久他就写出了许多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论著，终于成为颇有成就的知名学者。

    傅斯年在声声警报中主持王利器的入学考试，更堪称学林佳话。王利器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在国民党政府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中，该论文得了满分。听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重庆招生，他急忙前去应考。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本科合办，研究所则仍由各校自行办理。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担任所长。由于王利器住在僻远的山区，等赶到重庆时已误了考期。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傅斯年。傅斯年看了他的《风俗通义校注》后，决定对他单独进行考试，首场考试科目是英语。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敌机时常轰炸重庆。一场英语没考完，警报就响了7次，他们也往防空洞中跑了7次。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傅斯年告诉王利器，“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读。”王利器选择了李庄，直接跟随傅斯年作研究生。后来王利器也成为知名的文史专家。

    傅斯年提出历史学、语言学“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主张“建立科学的东方学”，同时他强调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他在选拔人才、录取研究生的时候十分注重考察他们的外语水平。前面提到王利器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场便是英语。另据杨志玖先生回忆说，他在1939年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时候，傅斯年“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事后还特别对杨说“你的英文还可以。”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定出一个总体的研究方向，但对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来说，则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学术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对此傅斯年从不强行干涉。李方桂留学回国后进入了史语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崭新的留学生”。对于这样一个青年学者，傅斯年也是放开手脚，让他自由发展。李方桂后来回忆说：

    我想做什么事情，傅先生从来不曾回拒过，只要我想做些什么研究，他无不赞成，这也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往往办事的人总是要你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你所要做的事情。从这两件事看，一是他能认识人，二是他能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这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领导人才。

    对于在史语所和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采取了“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的培养模式，即要求学生学业基础扎实，学术研究能力强，但具体的研究方向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自由选取。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到李庄之前，所址设在昆明的青云街靛花巷，当时傅斯年与史语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住在乡下，他经常到靛花巷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有时也到研究室询问同学们的学习进度。他规定史语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大家轮流担任报告人，读研究生的学生也不例外。王利器就曾做过一个题为《“家”、“人”对文》的报告，颇得傅斯年的赞赏和大家的好评。王利器是傅斯年直接带的研究生，当时傅斯年的研究兴趣主要是先秦民族史、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明史，但王利器读本科的时候作的论文是《风俗通义校注》，偏重于古籍的校勘注解，在史语所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又对《吕氏春秋》产生了兴趣，傅斯年尊重他的学术兴趣，指导他以《吕氏春秋》为题目，采用注疏体写论文，最终完成《吕氏春秋比义》的长篇论文。

    劳干先生说，傅斯年对史语所历史组的学者们的学习和研究都进行过帮助和指导。他说：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全体同人的工作中，差不多都得到（他）很好的启示。尤其新进的同人作好的论文，几乎每一个字他都加以指示，使他再向谨严去做。

    傅斯年身高体胖，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不过他的体质却不怎么强壮，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他便常常患病。胡适1937年写信给他，说：“一个山东大汉，遍身是小病，娇弱的禁不起风，如何是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工作压力比从前更大。他部署史语所的迁徙：选择迁徙地址、安排运输、解决工作人员的给养，组织学术研究，处理日常事务，辗转奔波，终日忙碌。后来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内各机关的迁徙及日常事务，均须考虑安排，更使他忙中加忙。此期间，他开始参与政治，先是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国防参议会”，后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常出席国民参政会。1941年的二三月间，50天内竟开了5个会，会期最长的达10天。这年的年初，他就觉得两眼不舒服，但仍可上山走路。2月18日，请眼科大夫检查，未发现异常，大夫建议他到内科复查。但由于会议太多，所以一直拖延，以后觉得眼睛更不舒服，至3月下旬，身体亦觉不适。入医院检查，不禁大吃一惊，血压高至194—140水银柱，左眼有一毛细血管破裂。医生皆认为情况危急，朋友也为他担心。没有办法，只好住院治疗。3个月后，病情有所好转。而后又在家静养了两个月，至9月份，便可外出小走。到了l0月，其母突然病逝。傅斯年以自己久卧病榻、未能尽心看视母亲，负疚痛心。丧葬等事，劳顿异常，其间又曾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且为中研院及史语所事务操心忙碌，年底自重庆赴李庄，冬天逆水行船困难，过了5天方才到达。后来一量血压，比前更高。医生劝其休养2年，但他只休息了2周，使又出面主持研究所工作，参加国民参政会。这种穷、愁、忙的环境，使他的病情一直不能彻底好转。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与贡献

    根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宗旨，傅斯年很快为各组选定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他担任所长的20年里，各组在这些课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历史组把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校勘《明实录》作为工作的重点。清内阁大库档案是指清朝政府存放在内阁大库中的明末至清代的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册簿等。内阁大库原编为6号，礼、乐、射、御4号所藏全是明末至清代的档案，书、数2号除收藏赋役书、命书、朱批谕旨、乡试录、殿试卷外，还藏有明朝文渊阁旧籍及各省府县志。宣统元年（1909年），库房损坏，这些档案书籍被临时搬放于文华阁两庑和大库外边的庭院里。露天堆放非长久之计，于是主管学部事务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奏请将其中书籍捡出，成立“学部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档案部分被视为无用之物，经内阁会议讨论后，拟予以焚毁。学部参事罗振玉奉命接受书籍，发现批准焚毁的档案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于是建议学部设法予以保存。获准后分别存放于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后楼里。辛亥革命后将这批档案材料划归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收藏，于1917年全部移放于午门端门洞中，当事者时或盗窃之。后来教育部曾两次派人进行“整理”，将一些比较整齐的材料翻捡出来，其余的则胡乱堆放，使之更加残破散乱，被盗窃之现象亦更为严重。

    1922年，历史博物馆方面经费短缺，于是在这批档案上打起了主意。把它们装进了8千个麻袋里，总计重量15万斤，以“烂字纸”之价格，计4千大洋，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该纸店又改用芦席捆扎成包，准备运至定兴、唐山两地重新造纸，同时从中挑出一些较为整齐的案卷，拿到市场上出售。罗振玉闻讯后，急以三倍之价赎回。将已运往定兴的部分重新运回北京，运至唐山的部分改运到天津存放。他曾雇人对某些案卷进行了整理，编印成《史料丛刊初编》10册。以私人之力，全面进行整理绝无可能，长期存放，其财力实亦难及。罗氏计无所出，只好转售他人。据传外国人有欲出重金购买者。1924年，李盛铎以1.6万元价格购得，乃于北平、天津分别赁屋存放。1927年，李氏因房租价高难以支付，且所租房屋漏雨，损及书册，乃急欲转卖。当时平津学人虽知这批材料价值甚大，但均以价格太高且难以保存整理而未敢购买，时日本人又生觊觎之心，且已染指于兹。

    1928年春，著名考古学家马衡致函傅斯年，建议其购买这批档案。当时傅斯年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时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专门讲了有关史料搜集整理的问题。他将史料分作“直接的史料”和“间接的史料”两大类，指出在史学方面后人要想超过前人，首先“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他也提到历史档案问题，说《明史》是间接史料，而明档案则是直接史料。如今大批的历史档案摆在面前，这对于以搜集新史料为己任的傅斯年来说，自然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接到马衡的信后，马上找中山大学校务委员长（校长）戴季陶、校务委员朱家骅商议，二人都说应该买下，但数万大洋的款项难于筹措。迁延至9月，一次，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三人聚餐，又谈及此事。胡、陈均嘱傅斯年，务必设法买下。当时中央研究院已经独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秘书长（是年11月以后改称总干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工作就绪，正待宣告成立，傅斯年以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已成定议。于是傅斯年决定求助于中央研究院。9月11日，他写信给院长蔡元培，该信全文如下：

    午间与适之先生及陈寅恪兄餐，谈及八千麻袋档案，本是马邻翼时代由历史博物馆卖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麻袋，李盛铎以万八千元（按：实为一万六千元)自罗振玉手中买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储之。其中无尽宝藏。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罗振玉稍整理了两册，刊于东方学会，即为日本、法国学者所深羡，其价值重大可想也。

    去年冬，满铁公司将此件订好买约，以马叔平(按：马衡字叔平)诸先生之大闹而未出境。李盛铎切欲即卖，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响，如不再买来保存，恐归损失。今春叔平先生致函斯年设法，斯年遂与季(按：指戴季陶)、骝(按：指朱骝先，即朱家骅)两公商之，云买，而付不出款，遂又有燕京买去之议。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

    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为一种Donation（此恐为Donation之误，意为捐赠品），然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浪费不急之事也。先生虽辞去大学院，然大学院结束事务，尚有杏佛先生负责，容可布置出此款项，以成此大善事，望先生与杏佛先生切实商之。此举关系至深且巨也。至费用，因李盛铎索原价一万八千元，加以房租，共在两万以内，至多如此。叔平先生前云可减，容可办到耳。

    蔡元培收到傅斯年的信以后，便致函杨杏佛，商议购买事宜。1928年12月，史语所派员至北平，由马衡介绍，找李盛铎洽谈，后又由陈寅恪、李宗侗出面办理。1929年3月，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说已向李盛铎预付定金，并说由罗振玉清理印出之史料乃其中之极少数，其余并未开包。最后，中央研究院买下了这批档案，交由史语所进行整理。

    清季以来，这批档案数易其主，辗转搬运，潮湿腐烂、鼠啮虫蛀，损失相当严重。一般官僚政客，乘检视之机，将珍贵案卷攫为己有，加上纸店主人挑选出售，罗、李收藏时各有留取。历史语言研究所运进时，计称得存于天津之档案6万余斤，存于北平的部分大约与之相当，总计约12万～13万斤，较原来已少了2万余斤。

    1929年春，史语所迁至北平后，傅斯年当即决定将存于天津的那部分档案运回北平，与原存北平者合并一处进行整理。他选定了属于历史博物馆的午门楼为存放整理处。7月，教育部出面将此房舍拨给中央研究院，委托历史语言研究所管理使用。傅斯年即派人操持维修午门东西廊房，作为工作室，同时购进了整理用具。8、9月间，平津两地档案陆续运至。9月，傅斯年筹划组织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他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5人为编刊委员。陈寅恪博学多识，精通满蒙文字，长于文史考证，当时虽已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但仍在清华、北大兼课，陈乃学问大家，组织领导，非其所长，故历史组之事务，包括档案整理之规划，多由傅斯年包办。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傅斯年的老师，他曾用心采辑明季史事，参加过北大所接收的清内阁档案的整理，在这方面很有经验。陈垣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理事，掌文献部，曾领导、规划清宫档案的分类整理，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拟定的《整理档案八法》，即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为这次档案整理者所依从。他们三人名为编辑委员，实乃傅斯年所聘之高级顾问，档案收藏、整理、刊布之大旨方略，悉出其一人之胸臆，而具体之业务活动则多由徐中舒负责。

    9月底，史语所将招聘来的20多名档案整理人员分成6个小组，整理工作全面展开。至1930年7月，这批档案已清理出十之七八，其余部分均已破烂不堪，不少是片纸只字，无法连贯，整理起来十分困难。他们把这些未经整理的档案重新装入麻袋，打算日后再作处理。

    在清理这批档案的同时，傅斯年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他准备一边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明清史料》，将整理所得公之于世。他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说：

    此所刊布，皆整理中随时捡出，以为值得流通于世间者。最完美之办法为俟整理完事，再将一切认为可以刊印之篇，详加别择，以类相从，附以考证而刊行之。如此可为一个整个之制作。然似此事业，完工不可期之于十年之内。国内学人近年已甚注意档案一类之直接史料，不予刊布，无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订定考证之业，参加者多，成功益美。若先将“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则据以工作者不限吾等，凭作参考者不分地域，于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

    遵此原则，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布印行，取名《明清史料》。此次印行者称之为“甲编”，共有10册。第1至6册乃整理档案时随意捡出的文件，包括明季边情，有关骚乱反叛事件的奏章、题本及沈阳旧档等。其中以顺治朝奏章为最多，涉及到郑成功、李定国、洪承畴等重要人物的史料皆有选录。第7册为朝鲜史料。第8至10册乃明季边情方面的文件。1936年出版乙编、丙编各10册。乙编第1至6册录明季边情文献，第7、8册录东南沿海一带的海盗、山贼、红夷、倭患及黔、滇、川三省的土司文献。第10册录农民起义方面的文献。丙编第1册为沈阳旧档，第2册为洪承畴奏章，第3至10册乃顺治朝奏章。以上三编30册均为线装，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抗日战争爆发后，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均告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编10册的篇目内容已经选定，但因时局动荡，迟迟未能付印。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整理后，交商务印书馆刊印面世，内容包括有关郑成功的史料、明季边情的文献，康熙朝奏章和三藩之乱的若干文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取档案中之精华部分（约占原有件数的三分之一）随所播迁，1948年至1949年之交，史语所迁至台湾的杨梅镇，这批档案则随之运台。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70年代，史语所继续刊印《明清史料》之戊、己、庚、辛、壬、癸各编。自甲编至癸编共100册，收录史料10000页。另外还刊印了李光涛等人选编的《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运往台湾的清内阁大库档案共有31万件，至80年代中期已经整理出7万多件。约有三分之一的档案因腐烂霉变、水渍虫蛀而成为残屑碎片，另有三分之一未开箱检视，存于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地下室中。1986年之后，因得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等单位的资助与合作，刊布印行之速度加快，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出版近300册。这批珍贵档案资料的整理被列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三大工程之一，准备将这些档案建成影像档，为人们提供网络检索与阅读的便利。

    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同时，傅斯年还组织领导并亲自参加了《明实录》的校勘整理工作。1930年，整理内阁大库档案的工作人员发现案卷中有明朝内阁进呈的《熹宗实录》的散页，而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正缺《熹宗实录》13卷。傅斯年得知此事后，便打算从这些散页中找到红格本《明实录》的缺文，并据此改正《明实录》其他部分的脱漏与讹误。《明实录》主要是根据明朝档案写成，《明史》多取材于《明实录》。明朝档案今存世甚少，《明实录》可以算是关于明朝历史的最足珍贵的直接史料了，它比《明史》具有更加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傅斯年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他当即作出校勘整理《明实录》的决定。

    1930年下半年，傅斯年向北平图书馆洽借《明实录》红格本予以晒蓝，费时年余方才完成。而内阁大库中的千余张《熹宗实录》散页须逐页装裱，此工作至1932年1月始告结束。1932年6月，傅斯年又借得兵工署存广言馆旧藏《明实录》，此本亦仅缺《熹宗实录》，是官方藏书中较完善的本子。待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傅斯年乃聘请李晋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负责校勘《明实录》。李晋华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乃傅斯年的及门弟子，中山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文科研究院专攻明史，造诣颇深。次年7月，又增聘那廉君等3人为李晋华的助手。根据傅斯年的意见，他们以红格晒蓝本《明实录》为底本，与广言馆旧藏本对校，遇有缺疑，则以北平图书馆藏礼王府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本及史语所原藏朱丝栏精抄本相参校。1937年春，傅斯年派那廉君、张政烺去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以重金购得刘氏嘉业堂藏本，又以此本复校。这时李晋华因患心脏病去世，其三位助手也先后离职。7月，傅斯年又从北京大学选拔王崇武、吴相湘、姚家积三位高材生来史语所，继续从事家业堂本《明实录》校勘工作。不久吴、姚相继离职，王崇武于抗日战争期间随史语所辗转迁徙，继续从事校勘工作，直到1948年赴英为止。

    1938年史语所迁至昆明，这时红格晒蓝本《明实录》与广言馆本已对校完毕，为尽快公布校勘成果，傅斯年决定将《明实录》校勘本送香港刊印。他亲自审阅校勘结果，杀青定稿，在底本上写批语，作标记。遇有异文，便用“△”标出，打算双行排在正文下边。凡须提行顶格排印者，则以“：”标出。他嫌校语冗长，不便阅读，遂用红笔直接改正红格晒蓝本误字，而将原来的校语略去。有的地方有必要保留校语，便用红笔批示：“此条存”。有些异文难以决断孰是孰非，便批一“查”字，由王崇武查阅各本，再作校注。傅斯年亲自校勘了《太祖实录》36卷，这虽然只占整个《明实录》的一小部分，但此筚路蓝缕之举，意义重大，功绩不可埋没。

    史语所迁到台湾后，《明实录》的校勘工作一度中断，至50年代中期恢复，60年代初最终完成并付梓印行。

    此外，在傅斯年寻求新材料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史语所陆续购入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的金石拓片25000多张，33800多卷。其中多属张钫、刘体智、柯昌泗及北平翰茂斋旧藏，而以柯氏所藏最为精要。这些拓片不少为史语所独家收藏，乃史料价值颇高的稀世珍品。其中仅唐代墓志铭就有3000余张，为探讨唐代人物与社会结构之重要史料。史语所藏有民国初年刘复为研究民间文艺而征集的俗曲本子及史语所建立后陆续在各地搜集的曲本，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新史料。史语所的学者们对于敦煌卷子的搜求与整理，对汉魏竹简特别是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二）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

    考古组把田野考古发掘作为工作的重点。傅斯年之所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设立考古组，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科学考古所获得的资料，是直接的史料、最可靠的史料。他说：

    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应用到历史上去。

    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中国最早出土的东西，要算是钟鼎彝器了。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中国的考古学起源甚早，宋代就有所谓金石学，用古器物铭文印证历史文献。甲骨文字发现以后，王国维将它应用于历史研究，贡献很大。傅斯年认为，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家使用的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他们只以文字为研究的对象，认为没有文字的器物无法用来印证史事，只被当作古董看待。而且他们搜集古器物，都是随便购买来的，难以断定其时代，不便用来研究历史。科学考古使用的是一种新方法，它是用科学的手段发掘古器物，所以容易判定古物的年代，它不仅重视有文字的古物，对于无文字的古物也同等重视。今天看来，傅斯年所谈的不过是些常识性的东西，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了解这些常识的人并不多。而且，以学术机关的名义发布这样的常识，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史语所成立之前，中国虽然有过许多次田野考古发掘，但那大都是外国人主持的，中国学者掌握科学考古理论及技能者甚少，更没有建立起从事科学考古的学术机构。傅斯年旅欧期间，接受了西方现代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回国后目睹中国考古资料外流的现状，马上提出要到民间搜求材料，到各地搞考古发掘。但是田野考古一般规模较大，以一人之力、数人之力实难担当，所以他在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决心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科学考古组织，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他把田野考古的目标首先投向了安阳殷墟。因为自1899年甲骨文字被发现以后，许多古董商来到安阳，他们除多方搜求外，且每每聚众挖掘，以至许多古器物被毁，地层分布遭到严重破坏，如果不抓紧进行科学考古发掘，殷墟不久即成为真正的废墟。而且当时欧美日本的一些考古学家、古史学家也注目殷墟，插手其间，收买甲骨片、古器物，致使数以千万计的甲骨片、古器物流向海外。所以，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未待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便开始进行了殷墟考古的准备工作。1928年8月，他派董作宾去安阳，了解甲骨出土的情况。董作宾从当地农民手里买得部分甲骨片，又作了实地勘察，从而断定此地区仍有甲骨片及古器物埋藏，有继续发掘的价值。他回广州向傅斯年汇报了情况，傅斯年当即作出决定，派董作宾再次返回安阳，进行试探性发掘。10月初，董作宾返回安阳小屯村，工作17天，共发掘出古器物l0余种，甲骨百余片。试掘的成功增强了傅斯年大规模发掘殷墟的信心，他当即写工作报告给中央研究院，要求组织人员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报告中说：

    安阳之殷故墟，于三十年前发现所谓龟甲文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求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

    中央研究院接到报告后，即表示同意派考古组去安阳发掘。傅斯年乃抓紧时间筹措资金，购置发掘器具，聘请工作人员。董作宾于古文字方面造诣颇深，但田野考古非其所长，时逢在美国攻读考古学多年且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留学归来，董作宾自谦难以担当领导大规模地下发掘之重任，而属意于李济。傅斯年聘李济为考古组主任，负责领导组织发掘，董作宾亦偕同前往，襄成其事。

    1929年3月，李济、董作宾领导的殷墟大规模考古发掘全面展开。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殷墟附近的洹上村一带开挖3处，掘得甲骨680片，古器物、兽骨、陶片出土甚多。同时绘制了详细的发掘图，记下了地下文物的出土位置及地层分布情况。

    当时河南局势动荡，土匪活动猖獗，李济等将发掘所得一部分藏于当地两所中学里，一部分送到北平史语所内进行研究整理。那时候，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科学考古的重要意义，把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和投机商人、盗墓者的“挖宝”行为同等看待。一般学人对科学考古工作的程序也不甚了了，以为李济他们将挖掘的东西带回北平是想攫为己有。河南省图书馆和当时被人称为“新城隍庙”的河南省民族博物院的某些人，打着保护地方文物的旗号，散发传单，攻击傅斯年“既无学识，又无计划”，鼓动地方政府，阻挠史语所的考古发掘。是年秋，李济、董作宾领导的发掘活动受阻。10月下旬，二人由安阳返回北平，向傅斯年报告了上述情况。

    傅斯年了解详情后，急速赶往南京，向中央研究院及有关当局作了汇报解释，而后直奔河南，于11月24日抵达开封。他利用官方交涉、私人晤谈、公开演讲等方式，宣传科学考古知识，说明史语所的考古发掘，旨在促进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而发掘出的古器物运回北平，是为研究之需要，因为所掘古物等必经研究后方可陈列，一俟研究完毕，即于首都和本地展览，以供参观和学术研究之用。同时他诚恳表示，历史语言研究所愿借此发掘之机，为河南省培植考古人才，帮助河南高等学校建立研究机构。考古学家石璋如回忆当时傅斯年作学术报告的情况说：

    白天向各方接洽，夜里在大礼堂作学术演讲，上自天文，下至地质、科学、哲学、文学、史学，无所不涉……尤其于考古学、古生物学，更为精详的发挥，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让大家提出问题，当场给以解答。虽然大雪盈尺，而来听讲的人则大礼堂几乎不能容纳。

    傅斯年在河南省活动月余，殷墟考古发掘才得以继续进行。他曾很有风趣地说：“为了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瘪了！”后来李济评论这件事情说：“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1931年3月，李济率考古工作队再赴安阳，对殷墟进行第4次发掘，发掘范围从小屯向东扩展到后岗，向西扩展到四盘磨。4月底，傅斯年到发掘现场进行视察，3日后返回北平。1932年11月，傅斯年在李济的陪同下第三次来到安阳，察看了刚刚发掘出的商代房屋遗址。这个遗址位于小屯村附近，夯土台长60余米，周围有柱础。明晰地展现出殷人的居住遗迹。而后他又前往河南浚县，视察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卫国大墓。1935年春，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第11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工作人员、民工等共300余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5月中旬，傅斯年再次来到发掘现场视察，同时前往的还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这时，在西北岗发掘地，西区的四个大墓已快挖到底部，东区的400多座小的墓葬也正在挖掘，虽然这些墓葬均曾被盗掘过，但残留的古器物仍然十分可观。比如高90厘米的大牛鼎，稍低一点的大鹿鼎、大圆鼎，各种车马器、兵器、礼器、饮食器、装饰品，还有大量的车坑、马坑、象坑、鸟坑、人头坑、无头葬坑等。面对这样宏大的发掘现场和各种精美的出土器物，伯希和不断地发出惊叹和赞美。两天以后，傅斯年离开安阳返回史语所。

    自1928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的10年间，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共进行了大小15次发掘。其中对小屯殷代帝王都城的发掘12次，侯家庄西北岗殷代帝王陵墓发掘3次，另外还发掘了殷都近郊、洹水西岸的殷代遗址12处。除出土了大量甲骨片和铜器、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外，还发现了宫殿、窖穴和陵墓遗址，收获至为丰富。他们的发掘虽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仅仅这15次发掘所得，便已震惊海内外，在上世纪世界田野考古史上堪称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经由傅斯年的组织筹划，史语所考古组还与山东省有关部门联合组成山东古迹研究会，先后在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掘2次，在滕县安上村、曹王墓、王坟峪，日照县王屋村、大孤堆发掘各一次。其中以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最为引人注目。城子崖考古遗址的发现，与傅斯年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傅斯年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的，它并非起源于一处而向周边扩展，而是起源于多处并相互影响。直到周秦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尚有明显的差异。他一方面用文献资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则想通过田野考古，为这种观点找到直接的、可靠的史料证据。他说：

    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如大成就，决不能仅凭一个路线的工作，也决不能但以外来的物品为建设此土考古年代之基础，因为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相互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凭借现有的文籍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于是想，沿渤海黄海省分当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于是有平陵临淄的调查（近年又有沿山东海岸的调查），于是有城子崖的发掘。

    这个发掘之动机，第一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作一试验，第二是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迹——更早的东方遗址。

    龙山镇城子崖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按照预定目的，由中国的考古学家们独自调查发现的、独自组织发掘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虽然傅斯年没有亲自参加这两次发掘，但是他的决策、规划之功不可泯灭。他对中国史前时期田野考古的贡献是不应该被淡忘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还曾与河南省有关部门合作，组成河南省古迹研究会，发掘过浚县刘庄、大赉店，辉县琉璃阁、毡匠片，巩县塌坡、马峪沟等多处文化遗址，采掘到有关河南彩陶文化、拍纹陶器和春秋卫国墓葬等大量文物资料。此外，他们还在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山西、察哈尔、绥远、西康、安徽等地做了许多考古工作。所有这些工作，不仅为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材料。

    傅斯年对中国现代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他结合中国的实际，阐释了科学的考古学理论，对于中国科学考古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其一，傅斯年极力提倡从事科学的田野考古，以此取代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他指出，金石学家们的古器物是从别人手里征集来的，这些器物一旦脱离了原来埋藏它们的地层，其科学性和可靠性便随之减低。而且金石学家所注意的只是刻辞铭文，限制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现代考古学不是收购古物，而是到古遗址去实地采集发掘；不是只研究有文字的器物，而是把古人活动的所有遗存均囊括于研究的范围之中。这种思想观念的宣传普及，促使中国现代考古学度过了童年阶段，逐渐地成熟了起来。其二，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傅斯年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二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但是考古学从内容到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它又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不可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混为一谈。历史学的进步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彝器、明器、甲骨及人们生活的一切遗存，都是宝贵的新史料，因而田野考古是发现新史料的重要途径。他指出，科学考古服务于历史研究。历史学的进步离不开现代考古学，而科学的考古的发展亦依赖于史学的进步。这种思想对现代考古学的健康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其三，傅斯年一再强调田野考古要借用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分清地层，厘清古器物的分布年代。据罗家伦说，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曾阅读三大本一部的地质学书，由此推测当时他便有将地质学知识用于考古学的想法。1929年殷墟发掘之初，他作了《考古学的新方法》的学术讲演，对殷墟的地层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其最深者为殷，其余三层为隋、唐、明。两年后参加殷墟发掘的梁思永进一步提出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以区别史前各种考古文化的方法，这对于中国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曾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他倡导、组织和领导了中国现代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辉煌画卷。其一，傅斯年在先秦史方面造诣颇深，对于现代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也十分精通，所以他能够为史语所考古组选定一些具有重要发掘价值的田野考古基地，使考古组在短时期内取得震惊中外的成绩。殷墟、城子崖等重大考古遗址的发掘，首功当推傅斯年。其二，傅斯年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知人而善用。他聘请选拔考古方面的人才，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使之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驰誉中外的考古学家李济曾说，他是因为受傅斯年之聘主持殷墟考古发掘而得以施展抱负的，如果没有傅斯年的帮助，他自己在考古学方面的成绩肯定要小得多。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等都是因为被傅斯年选拔参加殷墟考古发掘而得到锻炼，后来才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的。董作宾、胡厚宣等则致力于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成绩卓著。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拔培养的年轻的考古工作人员、古文字研究人员，以后大都成为该学科的领袖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贡献，是远远超过考古发掘本身的。其三，傅斯年以超众的社交、组织能力，多方奔走，精心筹划，为史语所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本的保证。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局动荡，国库空虚，学术不受重视，研究经费短缺。殷墟最初的几次发损规模甚小，原因就在于费用不足。后来傅斯年多方奔走，四出募集，考古经费日渐增加。到1934年，仅殷墟每年便可得到数万元的发掘经费，使得田野考古工作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另外，当考古组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纠纷时，傅斯年不避艰辛，为之排解，以其非凡的社交能力，迅速平息了风波。这些不为学界重视的组织协调工作，实乃进行科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四，傅斯年十分重视考古成果的刊布，史语所出版过多种发掘报告、考古工作报告，从这些出版物的命名、文章的撰写方法到出版发行，傅斯年都亲自过问。这些发掘成果很快就被学术界采纳应用，对于推动中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语言学、人类学方面的社会调查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傅斯年之所以将二者置于同一个研究所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认为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良好研究传统而当今又比较落后的学科，均可以用科学的治学方法加以改造、扶植和培养。其二，他认为语言学和历史学关系至为密切。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强调说，语言文字之学是读一切书——当然也包括历史书——的门径。后来他在欧洲用力研读比较语言学，也有借此以治历史学的想法。他生平最自负的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使用了由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思想史诸问题的方法。虽然语言组的工作不像殷墟考古发掘那样举世瞩目，但也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就。傅斯年毅然摆脱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抛弃章太炎的权威，聘请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语言、语音学专家，用科学的工具、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学。

    在史语所迁台以前的20年里，语言组的学者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和方言的调查。其中比较重要的，在汉语方面，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等省的全省性汉语方言调查。在少数民族和其他语言方面，有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僮侗语、苗瑶语、藏缅语的调查。主持这些调查的赵元任、李方桂，参加调查的丁声树、董同和、吴宗济、张琨、杨时逢等，都是很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们所调查的湖北、湖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语方言，和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水语、么些话、西藏口语等非汉语的材料，都已有专书出版。语言组还在南京的北极阁建立了语言实验室，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对各地语言进行分析。中国语言学的崛起，也曾使外国的语言学家咋舌，这成绩自然应归功于研究所的语言学家，但傅斯年的领导、规划之功不可抹杀。

    史语所的人类学组虽然成立较晚，但取得的成绩也很突出。史语所人类学组的前身——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曾先后在我国东北、西南边疆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史语所人类学组建立后，因东北沦陷，于是将调查的重点转向了西南地区，于1934年举行了云南民族调查，1935至l936年，利用参加中英会勘中、缅南段边界的机会，又对该地区各少数民族进行了调查。抗日战争期间，史语所迁播于大西南，其人类学组之调查亦遍于西南地区，先后进行过贵州、四川、西康的少数民族调查，昆明北门外之人骨发掘。为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该组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出版了人类学集刊二卷，山东人类体质研究、亚洲人种初步分类、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等研究报告。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则有广西凌云徭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的调查报告，台湾番族原始文化、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等多种著作出版。同时对安阳出土的殷周时期人体骨骼进行了研究。所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史上，无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傅斯年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研究工作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扩张研究的材料”的宗旨，史语所的学者们努力搜求整理新材料，地下埋藏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的文字刻辞及实物，地上遗存的古公廨、古庙宇、其他古建筑、雕塑绘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物、制度、风俗、观念、信仰，各地的方言、方音，群经旧籍、档案、方志、笔记、小说、戏曲、诗文、宗教典籍等等，统统被当作研究资料予以搜集整理，为历史学、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第二，开拓了广泛的学术领域。史语所的学者们致力于使用新工具、新方法研究新材料，破除了千百年来由文献到文献的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开辟了历史学、史料学、文献学、考古学、甲骨学、简牍学、古器物学、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语音学等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促进了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培养了优秀的学术人才。傅斯年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李方桂、董作宾、徐仲舒等著名学者领导、参加各组的研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同时注意培养年轻学者，夏鼐、张政烺、胡厚宣、梁思永、郭宝钧、石璋如、陈乐素、陈述、劳干、严耕望、全汉升、凌纯声、丁声树、陈槃、傅乐焕、杨志玖、何兹全、马学良等，年轻时都曾在史语所工作过。他们成为蜚声中外的学问家，与史语所的培养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中华民族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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