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去徘徊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看做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这个时期的所做所为，过去大陆了解甚少，记载颇多讹误。近几年随着资料的面世，对傅斯年这一段生活有了较多了解，这里就主要行为进行论述。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一来感到台湾大学人事政务难以处理，二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台湾，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其回国不要担任繁巨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斯年回国不久，就开始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身体已感不堪重负。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词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呈现出凄惶不安的景象，此时胡适正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尽管两人都是民主人士，但与国民党政权关系较为密切。他们目睹国民党政权军事失败，政治孤立，既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二人同时低吟起陶渊明的《种桑长江边》。回首数十年之往事，奔走操劳，艰苦努力才取得了抗战胜利，可是国共内战又起，他们虽然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但最终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到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矩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傅斯年平时办事以干脆、有决断著称，这次因关系他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格外慎重。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但临行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整顿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于1928年建立的，原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日本建立此学校的目的是对台湾人进行奴化教育，所聘用的教职人员多是日本人，其管理和教育都是采用日本模式。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1月由中国接收，改名国立台湾大学，由罗宗洛出任校长，由于日籍教师大部分撤走，师资缺乏，再加经费困难，罗宗洛任职不久辞职，其后陆志鸿、庄长恭继任，三人任职长的不到二年，短者仅数月。台湾大学在日本人撤退时，就是一个烂摊子，接收重建以来，校长频繁更换，没有得到很好治理。

    傅斯年就任时学校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外部台湾政局动荡，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量撤往台湾，其中许多大、中学学生被裹挟入台，要求入学就读的学生骤然增加，学校难以容纳。傅斯年就任后决心全面整顿，其整顿和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顿教师队伍

    傅斯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对高校中师资队伍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强调：大学以教授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他对此阐述说：“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作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日籍教师撤离后，台大教师很少，又因台湾是穷僻之地，与大陆有海面相隔，局势又不稳定，大陆学者教授一般不愿赴台任教，故高层人才奇缺。而同时，大批军政人员撤至台湾，许多人官场失意，欲进入台大任教，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想到台湾大学兼职，而这些人多是学无专长，仅依仗权势或辗转请托谋求教职。傅斯年针对这种情况，排除种种干扰，坚持以才学取人，对各种请托严加拒绝。他曾对各界公开声明，聘任教师只注重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坚决不接受因所谓积极反共或官场失意的“贤士”到台大任职。他说：“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应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 他到任不久，便在主持的第一届校务会议上制定了《“国立”台湾大学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标准共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教员新任及升级根据学术成就、贡献(见于著作或发明者)及年资、教学成绩为准。”又专门建立了“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使教师聘任规范化、制度化。按规定，要聘任一位教师，先由院长与系主任商议，向校长提出；或由校长委托院长考虑，经院长同意，然后提交学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后送“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样经过反复审查，才能决定某位教师是否被聘任。

    由于傅斯年到任时台湾大学师资十分缺乏，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校名望，傅斯年利用仍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特殊条件，聘用了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台湾大学教课。如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高去寻、石璋如、王叔民等都曾受聘到台大任教。傅又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从大陆各地罗致和吸收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历史系的刘崇宏、方豪、陶希圣，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方东美，外文系英千里、赵丽莲，化学系钱思亮、张仪等。这些人皆学有专长，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再加上原有教授，台湾大学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师资队伍阵容整齐的综合性大学。

    （二）严格招考制度

    在台湾光复之初的几年里，台湾大学由于日本人撤退以后许多管理制度、章程废除了，新的规章制度尚没有建立，所以教学管理十分混乱，招生考试马马虎虎，请托作弊现象严重，学生良莠不齐，许多学生只要考得入学资格便万事大吉，吃喝玩乐，不认真学习，学校也不管不问。傅斯年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一定要把好学生吸收到学校，再经过严格教育，使学生德才兼备，学校的责任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因此，他到任后，首先从严格招生考试入手，把好录取学生的关口。而做到这一点，有相当大的困难。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各界人士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再是由于战乱，流亡台湾学生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台湾唯一的“国立”大学，自然是青年追逐的首要目标，故台大招生的压力很大。许多权要试图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子女送到台大，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混乱。

    1949年夏季是傅斯年到任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生，为保证学生质量，傅斯年在校刊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招生办法，他说：“这次办理考试，在关防上必须严之又严，在标准上必须绝对依据原则，毫无例外。由前一说，出题者虽有多人，但最后决定用何一题，只有校长与教务长知道， 这是任何人事前无从揣到的。印题目时，当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一楼上，断绝交通，四围以台北市警察看守，仅有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故无人能知任何一人之分数及其录取与否。”他着重声明，自己一定秉公办事，决不会徇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即是我对于一切经考试不及格而进不来者或不考试而进不来者加以极不公道之待遇，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地看，照样的办，一切全凭本领了。我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在录取学生阶段，又在校长办公室门旁用毛笔赫然写一个条幅：“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由于傅斯年制定了一系列招生制度，又带头严格执行，使1949年招生顺利进行，基本上刹住了请托、说情、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为避免考试题泄露，傅斯年严格实行“入围”制度，即在台湾大学图书馆选一间房子，命题人不准携带其他不相关的物品进去，出完题就呆在里面，等到考试结束才能放出。傅斯年的老友屈万里曾回忆当时情况说：“出题时之审慎，和印题时关防之严密，迥非外人所能想象。印题的场所，门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着岗警。有人用‘如临大敌’四个字来形容它，却恰到好处。”

    傅斯年也承认用这种方法招生有不妥之处，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种招生办法，“充满着‘防贼’的心理。申、韩的‘治术’，是与教育原则不合的。”但他又认为：“在目前不能无考试，既有考试，即不能不如此。”也确实如此，这种严格的招生制度，杜绝了许多弊端，对于扭转台湾大学校风和学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三）对学生科学管理

    傅斯年采取种种措施严格考试录取制度，不只是保证优秀学生能够被录取，有求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为学生学习创造优良的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傅斯年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修定台湾大学“学则”，改变学生不努力学习，随意旷课，混资格、混文凭的现象。其主要措施是实行学分制，严格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杜绝各种形式的作弊行为。如规定“学生学期成绩不及格科目之学分数达该学期修习学分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得补考，即令退学”。凡旷考者以零分计，全部旷考者，自然退学等。傅斯年说到做到，1949年第二学期结束，因成绩不合格退学者多达31人。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权势者，子女被勒令退学，他们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向学校发难，有人在省参议会上对傅斯年提出质疑，对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傅斯年坚决不肯让步，他在回答质疑时强调说：“台大光复以来，实不能尽满人意。本人到校之初，所见情形，不特不能达到教育之理想，而且将为社会之累赘，故尽量改革，求其实事求是，求其进步。在校学生必须养成向学之习惯，然后学校风气方可良好。养成良好之习惯之办法不一，而加严课业，实为必要。如任何学生不论在校成绩如何，皆能随时毕业，则学校万无进步之理。”傅斯年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执行学校制定的关于考试及相关的制度，促使学校学风迅速好转，良好的秩序很快建立起来。

    二是设置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为贫困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傅斯年在教育上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受教育机会均等，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应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更是努力实现这一理想，在台湾大学设立几种奖学金、助学金，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傅斯年在致学生的公开信中曾特别强调“诸位中想要鬼混的，休想政府的帮助；其用功而有优良成绩的，我决不使他因为无钱而辍学。”傅斯年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临死前几分钟，在省参议院回答由参议员提出的关于是否废止助学金问题时再次强调：“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只为了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摒弃于校门之外。”据统计，仅1949年就有1600人享受了各种类型的助学金。

    三是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在傅斯年任校长以前，台湾大学内没有学生宿舍，个别需要住宿的同学在校外租房居住。傅斯年出任校长时，因各种情况流亡到台湾的穷学生相当多。他们住不起校外的公寓，只好在学校内寻找栖身之处。研究室、教室乃至洗澡间，到处都住有学生，甚至台大医院传染病房，也成为学生宿舍。傅斯年面对这种情况，实在是既心疼又头痛，不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学校简直无法再办下去，要解决又谈何容易。傅斯年曾经声称：“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他奔走呼吁，四处求告，终于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加紧建造了一批学生宿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1800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占全校人数的60% ，整个学校学生住宿问题大为缓解。

    傅斯年曾在台湾大学校刊第56期发表《几个教育的理想》。其中第一个理想是崇尚“平淡无奇的教育”，在其中强调了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第二，加强课业。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的运动。他最后总结说：“以上的话，总括起来，可以说一句笑话：‘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玩。’”如果对傅斯年平淡无奇的教育理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内涵极其丰富，实际上是为学生在知识、体格、品德等全面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条件，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根本的保证。

    争取教育的相对独立

    傅斯年早年就主张教育独立，强调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他一再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更是积极争取和努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府对教育过多地干预。

    他任职期间，整个台湾相当混乱，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稍有嫌疑，就有被逮捕屠杀的危险。对台湾大学也是如此。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对学生不能进行武力镇压，保证“不能流血”，结果被逮捕的学生没有一个流血的。在傅斯年的干预和交涉下，多数学生交家长领回，部分又送回大陆，保证了学生的生命安全。事后，傅斯年又与当局严正交涉，要求宪警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系考。”当时人的一些书信和回忆文章都说明，军警宪特到台大不能肆行无忌。傅斯年力争此项权力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傅斯年这些行为都是他教育独立思想的外在表现。正如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的困难的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斯年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这种评论反映了傅斯年在教育方面的立场和行为，坚持教育的相对独立，与干涉破坏教育的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

    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重视自己人格的独立，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具有严重依附和等级思想。傅斯年一生不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教育行政，甚至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都努力保持个性独立，他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统”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要求教育独立，并为之努力奋斗，在当时是可贵的。

    参与台湾政治

    （一）与《自由中国》的往来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赴台湾就任台湾大学校长。胡适与傅斯年分别后由南京到上海，住在老朋友陈光甫家中，正好王世杰和雷震也在上海，住在上海贝当路14号章剑慧家中，两处相距不远，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局。他们虽然认识到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但还幻想国民党政府能保住长江以南半壁江山，他们三人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且在国民党政权任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心国民党政权彻底灭亡，很想帮国民党政权做些舆论宣传工作，挽救人心。胡适、雷震、王世杰三人商定办一种刊物或报纸宣传自由、民主，监督国民党政府，同时对抗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为国民党政权争取人心。雷震和王世杰将此设想报告蒋介石，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1949年4月初，胡适赴美，雷震、王世杰等人先后到台湾定居，开始《自由中国》杂志的具体筹备工作。4月16日，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致信杭立武、王世杰、雷震，附有为《自由中国》撰写的宗旨，并在信中特别推荐傅斯年说：“请不要忘了傅孟真是作文章的大好手”。在以后的筹备中，傅斯年应邀参加。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在一起聚餐，决定先出版两期，胡适任发行人，雷震为社长，毛子水任总编辑。胡适、傅斯年、杭立武、罗家伦等为发起人。11月20日，《自由中国》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正式出版。胡适撰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放在第一页。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督促国民党政权进行改革，如强调：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其二是抗俄反共。其中刊载的第二篇文章是傅斯年的《自由与平等》，在本期的封底刊载的《给读者的报告》中对傅斯年及其文章进行了重要介绍。其中说：“傅斯年先生的《自由与平等》一文，题目虽极普通，但内容有傅先生独到的卓见，极为宝贵，愿读者注意，傅先生校务繁忙，因之傅先生的文章得来不易，但傅先生为本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以后当常有文章与读者相见。”在《自由中国》创办的初期，胡适、王世杰、雷震等人纷纷出面要求傅斯年参与《自由中国》杂志事务，胡适远在美国，多次致信雷震等人推荐傅斯年，王世杰也致信胡适，要求胡适、傅斯年积极为此刊的发展出力。如1950年3月，王世杰致信胡适特别强调说：“似乎《自由中国》期刊可以即时改进。此则非兄及孟真十分负责，终不能大大改观”。傅斯年先后被《自由中国》杂志社聘请为社论委员会委员和常务编纂等。傅斯年也确实积极参与《自由中国》事务，在主持台湾大学的繁忙工作中，积极抽时间为《自由中国》撰写稿件，分别在《自由中国》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第二卷第四期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傅斯年发表的三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一致的，即督促国民党政权认清形势，改革独裁政治，逐步向自由、民主和经济平等方面改革，同时具有反苏反共的色彩。

    《自由中国》创刊一年，傅斯年去世。《自由中国》的总编辑毛子水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在1950年12月25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傅孟真先生传略》，并在传略后面特别说明：“傅先生是本刊发起人之一。他的突然弃世，固然是国家的大损失，亦是本刊的大损失。承雷儆寰先生的催促，匆匆草成这个传略，以为青年学生矜式嘉言懿行的取资。”说明傅斯年与《自由中国》杂志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拒不组党结派

    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不从政，参政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怀着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尽责尽力，虽然他的认识和个人意志时有偏颇，其晚年言论行事也有许多错误，但应该说其人生信条和动机有其合理性。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国民党政权迫于美国的压力，为敷衍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所谓的宪政，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各界有关人士开始积极活动，互相联络，试图组织政党，和国民党相抗衡。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属性和性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坚持不组党，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参政议政，他的这一思想原则一直坚持到去世。

    1947年3月，蒋廷黻将组织政党的意向和党纲草案寄给傅斯年，希望就政党问题同傅斯年讨论，信中说：孟真我兄，兹送上近日草拟的党纲，名称及党纲各均应切实检讨修正，弟不过提案以作讨论的资本，并籍以试探究竟吾人政见异同到什么程度，至于策略方面，弟主张不参加联合政府，现在参加者均将丧失其反对党资格，吾人即可以政府的反对党露面，反对党有其作用，现在当有许多人不太明瞭，在目前阶段中，我们可以尽这点教育责任，请您费点时间仔细想想，于便中把您的感想写给我。蒋廷黻所附寄的中国社会党党纲共6款20条，其中一二两款是所组党的性质和目标，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循民主的路线。牺牲民主政治或假借民主政治的名义以达其他目的都是我们所反对的。1．法律应由人民代表制定，大政方针应有人民代表的赞同。2．政府应切实尊重人权与民权。二、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应循社会主义的路线。国家的富源及其开发的收益不容少数资本家或地主垄断。1．农民及劳工生活的改善及其地位的提高应视为一切经济设施的主要目的。2．工商业所有独占性及支配性者应定为公管。3．累进的所得税、遗产税及过分利得税应切实征收，财产所有权的契据应具载所有者的真实姓名或政府注册的法人名称，否则不得享受法律的承认与保障。”其余各款则是较为具体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

    从蒋廷黻起草的中国社会党党纲来看，其主要内容与傅斯年的政治理念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其最基本的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尤其是经济方面“循社会主义路线”，与傅斯年所强调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理念基本相同，但是就现在掌握的资料，傅斯年对此没有任何回应，说明傅斯年对组建政党不感兴趣。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后，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又开始酝酿组党，与国民党相抗衡，其中包括雷震和当时在国外任职的蒋廷黻等人。实际上雷震等人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是他们所谓建立“自由中国大同盟”，从事自由中国运动的一项措施，他们想拥护胡适为领袖，胡适不同意。再加上胡适迅速赴美，在台湾的雷震、杭立武等人与傅斯年商议先建立《自由中国》杂志社，出版《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正当雷震、毛子水等人努力办《自由中国》杂志时，蒋廷黻在美国又发起了组建“中国自由党”的行动。为什么蒋廷黻如此热心组建反对党呢，这应从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地位去认识。

    蒋廷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目睹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想再组织一个有现代作风、有作为的新政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一位同时在美国纽约的人士回忆说：“他（蒋廷黻）要组织中国自由党，想推胡适为领袖，并以自由中国主义为号召。……他当时的构想是要仿照英国国会制度，把立法院变成两党对立的国会。他说政府迁播台湾以后，国家大政不应由一党‘包办’；青年、民社二党既不能表现反对党的力量，他那个自由党便可应运而生，成为一个和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党。他又说他已透过他的友人，征求美国国务卿艾契逊和英国外相贝温的意见，还得到他们二人的鼓励。”蒋廷黻为组党进行宣传，起草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并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公布，当时王世杰之子王纪五正在美国，便将此草案寄给王世杰。雷震等人看到后，便在《自由中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第二卷第二期进行了全文刊载，《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的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反共，二是反对国民党独裁，其在“宗旨和目标”中明确规定，（一）保存中国国家的独立；（二）发展民主政府，保障个人自由；（三）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法治。蒋廷黻宣称组建中国自由党，拥戴胡适为领袖，所起草的自由党组织纲要在《自由中国》刊出后在台湾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将《自由中国》杂志以胡适作发行人和蒋廷黻要组建“中国自由党”拥戴胡适为领袖联系起来，认为胡适要领导台湾自由中国运动，雷震在致胡适的信中曾谈到舆论界的反响，他说：“《新闻天地》附会这两件事有关联，他的题目是〈胡适、自由、自由党〉，开头就说‘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不是一日之事，由自由主义进而组自由党，也不是一件传闻的新闻，但是从我国堂堂正正驻联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此时于台北出版谁说天下没有这样的凑巧的事。”雷震在信中对胡适领导自由中国运动既高兴又有所担心，在致胡适的信中反映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信中说：“《中国自由党章程》已拜读，先生愿出来领导，使爱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兴奋。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之内，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对此点特别注意。”其实蒋廷黻组建“中国自由党”拥戴胡适为领袖，自己实际负责只是一厢情愿，胡适并没有同意，后来明确拒绝了蒋廷黻的要求。赖景湖曾回忆说：蒋廷黻找他谈合作组建自由党的“几天后，我看见胡先生，复以中国自由党的事相问。他很郑重的对我说：‘我对政治无兴趣，怎么会去做党魁？蒋廷黻要组党，那是他个人的事，与我无涉’”而对台湾雷震等人要求胡适领导台湾的“自由中国运动”也进行推辞，在雷震等？说囊辉僖笙拢释萍鲈谔ㄍ宓母邓鼓旰驮谙愀鄣墓嗣嫌嗔斓即耸拢歉邓鼓暌裁挥胁斡氪耸隆＠渍鸶实男胖性得鞔耸拢担骸霸僬撸杂芍泄硕蛳壬黄鹁ⅲ圆荒芸迹邸⑻ㄒ话阒就篮现耸考扒嗄暄ё樱质Ｏ壬萍鲋耍缑嫌唷⒚险媪较壬疾辉傅Ｈ未斯ぷ鳎嫌嘞壬＠鲜邓担杂芍泄硕绶窍壬隼戳斓迹悦挥邢Ｍ！痹诖送保ㄍ宓囊恍┳杂膳扇耸亢驼捕备邓鼓曜榻ǚ炊缘常邓鼓晔贾彰挥写鹩Α？

    不组党结派是傅斯年的素愿，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是相同的。他们都坚持自由主义的理念，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社会发展尽职尽责，而对组党结派从事实际政治，尤其是以党派为工具，争取实际从政没有兴趣。傅斯年在台湾岁月中的实际作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关心民间公共权益

    傅斯年曾对殷海光说过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愈离开政治中枢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心便愈厌恶。”很显然，傅斯年在接近国民党政府统治集团核心时，了解其内幕事情，对统治集团专制腐败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等丑恶现象知道的越清楚，越多，自然越产生厌恶心理；疏远一些，不闻不问，眼不见心不烦，自然心理上安然一些，应该这句话反应了傅斯年在台湾时期的内心世界。但是，傅斯年不是躲进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而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不能忘情社会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社会不公平的事往往进行激烈批评，为民众抱不平，仗义执言，与当政集团进行斗争，傅斯年的这种行为在台湾期间仍时有表现。

    1950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实施实物配给制度，但这种调整有其特殊背景，统治集团借口优先军事，对军政人员的待遇较为丰厚。而对文职人员的待遇有所降低，遭到文职人员的反对。7月7日，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拜访傅斯年，傅斯年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第二天又致信陈诚，批评了调整方案的不当。他在信中强调了写信的三点动机：“一、弟一如雪艇（王世杰）兄等以为今日中国之命运系于吾兄者大，故亟望兄之成功，而不愿见其失败。此办法公布后，两日之间，公务人员人心浮动，弟系薪水阶级，每日接触皆薪水阶级之人，故知之深切。二、弟一向主张军人生活提高，文武一致，原是当然。然文职数少而武职数多，故如减文职之薪水以就武职之薪水，而此时文职人员又恰在生活挣扎线上（不是生产），恐非适宜。且武职多集体生活，如表面平等，事实上可能武职较优也。近数年来官兵生活悬殊，故为军事失利之最大原因。文职下层生活困苦，故精神涣散，纲纪不振。……三、看来办理此事，实有下列几项毛病：（一）兄凭一种理想（即所谓普通配给制），而执行者未曾研究实际情形，执行者并未加以细密的检讨，以减薪为加薪，以不合生活之配给为配给。……（二）办理此事，似与台湾省政府中间彼此有所误会。弟昨闻吾兄言，吴国桢兄以为比台湾省原有待遇高，系指原案有福利费而言，今既去福利费，当然比台湾省现行制低。”傅斯年特别指出：“此项配给办法，在今日军队或可用，在今日公教人员身上，政府浪费多而个人效用小。”傅斯年在信中提出了三项改正和补救办法：“（一）此时政府对此事暂不必再发言论。（二）八月份可因配给机构尚未完成暂缓施行。（三）立即重新研究此问题，并约几位完全靠薪水为一家生活之人士参加讨论。如承不弃，弟愿参加。”傅斯年在信中用语言和列表的形式详细陈述了配给制度不合理的主要方面，降低文职人员生活标准的程度等。傅斯年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说：“弟以为今日吾兄施政之成败，系于国家之安危，故弟为公为私，尽其所知，至乞吾兄将此信反复看几遍。有暇电示，当即趋前面陈。”据陈诚回忆，对于傅斯年的批评和建议，国民党政府部分进行了改正。傅斯年的书信一方面说明了他对时政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职人员请命和呼吁的正直品格，表现了他对广大下层人士的人文关怀。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锐意改革，统筹大政，同时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说得更明白，他说：“我可以说，傅故校长这一年零十一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以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本来不堪过分劳累，因此，身体不久便垮了下来。他也知道校长事务繁多，自己的身体难以胜任，曾向朱家骅诉苦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但是说是说，做是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皆劝其静养，他置若罔闻。夏天，又患了胆结石，动手术休息几天，尚未痊愈又开始了工作。11月，教务长钱思亮赴法，傅斯年的工作更加繁忙。

    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的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原来台湾大学保存一批由大陆运出的教学器材，结果被台湾大学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了一部分，后来被侦破，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疾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终于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傅斯年去世后，由于海峡两岸正处敌对状态，大陆没有人进行公开评论，而台湾与海外对于他的评论甚多，这里选两个较有代表性的人士的议论：一位是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殷海光，亦是《自由中国》的主要撰稿人，他与傅斯年都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和主体意识，对傅斯年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自由中国》第四卷第二期发表了《我忆孟真先生》，对傅斯年在台湾的行为和代表的思想倾向进行了评价。他说：“我之所以怀念孟真先生，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有是非之心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是一个有至大至刚之气的读书人。……他虽然与政治圈子接近，但他不独没有染上一丝一毫官僚习气，而且他的心还是书生的心，他的想法还是学者的想法，更不用说他不曾利用这些机会来猎取一官半职了。”在殷海光看来，傅斯年是台湾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的代表人物和实际维护者，是独立于专制统治集团之外的一种力量。他在文章中叙述说：“傅先生之死，使我们感触起我们读书人底命运。这十几年来，我们读书人安身立命之处何在？学术思想自由又在那里？……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读书人底困厄若此。而孟真先生则为我们打前锋，站在困厄的最尖端，他坚毅而勇敢地翼护着我们。我们因他的奋斗才享受到些许残余的学术思想自由。他竟猝然撒手归去，哪得不使我们惶惧？为了谨护这点香火，他底处境是太困难了。几股逆流在环伺著他。若是别人，早已倒下了。……在这种势力左右之下，在这种氛围的压力之下，孟真先生要使学术思想独立以求这点香火不致熄灭，该是多么困难？该劳了多少神？该操了多少心？孟真先生一方面要保持学术机关的存续，另一方面要保持学术思想独立而不被‘化’掉。这是一两难（dilemma）。这样的两难，是民主国家办教育的人所没有遭的特殊困难。我不敢说，在这特殊困难之下他已百分之百地做到了学术思想独立。在事实上，目前处于这种环境之内，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孟真先生在主要的分寸上做到了。”很显然，殷海光视傅斯年为台湾地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维护者，也是自由主义的代表。

    另一位是台湾政要，时任行政院长的陈诚。傅斯年去世后，陈诚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假使斯年多活几年，对于我当有更多的匡正，这四年行政院长下来，也许比现在还能有一点成绩。”由此可以看出傅斯年参政议政方面的作用，傅斯年与陈诚私交公谊都比较密切。就私交而言，傅斯年与陈诚二人虽然没有多少渊源关系，但是两个家庭却有较深的世谊。陈诚的岳父谭延闿和傅斯年的岳父俞明颐都曾长期在湖南任官，关系密切，成为世交。据俞大綵回忆，陈诚夫人的弟妹谭季甫、谭韵寄住俞家读书，与大綵、大纲“朝暮相处，情同手足”，一起上学、玩耍，成年后亦经常往来，关系密切，陈诚和俞大维关系也非同一般，虽然傅斯年与陈诚都没有专门谈起这层关系，无疑这层关系对两人合作、互相倚重应有影响。

    就工作关系而论，陈诚与傅斯年是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安置在台湾军政界和文化教育界的两个骨干人士。陈诚初入台时，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和依靠对象，先后委以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等重要职务。傅斯年改造台湾大学，在财政方面得到陈诚的许多支持。傅斯年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也积极建言献策，二人合作得相当好。陈诚初入台时，认识到台湾是国民党政权残余力量的最后据点，很想对台湾进行改革，促进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人学者和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官员王世杰、胡适、梅贻琦、蒋梦麟等人有所交往。50年代后期，蒋介石父子对陈诚开始猜忌，而陈诚与胡适、梅贻琦、王世杰等学者官僚交往成为蒋介石猜忌的重要原因。傅斯年如果在世，自然也和胡适等人一样，成为蒋介石父子猜忌和打击的对象。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变化看做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坚持独裁，与胡适、傅斯年等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理念的冲突。

    主要教育观点及历史地位

    （一）傅斯年教育思想的形成

    傅斯年一生几乎没有真正离开教育领域。从5岁入私塾，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到天津中学、北京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然后带着献身学术教育的志向到欧洲留学7年。留学期间，他一方面在学术上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一方面对西方的教育体制和内容进行了考察，回国后立即投入教育事业。从整体上说，他回国生活的20多年中，教育实践和理论的探讨是他的主旋律，具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1926～1936年的10年中，他通过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教育思想逐步形成。这从他参加30年代关于教育讨论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在讨论中，他对教育改革的思想观点明显表现出两种倾向：第一，知识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联系。他在这个时期已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是学术教育，中等教育是职业训练的思想。他对当时教育与社会需要相脱离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尤其是对当时还严重存在的传统士大夫教育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批判，并提出了改革意见。其中许多意见是符合社会实际和高出一般人认识的。第二，教育与救国相统一。尽管傅斯年教育思想的主要倾向是用教育救国医民，但是具体到这个时期又有其特殊的背景，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又迅速向华北渗透，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更使人忧虑的是中国一些下层民众麻木不仁，缺乏民族自尊心，一些上层分子对日一味妥协，甚至有些人卖身投靠，作了汉奸。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当务之急也是一切爱国人士活动的中心。傅斯年在当时参与筹备《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的文章。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是讨奸御寇，一是对当时教育状况与内容展开讨论，呼吁教育改革，把教育与救国密切结合起来。并具体探讨了教育如何唤醒民众，提高民众基本素质等问题，为抗日救国做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1937～1950年，是傅斯年教育活动的第二个主要时期，这个时期他先后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由以前的教授转变为教育行政领导人，这种在教育上角色的转变使他与教育有了更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二三十年代对教育的讨论和研究是一种良心的驱使和义务，而这个时期对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前一个时期尚有着随意性，而这个时期则更多的是自觉性。再加上这个时期又是社会的转折期，社会动荡，学生心理复杂，他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为他教育研究提供了素材。因此，他的研究更加深入，他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形成了独特体系。可以说，他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既是他对教育研究的结晶，又是他教育改革的理想方案。这个方案是有相当的科学价值的。有些教育设想在现代教育中已经实施，有些仍具有借鉴作用。

    傅斯年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是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相互促进的过程，理论随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完善，而随着教育理论和观念的深化，教育实践也不断深入，更能深层次地适应社会，两者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从而使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具有较高的价值。

    傅斯年虽然在早年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教育，但他思想的成熟和定型基本上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在对传统教育思想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上确立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传统教育基本上是采取否定和批判态度的，在以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改革成为他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

    其一，批判传统读书做官的士大夫思想意识。历史证明，改革行政体制容易，变革思想意识困难，这在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变革方面表现的特别明显。清朝末年，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人士认识到封建传统的教育和科举制度不改革势必导致中国亡国。清朝统治者迫于内外压力，开始设立新学堂，学习西方，改革教育内容，但是从学生到社会，思想意识并没有多少改变。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信地向教育界宣告：“今破坏已完，建设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日当求建设之学问。”民国政府对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五育方针，废止尊孔读经，倡导男女同校，试图改革教育的传统思想意识，但自袁世凯执政，封建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思想意识又有所恢复。这种状况使许多教育家认识到：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培养仕宦之才为主要目的，由此而产生的重道轻艺，贵义贱利，读书做官的教育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种深沉的文化心理积淀。要改革教育，必须首先改变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至少要与教育体制和内容改革同步进行。傅斯年早在青年学生时期，就认识到中国的所谓新式教育，实际上仍是传统封建教育的继续。他在30年代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学堂教育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崩溃的形势”。其根本原因是“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他认为改革教育必须重视改革传统的士大夫思想观念。“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只有教育思想意识的改革才能促使教育彻底改革。从此以后，改革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思想观念就成为傅斯年在教育方面的重要主张。

    其二，对以儒家经学为主的教育内容的认识和批判。儒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秦汉以后教育的基本内容和选拔人才的基本依据，几千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提倡和推崇，直到近现代在思想教育领域仍然有相当的权威性，传统文人将其视为“国粹”而加以保护。批判传统儒学，反对读经成为教育界长期争论的重点问题。而对儒学坚持批判，反对读经的阵营中，傅斯年一直是著名的斗士。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傅就追随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对尊孔读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在30年代对国民党政府提倡祀孔，宣扬读经，进行了更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经学从来就是专制统治者愚弄士人知识分子的工具，在现代，经学作为学生学习内容，不可能促使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他说：“读经从未曾独自成功过，朝代的缔造也不曾真正靠他过，只不过有些愚民的帝王用他笼络学究。”尤其是历史发展到现代，学生迫切需要科学知识，而统治者提倡读经，是背离社会发展方向的。他强调指出：“六经中的社会不同于近代，因而六经中若干立义不适用于民国，整个用它训练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样子，更是不消说的了。以世界之大，近代文明之富，偏觉得人文之精华萃于中国先秦，真正陋极了。”因此，他坚决反对学校读经，主张以现代科学知识作为学生学习的基本内容。

    其三，反对压抑个性的传统教育方式。发展和压抑个性是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的重要分歧。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和教育家都十分重视设置规范，培养人们服从的习惯，极力压抑个性，培养人遵从专制统治，他们强调的忠孝恭敬等都是培养奴性，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君父长上，泯灭个性。而资产阶级教育家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则强调发展个性，独立、自由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充分发挥个人才能。傅斯年将这种思想阐发为“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个性与社会的关系。为什么要强调个性，傅斯年认为，社会的“善”是“个性”发展的结果。“‘善’是‘个性’发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傅斯年一生以此为准则，他的一位学生曾对此评论说：“此种观念，先生不仅言之，且亦身体而力行之，三十年如一日。惟其主张自由发展个人也，故其行则独立，言多谠论，惟其主张为公众谋福利也，故其一生最乐于成人之美，尤乐于指导青年，提携后进。”主张培养和发展个性，不仅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而且是他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

    总之，在对封建传统的文化教育的批判方面，傅斯年实际上继承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与他具同样阶级属性的人士之中，无论从思想方面，还是立场方面都显得更为激进，对问题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但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人士相比，则难以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分析、认识问题的角度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傅斯年的教育思想融汇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成分，但是他对西方文化教育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他教育思想的成熟。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开始阅读西方著作，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受胡适等人的影响，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始崇拜西方文化。他曾强调：“现在中国希望制造一个新将来，取用材料自然最主要的是欧美的物质文明，即使物质以外的东西也应该取精神未衰败的外国。”说明他当时对西方文化相当崇拜。留学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系统的了解，虽然仍注重吸收西方文化，但不再盲目崇拜。李济曾回忆说，留学回国后的傅斯年“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方、西方之分，他向来不用什么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名词，他认为真理只一个，发现这真理的人不管他是东方人也好，西方人也好。”结合傅斯年回国后的论著，李济的回忆很符合事实。傅斯年经常比较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异同和文化的优劣，他的结论往往是各有短长，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中进步的东西，借鉴他们的长处，发展自己。他的这种思想观点既是对早期崇拜西方的一种否定，也是对要求全盘西化的人进行的批评。

    在教育思想上，他也有着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他在欧洲留学7年，对英德的教育状况，教育制度有较多的了解，回国后，他对中国改革教育体制盲目取法美国十分不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主张效法德国，在大学实行讲座制，注重学术研究，在基础教育方面设立课程要少而精。晚年他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和对教育的研究，提出根据本国的国情，对各国教育选择着学的思想。他阐述自己对西方各国教育的态度说：“我以为，学外国要选择着学的，看看我们的背景，看看他们的背景。当然，定一种制度也和定民法刑法一样，完全求合于当前的环境，便不能促成进步，完全是理想，便无法实行，当然混合一个才好。即如在学校制度上学外国，要考察一下他们，检讨一下自己，欧洲大陆的学校制度，有很多的长处，然而我们没去全学……”傅斯年晚年的这种教育思想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

    （二）主要教育理念

    就中国现代教育家而论，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在许多领域没有开风气之先，却有继承、发扬光大之功，他所强调的办教育的原则和理想也符合时代和教育的一般规律，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自成体系，许多思想适合于时代，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观念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其一，教育兴国思想。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使命，而对于这种使命的态度和担负的责任是评价具体人物的基本标准。中国近现代是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因此救国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艰巨的使命，知识分子在这种神圣使命中充当什么角色，担当什么责任是每个知识分子所必须认真考虑的。具体到怎样救国，依靠什么救国则是一些有识之士积极思考和认真探索的。傅斯年是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论的中坚分子，他认识到救国首先要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基本素质和爱国热情，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教育最为有效。他从青年时代决心献身教育事业，一生无悔无怨，实践他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作为教育家来说，没有注重探讨教育的具体理论和方法，而一直追求教育的社会效果和目的，时刻注意的是为社会培养和输送有用的人才。他心目中的有用是指有爱国思想和有科学技术知识两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具有爱国的思想。他在抗战期间曾检讨教育说：“新教育之表现其力量，这里所谓新教育，专自清季以来之新制而言，尤其着重“五四以来”之开明运动，近几年中之民族主义教育。在今天，回想我们在小学时代——清光绪末年——真正是两个世界了。现在的青年，以考上空军学校，炮兵学校为荣，尤其是在好家庭中之青年，有此志愿，至于一般‘老百姓’，爱国心之发动，更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诚然，受新教育者尚有不少的人去做汉奸，可见在教育上还要努力。但是以百分比例算去，可见目下的局面出在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汉奸要多好些倍。”傅斯年所注意的是新教育对于提高民众素质，抗战救国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对此深感欣慰。可以说，傅斯年从事教育主要目的是爱国、救国、动员全国人民努力奋斗，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走向独立和富强，他一生为此进行了长期奋斗，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二，教育独立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西方教育理论不断输入，各种教育学说在中国流行，同时由于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觉醒，对各种教育理论、学说进行研究、融合，形成了许多派别，组合为各式各样的理论体系，又融汇成许多思潮。其中包括教育独立思潮、平民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等，在这些教育思潮中，以教育独立思潮、平民教育思潮影响最大。傅斯年是教育独立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蔡元培、胡适等人为教育独立进行了长期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代以后傅斯年成为教育独立思潮的主将，他一生为教育独立而积极努力。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反对各级政府干涉教育。他晚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此点表现的更为突出。他极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治干预。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正是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初期，这个时期局势混乱，政治斗争激烈，国民党政权为了稳固一隅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对台湾大学师生也是如此。傅斯年对此不满，亲自出面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不准军警随便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即使有确凿的证据，逮捕人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定为一项制度，形成这样一个传统，至今仍继续保留。傅斯年力争这项权利，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自愿结合相互保证，甲保证乙的思想纯正，同样乙也保证甲思想纯正，万一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正，除他本人受严厉制裁外，联保者也要受牵累。当局其时也要台大师生办理联保手续，傅斯年出面进行抵制，他一个人进行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其结果在台大没有实行连保制度。傅斯年的这种举措反映了他教育独立的思想，即学校是教育的主要阵地，尤其大学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场所，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机构不能随便干预。正如傅斯年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各种困难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决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傅斯年坚持教育独立，目的就是反对政治势力和专制统治者控制教育，把学生培养成自己的工具。傅斯年本人作为大学校长更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不似政府官员那样有严格的等级思想。傅斯年教育独立的观念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德”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

    其三，教育机会平等的观念。一般说来，虽然教育本身没有阶级性，并且历代教育家都曾提倡有教无类，教育平等的思想观念。但是实际上教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阶级社会，教育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平等很难切实实施。傅斯年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育家，虽然他不可能向教育民众化方面走得太远，但他却是一生都在努力实施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他的理想和追求，他一生都在为实现他的理想积极努力。他在任职中山大学、兼职北大、参与教育讨论时不止一次地提出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在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更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台湾大学设置了多种奖学金、奖助金，如工读奖助金、成绩奖、台籍贫寒学生救济金等，除此以外，他还多方设法，争取给贫苦学生学习以方便。更为难得的是，他把这一切作为办学的一项目标努力促其实现，他去世前列席台湾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对台湾大学校务的质询，在谈到扩大招生和保留奖学金制度时，他坚决地说：“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质资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摈弃于校门之外。”并强调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其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求他们努力读书，那是不近人情。”他说这话当时是有所指的，心情激动，几秒钟后便猝然去世，这几句话便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三）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傅斯年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思想境界无法突破其时代的局限，他无力实行教育向社会平等开放，而只是提倡多设奖学金，解决贫苦学生的求学问题，这自然只能惠及极小的一部分人，但他在当时已经注意教育不平等问题，并为此而积极努力，说明他对这个问题已有成熟的观念。而这种思想观念应该说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

    不容否认，傅斯年受阶级和社会的局限，虽然终身没有离开教育界，但无论教育的实践还是教育的理论建树，与同时的著名教育家相比都有所逊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就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来看，傅斯年与蔡元培、胡适、黄炎培、张伯苓等大体是一致的，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在反对封建传统教育，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和确立新内容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并且都是教育、科学救国的实践者，都注重教育的目的，想通过教育的功能提高国民素质，促使国家强盛，社会进步。但相对来说，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缺少蔡元培、张伯苓等人开一代教育风气的动荡力，尽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在某些方面更加激进，但整体上不如蔡元培等人教育思想更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

    其二，就傅斯年的社会属性来说，他是一位具有传统意识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缺少人民性和革命性，虽然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但远不像黄炎培、陶行知、杨贤江等教育家那样为民众教育而毕生奋斗，努力使教育向全社会开放，代表广大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他的教育思想也没有这些平民教育家影响深远。

    其三，傅斯年虽然一生没有离开教育界，但他教育思想的成熟和系统总结与阐发是在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期，这个时期他全部心力都投入教育，并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认真探讨，正当他对教育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时，不幸猝然去世，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研究成果没有面世，这不仅使后人深感遗憾，也从整体上影响了他教育思想的厚度。

    总之，一个教育家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思想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傅斯年教育思想虽然具有某些局限性，但从整体上说，他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自成体系的思想理论，许多思想观点在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正如熟知他的人所评论：“我们不能忽略他在几十年以前所注意的许多教育问题，而这些也就是今日正积极谋求解决的问题。同时他在几十年所持的教育制度的改进意见，今日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他的教育思想的正确度。”的确，傅斯年坚持的一些教育主张和理想后来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对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有借鉴意义。由此而决定了傅斯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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