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抗日

    傅斯年留学回国到中山大学任教时，正是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大陆角逐、厮杀的时期，一方面是南北对峙，以广州、北平为中心，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政府，反对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南方国民政府内部风云变幻，暗藏杀机，国共两党矛盾逐步激化，不久国民党在各地相继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傅斯年这个时期开始介入政治，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与共产党处于对立状态。从此，他思想意识里就一直视国民党政权为正统合法的政权，并且受传统的道德观念影响，将共产党一直视为反对派，同时长期主张中国只能进行和平改革，反对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革命。另外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也与共产党代表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阶级专政观念存在着根本矛盾。这些都决定了傅斯年与共产党难以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傅斯年首先是一个把国家、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人士，对他来说，政权、党派利益是第二位的，在国家兴亡、民族大义等大是大非面前，国共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傅斯年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救国的基础。

    （一）共赴国难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傅斯年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一直呼吁全国团结、共赴国难。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以1937年为界，有一个转折。1931～1937年，他对共产党是积极呼应，努力协作，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1937～1945年，尤其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他积极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奔走斡旋。

    “九一八”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中国始终处于分裂和内战不已的状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一次次“围剿”，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双方都损伤很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就国家、民族而言，内战消耗了国力。削弱了反抗侵略的能力。甚至可以说是家争给外敌以可乘之机，造成严重的外患。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这种局势持批评态度，他们当时比较统一的思想观念是：中国必须迅速消除内乱，团结起来对付外患，救亡图存。团结的核心是国民党政权，各党派、各种势力集团都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拥护国民党政府，在其领导下团结抗日。所以他们以舆论工具为武器，发表大量时论文章进行呼吁，要求各党派捐弃前嫌，把国家、民族的存亡放在第一位。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现当一严重关头，御侮为第一大事，统一为政府团结的人心为最急需，无论任何主义均当先有其立足之地方可实现其计划，民族主义实为世界主义之先驱。”他们呼吁，各种政治势力应停止内争，集中一切力量对外。如陶希圣曾强调：“大家应当对各党各派，劝告他们舍弃成见，在救国的一点上开诚合作。”他们要求不断争斗的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妥协，团结抗日。他们对内争与抗日的性质分析说：“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他们所阐述的道理很明确，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应消除内争，团结一致对付外患，挽救国家危亡。

    但是，事实与这些知识分子的愿望是有距离的，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坚持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共产党与其他敌对势力，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不断升级，这些远在北方的自由知识分子只注意到外患日益急迫，而把对付外患、团结御辱的领导者认定为国民党政府，因此，他们本来“不偏不倚”的态度转而向国民党政府倾斜，认为国民党政府虽不尽如人意，但却是国际上承认的、合法的国家政府，只有它才能领导中国民众救亡，正如傅斯年强调：“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而没有统一的政府，中国必然亡国，基于这种认识，傅斯年、胡适等人对共产党不时地进行批评，把破坏统一、造成分裂的责任推向国民党政府以外的各种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拥有武装力量，更是他们关注和批评的对象。

    30年代初期，傅斯年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存在偏见。以傅斯年为例，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工作期间，对共产党人有接触，对共产党的性质有所了解，但也是站在与共产党对立的立场上，对共产党存在一些偏见。他自史语所迁往北京，一直生活在北方城市中，而中国共产党拥有武装后，主力一直活动在南方和西部边远地区，加上国民党的反面宣传，他们对共产党及其红军的真实情况了解甚少，正如有人所说：“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怎样改造乡村经济及社会。”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及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便容易相信反面的宣传，举例来说：有一化名古舞的人，以通信的形式写了《救救四川》，文中写道：“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很。”胡适等人不仅将此信刊载在《独立评论》上，而且在《编辑后记》中特别加以呼吁，希望全国人民关注。傅斯年、胡适等人对共产党及其红军存有偏见，如傅斯年曾说：“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他们只能给国家、社会造成破坏，既不会成为抗日主力，也没有领导建国的能力。他曾对此论述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明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不过，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从政治上，他把自己视为历史上统治集团的士大夫阶层，视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为现时政权的叛逆力量，而且认为共产党没有治国的能力，他的结论是：“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傅斯年根据当时的现实得出此结论，并不是完全否定共产党存在的价值，而是希望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在一起，使社会安定下来，逐步形成统一的政府，“但使中国的政权有少许的安定，中国政府有三分的清明，便可有开国的景象，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骤看中国的此时的情势，真像社会的总崩溃，然而转移也是有望的。”怎样转移，转移什么，傅斯年认为，根本点是建立政治重心，他说：“所没有办法者，只是政治，而政治之所以没有办法是没有政治的重心。只要这一层能以一种方式演出来，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乃至于一种能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一切事都可望进步。”傅斯年的一系列推演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没有建国的可能，只有与国民党及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建立统一的政权，稳定社会，改革政治，建立政治重心担负抗战救国的责任。这个责任既可以是国民党，也可以是其他“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当然包括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抱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站在国民党政权的立场上，视共产党为匪为祸，支持国民党政权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和镇压。他们认为“清共剿匪以防后顾之忧，在国防上着想，固是必须做的事。”如蒋廷黻曾说：“‘先剿匪，后抗日’这是当然的步骤。”甚至还有人要求国民党“结集国力之急需，各尽最短时期，将西北匪祸，彻底解决。”相对这些人，傅斯年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客观、公正一些，他始终认为共产党虽然是国民党政权的反对力量，但却是社会中的政治力量，是仅次于国民党的具有潜势力的一种力量，他从来没有主张将其消灭，而是主张团结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这个潜藏的大力量自然包括共产党在内。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尤其是充分发挥广大基层民众的力量，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这样局面的形成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开始逐步出现。

    1936年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兵谏，事实是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再内战，要逼蒋抗日。但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内幕，反而把张学良、杨虎城视为破坏统一、分裂国家的罪人，其中傅斯年、胡适等许多自由主义人士都对张、杨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傅斯年在批评张学良、张虎城的同时，特别强调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肯用理智的人所共晓的。”兵谏发生，傅斯年闻讯颇为震惊，他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发动政变，破坏抗日，因此对张、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对张、杨的举措进行尖锐批评，极力主张对张、杨进行军事讨伐。但政局演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此为契机，全国抗日统一阵线正式形成，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傅斯年对共产党的举措和拥蒋抗日的政策是肯定的，他在致胡适等人的信中表明了这种态度。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命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对日英勇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和支持。傅斯年对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坚决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共产党派董必武、林伯渠、吴立章、邓颖超等人为参政员，傅斯年与他们一起为团结抗日出谋划策，为政治改革积极努力，形成了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的局面。

    （二）为国共团结斡旋

    1941年1月，国民党政权发动“皖南事变”，从此，国共两党关系出现危机，严重影响团结抗日的大局，引起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忧虑，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的民主人士为主体，对此相当关注，积极图谋，化解两党矛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们积极寻找机会做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为促使两党消除矛盾、团结抗日而积极努力。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主席团提议：“请大会决议组织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兹推荐冷参政员遹，胡参政员霖，王参政员云五，傅参政员斯年，陶参政员孟和，为该视察团团员。”这项提议以绝对多数赞成而通过，在场的140名参政员，138名投了赞成票。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被推荐，是因为他们在当时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有一定声望，又没有党派关系。据记载：“全体参政员相信五氏必能完成使命，以加强全国之统一团结，咸报以热烈掌声。”说明傅斯年等人受到参政员的广泛信任。但由于种种原因，五参政员会后没有立即成行。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种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5月，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胜利在望，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国共关系如何发展表示忧虑，这些问题成为国民参政会中的突出问题。傅斯年、冷遹又联系黄炎培等人再次商谈访问延安，为国共和谈，团结抗日进行斡旋，几位参政员取得了一致意见。6月2日，傅斯年、褚辅成、冷遹、黄炎培等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了访问延安，促成国共和谈，团结抗日的主张。电报说：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    遹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傅斯年等人的电报得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经商议于6月18日回电，欢迎傅斯年等人去延安，并对傅斯年等人为团结抗日、和平建国而奔走给予高度评价。回电说：“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且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回电清楚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充分表达了团结抗日的诚意。

    傅斯年等人接到延安的电报，甚为高兴，几个人讨论商定了团结抗日、和平建国的三条建议：①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②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③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傅斯年等人准备将三项建议递交蒋介石，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奔赴延安，斡旋两党进行和谈。但此事被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知晓，他出面加以阻挠，对傅斯年等人说：此建议“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七人当时感到心灰意懒，但最后决定还是见一见再说，遂于6月27日会见了蒋介石。这时蒋介石由于国共谈判破裂，颇遭朝野之士的责难，正好借此显示自己有和谈诚意，因此出乎意料地表示出宽厚大度的模样，满脸堆笑地对七位参政员说：“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的。”对傅斯年等人自愿赴延安斡旋和谈之事慰勉有嘉：“中国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在送七人时还连连说：“辛苦，辛苦。”总的来说对七人延安之行表示赞许。

    征得蒋介石同意后，七人便开始准备延安之行。7月1日，七人中除王云五因临时生病没有成行，其余六人在王若飞陪同下，于上午9时45分乘美式运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当天下午1时抵达延安，在延安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

    欢迎仪式结束后，乘车至王家坪十八集团军司令部共进午餐，然后又乘车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休息。

    傅斯年等人在延安考察5天，其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他们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双方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在和睦、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两点共识：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并将会谈内容写成《延安会谈纪录》，由六参政员带回重庆。

    六位参政员的身份和立场又有差别，正如黄炎培所说：“我们六个人虽都在参政会，有相同的主张，但有不相同的立场。褚先生是国民党老党员。左、章两先生各有他们所代表的党，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没有党，但傅先生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我和中间几位先生，还有些民主同盟的关系，可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傅斯年因为党派关系，又是学者身份，自然比较超然。

    除了和中共领导人会谈，傅斯年等六人还参观了延安的市容、街道，访问了一些在延安的故旧，并访问了解了延安地区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7月2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设宴招待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当时延安刚开完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许多党政军领导人还留在延安，没有回抗战前线，此时都出席作陪，与六参政员一一见面，其中主要的有贺龙、刘伯承、彭真、高岗、聂荣臻、陈云等。宴会后，表演了文艺节目，傅斯年等人对延安的治理、民风颇多感慨。

    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余年以前的老相识。“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是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十分受人注目，他经常出入于图书馆，所以毛泽东认识了他。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与傅斯年等在北大创办的《新潮》遥相呼应。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五六种“最有价值”的刊物，《湘江评论》就是其中之一种。后来他们虽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治观点有分歧，但这一段交往还是很值得回顾的。所以值傅斯年专程来访之际，毛泽东单独约他畅谈。据说他们两人从时局谈到历史，从抗战谈到国共合作，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论，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反封建主义方面的重大贡献，傅斯年则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只是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会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一幅，以志留念，毛泽东慨然应允。7月5日，毛泽东将条幅写好送给了傅斯年，条幅写唐人咏史诗一首：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另附有毛泽东的亲笔书信一封，内容如下：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傅斯年以陈胜、吴广自况，把毛泽东、蒋介石说成是刘邦、项羽。这里他把“五四”运动比作大泽乡起义，视为推翻旧政权的开端，而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之争比作刘项之争，认为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抗争。毛泽东书此条幅，显系将搞独裁专制的蒋介石比作秦始皇，暗示那些真正起来推翻蒋政权的力量，不是一般读书之人，而是刘邦、项羽一样的下层民众。

    7月5日，傅斯年一行回到重庆。7月7日，第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下午他们会见蒋介石，汇报了延安访问的结果，并将《延安会谈纪录》交给了国民党政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发展是许多人忧虑的问题，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团结统一，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蒋介石迎合民众心理，打出了和平谈判、团结建国的旗号，分别于8月14日、20日、23日亲自给毛泽东发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后避免内战，广大劳动人民能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于8月28日飞赴重庆谈判。这次和谈得以实现，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傅斯年等人的延安之行，在国共两党之间传递和谈信息，应该说对谈判起了一定作用。

    国共两党领导人谈判期间，傅斯年仍利用在野学者身份积极活动，为和谈成功而努力。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谈判期间，经常在张治中住所桂园办公，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傅斯年、黄炎培等赴延安的六位参政员便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就国内局势和谈判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交谈。9月1日，傅斯年等人和毛泽东共同出席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9月2日，蒋介石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傅斯年也应邀出席了宴会。9月5日，傅斯年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与赴延安的其他五位参政员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双方就许多问题再次畅谈。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前后，致力于全国团结抗日，消弭内部矛盾，为和平统一，建立民主国家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为促成国共和谈尽心尽力。这是他社会活动中的大事，也是他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思想的实践。同时也是他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重要力量，促使国共团结抗日的重要尝试。

    有一点今日看来颇为遗憾。傅斯年此去延安，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他甚是友好，但他却留有不好的观感，影响了他对共产党的整体认识。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有所记载：“他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认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群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孟真反共是由他一贯的精神而来的，根本是由于他最高的国家民族的意识；更进就是由于他反专制、反压迫、反违反人性的主张。这些残酷的现象，都是共产党所代表的。”罗家伦是后见之明，是在傅斯年死后的回忆文章中记叙述的。傅乐成的记述与罗家伦的回忆有相似之处，与傅斯年的言论差距不会太大。同时在此期间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綵等人信中颇后悔去延安考察访问。他在1945年8月1日致俞大綵的信中曾说：“所有到延安之一切，以前不能谈，待我回去，详细告你，以为笑乐。”在不久的另一封信中又说：“此时要开政治会议……一切至今之困顿，皆因两念所误：一，赴延安（然后有此协商会议）。二，为北大，公私交弊，言之可叹。”两信虽没有对去延安发表系统评论，但在信的字里行间，表示了对共产党的不满。在以后的社会活动中对共产党也时有讥评。说明傅斯年这个时期思想有所右转，进一步倾向于国民党政权。

    政治协商与改革

    傅斯年、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1945年7月1日访问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两点协议。回到重庆后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点建议以《延安会谈纪录》形式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并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向国民党政府呼吁：“主张缓期召集国民大会，先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政治会议谋求妥协办法”。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又通过不同途径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召开党派国事会议的建议，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正式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达成协议，《延安会谈纪录》规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一）傅斯年与政协会议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党政府1946年1月6日公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及会员名单，经蒋介石聘请共38人，其中包括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代表9人。傅斯年作为无党派人士被邀请参加，其余8人是莫德惠、王云五、胡霖、邵从恩、钱新之、缪云台、李烛尘、郭沫若。当时有人评论：除国共两党人士外，“其他政团也可说是集过去一般所认为‘反动派’或‘反革命’之集大成，随时可以‘危害民国罪’绳之于法的，如今却将他们聚集一起在‘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座上嘉宾，商讨国家大计，不能不说是现实需要所造成的一大奇迹。”

    政治协商会议邀请的38名委员中除莫德惠赴东北宣慰、张君劢在美未归、张澜和黄炎培因病请假未能参加外，其余34人应邀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并发表讲话。

    后人曾对政协会议评论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适合广大人民的意愿要求的，是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政治的范例。”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当时是一个大事，曾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在开幕式上除蒋介石发表讲话外，周恩来、沈钧儒、曾琦等人分别发表讲话。其中蒋介石讲话冠冕堂皇地强调了召开政商会议的目的、作用和要求，他说：“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我们所要商讨的是国家由战时渡到平时，由抗战进到建国基本方案。也就是怎样集中一切力量，以开始建国工作的问题……今后政治上和社会上一切设施，都要尽量纳之于正常的轨辙，加强法治的精神，以立宪政的基础……本会议虽然不是由人民选举而产生。但各位先生热心国事，关切民生，一定能体察人民真正的愿望，认识人民迫切的要求。”蒋介石对政协委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第二，要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 蒋介石的讲话不仅是给政协会议定基调，也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对政协会议的态度。

    政治协商会议设秘书处，由雷震任秘书长。委员分五个组进行专题协商，即政府组织组、施政纲领组、军事问题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

    据核查，38名政协委员中有22人曾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即是其中之一。傅斯年被分到宪法草案组，会议期间他积极参与，尽职尽责。在他的档案中保存了几份他发言的草稿，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对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的思想理念，也可以从中认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

    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开幕，31日结束，共22天，其间大会与小组会议间隔进行，会议要求与会各委员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蒋介石在开幕词所说：“如有意见，深望尽量陈述，政府无不可以考虑采纳。”傅斯年在大会和宪法草案组会议上皆曾积极发言，为国家能够在抗战胜利后走上和平建国道路，化解国共两党矛盾，避免内战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其中也反映出他广博的中西方政治体制与制度方面的知识和渴望和平的愿望。概括他的言论和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和平建国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傅斯年认为，中国人民经过无数艰难困苦，做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建国机会，不论国民党政权，还是各民主党派都应出于公心，捐弃私见，顾大局，顺民意，本着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为和平建国共同努力。他对《和平建国纲领》贡献的意见充分表达了他这方面的思想。他阐述总指导思想时说：

    际兹八年抗战卒底胜利之时，人民之死亡以千万计，财富之损失以亿兆计，生者待养，病者待医，大敌虽已败却，疮痍犹待补救，国家虽列于强国，人民尤陷于贫困。中国国民政府鉴于战争业已结束，建设应即开始，爰特邀集各党派代表既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俾人民得以昭苏，国家进于宪政。兹经一致同意左列纲领。

    总纲（“党派协定”）：

    ①确定三民主义（及国父遗教）为建国之最高准绳。

    ②全国力量，应在蒋主席领导下，共同合作前进。

    ③确认各党派之平等合法地位，用人不分党派。

    ④各党派相约以国家民族之利益为最先，捐弃成见，放弃武力斗争，停止宣传战争，俾便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建设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⑤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傅斯年对《和平建国纲领》总纲的阐述近似官话，其中特别强调和平建国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有些不合情理，实际查阅当时的一些文件，许多都将此条列入文件中，其中对当时局势和社会情形的认识是真实的，五项具体条款大体符合当时局势，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⑵ 对政治体制与制度改革建言献策。傅斯年在参与宪法草案修改的讨论中，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在《和平建国纲领》政治方面，傅斯年的意见包括政治设施的建设、政治体制的创新和发展等内容。关于政治体制和制度改革方面的条款共九条：

    ①施政以贫困、疾病、蒙愚为政治之对象，以民主、自由、科学为进步之目标。

    ②一切国家设施，应顾及全国各地主，各阶级各职业人民之正当利益，保持国家在此时之平衡发展。

    ③厉行监察制度，严禁贪污，便利人民自由告发。

    ④实行文官制度，保障称职人员，用人以能力资历为标准，并去除戚谊、乡谊、学谊、干请等弊端。

    ⑤简化行政手续，分层负责，务期人有专任，事有专责。

    ⑥确保司法独立，充实法院人员，提高待遇与地位，简化诉讼程序，改良监狱。

    ⑦裁撤一切骈枝机关，与效能甚低之机关，提高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

    ⑧实行预算决算制度，认真审计，简化税制，归并征税机关，并以资产及收入定累进之税则。

    ⑨征用逃避及冻结之资本与产业，以平衡收支。

    这里，傅斯年特别指出政治机构、国民大会、地方自治、军事等项暂缺，由于这些小组他没有参加，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有专门研究，所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具体内容。

    另有一部分是关于抗战胜利后复员和善后工作的建议，从中可看出傅斯年关心基层民众利益和生活疾苦的思想，其建议共五条，具体内容是：

    ①政府停止兵役及豁免田赋一年之法令，应由各级政府切实执行。

    ②妥善照顾残废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与遗族，协助退伍官兵就业。

    ③协助义民，难民还乡，给以交通上之便利。

    ④速治黄河水患。

    ⑤严办汉奸，停止附逆分子之公权。

    从此要求中可看出，傅斯年将抚恤抗战军人及遗属，救济民众和惩治汉奸，都列入了政治改革和平建国的纲领之中，表现了他和平建国兼顾各方利益的思想观念。

    (3)关于宪法草案修改的意见。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专门成立了宪法草案组，召集人莫德惠、陈启天，成员包括孙科、邵力子、周恩来、吴玉章、常乃惠、罗隆基、章伯钧、傅斯年、郭沫若。从成员组成来看，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共两党领导人都集中于此组。不言而喻，制定和修改宪法草案是政协会议的重头戏，事关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怎样按法定程序建立国家政权，所以国共两党及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都相当重视这个组的讨论。另外，张君劢作为民盟代表被邀请，他当时正在英国考察，1月9日接到政协要求回国参加政协会议通知，11日才开始启程回国，16日到达重庆。分组时没有明确他参加何组，因而与会时他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参加任意一组的讨论。他本是法学专家，所以也参加了宪法草案组。

    1月19日，政协会议举行第九次大会，专门讨论宪法草案问题。大会首先由孙科对国民党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要点作了说明，并代表国民党方面陈述了对“五五宪草”的认识，强调：国民党并不以此宪草为天经地义，一字不可更易，但是其中“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和“五权制度”不能变更。在孙科作说明时，会场中“要求发言条子即纷纷传到主席台”。孙科说明以后，黄炎培、沈君儒、傅斯年等人相继发言。

    傅斯年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两点：在中央要实行议会制度，在地方要实行自治，“省长民选”。发言的要点如下：

    谈到国民大会，便联想到议会政治的问题。我一向有两个主张：第一在中央，要有议会行议会制度，不然便不能表现民主精神实行多党政治。第二在地方，要实行自治，省长民选，但省区必须缩小。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照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四项修改原则，其第一、四两条的规定，应该有一个先决问题，即是议会政治精神是否容纳在宪法之中。在行议会制度下，假如国民大会还是存在，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就缺点说：一、国民代表任期，不论四年、六年一任，国民大会会期不论一年、三年一次，国民代表除了出席会议以外，没有别的任务。二、由一、二千国民代表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还不是直接民权。就好的方面说：一、总统与立法院冲突时，可由国民大会表决决定。二、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及一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使立法、监察委员从多方面产生。我主张立法委员一半由全国选民选举，余一半由国民大会及全国性职业性团体各选举一部分。监察委员一半由各省参议会选举，余一半由国民大会及大学教授、法官各选举一部分。至于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我想不论由全体国民或国民大会行使创制权，因为国民知识等原因，只能限建议权，经通过后送由立法院制定法律：复决权之行使，也是一样的困难。所以我们对于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有彻底检讨的必要。最后要声明一点，我有一个定见，即是坚持议会制度。傅斯年强调实行议会制度，主要针对国民党政权“五五宪草”而言，“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宪法，自然不能适合多党政治和发扬民主精神，这一点很有积极意义。

    大会各委员的发言，都提出了个人或党派的意见，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无法得出统一结论，于是交宪法草案小组讨论。

    在小组讨论中，小组成员由于代表的界别和各自的立场，观点不同，对中国今后采用什么样的宪法争论激烈。当时有四种宪法蓝本可供人们选择，一是孙中山所拟定的，也就是国民党政权所实行的五权宪法，二是英国式宪法，三是美国式宪法，四是苏联式宪法，苏联式宪法与国民党实行的五权宪法是一党专制式的宪法，而英美则是多党制议会宪法。在讨论中，国民党代表要求以五权宪法为蓝本，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多主张英美式宪法，共产党代表根据当时情况，也希望实施英美式宪政“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以五权宪法还是以英美宪法为蓝本。争论过程中，张君劢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式宪法之实的方案。

    张君劢是宪法专家，熟悉各国宪政制度，他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度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故他主张把国民大会从有形改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设国民大会；同时，以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只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立法院有权对行政院投不信任票，行政院有解散立法院、重新进行大选之权；限制总统权力，使他仅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张君劢这套方案的实质，是要“把立法院变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的这套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据参加会议的梁漱溟说，孙科所以支持张君劢的方案，有他自己的野心，即“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这样他就可以掌管国民党大权，而置蒋介石于有名无权的地位。由于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很高，又是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他既然表示支持张君劢的方案，其他国民党代表，包括参加宪法草案组讨论的邵力子也就无可奈何，不便明言反对。于是，大会以张君劢的方案为基础，结合其他方面的意见，达成了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

    傅斯年在参与讨论中，主张实行美国式宪政制度。他对张君劢提出的宪草修改的十二条原则以及有关内幕了解比较清楚，担心此原则被通过，国家将再度出现混乱局面。他曾致信王世杰，要求王世杰采取应对措施。王世杰（1946年）2月1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两日以前（应指1946年1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之成败方值千钧一发之际，傅孟真致函于予，谓此次协商结果，将使国民党与蒋先生于半年内崩溃，促予退出协商会议，并辞去外交部长。予复函拒绝之。”同时，在1月31日举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大会上，傅斯年对宪法草案修改十二条原则表示不满，但为顾全大局，仍然投了赞同票。

    （二）参与宪法草案的修改

    根据政协会议的决议，政协会议闭幕后于2月上旬成立《宪草审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25人，“由政协五方面各推五人组织之，另推会外专家十人共同工作”。组织成员中，国民党方面有孙科、王宠惠、王世杰、邵力子、陈布雷；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青年党方面有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惠；民主同盟方面有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无党派方面有傅斯年、王云五、胡霖、莫德惠、缪云台；有关专家有吴尚鹰、林彬、戴修骏、史尚宽、楼桐荪、吴经熊、周览、李中襄、钱端升、周炳琳。蒋介石指定孙科为召集人。该委员会的职责是“根据政协会议拟定之修改原则，并参酌宪政期成会修正案，宪政实施协进会研讨结果及各方面所提之意见，汇总整理，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提供国民大会采纳”。2月14日，宪草审议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决定成立协商小组，并议定五项程序。但是，未待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十二条原则对“五五宪草”进行修改，国民党方面就提出了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要求。

    政协闭幕的当天，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谷正刚、张道藩等人大吵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草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对五项协议都表示不满，对于宪草（修改原则）尤其不满。蒋介石也表示：“我对宪草（修改原则）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2月10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部分负责人发表谈话时又声称，政协通过的“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颇多”，宪草如照此修改，“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祸患将不堪言”。他要求国民党代表在宪草审议委员会会议上联合发难，提出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要求。2月14日，宪草审议委员会开会后，国民党代表即提出要对十二条原则加以修改。他们“主张维持‘五五宪草’之原则”，“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修改宪草修正国大决议之原则”，“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不同意省长民选，省自订省宪。国民党的提议，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反对。民盟代表张君劢等人也力主维护政协宪草十二条原则，认为“宪草修改原则与政协全部决议案有连带关系，为协商一大成就，未容变更”。自2月14日至19日的5天里，宪草审议委员会共开了6次会议，国共两党及各方代表由于立场和政治利益的不同，进行了激烈的论辩。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傅斯年在协商小组会议的几次发言，从中了解傅斯年的宪政思想与他要求政治改革的思想观念。

    关于宪政体制，傅斯年主张实行美国宪政制度，他在一次发言中阐述自己的观点说：“英国内阁事实上只是议会的行政委员会，在中国现状下实行责任内阁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将来大体要实行美国制度。英国国会对内阁的信任票，始于劳莱乔琪，后来成为习惯，但不在宪法内规定。”按照宪法草案修改原则：司法院即国家最高法院、考试院的职责着重于公务员及专业人员的考试选拔。对此傅斯年没有多少异议，他说：“修改原则对于司法、考试两院的规定，我完全赞同。考试是偏重学术性的业务，应采委员制。司法院的大法官名称有人以为不妥当，我建议改为‘大理’。”实际此名称也未被采用。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刊载的傅斯年发言有误，傅斯年借发表更正声明之机，阐述了自己关于宪政模式的观点，他说：“今天报载昨日本人发言有‘目下只有二路可循：（一）完全抛弃民主，（二）遵循苏联道路。’本人未说此话，此话亦绝对不通。本人在讨论中央制度时说：‘苏联的制度是一党的，中国既将为多党政治，故无从取法，然则欲求民主之实现而运用多党政治，舍议会政治外，实想不到他途。至于议会政治亦有不同，则另一问题。’请秘书处通知中央社更正。”把这与傅斯年关于采用美国制度的发言结合起来分析，傅斯年的中央宪政思想是相当明确的，基本上否定了苏联制和英国制，采用了国民党五权宪法与美国总统制的结合，保证了多党议会制。关于总统、议会和监察权力关系，傅斯年也有一个发言，其中对宪法草案修改原则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他说：“我赞同枚荪先生提出的意见，假使立法院、监察院的职权，能维持修改原则的规定，在五权宪法中容纳议会制度，那末国民大会可以成为有形的，职权也可以相当修正。照修改原则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总统之罢免以选举总统之同样方法行使之。总统既由各县选举，总统的罢免也由各县发动，那地方上天天可以闹罢免，使中央政府常常在紧张状态中，也不是安定政治之道。所以我主张立法、监察两院的委员，除照修改原则的规定以外，另由国民大会选举一部分，以免地方色彩太浓，而成为上下或左右两院。这样将来监察院弹劾总统，也可以交国民大会复决。”傅斯年对中央政治体制的设计，既没有迎合按孙科、张君劢制定的宪法草案修改十二条原则，也没有完全遵照国民党政府要求的修改原则，而是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宪政的利弊，而取其长处和优点，避其短处及弊端，以建立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制度。

    傅斯年对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中，关于地方制度设施的条款也提出了系统的修改意见，并在两次发言中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本人对于地方制度四项原则，除第四项不赞成外，前三项都赞成，不过条文中的若干名词应加考虑。（一）确定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省可以为地方单位，与县成为两级单位，但省区必须缩小，所以本人不赞成用‘最高’二字。同时，本人主张‘省’字可以保留，或者可以用‘州’字代替。至于缩小省区，应注意下列三项：（1）人口以不超过一千万为单位，（2）参照清代设道制度，（3）人口过少，而有少数民族之地区可不划分。（二）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采均权主义一点，大家赞同，但应于宪法中明白列举，不可另以法律定之。我以为军事、外交必属于中央者外，财政的关、监、统三税（监税极不公道，应短时期内取消），警察的训练服装，亦归中央掌管。经济事业应就实际需要而分别规定。教育、大学可仍由国立，专科学校可由省办。此外各项职权与业务均须详为规定。（三）省长民选是应当的，但在行使初期，中央可在地方设观察使或观察院，以便监督地方是否执行中央政令。（四）关于省宪，假如省与中央的权限划分清楚，我不知省宪的内容有什么可以规定，所以我认为省宪没有制定的必要。”

    从傅斯年对地方政制、权力，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的阐述来看，既对宪法草案修改原则有所坚持，同时对具体制度、设置有所修改，但修改的原则是扩大地方的自治和民主执政的权力，削弱中央政权对地方的严密控制。

    在宪草审议委员讨论宪法草案修改的过程中，国民党政权几次提出修改原则和要求，其核心是加强中央和总统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虽然也因各自的立场、利益的不同，对某些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但总的来说，能够协调一致，共同与国民党政权代表进行斗争和争辩。傅斯年则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出发，言个人所言，很少受别人影响。

    1946年3月，经有关各方反复讨论、争辩、妥协，宪法草案修改的主体部分获得确认，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宪法草案的起草。据记载，宪法草案的起草由十个委员会分头进行，由孙科负责。而宪法专家张君劢认为此种办法不可行，就私下动手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起草时坚持三个要点：（一）欧美民主政治与三民五权原则之折衷；（二）国民党与共产党利害之协调；（三）其他各党主张之顾到。拟定草案后，张君劢告诉孙科，他“已草了一部宪草，大家要也好，不要也无所谓，谁想就被接受了，由雷秘书长（震）印出来，作为讨论的基础。”张君劢拟定的宪法草案共14章149条。宪草审议委员会和政协综合小组审议这部宪草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久也最激烈的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问题。根据政协通过的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张君劢宪草规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实际上仍是强调英国式的责任内阁，而国民党政权坚持实行“五五宪草”的总统制，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主张行政院应向总统负责。另外对许多具体条文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争辩。傅斯年曾几次发言，对其中的某些条款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第一，傅斯年对宪法草案第一条进行提出了异议和修改意见。他解释说：第一条原文，“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此语在语法上极为不顺，在意义上至难索解，且民有、民治、民享之说本美国大总统林肯之名言，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如直译之，应为“属民、由民、为民”。此就政府言之，非就国家言之也。若一部宪法开宗明义，在语法上先自不通，自非良事。且吾辈认为五权宪法尽可修正，三民主义不可折扣，敢拟修正案如下：第一条，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之民主共和国。第X条，各级政府之施政以民治民有民享为原则（此条置于基本国策之首）。从文字来看，傅斯年的修改使条文更加合乎情理，意义更明确。

    第二，关于国民大会、立法、监察之间的关系。这是各方争论的重点，也是关于政治改革的关键，傅斯年对此提出了个人的修改意见。他说：政府所提宪草关于国民大会及立法监察部分，实为五权宪法与议会制度之折衷，无论个人之主张如何，理论家如何感想，目下国内外形势之下，只有取此折衷道路而已。下列签名各人，不欲于原则上有所修改。然原案第二十七条关于国民大会组织者，实为行不通之办法。理由如下：一，以人数言，原案至少约五千人，如县及等于县区之代表不止一人，可至万数，细密的讨论，临时之召集，皆极不易办；二，以成分言，立法委员已在其中，则复决宪法修正案之人即为创制之人；监察委员已在其中，则弹劾总统判官即是原告，不情不理，于此为甚。

    第三，关于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职权、名额和产生办法等，在讨论中也有很多分歧，这三种人士的职权集中于宪法草案的第26条、第65条和第90条。傅斯年对此分别提出了修改意见。傅斯年阐述说：以运用言，立法、监察委员经常在职，可以其主张锻炼之，而使不集中之各县代表，失去自由的、充分的判断力。基于上列之考虑，似以删去第二十六条一、二两项为妥，谨提第二十六条之修正案如下：

    第二十六条，国民大会以左列代表组织之：一 ，依法律由各县及相当于县之其他地方区域选出之代表。二，由侨居国外国民选出之代表。前项各款之名额以法律定之。如此之国大，人数已多而尚可开会，职权难少而甚为隆重，每县选其明德之士，一来京都，亦可收人和之效。

    国大人数既已缩小矣，立法、监察委员亦应同样缩小，议会之制，在乎每人每区皆有其代议士，而不必多。多则效能转小，少则更易运用国策。在此内忧外患之国家，国策检讨之速度与深度，是必注意的。谨拟有关两条之修正案如左：

    第六十五条，立法委员名额之分配，依左列之规定：一，各省市人口未满三百万者，每省市二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以上者，每满二百万增加一人。二，蒙古各盟共八人，西藏六人。三，侨居国外之国民八人。

    第九十六条，监察院设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古各盟及西藏地方议会选举之。其名额分配依左列之规定：一，每省人口未满五百万者，每省二人，其人口超过五百万以上者每满五百万增加一人。二，每市二人。三，蒙古各盟共六人，西藏四人。

    目下省之大小悬殊，故亦应略示人口比例也。是否有当，敬乞公决。

    从傅斯年参加宪法草案修改的过程来看，他对宪法草案修改是认真的。每次发言提出的修改意见、建议都是他思想观念的反映，他没有依附国民党政府，也没有迎合其他任何党派，总体上是从中国现实出发，为避免内战，进行和平建国而努力。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分析，国民党政权召开政协会议、制定宪法草案都是没有诚意的，从根本上说，一是为屈服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二是为调兵遣将，发动全面内战争取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与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做的各种努力都是徒劳的。

    出入政治漩涡

    （一）反对《雅尔塔协定》

    1946年，中国政治变幻，国共两党矛盾逐步激化，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国民党政权领导集团发动内战之初野心勃勃，要在短时期内消灭共产党，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共产党则沉着应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社会贤达此时迅速分化，总体上是在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

    傅斯年在政协会议期间开始认识到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可能很小。他在给夫人愈大綵的信中曾说：“政治协商会议，忙了一阵，至今尚一无结果，真正在小组中协商之事，无一得结果。看来前途甚悲观。如不得结果而散，又是大闹，此后恐无安静的日子，打虽不致一时又打起，和也和不成，总是僵局而已。” 傅斯年在此信中大发议论说：“我这一年，无端落在国共谈判之边上，故出了这些事！又因北大，自找麻烦事！国共事，今后不再问。北大事，适之先生回来不久了，总要熬出来。”从此信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国内局势，尤其是国共关系有较深刻地认识，但是他对国共关系的发展前景认识尚缺乏科学的判断，实际上国共两党内战很快便开始了，此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再次刺激了傅斯年，使他的政治倾向进一步向国民党倾斜。

    1946年2月11日，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同时公布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的内容，其中包括了关于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英国为督促苏联在打败德国后迅速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作战，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包括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两路，租借大连、旅顺两港，作为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宣战的条件，应该说美英苏三国首脑的秘密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傅斯年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对于俄国在历史上对于中国的侵略怀有敌意。早在1943年，他发表《战后建都问题》，主张战败日本后建都北平，目的就是防御苏联，所以当雅尔塔协定内容公布后，他对苏联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美英牺牲中国利益满足苏联的行径表示愤慨。他联络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等人在《大公报》发表文章，题目是《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对苏美英用秘密协议的形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表示抗议。文章中愤怒指出：“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世界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是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针对苏联的错误行径，傅斯年等人进行指斥，把苏联的行为与帝俄对华的侵略相比拟，文章指出：“苏联所标揭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之权力，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傅斯年在联络各界人士对雅尔塔协定提出抗议后，仍不肯罢休，又撰写了长文《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登载于《大公报》。在文中傅斯年着重论述了东北地区的历史地位，东北与日、俄的关系，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的侵犯和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对策等。他在文章中着重强调了东北地区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说：“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没有了东北，中国迫切的人口问题没有解决，社会决不得真正安宁，即永不能走上积极建设之路。然则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岂仅是一个感情的行为，实在是绝对理智的行为”。很明显由于东北地区资源丰富，物产充实，是中国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要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它”。

    傅斯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反对苏联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有联系，受苏联的支持，因而对中国共产党增加了敌意，他曾在这个时期致夫人俞大綵的信中有明确的表露，他说：“东北糟不可言，仍因自己有此大好第五纵队，非可专骂俄国人，俄国人也太可恶了。”在这里他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苏联的第五纵队，实际上含有很深的敌意。

    （二）认同国民党政权

    1947年6月，傅斯年由妻子俞大綵女士陪同去美国治疗高血压，经过一年的治疗，身体基本康复。傅斯年在国外的一年，正是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一年，国共两党的军队经过一年的激烈战争，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由原来的优势已转化为劣势，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整体上据有了优势。傅斯年虽然身在海外，对国内局势颇为关注，其态度也更加倾向于国民党政权。

    1948年8月，傅斯年自美回国。行前，国内友人因国内局势动荡，内战正激烈进行，许多人设法出国避难，劝傅斯年暂住美国静观国内形势发展，傅斯年的学生陈槃曾记述说：“当返国有期而尚未成行之际，有某君者自京中贻书夫人，谓大厦将倾，傅先生欲于此时返归，非计之得。师省书叹曰：‘此君乃不知吾心。余绝不托庇异国，亦不作共产党顺民。将来万一不幸，首都为共党所乘，余亦无可奈何，则亦不辞更适他省；又不得已则退居穷乡。最后穷乡亦不保，则蹈海而死已矣。’”俞大綵鉴于傅斯年的身体状况也想在美国多疗养一个时期，但在傅斯年的坚持下，最后将孩子留在美国，夫妇二人于8月中旬回国。

    傅斯年回国在南京定居，继续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可是国内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牵动着傅斯年，此时，国共两党的内战胜负已经明显，解放军已转入全面反攻，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大量被消灭，残余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地区，士气低落，毫无斗志。政治上，国民党政权内部人心涣散，统治集团上层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各级官员情绪低落，对政权失去信心，寻求退路，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各种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傅斯年自视是国民党政权的臣民，曾经为国民党政权改革政治，完善统治而积极努力，为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趋向衰亡而痛心，所以他回国后目睹当时的政治形势既失望又痛苦，但同时又有些不甘心他所效力的政权灭亡，不时的建言献策。他9月29日上书蒋介石，就自己观察、了解的政治军事形势及自己的意见进行了系统阐述。信共分两部，前一部分是国民党政权政治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一是军队作战应“集中兵力，作流动作战，不困守一城”。二是分地训练军队，三是徐州地区的守将与军事部署。傅斯年在信中强调：徐州为南京门户，重兵守护，然刘峙为守军统帅，不能胜任，他说“今日南京一般有识之士，最忧虑者为苏，皖北部之局势，而最忧之对象，即为刘峙将军。刘将军随钧座多年，战前亦有战功，然抗战以来，未有胜仗，举措多失，推求其故，彼有两个绝大毛病：（1）好钱。军人如好赌，好酒，好色，以及好杀，同皆为毛病，然毛病之最大者无如好钱，一经好钱，聪明人亦愚蠢，有作为者亦无作为矣。盖有钱之人，心思在钱，既无清明之气，思考之力，刘将军广好钱财之事，人所共知……（2）天资不足。刘将军不特无近代观念，即一般常识亦在一般高级将领之下，貌虽似奉命唯谨，然以如此知识，实办不了事。”四是皖北战之重要性。傅斯年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动向：“必以一部兵力攻击徐州之北面及西面，更以主力循黄泛区，蚌埠而作战。”五是北方平津察绥一带今后形势。他认为：“今后共产党如欲扩张，自必向南窜扰，如欲吃棋子，自为傅作义部。傅部之力量，能应付此否，不无问题。南方训练之兵，调至北方，多不可用。故目下只有就冀、察、绥地方充实军队，且宜速为之。”在分析了政治军事形势后，又提出了四项主张，因其切合当时实际，特转摘如下：

    一、各地负军事责任者必须专心军事。抗战中因当时情况，若干高级将领养成一种甚为普遍之风气，即于军事之外，更发生甚多兴趣，由经济而政治，乃至文化教育，甚至‘建设哲学体系’，于是宇宙一切之事无不用心，只有军事无暇用心矣。前如汤恩伯，在中原之失败，不能不归罪于其滥用心力，忽略军事；近如王耀武，彼原为抗战后期最优秀军人之一，近年亦因所务太多，而用心分散。此例不胜枚举，其结果则原为良将，竟成废物矣。一矫其弊，似宜责成各作战及练兵各级军官，专以军事为业，政治上须与之合作之人，尽可选其可与合作者，以免磨擦之弊，然军人不可分心，则断断然也。

    二、官兵须为一体，今年军事之挫折，主要原因由于官与兵生活悬殊，官富而兵如奴隶。傅作义部之能战，以其在西北荒原之地，未经“城市化”也。今日改革军事，无更要于使“官兵生活一体化”者，此本为历史之通例。欲改其弊，下列各端，未识可采用否？

    1.带兵军官即住营房之内，与士兵共其食住，其眷属可住后方，而不可住在其作战地域之大城市，专享富贵，以刺激兵之心理。

    2.军官之享用，如家眷之汽车及高门大第，均应由国防部有效节制之。

    3.在发饷办法未切实整理之前，溢出饷额可补贴士兵生活，不能转移大城市为商业之用。

    4.军风纪之推行，即以军官生活之俭奢为惩奖重要标准之一。

    5.士兵汇饷给家及疾病各事，其主管军官，有竭力助其方便之责任。

    此不过举例言之。约而论之，与其责以精神上之振作，毋宁责以生活之人民化也。

    三、军费开支，须有监管方法，且各主要战区须有视察巡回团以查其用费是否得当，均应以文人及有独立立场者主持其事。日下军费之大，国库已不能应付，然若能得八成之效，犹可自说，今全不如此。大约军队之浪费可列为四项：一、中饱。如浮报等。二、移用。既无监察之人，一经领到，即任其使用，于是东北军区之用费扰乱平津经济，徐州军区之用费扰乱上海经济。三、浪费。全无作用之事，用之不已，如各地大城四围之修堡垒，各地物资之无效使用。四、毁坏。所有交通工具、科学工具以及兵器弹药，任其毁坏。一年之后，无可用者矣。

    四、严防军中匪谍。今日军中有匪谍，几为不可讳之事实，其普遍如何？其最上层至何处？皆问题也。此应一面严令各级官员“提高警觉性”一面设有效之纠察。然此等纠察易生流弊，须以简练者为之也。

    从这封长信来看，傅斯年颇有披肝沥胆的意思，对国民党存在的弊端，其中包括几个要害问题一一点出，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傅斯年对蒋介石如此直言敢谏在当时是没有人可以比照的。

    据记载，也就是9月29日这一天，蒋介石约傅斯年、胡适会餐。此信是傅斯年预先写好，会餐时面交的，还是会餐时蒋介石征询胡适、傅斯年对当时国事意见，傅斯年连夜书写的？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说明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的关系都非同一般，也说明傅斯年虽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以在野的身份向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建言献策，试图对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权努力挽救。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其军队的有生力量被消灭殆尽，残余部队士气低落，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在经济上，因货币改革失败，经济全面崩溃；在政治上，国民党政权人心失尽，内部人心涣散，政府官员情绪低落，惶惶若丧家之犬，许多人在寻找退路，以求保全身家性命。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蒋介石落到这步田地也早在他意料之中，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政治偏见，使得他迟迟不能与国民党政权决裂，而把自己牢牢的拴在了国民党政权这个失去了控制的破船上，随波逐流，任其沉浮。他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痛心疾首，对局势的发展悲观失望，陷于苦闷彷徨之中。

    11月6日，傅斯年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叙述了他对国家形势的认识和自己的心情状况，他认为东北国民党军队失败是注定的，徐州战区和平津战区失败也是早晚的事。“财政阵线，因金元（券）之失败，完全垮台。”因此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完全失望。他对自己当时的心情和前途也进行了叙述，他说：“我所以对于自己完全没有忧虑，只是眼前这个四千年的民族，要不又××一度为苏联征服——其惨较×××尤甚——心中不能释然偏又毫无用力之处。……国内之腐败，令人一切寒心。”很显然，他在思想上已认同国民党政权，很有些“以身相殉”的迂腐心态。相当巧合的是，傅斯年写此信后仅一周，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深深刺痛了傅斯年的心扉。陈布雷曾自言搞了一辈子政治，从政而不懂政治，他对现实不满，但却把政治改良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虽为当政者的高级幕僚，但始终不染政客作风，保持清正耿介的操守。傅斯年政见、品格与陈布雷相似，故二人私交甚好，常互相引为挚友同志。陈布雷自杀后的几天里，傅斯年也曾萌生过追步陈氏、了此一生的念头。据追随傅斯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说：“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因之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卒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又据俞大綵回忆说：1948年底，南京行将被解放军攻克，她原打算护送患有心脏病的母亲离南京赴广州，而后转投香港治病；但又担心傅斯年旧病复发，再加上他情绪低落，随时有轻生危险。于是左右为难，迟疑不决。后傅斯年之弟傅斯岩告诉俞大綵，说傅斯年身上带着一瓶安眠药，随时可能服毒。俞大綵顿生警觉，遂放弃广州之行。

    傅斯年与陈布雷虽为挚友，但二人所走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陈布雷久已涉足政界，乃蒋氏政权中之要人。傅斯年议政而不从政，不担任蒋介石政权的行政职务，只是在学校或学术机构中任职。陈布雷考虑的是政治前途、个人名节，而傅斯年所考虑的，首先是学术研究的前景和学术机构的去留，其次才是国民党政权的命运。所以，在陈布雷自杀的消息乍一传来时，傅斯年或一时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却未作出这样的决断，其根本原因是傅斯年对社会、学术的责任心。

    1948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重点经营台湾，对台湾人事进行调整，决定由陈诚代替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对此回忆说：“大家正感到台湾的重要性，或将因此而更为增加，想把它变成为文化的中心，所以对台大校长的人选，也不能不特别慎重。我考虑再三，觉得只有再和孟真先生商量，当时他回国不久，夙疾方瘥，当然不愿再任繁剧，重损健康。可是我复相劝，他又公而忘私，慨允担任。”12月15日，国民党行政院正式决议由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在此期间重点办了两件事，一是将大陆的重要文物典籍与史语所整体迁移到台湾，二是设法将平津地区科技学术界部分知名人士接出，并尽量转移到台湾。

    抗战全面爆发后，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文物典籍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处保存的一批文物整理转移。傅斯年的学生陈槃曾记叙此事。他说：“国家多难，研究所辗转播越者数矣，始则由平迁沪、南京，继则由京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而南溪。复员后，始重返南京。案本所同事凡数十，书籍古物，箱以千计，虽崎岖间关，艰难万状，而公物得以保全无恙，学术研究得以进行不辍，师之功大矣，然而师之心力，瘁于是矣。洎三十八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疗，余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不坠，然而余竟不克负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绍介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既已感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生何足惜，当力命以副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傅斯年四处奔走，求告各方，将史语所及其中研院保存的大批文物古籍安全运到台湾，最初安置于龙梅镇。在此期间，傅斯年与翁文灏、朱家骅等人商议决定将保存在北平等地的珍贵典籍和文物运到台湾。从文物典籍免于被国民党军队败亡时毁灭这个角度来说，傅斯年的行动是值得肯定的。

    1948年11月底，辽沈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进关，迅速将平津地区分割包围。北平是北方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高校、学术研究机构集中的地区，大批知名学者、科技人才集中此地，为把这批专家学者从北平转移出来，傅斯年亲自找到蒋介石，经蒋批准，由傅斯年、蒋经国、陈雪屏等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将北平有关人员接出。由于傅斯年长期在学术界工作，与学术界人士的关系密切，故对此事特别热心，据亲自参与其事的人士回忆说：民国三十七年冬天，政府发表傅先生接长台大之后，虽然当时的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劝他早日到台湾接事，可是傅先生那时候正在南京奔走一项在傅先生认为比到台湾接校长职务更重要而更迫切的工作，那就是营救即将沦陷在故都北平的学人们到南京来。傅先生在当时虽不是任何教育机构的负责者，可是他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争取出来的学人越多，越对国家有利，同时他认为他自己虽无此“责任”，却有此“义务”，所以他整天的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

    12月中旬，北平已被解放军严密包围，傅斯年接转北平学者的事正在紧张进行，傅斯年通过其内兄，交通部长俞大维联系飞机直到北平城内机场，12月15日、16日致信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要求其组织人候机，报中说：“空运队可即派两架机到平，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又中航机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与剿总联络，务即办好送斯年。”在此信的附件中特别强调此行动获得蒋介石的批准：“今日胡先生与总统谈及由总统指定三人小组，陈雪屏、蒋经国及弟，大绂则由弟联络，大维大买（卖）力气，每日调度至可感。”同时，傅斯年又致电平津路局局长石树德，要求其译转梅贻琦、袁复礼、郑天挺等高校负责人，提出迎接的人员名单。其名单主要包括四类人：（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并且每一类都提出了具体名单，但是由于学者和知名人士中许多都已认清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腐朽本质和即将崩溃的现象，自愿与国民党政权决裂、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所以很少一部分人乘飞机离开北平，多数人留在了北平。

    社会政治思想评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等都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得以广泛传播，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根据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从中寻求医国救民、改革社会的良方。傅斯年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长期的探索中，将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潮的经济平等结合在一起，将自由社会主义的理念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并为此奋斗了一生。长期以来，在讨论和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时都曾提及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但缺少对傅斯年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思想倾向及表现的系统论述。今就此个案进行阐述。

    （一）自由社会主义：傅斯年主要思想倾向

    自由主义是在欧美广泛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潮，19世纪末传入中国。如同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样，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不断地发生着碰撞和融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和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西方自由主义自传入中国之后就发生了重大变形。虽然由于思想的传承，中国自由主义同西方自由主义依然存在着某些‘家族相似’的共同特征，但在基本文化性格上，它却深深地烙上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印痕。”应该说，西方自由主义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最主要表现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曾活跃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傅斯年自称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许多同时代的人和后代的研究者也都把他归类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一生的思想倾向和行为也确实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应该说，傅斯年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傅斯年的言论和自践中，他特别强调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所谓自由社会主义，按照傅斯年的论述，主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要求自由与民主，在经济领域要求经济平等，缩小贫富差距。他在《评英国大选》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自由社会主义理念：“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极其希望英美能作成一个新榜样，即自由与社会主义之融合。”《评英国大选》是傅斯年1945年7月30日为《大公报》撰写的论文，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一系列政论对自己的自由社会主义理念进行了系统阐释，说明他的自由社会主义理念已基本成熟。

    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要经过反复学习、认识和实践。傅斯年对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虽然是20世纪40年代，但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观念应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他受胡适等人的影响，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在《新潮》杂志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对自由社会主义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如他在《人生问题发端》一文中对西方思想流派及其主要观念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倾向，他在最后总结自己的人生观时概括为一句话：“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u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他对这种观念的解释说：“怎样叫做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怎样叫做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众求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一件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消灭的。”也就是说，为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要经常提高个人的素质和能力。发展自己要不受政治和社会的制约。应该说充分发挥和张扬个性，提高和发挥个人的潜能，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傅斯年这种观念应该说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特别强调解放个性，自由发展个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都深受其影响。实际也就是强调自由主义理念。在同一时期，傅斯年及同时代的青年学生对世界革命进程进行了论述，认为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开始了平民为主的社会革命。他们认为：“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革命是社会革命。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其大概的趋向，大约可以分为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经济方面的趋向将来都偏重集产政策，以一切的实业全受公家的支配，使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有可以享受的幸福。”同时，他们认为在社会革命中，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的而不是反对的。正因为俄国社会革命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并且社会主义同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可以融合而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以他们对俄国社会革命抱乐观和欢迎的态度。正如傅斯年所说：“吾于俄国状态绝不抱悲观，以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应该说，傅斯年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发展，逐步成熟。

    1919～1936年，是傅斯年在欧洲留学和回国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这期间虽然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不多，其言论政治色彩也不太浓，但有几个影响傅斯年思想理念的因素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他留学地点在欧洲。1920年2月，他入英国伦敦大学，在英国近4年，1923年9月由伦敦大学到德国柏林大学，直至1926年10月回国。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学习内容广蓄博采，文理兼治，在刻苦学习各种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曾对胡适发感慨说：“现在想起，六年半在外，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与闻之事亦不少……”说明他在学习之余，也积极了解社会，参与社会。他在英德留学期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战后恢复时期，所以：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有所发展。正如当时留学生记述欧洲诸国情况：“凡一切积极行动，悉宜委诸人民。然今日则因经济发达之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勃兴，已大反以前之主张。”而德国因为战败而民族主义思潮有所发展，与英法诸国对自由、民主的认知方面有所不同。与傅斯年一起在欧洲留学的何思源进行分析说：“德国人自由之观念，亦有特别之性质。英法美等国以‘自由’（Liberate）是解脱的意思。自由者，即不受他人干涉之谓，故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身体自由、信仰自由等，都是解脱国家以及其他团体之拘束而自由行动。至德国人之自由，则含有发展的意思，故称为‘社会道德的自由’（Sittliche Freiheit）。德国人既有势力的国家之思想，不能不改变自由之观念，使其与国家之势力不相冲突。国家是一个组合体，全体与个人有相互之作用，个人希望全体发达，借以发达其道德及本性。然发达全体即是发达全体之势力，故个人最高尚之自由即是增加国家之势力，自由者是‘民族之自由’（Volksfreiheit），不是个人之自由。”欧洲的时代文化思想特点对傅斯年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1920年撰写了《青年的两件志业》，提出青年的志业是“无中生有的替中国去造有组织的社会。”他对此解释说：“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合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的担当。”二是造国际组织，其基本的步骤是：“先是民族上的了解，然后生民族上的感情，然后可以有国民间的事业，然后可以谋一致的共同目的，而采取互相照应的手段。最后的成就，乃是国民的大组织。”他的结论：“以上的两件事：内里人和人粘着，就是造社会；外边这国人和那国人粘着，就是造国际间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两件事业。”傅斯年当时的中心思想就是青年人要奋发向上，不断的改造自己，为改造社会作准备。“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能力，有志向的人，然后组织起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种思想与他出国前注重个人自由发展，承担社会责任，改造社会，为国家和世界进步发展尽个人努力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

    其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1926年11月傅斯年回国受中山大学之聘任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出任文史科主任兼历史、语言文学两系主任。当时广州是革命的中心，中山大学是孙中山亲手创立，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与黄埔军官学校并称文武两校。但是其中鱼龙混杂，国共两党及各种政治势力参与其间，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矛盾和斗争，傅斯年此时加入了国民党，与朱家骅逐步接近，关系日趋密切，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和社会工作，其思想倾向是追随国民党政权与北洋政府为首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可以视为此时他用自由主义的思想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政治思想方面逐步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学说，其中尤其尊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全力投入学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参与社会政治。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获得了统治权，虽然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官僚资本、豪门资本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脉，严重的贫富分化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社会也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又趁火打劫，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傅斯年又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1935年，他在阐述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原因时强调说：“三十年中，中国因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事业，这一条路并未尝走错，且是历来环境所促成唯一可做之路。”在傅斯年看来，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得益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推翻封建专制政权的重要力量。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等北洋军阀所篡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纲领，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唤醒了民众，在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胜利。傅斯年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和三大政策，含有很多社会主义成分。所以他曾对此论述说：“国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在是温和的，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宣传和提倡在民众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受社会主义的动荡，乃有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成功。

    傅斯年坚持社会主义理念除对国情的认识外，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他的社会实践。傅斯年一生参与的社会活动多是社会上层，但许多情况下他个人却生活在社会基层。首先，他出生于破落的书香门第，在他幼年温饱问题就无法保证。少年、青年求学时完全是靠别人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他不止一次地述其早年生活说：“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民艰苦。”官费留学期间，国内军阀混战，官费停寄，家中只有老母弱弟无法接济。他的生活更是窘迫，经常因生活无着而苦恼。回国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他个人生活拮据，他周围的人们都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他曾多次向各处求援解决同事陈寅恪、梁思成、董作宾等学人的衣食问题。甚至不止一次的卖书解决下属好友的燃眉之急。至于傅斯年所了解的基层民众的生活更是艰难，他曾在国民政会几次提案要求国民党政府赈济受灾民众，他在提案中曾沉痛地叙述民众的生活状况：“老弱妇孺，奄奄待尽，少壮转徙，无以为生……现值麦秋未届，青黄不接之际，若不急施拯救，诚恐全活无几。”由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有力者逃荒在外，“其无力逃徙者，则相率坐以待毙，地亩荒废，耕种无人，惨苦情形，实难尽述。”在傅斯年的视野里，一方面是豪门资本巧取豪夺，化国为家，侵吞国有资产，把巨额的国家资本据为己有；一方面是广大民众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一方面是抗日的将士在前方忍饥挨饿，与敌人厮杀；一方面是达官豪富在后方奢侈腐化，挥金如土。这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深深地刺激着傅斯年，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呼吁实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实行经济改革，铲除豪门资本，缩小贫富差距，在全社会实施温和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傅斯年一再强调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理念的基本原因。

    在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时地利用舆论揭露、批判国民党权贵的贪污腐败，官僚资本家利用各种手段侵蚀国家资本，其中最典型的事件是他连续八年不停顿地攻击和揭露孔祥熙侵吞国家财富的劣行。紧接着，又揭露和抨击宋子文等豪门资本侵蚀国家资本，促使国家经济崩溃的罪行。在此过程中他对英美诸国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革有了新的认识，要求中国学习西方，实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进行了论述和阐释。

    傅斯年对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于《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时论中。他认为，自由主义渊源于欧洲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时期，而兴起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后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却因与资本主义配合而变质了！”“英美地区的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自由主义，一方面将自由主义排斥出社会经济领域。”从19世纪初，“纯正的自由主义，尤其是偏于人道主义者，几乎全被赶入好事者的沙龙，作家的论撰，学校的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自由主义是由社会经济领域转向学术理论研究领域。在这期间自由主义开始分化，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演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另一类自由主义继续法兰西革命的传统，演变为人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去灵魂。”经过近百年的变化，直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时代，才改变了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利用的局面，开始用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经济领域的改革。他认为：罗斯福新政“其中实在含有温和而有效的社会主义成分”。傅斯年对此阐述说：“谁知罗斯福总统，不凭借学究的理论，不从事教条的排演，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故，竟把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在新大陆表证其成功，并指示此一主义可以领导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罗斯福所表证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改革了自由主义的内容，他在1941年向国会宣布了新的自由理念：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罗斯福的自由主义新理念与传统自由主义最大的差别是将这种理念运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其中“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消除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旧的自由主义虽然使人身有了自由，但由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造成了人们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罗斯福强调“免于匮乏的自由”，则是主张经济平等。至少傅斯年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人类的要求是自由与平等，而促成这两事者是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百多年来，自由主义虽为人们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却帮助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这是极可恨的。没有经济的平等，其它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问平等，不管自由，那种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来，而且没有自由的生活是值不得生活的，因为没有自由便没有进步了，所以自由与平等不可偏废，不可偏重，不可以一时的方便取一舍一。” 显然，傅斯年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除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之外，还包括了经济平等的内容。傅斯年强调的社会主义理念在稍后发表的《评英国大选》一文中进行了阐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刚刚结束，英国实行大选，二战中建立卓越功勋的首相丘吉尔落选，工党上台执政。傅斯年认为，工党之所以竞选成功，主要是在内政方面主张进行重大改革，改革方案包含了比罗斯福新政多了好几倍的社会主义成分，用和平改革的方式，实行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政策。傅斯年对此叙述说：“在工党方面，却拿出了一个明晰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方案，这方案比罗故总统（罗斯福——作者注）的新政更多好几倍的含了社会主义，例如矿产国有、钢铁国有、内地交通国有、土地国管、银行国管、物资继续实行管制分配制等等，毫不含糊的是一个温和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实行国家管制，避免资本家和财团进行垄断，掌握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命运，从而造成贫富悬殊，民众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傅斯年认为西方温和的工党社会主义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民生主义就是温和的社会主义，合于中国现状的社会主义。中英国情不同，他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业，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虽不同，而其为温和社会主义的方案则同。傅斯年坚持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管制，其中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要实行国有化，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行经济平等。傅斯年在文中呼吁中国政府效法英国工党，实行改革，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合于中国现实状况的社会主义。傅斯年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

    （二）坚持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傅斯年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受这种思想理念的指导和制约，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与实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坚持参政而不从政，对现时政权保持批评的自由和权力。参政而不从政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性，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相同的传统。古代西方哲学家柏拉图曾论述说：“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这种叮咬就是批评和抨击国家政权的弊端与失误，刺激其活力，使其健康地存在和发展。同时，只有不在政权之中，才能保留自由身份，避免遭受政治的制约和迫害。正如柏拉图所说：“要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他想活着，也必须有一个私人的身份而不是公共的岗位。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在中国专制政权统治下，知识分子如果从政，根本无法自由发表自己的政见和批评意见。只有在政权之外，才能不受政治制度和规范的制约，自由地发表政见和提出批评。傅斯年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当时的政权仍是专制政权，自己从政既不能“行其道”，也失去了批评的权力。他曾说：“我要言论自由，向来骂人的，……我骂人惯了，一做官即为人骂，这是保持言论自由。”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极力罗致傅年斯从政，傅斯年坚持不肯，在致蒋介石的信中反复陈述不从政的原因。他说：“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傅斯年自由主义思想意识始终制约着他不从政，不进入政治的漩涡中。

    第二，傅斯年之所以把自由主义加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理念，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他对社会生活的实践。首先，他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主要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他对于当时的国情认识是，在中国，资本可分为三类：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也称豪门资本）。国家资本有名无实，他解释说：“国家资本的发达是走上计划经济、民生主义、温性的社会主义必由之路，所以如果办得好，我是百分的赞成。这些年国家资本相当发达，但内容和表面大不相同……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第二，官僚资本。傅斯年认为，官僚资本包括“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几乎包括中国的资产阶级及上等的布尔乔亚。但是中国的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第三，权门资本。傅斯年对此论述说：“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总之，权门资本支配和控制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把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对立。对此必须进行改革，铲除豪门资本，侵犯和剥夺既得利益，实行民生主义，他曾强调：“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而他所说的“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指导着傅斯年经常性地反对贫富不均现象，尤其是抨击政治权贵利用政治经济特权贪污中饱，掠夺国家财富，肆意挥霍；为解决下层民众的贫困而呼吁，要求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实行经济平等，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坚持不组党结派，独立行使个人意志，是傅斯年自由主义理念的行事原则。傅斯年长期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为抗日救国始终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社会贤达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并一度被选为立法委员，实际参与政治的活动远不止这些，但是他参与政治完全是根据个人意志进行作为，从不参与党派组织。1947年2月，他致胡适信中特别强调：“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他坦诚地向胡适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坚决不入政府做官，“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但办报也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也就是说不从政，不组党，在实际生活中他始终坚持这个原则。1947年3月，蒋廷黻致信傅斯年商量组建中国社会党，并起草了党纲，征求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始终没有同意。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陈诚也曾找傅斯年商谈组党事，傅斯年也没有应允。说明傅斯年始终是以自由主义身份参与社会和政治，并没有实际投身政治的意念。也始终不组党成派，从事政治活动。正如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论：“他是很好的谈政治的人，而绝不是搞政治的人。……而且他的谈政治，多少是激发于一种正义，出于奋不顾身的一击。”也就是出于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不是为个人的富贵利禄，因此也就不会组党成派，培植私人势力。

    （三）自由社会主义思想制约因素

    傅斯年自称是自由社会主义者，他一生的理念和行为也证明他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正如对他有深入了解的一位人士所说：“孟真是‘五四 ’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受过西洋文明的深厚陶化，同时因为读过中国书太多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对他无形中是特别浓厚。……他是一个极端的爱国者，他所受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驱策他于学术研究以外，毕生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奋斗。”这种轰轰烈烈的奋斗便是他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作为。认真探讨傅斯年的行为，他在秉持自由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深受两种理念的影响和制约，各种思想理念的交互作用造就了傅斯年思想行为的个性特征。

    其一，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评价傅斯年，褒贬抑扬者皆有，但几乎都承认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是他一生最基本的思想理念，其他的思想观念都受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他在整个民族战争期间对日寇的坚决抗击，对汉奸亲日派的揭露和指斥，对一切于抗日救国不利的思想行为的批评和抨击，都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傅斯年的民族主义倾向还主要表现在他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方面。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对俄国的社会革命持欢迎态度，对列宁与孙中山合作、帮助中国革命热烈拥护，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坚持抗日，傅斯年也曾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对历史上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怀有敌意和戒心。1943年，他曾写过一篇时论《战后建都问题》，文章是参加抗战后应建都何处的讨论，它在文中强调要建都北平，其中即含有对苏俄的戒备。他在文中有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张开欧亚地图一看，为之骇然！我们若以苏联为假想敌，可谓至愚。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不与邻邦起任何纠纷的。但是，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容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整个文章反复论证建都北平的重要性，中心论点是防御来自北方苏俄的威胁。抗日战争结束不久，1946年2月，美苏英三国公布了雅尔达（塔）会议秘密协定，其中主要条款是以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两条铁路，租界大连、旅顺两港为条件，换取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对日宣战。秘密协定公布后，遭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傅斯年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从此他对苏俄不断地批评和抨击，并且联系历史上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认为苏俄将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傅斯年受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制约，在强烈反对苏联的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态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有密切的关系，受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中国共产党若夺取政权，将成为苏联的附属国和殖民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影响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理性认识 。他对苏俄怀有敌意，认为苏俄对中国有野心，而中国共产党与苏俄有密切联系，所以他要反共抗俄。抨击苏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是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他的自由社会主义倾向始终深受民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影响。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傅斯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忠孝节义观念，志节礼义规范，在他身上表现得相当充分。这些思想观念制约着他，成为他为人处世，评判社会人生的主要标准，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其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他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对蒋介石等人的贪残暴戾认识得相当深刻，但始终视之为正统，对蒋氏忠心耿耿，没有决心脱离和背弃，这种思想观念制约和影响了他自由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挥和表现。

    与傅斯年同时代的一位学者评论自由主义说：“如果胡适之是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孟真是一个‘急进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在中国自来了解的人不太多，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发生重大的实际影响，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在一百年变动的中国，自由主义没有占着重要的地位，是近代中国极大的悲哀。”傅斯年之所以被称为急进的自由主义者，其主要根据大概就是不论在西方和中国，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傅斯年则一再坚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用理论进行了阐释：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是社会政政治方面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却帮助了资本主义更形成了经济的不平等。没有经济的平等，实际上也没有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傅斯年基于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所以坚决地要求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革，反对中国盛行的豪门资本，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傅斯年所强调的自由社会主义，既是他的思想理念，也是他社会活动追求的目标。傅斯年的这种理想与同时代的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相比，其理想和意识相同者甚多，但致力于实践，奋不顾身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促使社会进行改革，却是有其独特的地方。但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是充满腐朽和专制的时代，他无法摆脱时代与专制政权对他的制约和影响，其自由社会主义理想也无法实现，讨论和研究他的思想观念，应该重视时代和社会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较为合理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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