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以学者身份参与政治，其底线是不从政，不到政府中担任行政职务。他不止一次表明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参与实际政治。而参政、议政只是尽自己的责任。他曾反思自己参政、议政的原因，说：“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欢喜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若为政府Persecuted（[政治]迫害——著者注）也还如是，惜乎其不然也……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傅斯年一生行为皆可以此信作注，他的志趣在于学术研究，但因生于外敌入侵、内乱不已的乱世，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他无法安坐书斋，只得参与政治，为国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奔走呼号。并且他以毕生的实践兑现了参政而不从政的志向。正如有人所评论：“俗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觉得有孟真先生在，已为天下书生一雪奇冤。过去，一般人都以学者视傅先生，以博学多才称赞。孰不知读书对傅先生而言，仅是个习惯，是种储藏。傅先生的治世之心实大于治学之心……独傅先生有血有肉有骨头，随时随地读书，而不为书卷所困；随时随地报国，而不为峨冠所炫。傅先生这种品格，一半由于修养，一半也由于本性。”综合傅斯年的一生，他参政、议政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26~1928年，参与中山大学的改造与建设；1931~1945年，为抗日救国而参政；1945~1949年，为调解国共矛盾而参政。参政议政实践中表现了他的政治思想与倾向。
1926年10月，傅斯年从欧洲回国。当时朱家骅在中山大学负责，经与中山大学委员长戴季陶商议，决定聘傅斯年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史科主任（后改为文学院长）和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2月，傅斯年自家乡聊城携弟傅斯岩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傅斯年到职之日，正值中山大学混乱之时，故到职之初首先参与了中山大学的整顿和改造。
中山大学原名广东大学，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亲手创建的，与黄埔军校合称文武两校。黄埔军校主要是培养军队干部，而广东大学主要是培养文职干部。广东大学初建时，孙中山亲临该校讲演，三民主义就是在此处讲演时提出和阐发的。为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当时任命国民党元老邹鲁为广东大学校长。
广东大学建立不到一年，孙中山北上，不久病逝于北京。邹鲁因西山会议问题被免职，金享颐代理校长。广东大学一度陷入混乱，校内教职员工和学生，形成许多派系，组成各种团体，主要的有西山会议派、“士的”党（取英文stick的字音，意思是用棍子打共产党人）、中社、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青年团，也有部分共产党。政治观念和信仰划分，西山会议派、“士的”党为右派，中社等组织是中间派，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党青年团为左派组织。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明争暗斗，教师无心教课，学生无心读书，整个学校乱成一团。
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国民党右派逐步得势，7月将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任命戴季陶为校长。当时戴季陶正在潮州养病，国民党中央派秘书长周柏年到潮州动员戴季陶到中山大学任职，又聘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家骅为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9月，朱家骅和戴季陶先后到校。戴季陶到校后，看到校内一片混乱，建议国民党进行整顿，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国民党政府接受戴季陶的建议，任命戴季陶为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朱家骅为委员，10月17日委员会就职。领导体制确立后，开始对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革。
1926年10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称：“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政府决意振兴，已明令改中山大学为委员制，期集一时之人望，为根本之改造。应责成委员会努力前进，彻底改革，一切规章制度，重行厘定。”戴季陶等人遵照国民政府的训令，制定了各种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是教职员重新聘请，学生严加甄别。
经过详细调查，原来四百多名教职员只重聘了七十多人，学生二千多人，甄别后淘汰了四百名。由于需要新聘大批教师，学生一时无法上课，留下的学生先开设补习班，补习国文、英文、数学等课程。
1926年10月22日，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有两项决定对中山大学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是募集建设图书馆及各种实验室基金，用以建筑图书馆、实验室及购置必要书籍及设备；二是添聘教员，延聘国内知名学者到中山大学任教。在决议具体执行过程中，五个委员中戴季陶、顾孟余、徐谦、丁惟汾在国民政府中都另有职务，多数情况由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的工作。傅斯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聘到中山大学任教的。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县人，出身于商业家庭，父亲早亡，兄长朱祥生将其抚养。朱祥生曾任国民党元老、盐商豪绅张静江下面的账房，积蓄了一些钱财，一生未担任一官半职，遂把希望寄托于弟弟身上，全力供朱家骅读书上进。朱家骅不负兄长厚望，曾先后赴德国、瑞士留学。第一次赴德留学，学习矿业，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教德文，后又赴瑞士学地质。1925年3月，因姨丈周觉与张静江是同乡和亲戚，被推荐到中山大学任职。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校务委员、副委员长职务。朱家骅是国民党右翼的代表人物，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代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虽是政客，但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等一生保持着良好关系。傅斯年在政治上逐步接近国民党政府也与朱家骅有重要关系。对聘请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任教，他曾回忆说：“到了民国十五年我在中山大学，为了充实文学院，要找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名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和戴季陶、顾孟余两先生商量，聘请他（指傅斯年）来担任院长兼两系主任。是年冬，他从德国回来到校，马上全力以赴，他延聘有名教授，自任功课亦甚多。十六年春，更在文学院内，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中山大学的声誉隆盛，他出力很多。”
傅斯年到校之初，正赶上学校为学生补习功课。傅斯年当时尚无明确的政治倾向，只致力于知识的传授。他对补习的课程全部熟悉，一进校，就忙于指导学生和教课。与傅斯年同时应聘，略早于傅斯年到校的何思源任经济学教授、系主任兼图书馆长，两位好友再度在中山大学相聚，一起参与了中山大学的整顿和改造。
鲁迅先生于1927年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任教务主任和中文系教授。傅斯年早在北大读书时和鲁迅先生就有了文字之交。《新青年》1917年迁往北大后，鲁迅先生曾为之撰稿，1918年5月，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傅斯年读后大为感佩，撰写了《疯子》等文介绍和高度评价鲁迅的著作。《新潮》杂志创刊后，傅斯年专门去信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回信谈了自己对《新潮》所刊载文章的评价和想法。对《新潮》杂志基本上是推许的，他称道傅斯年的文章为其中上乘作品。这个时期，两人虽年龄有较大差别，但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称得上同一战壕的战友。
傅斯年是在国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回国并到中山大学任教的。中山大学是国民党政权重点控制的学校，是他们培养人才的基地。进入中山大学后，傅斯年的思想逐步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国民党政权在傅斯年初入中山大学时虽然开始走向独裁，但名义上还打着忠实孙中山遗志的旗号，宣传继续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和共产党虽有矛盾，但统一战线还没有破裂，因此国民党政权与北洋政府相比，是代表新生力量的政权。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不论从阶级意识和政治倾向，都与国民党政权有很多的相通之处，这是他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日趋密切的基础。
二，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与国民党政权的一些上层人士戴季陶、吴稚晖、朱家骅等人渐趋亲密。在他们的影响下，傅斯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在国民党清党、镇压学生运动、广州起义期间，傅斯年一直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
1927年4月，国共两党关系恶化，蒋介石率北伐军到达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北伐时，李济深任总参谋之职留守广州。4月15日，留守广州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发动清党，以各种名义逮捕中山大学的进步师生。鲁迅先生时任教务主任，召集各系负责人会议，商议营救学生。朱家骅坚决反对，两人针锋相对。傅斯年站在朱家骅一边。身在其中的何思源回忆说：“中山大学在政局动荡中内外不安，内部路线斗争表现为鲁迅与朱家骅、傅斯年的矛盾日益尖锐。……‘四·一五’这一天，学生被捕数百人。当天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院、科主任、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教授，我也参加了。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面，现在我来召开这次会，请大家说话，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走他们，他们有什么罪？被抓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百人！’朱家骅坐在鲁迅对面，这时他说：‘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鲁迅对朱家骅说：‘学生被抓走，这是公开的事实，他们究竟违背了孙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政策？’朱家骅以势压人，说：‘我们要听政治分会的，党有党纪，我们要服从。’鲁迅继续驳斥：“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你、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说：‘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鲁迅坚决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进行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由于朱家骅的坚决反对，会议没有结果，鲁迅愤而辞职。由此事可以看出，朱家骅在当时代表了国民党政府，站在了进步师生的对立面。傅斯年则是朱家骅的支持者。
在朱家骅与鲁迅先生因国民党逮捕学生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傅斯年站在朱家骅一边，与鲁迅出现了分歧。以后又因聘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问题，再次与鲁迅发生冲突，这是当时教育界的一桩公案。此案所牵的三人都已作古，不应该对个人妄加品评和褒贬，但作为历史上的公案，应使后人了解来龙去脉，并从中窥视他们思想与行为的社会政治倾向。
傅斯年、鲁迅、顾颉刚都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青年时代在文化和历史研究方面都颇有建树，在不同领域给后世以深刻影响，但在许多方面人们对于三人品评不一。
鲁迅先生与顾颉刚一度在厦门大学同事，两人关系不洽。起因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兼课时写过一部书叫《中国小说史略》，可是有人说鲁迅此书是抄写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顾颉刚未经核实，人云亦云，也宣扬这种论点，鲁迅知道后很是愤怒，从此两人结怨。1927年，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到中山大学任教。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因人事关系处理得不好，心情苦闷，傅斯年听说后想伸出援助之手，让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就商于鲁迅，鲁迅坚决反对，并明确告诉傅斯年，顾某若来，我就走。傅斯年开始进行调解，但鲁迅素来爱憎分明，傅斯年在朱家骅支持下不顾鲁迅反对，坚聘顾颉刚，这样，鲁迅与傅斯年关系恶化。何思源后来曾回忆说：“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很可能就是指此事。顾颉刚1927年写给胡适的信中也曾说：“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文教务主任，宣言顾某来，周某即去。适厦门邮局罢工十天，孟真来书未能接到，我就单身到粤观看情形。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即辞职。”鲁迅辞职后，中山大学一些师生不满，对顾颉刚和傅斯年颇有非议，傅斯年不得已提交了辞呈。文学、历史两系一时乱纷纷，后学生开会决定挽留三人，而鲁迅因国民党逮捕学生，营救受朱家骅阻挠，终未复职。
傅斯年与鲁迅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倾向不同，主要是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有分歧。鲁迅认为国民党政权镇压学生运动，逮捕进步学生，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已脱离了民主革命，演变为新的军阀；而傅斯年则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合法政府，学生受共产党操纵反对合法政府，理应受到镇压，因此，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至于因聘请顾颉刚而与鲁迅冲突，也存在党同伐异的因素。从此以后，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各自分道扬镳了，但与鲁迅的分歧方面，主要责任在傅斯年一边。
就政治态度而言，傅斯年虽然右转，在思想倾向上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但他仍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价值观参与政治，在谋求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方面支持国民党政权。他当时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代表进步的合法政府，能够推翻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这个时期他没有担任国民党政权内的任何行政职务，而是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对国民党政权的举措则不时进行批评，希望其不断完善。他写信给李石曾、吴稚晖，在信中尖锐指出：政权应不断完善自己，注意团结民众，取得民众的支持。他向李石曾、吴稚晖提了三项建议，颇能代表其当时的观点，他说：
（一）“子产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国民党在组织上，颇有些应当改善的地方，如照现在的样子下去，待“四万万同胞”都进了国民党，恐怕党就亡了。原来以党建国，而不容有他党者，以中国散沙一般之社会，无统治者之组织。欲集合肯革命能革命之分子，以为中心组织而革命建设也。今若组织涣散，训练不周，则其腐化可立而待。如何训练青年、组织有效，先生必有以策也。
（二）农工问题，国民党之成功与失败，有一时与永久之别，此时之成功，仅是一时的。若农工总是不完满解决，若民众对之无兴味，这成功不能为永久的。
（三）国际的理想主义，对帝国资本主义应打到底……其宗旨在解放遗传文化的、经济的、民族的拘束，颠覆资本主义及殖民政策，而成就一切民族之自决与独立。
傅斯年的建议，从某个意义上说是孙中山遗嘱的阐释，即要求国民党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联合国际上弱小民族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建议，当时的国民党自然不可能接受，况且当时国民党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呈分裂之势，亦无暇顾及这些事。但这却反映出傅斯年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也间接反映了傅斯年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
傅斯年在广州不到三年，在中山大学工作不满两年，但其人生事业与社会思想却发生了重要转折。学术事业方面，他由高校任教转向专门学术研究机构，为其取得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社会政治方面，虽然他在此期间退出了国民党，但却在思想意识方面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从此以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与社会工作，但始终以国民党政权为合法的中央政权，并且为维护其统治而进行各种形式的努力。尽管他不满意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不时地对它批评和抨击，但所做的努力都是试图使其完善，而不是促其灭亡。
政治清流
仔细阅读傅斯年的论著，考察其言行，会发现以“七七”卢沟桥事变为转折，其政治思想与行为前后有一变化。全面抗战爆发以前，鉴于国民党政权内部纷争，有分崩之势，全国面对强敌入侵，不知如何应对，社会各界思想混乱，他的言论侧重于呼吁全民族团结，联合一体，共同奋斗，救亡图存。日寇全面侵华，全国民众上下一心，共赴国难，但处于领导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在全面抗战期间暴露出许多矛盾和弊端，削弱了自身组织领导能力，影响了全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傅斯年长期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国民政府上层接触较多，了解国民党政权许多上层内幕，所以他的努力侧重于国民党政权改革与全民族团结并重，为此驰驱奔走，不遗余力。
自抗战开始，蒋介石就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傅斯年对蒋介石的认识前后有所变化，两人的关系逐渐由疏到亲。人们对傅斯年的认识和评价因此而受到影响。全面论述和评价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的思想和实践，有必要论述他对蒋介石的认识和两人的关系的变化。
在“九一八”事变前，傅斯年与蒋介石不熟悉，“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与粤方的政争正在激烈进行，他对蒋介石的武人专权，穷兵黩武，欲建立个人独裁统治不满。在《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傅斯年对当时中国政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当时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些人对汪任行政院长不满。傅斯年认为，汪精卫政府虽然不值得赞美，但若汪精卫下台，没有合适的人可以继任。他分析说：“汪之行政院如塌台，则继承者当不出两个方式，一，出来一个居政府虚名而毫无政府效用的。这样是万万不得了的。二，蒋之复政。这是行不通的。前年去年蒋确曾有过把政治建设起来的机会，然而他把那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放弃了。今日长江流域地方秩序之丧失，外交布置之忽略，极多用非其才之大官，国家实力之消耗，他负的责任至少不比任何一人小，所以他现在是不能单身出马的，他出来便是一阵大紊乱。《水浒》所说‘一条棍棒等身齐，打得出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方式，在中国的其他时候未必不是一个可用的政治实策，然而现在的中国此法是行不来了。愈顺民之欲者，愈能以强力专政，而求专政必先顺民之欲。我们姑且卑之无甚高论，亦应知道人民安居乐业然后天下归心。现在国人对蒋公之感想又何如？”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反对蒋介石再次出山主政的。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越来越明确，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逐步确立，抗日的态度逐步明确，傅斯年对蒋介石的认识开始有了变化。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各界知名人士暑期谈话会，发表讲话强调对日要积极抵抗，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讲话一反往日妥协、求和、退让的态度，是自“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声明，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傅斯年参加了此次谈话会，接着又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国防参议会。蒋介石在两次会议期间的表现使傅斯年对其认识有很大改变，认为蒋介石是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领袖人物，蒋介石此间也开始注意傅斯年。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代会决议：“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其职权及组织方法，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妥定法规。”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及各省市应出参政员名额表，经蒋介石核定，傅斯年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此次自然被推荐为参政员，但傅斯年坚决推辞，蒋介石不同意，让朱家骅转告傅斯年。朱家骅5月14日致信傅斯年，转达了蒋介石的口信，信中说：“吾兄已为山东推出之（参政员）候选人，兄虽不愿，恐难摆脱。介公星期会谈，亦嘱特约参加，且时时提及兄之近况。”说明蒋介石已注意到傅斯年，并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由孔祥熙任此职，张群任副院长。3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实际是一个陪衬，没有任何实权。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一系列调整，结果是蒋介石及其亲信分掌实权，而与蒋介石有矛盾分歧的派系，个人权力地位大大下降。这样的局面不利于团结抗战，尤其是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长，明显带有家族政治色彩。此局面的出现引起舆论界的不满。傅斯年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上书蒋介石，对蒋介石领导的军事战争进行了充分肯定，而对外交、行政，特别是对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进行了评论，认为两人皆不能胜任其职，要求给予调整。傅斯年在不久致胡适的信中谈到对蒋介石的评价，认为“蒋先生之治军，是世界上稀有的天才，其政治是初中一年级程度。”傅斯年这次上书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时隔不久，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傅斯年联络一些参政员再次上书蒋介石，对孔祥熙才能物望不能胜任行政院长，及其种种劣绩进行了系统陈述。蒋介石对傅斯年等人的两次上书没有明确答复，亦没有怪罪，这个时期蒋介石为团结抗战，经常召见学术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征询意见，有时态度相当诚恳。傅斯年数次被召见，坦诚相对，知无不言，言必有据，颇为蒋介石推重。据粗略统计，从1938年到1947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傅斯年致蒋介石信共21封，内容涉及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但没有一封涉及个人私事。在各种记载中，蒋介石以各种形式召见傅斯年达数十次。在各种形式的交往中，两人的关系日见密切，蒋介石以国士待傅斯年，傅斯年也常怀知遇之感。综合有关材料，傅斯年与蒋介石两人关系应作如下认识。
（1） 傅斯年对蒋介石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行为表示敬佩，并且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傅斯年不论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还是在平时的言论中对蒋介石领导抗日救国的行为都表示敬佩。1938年，他上书蒋介石曾表示自己的敬意，说：“自抗战以来，我公领导将士官民，为民族生存作空前之奋斗，精灵感照，国民一心，士卒致命，友邦倾服，人类共仰，固中国历史上所希（稀）有也……斯年缅怀国步之艰难，瞻念我公尽瘁报国之赤心，不能不有所直言。”1938年6月开始，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武汉保卫战，广大军民在武汉周围与日军奋勇作战，消灭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坚持两个多月，撤出武汉。蒋介石在10月30日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号召全国同胞贯彻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勇猛奋进，造成最后的胜利，对武汉失守后，军队对日战略进行了部署。傅斯年了解抗战形势后特别致信蒋介石，对蒋介石领导抗战、挽救民族危亡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信中说：
瞻念我公干惕劳勤，导率抗战，以一身而支全局，凭精诚以敌众难，国命赖以不坠，前途犹有可为，静言思之，感激涕零，再造邦族，我公是望。犹忆去年12月南京陷落后，人心惶惶，赖我公镇定布置，卒开第二段抗战之局。今广州不守，武汉撤退，故人心再度摇动，谣诼于以繁兴，此时亦非我公镇定布置，明示国策，无以安众心而资抗战，此固不待□□等言之者也。又，广州沦陷，情况不明，江上允战，损失谅多，必收拾力量，减少遗失，以为下一期抗战之资，更速补缺陷，全盘布置，以开下一段有利之形势，此中节目我公尤洞悉无遗，亦不待□□等备述也。……我公之领导将士，布置战略，国人上下对之不特未有间言，亦足服膺信赖；若政务各端是否妥善，则有不能默尔者。今危急至此，更不敢不负此丹心，□□等追维年余以来抗战之经过，以为政治之最大症结得有两端，敢析陈之。
傅斯年致蒋介石的信中对蒋氏赞颂虽有过誉之嫌，却出于真诚，他在其他场合和言论中，对蒋介石在抗战救国中的行为亦表示推崇，并在行为中自觉维护蒋氏的威信。如他在致胡适信中谈轰击孔祥熙的原因时，总结六点，一半是爱护蒋介石、维护蒋介石的信誉。
（2） 傅斯年不满蒋介石专权、独裁的个性，坚持参政而不从政，始终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全面抗战开始，直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傅斯年与蒋介石交往颇为密切，在无党派民主人士中，蒋介石相当欣赏和推重傅斯年，不仅连续四届都让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会政员，且在数量较少的国防参议会和战后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都以无党派人士吸收傅斯年，许多大政方针都征询傅斯年的意见，几次想把傅斯年拉入政府，让其从政。但傅斯年对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不进行改革不满，坚持不从政。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曾做出改组政府的姿态。蒋介石与其幕僚长陈布雷商议，打算在北方人士中补充政府委员，陈布雷认为：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国府委员的人，党内外皆如此。蒋介石于是想到了傅斯年，对陈布雷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比较了解傅斯年的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满怀信心地说：“大家劝他。”不久蒋介石召见傅斯年，当面提出让他出任政府委员，傅斯年极力推辞。回家后又给蒋介石写信，表示他坚决不在政府任职的志向。信中说：
顷间侍坐，承以国府委员之任谆谆相勉，厚蒙眷顾，感何有极！……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在政府或可为政府招致困难，在社会偶可有报于国家也……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傅斯年担心蒋介石强拉自己入彀，便利用和陈布雷的私交，写信给陈布雷，让他向蒋介石进言，以打消蒋介石拉他到政府任职的念头。为了阻止各方面的劝驾，他特意发表了《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此文除了表明他对苏联军队存有某些偏见，另有其微妙目的。他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透露了这个意思，信中说：“我半月前写的那篇《中国要与东北共存亡》，有个附带的目的，即既发这样的言论，即不可再入政府了，落得少麻烦（人家来劝）。”傅斯年用多种方法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拉拢，坚持了不从政的志向。
傅斯年坚持不到国民党政府任职，以保留自己的个性独立。有时也反对别的学者从政，尤其对知己好友，总是极力劝阻，他阻止胡适从政就是一例。1946年，胡适从美国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学术界、文化界颇有声望，是当时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蒋介石为装潢门面，很想把胡适拉入政府，傅斯年对此始终持反对态度。1947年1月，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向傅斯年透露想让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意向，委托傅斯年出面做胡适的工作，劝胡适就任。傅斯年不仅没有答应，反而极力劝说蒋介石打消此意。回去后不但没有替蒋介石做劝说工作，而且力劝胡适不要丧失学者领袖地位去政府任职，他在2月4日给胡适的信中叙述了此事的全过程：
他(指蒋介石)请先生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我力陈其不便：自大者言，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治观念极微)。如此谈了许久，我反复陈说其不便，他未放松。……昨天雪艇来，问下文，我发了一套议论。他说：“我一听说，便知此事错托了人，不过受人之托，不要从中打岔”。
此信的后半部分，傅斯年谈了自己对于政治的立场和见解，共六点，其中四、五点都是谈对当时政府所持态度，系统谈了对现实政权的认识和自己的立场。他说：“……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指宋子文)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总结这两点的中心思想，可以看出傅斯年的政治态度是欲以在野身份监督、关心政府，他所说的要奋斗就必须永久在野，是知识分子参政的基本方式，以保留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言论自由，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傅斯年劝胡适不要进入国民党政府，而以在野身份进行奋斗，其用意就在于此。
胡适虽然也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命，主张参政而不从政，但对国民党政府的亲近程度比傅斯年更甚，蒋介石一再拉他进入政府时，他一度发生动摇。3月6日，胡适去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傅斯年担心蒋介石对胡适纠缠不休，让胡适开完会不要去南京，直接回北平。可是胡适开完会，仍去南京参加“中基会”，期间两次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的劝说，令胡适想改变初衷，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傅斯年听说后，非常生气，函电并发，力劝胡适不要上当，其语言颇为尖锐，言词中含责备之意。电报说：“示悉，至深惊愕，此事如先生坚持不可，非任何人所得勉强，如自身太客气，我在此何从为力？国府委员纯在政府地位，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绝与参政会不同。北大应振兴之事多矣，如兼职在三千里之外，全蹈孟邻(蒋梦麟)先生复辙，三十年之盛名，为社会国家计，不可废于一旦，使亲者痛心，学校瓦解。故再进忠言”。在信中傅斯年为劝胡适不要去政府任职，把自己对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的认识作了坦白的陈述。信中说：
一、参政会决不与国府委员同，五院院长为当然，知其是政府也。且为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之续，尤知其是政府也。其法定名词为“最高决策机关”，决策非政府而何哉，信中所云，欺人之谈也。此等欺人之说，我闻多矣。
二、“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假如先生在京听到蒋公教训中委的一段话(……)，当知此公表面之诚恳，与其内心之上海派决不相同。我八、九年经历，知之深矣。此公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国之压力也……。
三、此事全在先生一颗不动摇之心，我代辞多少次了，是无用的，尤其是先生那样客气之下。我们又不是一个政党，谁也替谁保不了，只在自己而已。我要作官之说，嚷了一年多了，然我心中全无恐惧，因我自有决心也。即最后决裂，辞此教官，亦所不惜，——所以全不着急。我知道先生是决不要做的，但要更进一步，即无论如何也不做，尤其那样信，岂可动心？
由此可见，傅斯年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认识较前深刻得多，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有很大转变。在傅斯年的反复劝说下，胡适打消了从政的念头。傅斯年和胡适不入政府，并非不热心政治，实际他们时常以在野身份参与政治，这种参政主要表现为不时地批评现实政治，特别是对贪污腐化的国民党要员进行坚决斗争。傅斯年对孔祥熙、宋子文的抨击就是典型的例子。
傅斯年拒绝蒋介石邀请，自己决不从政，又阻止胡适从政，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其政府坚持独裁。傅斯年认为要推动政府改革，实行民主政治，只有以在野的身份，利用报刊等舆论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曾说三点：一是不进入政府，办报造舆论监督政府，“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二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没有改革、实行民主的决心，拉拢自由民主人士进入政府，只是屈于美国的压力，把民主人士拉进政府装饰门面。三是民主人士要促进政府改革，只能在野利用社会舆论监督政府，他说：“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坚持个性独立，坚持改革独裁政治，不依附现实政权，这是傅斯年的基本属性。
⑶ 蒋介石对傅斯年重而不亲，和而不同。有人评论傅斯年多次抨击时弊，讨伐权贵而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其原因一半是其幸运，一半由于时代环境。从深层次看，蒋介石对他的了解和推重也是其中原因。傅斯年一生抨击时弊，危言高论，目的是要消除政治弊端，改革政治，促使政权完善，而不是要推翻政权，所以蒋介石能够容忍他。但蒋介石始终没有视傅斯年为自己的亲信，直到两人都到了台湾，也仅保持工作关系，而互相利用。据记载，傅斯年任台湾校长时，坚持教育独立，当时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军警特务可随意到大学逮捕师生，并要求大学师生实行联保，傅斯年对此坚决抵制。他对国民党当局说：台湾大学他一个人作保，军警特务到台大逮捕师生必须经他批准。当时正值蒋经国主持“情治”，蒋介石明确告诉他：台湾大学的事咱们管不了，所以若要求调查传讯台大师生首先致信傅斯年，得到其批准才能进行。由此可看出傅斯年与蒋氏父子关系的另一面。傅斯年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傅斯年的思想与个性。
抨击时弊
（一） 讨伐孔祥熙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傅斯年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参与政治。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他做得有声有色。曾轰动一时的是连续轰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以权谋私的贪腐行为。为此事，他曾十几次上书蒋介石，二十多次在国民参政会提案和质询，同时利用各种方式揭露和抨击孔氏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祸国殃民的劣迹，终于将其轰下了政治舞台。对于此事，当时和后世有许多议论。有些人认为，傅斯年受某种政治势力的指示和支持，充当别人的枪手，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争权夺利的工具；也有人认为傅斯年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向执政的国民党争取权力。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则认为，傅斯年是为抗日救国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正如程沧波所说：“孟真参与政治，还是‘七七’以后的事。……从那时起，孟真对政治的兴趣，偏重在内政方面，尤其在澄清内政的空气。他对孔宋的攻击，至今还有人诬陷他受什么人利用。据我所知，这绝对不确，凡知孟真的人，均深信没有人可利用他，也正为当时冲锋攻击的是他，所以在社会上发生相当的效力。此中许多事实，终有一天为历史所揭露。”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原始资料公布，尤其是傅斯年档案资料的逐步面世，傅斯年攻击孔祥熙的原因，动机和过程已经大体明确了。今就傅斯年抨击孔祥熙的言论进行简要叙述，让人们了解此事件的曲折过程和事实真相。
1.抗战救国必须贤者在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短短几个月，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全民都意识到亡国灭种之祸已经降临。严重的危机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救国热情，各阶层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都化除彼此间的仇恨和矛盾，空前地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救国而积极努力。
傅斯年是一位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言论充分表现了爱国救亡的激情。“七七”事变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事业中。正如当时人所记述：“庐山谈话会结束后，跟着就是‘八一三’，当时南京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大概各党各派领袖及文化教育界名流，均有少数的领袖人物参加，孟真便是其中的一位。”傅斯年投身社会政治，为抗日救国建言献策，其努力方向在于“澄清内政的空气”，是基于他对当时国家形势的认识。1937年9月，胡适受国民政府派遣，去美国争取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傅斯年给胡适写信报告国内的抗战形势，信中对国人与日军作战形势分十一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尤其对各条战线军队与民众英勇的牺牲精神大加赞扬，对政治特别是官场的腐败进行了痛斥。信中说：“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力气，可算一百分。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傅斯年虽然批评了二十九军和北方几个战场的地方军队，但对整个军队和领导人的抗战精神是满意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傅斯年对经济和财政状况，尤其是对主持财政工作的孔祥熙等人开始不满。孔祥熙利用职权走私、贪污和在财政方面举措失当，严重影响了全国抗战大局，引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义愤。傅斯年决心将孔祥熙赶下台去。正如有些人所说，傅斯年抨击孔祥熙并坚决与之斗争，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的公心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孔祥熙1933年10月始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11月又兼财政部长，从此一直是国民党政权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人物。1938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改组，实施战时体制，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在抗战前长期主管经济，劣迹斑斑，才不堪任，在民族危亡、全民抗战热潮兴起时又升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显然不利于抗日救国。傅斯年激于社会责任感，以私人身份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不胜任行政院长，信中说：
斯年缅怀国步之艰难，瞻念我公尽瘁报国之赤心，不能不有所直言。以为今日外交，行政之未能发挥效能，固有众多原因，而当官之人实为主要关键，以我公之睿哲乾断，决策于中枢，则行政、外交之专责者，但能一心为国，奋发自励，即足有为。无如负责人另是一格，故虽有上命，而作来一切皆不似也。
傅斯年在信中概述孔祥熙行政、外交方面不能胜任以后，又从国际影响、社会民众意识、孔祥熙专权自恣等方面批评孔祥熙，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孔祥熙为盟国所轻视。其升任行政院长，难获国际支持和帮助。傅斯年论述说：
在孔院长任内英美之财政协助，事实上恐不可能也。按历年来在中国之英、美人士对孔院长颇多不满，以整理公债及施行法币两事，在宣布前上海市场紊乱十余日，为讥评之要点，当时各外报攻击不留余地，甚至伦敦、纽约报纸亦有所讽刺。其奉命贺英皇加冕也，英国报纸自其出国之时起作各种嘲笑之论调，法国报纸并出恶言。中国广派随员，则英政府直函驻英大使云，“不胜惶感”。孔院长既为专使，英国自不得不待以国宾，然于中国协会欢迎席上，外相艾登致其关于财政建设之“友谊的警告”，商务大臣西曼在另一宴会中演说：“一国之财政必须求收支相抵，然后可谓有政策，不然者将破产。”长篇大论直是一篇教训，李滋罗斯更直谓在英中国人云：“中国财政之最大危机，在财政当局之不得其人。”□□推寻英国人态度如此，总有三因：一由于政策者，英国财政当局认为孔部（院）长无一个财政政策。二由于故事者。上述两次上海市场之紊乱，自英、美政治之标准看，是头等官邪案件，故印象深刻。第三由于态度者。闻孔院长在英议论甚随便（如于演说中谓中国关税可增至五倍等类）于是伦敦财界乃扬言曰，英国甚愿帮助中国，然孔为财长，一切困难矣……至于美国，与中国财政关系较浅，其对孔院长亦复同样好少感（少好感）。□□恐孔院长任中，外国帮助一语，徒成空言矣。
傅斯年运用大量事例，说明孔祥熙国际形象和威望太差，他在位不能获得各友好国家的信任，也无法得到各国的经济支持。
（2） 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全国人民甚感失望。他在位难以凝聚人心，团结抗战。傅斯年在信中说：
“孔院长之实任院长，在国人心理中深感失望，其最近言语行止深致社会不安也。抗战以来，政治上有一甚大之危险，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急剧左倾是也。夫左倾一事，在常时不足为病，在抗战中则易招致失却重心之危险。è尝遇投效陕北，醉心所谓‘文化人’之宣传者而问其故，其答语几若一致：“蒋先生领导之军事是无可议的，而中央之政治却并无出路，若与之辩，则必举例曰：[若孔氏者，非贪污，腐败之结晶乎？]此中是非，非è今日所深论，然即有此普遍的影响，似不可不留意其根源，且此评价不待在一般民中为然，即文武百僚，亦多心怀此意，私下议论，而不敢昌言耳。
又，孔院长久任其幼稚之子管理要政，竟于财政部指挥大员，更以其不成年之小女管理机要电报。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又孔氏在国防最高会议中及其他重要场合频发怪论，肆诋宋前部长，群伦惊骇，因而社会中纷纷议论，一若财政崩溃即在目前者然，武汉人心于以不安矣。è所知孔氏不满中外人望之事，什倍于此，今姑举其最足危及国家者。窃以为今日之局，在外必求友邦协助，在内必求上下一心，若以孔院长一人为之梗，似不可不早计之也”。
傅斯年所列举的，多是社会所广为流传的事实，自然能使人深信不疑。
（3） 孔祥熙当政，外交难以开展。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后，任命王宠惠为外交部长。王宠惠本来才不堪任，孔祥熙又特别专权。孔祥熙、王宠惠执政，外交工作难以开展。傅斯年说：“在此时负外交之责者必须用心，必须努力，用心然后可以默识列国大势之演变，把住机会；努力然后可以有为，今王外长绝不努力，绝不用心，中外皆以为话柄。不特不能勤听勤读，细研情报，即驻华之外交人员亦少来往。各使馆中人见其毫无精神，鲜谈正事，时对国人有怨言曰：‘中国何以不重视外交至此。’至于我国在外使馆，于重要关头每不能如期收到训令，空为焦急，即部内员司，亦每言长官不动作之苦，此似非济时之外交也。其实王部长亦有不能负其泄泄责任者，盖上有孔氏指挥自决，外长等于书班。纵外长为用心之人，亦不能发挥其作用，且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再积以时日，恐各部皆成备位之官，不只外交失其作用而已。”
显然，傅斯年批判王宠惠在外交方面消极，不胜任外交部长之职，根本原因是孔祥熙专权，无法自主地开展工作。
傅斯年直接给蒋介石写信指斥孔祥熙任用私人，没有得力的财政措施支持抗战，虽未公开，但亦不是秘密，社会肯定有所流传，尤其社会上层许多人有所闻知。时任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在3月4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述：“近日外面对于孔之长行政院，王亮畴长外交，颇多不满。昨闻傅斯年君（国防参议会委员）曾以长函致蒋先生，指责孔、王甚力”。孔祥熙很快知道了此事，对于傅斯年的指责又怨又惧，于是以退为进，4月25日致信蒋介石，请求辞职。信中说：弟自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忽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弟以时值国家艰危，我兄忧劳逾恒，遂不得不暂承其乏，冀我兄专心军事，求取抗战之胜利。所幸抗战初起，中央即有决议，党政军统归我兄领导，而政院诸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惟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弟近年来身体多病，精力远逊于昔，前为我兄分劳，应付难局起见，暂任行政，尚能勉强支持，如使长负重责，深惧自误误国，即负我兄推许之意，亦累我兄知人之明。……长财数年，幸赖我兄信任，虽有谣谤，均置不理，始能放手做去，即近来稍有成就，亦系我兄指导之力，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兴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惟前以国家前景欠佳，未敢提及下忱。今幸行政组织大致妥贴，战事前途又形好转，而财政亦筹有办法。弟之去留，当不致影响大局。现拟提出辞呈，自不能不先商我兄，披沥直陈，敬祈垂察。可以说，孔祥熙针对傅斯年的上书，有辩白，有表功，亦有反击。
众所周知，孔祥熙既是蒋介石连襟，亦是蒋介石亲信。自二十年代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担任工商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以善于理财著称，是蒋介石财政方面的主要助手，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唯命是从，深得蒋介石信任。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信后，让陈布雷退给孔祥熙并表示“致慰鼓励”，对傅斯年的信则置之不理。
傅斯年第一次对孔祥熙进行揭露和指责没有结果，虽心情苦恼但没有丧气，决心继续努力，收集孔祥熙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的资料，联络正义敢言之士，公开与孔祥熙进行斗争，利用合法手段将孔祥熙赶下台去。这在他1938年6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此信为肥贼（指孔祥熙——作者注）所见，于是在财政部大闹三日，在国防最高会议大骂研究院，弄得汉口遍知，人人称快，而无人敢继我而起——中国人只是打死老虎的。当时我想再写一信，而苦于无材料，先生之信到，正是一个好材料……但是我究竟能弄到几分，也并无把握，Roosevelt（当时某人外号，所指待查。——作者注）劝我暗中作动（动作）而不出头。盖出头，则人以为只是我一人之私见。此见有“中国道理”，但我不能接受。我要与人一齐出头，三、五个人便足。如真找不到人时，然后一人出头也……
因此想到，“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如果先生在国内，由先生号召，力量岂止十倍于我！先生信中所说“外交结构”、“外交政策”，我都万分同意，但是我的看法：肥贼不去一切无办法。目下之外交，主持于“宫妾”、“外戚”、“宦官”之手，如说他没有政策、结构，他说都有，就是这三人为结构、为政策。
先生不知道我心中的苦恼，我的无力量。我真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希望我这信不使先生悲观。为老百姓要乐观，要努力。
从傅斯年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傅斯年上书蒋介石，揭露指责孔祥熙纯属个人行为，是自己意志的体现，没有受任何人指示或影响，更不是受某种势力和某个政治集团操纵，充当打手和工具。其二，第一次上书没有达到“除奸”的目的，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孔祥熙上书蒋介石请求辞职和在财政部大骂中央研究院，都表明他对傅斯年上书很在意，有应对的动作。其三，傅斯年一击不中没有退缩，积极筹划，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上采取更大行动。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在武汉召开，傅斯年提前到会，按照原来的设想与黄炎培等人联系。7月12日起草了上蒋介石书，从孔祥熙的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和持家失检五个方面，论述其不能胜任行政院长。信中列举大量事例为证，明确指出：“孔院长之身兼各职，皆不胜任，固为□□等之定见，亦为全国之公言，今辱承温问，敢不尽其所知。既以报国家历年养士之恩泽，亦以答我公尽瘁报国之赤诚。今全国一致竭诚维护我公，则政府尤不可不健全。如承观察事实，当机立断，以慰四海之望，则抗战前途幸甚矣。”
傅斯年自上次上书后，即准备联络众人再次上书，并准备见蒋介石面折廷争，所以积极收集有关孔祥熙祸国、误国、贪污、任人唯亲，包括对蒋介石不忠、不敬等方面资料，洋洋数千言，其上书可谓事实充分，证据确凿，令人触目惊心，其要求也相当明确，即要求蒋介石“审察事实，当机立断，以慰四海之望。”无奈蒋介石对孔祥熙依赖方殷，充分信任，难以听从傅斯年等人的意见，可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更令人气愤的是，傅斯年收集资料，准备在参政会上联络参政员，上书揭露孔祥熙的事已为蒋介石探知，不但不感念众人抗日救国的真诚，反而“闻之甚不悦。”这样，傅斯年等人上书，结果可想而知。
傅斯年第二次上书未起作用，感到只用上书蒋介石的办法难以奏效，决心采取公开揭露，制造舆论和更大规模联名提案等形式，数箭齐发，将孔祥熙拉下马。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傅斯年决心利用此次机会，组织更大规模的讨孔行动。
傅斯年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被选为驻会委员。全会召开的前4天，傅斯年等发表激烈的抨击孔祥熙的谈话，获得许多参政员的同情和支持。经傅斯年提议，由傅斯年与胡景伊、张君劢、马君武等七人起草，共同上书蒋介石。起草后，傅斯年修改定稿，在参政员中讨论通过。考虑到当时抗战形势，决定“密陈左右”，许多参政员闻知，纷纷签名附属，最后多达52人。其信主要内容如下：
初夏屡获侍座，高山仰止，景佩弥深。时日推进，又复三月，瞻念我公干惕劳勤，导率抗战，以一身而支全局，凭精诚以敌众难，国命赖以不坠，前途犹有可为。静言思之，感激涕零；再造邦族，我公是望。惟军事之成功，系（关）乎政治之运用，政治若有重要之缺陷，则虽具精兵良将，效命疆场，无以操胜利之左券。我公之领导将士，布置战略，国人上下对之不特未有间言，亦且服膺信赖。若政务各端是否妥善，则有不能默尔者。今危急至此，更不敢不贡此丹心。□□等追维年余以来抗战之经过，以为政治之最大症结，得有两端，敢析陈之：
一、明定各主要部署之职权，以清责任而责事功。吾国历久之积习，第只问人而不问制度，故一事而属之数人，庶事或综于一手。下夺上权，上侵下职，积之既久，浸成淆乱。凡事之有利可图、有权可把持者，群争而众夺之；凡事之无利可图、无权可把持者，群去而众遗之；凡事之责任重大，乃至关系国家安危者，每自设法而避去云。及事之既坏，遂无以指明负责之人，而正其罪。且因此发生之摩擦，既坐失时机，更每引起甚危机之人事纠纷。举例言之，数月来对外贸易之未有成绩，其责任在行政院长乎？抑在经济部长乎？抑在贸易调整委员会乎？西南交通事项之进展不速，其责任在交通部乎？抑在他人乎？又如西南三省应统筹之事项，其责在行政院长乎？抑在重庆行营主任乎？又如今日之外交部，国人皆指为不努力，而外交部自谓权不在手，故只能如书办之坐待吩咐，其信然乎？充此习惯，恐已有结构，亦失作用，遑论改善。夫一手而操庶事，一事而归数人，固无人可尸其功，亦无人肯任其过，驯致上下推诿，左右争执，此在太平已可为寒心，此时尤不足以应付战局也。□□等不揣愚憨，敢请我公严明指定各事之负责人，且明定职权，其功归之，其过亦归之，既不容越权，亦不容避责。此所以增效能，振纪纲者也。
二、严考关系国家存亡诸大政负责人之功过与声名，分别进黜，以固人心而增国力。□□等备位议职，深自思维，实觉目下政治之缺陷，虽有关结构固鲜在政策，而在人事者实为最大。盖虽有良善政策，若执行者不得其人，终于存亡无补也。抗战以来，论外交，只见长持松懈坐待之态度，则当事者之努力，似尚有所阙；论财政，则筹款、借款每有贻误，只取坐吃山空之办法，致失时机。所有因迟缓、疏忽、懈怠以及人事纠纷而招致之损失，不可不归咎于人之不称职也。即如行政院长之大任，在平时已略如外国之首相，在此时尤关战事之前途。若其人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则国家之力量，因以减少者多矣。夫政策决之中枢，大计秉之我公，□□等衷心信赖，然若执行者不得其人，恐亦无益于国事也。
□□等救国无术，忧国弥深，至于今日不能不尽其所欲言，此固以求心之所安，亦由我公精诚感召，仰企佩戴而不能自己也。上列各事未便于会中讨论，以滋误会，故密陈左右，未使外知，谨呈鉴察。万幸万幸。
再陈者：
此启中各意见均系于十月廿四日谈话会中同人发表，当指定七人起草，经数次讨论修改，于廿七日谈话会中决定本文，并于是日谈话会中及卅日聚餐会中签毕。所有签名原纸，附呈，钧见。
敬再陈者：
此启正本（附入原签名单者）于十月三十一日共同密封送至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呈。五日后秘书处发还，不允转呈。同人等因不知驻节所在，遂托马君武先生于会毕之次日，持原密封之函返桂转衡面呈，或派专人访递。兹恐道路稽延，更抄此副本上呈。再，此启签名人均在两次集会中自行签名，未向一切到会同人征求同意，封后有来请补签者十余人，因已封好作罢。谨以附闻。
此信因蒋介石未与会无法面呈，密封送至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呈又被退回。当时闻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一带指挥军事，正好信件起草人之一马君武参政会结束返回桂林，遂托马君武转赴衡山面呈。傅斯年又将副本送交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转呈，为此傅斯年给陈布雷写了一封信，信中特别强调此信代表了许多参政员的意见，请陈布雷重视此事。信中说：
未获侍教，匆匆半年。每怀清仪，曷胜驰会。比维道履康健，为祷，为祷。兹有陈者，第二次参政会开会之前数日，若干同人颇思有所进言于委座，而深虞会中言之不便，故于公开之一谈话会中推定七人起草，写成一启，上陈委座。此稿经次期谈话会修改，由到场人中之十人签名，旋更于开会后一次聚餐会中签名，共五十二人，送参政会秘书处恳其转呈。秘书处将原件搁五六日，原封退回。当时同人又不知委座所在，深虑遗失，乃于开会之第三日，因马君武先生返桂之便，请其先带至桂林，便即等人探呈。惟此件曾上达否，此间同人未得消息；乃再抄一本。思寄达先生处转呈。重以屡访先生所在，未得准息，延搁至今。留渝若干同人，深觉此件既系五十二人所自动签名，且蓄此意见者，尚不止到会人中之五十二人。只以签名仅于两次集会中行之，并未传签；又以开会之第二日即封送秘书处，故见解相同、而以后来或未见到之故，不便签入者甚多。若普遍传签，至少尚有七十余人之数。设不能上达委座之听闻，殊违会中多数人忧国之诚意。故不揣冒昧，敢以此副本送上先生处。若正本未达介公，万乞以此副本上呈。弟等公、私均感激无既矣。瞻念邦国，忧心如捣，书不尽意。
傅斯年在1938年6月致胡适的信中提出在国民参政会与孔祥熙决战，其策略分三层：a、即用提案的形式请求法治；b、质问财政之情形；c、推一队人面见蒋介石，与之面折廷争。考察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一、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行为，确是三种办法同时进行，因蒋介石未与会，所以在两次会议期间联络参政员上书蒋介石，从不同角度入手，把孔祥熙不胜任、不称职以及种种劣迹上达蒋介石。同时傅斯年又以提案和质询形式揭露和抨击孔祥熙，大造舆论，以期得到广大参政员的支持。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全体会上，撰写了《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人选提案》，从另一个角度要求更换孔祥熙。提案主要内容如下：
在此抗战之大业中，军事、外交、财政三事，实具不可分之相倚性，故如仅有两事健全，其一不足以辅之，则三事皆丧其效用，而国家危殆矣！以军事言，此时战争，固是以青年之血肉当炮火，以人民之生命筑堡塞，然今日士兵效命疆场，久而弥勇；人民涂炭沟壑，困而无怨者，诚由近若干年中人民爱国心激发之功，尤赖我最高领袖精诚感召之效。今日有知之士，无不信抗战必胜者，以在军事上绝对信赖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也。以外交言，我本弱国，樽俎上发动力有限，但求当事者功劳努力，不误时机之来临，不失正义之立场，亦足以告无罪于国家。独以财政言之，自参政会成立之始，同人即已忧怀满胸，深虑其人之或难当此大任，今则所虑者迅速实现。近两、三月之间，财政部每布一办法，或一度表示其维持金融之决心，必继以法币之暴跌。其于未来，并未自信真有把握，则静聆报告，其事已详。其办理紧急措置中手绩之紊乱，则报告于驻会委员会者，已颇露其故。民怨沸腾，群伦失望。似此情形，未知何以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又行政院长一职，表率百僚，民俱尔瞻。如得其人，固国家之大幸；今失其人，诚抗战之隐忧。我等虽无官守，而有言责，值此危机，如再默尔无辞，既无以报政府推诚之雅，尤无以符国民责备之殷。故敢抒其忠荩，拟由本会决议，提请蒋委员长及国防最高委员会注意此事，于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之人选，详加考虑，以务求官得良才、政致清明，则抗战前途受赐多矣。我等深信，抗战建国大业之成，必须巩固政府之信望，而巩固政府之信望，必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百僚皆然，行政之首领关系尤重。惟爱政府，故望政府之臻于至善；惟信政府之不可移动，故望其根本永固而无堕功妨事者尸大位以招民怨也。国事危急，情无择言，是否有常，仍待公决。
1938年10月30日，孔祥熙出席国民参政院第一届第二次全会作报告，受到傅斯年等人的质询。会后举行茶会，孔祥熙故作轻松状，在茶会上“专说笑话”，更引起参政员的不满。傅斯年决定以提案的形式发动攻击，于是就写了上面的提案。在此提案的开头有“临时动议，秘”的字样，很可能是在起草“上蒋介石书”前后为提醒参政员认识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重要性，加强蒋介石对更换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重视。提案中一方面强调了行政、财政在抗战大业中的地位，“在此抗战大业中，军事、外交、财政三事，实具不可分之相倚性，故如仅有二事健全，其一不足以辅之，则三皆丧其效用，而国危殆矣”。当时蒋介石和许多上层人士，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事战略方面，忽视财政经济的作用，故傅斯年呼吁应三者并重。傅斯年在肯定军事和外交以后，对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主管战时财政经济表示深切的忧虑，“独以财政言之，自参政会成立之始，同人即已忧怀满胸，深虑此人之或难当重任，今则所虑者迅速实现。……民怨沸腾，群伦失望。似此情形，未知何以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他把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与整个财政经济状况联系在一起，提高到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以便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傅斯年最后特别强调：“我等深信：抗战救国大业之成，必须巩固政府之信望，而巩固政府之信望，必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百僚皆然，行政之首领关系尤重。”傅斯年在提案末写了一个附语，云：“宜得才能出众，信望孚于国人之贤才，无取民怨，所集百僚”。傅斯年要求提案在国民参政会中“公决”。实际是希望广大参政员对此问题达成共识，争取更多人对罢免孔祥熙同情和支持。应该说，傅斯年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与黄炎培等七人起草的上蒋介石书很快得到52位参政员的签名，另有一些参政员要求签名因信已密封没有签上，总计要求签名的达一百多人，占参政员总数的80%以上，很能说明傅斯年此次行动的影响力和效果。
傅斯年等在1938年的国民参政会两次全会上，对孔祥熙发动攻击，数箭齐发，得到多数参政员的同情和支持，动摇了孔祥熙的基础。紧接着，傅斯年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舞台，提出了一系列提案和质询，其中重要的如：《关于法币暴跌及政府稳定办法的提案》、《关于编制外汇之质询》、《关于振济及中外捐款事项之质询》、《关于财政人员风纪之质询》等，篇篇针对孔祥熙个人及主管部门的要害，再加上孔祥熙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劣迹不断败露，主管的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同时，外界舆论不时对其指斥和攻击，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39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免去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傅斯年对孔祥熙的连续攻击有了初步结果。
2.乘势猛击，动摇孔祥熙根基
1939年11月，孔祥熙虽被免去行政院长职务，但转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仍主管国家财政金融。此时抗战转入相持阶段，西南一方相对安定，孔祥熙及其家庭利用特权贪污受贿，大做投机生意，侵吞兼并，囤积居奇，把国有资产和外援物资大批窃为己有。这些投机走私、贪污受贿案件不时被揭露和曝光，如比较重要的业务局长郭景琨黄金案、税务署长高秉坊贪污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云南走私案等，都曾轰动一时，孔祥熙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另外还纵容家人和属下凭借其政治特权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致使民怨沸腾。举一例可以说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乘机攻占香港，国民党政府许多党政要人居住香港未及转移，紧急派飞机去香港迎接，最后一班飞机未接滞留香港的政要，却接回了孔祥熙一家大批箱笼、佣人和几条洋狗。飞机到重庆机场，孔祥熙女儿孔令俊指挥，用汽车将其运走。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民愤极大，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孔祥熙”，孔祥熙成为社会各界抨击指斥的对象。正如傅斯年1940年8月致胡适的信中所说，他对孔祥熙祸国殃民的揭露和抨击，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孔祥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大为下降，“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段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侮？）耳。”可见孔祥熙被免去行政院长以后，虽然仍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主管财政经济，但已从权力和地位的顶峰跌落下来，开始走下坡路了。
从1940年到1943年，傅斯年主要忙于中央研究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迁徙，加上他长期生病，故对社会政治的关注有所减少，但抗日救亡的责任感仍使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跑来跑去”，“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不时地关注着社会政治的变化。
1944年6月，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世界局势开始发生转折，中国抗战形势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尤其是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计划设立物资统监本部。这个时期孔祥熙仍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主管国家财政经济。傅斯年担心孔祥熙出任物资统监本部长官，财政物资方面的权力更加集中于孔祥熙一人之手，于是上书蒋介石。信中分析了国际局势和日军近期的战略，着重论述了经济机构改革与人事机构的关系，信中说：
物资统监本部之设置，以经济局势之迫切言，如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防其有失也。今日孔副院长继续负行政之重责，又把握财政、经济、金融之全权，则以彼兼此重任，自为逻辑上顺理之事，亦为确定责任必要之方。然兹事为国家革命所系，不容其失败。治法虽具，犹有待于治人，机构徒换，往者未著成效。大凡机构之改革，每与人事之改革同办，方可生效。此事虽尚未发表，社会上已多知之，似皆以为人事不变，机构之更改难如预期，其结果或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斯年以为今既有此转机，若能至公至平，绝无瞻徇，应可办不少之事。惟亦不能不虑及孔先生观念之不易遂改，用人之仍是各辈也。设若任务不达，则负责者将诿过于军事之变迂，此必造成一空前之危机，尽其形势有如最后一著也。敢望钧座随时留神，万一进行鲜效，则改弦更张，似乎宜早不宜迟，人事革新必可振作，有补于大政。如待失败之形毕露，有不可挽救者矣。心所谓危，越分言之，深怀罪戾。
傅斯年致蒋介石的信写于1944年6月15日。或许傅斯年的上书起了作用，或许出于政治原因，物资统监部没有设置。而此时，蒋介石任命孔祥熙为出席国际基金会议的全权代表。6月中旬，孔祥熙率代表团赴美。孔祥熙此次赴美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此期间，面对国内各种形式的抨击和指斥，他已没有了防御和遮掩的能力，其政治生命趋于结束。
孔祥熙出国前后，他本人及其亲属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富的劣迹不断被社会各界揭露，社会纷纷谈论。傅斯年与社会各层有着广泛联系，孔祥熙祸国殃民，破坏抗战的行为激起了他的义愤，他注意收集孔祥熙劣迹的材料，系统整理，准备利用有效途径进行攻击。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全会在重庆召开，傅斯年决定利用会议对孔祥熙进行揭露和炮轰。9月7日，傅斯年在会上提出口头质询，其内容分四个方面：
①官吏不能做买卖，曾有法律规定，就是官吏不能直接经营商业，因为官吏经营商业可以利用政治特殊权力做到普通商人不能做到的事……现在举一件实事，就是孔兼部长办有祥记公司，虽然这个公司成立已经很久，但近又继续成立广茂新商号，此由孔家经营之。……现在可否请政府查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及一切有无囤积居奇情事，违反国家总动员会议法令情事，并请政府查裕华银行同国家银行往来帐目。清查的结果，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同时请驻渝委员会注意这件事情。
②中央银行可以说是一个谜，因为许多情形我们不知道，不过里面山西同乡很多……总之，中央银行的情形，请政府查明报告本会驻渝委员会。这个银行究竟是国家一个机关，抑是私人的结合。是国家的组织，何必一定用山西人。我们希望中央银行国家化，机关化。
③黄金问题。我们知道去年黄金发售，裕华银行买大批黄金。他卖出金价高，买进金价低，这是重庆社会上都知道的。上两个星期，黄金停止出售，而黑市高出一万。又美国借给我们的黄金，据孔副院长报告，这个黄金用飞机运到后作调剂金融之用，请财政部报告美国的黄金运到的多少？要卖的多少？以及每周出卖的情形与以后还卖不卖，运不运？请财政部报告。我们觉得，对于美借给的黄金应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不能枝枝节节为私人发财之用。
④黄金储蓄券。去年大家知道，市场上固然有这个东西，据孔副院长说，过去很少买。可是有人过去曾买过却没有买到，而且中央信托局，中央各银行分到孔副院长最近出国之前，以大批储蓄券分送给，在一重要会议之后开秘密会，当场送给大家，人家不受，孔就云：“我暂为你们留着，兑换了再给你们。”这券是国家的不能分送，个人的不必开会，这种情形是否有对国家大员行贿之嫌，我刚才的询问对本会负责，对会外也负法律责任。
傅斯年的质询，财政部给予了答复，但从答复的内容看，有些地方敷衍塞责，有些则给予坚决否认，如有关美金储蓄券的答复就是如此：“美金储蓄券初发行时，多方劝募，购者甚少，嗣因涨价，又争先恐后，此系社会人心关系，一则发财念切，一则可以觇其希望胜利之心。买不到者，或因步入后尘；买得多者，当系捷足先登。至分送黄金储蓄券一节，并无此事。”
傅斯年自然对财政部的答复不满，但从提案的内容看，尤其是关于黄金储蓄公债一事只是了解到了一些信息，还没有搜集到真凭实据。有关此事，我们从傅斯年档案中，看到的两份质询案草稿更能说明此点。傅斯年首先要求对孔祥熙经营的企业进行调查，强调：“法律的规定只有‘兼理事’，但挟著大批资本，且可利用国家银行之通融大批囤积货物是违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之失德，宠赂彰也”，所以应自上层起，设立祥记公司有年矣，更设广茂新商号者，裕华银行渝、陕两分行，所有孔氏之各项管业，更设一联合办事处，设于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并以其家人为总经理，而梁子美即为重要人物。及其他各银行大量借款”，傅斯年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其次要求对中国农民银行（孔所主持）进行调查，他提出：“去年私提美金储蓄券分配行员，孔自得五万，中央银行及中央信托局均有类似之分配，孔氏此次临行，竟于行政院会定案后，对各部长施行贿赂之云，提出美券五百万津贴各部长作为特别费，当时改开秘密会商量分配后，由各部长拒绝而还。”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巨大财政支出，利用各种方式争取国际援助，美、英、苏等同盟国为了让中国在远东战场牵扯日本，给予了中国一定的财政经济援助。但争取到的美、英援助的一部分被孔祥熙等人贪污中饱。对此，美、英政界和舆论界了解许多内幕，他们或利用舆论进行揭露和批评，或通过政界人士发表谈话进行提示或指责。1944年9月，傅斯年将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利用国外的批评对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蒋介石迅速进行改革，惩治孔祥熙等人的以权谋私，贪污中饱。此信长达7000余字，内容共分三部分：
其一，关于美国批评和中美邦交。信中说：
斯年因私事在渝居两月，颇闻国外近对吾国内事有不少批评。思祛心中之疑，曾极力搜集在此可见此类文字，兼访美国近日一般之政论，分解体会之后，以为此等批评之各种背景，与其在外交上可能之影响，不可不恰如其量而推测之，一面无需遇以刺激感情之反应，一面亦应当把握其关键，而以实事答复之。庶几中美合作益臻亲切，而战后之建设得以发挥，即对俄、对共亦予此中获得莫大之助。
傅斯年在这里抓住蒋介石政治、经济都有求于美国帮助，急切发展中美关系的心理，要求蒋介石认真对待美国的批评。信中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指出：
远在美国作战前，罗斯福总统即已关心中国政治将来之趋势。然则，美国一部分舆论之批评，其确在我所有缺陷者，如不迅速以事实纠正之，听其蔓延，未必不于将来影响邦交上有重大反应。……美国舆论批评中国之项目，大致可分为下列各题：一、办事之无能。二，灾重而不努力救济，反有中饱，遂致动辄有数百万人之死亡。三、通货膨胀，物价不可控制。四、各层之贪污。五、若干部队作战之不努力，及部队中之若干情况。六、所谓法西斯运动。七、所谓准备内战。
傅斯年认为，美国政府得到的中国各方面的信息，比报刊等发表的信息要多不止十倍，其对中国有批评，美国目前采取的政策没有受所获信息的影响，是美国政府识大体，中国政府应当对其批评的事实认真加以改正。
其二，关于内政。傅斯年在信中根据掌握的信息和资料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内政部分，信中说：
甲、物价高涨。物价高涨不已之原因诚不一，然主持兹事者根本不信物价之可以管制，故不彻底的寻求办法，且作若干自相矛盾之行动（例如公营事业之加价。去年初在限价令初颁时行之，今年在物价正在摇动中行之，皆其例），实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大凡一国之管制物价，于增加生产外，最基础者不外两大工作：一、查明资本之所在，而管理之，只使其用于生产，不使其用于屯货。二、查明物资之所在，而管理之，以合理之办法征购或分别存售。未有不于此两项竭力，而可管束物价者也。中国之国情固与英、美大异，彻底查明此两者自非易事，然高度的办到，亦非不可能，此可以事实证之者也。盖今日之资本，其最刺激物价者为法币之迅速流转，而法币非可自存，必在银行、钱庄出入，其不走此路者（例如地主□其谷价存于商店）为数究竟不大，且其流转性甚慢。故如诚心诚意清查其账（帐）目，则资本之所在，可知其大概矣……银行放款仍不太紧，此中多徇情而为之，即四行之贷款，亦不以生产为限，兼以一切公营事业，每于每度物价高涨之初暴增。办事者如此统制物价，其必得相反之结果，可知矣。今日官场中更有一极危险之论调，即“任物价上涨，不致有大害”之说也。乃物价上涨之实情，或不足以引起造反，然兵士饥病，公私生产锐减，即兵工亦然，即此两事已为头等祸害矣。
乙、官箴。今日内外之指言贪污者，时不免词涉笼统，易引人之愤慨。惟若分别考索之，其待改革之处自亦不可谓少。大凡古来之所谓贪污，即直接贿赂之事，在今日政治之上层机构，似已不可谓有，然以中国之传统恶习，兼以战时特殊景况，物价高涨之结果，在下层，在地方，似更为滋长，故外国人在各地所见，其报告更坏。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为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请分别言之。（一）高级官员兼营商业也。例如“祥记公司”之招牌，系之林森路者有年矣。中央银行总务处副处长梁子英，彼为其长官，亦为自己兼营若干规模宏大之商业，此事在重庆全无所秘密，彼自己以为当然，时对人曰，彼将为林士良第二，而不恤在此时有此风气，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二）高级官员利用其政治利（力）量以益其私营之商业也。例如今年二、三月中黄金涨落之故事，其可知者如下。先是，农民银行开始出售黄金，虽挂牌，一般人不易购到，购到之大户为山西裕华银行，此时农行虽抛出，金价转以传言而狂涨，旋则裕华以高价售出，金价转跌。此一波折，国家失去不少黄金，裕华得数万万元之净益。政府固有力安定金价，此可于以后之事证之，然则又何必先有此一序幕使中外惑骇乎（此事，美国人极注意；又，行政院张秘书长厉生亦不以此事为然，故前与顾次长翊群争吵）。（三）对于所属机关及人员，竭力掩护也。往事不待论，今财政部正有若干重大地方机关舞弊事件，壹本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原则处理之（惟恐人人知之，绝无所谓纲纪之念）。（四）自成一系统，虽有新加入良善之士，丝毫无能为力也。例如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重庆官场中认为良士，然财政部高级职员诸事直接请示部长，更挟其固有之关系，自作主意，俞次长之能力，不如一主要秘书，恐只可为装点之用而已。又如中央银行新设总务处，其处长王钟，其人为诚懿之士（彼在军器署以看不惯事，多发为精神病[彼养病住中央医院时，斯年亦正在歌乐山继续休息，知其情形甚悉]，其为直肠人可知），今虽以彼为中央银行总务处长，而以梁子英副之，王则赤手空拳，梁则上下相孚，王氏又何从发挥其正直乎？此等事例，为篇幅所限，固不能尽其什一。
丙、救灾。救灾一事，最为英、美一流之国家所看重，以其重视人命也。此事除其本身之重要性外，即在外交上亦时有重要作用。盖如办理良善，可引起他事之愉快合作也……
其三，关于人事改革。傅斯年在信中强调，人事改革是政治改革之本：
事务改革，必以人事改革为前提。大凡今日讳言改革者，每存一心理，即深恐多事转致不安也。斯年之愚，以为今日政府之地位，如以为稳固而发挥功能，则诚稳固如磐石矣。如不以为稳固，而诸事过于迁就、迟延与隐忍，转不稳固。何以言之？抗战七年，物价之高涨如此，民困兵饥，各地并无大不安之事，足证其稳固。此之主因由于钧座精诚感召，兼以国军力量足以压倒一切土势力。而一般常则，战争中政府易于稳固，亦为一故。故战争中政府可为平日不能为之事，战争中政府最便发挥其功能。若今日不可改革之事，战争结束后更不易改革矣。若以投鼠忌器之故，坐荒时日，无异给若干恶趋势以蔓延之机会，而示恶势力以弱点，即助其焰也。故斯年之愚，以为政府之威权，愈“有为”愈稳固，愈“无为”愈不稳固。
以此心理为前提，引申得下列三义：（一）凡奉令推行之人，必其人自己信此政策，若自信与此策相反，必于辗转间将此策冲淡之，消失之。例如管制物价之人，必自信物价可以管制；整军之人，必自信不必姑息，而后可也。（二）国家基础未稳固时，用人之际，须虑其缓急可恃与否，办事之时，亦当以四围环境为虑。今既已稳固矣，用人当以才干为先，办事当以每一事本身之任务为准。盖抗战之共信既成，今昔迥不侔也。（三）改革之事，第一义为公而无私。若夫到处向人卖好以固其位之人，欲其不为官僚之事，而有新改革，难矣……事务改革必以人事改革为之本，而人事改革有迫不容缓者，综览今年内外之局势，必与倭贼争取时间，必与共党争取时间，甚且必与盟邦之军事进展争取时间。今日而言改革，其主动仍操之自我。如形势更有演变，改革为势所必至，而主动不操之于我，则其不利大矣。若钧座于此时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彻革随之（小注：一扫今日官官相维之大情面网。此中节目，所欲言者，非本文所能尽之）。在外，则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在内，则民众于焉于奋，（麻痹）因以革除。大政维新，所以转今日之危机，奠千年之伟业，伏维钧座图之。
从信的整个内容来看，涉及面相当宽，站的角度亦较高，其主题也很明确，但具体到改革要求和所举弊端，则着重于财政和人事，基本上都是针对孔祥熙的管辖范围及属下机构人事问题。实际上是轰击孔祥熙的一个重型炮弹。
孔祥熙多行不义，不仅激起了民愤，而且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批评。傅斯年借助国际舆论，特别是英美盟国对孔祥熙不满的舆论上书蒋介石，再一次施加压力。据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蒋介石捎信，要求撤换孔祥熙财政部长职务。各种因素都逐步发生作用，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进行人事改革，进一步削弱孔祥熙的权位。
1944年11月，国民党政府迫使远在美国的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长职务，由俞鸿钧接任，但仍保留行政院副院长职务。傅斯年闻知孔祥熙被罢免了财政部长职务，十分高兴，但对没有罢免行政院副院长职务不满，遂于11月22日再次上书蒋介石，要求罢免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务。信中说：
昨读报纸知政府局部改组，社会论议其词自不尽同，然大体皆感若干欣慰，而更期待续有改革，其情之殷切，转甚于前。盖前者一般人颇致疑于究能改革与否，今既无所疑点，故热情期望，转而高涨。即以斯年论，闻此消息，如闻打一大胜仗，两夜为之不眠，友朋中有为之泣涕者。值此危机，钧座下此英断，国家之福，民族之幸，所以振人心，励士气者，所以使“好我者劝，恶我者惧”者，其效诚不在小。然其中即以目下最低之需要论，似尚有一著留而未下，若下，则此次改革之效至为彰明；不下，恐此次改革之分量减少甚多矣。此著，即孔副院长之留其副院长之任，因而财政部之更动亦将失更动之效，是也。久承钧座推诚相待之高厚，并承蒙恕其草野放言之罪戾，故敢冒进一言：
一、孔副院长留任之影响。孔副院长服官之为功为罪，抑或功罪各不相掩，将来历史自有定评。然政治之每一设施，实以效用为前提，不以判断功过为第一务也。若一人之一退大有利于国，可不问其功罪，即彼自己亦专为爱国之故而心安之。副院长一职，本来可重要，可不重要，然为政府全个面目计，今日一新耳目，以临兆民，此著不下，全局无著，若犹有所待，则此次改革之生效，亦有所待矣。为此次改革之整个意义与作用计，此事有不宜更缓者。斯年主观孔、宋二公，固颇难强分高下；然今日之局，此职只需一换，不论其为何人，均有全盘之效用。兹更分析孔公留任之效果如下：
（1）此次改革，虽曰局部，多少含有全局之意义。其所以慰人心，振士气，消反对之力量，杜恶意之口实者，可以此著不下而大大减少。
（2）俞次长鸿钧之升任部长，本不易办事，尤不易改革财政积弊（以其不能放手作事也），若孔公仍留副院长之位，更必书电往来于重庆、纽约间。其结果所至，俞部长有责无权，有位无能，将误大事。此意下文详说。
（3）传闻中枢某大员进言于钧座，谓孔公在美宜留副院长之名义，以便随事与美当局接洽。以斯年所知，此即恰得其反。五院制度，中国所特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在美无可比拟之官，故报上均译为内阁副总理(vicepremier)（多年如此，亦孔公所好也）。美国人者，一般坦率天真，有如初中学生，所有中国所谓“人事问题”，彼等最不了解，社会上觉得中国放其“副总理”长期在外，养病、谢客、入医院、经手术，必有奇异之感，无异为对我作恶意批评者作一证据。尽美、英习惯，凡长期治病必须辞职，以职守不可旷，国务重于人事故也。
二、俞部长办事之为难。新任俞部长之为人，社会上公正言论谓其为第一流之事务人才，持身清白，用心细密，是其所长，若夫澄清改革，前此尚未有所表现。今以之当此重任，苟有钧座之督责，宜有成事之望。然而彼之环境，知之者皆谓为良苦。即以发行钞票论，其权实操之于郭锦坤、李骏耀、凌宪扬诸人之手，如此三人说一不字，俞部长即一时无钞票可发，即无法办矣。郭锦坤者，又名景昆，社会上称之为K.K.Kwok。十余年前，美国国会曾调查中国购买军火收回扣事，报上曾揭露K.K.Kwok之名。闻钧座当时震怒，派人严查，查者诸人中明知其即郭锦坤，终以其力量甚大，遂以中国人无姓“廓克”者上复，其实广东读郭字，固有此尾音也。此人为孔府旧人，今为主持中央、中国两行之人（彼原为中央银行业务局长，孔公赴美，又命其每日往中国银行办事，监理一切，故两行集于一手。）李骏耀为中央银行之发行局长，凌宪扬为中央信托局之印务处长，三人皆孔夫人之义子，平日之于俞部长，不特狎之而已，且如对其他财政界人一样，颐指气使之，是则即就发行钞票一事论，俞尚须处处求人，其人又皆私而非公，何论其他。又如孔公馆之策士，如前为汉奸（勾引土肥原）之萧振瀛，久贩鸦片之谭光等等，不可胜数，俞部长恐皆无法不加以敷衍，此特举例言之而已。窃以为今日整理财政，其大者分下列诸端：
(1)整理税收。今日各种税收，如不为人事牵连，加以整理，可大量增加，即财政部人亦如此说。
(2)惩治贪污。惩治贪污之先决条件，为破除情面，然情面者相连为一串者也。
(3)增加效能。今日财政部直接、间接所辖人员约三十万人，甚浪费，其鲜效能，素闻于世人。各地税收机关中，开支、收入不易相抵者甚多。
(4)更易首长。财政部所属各机关首长，固不可一概而论，然风气恶劣，彻上彻下者，实不为少。如贸易委员会，惯为私人套取大量外汇，所经营者，几无事不腐。又如监务局，积弊原多，近年更以大速度进展，他如外汇管理会，专为有力私人送人情。此类事虽浅深有异，亦说不胜说。此等事，俞部长形格势禁，恐无能为力，将来或又代人受过也。
(5)清理大事件。举例言之，美金储蓄券发行总额，连合云南之一千万粮食券，共为一万一千一百万，其数实超过甲午赔款，而国家所换回之法币，仅近一年余以来之二十万二，今日即已多数换成美金存款，且不少汇美者矣。又如黄金，公卖私收，市场操纵，国家所换回之法币有限，而私人之利益无穷。此等滥帐，皆待清理，而一清理即涉多数私人利益。今日财政部所管各事，恐无一而非滥帐者，以其风气滋长太久，原来势力太大故也。
此外，如决定财政之政策，运用计算之手腕，更非有自由、有力量之财政部长，不易从事也。即使孔副院长离行政院，俞部长之困难仍极大；若其留副院长，恐俞部长只有一切照常，一切电报请示而已。
三、结语。总括以上所检讨，不免得以下之结论。
(1)副院长一职如无更动，自一般言之，失其振人心之效；自财政言之，失其改革之功。
(2)俞部长既应此大任，似宜责成其澈底整理，无所瞻徇。
(3)改组中央银行与中央信托局，使其人事与机能皆正规化。今之中央银行，其外貌全是一谜，其内容更不似正规之国家机关。
傅斯年在信中所谈情况皆符合事实，要求免去孔祥熙副院长职务的理由也很充分，确实是为抗战大局、国民党政府改革前途着想。
从当时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傅斯年的信也确实打动了蒋介石。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一中会上，经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免去了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3. 将孔祥熙轰下政治舞台
1945年5月，国民党政府将孔祥熙的主要职务皆罢免，只保留了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两个财政金融方面的专门职务。傅斯年认为，中央银行总裁是财政金融要职，是孔祥熙的根，不把根拔去，孔祥熙不会彻底垮台，因此决定继续努力，搜集孔祥熙等人贪污中饱以权谋私的材料，除恶务尽，穷追猛打，不给孔祥熙卷土重来的机会。正好，此时黄金公债案被揭露。傅斯年抓住时机，奋力一击，终于将孔祥熙轰下了政治舞台。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傅斯年参加了会议。由于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傅斯年口头质询美金公债舞弊事，财政部的答复敷衍塞责，否认事实，会后傅斯年又掌握到一些有关信息，遂决定在此次会上再次提出质询。会议开始不久，参政员陈赓雅拜访傅斯年，将收集到的孔祥熙等人侵吞美金公债的详细材料，写成提案让傅斯年过目，并请傅斯年联署，准备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傅斯年看后十分高兴。陈赓雅的提案，详细记述了孔祥熙和国库局局长吕咸等人侵吞美金公债的过程、数量，并附有原始账目和知情工作人员提供的证据，使傅斯年了解了此次巨大舞弊案的内幕详情，为傅斯年提供了轰击孔祥熙的重磅炸弹。
所谓美金公债案真相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政府为了稳住中国抗战局面，同意借给中国5亿美元贷款，1942春正式签订协定。孔祥熙决定从5亿美元中拿出1亿美元用作发行美金储蓄券准备，规定中国法币20元可购1美元储蓄券，抗战结束后以此券兑换美元。最初，由于社会上不知此项公债有美金作准备，见其还本还息期长，购买者甚少，到1943年秋，实际售出的美券数额不到一半，后因通货膨胀，官价已达40元法币兑美金1元，黑市上则高至250多元法币购买美金1元，孔祥熙见有利可图，便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其剩余部分，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接着由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拟具签呈。签呈说：“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赀，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符合政府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此呈由孔祥熙亲自批准，并盖了“中央银行总裁”官章。据当时云南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陈赓雅回忆：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第一批购买美元券余额3504260美元，照官价折合法币70085200元，全部送给了孔祥熙一人。第二批又购买7995470美元，照官价折合法币159914800元，两批共购进11509920美元，合当时国币近30亿元，去除成本，贪污26.4亿多元，其中孔祥熙一人得70%，其余30%分给了各职员，这就是美金公债案。
傅斯年、陈赓雅等人准备将惩治孔祥熙等人侵吞美金公债的提案提交大会通过，这在参政会引起了强大反响，参政员们议论纷纷，对孔祥熙等人贪污如此大笔款项义愤异常，自然也传到参政会主席团诸人耳内。大会主席王世杰害怕事态扩大，出面找提案人和联署人谈话，劝傅斯年等人不要把此提案正式提出，以免被外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日。王世杰以威胁的口气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事实有所出入，恐怕对于提案人、联署人以及大会的信誉，都会有损的。”傅斯年等人不怕这一套，对王世杰说，证据确凿，请不必代为顾虑，丝毫不退缩。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陈布雷感到事关重大，恐惧后果严重，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他对蒋介石说：“蒋先生，参政员提案，庸之先生鲸吞美金公债。此事言之确凿，恐对庸之先生大大不利。布雷想，当此国难时期，庸之先生趁火打劫，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实在太失公职人员体统……”当时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这事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但是还是不宜在参政会公开提出，一列入提案，对友邦将造成极坏影响，对我们抗战将不予继续支持。布雷先生，我看你是不是以新闻界前辈身份给参政员说一说这种利害关系，就将提案改为书面检举，送给我办好了。陈布雷原想公开触动一下孔祥熙，听蒋介石一说，知其仍想袒护孔祥熙，只好按他的意旨去办，出面找傅斯年和陈赓雅等人谈话。陈布雷见了傅斯年等人后，首先表明自己不是以侍从室二处主任身份说话，而是作为老报人随便谈谈。他先肯定傅斯年等人此举是出于公心，接着话锋一转，说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陈赓雅问何以见得投鼠忌器？陈布雷说：就怕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美、英、苏等友邦更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么，后果之大，将不堪设想。傅斯年、陈赓雅等人似乎还有点不相信，陈布雷继续说：前此不久，政府决定黄金加价，被财政部高秉坊泄露，掀起轩然大波，友邦朝野人士，啧有烦言，现在不幸又另有一空前大舞弊案发生，必然会引起友邦的更大失望与不满，为抗战招致“失道寡助”的后果，想来也不是大家所愿望的。傅斯年对陈布雷是尊重的，对他的话也是相信的。并且他们此举本是激于爱国之情，如果此事真的有损国家国际威望，这是傅斯年等人内心所不愿的。同时他们也知道，陈布雷所谈决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于是便问陈布雷的意见，陈布雷说：我想可以将议案改为书面检举，由主席团负责人亲自交蒋主席查办，蒋主席是会严办的，这样既可达到查办目的，也可照顾到影响。可是，傅斯年等人清楚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担心此事不了了之。决定不列议案，也要找一个适当的方式戳他一下。于是决定在参政员全体出席时提出一个“质询案”。质询案题目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常案》，其内容是：
谨案。中央银行实为一切银行之银行，关系国家之命脉。然其组织直隶国府，不属于财政部或行政院。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而一有事实暴露，即为触犯刑章。如黄金案主角之郭景昆，已在法院取保矣，而国库局私自朋分成都未售黄金公债一案，至今尚未送法院。由此例之，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至于中央信托局，亦每以触犯刑章闻。如前者之林士良案，今者黄金案中钟锷、黄华以下皆涉及。此等机关如不彻查严办，必不足以肃国家之政纪。谨拟办法如下：
一、彻查。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本会公推之代表（必为参政员）彻查其积年之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之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此项彻查人员，得接受人员呈诉之项目。
二、改组。今之中央银行，俨然对国家而独立，实属不成事体，应使其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以便利政务。中央信托局应予取消，移交其业务于战时生产局。惟取消以前之账目，仍须彻查。两者历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产生众多触犯刑章之事，应负责一齐罢免。其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
决议：本案修处通过，送请政府迅速切实办理。
修正之点：案由“肃官常”改为“维法纪”，办法一“或文官惩戒委员会”删，办法二改为“今之中央银行俨然独立，实属不成事体，应使其改隶财政部，以便利政务，中央信托局应澈底整顿，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主持人……应负连带责任，一齐撤职……”
傅斯年在大会上提出质询后特别强调：“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法惩治，国法安在。”并郑重声明：他已掌握了此案的确凿证据，他对讲话不仅在会场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如递交法院审理此案，愿亲到法庭对簿。傅斯年的讲话令全场振奋，掌声雷动。
7月17日，傅斯年专门会见了最初揭发此案并提供证据的两位青年，拿到了关于此案的证据，他勉励两位青年说：“诸君爱国热诚，极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其发生效力。”傅斯年将所有证据装在一个小匣子里，牢牢地保存在身边，准备在审理此案时提供。对此，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和程沧波都有记述。罗家伦回忆说：“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院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作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没有根据，那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程沧波的回忆与此有相似之处，他说：“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傅斯年的质询案在参政会顺利通过，此案轰动一时，引起参政会内外的关注，最后蒋介石也过问了此事，亲自召见了傅斯年，“对此事表示极好”，且“主张严正”，自然是严肃处理。7月25日，国民政府免去了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两个职务。对此事的处理过程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綵的信中有简单记述，他说：
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又给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给连根拔去矣（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报告，只能在参政会办，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已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事表示极好。上次黄金案之送法院及此事之办法，他的主张严正，只是他的左右每多异论。
傅斯年在揭露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一事，不仅在参政会掀起轩然大波，在社会各界也产生了强烈反响。当时的监察院、最高法院都给予关注，要求对此案侦察立案。7月27日，最高法院检察署致函傅斯年，要求提供书面材料和收集的证据。31日，傅斯年回信，表示愿意到法院说明。信中说：“大驾何日进城，乞先示知地点与时间，当即趋访。又，如法院正式传讯，亦当前往。”8月2日，检察长郑烈复信傅斯年，表示要亲去傅斯年处“面聆教益”，信中表示：“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伸，当泥首雷门以谢也。”说明孔祥熙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已引起公愤。为使在国民参政会迅速办理，避免此案内幕在社会广泛流传，如陈布雷等人所担心的，给国际援助中国抗战造成负面影响，傅斯年于8月8日致函参政会主席团，陈述了最高法院与他接洽的情况，敦促政府从速办理，以免范围扩充。并亲自撰写了《傅斯年在本届参政会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一起呈送国民参政会大会主席团。
《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内容如下：
第一段：
去年秋天（月份已不记忆），政府某部分往歌乐山调查国库局舞弊，全局人员震惊，有多人向外说：某也有分，我未分到，故弄得全山引为笑谈，而城中谣言频起，此时斯年闻关于斯年所提撤查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一案，内牵涉中央银行国库局一节及陈赓雅参政员所提关于国库局重大舞弊一事，斯年曾在闭会前有三项声明在案。旋接最高法院检察署七月二十七日渝密第二六七号函，内开：
关于中央银行国库局诈售美金公债事件，闻台端知之甚详，敬乞将此事实先以书面详予见示……检察部长郑烈。
（原件附上）。
次日又来一私人信催问，当即复以非公事之信如下：
晓云先生总检察长勋鉴：七月廿八日惠示敬悉。参政会转来之正式密函昨亦收到。办理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现在闻有下列各机关：
一、政府侦查机关，去年已开始。
二、地方法院，已函询中央银行。
三、参政会，有主席团之决议案。
斯年在参政会闭幕时之声明三点，其最主要之一为将人证、物证呈送主席团转致政府，不向大会宣布，以防为犯人闻之利用。故斯年自亦受一种拘束，在目下仅能将此项资料供给主席团。既承尊示，日内当详细写一说明书，连同附件送达主席团，请其斟酌。然口头说明，自无不可。
大驾何日进城，乞先时示知地点与时间，当即趋访。又，如法院正式传讯，亦当前往。先此奉复。匆匆敬颂。查上文所述斯年之三项声明，其第一项似可解释为斯年受一种约束，即只能送请主席团转达有关机关，故复函言不能直接函述此案情形及送证据于法院。然以后郑总检察长函催不已，或将来访，或径出传票，皆未可知。既由法院正式发动，斯年若不理不到，亦无以自解。此事之最好办法，似可再请政府速办理，以免范围扩充愈大，非斯年始料所及矣。兹将斯年办理此事之经过写一说明书，随函附上。此件应否送交政府法院，仍乞裁夺至荷。此上。
至于歌乐山及城内朋友者凡三次，皆谓系成都未售之票，于停售后，吕局长亲往取回朋分，约二百万美金元，分赃不均，以致走漏消息，云云。
斯年在司法行政部报告后，曾询及检察官这自动检举，即兴此事为例，当时所知，不过尔尔，斯年之彻查中央行案涉及者，亦仅尔尔也。
第二段：
斯年在此口头询问后，参政员陈赓雅前来，以其提案相示，则原原本本，数目字与证件单在，为之大惊，即签名于其上。此案经过主席团种种，今不具述。
七月十五日，有一多年未见之老友见访，谈及此事，谓彼认识发动此案诸人之一，其发动之动机至为纯洁，绝非分赃不均，可否见一见他们。我当即同意。十七日上午，在某处与彼数人中之二见面，证件具看到（最近更看到数次）并由其原原本本说明。彼等去将一切证件给我，尽原有之人已在其一老师处（亦参政员）立下遗嘱，近更频受警告，深恐原物遗失。我当安慰他们云，诸君爱国热诚，不避险难，至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其发生效力。
以下叙述这几位青年之所说，其所说经斯年他方证明，皆系实情。
吕咸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公馆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亦不以为讳，因习为常故，更恃靠山也。故局中青年爱国之士久感不安，并因记账等事，有与吕氏心腹衡突者。此辈好青年，既不满此等行为，更恐将来事情出来，自己洗刷不清，故有七、八人常在商议。适有债券科主任熊国清之亲笔信稿，为其中一青年所拾得（此人今已出洋），彼辈见之，大为骇异，遂星夜另托一人抄出最重要之账两纸，共推一人向政府某处密告，书凡数上（此一节在八月初彼等方告我），果然来查矣。查之后，全局大惊，谣言四起，而彼等更感不安。此事政府虽调查，而久未办。其中有人颇受恫吓，然彼辈虽未向外声张也，彼辈原不存窃证据抄账目之心，盖若有此心者，所得必更多；而其办法为向政府密告，亦可谓识体者，故挟嫌，分赃不均，在查后散布谣言者或有之，在彼辈无是也。然外间既有传言，其中某一人之师闻之，以关切而问及，乃得知真相，此陈赓雅参政员提案之由，而某一青年之遗嘱，亦交其师。以下节录该数青年密告呈文，真相毕见。
（一）卅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系财政部于卅二年交由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发行，且总额为美金一亿元，折合国币为廿亿元。
（二）卅二年十月十五日，财部函知国库局将该项债票停售，所有估计未售出之债票该五千万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而国库局主管该项业务之少数人员，以近水楼台，因得利用职权，公然舞弊，市价因之狂涨，由廿元迅涨至二百余元，最高价曾至三百元，如按目下市价，更骇人矣。
（三）犯罪之根据：
A.财部于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明令停售，即使业务局收购之美债五千万元为合法，则国库局于交足业务局该项票额后，自不应仍藉业务局名义，继续向各分行处收购，应立即函嘱各分行处将存数送国库局，转交财部，始不妨碍国家权利与法令。
B.该局债券科主任熊国清承该局局长吕咸指使，假借推销公债为名，亲笔草拟签呈，怂恿中央银行当局购买美债三百五十余万元，并期分润余利。（附熊国清亲笔签呈）
（四）舞弊之点
A.吕咸怂恿中央银行主管所购债票面额三百五十余万元，于该项债票付出时，该局债票付出传票之后，并未付有该行主管之领据（例须有领据，始符手续），仅以债券科副主任徐俊卿收据一纸为附件，非惟手续不合，且事实上该项债票，究为何人所得，尚属疑问。
B.复查债券科活期存款帐第四五七号帐号，卅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预售户，于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所收列（付项）之国币七○○八五二○○元一笔债款（即A项所列美债面额三百五十余万元之价款），其摘要栏内，亦未记载其来源，究为何人交来购买公债，亦属疑问（帐上记帐员曹瑞凤有证明，可资参考）。
C.查A项所称之美金公债，面额三百五十余万元，及B项所称之该项债款国际七○○八五二○○元，均于同日在业务局有价证券帐公记户内及该局贴放科帐内，各自空转一笔，实际业务局并未经手此项公债及债款之收付，则其债款之来源暨债票之去路，均属可疑。见甲件第四笔（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D.该局债券科活期存款帐第四五七号帐号，卅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预售户尚有（甲）一五三○一三二○○元（摘要栏内记帐员吕智民有注），（乙）七一○○○○元，摘要栏内亦均未记载来源系何行售出之债票，且皆系卅二年十月十五日停售以后收账，自与法令抵触（附活期存款帐抄件一件）。
E.就D项所述三笔债款核计，约合美债面额八百余万元，数额之巨，至足惊人。所谓代业务局收购，是否从中作弊，似甚可疑（参考与抄帐页即知）。
F.查该项美债八百余万元，既系代业务局收购，自应随时扫数送缴该局，早清手续（事实上业务局是否知有此数，不得而知），国库局又何必于保管科开列专户保管，且为日已久，尚未处理，显有所待。
G.复查熊国清曾数次由库房（歌乐山）将债箱扛至家中，（小歌乐山乐专路中库新村七号），旋复送回库房，均为同事宋春如等所共见，倘非偷换票款（大票黑市价较高），即系私自抽换中攕票图利（中攕票可换取汇票），不难想象而知。不然，该项公物，何能公然不讳，扛回私寓。应核查其债箱所存债票之面额、种类、号码，是否与所称各分行售缴数相符。此项工作虽艰巨，然不难水落石出也。
H.查停售后债票，既系代业务局收购，则应同一方式处理帐务。债券科活存帐分开“卅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预售债款户”及“卅一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预售户”两户是何用意？前者与业务局帐目相符，后在业务局帐则甚有出入，显系作弊，查业务局帐即知。
I.彼辈作弊之物证，除熊国清亲笔代吕咸所拟签呈一纸，债票号码单一纸外，尚抄有债券科活存帐两页（375、457），均可资稽考。其他人证甚多，此案一到法院，必即出而作证。
以上各节，经斯年详核，确信其为真，故可在参政会会外，负法律之责任，如前所声明者。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法惩治，国法安在？至于此辈青年之姓名，今尚不便说，俟法院办理时，斯年负责偕之出庭作证。
所附各帐，大致当已改毁。去年查时曾加改动，今更集合十八人彻夜改换。然改帐牵连者多，迥非易事，且有证人在，不难水落石出也。
第三段：
然以上犹非全豹也，近确闻监察院、审计部、财政部等机关所调查有据者，为数更大，其中有五花八门迥不可思议，以事不关斯年，故不述，深望政府严办，以儆官邪焉。
在此期间，傅斯年还接到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原搜集提供证据的几位人士的匿名信，他们始终关注着美金公债舞弊案的处理进展情况，且已知悉为此案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之事，担心此案被统治者包庇而不了了之，所以致信傅斯年，要求傅斯年继续努力，务使此案彻底清查，为他们洗清蒙受的不白之冤。信中说：“据吕咸传说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案，不知可确否？又此案已否送法院办理，请先生在报上披露一点消息使我们安心，再者，先生在参政会提此案那天，孔氏就连夜审问吕局长，据供‘可’字及签章完全假造，为的是挡驾查帐人员。闻说孔氏曾打吕咸耳光两下，气怒极了。现在我们都望先生继续努力，为民众宣达任命，务使此案在法院中水落石出，我们不白之冤亦可洗清，不胜感激之至。”傅斯年看完信，特在“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处画了符号，旁边批了“不成话”三个字。或许是傅斯年考虑吕咸等人仍在国库局会对揭发人是个威胁，影响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故特意对报告作了补充说明，要求对吕咸等人从严惩处，并要求将吕咸等人先行调离，去除办理此案的障碍。补充说明内容如下：
查该案大概，业经呈递报告在案，兹再缮具节略五条，分列如下：
一、在已过明令公布限期停售以后，并在缴足业务局奉准认购款额之外，尚有国库局预在各分行未售出之一部份债票，陆续由各分行送达国库局时，在其职权之内，被其独自侵吞，为数甚巨。
二、唆使其部下私人串通其他关系人员伪造帐目文件表单，勾结舞弊，确属有据。
三、利用其现在职位，又惯用其官僚故技，对上多方蒙蔽，对外尽量搪塞，而对内则竭力把持秘密，一再被控，尚在设示弥缝遮盖之中。
四、自该案发生以来，无不人言啧啧，群情愤慨，以为案情之重，罪恶之大，实超过黄金加价舞弊案千百倍以上，切望能得从严惩办，以明法纪，有迫不及待之势。
五、关于该案内容、侵吞公债数目、及舞弊案主从人犯，略见报告。惟处理该案欲求一阶段，自应先将该局长吕咸调离本职，使内部去除阻碍，以便办理，而资结束。并责令以上就管见所及，拟具五条。
傅斯年等多方努力，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惩治对孔祥熙等人，孔祥熙被免去了各主要实职，不久去美国定居，永远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吕咸等人被免去行政职务，他们将贪污的债款分期吐出，究竟吐出多少，现在已难查实。
傅斯年在致夫人的信中大发感慨：“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的确，自1938年傅斯年上书反对孔祥熙任行政院长，以后的八年间，他为将孔祥熙赶下政治舞台，几乎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孔祥熙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吞国家财富的资料，仅为抨击孔祥熙的不法行径，上书蒋介石就多达十几次。后人研究孔祥熙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原因时有多种论断，许多是从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争权夺利方面寻找根源，对于傅斯年的揭露和抨击根本不提。实际上，像孔祥熙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能从一个平民攀登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短短数年再从权力顶峰跌入深渊，首先是他自己思想行为与时代背弃，多行不义，然后才是外界的因素，至于孔祥熙兴衰荣辱的个案中，傅斯年连续炮轰起了多大作用，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傅斯年轰击孔祥熙的原因在他上书蒋介石和在参政会的发言与提案中已有叙述，但他所说的原因和动机多是直接的和表面的，如果将有关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其基本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孔祥熙德行、才能皆不胜任行政院长。傅斯年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之士，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在全面抗战的前几个月，他深入了解了各地各方的抗战情况，认为全国民众已经动员起来，万众一心；军队的积极性也已调动起来，勇敢杀敌。正如他在1937年10月致胡适的信中所说：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其中最可敬佩的是革命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现。这是训练之大成功”。人气、军事激动人心，但财政、外交状况却使傅斯年忧虑重重，尤其是财政外交的负责人根本不能胜任，所以傅斯年在1938年两次上书蒋介石，从才能、信望、行政方面，说明“孔院长身兼各职皆不适任。”明确指出孔祥熙在位则使人心涣散，对外则是争取外援的障碍，在《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人选提案》中说得更为明确：孔祥熙所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已使“民怨沸腾，群伦失望。似此情形，未知何以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孔祥熙等人在位，“人民怨腾，百僚侧目，诚非国家之福。”傅斯年的一系列的信件、提案和言论证明，傅斯年要求将孔祥熙免职，是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是为抗日救国的大局忧虑，没有丝毫的个人是非恩怨掺杂其间。
其二，孔祥熙是对日主和派。他在位主张对日妥协投降，影响抗日救国大业。傅斯年抗日救国的立场十分坚定，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就已认识得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指出：“中日间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在今日希望与日本和平解决者，真是做梦。”“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全面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更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妥协和投降。1938年，汪精卫投降，给傅斯年很大的刺激。傅斯年深知，孔祥熙也是一个主和派。虽然傅斯年对孔祥熙与日人曾进行秘密谈判、寻求妥协投降的道路，当时了解得是否清楚，尚无确凿材料，但从傅斯年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出，担心孔祥熙向日妥协投降，是他反对孔祥熙的一个重要原因。傅斯年在信中提出六条反对孔祥熙的理由，即：“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2.他之行为，堕人心，损介公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他一向主张投降，比汪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这六条原因实际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4、5是一项内容，也就是孔祥熙一向主张对日投降，比汪精卫在武汉、重庆表现得还严重，他掌握国家财政实权，如果向日寇投降，将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害，其影响也更加恶劣。因此说，傅斯年对孔祥熙与日寇妥协的倾向和曾秘密谈判的事实应当有所了解。在反对孔祥熙的六条原因中有两条涉及蒋介石，且都强调反对孔祥熙是为爱惜、保护蒋介石声誉。如果加以分析，很可能与蒋介石表面坚决抗日，背后让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有关系。
其三，孔祥熙以权谋私，贪污中饱，把大批国家抗战救国的财富窃为私有财产，以至于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民众抗日的信心和凝聚力，破坏抗日救国的大业。这在傅斯年连续轰击孔祥熙的行动中有大量证据，在以上的叙述中多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言。
（二）炮轰宋子文
傅斯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连续炮轰国民党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震惊朝野，轰动一时，因此获“傅大炮”之称。孔、宋二人表面上不堪一击，因此而离开政治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傅斯年轰击孔祥熙、宋子文的原因、动机、目的一直众说纷纭，持论褒贬毁誉差异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随着有关傅斯年研究的原始资料逐步面世，对于傅斯年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原因和目的已大体明了。
1. 传统持论观点辨析
众所周知，自1927年国民党政权实由蒋介石把持，宋子文和孔祥熙就是蒋介石财政经济的主要助手。蒋、宋、孔三人既是政治伙伴，又是姻亲。宋子文和孔祥熙是郎舅，但两人都是利欲熏心的人物，为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拆台，关系一直不洽。
全面抗战开始，蒋介石重用孔祥熙，让其担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有些失势。但孔祥熙主政期间，“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结果引起公愤，傅斯年等正义之士，代表社会公众舆论和人间正义，运用各种形式，连续抨击，终于将其驱赶出政治舞台。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辞去兼任的行政院长职务，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同时孔祥熙辞去副院长职务，由翁文灏继任。从此，宋子文再度得势，掌握了全国行政经济大权。可是宋子文掌权后，在政治上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在经济上大肆侵吞国家资财，贪污中饱，国家经济趋向绝境。宋子文的倒行逆施遭到各方反对，“遂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对宋子文进行轰击。其中集中轰击的是他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即2月15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七期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2月22日发表于《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八期的《宋子文的失败》，3月1日发表于《观察》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傅斯年在《宋子文的失败》开头有一个说明：“上期的《世纪评论》，有我的一篇论宋子文的，和本期同日出版的《观察》周刊，又有一篇我叙述孔宋二家豪门资本的若干事实，在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连同这一篇，共计三篇，盼望发生兴趣的读者，取来全看，因为大体上没有什么重复。”在3月1日发表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的最后，傅斯年又有一个声明：“这篇文字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3月1日的《观察》周刊又将《世纪评论》一卷七、八期发表的两文转载。在傅斯年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当天，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被批准，从此离开了国民党政权的中央政治舞台。傅斯年在短短的半个月中，连续发表三篇揭露和抨击宋子文的文章，宋子文在傅斯年发表最后一篇讨伐文章的当天离职，不论两者具有因果关系还是纯属巧合，确曾轰动一时，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时常有人论及，但认识和观点有很大差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其一，傅斯年攻击宋子文，代表了正义，代表了千百万民众的“隐泣和怒吼”，许多论者对傅斯年言人所不敢言表示崇敬。在傅斯年论文发表不久，有人发表文章，有人直接致信傅斯年表达敬意。当时有位名为苏怀邦的人士致信傅斯年说：“顷阅二十一日大公报转载《世纪评论》第七期尊稿《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拜读之余，实深同感，对先生直言敢说，发扬民意之精神尤表钦敬。”另一名张学善的人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评论说：“我最崇敬的斯年先生，顷在南昌出版的文山报上读到先生做的《宋子文的失败》一文后，我对先生发生最大的崇敬，因为先生说出四万五千万（宋子文及其卵翼下的少数人当然除外）人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话，既高明又勇敢，更热情。”另有一位自称是傅斯年世侄的年轻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十分不满，可以说怨恨集于宋子文，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近年国内民生吏治为颟顸贪婪之风所笼罩，混乱景象，诚有过于十六国五季，黔黎兴及汝偕亡之思，道路腾不如无生之怨。凡有血气之伦，莫不痛心疾首，乃当代读书人士，曲学逢迎，热衷禄位者多，不畏强暴，敢为之言者少。谠论消沉，匪伊朝夕。昨读上海大公报转载尊著《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言人之所不能言，窃谓非仁人勇者，绝不能为……”当时许多评论说，抗日战争开始，民族危亡严重，有些国民党的权贵仍然贪污成风，把大批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因此，傅斯年攻击孔祥熙、宋子文是出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有人曾总结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这些评论既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倾向和民众的普遍心声，也体现了傅斯年言论当时的巨大影响。
其二，傅斯年在抗战期间连续轰击孔祥熙、宋子文，抨击他们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言语激烈而率直，每次都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却未遭统治者的迫害和镇压，于是有人认为他有后台，是国民党上层政争的工具。他攻击宋子文时有人事后曾说：“宋子文院长之去也，固有其种种因素，而流俗乃归功于傅孟真之一击，此最可笑。……孟真为现在交通部长俞大维之妹婿，为陈诚总长所激赏，倒宋一文，最初颇有疑为军方之背景，此自无法取证。”更有人直接认为傅斯年攻击宋子文是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傅斯年大学的老师周作人就持这种观点，他曾对傅斯年讨伐宋子文之事评论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傅实在乃是帮凶了。……有一回他做文章大骂宋子文，这本是狗咬狗的玩艺儿，后边有人给他撑腰，原是有恃无恐，但是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预告要做四篇，只出了一篇即戛然中止，这是近三两年中看报的都还记得的事情。”周作人的评论发表于傅斯年去世不久，可以说既违背历史真实，又带有强烈的个人攻击色彩。他们两人的恩怨和是非曲直历史已有结论，不予再作评论。
其三，从知识分子参政、舆论干政的视角去评论傅斯年的行为，而不是单纯评价傅斯年抨击宋子文的具体内容。在傅斯年《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发表的《观察》同一期上，有许金铿撰写的一篇评论《傅孟真的文章》，其中说：“今天读了贵刊所刊傅孟真先生的文章，引起许多感想。不过这些感想与傅先生文中所论的内容并无关系，我的感想是偏于言论权威一方面的。……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这番评论虽然说的是当时社会的表面现象，却反映了当时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对傅斯年的做法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对社会舆论的功能看得相当重要。“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在当时之所以敢于直言，激烈批评社会现实政治，有“傅大炮”之称，正是要对社会进行舆论监督。另外有些与傅斯年比较接近的人，认为傅斯年抨击宋子文、孔祥熙纯属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对现时社会弊端进行抨击是出自社会责任感。把他与孔祥熙、宋子文的斗争，视为知识分子群体与买办阶级既得利益者的斗争。结合傅斯年攻击宋子文的内容和所坚持的理念，这种评论更为深刻一些，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2. 对宋子文上台的认识
傅斯年以前与宋子文并不熟悉，在1940年傅斯年因孔祥熙不胜任行政院长，大肆贪污中饱，以权谋私，对其猛烈抨击时，有人认为傅斯年抨击孔祥熙是为宋子文所利用，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进行说项，胡适写信劝阻傅斯年，傅斯年曾专门写信给胡适，强调自己抨击孔祥熙，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的公心，与国民党政权上层勾心斗角没有关系。在信中谈到他与宋子文的关系时说：“且信中又作一孔、宋比较论，此乃可怪。孔之自解也，以为我辈受宋之运动，后且谓受汪逆运动（彼如有OGPU[秘密警察]，傅孟真之墓木拱矣，然我在前年正月在汉始作此事，即已将一人之事置之度外）……我与宋未谋一面，未通一信，未致一意。宋子文、王儒堂辈，乃先生当年所称赞，我卑视此等人久矣。”说明傅斯年与宋子文没有私交，对宋子文也没有什么好感。此次行政院长易人，也不是傅斯年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意愿。他们原以为孔祥熙下台后，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正廉洁、素孚众望的人士出任行政院长，领导全国人民对日反攻，完成抗日救国大业。但是，蒋介石任人唯亲的原则始终不变，转而又把行政院长交给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傅斯年等人虽然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是希望宋子文能够比孔祥熙好一些，总结孔祥熙执政失败的教训，制定出拯救危机、使财政经济走向坦途的政策和策略。所以傅斯年对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是抱有期望的。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宋子文初上台时，自己与一般民众对他的期望，文章说：孔祥熙垮台后，“于是宋氏名声顿起，‘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试想当时宋未上台前两年中重庆的街谈巷议，真正有今昔之感。又看他初次出席参政会，会场中的人，挤得风雨不通，连窗子外门外都挤上千把人，都城人士的心理，对他是怎么样热望的？”社会对宋子文抱有期望，对他的工作也给予支持。傅斯年不惜得罪拥有黄金的既得利益者，支持宋子文实施的《黄金献金条例》就是一例。
宋子文上台不久，以缓和经济危机、筹集战争经费的名义制定了一项政策，即黄金献金条例。条例规定：凡存有二两黄金以上的储户都要捐献黄金，存户购户捐献黄金，于兑取黄金时一次缴献（原额）百分之四十，而取得原额百分之六十黄金，作为结束。该条例公布后，在全国顿时掀起轩然大波。由于征献黄金的起点较低，几乎侵犯了所有黄金持有者的利益，所以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抵制，但也受到了广大民众和有识之士的拥护和支持，因为黄金持有者多是达官贵人。傅斯年在抗战期间一个重要的理念是全民抗战，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经济方面必须侵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傅斯年对宋子文制定的黄金献金条例在原则上是支持的。面对众多富人的反对，傅斯年挺身而出，在《大公报》发表《黄祸》表示支持。傅斯年在文章中指出：“总而言之，政府既然办这件事，即是极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是自从抗战以来政府第一次损伤既得利益阶级的事。不损伤既得利益阶级，战费是无从筹措的，人心是不能平的……我对于政府近年之施政，什九失望，独这一次还感觉兴奋。”傅斯年对黄金献金条例的利弊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要打仗，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主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傅斯年之所以发表《黄祸》，对宋子文黄金献金条例表示支持和拥护，最主要的是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用侵犯既得利益者的方式筹措抗战经费。这在傅斯年致夫人的信，叙述撰写《黄祸》的背景和动机有更准确地反映。信中说：“星期三几个银行家的参政员请客，我去了，原来请了三十多位住在重庆的参政员，他们所谈，许多可耻的，我很气闷。尤其是批评政府之征黄金，（有一提案要交驻会委员会）。我很生气，回来连夜写了那一篇《黄祸》，在《大公报》，想你已经看到了。我固不怕权势，也不怕群众，我以为那篇文章一定遭许多人骂，骂虽有之，而效力意想不到之大。有些‘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阶级的参政员，正在酝酿在驻会委员会决议推翻政府的办法，大约闹这事的人，大约分三等：①商业银行，②孔祥熙派，③买金子的。这篇文章不早不晚，恰恰登在最适合的日子。次日，驻会委员会开会，我又发言，博得大多数之赞同，我们势力雄厚。……”从信中可以看出：黄金献金条例实施后遭到富人，尤其是大量储存黄金者的反对。这些人反对多因私人利益受到损失，没有与抗日救国大局相联系。傅斯年写《黄祸》支持黄金献金条例是对事不对人。他对既得利益者的批评、对黄金献金条例的拥护，虽然是因此政策对抗日救国的大局有利，但是对制定此项政策的宋子文也表示了肯定和支持。
宋子文是国民党政权中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的掌门人，他执政也好，在野也好，始终代表着他家族的利益，并且他个人贪欲极强。他颁布实行黄金献金条例，名义上是挽救经济危机，为抗战筹集经费，实际上也含有保护个人利益、搜刮民财的成分。随着他政治上站稳脚跟，其贪欲更加膨胀。1945年10月，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对宋子文评论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原，遂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伪币比例一事，简直专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开玩笑。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至于内政真是一团糟，尤其财政……子文毫无办法，一有办法即卤莽灭裂。此次接受日本纱厂，弄得天下骚然，但一时不会倒，以无人继任也。”傅斯年此信距他写《黄祸》仅三个月。这三个月是中国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紧接着国民党在全国各主要战区受降，在军事受降的同时，派遣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受敌伪工厂和各种物资。接收过程中，宋子文及其家族将大批国家资产据为己有，膨胀豪门资本，又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把广大民众推进水深火热的战争中，国家经济出现全面危机。傅斯年对此难以容忍，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宋子文。
3. 攻击宋子文内容探析
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出访苏联、美国回国，正赶上中国在各战区接受日军投降。宋子文为将收复区物资财产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呈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受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派人到各收复区以接受日伪财产为名，大肆劫掠和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资财。宋子文在蒋介石授意下，先后到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巡视，指挥接受。宋子文通过接受为国民党政权集聚了一大笔财富，同时也将大批财富中饱私囊，并且利用接受、转产、兼并等方式将敌伪的大批工厂、企业转入个人控制的工矿企业之中，结果闹得民众怨恨，内部各派系指责。1946年3月初，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宋子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重点是对经济的检讨，他本想通过报告平息国民党内部对他的非议和责难，其结果事与愿违，报告激起了国民党内外更多人的责难。会议作出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对宋子文领导的工作表示不满并进行严厉指责：“政府对于六全大会所定政纲执行不力，尤以财政经济多所贻误，均无可讳言”。由此可以看出，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的工作和行为，已成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批评和指责的对象。
宋子文面对内战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和巨额财政支出，唯一的方法是向美国借款。1946年初，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许诺美国给他20亿美元大借款，这本来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宋子文却大为兴奋，一时间为所欲为，以挽回法币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值为名，以行政院的名义公布了《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①把外汇汇率由美元1元比法币20元，改为1元比法币2020元，设置5亿的外汇基金，并指定中外银行27家为买卖外汇的指定银行，充分供应外汇。②划分进口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和禁止进口三类，出口除特定禁止出口品外，其余都可以自由出口，但须先结汇。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只是与四大家族所经营的工业企业，及与其有关的人物和企业充分供应外汇，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则拒绝提供外汇。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央银行共抛出政府牌价外汇38155万多美元，宋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套购了15377万多美元，孔氏家族控制的杨子公司套购了18069万多美元，两家公司共套外汇33446万多美元，占中央银行售出外汇总额的88%。他们用获得的外汇进口美国货物，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宋子文为应付通货急速膨胀，在开放外汇市场的同时，公布《黄金买卖细则》，大量抛售黄金。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库存黄金约600万两。从1946年3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宣布黄金市场开放，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宋子文与其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直接指挥，每天的黄金买卖情况，贝祖贻用英文向宋子文汇报，连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能过问。初抛售时黄金每市两约15.6万法币，以后继续抛售，价格直线上升。到1942年2月，黄金每市两高达法币61.1万，不到一年的时间抛售黄金351万两，约为原库存的60%。黄金暴涨风潮，迅速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陷于极度混乱。
宋子文是个权力欲和支配欲非常强的人物，做事专断独裁，正如傅斯年所批评：“他（宋子文）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结果自然是四面树敌，人事关系一团糟。
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大批的民众无以为生，生活陷入绝境，一时民怨沸腾，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政学系、CC系利用新闻媒介，对宋子文猛烈攻击，形成了一个倒宋的怒潮。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对宋子文的祸国殃民、专横跋扈深恶痛绝，利用各种途径指斥和抨击，一时间，宋子文“遂成为众矢之的”。
宋子文以权谋私、专权自恣遭到所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反对和指斥，连一向接近国民党政权、处事以宽厚温和著称的胡适也认为宋子文必须下台。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翁文灏、秦景阳是中国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闲天？……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行政院长必须换人，雪艇、哲生都比子文高万倍，都可以号召国内与国外的同情支持。若用子文，则国外无以号召，美国借款也借不成。”胡适的议论代表了他对宋子文的看法，傅斯年对宋子文的认识比胡适更加激进、深刻，抨击也更加猛烈。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征求傅斯年对时政的意见。傅斯年坦诚进言，其大意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让宋子文下台，其中强调：“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蒋介石当时没有明确表示，要求其回去写成书面意见供他参考，傅斯年回去后写了一封率直、激切的信。信中说：
前承钧座谆谆命以将对时局各种意见写下。一病经月，今始可执笔。缅怀钧座推诚之厚，重以时局艰危之深，虽一切非所宜言，而为国、为公，心难缄默，故尽其所知，所以报钧座历年知遇之隆。虽词涉质直，而皆出赤心，幸钧座鉴之。今所言者，分“改组政府”、“经济”、“民生”三事，此皆浅者；日内再写“军风”、“政风”、“党风”续以陈闻。
傅斯年的信只保留了“改组政府”部分，其中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改革。信中说：
今日改组政府之局，闻已可逐步为之，自是钧座启迪大效。惟所谓改组者，徒以为装点以应国际情势乎？抑诚欲政治之进步乎？虽二者皆有其用，然后者之重要实胜于前者十倍。盖如装点十分美满，而真不能办事，三月之后，必然瓦解，国际改势，国内失望，又至更不可收拾矣。然何以能使政治进步？其关键全在国民党能自身拿出人才，开明分子，廉公干练分子，尽其一流之选。而一切尸位或作恶者退之，使国人、外人看，国民党固有人才，亦可振作也。然后小党与所谓“社会贤达”之自愿者掺入，方可发生作用。其实国民党如久能自强，焉有政协之局？既有去年政协之局矣，而政府尤能及时改革，又焉有今日？此说非谓国民党不开放政权也。如昔日自有把握，自行开放，其胜于今日内外艰难然后开放者远矣。及今振刷，已晚之又晚，然如自身率旧，对小党牵于形势而开放，对自己仍有所顾虑，而照常未能尽举其第一流人才，小党纵来，事情仍办不好，二、三月后，又入绝境。……至于部长会首之选，实不少上选之人。即今之行政院各首长，比起外国之内阁来亦不为弱。然而不发生作用者，一则在宋公之下，虽天才亦成废才；二则在今日政风之下，但求无责，故不能办事耳。行政院长为百僚之首，不特行政院由其领导，即他院亦须瞻之。而宋公使人失望，有不可胜言者……。
傅斯年给蒋介石写信和面谈都要求蒋介石罢免宋子文，但蒋介石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于是傅斯年决定利用舆论，发表文章揭露宋子文贪污中饱、祸国殃民的罪行。在短短的十五天内，他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主题都针对宋子文，其中虽然也涉及孔祥熙和整个官僚资本，但只是把他们放在一起，作为共同的主体进行抨击和批判。现把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分析傅斯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念。
其一，宋子文、孔祥熙当权严重腐蚀了国民党政权，如果宋子文继续在任，国民党政权必然垮台。傅斯年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开篇总结了历代政权灭亡的根本原因，即政权的自蚀导致灭亡，宋子文、孔祥熙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寄生虫。文章说：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国民政府自从广东打出来以后，曾办了二件大事，一、打倒军阀（这也是就大体说）；二、抗战胜利。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所以今天能决定中国将来之运命者，必须会悟今天政治的严重性不在党派，不在国际，而在自己。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而希望政府不垮台，以免于更大的混乱者，也要坐以待毙，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今天良善的人谁无“人间何世”之感？
傅斯年将宋子文、孔祥熙视为秦王朝的赵高，明王朝的魏忠贤，这些人专权自恣，祸国殃民，残害天下，他们掌权，加快了国家自蚀的速度，因此容忍他们在位，国家政权必然迅速灭亡。从社会发展来看，傅斯年的议论是对的，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固然在于人民力量的迅速强大，但宋子文、孔祥熙乃至整个统治集团腐败，自蚀力量迅速发展，造成经济崩溃，人心离散，是其迅速灭亡的内在原因。
其二，宋子文不自重，不自爱，贪污腐败，专权误国，劣迹斑斑，罪恶累累，天怨人怒，必须彻底清算。傅斯年在三篇文章中，论述了宋子文上台的背景和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最后弄到国人“欲得而食之不厌”的下场和原因。
傅斯年认为，宋子文的严重自私，强烈的支配欲和贪欲，以我为中心的本性辜负了人民对他的期望。傅斯年分析说：
孔宋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由于他的“清廉”程度，孔则细大不捐，直接间接；宋则我生你死，公私一齐揽乱来把持。前者贪欲过于支配欲，后者支配欲过于贪欲。虽然形状这样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点，从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说一件，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以买卖为灵魂的，绝对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种形态的自由买卖，尤其显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买卖在公。
傅斯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但他对世界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流派与经济政策有深入了解，他认为：西方英美诸国的传统是实行自由经济，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傅斯年称为管制经济），这两者在中国都不适合，正如傅斯年所阐述：“平情说，自由经济，在中国不可能，因为并不是企业发达的国家。一切都管，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中国并没有社会组织的经验。在战时，在今天，最好是干干净净的坚强不移的管制几项生活必需品，一面不取全盘自由，一面也不要样样管制，偏偏孔宋那样的‘自由’，而一切管制论者，又妄向苏联的办法看齐，忘了国体社会全不同，适足以助宋之自信与藐视。新方案是要管制了，宋的‘哲学’失败了。”宋子文在执政期间，强调自由经济，但这种自由经济只是对他个人而言，“自由买卖在我是绝对的，我爱买你的什么，你便须卖什么，我爱卖国家的什么，我就卖什么。”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上台初期的黄金买卖，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敌占区工矿企业的接受都是如此，对自己有用的拿来或兼并，“接受日本工业，应付沦陷区工业，无论官营民营，总要不让他大家关门。因为他只想收入，不想经济，除把有利的拿去外（如中纺）便任其死灭，”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大批工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实际上，有许多工矿企业是能存在和维持下去的。傅斯年当时收集保存的一个资料有这样的记载：“华北一切的工矿各业，在沦陷时期均由敌人的开发公司经管，互相开始衔接，已经达到区域工业合理化的制度。按，我国经济政策，应该全体原样完整接受，使之纳入我国今后全国的经济系统里。在接收时，原有人如此提议。接收时宋子文硬不答应，有些标给资委会，有些标卖，有些至今不知下落。敌人多少年发展并integrate（完整的，自成体系的。——作者注）的华北工矿业，正替我做好的，现在完全让宋子文的愚而私的行为，给弄得四分五裂不成样子了。”由于宋子文实施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工矿企业大量倒闭，民众破产，生活无着，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宋子文实施的外汇和黄金买卖政策，造成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入超，傅斯年对此评论说：“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已，简直要一个是无限大，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着，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傅斯年把宋子文与孔祥熙放在一起，是因为两人都是大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以四大家族攫取财富为基点，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抛在一边。傅斯年对此总结说：“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也就是说，宋子文与他的前任孔祥熙本是一丘之貉，是造成经济崩溃，社会危机的罪魁祸首。
其三，宋子文专横跋扈，有极强的支配欲，“已是天下人怨怒所集”，必须下台以谢国人。宋子文虽然长期留学美国，生活作风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为人处世却深受中国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在国民党政权内部以专权自恣，强悍跋扈著称。傅斯年讨伐宋子文的文章中，多处对宋子文为人处世的作风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说：
他在行政院，把各部长都变成奴隶，或路人。一个主管部的事，他办了，部长不知，看报方知之。真正偏劳得很，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子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他可以说，行政院不是由他组织的，这也是事实，然而如由他组织，不知是哪些小鬼呢。他平常办事，总是三几个秘书，在上海，总是三几个亲信，还有他的三几个‘智囊团’，行政大事尽于其中矣，国家命运如此决定矣。我看，他心中是把天下人分做两类，其一类为敌人，即现行的敌人和潜伏的敌人（Potential Enemies），其一类为奴隶，中间并无其他，所以他管到哪个机关，哪个机关的长官便是他的奴隶，至于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这样行政，岂特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
傅斯年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中，进一步尖锐指出“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很明确，宋子文把周围一切人都视为敌人和奴隶，对敌人自是不能共事，对奴隶则不能平等对待，于是，对一切事务既专制又自以为是，自然许多政务不能处理好，应该说这是他把国家财政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重要原因。由于国家财政经济事务都由他的亲信奴隶主持，主管部门和有关人才都无法参与，再加上他强烈的支配欲，把国家资产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化国为家，化公为私，久而久之，国家财政经济都集中于宋子文为代表的豪门手中，“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傅斯年历数了宋子文种种不法行为和罪恶后，强烈呼吁：宋子文已是“天下人怨怒所集”，“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傅斯年在另一篇文章中，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我们要求他快走。”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曾评价傅斯年的个性说：“他主张‘除恶务尽’，他主张‘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傅斯年对宋子文的指斥和抨击充分显示了他这一个性。
其四，必须铲除豪门资本。傅斯年抨击和讨伐宋子文的三文最后一篇是《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主要是说不仅宋子文必须下台，离开政权，他和前任孔祥熙非法霸占的国家资产，也就是豪门资本必须由国家征用。傅斯年将当时资本占有情况分为三种，第一，国家资本；第二，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又分为三类：小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豪门资本。他对此论述说“官僚资本在中国真发达极了，上自权门，下至稍稍得意稍能经营的公务员，为数实在不少，这几乎包括中国的资本阶级及上等布尔乔亚。……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第三，权门资本，也就是所谓的豪门资本。权门资本本是官僚资本之一类，然而其大无比，便应该分别看了。这些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变愈大。权门资本最大的是宋子文、孔祥熙两家。豪门资本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工矿企业、银行。宋子文下台后，国家要清算孔祥熙、宋子文执政十年的事务，然后将他们的财产征用。傅斯年最后结论是：“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实际上傅斯年要求对宋子文、孔祥熙两家豪门资本铲除也好，征用也好，都不过是当时愿望，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实施，因为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
傅斯年在十几天内连续写了三篇抨击、讨伐宋子文的文章，语言辛辣犀利，态度激切率直，同时，傅斯年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言，要求宋子文辞职，清查孔祥熙、宋子文家族财产。傅斯年的文章和呼吁引起了强烈反响。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报纸（世界、益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这充分反映了傅斯年言论的轰动效应，说明宋子文的行为确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和怨恨。傅斯年的言论犹如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怒火更强烈地燃烧和蔓延开来。 据记载，在社会舆论轰击宋子文的同时，国民党政权的立法监督机构也开始行动，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情况和负责者。3月1日，立法院召开报告会，宋子文经一再邀请出席作报告，立法委员就财政经济问题向宋子文提出严厉质询。当天下午，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请求，宋子文被彻底赶出了行政院。
（三）抨击孔、宋的性质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傅斯年攻击宋子文的原因和性质议论不一，有人认为是传统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有人则认为傅斯年的行为扮演了国民党政府“御史”的角色。实事求是地评说，这两种观点都有所偏颇，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傅斯年去世不久，有人撰文论述傅斯年与国民党权贵的斗争的性质，他们认为：傅斯年与孔祥熙、宋子文的斗争是中国士大夫与国民党既得利益的“买办阶级”的争持。文章说：“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在党内党外，自来存在着一种斗争，便是士大夫与买办阶级的争持，这两类人物，思想背景，行为表现，乃至生活习惯，气味标准，格格不相入。盈虚消长，与国民党的党势和整个国运，都有关系。孟真是士大夫阶级中一个代表人物，也是此一斗争中的一员前线斗士。若说孟真在此一段政治活动中是受人利用，那就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力量的利用，也是中国数千年士大夫阶层空气的驱策。……中国的士大夫，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它与欧洲的‘中产阶级’绝不相同。士大夫阶层的意识，随着时代而不同，但是它必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必然注重‘公平’的原则，更没有忽视了‘进步’或‘改造’的需要，‘自强不息’就是天天求进步，谋改进。士大夫没有‘既得利益’，士大夫是要打破‘既得利益’的。”这种理论将傅斯年定性为中国传统士人，针对傅斯年坚持抨击和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这一公案，其评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傅斯年在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过程中，经常以“士人”、“书生”自诩，也确实表现出传统士人的品格和意识。自1931年指斥萧振瀛时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命题，傅斯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常以书生、士人的品格和志节自诩，即以传统士人对社会政治的价值取向要求自己参政而不从政，忠心报国，正义处世，信义待人，不追求功利。他在1939年致朱家骅的信中表示自己的心志说：“弟向无党派，忠于国而信于友，从不为自己图谋，虽无将才，然其安贫乐道，进止以义，自觉不愧大义良士”。他致信胡适，叙述自己抨击国民党权贵的原因时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也。”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为表示开明、民主，改组政府，拉拢自由民主人士进入政府，要傅斯年担任政府委员，傅斯年坚辞，在致信蒋介石时再次特别强调：“惟斯年实一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从这封信和他对孔祥熙、宋子文揭露、攻击的全部史实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士人，而是一位具有现代自由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传统士人所具有的忠、孝、仁、义意识表现为对传统的专制政治的强烈依附性，不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人主体意识，而傅斯年的政治行为都基于他个人对社会的认识，不受外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影响。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品格和信仰是他一生思想行为的主流，在他与孔祥熙、宋子文的斗争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判别一个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应包括三方面：生活的时代，人格与信仰。许多对士人知识分子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士人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他们依附于专制政治，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主体意识。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形成于二十世纪初期，他们拥有文化知识，但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脱离了专制政权的控制，有了职业选择自由，可以自由选择独立的职业，如到大学任教，做报纸、刊物的编辑，当律师，作家等。有信仰自由，更重要的是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可以自主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坚持自以为正确的理念与观点。傅斯年的一生行为可以定性为现代知识分子。
傅斯年自留学归国后，坚持以教育和学术研究作为终生事业。虽然他始终以国民党政权为合法政权，拥护和支持它，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保留着自由、独立的个人身份，不是无条件的依附，与现实政权始终不即不离，保持独立的身份和人格。他曾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中，论述他对1927年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即以我个人论，也是失望已极之人，逃身于不关世务之学，以求不闻不见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进一步强调：“盖平日言语但求其自信，行迹复流于自适，在政府或可为政府招致困难，在社会偶可有报于国家也。”说明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现时政权。抗日战争爆发，国家民族面临严重危机，激于浓厚的民族意识和诚挚的爱国热情，他走出书斋，投身于救国事业，正如他在致蒋介石信中所申述：“惟斯年赋质愚憨，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指抗战），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拒绝了蒋介石要其进入政府的邀请，坚持参政而不从政，所表达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志趣。
在持续轰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抗日救国与“既得利益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当他连续轰击孔祥熙并造成一系列影响时，蒋介石为保护孔祥熙，亲自出面请傅斯年吃饭，为孔祥熙说情。据记载，他们两人有一段对话：“‘你信任我吗？’蒋委员长问孟真先生。‘我绝对信任。’傅先生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与社会政治，包括连续轰击孔祥熙和宋子文。国民党政府中，上至蒋介石，下至各级官员，打击、排斥他也好，罗致笼络他也好，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对现实政权不即不离，不伎不求，凭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参政而不从政，关心而不热衷，更不置身其人事纷争的漩涡之中，保留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傅斯年区别于传统士人的重要标志。
有的学者将傅斯年对国民党权势者的攻击，视为国民党政府的“御史”行为，从学术和历史的观点来认识有些不合史实。这是因为，御史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权中的官员，其职责是监察和纠弹违法乱纪的官吏，从根本上说，御史是专制君主巩固统治、强化个人威权的工具。傅斯年不是政府官员，他的行为既不是按法统行事，更不是对君主负责，完全出于个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出于自己的社会良心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虽然拥护和支持国民党政权，但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当时的合法政权。他对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是站在国民党政权之外的个人立场上进行的揭露和抨击，这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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