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幕僚集团崛起

    黄郛有时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每到一地，都要建房，京、津、沪、杭皆不例外。1927年，他身负蒋介石之秘密使命奔走于沪上，不久又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主政上海，自然要在上海为自己营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今天位于岳阳路44号的花园洋房便是他任上海市长期间的寓所。

    洋房的营建也很符合他留日学生的身份，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面积不小，差不多3000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约有295平方米。房子为两层砖木结构，四坡顶——这种屋顶，除南北两面有坡度外，东西两面也有坡度，一般南北立面屋顶为梯形，东西立面屋顶为三角形。说起来，这种样式的屋顶，在上海的洋房中比较常见，算是当时的一种建筑时尚。屋顶上所使用的瓦片则是机械成型的红色岳阳路44号黄郛故居机平瓦，形状平直，看上去很整齐归一。也许他比较喜欢古典建筑元素，于是在四坡顶的南立面，采用了较多古典纹饰，而建筑的主入口及二层阳台也有简化的古典建筑元素。此外，花园里还有荷花池。

    只是，在这个时候主政上海，“工程量”比建一座洋房要浩大得多，也要劳心劳力得多。

    黄郛的市政实践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先后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占领了湘、鄂、赣、闽和江浙等省，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他日后的幕僚——上官云相，此时还在孙传芳的队伍中作为他的对手出现。

    也就在这年3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设上海特别市，同时并入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总面积494平方千米，由此上海正式脱离江苏省管辖，直属行政院。直到1930年7月，才改称上海市。

    正是从1927年3月开始，潜藏在国民革命内部的各种矛盾开始公开激化。尽管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方针，并正式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制度，改组国民党，但革命与武装领导权的问题，又让国共合作变得潜流暗涌。上海特别市成立还不满一个月，蒋介石在沪秘密召开清党反共会议，同时将嫡系部队调入上海，并加紧和青洪帮流氓头子秘密勾结，由此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与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决裂。《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此有言：“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年初，在全国政权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由于手握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北伐又为其累积了山头，蒋介石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决裂上显得义无反顾，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自立中央的愿望得以实现，宁汉也因此分流。

    位置重要的上海遂成了宁汉之间又一主战场。因为紧邻南京，加上又是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分流的双方谁都不敢轻言放弃。他们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建立上，展开了拉锯战。不过，随着黄郛的入主，蒋介石对上海的掌控已然成为事实。而对黄郛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件喜事。在一个不同势力盘踞的矛盾纠结之地，出任一方行政长官，实属不易。他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蒋介石甚至都没怎么和他商量，就把这个差事给了他。事后还发来两次电报催促他就职。尽管此时的他既非国民革命军军人，亦非政府要员，甚至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但蒋介石依旧认为，这项工作非他出马不可，无人能替。蒋介石对黄郛的器重不言而喻，而且不是一般的器重。

    蒋黄两人说起来是盟兄盟弟，蒋介石得尊称黄郛为二哥。至于大哥，则是蒋介石的贵人陈其美。他们“桃园三结义”时，陈其美正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又称沪军都督），黄郛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蒋介石则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他们共同参与并策应了武昌起义之后光复上海、杭州与攻克南京之役。“上海起义，杭州举事，成立沪军都督府，组建沪军，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同谋大事，协力作战，意气相投，于是三人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并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此，黄郛开始了与蒋介石患难与共的合作生涯。”方可：《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事实上，两人的相识应该更早。这位二哥虽是江苏松江人，但其1880年出生于绍兴上虞，跟蒋介石算是宁绍老乡。1904年，他又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陆军，次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并与黄兴创秘密组织“丈夫团”。而在1908年春，两渡日本的蒋介石也来到振武学校学习炮兵——两人不远千里跑到异国他乡来相会，遂订交。

    到了1927年6月，国内的政局相对平稳，黄郛终于决定走马上任了。这至少用行动表明，自己还是支持三弟的“大业”的。事实上对他来说，出任特别市市长，也是彻底贯彻自己政治理念的大好机会。毕竟上海设特别市，实属首创，虽无先例可循，其规模章则以及建设计划，都要由黄郛亲自制订，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作画，总要比在一张图画上作画，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

    他也许没有想到，这次出任市长对他有多么重要。日后，虽然他多次出任国家要职，但也只有这一次，是其政权建设思想唯一得以实施的一次。

    其时，对上海特别市的组织，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市长集权制，有人主张各局分权制。黄郛对后一种尤有兴趣。虽是出身武备学堂、振武学校，黄郛却不是纯粹的一介武夫，他对国家的政治治理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他曾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定居天津，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而且“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所以他日后愿以盟兄兼幕僚的身份力挺蒋介石，却死活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甚至蒋介石和张静江愿意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他都没答应。在潜心研究之后，他编写出了《欧洲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欧战后之新世界》两本书，1918年又受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托，编写了《欧战后之中国》一书。在这些著作里，开始出现了他对政权建设的一贯思想，那就是分权制。显然，黄郛很推崇美国联邦制的分权方法。不过，他也不能彻底脱离中国旧制，于是将两者结合提出了一套方案，名曰“多级总揽制”。

    他最后拟定的《上海特别市组织法》决定上海市行政机构采用“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责而负全权全责”，特点有二：其一是市长制，其二为分权制。按照组织法，上海市政府下设一处三室十局，各主事者的选任，皆符合“专门学识”和“办事经验”两项标准。故处室局之长官虽然不少人与黄郛有着特殊关系，如工务局局长沈怡是其妻弟，土地局局长朱炎也是黄的亲戚等，但这些人大多有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文凭，少数毕业于国内高等学校，都有一定资历，更能体现黄郛“以才不以私”的用人原则。与之对应的是，他所看重的“农工商总局”聘请的局长则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潘公展。这也是潘自己始料未及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既没有行政经验，与黄也并无深交，根本没想到黄会对他委以重任。

    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于当日宣誓就职。这次就职典礼规模盛大，参与者甚多，蒋介石更是亲临致辞，明言对黄郛有很深期许，赋予他全权治理上海市。这难免让人疑惑：蒋这样一个对权力尤其热衷、“在运用权术上比历代政治权谋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徐骏华：《蒋介石成败录》，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的独裁主义者，真会赞同他在上海的政权建设实验？

    就在这年的8月13日，因主持北伐失利、徐州失守，加上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蒋介石只好正式下野以退为进，而在8月底至9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机关也陆续迁往南京。因此，黄郛也随同辞职。等到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再次被起用，却是任外交部部长一职，与上海无关了。实际上，在上海的举措，已经显露他和势力日益强大的蒋介石在精神上的某些不合，而这种不合，一则被他们新时期合作的“甜蜜”所掩盖，二则被他个人的牺牲所隐没。

    蒋介石的幕僚

    对蒋介石来说，黄郛亦师亦友。

    就像三国刘备身边总少不了摇扇的诸葛孔明，梁山宋江的身边总少不了装孔明的军师吴用，黄郛既是盟兄，也是幕僚。

    他在蒋介石初当黄埔军校校长还未开始北伐时，就建议其“储才，任方面”。“关于‘储才’，他说：‘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识之所不及。’关于‘任方面’，他说：‘应信任已成力量的人，不宜强调集权，任人狭窄。’黄郛的建议，使蒋介石加快了笼络人才的步伐。”方可：《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于是，一个有着相当复杂背景的政治幕僚集团开始崛起。

    蒋介石幕僚的来源很复杂，但也有其规律，成员中有其任校长时拉拢的“黄埔系”，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均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有留日同学系，如张群和何成浚；当然还有自己的浙江同乡，像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朱家骅、邵元冲等。黄郛可以算是家乡派和留日系的综合体。不过，这里不得不提的还有一个“保定系”。这个保定系出自保定军校，它的前身源于袁世凯为培养现代军官而在保定设立的北洋陆军将弁学堂。1907年，初闯日本碰壁的蒋介石选择在这里学习，在清政府陆军部宣布从学生中选派人员留日学习陆军时，被幸运录取，从而进入日本振武学堂。正是这段经历，让蒋介石对保定系青睐有加，来自保定军校的教职官员，也成了黄埔军校创建时师资力量的核心骨干。黄埔军校的教学力量、管理力量基本上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如同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将新建陆军变成自己的私人军队，日后这些新军“只知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蒋介石也通过乡情、亲情以及同学、师生的情分来维护个人的权威及其统治利益。事实上，这种做法也是他家乡走出去的宁波商人的惯有做法——他们通过牢固确立乡缘、地缘、业缘等各种亲密关系，来抗衡外国资本、封建势力的渗透和压榨。显然，蒋介石也收获颇多，“尤其是在国民党军中，黄埔军校师生出身的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见蒋称呼‘委座’，而黄埔师生皆称‘校长’，从这一别样的称呼上就透着一股亲热劲”陈宇：《中国黄埔军校》， 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日后曾晋升上将的上官云相就出身保定军校。他于1895年生于山东省商河县小街子村，1919年保定军校步兵科毕业，与叶挺、顾祝同等人为同期校友。幼时家境贫寒，倒是聪敏好学，父母为了让他将来光宗耀祖，不惜变卖家产供他上学。教他的是一位姓阎的私塾老师，这位老师十分喜欢他，不仅让他免费听课，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阎树芝许配给了他。在保定军校步兵科毕业之后，他被派往北洋军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任排长，此旅旅长正是孙传芳，从此以后，他正式加入了北洋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因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颇得孙传芳的器重。他日，在和北伐军的几次交手中，他都被安排在了第一线，只是每每一败涂地。最后只好在1927年东渡日本，于1928年返国。但他返国之后，看到孙传芳大势已去，于是倒向北伐军，找到了自己的新主人。对蒋介石，上官云相倒是忠心耿耿。在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中，他都担任了重要的指挥职务，并参与制造了“皖南事变”。1945年后历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华北“剿总”副司令等职。当1949年国民政府退往台湾时，他也相随而去。20年之后的1969年8月8日，上官云相在台北病逝。

    在上官云相出人头地、成为国民党将领之后，他就对自己那位糟糠之妻弃之不顾，让其在山东老家照顾自己的老母，平时对她不闻不问。1934年，上官云相另觅新欢，和一位漂亮的浙江姑娘易衡结了婚。易小姐不仅才貌双全，而且善于应酬，在一些交际场面得心应手，俨然是上官云相的外交夫人，后来还陪同他出访过日本，并且常常随军陪伴他。不过他多少还有一些良心，一前一后娶了两位妻子，原配未废，后来者也并非小妾，一主内，一主外，一视同仁，都是“内人”，彼此倒也相安无事。上官云相还特地为易衡在上海法租界买了一幢别墅，算是他们在上海的居所，即岳阳路195弄23号的住宅。

    这栋住宅和黄郛的住处离得不远，抬腿就能走到。只是两人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们所居住的住宅，会有明显的区分。黄郛住的花园洋房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而上官云相为易衡所买的，虽然是欧式风格三层砖木结构，但总体上只是略具现代派风格。此宅建于1929年，外墙为细卵石饰面，采用黄色水泥拉毛。 其中东南部的半圆形墙面与二楼阳台通往花园的弧形室外楼梯极具特色，这些弧岳阳路195弄23号上官云相故居线与西南房间的弧形窗栏相呼应。而作为主入口的北立面，圆弧形雨棚与车库入口处在同一界面，车库上部的圆弧墙面开窗，与顶部耸立的原型塔楼相呼应，并通过仿露木结构和装饰性屋檐，使北立面显得活泼生动。除此之外，其建筑装饰用材考究，工艺精细，楼内多采用圆拱形门洞。看得出，上官云相为了自己这个老婆，颇下了一番血本。

    和他在情感上的“独特”经历相比，他在用兵时，也有着鲜明的特色。多年的军阀混战生涯让他学会了“明哲保身”。他指挥自己的部队，当情况有利时，就拼命地打，如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他就很为蒋介石卖力；当情况不利时，也最会金蝉脱壳，如“一·二八事变”时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他也受命参加作战，却于途中徘徊不前。而当他指挥别人的部队作战时，他就一心想着立功，不管情况如何，都要求部队拼命地打，打胜了，功劳归他自己；打败了，过失则归于他人。对这样的“兵油子”，只有蒋介石引以为密友，其他将军全都对他避之不及。抗战后，几乎没有一个战区愿意要他，最后蒋介石把他交给了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顾祝同，在他的第三战区统率第三十二集团军。

    如果上官云相不是出身保定军校，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不知他还能否一步步地攀爬上去？不过，他倒是个孝顺的孩子，家里人对于母亲稍有不敬之处，他便严厉呵斥，并以“天下爷娘爱孝儿”的古训来规劝家人。大概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他还在母亲的规劝下戒绝了鸦片烟瘾。也许，这对视王阳明为偶像，“很注意自我修养，自我约束”张明扬：《杨天石谈〈蒋介石日记〉》，《东方早报》2010年8月8日，第B02版.的蒋介石来说，还是有一点吸引力的。不能说蒋介石拿他当自己人，纯粹是出于安抚嫡系的私心；但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蒋介石对身边的人日渐看重，他在黄郛所强调的“任人方面”做得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不仅强调集权，而且任人狭窄。这种对嫡系的过分注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个人权威，但也导致其统治利益越发地朋党化、小圈子化，使自己的政权变成“家族式企业”，只能自己人染指，而新鲜血液无从进入。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成了其不可避免的症结。同时，“权力是会腐蚀人，绝对的权力腐蚀人的速度和程度尤其惊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可是蒋介石终其一生没有放弃独裁体制。他和国民党的政权，终于成为大家批评和厌弃的对象，最后沦于败亡”。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可以想象，在这种新权威主义面前，黄郛在上海的政权建设实验也只能是实验，不能落实为大规模的建设。

    日后的黄郛，只能充当蒋介石的顶雷工具。

    蒋介石的替罪羊

    蒋介石政权为了继续北伐，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于是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从“打倒列强”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转变为“依照国际公法”和“改订新约”。这本就让国人不平，加上日本人为了阻止北伐继续进行、妨碍其在中国的利益，在1928年5月3日制造了济南惨案，将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之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官民被焚杀死亡者，达1.7万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被俘者5000余人……这些更是让蒋介石政权招致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压力面前，在外交主持一线工作的黄郛就成了替罪羊。

    蒋介石“要求黄郛‘暂辞’外交部长，专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出乎黄郛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尽管自己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担‘丑’，非但没有得到嘉赏，反而很快便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方可：《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羞愤至极的黄郛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日后更是拒绝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驻德大使一职，最后携带妻女一同上莫干山隐居了。

    但此次事件，并没有让黄郛彻底“警醒”。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局势不断恶化。1933年4月，蒋介石电召黄郛赴南昌商讨对日政策。5月初，蒋政府在北平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任命黄郛为委员长。黄立刻自沪乘夜车北上。明摆着，黄郛又要为蒋介石跳一次火坑。但是在他看来，如今华北危机，平津不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时需要有人跳火坑——他不跳，难道让蒋介石去跳吗？况且当初结盟时，就发过“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誓约。

    在抵北平之后，他秉承蒋、汪（精卫）授予的“除签字不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的权力，电约日本使馆及军官等人会谈，最后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也就是1933年5月31日签订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性，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个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自《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局暂时缓和。蒋介石又有时间对敌备战，以及“攘外必先安内”了。但举国为之哗然，在一片痛骂声中，黄郛有苦说不出。他虽有妥协媚日之心，却无割地卖国之胆。但不管怎么说，他留给人们“亲日分子”的印象，却始终无法抹掉。

    从北平回到莫干山后，黄郛即患病。在病中，他还勉强到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对付华北危机的方针大计。他向蒋介石强调：一方面继续与日交涉，另一方面加速对日作战准备。1935年，他托病避入莫干山，过“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也许，他对佛学的理解，支撑了他当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选择。但是，这次他未能逃过命运的纠葛。次年8月，他再次因病住进医院，经过手术确诊为肝癌。12月6日，黄郛在他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时添置的房子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57岁。

    在临终之前，他曾给蒋介石发过一电报，电词恳切，称蒋介石为“吾弟”，并要他继续坚持“相忍为治”的治国之策，尽量用政治手段而不用武力解决政治纠纷。他希望，能将中日之间大规模武力相向的日子拖得晚一点，再晚一点。

    只是，日本人却等不及了。

    蒋宋孔：最亲密的陌生人

    在民间传说中，位于东平路9号的这座洋房是宋子文送给妹妹宋美龄的“陪嫁”之物。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它的确出自宋子文之手，但宋子文将其送给妹妹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完婚。在送房的前一年，也就是1927年的12月1日，正是在上海的大华饭店，长兄如父的宋子文作为女方主婚人，挽着美丽的新娘宋美龄，将妹妹的手交给了蒋介石。所以正确的说法应是，这座花园洋房，是宋子文送给蒋宋的新婚礼物。

    这次的联姻，就如一枚金光闪闪的纽扣，将蒋宋两大家族从此联系在了一起。对蒋介石来说，这次的联姻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一个威力无边的政治广告。此时的他，虽然主持北伐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却在各种矛盾中下野，以退为进。正是下野，让他有了好好操办一场婚礼的时间。但下野也让他明白，自己虽然手握国民革命军的枪杆子，但其政治影响力依旧不足以让人信服。和宋美龄结婚，一下子就让他成为了孙中山的“连襟”，更重要的是，此举将进一步坐实自己是总统遗志继承人的政治形象，以后能以此来汇集全国的人才和资源。

    实际上，这场婚姻并不算是一次很有目的性的政治交易。他初识宋美龄是在1922年12月初的某个晚上，同样是在上海。其时他的领导即宋美龄的姐夫孙中山，在位于莫里爱路的家中召开晚会。作为一个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宋美龄的美丽、大方以及出众的谈吐、绰约的风姿，无不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身边早有女人，原配毛福梅为他生下的儿子蒋经国也已十岁多；在和毛福梅分居后，他还迎娶过姚冶诚为妾，并在1921年与15岁的陈洁如成婚，但这些抑制不住他陷入情网。就在1922年年底，蒋介石应孙中山之约前往广州时，央求孙介绍其妻妹给他，并想请宋庆龄帮忙撮合。他称他已和原配离异、与侍妾姚冶诚断绝关系，但并未提及与其才新婚一年的陈洁如。孙中山虽然表示同意，但他的追求显然影响了宋家人内部的安定团结。日后，宋美龄秘书张紫葛在名为《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的书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说宋庆龄、宋霭龄和宋母都极力反对。其中宋庆龄的反应最为激烈，她对蒋的印象极不好，在她看来，这种关系是政治，不是爱情。她甚至说过宁可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到她嫁给蒋介石之类的话。对于这桩婚事，宋家曾多次开家庭会议研究，折腾了五年，才正式同意。不过，宋美龄却说，自己在姐夫的家中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就被对方迷住了，认为“他远比我二姐夫（指孙中山）英俊”。既然当事人都没意见，家人也无话可说。蒋自从和宋美龄结婚以后，再也没有传出绯闻，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桩婚姻的看重。倒是陈洁如受到了伤害，她很快被蒋介石安排出国。就在蒋介石大婚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介石的离婚声明，声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在这桩家族婚姻中，出风头的似乎是宋家的几位女人，但事实上，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同样内心矛盾，并不看好这桩婚姻。当宋母都被摆平时，他却依旧不肯松口。这个说法肯定会让人很费解，印象中他和蒋的关系应该是很好的，怎么会反对呢？但事实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一开始并不是那么融洽。

    蒋宋合流

    蒋介石开始追求宋美龄时，宋子文早已完成了完整的精英教育，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纽约花旗银行完成实习之后，就回国了。虽然在上海，他有过生意上和情场上的不如意，但此时的他，已被姐姐宋庆龄推荐给了孙中山，而且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方革命党在广州大本营的秘书。1924年8月，他更是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银行行长。

    众人都清楚成立中央银行意味着什么。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就指出，中央银行之存在，不独使各国容易恢复并维持其通货与银行制度的稳定，并且亦为世界合作所必需。因此所有尚未设立中央银行的国家，应尽可能从速进行设立。孙中山把这项重任交给宋子文，不仅仅因为宋是自己的小舅子，更是对他实力的看重。

    宋子文很清楚地看出，当初北洋政府的垮台，正是因为他们在财政政策上的失误，他们“为获得银行借款而一再分散纸币发行权与国库代理权，使得当时开设的银行几乎都可以发行钞票。在各种纸币恶性竞争中，官办银行的信誉很差，这种状况与世界各国纷纷组建中央银行的大潮流相抵触”陈争平：《民国中央银行的创建者宋子文》，《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2月25日。。所以，宋子文执掌中央银行，一再强调“货币发行，全恃信用”，另外就是必须有“十足准备金”。

    日后，南京革命政府内部向中央银行伸手要钱的人非常多，希望中央银行滥发纸币的人也很多，但宋子文却顶住了各方压力，努力维持中央银行的信用。结果显而易见：中央银行纸币的信誉日渐好转，使得南方革命政权有了一个稳定的金融中枢。

    应该说，蒋介石对宋子文抱有感激之心，如果没有宋在金融上的努力，也就没有钱支持蒋的北伐。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宁汉分流之前，蒋介石就很想把宋子文拉进自己的阵营，因为宋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为了得到宋子文，蒋介石还采取过不少手段，在上海布置了一系列针对宋子文的行动。

    1927年3月，宋子文重回上海，奉的是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满足新政权的急需。但蒋介石却抢在他之前，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宋子文被夹在宁汉之间，进退维谷。更糟糕的是，宁汉分流让他在上海的处境很不理想。他在上海有多处住宅，其中最喜欢的是两幢法国式建筑。一处在岳阳路145号，另一处在东平路11号，建造于1928年。这两幢建筑都是孟莎式的坡屋顶，在陡峭的坡度上开设装有檐口的窗户，即“老虎窗”。和大多数法国式建筑一样，宋子文的住宅也注重装饰，对称庄重。另外，宋宅还有个特点，就是有大露天阳台，宅前有大花园，花园里有各色植物。但这些美好的事物显然不能让他放松，因为住宅前后一直都受到特务的监视。美国记者希恩在其著作《个人经历》中描述说：“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中国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当财政部长，要么坐牢。”

    当财政部长为谁效力？不言而喻，为南京的国民政府。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更重要的是，“早年留学哈佛时，年轻的宋子文受熏陶和浸润的是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国家政权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和流通”。此外，他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很向往。不过，自由竞争的市场在中国找东平路11号宋子文故居不到培植生根的土壤，日后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让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主流。在回国进入国家机器后，“宋子文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徐琳玲：《民国“财长”宋子文》，《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7期。不过，他对民主政体的向往一直不曾泯灭，这也是他热情投入国民革命时所抱有的初衷。他甚至很向往能按欧美“三权分立”原则建立预算制。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他曾悲观地感慨：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部被推翻了！这些因素的叠加，让他对“武人干政”的蒋介石难免充满着不信任感，对蒋介石追求自己的妹妹一事也感到很焦虑。正在此时，政坛元老谭延闿介入进来，充当了“和事佬”。

    谭延闿在日记里曾经记道：“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宋子文遂成了人们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他还没多大年纪，就已经当过两朝“国舅”了。蒋介石也得偿所愿，终于将大舅子拉进了自己的阵营，让他在31岁时，就顺其自然地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

    宋子文送给蒋宋住宅，似乎有修补两人关系之意。说起来，蒋介石结婚之前在上海有很多临时住所，在和宋结婚之后，也曾在长乐路上暂住了一段时间。宋子文能送给他一个“家”，实在是及时雨。这个家离宋子文在东平路11号的房子只有几十米之隔，如此一来，两家既是近亲，也是近邻。今天，东平路9号住宅门口挂着的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上，标注这幢住宅为1930年建造，实则不然。据考证，东平路9号住宅始建于1916年，其最早的业主是英国人E. J. 康福特（E. J. Cornfoot），是上海义记洋行（Cecil Holliday & Co.）大班。大概和主人的喜好有关，其屋顶上的菱形瓦片十分有个性，在上海地区难得一见，十分招人喜爱。瓦片的正规名称是巴特勒水泥瓦（Butler cement tile），为英国进口，是一种很特别的红褐色。宋子文是通过美商普益地产公司的介绍，从康福特手中购入这套住宅。后来，又经过1928年和1932年的两次扩建，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第一次扩建出自宋子文的手笔。他买进之后，为了让这幢房子符合妹妹宋美龄和蒋介石的需要，委托普益地产公司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和扩建。当时蒋介石已身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随从护卫众多，单一住宅实在难以安排其他随从人员。

    显然，蒋宋二人十分喜爱这所住宅，蒋介石甚至挥毫题词称其为“爱庐”，至今题词的太湖石块还保留在花园内的假山丛中，十分醒目。以前多有文章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住宅有“三庐”，即上海的“爱庐”、杭州的“澄庐”和庐山的“美庐”，实际上，除上述“三庐”外，还有蒋介石的出生地，浙江溪口的“清庐”，这四庐都是蒋介石的至爱。蒋宋夫妇婚后住在南京，但常来上海，抵沪后便住在“爱庐”。宋美龄在上海期间，也常将母亲倪桂珍接来同住。每当此时，法租界巡捕房就十分紧张，派出各类警卫，布置在“爱庐”周围。

    美人和豪宅，宋子文都送给了蒋介石，但这份情谊，似乎并不能抹平他们之间的深层隔阂。这种隔阂在以后的日子里还将愈演愈烈。不过，在隔阂再次凸显之前，宋子文还需要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永远填补不满的军费缺口。

    面和心不和的四大家族

    从1928年4月开始，随着北伐战线的全面展开，几乎每五日便需筹措160万元的军费，根本无法进行全国性的财政整理恢复工作，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面对如此窘境，此前就想统一江浙财政的宋子文，再次将这项工作提上日程，而且力图统一全国财政。他的目标依旧选择了自己从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家园故土——上海。

    1928年6月，宋子文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凭借这场网聚全国各地大财阀和金融巨子的会议，宋子文试图借财阀豪绅之口来推广自己的统一财政政策，为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造势。不久，成立新中央银行，统管全国金融之事被提上日程。更关键的是，新中央银行的总行设在了上海，与此同时，以前的中央银行被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上海并非政治中心，在上海设立中央银行，并不是为了政治稳定而厘清地方经济关系。按照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控制住了上海，一方面能控制中外资本在中国的财富，另一方面还能够从江浙财阀手中捞得更多的军费。宋子文期待上海发展成一个更强有力的金融中心，能够统领全国的银行业，为国民政府提供最大限度的经济支持。

    这位年少得志的财长，从广州起步，终于在上海开始大展宏图，全面实践自己的财政管理构想，掌控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其力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也使得上海离远东金融中心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1928年11月1日，黄浦江边的外滩15号见证了上海滩历史上的重要一页。新中央银行成立当日，即使是寒风凛凛也影响不了宋子文踌躇满志的心情，他还特地身着中山装迎客。要知道，这位洋派的金融才俊平素一向是西装笔挺，满口洋文。到场的还有春风得意的蒋介石，以及宋家和孔家的主要人物。

    这样的图景，让蒋家、宋家和孔家看上去很团结、很紧密，这也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几大家族是铁板一块。很快，宋子文的大姐夫孔祥熙也购入了东平路7号。三个人不仅在政治上联手，在生活中似乎也有了交集。

    从外表上看，东平路7号是一栋极其漂亮的花园住宅。其原主人赫劳森是北欧人，他曾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曰“夏老臣”的经纪人公司，是一家专做船务、煤炭及地产的经纪公司，可谓历史悠久。从建筑风格上看，东平路7号应该属于北德地区或丹麦的民居风格。陡峭的大块面屋顶，跌檐下开窗的山墙，高耸的壁炉烟囱，小而厚实的窗户并设有遮阳的木百叶，均十分利于房屋的保暖，很适合北欧冬季寒冷的雪天。买下这个住宅之后，孔祥熙于1935年又在紧靠东平路一侧增建车库一东平路7号孔祥熙故居座。设计单位是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范文照是著名建筑师，曾发起组织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并担任南京首都设计委员会评议员职务。按照他的名望和地位，一出手肯定是大手笔，但事实上，他这次设计的只是一幢两层小楼而已，底层一半停汽车，另一半放杂物，楼上则住着司机一家。杀鸡却用宰牛刀，那是范文照卖给孔祥熙一个面子。

    看上去铁板一块的几大家族其实并不铁。如果说宋子文跟蒋介石在理念上有不合的话，那么，宋子文和孔祥熙在为人处事上也相当不同。比如说，对待蒋介石，相对于宋子文的有所保留，孔祥熙及其夫人宋霭龄的态度要暧昧得多。孔祥熙据说是祖籍山东曲阜，为孔子七十五代孙的山西人，曾于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但他却没有宋子文那样有棱角，为人圆滑中庸，时称“哈哈孔”。1909年，孔祥熙返回故乡创办铭贤学校，主持校务并兼任授课老师；1912年，创办“祥记公司”专门经销英美火油，同时创办“裕华银行”。1914年春天，孔祥熙在日本横滨和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霭龄结为夫妇。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这间接促成了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婚姻，孔祥熙也得以在广东革命政府中谋得财政厅厅长的职位。1927年，孔祥熙赴南京投靠蒋介石。因着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蒋宋的联姻也有孔祥熙的功劳。他不会不明白，和蒋介石成为连襟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日后，他在很多问题上也对蒋唯命是从，哪怕只是表面上的。而他的夫人宋霭龄，也因了这方面的考虑，极力撮合这段婚事，她坚信“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带来极大荣光”。王舜祁：《蒋介石三次下野》，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一职，也当得磕磕绊绊。他在1928年年底的踌躇满志，倒显得有些虚张声势。他对全国金融的统管以及对银行业的控制，损害了诸多人的利益。“1935年年初，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汉口密谈，改组中行，加强金融统制。随后，中央政府宣布接管中、交两行，增加国有股份，收归国营；一贯捍卫银行独立自主经营的张嘉璈3月被撵出中行，离开了奋斗二十多年的银行界，成为民国银行家地位的一个标志性的改变。”刘诗平：《银行家的风流云散》，《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6期。这只是1935年“国进民退”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像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对农产品统制范围外，再由资源委员会对重要矿产实行统一管理并直接经管重工业……这场“国进民退”使得宋子文成为强悍的“官僚资本”的代言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也成了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吞并民族资本的不光彩角色。

    民间口碑急速恶化，让他在官场同样也落不得好。正是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为了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中原内战”以及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使得宋子文所确立的预算主张，和蒋介石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也意味着，宋子文很难平衡自己的财政预算。他在广东主持中央银行时强调的信用，被蒋介石弄得支离破碎。所以中途宋子文曾撂过一次挑子，直到十多年后抗战胜利在望时才重新拾起来。蒋介石任用宋子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人来代替他。孔祥熙呢？他在宋子文撂挑子后接过财长一职，甚至连宋的行政院副院长一职都给拿了过来，成了宋子文辞职后的大赢家，他也自然对蒋介石有求必应。不过，孔为人做事并不高明，也无大的决断能力。更要命的是，他的“胃口”还大得很。在抗战时期流传一句话，叫“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孔家就是“紧吃”的典型代表。另外，作为留美的经济学博士，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在建设国家上，倒是在借抗战大发国难财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含糊。有这样一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弟孔家财。”买空卖空、囤积居奇之类的手段，对他来说，驾轻就熟，毫无生疏之感。据说他在重庆时，曾将市面上的洋布买得几乎绝迹；他还曾与人合谋，指使和操控上海证券所，直接导致许多投资者破产，有人甚至因此跳楼自杀。当时闹得最厉害，并使他声名狼藉的，是鲸吞美元公债案。1943年，他和老婆宋蔼龄一起，利用中央银行开出的“空头支票”，分期分批地将国库中的5000万元美元全部鲸吞，然后趁着美元升值之际再将其卖出，坐获暴利。不言而喻，此案也被人“誉”为民国最大的贪污案。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需要宋子文出马，摆平麻烦。但是，此时的政治格局已经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完全不同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让这个社会变得失控。宋子文再是老将出马，也难以抵挡。来自内部的各种矛头再次集中指向了这位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

    如今看来，宋子文的巧取豪夺，欺压、吞并民族资本这一印象的形成，除了与“国进民退”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孔祥熙甚至是四大家族所牵累。

    不论如何，蒋介石都应该感谢自己的这位大舅子，最起码在迫不得已要用他的时候，他没有逃避和抛弃，而是迎难而上。也正是宋子文的锲而不舍，打动了美国政府，让美国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拿出了6亿多美元的对华经济援助。虽然在1943年，因为“史迪威事件”，宋子文和蒋介石翻脸，但这责任还得记在蒋介石自己身上。当时，蒋介石对时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的史迪威非常不满，宋子文虽对史迪威有好感，更想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但后来还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只是，蒋介石一方面厌恶史迪威，另一方面却又投鼠忌器，一直顾虑美方态度，不肯明言，之后在是否要求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一事上态度反复。这些做法无疑让宋子文觉得无法向美方交代，与蒋的争吵也就不可避免。随之二人关系一度破裂。即使如此，宋子文还是等到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才递交辞呈，远赴美国，从此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同样，孔祥熙也选择了去美国定居。只是国民党党内出现的各种追究政权崩溃祸首的声音中，孔宋家族不免成为众矢之的。让宋子文有些伤感的是，蒋介石借机开除了孔宋二人的党籍，似乎有意借此“大义灭亲”，昭告天下其“励精图治”的决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安抚国民党内反对孔宋的情绪。好在宋已经无意仕途，只想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但坏消息依旧不止。不久后，他以前的嫡系人马吴国桢、孙立人，或以“背叛国家，污蔑政府”，或以“意图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台湾中箭落马，这就有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思了。想当年，蒋宋孔三家虽然矛盾重重，但好歹还是近邻。现在没有了军事、财政上的联系，只剩下点亲情，却也在政治的分歧面前不堪一击。那种被政治撕裂的感觉，想必也充盈于宋子文的内心，甚至在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久久萦绕。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正在一位朋友家进晚宴，结果一块食物误入了气管，他忽然摔倒，当场停止了呼吸。而在几年前的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业已先行一步。几年后的1975年，他一生中最亲密也最陌生的“对手”——蒋介石亦在台湾去世。他们三人之间的故事及矛盾就此戛然而止，定格于历史之中。

    “爱庐”里的“中国好声音”

    蒋宋孔三家位于东平路上的那三座花园大洋房无疑是他们之间恩怨纠葛的忠实见证。它们矗立在那里，并没有因为主人命运的改变而衰落，反而成为了历史的巨大回响。

    时间转回到1932年，这一年，已经入住“爱庐”多时的宋美龄，觉得房子还是小了点。她本人对建筑艺术也有着颇高的鉴赏力，于是不劳宋子文动手，亲自委托上海著名的思九生洋行（R. E. Stewardson）对其进行扩建，在按照宋美龄不得改变原貌的要求下，扩建的部分除了材质和原建筑完全一致外，形神也和原建筑浑然一体，以至于连建筑师也很难分辨出房屋的扩建痕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幢住宅，其实东面的那一大部分都是1932年时扩建的。

    我们应该能理解她的心意，她不想让自己的“爱”有任何的走形和变味。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对“爱庐”进行修缮之时，采取的还是“修旧如故”的方式。“整个修缮工程尽量恢复原有的空间格局，进厅、楼梯间都不变，木装饰、五金件也不作丝毫改变。修缮方不惜重金专门定制‘原汁原味’的物件。比如，为了恢复外立面原貌，修缮方赶到浙江象山石浦镇海滩，从每吨鹅卵石中挑选出约200千克颜色、材质相似的鹅卵石；‘爱庐’里的12只黑色吊扇，也专门请生产厂家按旧样定制。”丁丽芳：《上海蒋介石故居爱庐将对外开放》，《时代报》2007年4月24日。这次的修缮是在2007年，新中国成立已经近60个年头，“爱庐”在实质上已经早已和宋美龄无关，但依旧尊重了她的意愿。

    也许还会让她欣慰的是，“爱庐”如今成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教学用房，上音附中则成了它的“永远的保护者”和“永远的使用者”。在这座房子里，宋美龄除了享受过二人世界的甜蜜之外，还曾经享受过美好的艺术。她的亲信黄仁霖经常给她送来最摩登的美国电影。因为楼下是个大客厅，可容纳四五十人，周末和节日时，宋美龄会在这里举办舞会或是放映美国电影。碰到放电影时，宋美龄会吩咐仆人叫上住在隔壁的孔祥熙的孩子们一起观看。如今的房子里，钢琴、鼓等乐器成了座上客。而她和蒋介石曾经的主卧，现在摆着长桌和几架钢琴，摇身一变成了音乐家的摇篮。这里曾走出过卞祖善、盛一奇、黄祖庚、陈燮阳、许忠、孔祥东、黄蒙拉、何占豪等众多知名音乐家。

    孔祥熙的东平路7号在今天变成了中德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学院，宋子文的岳阳路145号变成了老干部大学所在地，而东平路11号则出租作为西餐厅使用……“爱庐”成了音乐天堂，也许更吻合宋美龄对未来的想象，以及“爱庐”自身所具有的浪漫情怀。它们在气质上，颇有一脉相承之处。

    历史云卷云舒，淹没了一切仇恨、争斗以及相互的对垒，今天这里流淌的“中国好声音”，只留下对美与爱的追求。

    东平路9号，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爱庐，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教学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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