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大王”们

    如果要找旧上海的地王，法租界的霞飞路应该当仁不让。这个上海的时尚源头，名店林立，名品荟萃，在带动了人气的同时，更让自己的身价百倍增长。而它的黄金分割点，在今天的淮海中路与宝庆路的交叉口，地价自然也是寸土寸金。1930年，周宗良就在这黄金分割点上买下了一块房产，总面积4774平方米，建了上海滩最大的私家花园洋房。周宗良花重金买入这块地皮，说明了两点，一是周宗良有钱，而且是巨贾；再就是周宗良有影响力。只有有钱又有影响力的人，才有可能在这块宝地上置业。

    江浙出“大王”

    周宗良是当时“宁波帮”中的一员。宁波帮在上海的崛起，与他们的创新精神有关，从他们创办多家银行就可以看出，他们善于主动出击抓住机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从战术层面看，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喜欢团结互助、抱团取暖，将地缘、业缘关系发挥到极致，这从他们遍布全国的同乡组织中就可窥探一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这个集体对诚信的坚守，更让他们在乱世赢得了人心。这也是他们的钱庄在上海颇受欢迎，在相当长时间内能与外资银行对抗的原因之一。再说个人，曾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叶澄衷拾到过一位洋行经理的皮包，却分文不动地还给了失主。这让洋行经理十分感动，日后还资助他做起五金生意，他也因此成就了“五金大王”的伟业。这段故事，在民国初年被编进了国文课本，题为《诚实的孩子》。而他的老乡朱葆三更是在这方面做到极致，到今天还流传着一句沪谚：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葆三一封信——朱葆三的话比道台的官印还管用、好使，这是对一个人的品格多大的褒奖啊！事实上，周宗良的成功也得益于这种诚信。尽管他算是“富二代”，其父在宁波经营油漆业，家境殷实。日后，他子承父业，在1910年做了德商谦信商行买办，包销汉格斯厂生产的靛油，获利甚厚。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如此家大业大。他挖到第一桶金是在1914年之后。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正是这次大战中的“同盟国”一方。虽然直到1917年中国才对德、奥宣战，但战争的风波早已波及上海的洋商。作为谦信商行的大班，扎罗门担心财产遭受损失，在回德国前，将商行所有染料全部折成低价卖给了周宗良，还将自己一笔巨款和多处不动产，以周宗良的名义寄存。等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周宗良守信按约，如数将巨款交还新任经理魏白兰。他的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1924年，德商在上海成立统一的德孚洋行，洋行经理由魏白兰担任，周宗良顺理成章地主管公司的账房，成为德孚总买办。

    日后，有外国人问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你祖父是做什么生意的。徐元章就说，他是法本集团的中国负责人。外国人惊呼一声：“哇！”当年的法本和克虏伯集团一起，是纳粹的两大经济支柱，它还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和美国杜邦抗衡的化工集团。即便是这么庞大的集团，在当时也只是周宗良负责的德孚洋行代理的客户之一。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德国的大工业集团，在中国的业务都由德孚洋行代理，比如拜耳药业。

    宁波帮的成功，与其说是做生意的成功，不如说是做人的成功。提到诚信做人，江苏一带的商人也不遑多让。毕竟江浙两省地域相连，人文环境相似，在经济地域上同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历史上都是出生意人的地方。正因为有着许多共性，“江浙”成了江苏省与浙江省的习惯性合称。更重要的是，江苏省城南京还是中国的六朝古都。相对于偏安东海之滨的宁波，江苏商人在商业上也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与周宗良同龄、187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荣德生，自1900年和哥哥荣宗敬两人以6000元的本钱，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之后，多年来所奉行的立身治家之道，就是孔子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要提高生产率，除了要增添新设备、改进操作技术外，还要从“人工”出发，加强人事管理，视人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所以他在经营工厂的过程中，坚持“以德服人”，照顾工人的家庭和子女，使得工人对工作心无旁骛。而比荣德生小22岁的小老乡沈瑞洲对工人同样善待有加。他在23岁时全面主持父亲开办的沈元来桐油行及沈源吉冶坊业务之后，几乎每晚都要组织店员、学徒学珠算、练书法，甚至还特地聘请一位老师讲授国文。有趣的是，因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一上任就雄心勃勃，着手管理革新。他将原来每年大年初四请财神的老习俗革除，改为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除此外，他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苦抓“诚信”这一内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重视品牌效应。1924年，他先将沈元来桐油号注册了一个响亮的“顺风牌”桐油商标；再从原料抓起，他亲赴桐油树产地浙江考察，扩大优良品种的种植面积；又去炼油厂调查。为提高加工提炼纯度，他下决心自己炼油，于是投资添置了最新炼油设备，扩建容量50吨的圆形铁柜，自炼净油。经过这些改革，“顺风牌”桐油质量明显提高，油质纯净，油色金黄透明，非常受用户欢迎。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更加重视信誉。所有“顺风牌”桐油，全部注明包退包换。

    只是，和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相比，由于更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让苏商在生意场上没有宁波人那样激进与喜欢创新，而是稳中求胜。另外，从荣德生以及沈瑞洲的发家史可以看出，江苏商人所经营的多是粮、棉之类较为稳妥的商业行当，没有太多的风险。如果说浙江商人信奉“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死守一个摊子”，那么江苏商人则认为“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浙江商人的经商理念往往会让自己面临较大的风险，但江苏商人的谨慎态度也不意味着就严防死守。“不要认为他们稳健就难有大作为，恰恰相反，他们看准有七八成把握的生意，该出手时会出手。”陈支农、李阿里：《江浙商人生意经》，《市场周刊》2004年第5期。更重要的是，因为对风险的把控比较严格，他们也不像浙江商人那样需要依靠太多的亲情和乡谊，较为独立和自由。江、浙两地商人经商风格虽有不同，但都涌现出了一些“大人物”。

    日后，周宗良成了上海滩的“颜料大王”，荣德生成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沈瑞洲则成了“桐油大王”。很快，这些“大”字辈中又添了一位新人——1911年出生于宁波定海县（今舟山市定海区）的董浩云成了“船业大王”，也被称为“中国船王”。

    这些商业上做得极为出众的商人，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无疑是报春的花火。天空中绽放出的流光溢彩，打在每个人的脸上，似乎也温暖在每个人的心上。

    现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不得不说，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被打压得太久了。

    清末政治、军事的萎靡不振，让西方势力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侵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肌体。而洋务运动中盛行一时的“官督商办”模式，更是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杀伤越严重，西方势力就越能乘机得利。好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也打醒了统治者的“天朝迷梦”，他们为了自身的统治，也为了财政安全，不得不对商人阶层开放权力。中央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商部，并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与此同时，各种商会组织相继建立和发展，“并成为各个领域中代表中国团体利益、对抗西方竞争者的发言人和保护人”鲍杰主编：《论近代宁波帮》，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日后，他们甚至成了公认的社会名流，在辛亥革命以及新秩序的建设中，充当着重要而积极的力量。

    反过来，辛亥革命以及新秩序的建设，同样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必要的反哺。一是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拉了不少人进来，如周学熙和张謇分别出任政府高官，这样，他们又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定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二是他们一直以来提倡的“实业救国”，也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战争的爆发，对世界来说是不幸，但对中国民族工商业来说，也是一个契机。由于中国远离欧洲主战场，加上西方列强忙于欧战，难以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而战争又导致列强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这也意味着进口下降，出口增多。

    以往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突然身上的担子一轻，有点爬起来直立行走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出口的增加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增大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荣德生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正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粮食、纱布进口锐减的时机，不断扩大再生产。到1937年，荣氏企业“各厂有利，气象极佳”，经营状况达到了历年来的最好水平。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民族工商业生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这段时间，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程光炜：《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

    同样从革命中受益匪浅的还有董浩云。因为宁波滨江（长江及钱塘江）临海，自古以来航运业就很发达。钱庄集中的江厦码头，更是千帆竞发，百货流通。老底子的宁波，到现在一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而在轮船替代帆船之后，宁波江北老外滩不仅有旗昌轮船公司在此开辟的沪甬线，也曾跑过轮船招商局以及英商太古的火轮。日后有相当一部分宁波人选择在金融业上扬名立万，而董浩云则选择了向现代航运业进军。他幼时移居上海读书，后至香港发展，1927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航运业训练班，1928年到天津航运公司当职员，后逐步升任为常务董事，踏上了经营航运业的生涯。在他26岁，也就是1937年5月时，他的长子、日后的香港特区首任特首董建华出世。此时，他在上海已经拥有了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建国西路365弄5号。

    说起建国西路，原来是法公董局所筑的一条打靶场路，1920年以法国人福履理的名字命名为福履理路。1934年，有个姓章的业主在这个365弄建造了14幢2层砖木结构住宅，并取路名中的“福履”两字为新村名。董浩云住进来的确切日期不太清晰，但肯定是在1934年之后、1937年5月之前。他住的房子，按照法租界对中式建筑的限制和要求，被章姓业主设计成了西班牙的风格。至于为什么不是法式或者英式，已经无从追问。粗粗看上去，红色西班牙筒瓦，水泥拉毛粉刷，墙面无多余装饰。阳台铁制栏杆与室内木制楼梯栏杆亦具有西班牙特色。建筑主要部分为平屋顶，结合局部坡屋顶，并利用平面的凹凸以及阳台、露台、门窗等形成基本形象。董建华不仅生于此，并在此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直到1949年才随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经营一路顺畅的，还有沈瑞洲，以及他的“顺风牌”桐油。其产品畅销长江两岸及山东、河北、天津及全国等地，年销售金额达300万元左右。对海外市场，他也不放松，先从近处做起，将“顺风牌”桐油趸批售给上海各洋行，并从1934年起，开始与英国怡和洋行交易，办理出口贸易，首次将桐油出口到英国，并一炮打响，引得欧美外商争购。从此，桐油不仅成为沈元来桐油号出口的重要物资，而且成为了中国出口的重要物资。1935年，他发现到上海来购买的桐油、苎麻的外地客户，大都随船将当地菜籽、大豆、赤豆、蚕豆、绿豆、芝麻、花生等农产品运来出售。为了方便顾客，他开始代客销售，甚至直接到产区去设立收购处，转运上海销售，其中的大豆、蚕豆还出口到欧洲。接着，他又创办沈源吉冶坊等企业。至抗战前夕，他不仅经营着桐油、棉花、杂粮三大类物资，还在上海南市购置地产，兴建住房，成为拥资百万元的巨富。

    建于1930年的岳阳路113号，就是如今的沈瑞洲旧居，其为英国乡村式花园别墅。平面呈方形，略有凹凸，入口为一大平台，二层红色木质百叶窗，白色水泥墙面，外露红色木构架。别墅的占地面积足有4500平方米，比起周宗良那座上海滩最大的私家花园洋房也相差无几，在今天依然震撼人心。

    至于周宗良，之前与外商交易打下的底子就好，当然更不会允许自己的商业版图原地踏步。

    1927年，周宗良通过同乡李铭结识了宋子文，又凭借德孚洋行的背景，和其时建国西路365弄5号董浩云旧居岳阳路113号“桐油大王”沈瑞洲故居身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孔祥熙有往来，遂斥巨资入股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成为董事。借助金融的翅膀，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国民政府发行二五公债债券时，他再次斥巨资购买政府公债，遂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日后，他又主导改组官办杭州电气局，成立杭州电器公司，成为主要股东。此外，他还入股投资了汉口济既水电公司（武汉）、镇东机器厂、如生罐头食品厂、康元制罐厂、公和纺织厂、振丰毛纺织厂、完泰进出口行、信余汽灯号、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横跨机械、轻工纺织、航运、进出口等行业，全面发展，遍地开花。在这些大手笔面前，他重金购入宝庆路3号私家花园洋房，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他需要这座大洋房来匹配自己的身份。这座洋房除了是上海滩面积最大住宅，其在自身的配置上也很招眼。地板是双层的，下面一层用正方形木板铺成，冬暖夏凉。周宗良所住的主楼，共有16间房。装修风格完全是西式的，绿色吊灯，黑色衣柜，黄色铜钩，十分气派。厨房也相当大，有八个小灶，与正房相通，设置了一个窗口递菜。

    1935年，周宗良60岁，德孚洋行为了表彰他的贡献，特送他一辆汽车。汽车在当时是身份显赫的象征，与那座大洋房一样，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接下来的一年，他又造了两栋洋楼，并在大院西北角建了一个100平方米的美式客厅，上面装着霓虹灯，晚上柔和的灯光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气氛。正面有一个雕花圆木镜台，放一张太师椅，农历春节时，他便穿长袍马褂坐在上面，接受大家跪拜，即使是德国公使夫妇来拜年也得下跪。他说，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到我这里都要服我的规矩——这种荣耀到此已经无以复加，不禁让人心生否极泰来的隐忧。

    成于战争，亦毁于战争

    临终前希望蒋介石“相忍为治”的黄郛，显然没能如愿。在《塘沽协定》以及后来的《何梅协定》中得到大量好处的日本人，还是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人总结日本人迫不及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想要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一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速之后，他们再想控制中国就会变得力不从心。日后，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于战争，但最终也毁于战争。

    面对这样一个莫大的变局，荣氏兄弟只好将一部分机器设备和物资抢运到武汉、重庆。而留在上海、无锡等地的厂房已经所剩无几，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同样，在创业中的董浩云也跟着摔了跟头。原本他凭着在航运界十多年的经历和多年工作积蓄下的资金，加上其岳父的资助，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该公司当时的全部财产只有一条千吨左右的小轮船。不过，董浩云心里已挺满足了，这毕竟是第一条属于自己的船。他踌躇满志，决心在航运界大干一场。然而，战火却让他创业的梦想化为乌有。成立不足一年的“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日本人攻占上海之后，也很快被日本人接管了。这次攻占也让沈瑞洲损失巨大，在一轮接一轮的轰炸中，他在南市的店房、仓库、房产被毁殆尽。

    目睹这一切，荣宗敬积郁成疾，于1938年2月在香港避难时病逝。次年5月，荣德生由汉口来沪，在高安路18弄20号开始了一段深居简出的生活。这是一幢独立式现代花园别墅，于1939年建造。正逢国难，加上荣德生注重实际、淡泊虚名，所以这幢别墅设计构思巧妙，布局合理，风格实用、简洁、新颖。别墅朝向面南，主体为为奶黄色粉刷，为三层混合结构。墙壁的外立面主要是横条线，而建筑两端和阳台都以弧形处理，这使得整栋建筑在视觉上很生动活泼。楼房的底层，还有两根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陶立克式廊柱，它无疑是这座建筑的点睛之笔，让西洋古典味道很好地融进了这座别墅的肌体。楼房的二层，南向居中一间是荣德生夫妇卧房。楼顶则是平屋面，所以辟为露天花园。当然，更大的花园是在别墅的南面，里面绿草如茵，稀疏的雪杉等树木分散在围墙周边，煞是好看。因了这些婆娑树影的掩映，这座别墅总给人一种安宁祥和的感觉。

    在乱世中，显然这种“世外桃源”的日子并不能维持多久。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与整个世界公开为敌的日军进驻上海各大租界，刺刀眼见着又递到了鼻子底下。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沈瑞洲宁愿物资被日伪统制，企业萧条，也拒绝与日商合作，保持了民族气节。好在妻子钱清华对他不离不弃，其内侄女钱小政日后回忆说，在上海沦陷后，凭妻子在商界的信誉，沈瑞洲由洋行老板介绍到法租界五马路（广东路），买了三大间门面房继续开张经营，为抵制日商，他不与日商贸易，只与欧美商界贸易。他曾多次回无锡家乡，因不愿向站岗日军鞠躬，从不进出无锡城门；抗日战争时期，他捐巨资支持抗日前线军民，救济难民。同样在1941年，日商逼荣德生将纱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面对强权，荣德生凛然言道：“我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这表明，他宁愿让日本人把他的企业拆光搬光，也不愿意和他们合作的态度。荣德生还写了一副“心正思无邪，无诚言必中”的对联表明心志，至今这副对联还挂在他无锡梅园老家。

    能让德国公使在拜年时跪在自己面前的周宗良同样也逃脱不了战争的厄运。他的生意做得越大，就越容易成为被捕猎的目标。在日伪时期，上海日本特务魔窟76号的行动队队长吴世宝便盯上了他。吴世宝觊觎他的财产，借口周与重庆银行界有来往，要绑架他。周宗良早就听说外边风声不好，请了几个保镖日夜守护，每天早晨去上班时，先派人在门口察看动静，没有可疑迹象才出门。可是绑匪有天不等他出门，直接就冲了进前院，周见势不好，急忙从后门逃走，跑到隔壁法租界巡捕房寻求保护。绑匪找不到他，结果把他太太绑走，周宗良最后只好花了4万元，把人赎回来。

    在这样一个乱世里，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哪怕你生意做得再大、再成功，在动荡时局里也是一只蝼蚁，轻松地就被它捻个粉碎。但蝼蚁也有蝼蚁的强处，那就是团结一致，凭它们的小身体，积攒出大能量。今天，我们对董浩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船王”的概念上，事实上，除了实业救国，他也曾文艺救国。他喜欢书画、摄影、芭蕾、高雅音乐，并在上海曾参加过一个社团，由当时文艺界抗日进步人士组成，名字就叫“蚁社”。在其存在的十年时间里， 它对发展新文化、 推动抗日救亡运高安路18弄20号荣德生夫妇故居，该住宅1956年捐给国家，改为徐汇区少年之家，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

    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蚁社”解散之后，董浩云又参加了其下属的“蚂蚁剧团”。该剧团拥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经常上演抗日爱国的剧目，董浩云本人虽然并不参演，但他对剧社的经济支持不遗余力，偶尔也会为剧社的活动出谋划策。

    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爱国人士的坚守和支持，中国民族工商业曾迎来过属于自己的“春天”，而这个国家的新生，也在他们的筚路蓝缕中以启山林。

    民族工商业短暂的繁荣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在高安路这幢楼房里摩拳擦掌，准备重振事业，大展宏图。1945年年底，荣德生拥有18家棉纺厂、16家面粉厂和其他工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家。1946年，荣德生仅从申新二厂、五厂获取红利就达5万余两黄金。而沈瑞洲则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桐油不再出售给洋行，而是由他的儿子沈祖荫、沈祖棫探索直接外销的途径，与美国和北欧等地客户挂钩运销，也与美国纽约世界公司签订了寄销合约。1947年，因为油价在美国暴跌而受到很大损失，他立即改为向美国客户直销的方式，用这些盈利去弥补亏损。同年，又扩建大生榨油二厂，开设沈元来薄荷厂，业务迅速发展，成为桐油、榨油、薄荷行业的巨子。

    丧失多载，任由外国兵舰或轮船在长江及内河横穿乱闯，犹如入无人之境的航权，也在抗战胜利后一举收复。这对董浩云来说是个巨大的利好。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筹备，他的航运梦想重新起程。1946年8月，他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航运公司。不久，又购置了“慈航”、“昌黎”、“唐山”、“滦州”、“慈云”、“凌云”、“天龙”、“天行”、“通平”9艘船，总载重量激增至10万余吨。次年8月，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复兴航运公司，为获得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他还请上海名人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而自己则屈居董事之位。按照他的构想，复兴航运主要从事内河运输，中国航运则主要从事近海及远洋运输。他把原来的9艘船按性能及载重量进行了分类，又从美国买入了3艘“胜利”型货轮，命名为“京胜”、“沪胜”、“渝胜”，与原来的“天龙”、“通平”等轮船一起，从事远洋运输。虽然远洋运输在当时中国的民间航运界从未有过，但他坚持认为，这才真正是中国航运业发展的重点。

    1947年9月，董浩云派天龙号由上海驶往法国，成为第一艘抵达法国的中国民营货船。当时在中国航运界能驾驶巨轮漂洋过海的都是外国人，“中国航运”此举震动了航运界，也成了新闻界的重要新闻。次年，通平号由上海首航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一时名扬中外。这两次成功的远航，完成了中国人驾驶商务船舶开拓远洋航运的创举，为中国航运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短几年间，董浩云靠经营内河运输和开拓近海及远洋运输，终于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与此同时，在大盘似乎看涨的情况下，周宗良的生意却成了“跌停板”。作为战败国，德国人在华的企业没收的没收、关闭的关闭。周宗良长达35年的买办生涯到此结束，尽管还有其他产业，但是失去了“颜料大王”的头衔，周家从此盛极转衰。之后，发生了上海市长吴国桢“请财神”的事情——包括周宗良在内的上海滩各工商巨子被请去吃饭，虽然坐上首席，但谁都知道这是顿鸿门宴。被认为发了战争财的他们，总得要有表示，最后只好纷纷破财“为市政建设捐款”。

    然而，这样的事件不是一个小花絮，而是一个大转折，意味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未来的航道上，又有了触礁的预兆。事实上，在抗战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已然成为民族工商业脖子上的一道沉重的枷锁。周宗良结交多年的宋子文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早已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这种统制经济扩大了官僚资本的势力，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

    荣德生的人生轨迹再次画出了一个奇怪的转折。如果说周宗良在日伪时期被绑架还情有可原，那么抗战胜利后荣德生的安全还是成问题，就足以让人愤怒了。而且他还被绑了两次，勒索款项达百万美元。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同乘汽车准备去总公司，谁知车子刚到弄堂口，迎面窜出三个绑匪，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用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将他强行劫持到一辆军车上去。当时的舆论认为是军方与匪徒串通作案，一时间，“绑票奇案”轰动上海滩，全国舆论哗然。绑匪向荣家勒索“赎票金”50万美元。33天之后，50万美元付清，荣老先生总算平安回家了。蒋介石十分震怒，亲自下令限时破案。上海当局被迫出动军警“侦破”。不久，特务头子毛森破了此案，抓获案犯15人，并退还部分被敲诈的款项，当局判处其中8人死刑，但是主谋却通过行贿逍遥法外。而荣家为此“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的破案费高达60万美元，比赎款还多。荣老先生被弄得身心俱疲，心灰意冷，只好仰天长叹“天下无公道久矣”。

    从这样的行径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当局对民族工商业人士的态度，简直就是视其为养肥待宰的羊。统治阶级上层或许还要装装样子，但在统治阶级中下层，这种无视却已经肆无忌惮。这也暗喻着，短暂的民营工商业繁荣时期已过去，他们从未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流，而只是一个短暂音符。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真正的春天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工商业迎来了真正的繁荣。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清算，让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解放。

    积极投身到新时代建设当中的沈瑞洲，曾在1956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而早已挖到第一桶金的董浩云，则以香港为基地，借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提供的货运机会，迅速拓展其航运事业，并配合日本提供的优惠条件，大力制造新船和收购“二手船”。到了1965年，董浩云已是威风八面的世界级船王了，他以独资拥有1000多万吨的船队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船东。被国民党统治弄得焦头烂额的荣德生，则在上海解放前夕，专程从无锡来到高安路住所，明确表示“不离开大陆”， 并阻止三子将申新三厂迁至台湾，以此表达对新政权的欢迎，以及对旧政权的抛弃。这一选择颇为明智。新中国成立后，荣氏企业得以进一步发展。更让荣德生欣慰的是，其荣氏家族历三代而仍骄，其子荣毅仁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被称为“红色资本家”；其孙荣智健被誉为“红筹”大鳄、“内敛富翁”，荣登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榜首。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荣漱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年出生的她，是荣德生的六女儿，也是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自小生活在上海，中学就读于江苏路教会学校中西女中，1935年与从美国归国留学生杨通谊结婚。婚后没几年，就住到了高安路18弄11号。相比较其父的住所，这只是一个小园子，但却与高安路18弄20号只有一墙之隔。这意味着，荣漱仁虽然已出嫁，但依然能和娘家人朝夕相处。在荣德生住回无锡老家之后，她就帮忙照顾老母亲和料理家务。她和丈夫曾中途迁居至新华路，但没多久又搬了回来。与弟弟相比，她在商业才华上也同样出类拔萃，曾协助杨通谊办公司，还集资自设“广裕纱布号”和“仁裕工业原料号”。尽管杨氏为无锡著名的世家旺族，但他们却不坐吃山空，依旧强调自立。1952年荣德生去世后，她以荣德生女儿的身份，出面料理荣氏家族在沪的产业，先后担任了鸿丰面粉厂经理和福新阜丰面粉厂副厂长。

    她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这些上面。1951年12月，荣漱仁经汤蒂因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此后，她把精力和心血倾注在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公益事业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她于1987年去世的前五天，从医院回家，还坚持到市妇联去，扶梯都走不动，就在楼下探望大家，还将身边带的钱款悉数捐给妇女事业。她逝世当天早上，还带病出席了沪港经济发展协会理事会，9点45分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两小时后，抢救无效，离开了人间。我们且不提她敬业和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一个有序及健康的民族工商业，需要一个民主、平等及自由的政治氛围和市场环境，她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也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沈瑞洲、董浩云以及荣德生的选择不同，周宗良在战后选择了逃离。但他也同样没有选择蒋政权，而是去了香港。与他一同去的，是三个年幼的儿子。

    周家的那座花园大洋房如今风采依旧，只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因为还属于私人产权，在很长时间内由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看守。徐的母亲是周宗良的四女儿周韵琴（又名淑芬），父亲则是徐兴业，曾以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4卷）获第三届茅盾文学荣誉奖。不过，当年的风光早已逝去，如今，要养起这幢豪宅并不容易。单是打理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大花园，每月就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唯有到了周末，一群“老克勒”——也就是以前的公子哥儿，“他们大多是买办之后，早年毕业于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讲一口流利英文”，聚到这里翩翩起舞，还能给这里带来些许人气。这些老克勒们“执意迷恋和捍卫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年代，甘心把自己变成时间的逐客和历史的遗民”。季天琴：《宝庆路3号：一个家族的落幕》，《新民周刊》2009年第9期。不过，周氏后人显然并不只徐元章一个。周宗良生前娶过孙家仪等四任妻子，先后育有六子七女，到如今，他的后人依旧不少。这些孙辈们也同样明白这座房子在今天的价值，上亿元的市价，让他们面对它时，很难做到心平气和。如何分割房产，成了这些周氏后人的一大心病。争来闹去，最终选择了法庭相见。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老克勒”纷纷凋零，充满着故事和寓意的豪宅，也就成了他人眼中疯狂追逐的纯粹的财物。

    官农二代，殊途同归

    杜重远在1933年买下的别墅，位于法租界霞飞路西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算得上是他和侯御之的“婚房”。这对相差14岁的夫妻，他们早期都在日本留过学。

    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杜重远，13岁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19岁时取得官费留学日本机会，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而此时的侯御之年龄还很小，是个神童。因其父是个传教士，所以她从小便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文明教化，8岁就已小学毕业。最后连年跳级，也被公派出国留学日本。像大多爱情故事的开头一样，他们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

    向日本去

    和蒋介石在1907年被清政府陆军部录取进入东京振武学堂相似，其时的中国经过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熏陶，更进一步，以对手为师了。这个对手不是相对概念上的对手，而是在各种领域里直接竞争、直接碰撞甚至你死我活的敌手——日本。不要说以前他们在朝鲜问题上跟中国动的歪心眼，单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就让日本人从清政府这里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堂堂中华败在蕞尔小国的手下，显然对国人触动很大。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四千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

    更让人感触颇深的是，1904—1905年间在中国东北打响的日俄战争，也是以俄国拱手认输而告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日本的胜利并不是战术和战略的胜利，而是明治维新后采取的君主立宪的先进政体，对沙俄落后的封建专制体制的胜利。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成了清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而产生的新的内在诉求。反过来，这一诉求也积极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外在转型。与此同时，去日本留学成了一种风尚，自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官费留学生开始，1905年到1906年间，人数更是猛增到了七八千。到民国成立前后留日学生共计数万人之多，形成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留日高潮。

    汇入这个留日高潮的，除了杜重远、侯御之，还有一位“官二代”——黎重光，又名黎绍基。黎重光1903年7月生于武汉，他的父亲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出身显赫。1920年，他也踏上了日本求学的路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去日本留学的风尚席卷了中国的各个阶层。

    以日为师，并不能改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在租借地大连和旅顺，他们不仅强化对华人的政治压迫，而且疯狂地掠夺资源。与此同时，为了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地区极力培育殖民文化，大搞民族歧视，推行奴化教育。更可恶的是，他们租借了旅顺、大连，但25年期满之后，并没有归还的意思。

    从一个不被人尊重的国家走出去的人，也同样得不到重视。

    在日本，聪颖的侯御之被嘲笑为“小支那女子”。有完美主义倾向也好，为了赌一口气也好，侯御之门门功课都是满分，18岁就大学毕业，22岁即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因为寄宿在一个叫犹琦的日本望族（日本皇族）家中，她也因此接受了系统的贵族礼仪教育。她会讲七国语言，会唱意大利歌剧，会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各国领事馆的外交官因其才貌双全，更是尊称她为“公主殿下”，有宴会她未到场，大家还会问，今天公主怎么没有来？她特别擅长音乐，但为了对祖国有所贡献，她没有选学艺术，而是选择了国际法专业。这固然让人惋惜中国因此少了一位音乐大师，但也庆幸中国多了一位法学专家。就在国内收回旅大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心怀祖国的侯御之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这场运动当中，经常参加留日学生为此举办的集会以及演讲，以响应中国民众的呼声，促使日本当局正视中国民众的情感。

    正是在这种集会中，她和杜重远相遇了。

    不传消息只传情

    美好的感情就此开了个头，但发展的过程，却没有落入俗套——两人自此过上了恩爱的幸福生活——这种俗套经常出现在童话书里，却和他们的现实无关。事实上，在遇到侯御之之前，杜重远已有一场包办婚姻，还有四个女儿。侯御之不是传统女性，但她对此也不能不有所顾虑。在杜重远的追求面前，她一度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最后不仅不读他的信了，连看都不看就给退回。无奈的杜重远只好在毕业后回国，开始一心投入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在沈阳集资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并得到张学良投资12万元的大力支援。同时他又担任了张学良的秘书，为抵制日本的侵略和治理东北出谋献策。

    也正是在1923年，黎重光从日本归国，转而就读于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没两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就在上海发生了。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黎重光参加了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对儿子参与此事，黎元洪倒是很赞同，不仅慷慨解囊，还致函顾维钧等社会名流为儿子募捐。不过，黎元洪退出政坛后便不再过问政治，而是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他对儿子的要求也同样如此。黎重光尽管读的是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日后还是做了一名成功的实业家。黎元洪1928年去世之后，黎重光继承了父亲在黎氏投资的实业公司内所担任的全部职务，并在中兴煤矿担任公司董事，还兼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直到该煤矿被日本人强行占据，他便避居上海。

    在东北，日本人的侵略行动也没有因为杜重远的努力而停止脚步。说到底，在一个国家的野心面前，一个人的努力终究微乎其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消息传到侯御之的耳里，她再也坐不住了。她的女儿杜毅回忆，煎熬了一年，次年的秋天，“她的导师龙川教授——日本法学泰斗，将一串钥匙并一个存折，放在她面前，挽留妈妈继续作他的得力助手”。杜毅：《疏影——哀思慈母侯御之》，《人民日报》 2000年5月9日，第11版。但侯御之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日本的贵族待遇，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加入到救国救亡的洪流中。而这也无疑是一次命运的安排，将她和杜重远未了的情缘重新续上。

    冯庸大学的名字在今天听起来很古怪也很陌生，但它的名字曾出现在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说的正是在日本兵临城下之后，冯庸大学学生逃亡的景象，日后，该学校更是被日军毁掉，改建成了军用滑翔机场。说起来，冯庸大学颇有些背景，其创办人冯庸生于1901年，其父冯德麟是“清末四大绿林”之一，也是张作霖的至交。因着父辈之间的友好关系，加上他和张学良又是同年生，所以两人干脆结拜成了兄弟，并同取字“汉卿”。和张学良为了民族的未来，不顾自身安危发动西安事变迫蒋抗日一样，冯庸也为国家作出了不小的牺牲。在他看来，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而“工业兴国，先育人才”，所以在1927年，他拿出冯家几乎全部的家产，创办了冯庸大学，这也让冯庸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以人名命名的大学，也是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饶是如此，依旧阻止不了冯庸大学被战争摧毁的命运，到今天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对侯御之来说无疑是一根红线，使她经过冯庸、张学良的牵引，与杜重远重新串联，终于又在北平见面了。

    杜重远到北平，也是因为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遭到日本关东军的通缉。在北平，他参加了由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部长。“他走遍华北各地、大江南北，到处讲演募捐，鼓动抗日。在上海他结识了很多文化人如邹韬奋、夏衍、胡愈之等。1931年11月底，他通过夏衍与周恩来见了面。到周的住处，周恩来已在客厅等候，热情地伸出手表示欢迎。在座的还有潘汉年。”对他的讲演工作，周恩来给予了认同，对他的精神，周恩来也表示了钦佩。与此同时，周恩来所流露出的对东北的关心，更是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觉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国民党那些大官们对东北的态度迥然不同，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竟凡：《周恩来与杜重远一家》，《人民日报》1998年4月1日，第1版。自然而然，这开启了他和共产党人合作的大门。除此之外，杜重远在上海还主持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的意思：抗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同样也是经济上的抗衡。国货愈强，中国自身的底气也就愈强。

    在北平的匆匆数日，更让杜重远珍惜重遇侯御之的机会。他在日本错过，不想再在北平错过。他做了一只风筝，挂在侯御之宿舍的窗子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有人说，正是这只风筝，最终打动了侯御之。但在她女儿杜毅的眼里，实际上妈妈侯御之早已被爸爸忧国忧民、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这只风筝只是起了顺水推舟的作用。

    豪宅里的风云

    就在侯御之归国的1932年年底，她和杜重远在北京订婚，并于北平铁道饭店举行了仪式。其时的侯御之穿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未施脂粉，仅一双红鞋以表喜庆。张学良送来的贺礼是一个心形金盾，当中镶刻一个“爱”字。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话音刚落，日军在1933年年初就进犯喜峰口，热河危在旦夕。杜重远遂带领青年记者随同张学良、宋子文奔赴热河。原定在该年2月2日的婚期只好推迟，等到杜重远从热河前线归来，才在上海举办了婚礼。

    像是要对得起这么多年的坚持和追求，以及给这份爱情一个交代似的，和他们在霞飞路西端的婚房一样，他们的婚礼非常隆重。

    这座作为婚房的别墅，建于1923年，和花园一起共占地六亩，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为地中海式建筑风格。假三层砖木结构，四坡屋顶，红瓦，开老虎窗。室内墙面用几何形体，室内楼梯扶手呈曲线形，顶棚有几何纹样装饰和花格镶板，交接处有圆雕装饰。左右两端底层窗户采用“帕拉蒂奥母题”立面处理方式。总之，这座别墅整体环境典雅别致，欧陆风情十分浓厚。

    国难当头，如此的奢华婚礼，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不过他们此举，也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杜重远的那些中共朋友中，像潘汉年多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希望杜重远能买这样一个豪宅来掩护他们的行动。日后，只要杜重远在上海，他的豪宅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麻将……在这些表象之下，却是爱国人士秘密开会接头之地。也不是没人嗅出这所别墅的异常气味，日本人以及汪伪政权的特务，也在暗中对这里加强了监视。

    淮海中路1897号杜重远寓所，现为文物保护单位。

    “一天深夜，杜重远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却因为形势紧张，坐下就谈正事，未将麻将拿出来作掩饰，偏偏有一队混有日本浪人、汪伪特务的‘夜访者’，气势汹汹叩门查问。在房间的侯御之一面设法通知杜重远，一面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在院子内截住他们并将他们引入边房，并用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掌握的纯熟的皇家贵族上层用语，说出很多在犹琦夫妇家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惊得日本人‘哈依、哈依’连连鞠躬道歉，慌慌张张地带着特务转身离去。”宋浩杰：《杜重远寓所：见证爱情与国难》，《新民晚报》2012年2月20日，第7版。事后潘汉年等人连连称赞侯御之是“女诸葛”，但侯御之却说自己也吓出一身冷汗。

    杜重远清醒地意识到，联合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不过，他因在自己创办的《新生》周刊上鼓吹抗日，惹恼了日本方面。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仅勒令《新生》停刊，更是在1936年判处他一年零两个月徒刑。他先是被囚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后因病转至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就医。他的“老领导”张学良曾前去探望他。此时的张学良，已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不打回东北老家，却忙着“剿匪”，张学良心情也同样不好受。更巧的是，西北军领袖、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因牙病在该院就医，他们因此有过长时间的交流。谁也不知道杜重远对“联合抗日”的认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但1936年的12月12日，张杨于西安发动兵谏，显然可见杜重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就在兵谏之前，杜重远还曾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这次兵谏最终在中共和周恩来的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作为促使张杨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杜重远却于事后立即被陈立夫押送南京。

    和杜重远在一起生活，显然充满着各种刺激——“一身冷汗”已算不上这种刺激的最高级别了。在被押送南京前，他满怀歉疚地与侯御之话别。此时的侯御之感到心力交瘁，摇摇欲坠。不过，她在给杜重远的信里依旧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日后，因为国共合作重启，杜重远获得释放，但“由于杜重远是著名的实业家、抗日积极分子，又被提名为国共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日寇四处通缉，密令追杀。（在他长女杜毅的印象里）‘爸爸不得不改名换姓，与妈妈一夜三迁宿地。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和妈妈在美国的亲友，都力劝爸妈去美国创办实业，然而他们却不忍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刘畅：《一只风筝，一世情缘》，《环球人物》2009年第5期。

    1939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杜重远去往新疆，准备创办新疆学院并担任院长。此时的新疆荒凉落后，正是一个隐名埋姓的好地方。但这苦了侯御之，过惯了大小姐日子的她，随行时因带了40多个箱子，遭到了杜重远的批评。更苦的是，到了地方，发现连路都没有，全是牛羊粪，一下子就傻了。为此她还和杜重远发了脾气，说他骗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五年。然而她和杜重远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却只有两年，接下来的日子，需要她独自去面对。因为杜重远的东北同乡、新疆军阀盛世才。对杜重远诬以“汉奸”、“阴谋暴动”等罪名，将其投入了监狱。中共地下组织、民主党派积极营救无果。1944年，杜重远在狱中被残忍杀害，并被毁尸灭迹，遗体都找不到。4个月后，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不久，她和自己的一子二女被盛世才投入了当地的结核病院，在都被染上肺病后才得到释放。盛世才的意图很简单，就是想慢慢地折磨他们，看着他们慢慢地死亡。但是，侯御之说：“孩子们，我们不能死！”

    在漫长的煎熬和等待中，他们迎来了抗战胜利。胜利的前夕，盛世才被调往重庆，侯御之也因此得以脱离魔掌。当她历尽艰难，带着三个重病在身的孩子回到了自己和丈夫生活过的那座别墅时，发现别墅早已面目全非——先被敌寇占领，又因“敌产”收回。为了照顾侯御之的感情，她的姐妹尽可能将别墅恢复了旧观。侯御之在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泪珠慢慢滚下，只说：“画楼重上与谁同？”

    同归新中国

    此时的黎重光，也面对着抗战后的大变局。

    在忙着复兴煤矿的同时，他还大力发展自己的中兴轮船公司。此前在上海，他一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但这并不足以让他在蒋政权中获得优待。尽管不问政治只问实业，但政治的伤害依旧与他如影随形。这也成了那一代实业家的宿命。

    1948年，国民党当局强行征用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上海的12艘海轮，驶往台湾基隆港。这对中兴轮船公司来说，无疑是一次釜底抽薪的灾难。身为轮船公司董事的黎重光，只好挺身而出，赴台湾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他机智地以轮船需要维修为由，设法让9艘巨轮驶到香港，静观政局的变化，同时全家亦随之迁往香港。

    次年，祖国大陆的新政权向他发出了诚挚的邀请，邀请他和中兴轮船公司的董事长朱启钤一起赴北京参加中央交通部航务会议。令黎重光兴奋的是，会议期间，他受到了南开校友、时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宴请时，黎重光被特意安排坐在周总理身旁，周恩来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是“宋卿先生（即黎元洪）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一下子激起了满堂笑语。周恩来又问及黎重光的姐姐黎绍芬的近况，并亲切地回忆说，在1919年南开大学第一届男女同班同学中，他和黎绍芬还是同班同学哩。如此拉家常式的谈话，消除了黎重光对新生政权的疑虑。

    说起来，他和杜重远尽管出身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同，但最终还是殊途同归。

    日后，他将停泊在香港的9条货轮召回祖国大陆，并带着妻子唐闳律（岳父唐浩镇即北洋时代府院之争中拒绝盖印的总统府监印官）及次子黎昌胤返回上海。也正是在这一义举的影响下，1949年11月9日，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爆发， 12架飞机陆续在香港启德机场起义，飞到北京，给新政权送上厚礼。

    太原路64弄1号三楼黎重光故居

    返回上海后，黎重光就一直定居在太原路64弄，直到去世。这个弄堂里的洋房是始建于1930年的并立式新式里弄型花园洋房，有简洁的西式古典装饰。远远看去，红瓦坡屋顶错落有致，形体组合丰富，一个个方形的小烟囱竖起来，更增加了房屋天际线的层次感。此外，洋房开窗自由，窗下有窗台，平整的乳白色的墙面，没有过多的装饰，外观局部使用简化的古典式柱和装饰，檐口部位有水平方向的装饰线脚。空间组合合理，整体建筑形体厚重丰富，木装修等室内设计与外部风格统一。黎重光所住的1号3楼，被掩映在背后的丛丛绿树之中，像是一段有味的传奇，遗世而独立。

    至于死里逃生的侯御之，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到了新政权的关爱。考虑到她是国际司法学的博士，组织上曾有意让她担任司法部部长，却被她拒绝了。她已经不能承受工作之重，甚至没有精力再谈情说爱。但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她历经挫折，却依旧立而不倒，足以显示出她强大的内心。在往后的日子里，她亲自施教，将自己三个已是大学年龄却没有系统地上过一天学的孩子，于1963年分别送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而且还是高分录取，一时在沪上传为美谈。只可惜，当生活变好之时，她却一病不起，被查出肺癌。就在病重期间，她的独子，也是杜重远最疼爱的小儿子杜任，也因心肌梗塞早逝。为了让自己的母亲不再受到打击，她的女儿们只好一直骗她，说弟弟在香港创业。这个谎言一直维持到她去世。

    也正是这个小儿子，曾在别墅的后花园放飞风筝时不小心弄断了绳子，眼睁睁地看着风筝扶摇直上云端。他大哭不已。这只风筝是侯御之亲手所做，上面同样写有“不传消息只传情”。侯御之没有生气，倒是安慰起自己的儿子，她说：“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

    小杜任抹干眼泪，似懂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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