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化“沪漂族”

    鲁迅的粉丝

    萧军、萧红小两口住进襄阳南路411弄22号时，一个27岁，一个23岁，正是花一样的年龄，却已经阅尽人世的沧桑。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萧红，此时老家已经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沦丧，这是国仇；对于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辽宁省凌海市所属大碾乡）的萧军而言也同样如此。萧红出生在一个小地主家庭里，不过，“童年时，萧红的亲生母亲去世，父亲是专制而暴躁的家庭掌门人，在萧红的记忆中，他无论对老人、小孩，还是对女性，都是缺少关爱和尊重，是为着贪婪而失去人性的人……缺失父爱和母爱，只有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她说：‘祖父，后园，我，这三样东西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童年的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也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于文秀：《萧红：命薄如花流芳百年》，《光明日报》2012年1月9日，第5版。

    也许，正是童年双亲之爱的缺失，让萧红变得早熟而忧郁，一生也在努力追求“爱”与“温暖”。19岁那年，她因为反对父亲包办婚姻，反对伯父增加佃户课租而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当然，这也与她那专制的父亲开除了她的祖籍有关。与此同时，父亲还断了她的经济来源，从此萧红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历尽了人生的坎坷无常。这也让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有哪个女作家像她这样到处流浪，四处漂泊，甚至露宿街头；也很少有哪位作家经受过像她那样的寒冷、饥饿和病痛”于文秀：《萧红：命薄如花流芳百年》，《光明日报》2012年1月9日，第5版。。如果说苦难是人尽量去避免的“祸”，那么，它对一个作家来说，却是一种意外的福。正是苦难的打磨，才有了作家萧红。当然，作为女人，她在短短几十年生命中所体验的困苦，显然是那双柔弱的肩膀所不能承受的。这也导致她只活了31个年头就“落红萧萧”，1942年便病逝于抗战中沦陷的香港，葬于浅水湾。

    她和萧军的结合，源于她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尽管她以出走来反对父亲的包办婚姻，但这并不能保证她日后就有个好的结果。她的第一任老公抽大烟让她很厌恶，几次和好之后，又将她孤苦无依地丢在了同居的宾馆，只留给她肚子里的孩子以及600元房租的欠款。旅馆老板为了逼债，甚至扬言要把她卖到妓院。无奈之下，她向报社求助。萧军当时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他受到该报的一位副刊编辑的委托前去探望并准备解救萧红。一方面，身为东北男人的萧军有着豪侠的性格，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被萧红的悲惨遭遇所打动；另外一方面，他也欣赏她的才华，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此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两人患难与共，相依为命。这段时间也是萧红人生中最为充实的日子。他们先是在哈尔滨待了些许日子，并合作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6月，他们又辗转到了风景秀丽的青岛，然后又于11月1日离开青岛来到了上海。虽然只有短短5个月时间，但却是两人文学创作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段时光。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创作了中篇小说《生死场》。正是这两部作品，奠定了两人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也是因为这两部作品，让两人与鲁迅结缘。

    1934年11月30日，萧红初次见到鲁迅。但对萧红来说，她早就认识鲁迅了，几年前就是他的粉丝。也正是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上海有了依靠。他们先是住在襄阳南路，亦即法租界拉都路283号的一个亭子间，后来在1934年年底搬到了这条路的411弄22号——此地当年也叫拉都路福显坊。他们在新一年的1月2日将自己搬家的消息告知了鲁迅，过了两天，鲁迅回信说，“2日的信4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走，不出拉都路……”正如他们在各大城市流浪那样，他们在一个城市也同样变动不定，安稳不了。没多久，他们又移居拉都路351号3楼；到了6月，他们的家又搬出了拉都路，搬到了萨坡赛路（如今的淡水路）190号。这次的定居生活要相对长一点，但也只有几个月，1936年3月，他们又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距离鲁迅家很近。谈到这次搬迁的目的，据萧军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

    他们当初所住的拉都路福显坊，位于法租界西南角的边缘地带，所以并不像法租界的那些高级住宅区一样，是满眼豪华的场所。相反，这个边缘地带显然没怎么顾得上开发，房屋稀少，夹着荒地、菜园和坟丘，路上行人极少，一眼看上去很荒凉。但这并不影响两位苦情男女蓬勃的创作力。1935年5月2日至15日，萧红完成了自传体的抒情散文集《商市街》。12月，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它写序。萧红由此蜚声文坛，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这部小说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颇为吻合鲁迅其时所领导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左翼文学”的基调和风格。

    正是基于左翼文学倾向的价值评判，鲁迅真心地对《生死场》发出了表扬。尽管这篇小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鲁迅在序中所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明显看出是在呵护作者，因为这话也说明“人物的描述比叙事和写景单薄”。就连她的灵魂伴侣萧军也曾在多年之后谈到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其对萧红的作品评价并不高。但是，鲁迅“称赞萧红‘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是发自内心的，“这自然是作为作家的鲁迅对萧红的发现与认同”。叶君：《萧红与鲁迅》，《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这也成了他和萧红之间最为初始而深刻的关联。

    从文学的革命，到革命的文学

    和两萧当时甜蜜的痛苦相比，其时的中国同样痛苦并甜蜜着。也许两者相似的是，痛苦所占的比例都要大于甜蜜。

    一方面，中国社会正经历第一次现代化飞跃，有以荣德生、董浩云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快马加鞭的发展，也有官僚资本的趁势做大；但另外一方面，“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却导致了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理想（实际就是‘现代化’）的普遍幻灭”。程光炜：《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再加上异族入侵和犹如《生死场》中所描述的国土沦丧，这一切，都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提倡并遵从的“文学的革命”，逐渐演变成了“革命的文学”。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革命”以全球化为视野，是一种现代性的启蒙，有着现代性的审美。其致力于获得人的解放和自由，努力推动中国由传统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向个性主义价值观的转化。但“革命的文学”则将这种努力逆转了。在这个概念里，文学只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这也意味着救亡压倒了启蒙，个性主义价值取向遭到了具有近代性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的一次有效的反攻击。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这次反攻击的最高潮，自此，“革命文学思潮此期则统一于‘左联’大旗之下，在斗争中更是锋芒毕露，旗帜鲜明地将价值理性指向了无产阶级立场。左翼文学思潮认为在阶级压迫的不公平社会里，被压迫的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个人的觉醒和解放，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当然更不是非理性的梦呓，而是阶级的解放，作家的根本使命不是表现自我和个性的解放，也不是统治阶级霸占的国家的解放，而是谋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张光芒、马航飞：《现代性与近代性的多元对抗——论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轨迹》，《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不得不说，“革命的文学”具有很强的战斗精神，这也让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最起码在文化上是“红色三十年代”。从这里，也能一眼看出其与“文学的革命”有着天壤之别的气质和诉求。

    田汉的“从艺”经历很鲜明地吻合了这种转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和著名话剧人而闻名全国的他，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果园镇，祖辈是底层人民。也正是这样的经历，日后他在话剧创作上，多有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其中多幕剧《名优之死》， 以京剧演员刘鸿声为原型，描写一代京剧名优刘振声费尽心血培养出女弟子刘凤仙，但成名后的凤仙却被流氓绅士杨大爷引诱，成为其手中的玩物。刘振声为之与流氓斗争，心力交瘁，终于倒在舞台上。该剧揭示了旧社会艺人的悲惨命运，对当时病态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除此之外，他创作或导演的小戏《江村小景》、《火之跳舞》中，同样能发现他对人道、自由以及个性解放的歌颂，同时体现了革命失败后知识青年的苦闷情绪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孜孜追求。这些都在其领导的艺术团体南国社于全国的公演中，有着深刻的展示。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急速拉大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他却开始检讨自己，“过去的南国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的感伤的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了”。他认为必须“丢弃其朦胧的态度，斩截地认识自己是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了”。

    于是，在1930年3月，他不仅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左联”的成立大会，而且在会上与沈端先、冯乃超、鲁迅等人一起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其余三人是钱杏邨、郑伯奇和洪灵菲；同年8月1日，他和艺术剧社等戏剧协会联手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推动了工人剧运动的发展，而且在南国社第三期公演时，毅然抛弃了第二期公演时的翻译剧《莎乐美》，改演由自己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卡门》。

    这部《莎乐美》曾让女演员俞珊一举成名，日后的“电影皇帝”金焰也在这里担任主角，当时他还是无名小卒，却是勇挑大梁，他得感谢田汉的慧眼识人。替换《莎乐美》的《卡门》，则用一种充沛的革命热情和英勇气概，歌颂了西班牙的人民革命，并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田汉说这是“借外国故事来抒发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现实”。除了俞珊和金焰之外，主演还有洪深、孙师毅、郑君里等人。

    也就在田汉大踏步地“改造自己”的同时，比他小上几岁的胡风，也开始在日本参加左翼文化运动。胡风，原名张光人，1902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下石潭村。他于1927年加入共青团，两年后到日本留学，就读于庆应大学，并在留学期间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同时，他还是东京“左联”的成员。不过，因为宣传抗日活动，他被东京警察逮捕，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异国牢狱生活后，他和战友聂绀弩夫妇等人被驱逐出境，于1933年6月15日下午，乘坐日本“长崎丸”号客轮来到了上海。说起来，胡风成为“沪漂族”，相比较田汉、两萧，更具戏剧性。也正因为有东京“左联”的经历，他一回到上海，就和“左联”取得了联系。而为他提供安身之所的，则是江西南昌籍的左翼翻译家，翻译过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和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并且编译了《苏联大观》一书的韩起。

    胡风与鲁迅之间亲密的友谊也因此开启。和对待两萧一样，鲁迅也对这位充满革命热诚的年轻人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虽然素不相识，但在他回国之后，鲁迅在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周扬的陪同下，亲自到韩起家来看望胡风。这种“礼贤下士”的古人作风，让胡风对鲁迅充满了崇敬之情并始终追随其左右，而鲁迅也对他回报以信任。这次见面不久后，周扬即找胡风谈话，希望他出任“左联”宣传部长。胡风非常感谢“左联”对他的看重，毫不犹豫一口应允。不久，他又接替茅盾出任“左联”行政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因为鲁迅的牵线搭桥，胡风和两萧之间的关系也很不错，萧红的《生死场》的书名正是出自他手，该书原先的名字叫《麦场》。书名一改，书的立意明显了很多。对萧红来说，这个大哥哥也是她的“一字之师”。

    更让胡风感到意外也很幸运的是，他在韩起的家中，碰到了找上门来办事的梅志。其时她穿一件淡蓝布的短旗袍，留着短发，显得很精神。这第一次的印象，让胡风至死不忘。说起来，这位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江西南昌的姑娘，秀外慧中，在熟人圈中她有一个奇特的外号叫“冰激凌”，其意来自于一位诗人的比喻：“读一篇好作品，就像心灵坐沙发，眼睛吃了冰激凌一般。”胡风虽然比她大整整一轮，但对她一见钟情。更需要说明的是，她也是“左联”中人，刚从中学毕业即由韩起介绍加入了“左联”。所以，两人结合在一起之后，便是一对正宗的“左联伉俪”。他们的新家不仅充满着温馨气息，而且也成了“左联”书记处开会的地点。对于他们的结合，鲁迅自然十分支持。他们曾请鲁迅全家到家中吃饭，这次请客也成了他们终生难忘的聚会。也许是见他们的居室有些简陋，之后鲁迅专门送他们一幅珂勒惠支的版画，还回请了他们一顿饭。

    从田汉和胡风的身上可以看出，当年“革命的文学”中的左翼干将，包括郭沫若、成仿吾、茅盾、田汉、蒋光慈、钱杏邨、瞿秋白、周扬、邵荃麟、李准、李希凡等人，他们或者是“二三十年代的日本留学生，曾受到晚清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日本左翼社会思潮极深的影响，归国后，他们与另一批由破败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青年汇合，通过上海这个新文化中心，把左翼激进思潮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城乡”；或者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和解放后培养的工农作者，他们人生的选择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某种‘同步性’，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左翼文学思潮的本土化走势和文化心理特征”。程光炜：《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但他们有个共同特征，即大多来自中国的中下等社会阶层。出身寒微、对社会不满，使这些年轻人选择了左翼激进的文学立场。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开始在20世纪前半叶兴起。

    “文学的革命”演变成了“革命的文学”，也因此有了可能。

    只是，这些左翼干将的涌现，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立场，加上高举阶级的解放以及人类的彻底解放的大旗，自然会让代表着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当局感到不满。田汉的《卡门》虽然好评如潮，但不幸的是，它只公演了三场，第四天就遭到当局的禁演，理由是其“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而田汉本人，也遇到了生命威胁。他先是得到鲁迅的警告，接着又得到时为上海伶界联合会负责人的老朋友周信芳的帮助，才安全躲进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里而脱险。不过，在剧中扮演斗牛士的青年演员宗晖后来还是被捕，惨遭杀害，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从此以后，田汉和南国社不得不转入地下。南国艺术学院也随着第一学期的结束即告停办。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南国艺术学院。它在1928年3月正式开学后，由田汉、欧阳予情、徐悲鸿分任文学、戏剧、西画三系的主任，田汉兼任院长，并聘请了洪琛、孙师毅、王礼锡等人任教。其院址所在地即是今天的上海永嘉路371号，这是一条只有三五幢普通弄式房子的小弄堂，除了房东自己住其中一幢外，其他的房子都是学院的校舍，弄堂口也变成了学院的大门。弄堂口上方横挂了一幅匾额，上面的法文Academie du Midi出自田汉手笔。当年房东的孩子，如今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陈克伟老人一直在此居住，每每向人们讲述起田汉他们的逸闻趣事，眼中依然会流露出特殊的情感。至于建造时间，是在1927年，占地面积为350平方米，外观上看，是假三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里弄住宅，平面方形，立面为灰褐色竖三段构图。

    1910年生于上海，早年跟随田汉参加南国社戏剧活动，1930年师从徐悲鸿学习绘画的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画家、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刘汝醴在回忆田汉先生与南国艺术学院时曾说，“南国艺术学院有两大特色，即提倡学生自学和学生治校，所以教师不多，也没有一个校职员工。日常事务，均由学生分担。这里的同学，几乎都是从上海艺术大学转学过来的，也招收了几名新生，其中有郑君里、赵铭彝等。南国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乏名流，从招生简章所列的名单上可以得知，如徐悲鸿、洪深、欧阳予倩、陈子展、徐志摩等。”

    正因如此，南国艺术学院院址虽然比不上法租界那些高级住宅，但是就在这所简陋的校舍里，培养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和演员，除了郑君里、赵铭彝，还有陈白尘、吴作人、张曙等人。这其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那就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微反对他“和穷光蛋田汉来往”，所以最终徐和田汉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不过徐悲鸿始终关心着这个学校。他所珍藏的、与原画等大的伦勃朗的《戴着金色钢盔的人》图片，一直悬挂在办公室兼图书室的墙上，直到学校停办为此。

    随着学校的停办，田汉从事艺术教育事业的努力也随之终止，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写作和戏剧方面。

    在1935年年初，田汉接受并创作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原名《凤凰的再生》）。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他躲在一个小旅馆临时租用的房间里写作。有一天，田汉突然文思泉涌，想为电影写首主题歌，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由于手头找不到纸，匆忙中他把一段歌词写在了一个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当时歌词只写了前两段，还没创作完，他就在当年2月下旬，不幸被捕了。仓促中，他将歌词补写在一张香烟盒的衬纸上，托人送了出去。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立刻找到夏衍说：“请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正是二人的联手，才有新中国铿锵有力、鼓舞人心、奋勇向前的国歌，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至今仍唱响在国人的心田。后来，经过营救，田汉被保释出狱，并于1938—1942年间，在南国艺术学院旧址居住。

    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时统治当局的“文化围剿”是多么疯狂和变态。

    “左联”与鲁迅的合分

    外部危机重重，“左联”内部之间的矛盾也不曾消停。今天我们再研究“左联”，不能不正视这些现象。

    比如说，身为“左联”同仁，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也会相互照应，但田汉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如意。这也许跟他们的个性有一些关系。

    “田汉性格浪漫，狂放粗疏，率性而为，‘才子’气颇重。这与深沉、冷峻的思想家鲁迅反差极大。对田汉放达张扬的表现，鲁迅自然难以接受。田汉小鲁迅17岁，算是晚辈。鲁迅对年轻人一向是较为宽容的，但田汉是‘左联’成立时的七人常委之一，又是左翼戏剧界的领导人，故而鲁迅对他即不以普通年轻人视之。”刘小清：《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夏衍很早就觉察出鲁迅对田汉有意见，在一次宴请上，喝得酒酣耳热的田汉大谈一些趣事，鲁迅就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鲁迅就告辞退了席。说起“唱戏”，也是因为田汉生性爱热闹，加上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很容易就将这种习惯带到宴会中，有时也会唱几句京戏，鲁迅对此很不习惯。

    如果说这只是生活小节上的“不和谐”而无关大局的话，那么，“左联”对鲁迅的认同出现了差池，则对于“左联”的内部关系是个巨大打击。

    事实上，经历过五四运动，并自认为“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载《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的鲁迅，尽管接受了左翼文学中所推崇的阶级论，但也并没有只信仰阶级论，并没有抛弃人道主义。“如果说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贡献是提倡白话文和范式，鲁迅主要贡献则表现为他以文学为载体，提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如何真正争得‘人’的地位（《坟·灯下漫笔》），如何不让‘中国人’从‘世界人’被挤出的问题（《热风·随感录三十六》）。他以如椽大笔横扫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弊端，以洪钟大吕的声音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问题。”陈漱渝：《文学革命实绩的显示者——鲁迅》，《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4月24日，第7版。也正是因为种种不一致，“左联”一方面需要鲁迅这样的标杆，另一方面也要对鲁迅进行批判。“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成仿吾、钱杏邨曾指责鲁迅等人是所谓‘封建’和‘落伍’作家。”程光炜：《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显然，高举阶级、革命以及全世界人类彻底解放大旗的左翼干将们，并没有将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传统及审美现代性异质放在眼里，更对鲁迅对启蒙现代性的坚持和对阶级意识的审慎态度非常不满。反过来，进入“左联”的鲁迅也始终没有接受他们对五四文学及其个人主义的否定。此外，“当时周扬等‘左联’领导人都很年轻，缺乏一定的斗争经验，另外还有脱离实际的‘左’的倾向，将‘左联’变成党的组织，对鲁迅不够尊重。鲁迅看问题比他们深刻，他们反而不以为然，因而给鲁迅以‘好唱高调、善搞宗派’的印象”。刘小清：《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

    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让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关系在后人眼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有人认为，鲁迅是“左联”的实际领袖，并借此确立了自己在左翼文坛中的盟主地位。也有人认为，鲁迅在“左联”的地位实际上是导师而不是领袖。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鲁迅并不愿处于领导地位，同时“左联”也也不愿让他来领导，但他死后“左联”将其奉为神明，好似他是那时期的领导者……这些纷纭说法，其实也暗含鲁迅与“左联”之间，在理念上和现实中均有格格不入的内在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由于胡风与鲁迅关系密切，使得周扬等‘左联’权力人物心中不满”赵朕、王一心：《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当胡风通过韩起的关系并得到周扬的认可，到中山文化教育馆谋职做编译时，曾被人谣传是南京国民政府派来“左联”的内奸，并被说成“胡风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办事”。胡风要求周扬通过“左联”组织澄清外面谣言，周扬却不置可否。也不能就此说周扬完全错误，毕竟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环境恶劣，联系不便，再加种种小道消息的传播和恶意谣言的挑拨，极容易产生误会，而一旦产生误会又极不易消除。然而胡风对此的态度却是士可杀不可辱，反应格外激烈，他很快便宣布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并将工作移交给了田汉。

    也正因为那些亲密的交往，鲁迅自然清楚胡风的为人，也清楚地知道他的性格，“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和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贾植芳对胡的评价如出一辙，贾说，“胡风耿直，但太偏颇，爱憎太分明”。生性耿直，让胡风对革命事业一直忠心耿耿，而失之偏颇、爱憎分明，则让他面对问题时容易激动。胡风日后曾专门跑到鲁迅家中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鲁迅沉默半晌后说：“只好不管它，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鲁迅没有站出来帮胡风说话，也有他的苦衷，但是鲁迅日后更不容别人说胡风的“闲话”，更对他们转述从别人那里听来有关胡风的传言尤其反感——茅盾曾撞到这一枪口上，让他从此无法与鲁迅深谈，偏偏田汉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捅了篓子。

    1934年某日，夏衍和周扬、阳翰笙三人准备向鲁迅汇报工作时，考虑到鲁迅对田汉的感觉，没叫上田汉，但田汉却不请自来。本来气氛还很融洽，但中途田汉却冒失地插了一句话，意思是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还要鲁迅不要太相信他。鲁迅的不高兴也显而易见。

    也有人认为，田汉这样说并非为了个人恩怨而怀疑胡风，只是出于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警惕性。但是，田汉对胡风的评价是极不负责任的，而且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他的“率性而为”再一次在鲁迅那里造成了负面印象。在鲁迅1934年12月6日和12月10日给萧军、萧红的信，12月28日给曹靖华的信，1935年1月17日给徐懋庸的信，2月9日和3月13日及4月23日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那些表达对“左联”同仁不满而未指名道姓的字句，“实际上也主要是针对田汉”。尤其是在1934年年底，田汉未将“左联”内部油印的小刊物《文学生活》寄给鲁迅，而这一期恰恰是总结“左联”这一年的工作的，“其中对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譬如指出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展开等。平心而论，一九三四年是国民党文化‘围剿’最疯狂的一年，‘左联’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总结出阻碍工作展开的症结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也是对的。然而，这样一件事关‘左联’全局的大事——‘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不太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正如当时鲁迅讲的：他们口口声声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实际做的就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廖久明：《鲁迅和田汉》，《书屋》2006年第7期。

    矛盾就这样越积越深。如果说，从1930年3月到1932年11月期间，鲁迅还对“左联”寄予无限希望，那么，从1932年11月到1936年2月，经历了“背后来的暗箭”后，“他对‘左联’虽然感到‘寒心’、‘灰心’，但尚未绝望”，但到了第三个阶段，即从1936年2月到1936年9月，尤其是“两个口号”之争的发生，让鲁迅对“左联”的态度彻底冷淡。周葱秀：《鲁迅与左联》，《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2期。日后在答“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有一段回忆田汉等人当时面见自己的描述，鲁迅更是“幽默”地将他们视为打上门来的“四条汉子”。

    显然，这个定义，并不是很好听。

    也就在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因病逝世，永远放下了他的“匕首和投枪”，也远离了尘世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这些遗留问题和“左联”内部的纷争，经过中共的调解和干预，也以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联名发表《文艺界各方面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宣告结束。

    对于鲁迅的去世，二萧和胡风自然是万分痛心的。在鲁迅的丧礼上，胡风、萧军和巴金、黎烈文、黄源、靳以、张天翼、姚克等一起成为了鲁迅的抬棺人。为了纪念鲁迅，胡风忍着悲痛，和“左联”诸人一起努力促成了《工作与学习丛刊》的出版发行，内容以怀念鲁迅和介绍其著作为主。这项工作占去了胡风很多时间，他自己的写作因此减少，生活也就更加拮据。幸好同为“左联”人员的冯雪峰很关心他的状况，先是在1936年年底用公款租下了法租界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颖村的一幢三层楼房，让胡风一家住三楼，不需付房钱。《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期以后，和田汉的《卡门》一样，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出版。此时已是1937年的6月，出于安全，冯雪峰又通知胡风搬家到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6号的一幢三层楼房内，胡风一家住二、三楼，房租自理，梅志的母亲和妹妹也搬来居住，便于料理家务。

    说起这个文安坊，是一处新式里弄居民点，而文安坊6号则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建筑，但在胡风的手里，它却变得不普通。它不仅是大型文学期刊《希望》的编辑部所在地，还是孕育、培养“七月派”诗人的土壤。不过，搬来没多久，抗战爆发，胡风将妻儿转移到老家乡下后，自己也在10月1日转移到了汉口，后至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2月25日，胡风一家才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尽管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紧张，但是胡风还是为鲁迅逝世纪念活动而忙碌，在会上他还唱了一首由自己写词的纪念歌曲，歌词是：“你向黑暗的社会复仇，举起了战士的投枪，你为痛苦的人民申冤，敞开了仁者的胸怀，在遍地荆棘的祖国，你开辟了革命的血路一条。由于你，新中国在成长……”

    此外，他还在文安坊6号筹备建立进步的出版机构——希望出版社。尽管从社长、总编辑、编辑到校对、发行人就只有胡风和梅志二人一肩挑，但该社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三年间，出版了《七月诗丛》，为海燕书店编辑出版了《七月文丛》，还出版了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吕荧翻译的普希金诗剧《欧根·奥涅金》等等几十种文学名著——可以说，胡风追随革命之心始终未变。对这座小楼，胡风曾称它为“蚓楼”。“取名‘蚓楼’，其用意是明白的：在当时国统区的进步文人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他们的工作，只能如蚯蚓似的藏身在泥土下耕耘，为地上生长的植物松土，使新芽茁壮成长。”顾征南：《胡风故居觅旧踪——重访文安坊六号》，《文学港》2007年第1期。让他这只老蚯蚓没有失望的是，新芽终于在新时代里成长起来了。不过，“左联”时代的纷争虽然早已结束，但其形成的嫌恨与仇隙，却不是轻松就能抹平的。1953年的8月，他带着一家五口以及不安的心情，离开上海雷米路的文安坊，来到了他们在北京的新住处。

    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沉重的命运……

    上官云珠“飞”越人生

    此时上官云珠的日子也不太好过。这位上海滩的女明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拍片的机会了，眼看着要将“冷板凳”坐穿。

    她不是没有走红过。她曾参演过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的电影《太太万岁》，日后更是在上海知名的昆仑影业公司参演了一系列的进步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希望在人间》……这些电影曾在一段时间内脍炙人口，执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是蔡楚生、郑君里这样的大导演，而《乌鸦与麻雀》在许多外国影评家眼里，则是一部“值得和世界优秀影片一起展出的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上官云珠的实力。

    和同时代的女明星相比，她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她在影坛蹿红的时候已经二十七八岁了。都说演艺圈是吃青春饭的，民国时代也不例外。这个年纪的女明星大多都已经息影了。相反的是，上官云珠的电影事业似乎是“逆生长”，年纪越大，她的戏演得越多也越好，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在二十七八岁之前，上官云珠有点像是变身凤凰前的“麻雀”。这个在江苏江阴长泾乡下长大的姑娘，有着江浙女子的秀外慧中，但在演艺圈却毫无资历。更要命的是，她在16岁就已经嫁人，17岁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她的老公张大炎是她哥哥的朋友，大她9岁，在她小的时候就已经看上她，好不容易等到她稍微成人，就让她嫁了过来。这也使得她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些背景对想成为明星的女人来说，每一条都是致命的。

    上官云珠原以为自己一辈子就在这乡下相夫教子了，但时代的风云却把她裹胁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也给了她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当胡风在1937年被逼离开上海时，她却拖家带口，经湖南到了上海，成了“沪漂族”新的一员。其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孤岛”。为了补贴家用，她先是在一家照相馆担任前台开票员。因为长相秀美，老板还把她的美人照放在橱窗招揽顾客。也许这鼓舞了她的信心，加上她是在照相馆的“一线”工作，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人物——毕竟那时的照相馆也不是一般人经常出入——这些人物难免会带来上海上流社会里的文明气息，这让她动了想去演戏的心思。1940年她考取华光戏剧学校，并首次在洪深的独幕剧《米》中登台亮相。不久，她又进入新华影业公司的演员训练班。1941年，她在艺华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从此走上大银幕。但此时的上官云珠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幸运的是，她很快遇到一个机会。一位名叫张善琨的电影公司老板发现了她。一种说法是，张善琨在照相馆照相时就看中了她；另外一种说法是张善琨在演员训练班里发现了这棵苗子。总而言之，他们合作了。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卜万苍导演的《王老虎抢亲》。说起来，这次合作缘于一次“事故”——其时这个张老板正和自己手下的台柱子童月娟闹矛盾，他很想捧红上官云珠来给童难堪，同时也想告诉童，自己想捧谁红就能捧红谁。上官云珠就这样成为了一枚棋子。这一招多少有些效果，日后，童和张老板重归于好，而失去了利用价值的上官云珠则被一脚踢开。但她也不是没有收获，一是她这个毫无资历的乡下姑娘也莫名其妙地红了一阵，二是她从此有了上官云珠这个艺名——她原名韦均荦，字超群，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名字看上去不很女性，也不朗朗上口，卜万苍绞尽脑汁，终于给她想了“上官云珠”的艺名。被一脚踢开的上官云珠没有放弃，反而被激发了斗志，借机进入上海演艺界，并立志发愤图强，出人头地。卜万苍没想到的是，这个乡下小姑娘，日后成了艺术舞台上一颗灿烂夺目的“云珠”，不再是“麻雀”，更不是“乌鸦”，而成了“凤凰”。

    她得庆幸自己遇到了自己的“贵人”——姚克。这个姚克，就是和胡风一起为鲁迅抬棺的人。当时，他还是鲁迅丧礼的司仪，并和以后以写作《西行漫记》闻名世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共同署名为鲁迅敬献挽联：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仿徨。因为“斯诺不谙中文，这副沉痛的挽联当出自姚克手笔无疑”。陈子善：《“坐忘斋”主姚克》，《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8月5日，第8版。和“穷光蛋田汉”以及小镇青年胡风不一样的是，姚克出身于富裕家庭，并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所以也算不上是一个左翼作家，倒是一个先进文人。他迷恋戏剧和电影，曾和朋友一起组建了“天风剧社”，是一度被遗忘却不可忽略的中国话剧的推动者。对他来说，他人生中最有名的话剧也许是1941年写就的《清宫怨》，这个话剧在日后被改编成了电影《清宫秘史》。无论如何，鲁迅是拿他当挚友的，很赏识他，而他对鲁迅也非常敬重，日后写过多篇感人至深又颇具史料价值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上官云珠和他之间的联系，起始于她加入“天风剧社”，后在《清宫怨》中出演了一名宫女——角色虽小，但却引起了姚克的注意。张大炎虽想把妻子留在身边，但上官云珠为了自身发展，经常向姚克请教，两人也越走越近。虽和姚克没有正式结婚，但他们育有一女。只是，迈出了这一步，犹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她和萧红一样，一辈子都在寻找爱与温暖，却总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她的这次越轨，最终也是以对方的越轨而告终——姚克在三年之后移情别恋娶了比上官云珠更年轻的吴雯，两人年龄相差17岁。然而，这却不是上官云珠情感伤害的终点。日后，上官云珠又遇到了演员蓝马。因了蓝马，她才从话剧舞台真正转向了银幕艺术，并在1947年加入了昆仑影业公司，从而得以有机会参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系列电影，确立了自己在昆仑的影星地位。她与蓝马银幕上扮演过夫妻，在幕后也开始同居。蓝马在演技上给予她悉心指导，还为她争取演出机会。如果说卜万苍给了她“云珠”的名号，蓝马则给了她“云珠”的内涵。只是，两人同样没有走到最后。说起来，在她短短48年的生涯里，前后有过五次婚恋。像姚克、蓝马也曾和她志同道合，但没有一桩感情能有始有终，这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深刻的打击。都说婚恋自由，但是这话对明星不太容易成立。明星的婚恋尤其是女明星的婚恋总是能变成绯闻，更衍生出众多的小道消息以及不堪的笑料——这更是对上官云珠的伤害。

    尽管如此，上官云珠也因姚克和蓝马而受益颇多。没有他们的指导，她在艺术上的成绩肯定要逊色很多。更重要的是，姚克是进步文人，蓝马更是一直活跃在左翼阵营，这都为上官云珠呈现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新世界。而她加入的昆仑影业公司，也同样是左倾，聚集了一大批电影界的进步人士，站在中共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为目标来创作作品……正是有这样的背景，她和左翼之间也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她出演的电影，也成了左翼电影乃至左翼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她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依旧被认可的重要原因。但与之相悖的是，她参演的影片虽属于进步电影，但她饰演的角色，却往往是反面人物——不是奢侈凶狠的腐化女人（《天堂春梦》）、放荡骄骚的女子（《太太万岁》），就是摩登风流的汉奸夫人（《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强化”，不仅束缚了她的戏路，而且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加上婚恋上的波折，更容易坐实了她“坏女人”的形象。也正因如此，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受到冷落。

    和当初被踢出电影圈一样，上官云珠依旧是愈挫愈勇。可以说，是顽强的意志最终成就了她的人生。受冷落之后，她付出更大的努力，不仅改变戏路，而且另辟蹊径，参加了多达131场的各类义演，彻底地“洗心革面”。这也让她终于等来了使她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大放异彩的“转型”之作——《南岛风云》。本来这部电影与她无关，但临开机时，女主角护士长符若华的人选迟迟没有敲定，好姐妹黄宗英便极力向导演白沉推荐上官云珠。当时许多人都不赞同让上官云珠出演这样一个英姿飒爽、老练果敢的革命女战士，认为形象不符，好在白沉力排众议，坚决启用了上官云珠。而她也不负众望，一改过去的“交际花”形象，把一个久经革命锻炼的女战士形象演绎得出神入化，令那些曾对她有偏见的人也不得不折服于她出色的演技。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上官云珠时，也称赞她演活了一个好女兵。接下来，上官云珠迎来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第二个春天，主演了《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一批颇有水准的电影。1961年，她更是在官方的评选中脱颖而出，和赵丹、白杨、陈强等22位电影人一起，被定名为“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俗称“二十二大明星”。只是，这依旧没能改变她的命运。她因根据姚克的《清宫怨》改编的《清宫秘史》受到批判。她的儿子韦然在多年后写道：“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上官云珠从高安路78弄家中四楼的窗口跳下，重重地落在楼下菜场一个菜农家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她还向围观群众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由于她当时的尴尬身份，群众没有积极进行援救，等到有人找来黄包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她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高安路78弄，是建安公寓所在地，建于1932年，属于现代派建筑风格的公寓住宅。房屋为砖混结构，外观简洁，以水平线条为主，顶部向两边层层落下。沿街立面中间突出，两边对称舒展，颇有法国古典构图遗韵。也许在当时，这里是一个高档的住所，但在今天，却已成了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楼前面街的地方，不时会支起小吃摊，人来人往，烟火味十足。谁也不知道上官云珠搬进来的确切时间，但住在这个社区的老人，大多会记得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并记得她离开世界的方式。

    现代性启蒙需重启

    上官云珠以悲剧的手法，为自己的命运画上句号时，萧红已经作别这个世界好些年了。萧红在离世之前曾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但早早摆脱红尘的喧扰，这对她来说，是不幸，也未尝不是幸运。她的创作尽管起始于左翼文学，但最终还是超越了左翼文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她和萧军的缘分也在1938年走到了头，她嫁给了两人共同的好友端木蕻良。与此同时，她的创作也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萧红短暂一生的作品包括了‘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讽刺文学’和‘诗化小说’等几个文类，几乎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创作潮流”。王晓平：《徘徊在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萧红的人生困境与文学成就再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5期。这其中以她在1940年写于香港的《呼兰河传》为代表，从中隐隐能看出“文学的革命”的影子来。“不论现在对左翼文学做如何严厉的批判，萧红却是不受或说极少受批判，原因就在于萧红的创作是在左翼创作背景之下，却又坚持了独赢的创作。”王艺君：《论萧红对左翼文学的超越》，《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1年第4期。也许正是看中她这方面的表现，鲁迅更是给予她超出了对《生死场》本身的褒扬，说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他和丁玲的后继者。

    说起来，田汉、胡风包括上官云珠的命运，无疑是个提醒：民族需要革命救亡，需要“革命的文学”，但尊重“人”的解放和价值的“文学的革命”，同样也不会过时。当救亡完成时，我们现代性的启蒙，也许需要重启。

    文艺向“西”看

    弃化工就画工

    关良于1934年12月22日迁入的茂龄别墅，是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这种住宅是在旧式石库门住宅的基础上改良发展而来的，适应了当时中上层阶层的需要。经过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等金融资本的大量投资推动，大德里、大福里、信德里、合群坊、兴业里、树德坊等一批新式住宅纷纷建成。此后，新式里弄住宅的建筑质量进一步提高。建于1930年的茂龄别墅，和碧梧村、复兴新村、愉园、琪美新村、大同新村、春芬别墅、高安新村一样，已看不出石库门的痕迹——从外观造型、庭园绿化，到内部装饰，都日趋洋化，水电卫生设施已基本普及，少数还安装了煤气和暖气设备。

    具体而言，关良的旧居为三层砖木结构，“建筑立面局部带有西班牙特征，东西边套单元立面外墙保留有西班牙式大烟囱和贯通上下的宽大烟道，红瓦双坡屋顶。建筑外立面为淡黄色水泥拉毛墙面，南立面多采用三联式钢窗，部分窗楣为半圆拱式造型。底层南北皆设有小庭院。中西合璧的老建筑一如先生的画，貌似平淡，越看味越浓”黄树林：《关良：曾被冷落的中国画大师》，《徐汇报》2012年9月24日，第8版。。

    1934年，关良才34岁，却早已在艺术领域声名鹊起。说起来，他的青春成长期正逢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飞跃——实业报国、教育救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但他却剑走偏锋，17岁时随二哥去日本，不学热门的化工专业，硬是报读了好玩但就业机会渺茫的美术。他先入川端研究所，师从画家藤岛武二，后转入“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在这一过程中，他尤其喜爱西方的梵·高和高更的绘画风格。不难看出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在他日后的创作当中，更是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了进来。1923年，他从东京太平洋美术学院毕业，任教于上海神州女学。次年，他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画展，初试牛刀却一下子就征服了观众，被郭沫若、郁达夫等左翼作家组成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聘为美术编辑，同时为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杂志画插图和封面设计。其后，又相继担任上海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

    也正是在上海美专任教之余，他又将自己幼年喜欢的爱好——京剧给拾了起来。那时，他在南京，爱到“两广会馆”看京剧。他对京剧的喜爱超出一般的票友，不仅拜师学戏，买回髯口、马鞭、靴子，吊嗓子、摆功架等等，在玩京剧的同时，他还画京剧。也正因为此，他在艺术创作上开始转向水墨戏曲人物画。两者相辅相成：玩京剧让他增加了戏剧人物画创作的生活积累；而画京剧则让他更进一步理解了中国的国粹。尽管在题材上很中国，但画里画外，关良还是摆脱不了西方现代派绘画理念的影子。

    建国西路619弄16号关良故居

    今天翻开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册，“大红色的战袍、笨笨的小人，举着刀、枪、棍、棒，眼睛特别大，方眼框，焦墨点睛；胡子用淡墨一顺到底，旦角嘴用胭脂一点，樱桃小口；线条很拙，没有长线，一段一段的，完全是儿童画的画法”，但绝非“儿童体”。黄树林：《关良：曾被冷落的中国画大师》，《徐汇报》2012年9月24日，第8版。在造型上颇有西方现代派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的韵味。看不懂的人总是发出疑问——关良的画有什么好，像小孩子画的似的。但是在内行人眼里，中国近现代画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还有一座就是关良的人物。

    当然，34岁之前的他，在艺术创作上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倒是在艺术教育上颇有成就。除了上海美专，1925年，当“东方艺术研究会”改组为上海艺术大学后，他又于该校任教。其间他又赴广州任教于广州美术学校、中山大学附中，并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34岁之后，他曾一度辞去公职，长途跋涉去西北诸地考察石窟艺术，沿途以卖画为生，并于1942年在成都再次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郭沫若在观赏了他的戏曲人物画后，认为是古今奇作，并撰文《关良艺术论》向社会介绍和赞扬他的绘画艺术。日后，他又重拿教鞭，成为重庆国立艺专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江浙一带，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任职于浙江美术学院。多年的艺术教育，也让他收获了不少高徒，绘画大师吴冠中便曾受教于他。

    新文化运动的生机

    关良弃化工而就画工，其实也吻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

    当时上海的文艺界，越发呈现出自由化的繁荣和趋向成熟的整体面貌。“有人描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上海的文艺生活：‘只要浏览一下当时的报纸，就会吃惊地见到，上海人才荟萃，各种流派、各种层次的文艺作品都有其发展天地。外国文艺动态都能及时报道，艺术评论十分活跃。上海文化艺术犹如熙熙攘攘的集市，好的，坏的，高雅的，平庸的，激进的，颓废的，应有尽有。’这些未必尽如人意，倒也生气勃勃……”胡荣：《摩登上海的一次先锋艺术探索——20世纪30年代先锋艺术团体决澜社的酝酿与成立》，《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5期。

    如果粗浅地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解释的话，现代化的第一次飞跃，显然刺激了上海文艺的创作。那些在现代化飞跃中新富起来的人群，不仅有钱为文艺捧场，而且还有闲暇，需要文艺来打发他们的时光，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当然，统治当局为了维护统治，限制他们不喜欢的思想的传播，对文艺也有过粗暴的干涉，像1934年就是国民党当局进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一年。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各政治派别、革命思潮间的较量、斗争……这些都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化艺术的钳制。加上上海又处于“八面来风”的时尚前沿，上海的文艺界因此才能层出不穷，甚至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真正自觉的现代主义社团——决澜社。

    该社团里的画家，吸收了西方绘画理念，混杂交汇各类艺术趣味，这里有后期印象派、达达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各个流派，其开放精神不亚于现在。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良选择文艺，并非一件离经叛道的事，而是时尚之举。

    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第一次浪潮

    和关良一样，1906年出生的江苏吴江人唐蕴玉，在艺术创作上也很契合现代理念，可以说，她是当时熟练掌握西方最先锋绘画技巧和理念的女画家之一。

    早年唐蕴玉就读于上海神州女子学校美术科西画专业，师从陈抱一、王济远、关良等知名画家，而这段经历，对于她的艺术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当关良参加北伐战争时，她正东渡日本考察艺术教育。此后，她在日本以及法国学习并进修。假期中，又游历荷、比、英、意、德、瑞士诸国，考察和研究欧洲美术。直到1938年，她才与家人一同从法国回到香港。1941年，她重返上海，先后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教授油画，同时还致力于美术作品的创作和研究。

    自1942年开始，唐蕴玉在永嘉路600号居住。永嘉路600号建于1936年，为独立式花园住宅，坐北向南。走进大门，是一个宽敞又相当精致的花园，草木葱郁。花园北面是一幢三层砖混结构建筑，占地面积为480平方米。在整体感觉上，“600号建筑独具匠心，建筑主立面带有明显的现代派特征，顶部板墙遮盖住后部的红瓦屋面，后部坡顶极为陡峭，两面开有棚式老虎窗。南立面局部前凸，建有半圆柱结构一直贯通三层，柱面上设置多个三联式大钢窗，顶部为半圆形小阳台。二层西侧另有长方形阳台，水泥浇筑的铜钱纹饰栏杆。外墙全部采用水刷石，横向开有细槽。建筑主入口建有圆柱形门厅，精致的圆弧面大木门较为罕见，局部墙面和地面装饰以彩色镶嵌花色水磨石，楼内布局简洁明了，房间宽敞，铺地与楼梯基本完好，部分厨卫设备至今还在使用。”宋浩杰：《唐蕴玉与永嘉路600号》，《新民晚报》（社区版）2012年8月20日，第7版。

    唐蕴玉和老师关良相似，都是居如其人，表里如一。唐蕴玉在油画上的不懈努力，也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就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她被誉为上海“油画四女杰”之一（其他三杰是潘玉良、关紫兰和蔡威廉）。说起潘玉良，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及神秘色彩。潘玉良于1899年出生在江苏扬州，弱岁即父母双亡，卖身青楼。后来，她被潘赞化救出火坑。身世虽悲苦，但不改她对绘画的酷爱，并不畏世俗偏见，经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指点及七载巴黎美院的苦学，终以自画像《浴女》等作品蜚声画坛。而关紫兰，则是油画画坛的“中国闺秀”，是少有的才貌双全的东方女子，早年就读于上海日华大学，师从油画家陈抱一，并1927年毕业后赴日深造。就是这样的“中国闺秀”，却是中国较早受野兽派影响的职业油画家。

    除了她们，上海女艺术家群体中也少不了李青萍、方君璧这些人物。她们的集体涌现甚至崛起，给了上海乃至中国文艺一个莫大的惊喜。在艺术史上，本身有一套无法打破的“重男轻女”的陈规，中国是，西方也是。数百年来人类社会诞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马奈、毕加索、杜尚这些伟大的男性艺术家，却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女性艺术家。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者琳达·诺克林对此有过独到的见解：“并非历史上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问题是，由于当时社会制度及社会习俗的限制，这些女性艺术家没有被记录下来，以致留存下来的为人所知的女性艺术家的数量微乎其微。而且，更为致命的是，社会上缺乏相应的鼓励女性成为艺术家的机制。实际情况是，社会根本不鼓励女性工作，女性的职责是生育、照顾家庭及丈夫。缺乏培育女性艺术家的温床，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女性艺术家了，更遑论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这番剖析对当时中国的女性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同样一针见血。不过，有赖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启蒙思潮，唤醒了女性自觉改变传统礼教束缚、大胆追求思想解放的意识，方才有了唐蕴玉、潘玉良等人所引领的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第一次浪潮，而她们也因此成了启蒙运动中艺术领域里的女性先驱。在她们的手里，来自西方的洋画既是目的，更是工具，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既有传统的反叛，以及对新生秩序的呐喊。

    但这并不能让她们庆幸太久。曾有人对中国女性艺术发展的历程做过深刻的研究，并著文指出，“虽然当时都身处中国洋画运动的中心，但同样由于社会发展的局限，令这些杰出女性一直处于从属性、萌芽性和团体力量薄弱的处境，以至都为她们所热爱的艺术付出了沉重乃至惨烈的代价”。

    让她们的艺术生命变得更为扑朔迷离的，是当时艺术理论的更新。抗战爆发之后，革命救亡成了文艺表现的主流，也成了其主要口号之一。像左翼文学就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彻底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传统及审美现代性异质。当救亡压倒了启蒙，艺术理论的主流也成了“为现实而艺术”，一如“为革命而文学”。这中间与她们气味相投的决澜社，就遇到了生存的瓶颈。作为民国洋画界最为璀璨的一束烟花，决澜社曾在宣言中说：“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寂了，平凡和庸俗包围了我们，无数低能者的蠢动，无数浅薄者的叫嚣。我们往古创造的天才到哪里去了？”然而，口号再响亮，但在内忧外患的中国，一个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注定将与现实环境背道而驰，其先锋的形式也注定了在当时很难被人接受。唐蕴玉也不例外，社会的动荡以及歧视女性的思维惯性，让她作品的保存状态非常不好，被长期湮没在灰尘之中，而少为大众所知。另外，她在《寸感》中所言，画的成功，当然以取材、色调、结构为根本——这样的认识，在“为现实而艺术”面前，就明显过时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女性翻身解放的政治背景下，女性艺术发展的第二次浪潮终于到来了。只是，它同样有如烟花一样，璀璨却易逝。很快，中国艺术的发展又一次进入了特殊时期，上次是“为现实而艺术”，这次是“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面前，女性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以及个体创造力的发挥，无疑遇到了障碍。

    中国文艺的现代化觉醒

    新中国成立后，唐蕴玉先是继续在学校承担美术教育工作，任教的学校有上海向明中学、上海建春女子中学以及上海长乐中学。1980年，她离开上海，移居美国洛杉矶。在洛杉矶，唐蕴玉参加了美国南加州美术协会、并参加大洛杉矶华人文化艺术活动中心举办的“洛城名家书画联展”、南加州华裔百人书画大展。唐蕴玉还入选了美国洛杉矶艺术家雅集——也许她在洋画的“故乡”，更能感受到自己在创作方面的现代认同。1992年，唐蕴玉在美国去世。翌年，南加州华人美术学会、美国加州中华艺术研究会、美国中国书画学会联合举办的“唐蕴玉油画遗作展”在美国洛杉矶中国文化中心揭幕，参观者络绎不绝，媒体报道也十分踊跃。唐蕴玉的油画被公认为具有“融合东西艺术精华，创造个性独特绘画”的风格。而与此相反的是，她的老师关良在1960年去民主德国访问讲学之后，在很长时间内备感冷落。他的作品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太有市场。受冷落的原因何在？关良在他的《关良回忆录》中道出了缘由：“全国解放后，文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我的画褒贬不一，有的还持否定态度。贬的原因主要在表现形式上，说我的画如同儿戏，再加上国外的报刊杂志颇多的介绍，更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反感。”

    不论如何，他和京剧的缘分却一直未曾剪断。为了创作，他需要结交较多的京剧演员，尤与盖叫天交往甚深。戏与画不是同行，但由于二人艺术见解和修养相近，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据盖叫天的孙子张大根回忆道：“‘文革’后，我到上海去看关良先生。关先生的所有画稿毁于‘文革’，一见到我就叫我扮武松打虎、狮子楼、醉打蒋门神等，关先生一个个地速写下来，然后记下身穿什么行头（服装），头戴什么盔头，手拿什么兵器等，记完后还要叫我看一遍对不对。我接过速写本一看，吓了一跳，关先生的速写形很准，酷似我，而记下的穿着打扮的字迹也非常秀丽，完全不同先生画上的字如同小孩写的似的。我问关先生，您速写画得如此真实，字迹亦秀丽，怎么一画到宣纸上就变了呢，关先生笑着反问我，你祖父一上舞台就变了个人似的，这是什么道理呢？先生接着说，这就是艺术，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是这个道理。”

    就在唐蕴玉离开永嘉路600号奔赴美国前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已切换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维新模式——政治氛围上的开明宽松，以及市场经济的迅捷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被政治化、工具化和实用化的旧习，中国文艺又一次开始了自我觉醒。

    知名的“八五新潮”就在这一时期爆发了。

    何谓“八五新潮”？望名生义，这个新潮是从1985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1989年，大约四年时间。在这四年内，有一帮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批评家，行动极为活跃。1985年7月5日，该所创办了中国现代美术专业报纸《中国美术报》。以该报为阵地，这帮批评家们不断介绍欧美现代艺术，并在头版头条上介绍年轻一代的前卫艺术。现在著名的一些艺术家，如罗中立、王广义等，都是在这几年间脱颖而出的。他们都很自豪地将自己所做的工作命名为“八五新潮”。但严格说来，“八五新潮”并非一个艺术流派，而是一场艺术运动。1985年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就是这一时期最为知名的展览活动之一。这些展览基本基于一种纯粹的艺术表达目的，没有赞助，也没有出售作品。到了1986年，厦门的达达活动更是惊世骇俗：所有的展出作品在展览结束之后被付之一炬。这个举动倒是很符合达达主义所宣称的行动准则：艺术伤口应像炮弹一样，将人打死之后，还得焚尸、毁尸灭迹才好；人类不应该在地球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主张否定一切，破坏一切，打倒一切。作为旁观者，不管能不能理解他们所传达的虚无主义，但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实践，理应得到尊重。没有这些实践和理念，艺术依旧只能停留在旧有的格局之上，不破不立。

    不过，“八五新潮”并不仅仅是一场前卫的美术运动。艺术批评家朱其曾在2007年撰文回顾“八五新潮”说，“实际上在文学界有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小说，陈东东、王寅、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歌群体，音乐界有瞿小松、陈其刚、谭盾等人的先锋音乐，电影界则有陈凯歌、滕文骥、何平等人的探索电影。美术界的八五新潮业和其他领域的艺术在大的文化理想上是一致的，就是觉得以前的艺术都不是一种真正的艺术本身的先锋实践和语言实验，而这一代人要完成这个使命……八五新潮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文化运动，具有与当时社会精神高度呼应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和精英文化态度，具体表现为独立精神、文化反省和现实批判三大特征。”而独立、反省以及批判所对应的，又恰恰是现代性启蒙中的“人性的解放和自我的复出”。被救亡给压倒的启蒙，遂借着“八五新潮”的舞台，跃然而起。

    正是在这种自我觉醒的大背景下，中国艺术又一次呈现出自由化及现代化的繁荣。至于关良的艺术成就，也重新得到评估。在2000年之后，他的油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嘉德拍得22万元人民币；次年，油画《灵派山》在嘉德又拍得28.6万元人民币。近年来，他的许多油画作品在拍卖市场都拍出了上百万元的价格。

    这些都是资本市场对他的认可，是资本的追星冲动。也许，关良更在乎的，是别人对他创作中现代理念的发现。在关良的一次画展上，被誉为中国画一代宗师的李苦禅曾带着一批学生去参观，许多学生发出的疑问几乎如出一辙：为什么关老师不把人物画得标准些？李苦禅说：“良公的画法叫得意忘形。”所谓的“得意忘形”，忘的是“绘画之形象”，得的是“形象之绘画”。

    那些薪尽火传的名师

    王培孙1938年选择到姚主教路（也就是今天的天平路大同坊）居住，是为了“隐于市”。当时抗战爆发，上海业已成为“孤岛”，想走的人都寻找着门路离开了，去延安，或者去往大后方。六十多岁的王培孙留了下来。他挂念着自己的学校和学校的产业，委实放心不下，不能为了顾全老命，说走就走。他主办的南洋中学，那时校舍已经被敌伪所占，学校暂借北京路盐业大楼和汶林路“岐庐”两处坚持办学。在办学期间，王培孙不向敌伪登记，不挂南洋中学校牌，拒不参加汪伪的军训和童子军活动，拒领敌伪的“补助费”。而他选择大同坊居住，也是因为其所在的姚主教路本为一条环境幽静的小路，很适合避开世事的纷扰。大同坊是一条靠近康平路的弄堂，建于1931年，有近三十幢砖木结构带小天井的三层楼房。王培孙所避居的9号（今门牌24号），原来是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刘士木的旧居。现在换的新主人，又是一位教育界的名师，这是大同坊的缘分。早年丧妻，膝下无嗣的王培孙刚搬进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和他相伴的，是他的爱犬和爱猫，以及书桌上一叠叠的线装书。他终日在里面看书、写字，潜心校注苍雪大师的《南来堂诗集》，倒也自得其乐。苍雪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和尚，他忠于明朝，反对清朝，在他的诗句中，流露出他的这种反清复明的思想，王培孙校注《南来堂诗集》，也是通过此事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他所避居的陋室，虽然缺少家庭的温暖，但始终热闹。这份热闹有来自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后进学子，他们来这里拜访他，和他交谈、探讨，谈到高兴处，他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此外，这“热闹”还来自汪伪政权。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先是在越南河内发表降敌“艳电”，后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重新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为了拉一些人为其政权“背书”，表明自身的“法统”，汪伪政权常常派人来纠缠王培孙，请他领衔教育界发表一个“拥汪（精卫）宣言”，王培孙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你可以去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再来了！”

    说起来，王培孙身材矮小，终年带着茶色眼镜，但矮小的身躯里却积攒着巨大的爱国正能量。虽然带着眼镜，但他看待汪伪政权的目光洞明又透彻，一下子就将他们的心理防线击溃。不知在“我是一个中国人”这样掷地有声的宣告面前，汪伪政权会不会发出哆哆嗦嗦的颤抖之音？

    汪伪政权看上他，也正是看重他在教育界的地位和声望。无疑，这种地位和声望是他在多年的坚持办学中获得的。自1900年，他从自己叔父柳生先生接过南洋中学的前身——育材书塾的校务之后，就数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了教育事业上。1901年，他将校名改为育材学堂，又于1904年再次改名为南洋中学。自此，南洋中学正式走进了中国教育史，并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建筑地标”。而此时，曾任澄衷中学教务主任、校长，新陆师范学校校长，其后又在广州优级师范、高等工业学校及上海复旦大学等校执教的葛祖兰，差不多才考中秀才，并于翌年东渡日本留学。更小一点的同行，创办了“晓庄师范”的陶行知这年也才刚刚十三四岁，正要进入其老家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1928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第一届学生）、日后更任职位育中学校长21年的李楚材，自不用说，此时还未出生。比李还小的是赵宪初，李楚材1905年出生，江苏张家港人；赵宪初则是浙江嘉善人，1907年出生。他们比南洋中学都还要小上几岁。

    新学校、新人才

    南洋中学今日位于上海徐汇区中山南二路225号（近大木桥路），是上海的一所高级中学，不过在名头上，总让人误以为是南洋公学，甚至大多数人分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当然，也有人把它和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简称“南模”）混淆起来。其实，这是三所来源不尽相同的学校，教育目的也不尽相同。

    南洋公学是长袖善舞的盛宣怀在1896年于上海创办的新式学堂，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它和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一起，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也就在盛创办南洋公学之时，考虑到当时的官僚子弟大都只懂四书五经，不懂西学，直接招来读西学困难很大，所以认为要先培养一批十几岁的青少年，打好基础。为了培养这批青少年，要先培养师资，所以盛主张在南洋公学办一个师范班，再在这个基础上设立附属小学。幸运的是，这些想法在他手里一一得到了落实。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不过附属小学却要等到1901年阴历二月初一，才得以正式开课——时间有点晚，但依旧为中国“公立小学之始”。当时所招收的小学生为七十二人，分成两个班，每班三十六人，据说这是孔门七十二贤士之数。教师就是南洋公学师范班的毕业生。而聘请的第一任小学堂长，则是大名鼎鼎的吴眺，字稚晖。正是吴眺对附属小学的用心打造，该小学日后培育了不少人才，其中，著名的新闻媒体人邹韬奋就曾在1911年前后进入该附属小学就读。这段日子也让他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对在此任教近三十年的沈叔逵先生颇怀感念，他说先生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部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不过，1927年，沈叔逵先生因故被迫辞别了这所“我看他呱呱产生……好像自己身家生命，用全副精神干的”的学校。也正是在这一年，该附属小学被改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并于1930年增设高中部。在王培孙避居大同坊的1938年，学校迁入天平路200号，增设女子部——所以，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就是今日南模的前身。

    得承认，盛宣怀创办南洋、北洋这两所学堂，是感于自己参与的洋务运动缺乏新式人才，而这些人才靠传统的科举是无法培养出的。他创办学堂的目的，首先自然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往大了说，是为了维护晚清的统治。倒是一辈子远离政治的王培孙及李楚材、赵宪初诸人，他们办学的目的也许更纯粹一些，就是为了教书育人、教育救国。这个国，并非盛宣怀所维护的清朝之帝国，应是国人之国。

    正如王培孙曾送谒帖给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时坦言：“我是为办学而办学，不图名利，不求做官。”

    虽然几所学校建立的目的不同，但他们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创办的学堂，不是传统的学堂包括私塾所能比拟，其培养的目标显然已不是各级官吏，而是通晓专业技术的人才；学习内容已不是原来的四书五经，而是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学方式和学习期限都具有了新式教育的特征。这些学堂的创办，自然跟西学东渐的大背景大浪潮有关，也与创办者对新教育的认识有关。

    1871年，王培孙出生于嘉定县南翔镇走马塘西的王信义堂。此嘉定在今日是上海北边的一个区，不过，在王培孙出生时，嘉定在行政上还是归属于江苏省。所以王培孙论起来还是江苏人，即使在1893年考中上海县秀才，也只能算是“沪漂族”。而在考中秀才之前，他一直在家接受旧式教育，因家境良好，祖辈是上海的江苏帮沙船业四大船商之一，所以能家延西席（塾师）课读。入学不久，祖父病故，家道也随之中落。但因得到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推荐，进入江南制造局工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震惊了朝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否存在着弊端，也被当成了问题的重要方面提了出来。王培孙遂绝意于科举，并在1897年考入刚开办的南洋公学师范班。“由于王培孙当时住处窘迫，监院福开森还特许他第一个入校（当时南洋公学的校舍也正在建筑中，王培孙暂居校门对面的丝厂内，还兼任校舍建筑的监工）。师范班的同学还有吴稚晖、林康侯、章宗祥、沈叔逵、金邦平等。后来王培孙每与人谈起他与南洋公学的关系，总要说：‘我是南洋公学的第一个学生。’等到他接办叔父王柳生的育材书塾后，改校名为南洋中学。人问其用意何在，他说：‘君子不忘其本，因为我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嘛！’”孙元：《王培孙和南洋中学》，《文汇报》2012年9月15日，文汇周末·记忆版。

    寻求自我改变的，还有和王培孙一起被誉为“南王北张”的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他本在水师当差，曾随“通济”号轮船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接收日本占据的威海卫，却发现清政府将其旋即拱手让给了英国。胡适曾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目睹两日之间的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悲愤前胸，深受刺激”，立志一生以教育救国，“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对此感同身受的，还有“宁波帮”的叶澄衷——葛祖兰曾任职的澄衷中学，其前身就是他所创办的澄衷业学堂。这位“五金大王”、“火油董事”，出身草根，年少时聪明好学却无钱读书，加上在上海艰难谋生的经历，让他感叹“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于是在1899年他的六十大寿上，做出创办业学堂的决定。

    可以说，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既是中国政府自行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亦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而到了盛宣怀创办两所学堂，则意味着新式教育已经势不可挡。如果说南洋公学是官办，那么与其同年由王柳生创办的“育材书塾”，则是首次从民间呼应这种新式教育的潮流。澄衷业学堂则在教育制度上又进了一步——它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

    正是在性质上的“新式”，南洋公学、南洋中学、南模甚至位育中学、澄衷中学、晓庄师范有着某种气质上的关联。除了王培孙是南洋公学的第一个学生，位育中学的创办人李楚材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最早的13位学生之一之外，曾是澄衷业学堂第一任校长的蔡元培日后出任过南洋公学特教总教习，而南模更是脱胎于南洋公学——没有南洋公学，就没有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没有南洋附属小学，也就没有南模。可以看出，这些学校之间不仅肉身交错相连，连其中的血脉传承，也清晰可见。

    这个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不仅是邹韬奋的母校，还是教育家赵宪初的母校。12岁那年，他由父亲陪同，从西塘到上海南洋公学附小参加入学考试，并被录取。他得庆幸自己有一个开明的父亲，其父名元灿，字振麟，十七岁中秀才，后来进上海新式学堂龙门师范学习，是龙门师范的第一届毕业生，而且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曾在嘉善县做过教育科长，办理新式学堂，是新式教育的前辈。他还曾作为嘉善县商会代表，参加浙江省赴日本实业观光团，去日本参加“大正博览会”，是西塘镇上最早走出国门的人——没有父亲的支持，赵宪初也不可能“跨省求读”，成为王培孙的“同校师弟”。

    不过，兴办新式学堂之初还有个巨大障碍，那就是科举。新式学堂能培养新式人才，但却不像科举那样，能直接让人考而优则仕，成为晋升之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王培孙和赵宪初父亲那样斩钉截铁地选择新式教育。这也注定着专注于八股的旧式文人，和这些新式教育的创办者之间，会有一场痛苦而漫长的博弈。“很多学生迷恋功名，不愿进新式学堂，有的地方官对新式学堂也持抵触态度，消极推荐学生。”雍坚：《新式学堂好进不好出》，《生活日报》2007年6月7日。这种消极观念也导致新式学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入学率不高。好在感受到了危机的统治当局也谋求革新，不仅在1901年废除了八股，更是在1905年彻底废除了科举。为鼓励参加新式教育，清政府还规定，高等学堂的学生毕业合格者予以举人出身，并按考试成绩不同委以不同的官职——这种变通的招式出于无奈，更让中国的教育出现了一种怪现状：在一段时间内，高等学堂的数量和在校生数都超过了中学学堂，构成了相反的比例关系。不过，也正因为这样的变通，为改革赢得了过渡时间，最终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扫清障碍。

    只是，这些新式人才的出现，让晚清统治者既爱又怕。盛宣怀等人没想到的是，自己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最后竟成了自己和自己背后那个朝廷的掘墓人。毕竟，清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政权。“由一个封建旧政权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突破旧政权的限制，成为旧政权的对立面。”崔志海：《清末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5期。新式教育不仅冲击了作为封建制度重要支柱的封建教育制度，而且培养出了埋葬封建制度的仁人斗士——这也就意味着，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或许可以延长自己的统治时间，而不推行新式教育，却会加快灭亡。

    新式教育的缺陷

    不得不说，中国在新式教育上的努力，和学术一起，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在王培孙避居大同坊的前后，“在这一短促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建设，最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体系的发展。在这十几年中，几乎每一个省都有大学，有些大城市还有好几所公私立大学。著名的新学校，例如广州的中山大学、汉口的武汉大学、南京由东南大学改制的中央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在短期内就可以和原有的清华、北大、交大列入同一等级。这些学校加上也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教会大学不少于二十所，为中国培养了数十万名学术和建设人才。这些学校的教育体制，也迅速地发展为多科目的教育体系，而且其中有些学校实际上已具有研究所深造教育的水平。过去中国的高级人才，必须借助出洋留学来培养，现在至少可以有自己的训练基地了。”不过，开创初期的新式教育本身就存在缺陷，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之后，也总难免弊端，“这些学校都集中在大城市，而他们的课程也是从外国大学移植过来，甚至于有些课本是直接用国外原版教材，有些也是翻译过来的课本。于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读得越多，学得越深，知道了很多外国的事物和知识，对中国自己的问题反而产生隔膜。因为知识训练是外来的，知识分子与本国文化严重疏离，这种现象也使得中国的社会上下两层越来越隔绝，也越来越疏离。中国从外面学习的现代化走得越迅速，内部的上下分裂和城乡分离也越严重。在横向方面，城乡的分离也意味着沿海和内地、交通要道周围和边缘地带以及贫富之间的分离。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其上层是如此地疏离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却变成其日后失败的病根。”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05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对新式教育的实验，还需要特别铭记一个人，他就是陶行知。

    和王培孙一样，他也是新式教育的热心实践者，而且与王培孙相比，他不是扎根于大上海，而是扎根于中国广阔的大乡村。上海的繁华常常让人忽略或遗忘了，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广大的中国农民才是支撑起中国的根本，在陶行知看来，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根本。而中国旧时的乡村教育，也走错了路，必须悬崖勒马，另找生路。曾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的季通先生就认为：“于适应农民生活之知识、能力，毫不顾及。求其最大效果，亦不过识字记账。而流弊所及，除最少数升学外，余都养成肩不挑担，手不提篮，不农、不工、不商之无业游民。”陶行知决心筹集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发展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合起来创造出中国的伟大的新生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创办了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这是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其培养目标是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它在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等方面，都与传统教育不同。比如招生，就别开生面。投考资格强调‘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考试科目除一篇作文、五分钟演讲、常识测验之外，还进行垦荒考试。这所学校在当时惊世骇俗，但也使一些有志青年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纷纷慕名前来投考。”金林祥：《李楚材与陶行知》，《上海教育》2009年第2期。

    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第一所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陶行知，祖籍浙江绍兴，1891年出生在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原名文睿，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曾用名知行。多年的底层生活经历，让他对中国的乡村教育有着较为深刻的认知。当他14岁入崇一学堂读书时，曾在宿舍墙壁上挥笔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但那时他还没找准自己做贡献的方式。他先是学医，却因考入的杭州广济医学堂存在歧视非入教学生的现象，入学仅三天就愤而退学。后进南京汇文书院，又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并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回乡投身革命运动。到了1914年，他留学美国，先入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

    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师从著名学者、对胡适“有决定性影响”的大师杜威。杜威既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里影响最大的一位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学家。“作为美国式实践的理论概括，实用主义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态，因而受到正在奋斗开拓而又遭受异化和文化冲突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杜威），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同样也很巨大。日后，他先后创办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从这种教育与实际的结合中，也可以看得出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子。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从“知行”改成了“行知”，用行动来印证思维。这种改变一方面在努力抹平现代化发展造成的隔阂和疏离，另外一方面因其一反教育为上层统治者服务，转而为平民服务的办学模式，也可以看出其平等自由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杜威影响了陶行知，则陶行知影响了李楚材。当年慕名前来投考晓庄师范的有志青年有很多，他是其中之一。1923年毕业于常熟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日后又在上海爱国女校任教的李楚材，在季通先生的推荐下，前往晓庄师范考试，并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顺利通过，成为晓庄师范陶行知最早的13位学生之一。关于在晓庄的学习生活，他在《破晓》一书中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如记叙入学垦荒考试，书中写道：“白粉线一方方的划好，各人手里都拿着山锄，号笛一响，大家向荒芜的山上垦去。汗从额角上背上渐渐渗出，于是把棉衣脱去，依旧不息地垦掘，流着热汗。汗发出水蒸汽，像白雾般在眼前。喘着气，呼呼地在喉间作响。不一会，锄柄上有红色粘着，心里非常害怕。这是什么咧？原来，是从薄脆的手皮里所浸出的鲜血呀！血！不管。要做一件事，要使一件事做得好，总要流汗，总要流血。”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教学场面，又是多么铿锵的宣告。在生活的教育面前，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说教，终究显得异常乏味和乏力。

    陶行知也为此书写了一篇激情澎湃的序言，他说，“《破晓》不是写真，而是传神”，让自己“感到楚材的心灵和晓庄的精神在纸上的活跃”，“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一贯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是什么？是诗，在晓庄一切被诗化：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这是建设的达观主义，也可以说是创造的乐天主义”。这足见晓庄师范对李楚材的教学思想乃至人生观，具有何等深远的影响！

    1928年8月，李楚材完成学业，正式毕业。但离人却不离心，他决定要把晓庄师范的大旗一路扛下去。也正因为这段学习经历，他先后被国立中央大学民众教育院聘为民众文学和民众运动的指导员及浙江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指导员。并经陶行知的推荐，成为湘湖师范学校的指导员及教师。该师范学校位于杭州萧山的湘湖，今天是当地的知名旅游景点，但那时却是偏远乡村。10月1日，湘湖师范开学，因为以南京晓庄师范为榜样，办学宗旨和指导思想都与晓庄相同，校长和指导员都是由陶行知派遣过来的晓庄师范第一期的毕业生。因此，该校被称为是“浙江的晓庄”。可以说，整个青年时期的李楚材，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积极追随者和创造性的实行者，也是我国乡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日后，他更以实际的行动表明，自己是陶行知的好学生。

    中学里的大师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张伯苓的学生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所说的一句话，也算是对其恩师的致敬。翻开清末民初的教育史，学界各类大师可谓层出不穷，他们的风度和风骨，撑起了中国新式教育的一片天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大师都货真价实，绝非沽名钓誉之徒。

    不过，王培孙终其一生，只是在中学里打转，张伯苓曾在北伐前后到南洋中学参观，感叹其办学成绩的同时，也建议王培孙像自己在北方办南开大学那样，在南方办个南洋大学。王培孙却回答说，他才疏学浅，办一所好的中学还有把握，办一所好的大学却没有把握。他宁可当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君子一语便成诺，到他逝去，亦不曾改变。与之相呼应的是，李楚材也和大学无缘，比他小两岁的赵宪初更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南洋模范中学。

    他们的存在，改变了新式教育开创初期时重高等学堂而轻中学堂的局面。他们虽不在大学，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大师呢？

    如果我们愿意从整体上来梳理一下这些隐于中学的大师们，很容易地就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三个鲜明的特色：首先是他们的业务素质都很高，所谓打铁需要自身硬；其次就是对教育充满着无限热诚，期待着能以教育救国；最后是他们对学生都认真负责，不仅以身作则，面且都把学生当成了需要尊重的人，而不是教育产品线上的产品。

    在李楚材于晓庄师范完成学业的同年，赵宪初也大学毕业了。他自入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之后，从附小、附中一直读到大学部，可以说，他在南洋公学基本上完成了所有早期教育。因为父亲去世，家中兄弟多，作为长子，他深知自己身负重任。正好，他遇到了附属小学被撤，改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恰巧他的老师沈同一先生担任了校长。了解他的沈校长遂邀请他去担任老师，主要负责教数学，还有一些班级的英语课程。他答应了下来，却没想到一干就是七十年。用他的话就是——我把一生都许给了南模。他在教书上自有一套，并不搞填鸭子式的灌输教学，而是寓教于乐。他曾用快慢高低语调，颇为幽默的上海方言，慢悠悠地把数学公式念出来：“x等于2a分之负b正负开方b方减4ac”，学生们虽然哄堂大笑，却也因此记忆深刻，而他教的“三角”课遂成一绝，被誉为“三角赵”。

    在上海教书的几年里，赵宪初不但在教学上独树一帜，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秉承了南模的校训。南洋公学的校训是“自立、自强、俭朴、求实”，南模的校训则是“勤、俭、敬、信”。自从1939年以后，赵宪初就长期居住在华山路天佑里的石库门房子，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房东的一个女儿从重庆回到上海，要收回房子，于是赵宪初又搬到天佑里的另一幢石库门房子，一住就是45年。旧式里弄天佑里没有煤卫设施，但数十年来他安之若素，从不抱怨生活上的不方便。

    相比较赵宪初在教学业务上的独树一帜，曾任澄衷中学教务主任、校长的葛祖兰在学术上则更有一套。在教书育人之外，他还写出了一系列的著作。除了1919年出版的《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1928年，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作家菊池宽所著的《第二次接吻》；1931年和1933年，他又分别编辑出版了《自修适用日语文艺读本》、《日本现代语辞典》。其中，《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一书当时曾被教育界公认为自修适用课本，印数高达12万册，一时风靡全国。可惜的是，他没有将自己的教育事业进行到底，1935年受中国银行上海总行聘请，改行赴奉天分行任襄理；两年后，调任吉林支行任经理；之后他又担任过长春中国银行管辖所副经理和奉天中国银行分行副经理等职，并于1948年冬在上海中国银行总行秘书任上退休。

    这无疑是中国新式教育的损失，而更大的损失源于战争的烟火。正如抗战的爆发阻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它对中国教育事业同样危害不小。曾有学者在研究抗战时期大学教育的损失时发现，“日军对中国大学的破坏在大学财产方面造成重大损失背后带来的是大学后继人才培养、大学理念方面的影响深远的隐形损失。日军对后方的疲劳轰炸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风气，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而且战争造成的物价上涨更使得师生不得不谋求生计而影响正常的大学教育。而战争的环境更助长并确立了大学重应用轻学理的局面”。同样，当时的中学以及乡村教育都同样好不到哪里去，这从南洋中学校舍被敌伪所占便可见一斑。

    民族的危亡，更坚定了王培孙等人教育救国的决心。1943年，李楚材应上海位育学校校董会的聘请，在位育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位育中学，并担任位育中学首任校长。尽管回到了大都市，李楚材依旧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自觉实践者。此“位育”，便取自《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南宋的主战大臣叶适曾由此句生发道：“古之人，使中和为我用，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意思是，君子要用中和的态度改变现实，重建天地自然的秩序。这是一种“改天换日”的解析，在外族入侵面前，国人需要这样的气魄。李楚材显然也有意于此——他以“生长创造”来诠释“位育”的含义。面对越来越残酷的敌伪统治，酷爱古典诗词的李楚材，要求教师必须在课堂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在语文课上，要学习引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陆游的《示儿》等充满爱国激情的诗词和人民抗击侵略的英雄事迹，以激发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

    据闻在上海期间，李楚材居住在襄阳南路近复兴中路的一栋公寓内，房子建于1929年，原是洋人公寓，外文名称为Belmont Apartments，今天又称“小黑石公寓”。这幢折中主义风格的老建筑，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归国有，一度成为政府部门人员的府邸。如果不经意地从襄阳南路经过，在茂盛的法国梧桐树的遮掩下，也许很难会注意到有这样高雅的老公寓存在。也正因为有这样保护色，小黑石公寓才保存得如此完好。

    当然，我们或许能理解，就像王培孙当初选择了环境幽静的大同坊，李楚材选择这里，也是为了自我保护，不作无谓的牺牲。

    幸运的是，他们都活着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只是，抗战的胜利，并非是真正的黎明。蒋政权对独裁统治的追求，让中国继八年抗战之后，又陷入解放战争的烽烟之中。1946年的4月18日，陶行知离开重庆，经南京来到上海。心中早已树立平等自由观念的他，又积极投身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运动中，遂成为上海地区民主运动的中心人物。而李楚材也鞍前马后，追随其左右。然而，随着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社会上皆传特务已把陶行知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特务的无声手枪。

    陶行知当即毅然表示：“我等着第三枪！”

    这一枪没等来，但陶行知却被病魔击倒了，在上海待了仅仅100天，他就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加上受到李、闻事件的刺激，突发脑溢血，于1946年7月25日在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去世。那是一幢石库门风格的小房间，位于今天的余庆路上，路边门牌镶嵌他的名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面对这一变故，李楚材自然悲痛欲绝， 并撰文《陶校长的精神》悼念。晚年的他，更成了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者。好在陶行知并没有白白牺牲，而李楚材也在1949年5月27日亲眼看到纪律严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上海——欢欣鼓舞的人们在马路上扭秧歌、打腰鼓，欢庆人民翻身得解放，他不禁喜笑颜开，舒展开紧缩了许久的双眉。他兴奋地对和他一起迎接人民教育事业的同事们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我们新生的位育中学来讲，就意味着是生长创造，桃李芬芳！”

    “高寿”因精神满足

    在这几位名师之中，中途改行的葛祖兰显然走出了另一条大师之路。

    这和他的发妻樊女士于1939年不幸逝世有关。此时的他心情极度哀伤，偶然读到“一人离去复一人，独对佛龛思故人”的俳句，深为其幽深淡然之意境所吸引，便开始学写俳句以抒发对亡妻的哀思，自此便与俳句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又师从于日本杜鹃派诗人三木朱城，由此诗艺大进，日趋成熟。

    尽管其时的中日两国正处在敌对状态，我们该愤怒该抵制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而对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却不应一概排斥。

    1949年以后，葛祖兰一面在家教授日语，一面孜孜不倦地从事俳句的研究与写作。其作品曾编成《祖兰俳存》及《祖兰俳存补遗》二书，并陆续出版。另有一册《日本俳谐史》，于俳句史研究有开创之功。又有《俳句困学记》十九册，不仅记录了诗人创作甘苦之心路历程，更从中国人学俳句之角度，总结了创作经验。因着这些成就，1979年10月日本杜鹃诗社特聘其为“杜鹃同人”，1981年他又荣获“九年母推荐作家”之称号。

    葛祖兰在上海的寓所，是吴兴路24弄13号。此处本为一户张姓富豪之产业，葛在20世纪40年代以十根金条将其买下。曾有人采访过葛祖兰的外孙刘殿田——他的母亲是葛祖兰的次女葛韵娥，他从出生起就与父母和外祖父母一起住在这里，一直到1966年离开上海到新疆参加建设兵团。刘殿田对于外祖父的全部印象就是个性耿直、勤奋好学而又淡泊名利。他回忆道，外祖父的生活十分规律，每日早晨六时起床，早饭完毕后开始看书写诗，至十点半后即稍作歇息，吃过午饭后小睡片刻，又开始看书，直至晚上八点多就寝，基本上一天时间都用于看书写诗。二楼是外祖父的卧室兼书房，其诸多佳作都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朝南的大阳台有一排明亮的落地窗，可谓冬天可曝背、夏天可纳凉之绝佳好地。居室的西壁挂着一幅幅中外客人的诗画，琳琅满目，东壁下是一排书橱，四周墙上亦布满了镜框、条幅……

    从刘殿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葛祖兰是个好学之人。而好学之人，因为勤于用脑，所以多长寿。而且葛老为人不太受身外之事困惹，也不太计较个人的得失。所以，当他1989年去世之时，已是103岁高寿。他曾经对自己的长寿之道作过点评：“我的长寿之道就在于读书写诗，它使我胸襟开阔，心情闲适。”

    除了早早去世的陶行知，其他数位名师也很高寿。1952年11月17日因病重逝世的王培孙，享年82岁。在逝世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一生搜集的珍贵藏书共计76700多册捐给人民政府，后被安排保存在顾廷龙为馆长的合众图书馆——该图书馆是由顾廷龙与张元济、叶景葵等人在“七七事变”后合力创办，用以保存因炮火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

    1998年去世的李楚材，享年93岁。在1991年，他为一友人写下诗句：“教师久被誉园丁，慧剑须磨愿作硎。华屋奠基深挖洞，夜空方位仰繁星。励徒拼搏烧红烛，自我牺牲化草萤。甘为人梯度孺子，工程旨在塑心灵。”诗中充分体现出了他信奉一生的“自我奉献”精神。同时他还怀着一颗真善美的心灵，于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诗《迎麻雀》：“窗开一任雀来临，墙角袋中跳跃寻。啄米叽叽欢小唱，爱听都市自然音。”唱出了一位耄耋老人对自由飞临小屋墙角，一边啄米一边“叽叽小唱”的“都市自然音”的无限慈爱之心曲。

    与李楚材同年去世的赵宪初享年91岁。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已经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党外高级行政干部， 但他依然坚持艰苦朴素作风，从来不穿西装皮鞋，每天步行来到学校，80岁前他还经常挤公共汽车外出。尽管在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里为他配备了汽车，但是他坚持不为私事用公车。至于住房，他总认为只要离学校近一点，有房子住就可以了，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直到1990年，才搬迁至市里配给他的永福路上有煤卫的三室一厅住房。而他家客厅的墙上，依然挂着那只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地球牌电子钟，家具也都是旧的，摆设十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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