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谁有负少年头

    汪精卫与建国西路570号这座法式花园住宅的亲密关系，可从1939年的《申报》等旧刊中看出。因为其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谨，《申报》即使有所察觉，但在报道时，也只是寥寥数语，而且还颇为隐晦，引人猜度。说起来，汪已经是被刺杀了好几次的人了，所以不得不防。

    汪第一次被刺杀，是在1935年。那时汪精卫和蒋介石还在同一个阵营，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替蒋介石挨了爱国志士孙凤鸣的三发子弹。日后，他因为和蒋介石在对日方略上不一致，进而分道扬镳，率家人及随从从当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至越南河内，并在河内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这在坐实了自己卖国面目的同时，更直接招致蒋介石的报复。指挥刺杀任务的是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其是欲除之而后快。不过，这次他依旧死里逃生，杀手马失前蹄，误杀了他的秘书曾仲鸣。这让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很没面子，而汪精卫这边，自然又成了惊弓之鸟。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和老婆陈璧君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的陪同下，乘“北光丸”抵沪，虽然惊魂不定，但还是要开始他人生的新“事业”。为了性命着想，汪精卫不得不将自己包裹严实，成为“套中人”。

    贼船易上难下的日子

    汪精卫在上海的居处建于1926年，由法国建筑师贝恩·脱雷设计，房屋落成后由原主人维特·赛克居住，之后不知何时何因，为汪精卫所有。至于他有没有入住，不得而知。仅据当时《申报》记载，从1939年5月汪精卫来沪起，此宅就处于不断维修中，其间更有便衣、制服之巡捕多人防护，可见汪精卫当时的惊弓之态。

    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建国西路570号，为三层平顶小楼。造型简洁，为砖混结构，具有现代建筑气息。在南立面的主入口处有一间加盖房屋，原先的水泥台阶隐约可见，现在已改西侧为主出入口。进入室内，可见装修中西结合，甚为简洁。其底层为瓷砖地坪，饰有石膏线脚。一层有五间房，朝南的两间颇为宽敞，作为起居室，小间的则当作游戏室，中间以木质移门相隔。木门上方气窗为带有中国古典色彩之博古架形式，颇为新颖。东面为餐厅，朝北是洗手间与储藏室。二层南北相隔有两间房，原先是卧室，其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洗手间。沿二楼内走廊向东又有一小阳台，走廊用黑白图案之马赛克铺地，虽历经近八十载，地板依旧纤尘不染，可见其质地确属上乘。而三楼之布局亦与二楼基本相似。

    房子给人的感觉倒是适合“潜伏”。

    汪精卫在上海还有好几处类似的住宅。所以每次在沪期间，他的行踪总是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神龙见首不见尾。即便如此，他后来还是在日本宪兵保护下住进了东体育路的土肥原公馆，只在夜间才敢偷偷摸摸回到租界活动。日后，日寇又将愚园路1136弄的王伯群公馆划拨给汪精卫使用，并调动特工和日本宪兵队“保护”其身边的大小汉奸，一切才安排停当。

    尽管做了“国字号”汉奸，也有“国字号”汉奸所应有的生活作派，不得不说，在沪期间，汪精卫还是情绪复杂、左右摇摆。只是上了日本人的贼船，就注定着他，苦海无边，却已然无法回头。

    刺杀者变成被刺杀者

    汪精卫可谓是一个翩翩美男子，他有一双美目，这在从政的人物之中是不多见的。就连徐志摩在1918年认识他之后，也在日记中写道：他真是一个美男子，可爱！

    虽然长得英俊，但因为其投降日本的汉奸行为，让他得到最多的是咒骂，而非赞美。

    汪精卫也曾是个热血青年，他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然而却幼年失恃，衣食之费，都依赖于长兄汪兆镛。而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又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所以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正是在这种约束严重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汪精卫内心中萌发了一种反叛的欲望，这与他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想必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种成长经历，也让他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字季新，但以“精卫”而出名。事实上，精卫只是他当年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这个笔名总能让人想起精卫填海这个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在今天是坚定意志的代名词。无疑，汪精卫在人生早期的革命生涯中，确实表现出了一些精卫填海般的意志。尤其是在同盟会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内部弥漫着一股灰心消极情绪之际，他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暗杀清廷官员，要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从而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他说到做到，1910年3月，他在北京后海银淀桥下埋下炸弹，只等摄政王载沣过桥时将其炸飞。可惜事情办得不周密，因故失败，而他本人也和同党黄复生一起被捕。两人视死如归，在法部开庭审理时拒绝招供同党，坚持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信念。清朝统治者再愚昧再顽固，里面总有一些新式人物，肃亲王善耆就是其中一位。当然，他还有个身份，就是川岛芳子的爸爸。面对汪精卫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王爷意识到处死他们有可能会激起革命党人的愤怒，局面会变得更加失控。所以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落下，只判了他们终身监禁。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于是，汪精卫没坐多久天牢就重新获得了自由。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汪精卫不怕死，人又英气十足，文采也不错，王爷起了惜才之心，生起俊杰不为国之所用，国已被俊杰所弃之悲叹，所以给他留了一条命。于是，“28岁的汪兆铭每日在牢里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忙得很。肃亲王善耆有时找他聊天，也总是在激烈争辩……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彼此欣赏。汪在狱中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诗，最有名的是这几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新京报》编：《辛亥风云：100个人在1911》，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这首诗太有名，直到他投日做了汉奸，依旧有人拿它做文章，曾为《浙江日报》副刊主编的朱惺公以“陈剑魂”笔名，将诗改成“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几字之加，让其当年在狱中的慷慨激昂显得颇有些可笑，或者说，尴尬，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世事无常，汪精卫竟从一个刺杀者变成了一个被刺杀者。

    汪精卫的转变，摆脱不了其时中国大环境的变化。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加上外敌的入侵，让处于激荡转型中的中国风雨飘摇，犹如袭没精卫的大海。只是，我们面对精卫填海这个典故时，忽略了大海是很难被石子和树枝填满，他这只“精卫鸟”也不例外。靠暗杀改变不了当时阴晦的政局，日后他依然也没找到别的好办法。虽然在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汪受命起草改组宣言，积累了政治资本与社会声望。但是，随着孙中山的去世，他很快就陷入了与国内各派系的政治斗争中。更关键的是，他的手头没有军队，不像自己的政治对头蒋介石一直把控着黄埔系，并在盟兄兼幕僚黄郛的建议下，“储才，任方面”，从而又构建了忠于自己的政治、军事幕僚集团。

    在这个幕僚集团里，除了张治中、陈诚、胡宗南这些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黄埔一期中还有两位对蒋忠心耿耿之人——一个是浙江诸暨的宣铁吾，一个是浙江奉化的俞济时。可以说，他们是蒋介石的“家乡派”幕僚。这种业缘加乡缘，让蒋介石紧紧抓住了人心，并进一步掌握了枪杆子。相反，汪精卫和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虽都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却不像蒋介石那样精明，懂得拉拢学生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

    在那个乱世中的政客和革命者，如果没有军队的势力，就只能是装饰品。所以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即使贵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汪精卫也只是个空架子。

    1926年，蒋介石事先未和他招呼，就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让他颇为难堪。北伐时，蒋介石挑起的宁汉分流，更是没把他放在眼里。到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坚持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再次下野，孙科辞职，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似乎又重获权力。汪精卫在这期间也力主抗战，为了备战，他甚至准备迁都洛阳。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的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的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沈宁曾口述，汪曾请其外公陶希圣吃饭，并说，“我这次与蒋先生的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结局”。然而，他的合作，却很难换回对方热情的回应。虽然权力在手，却指挥不动对方的人马，他只好再请蒋介石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不得不说，这些经历磨灭了他的锐气，却助长了他的权力欲望，唤起了性格里的懦弱。

    这种懦弱也逐渐取代了其精卫般的意志，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加上其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利用，逐渐恐日主和。最后，为了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他终于在1939年以后，彻底地偏离了自己起先设定的人生航线。一步错，步步皆错。

    他的人生也因此变得支离破碎。

    没有独立政权，现代国家只是奢望

    汪精卫即使再堕落，但他也曾作为热血青年刺杀过摄政王，和日本人扶植的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首脑殷汝耕那种纯粹为了饭票而投日的汉奸比起来，汪精卫也算是“有理想”的汉奸。所以他在“艳电”里言必提和平，也表达了自己对“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的希望。

    只是，现代国家的建设从来都是依赖于独立的现代政权，汪精卫靠仰人鼻息在南京所组织的伪国民政府，根本就无“现代”之奢望。而和平，也只是日方欲盖弥彰的谎言。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而实行“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国共合作，在正面抗敌战场上，和中共一起对抗外敌。

    除了淞沪会战，在八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上的大型会战还有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上演了一出可叹可敬的民族壮歌。

    也就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宣铁吾任八十八师参谋长，参加抗日战争。后来又出任蒋介石侍从参谋，因为表现忠诚，遂被提拔为少将侍卫长。1936年10月授陆军少将军衔，1939年出任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第九十一军军长。至于俞济时，1932年任张治中部八十八师师长，但在淞沪会战时，受重伤；1936年授陆军中将军衔；1937年任七十四军军长，并参加过南京保卫战；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期间，随侍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俞济时任军长的七十四军。这个七十四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兵力达三万多人。在抗日战场浴血奋战，曾一度打出了威名，有“抗日铁军”的称号，也是日本投降后第一支进入南京接收汪伪政权的国军。俞济时是首任军长，王耀武、施中诚则是第二任、第三任军长，第四任军长则是张灵甫。后来，七十四军改编为陆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任师长。尽管在抗战中战功卓著，但在解放战争中，因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七十四师难逃灭亡的结局。

    宣铁吾、俞济时包括他的七十四军，在对日作战时，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而“人民群众尽管对正面战场一些部队的不战而退与军纪混乱颇有怨艾、甚至愤恨，但总体上来说，对正面战场寄予厚望”。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9月17日。

    汪精卫自然没什么好下场。日本主子在战场上的节节落败，日薄西山，让他的心中寒意顿生。而他下达的命令，也根本无人听从。不安的心境，催发了他在1935年落下的病根。说起来，孙凤鸣的那三枪虽没让他送命，但射入背肋间的那一颗子弹，却死活没有办法取出，这也导致他在1943年8月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不过，经过在日本的治疗，他的伤势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他在中途回到了上海，“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吴越：《蒋介石的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183页。。然而，他与先期回国的陈璧君之间的往来密电，却被截获并破译。得知他要在上海住院，在河内失败过一次的戴笠终于找到了一洗前耻的机会。据说他买通了虹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这样，到了同年11月，汪精卫遂毒发而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终于没能活到接受人民审判的那天。不过，这并不是他最后的结局。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命令部队炸开汪的坟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担任这一任务的就是七十四军。

    权力的腐蚀

    抗日战场上的国共合作，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放弃了自己对独裁统治的追求。权力的腐蚀给蒋政权带来的负面效应很明显，让他和国民党的政权，终于成为大家批评和厌弃的对象。

    身为蒋介石的幕僚，宣铁吾等人自然要代其受过。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宣铁吾过生日，硬是邀请了著名画家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铺纸挥毫，在众目睽睽下，转眼之间，一只水墨河蟹便跃然纸上。两旁亲朋好友纷纷鼓掌，赞不绝口，宣铁吾双手相拱，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众人愕然。只见宣铁吾脸上，一时肌肉抽动，尴尬不已。

    当时相当一部分党军政要员以一场盛大的贪污腐败表演来迎接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他们不顾百姓的死活，只管拼命“抢位置”、“占房子”、“收金子”、“玩女子”、“买车子”，也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在上海，因为法租界第三次扩张的区域环境优雅，住房条件豪华气派，花园别墅鳞次栉比，所以这些要员们纷纷将视线瞄准了这一区域。尤其是桃江路一带的住宅，更是国民政府重要人物的首选。当“接收”变成“劫收”，“治理”变“治你”，靠八年浴血奋战才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民心和人气，在短短时间内被挥霍一空。

    抗战胜利，俞济时、宣铁吾也迎来了论功行赏的机会。其中，宣铁吾被蒋介石亲自提名为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其住宅也选在了桃江路31号。当年建造这幢花园住宅的业主是迪希勒（David W. Deshler），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房子的主人换成了美孚石油公司管理中国业务的三位总经理之一的柯尼西（A.C.Cornish）。该住宅身价不菲，就建筑本身而言，也很大气和现代。由四组塔司干双柱支撑起二楼的大阳台，阳台周围还装饰有宝瓶式扶栏。屋顶是简洁的大块面双坡屋顶，铺上红瓦之后，再配上左右对称的壁炉烟囱，颇有美国南方庄园的风情。单看这住宅，就已经够招人眼球了，更何况屋前还有一个围合的大花园。至于屋内的摆设，更是欧式风格，制作精致，处处透露出高贵品质。现在，这幢颇具特色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进行得并不理想，原来二楼南向的大阳台也全部被彻底封闭，不少地方还进行了较大的改建。屋面上新开设了上下两排老虎天窗，原先的建筑风格因此受到不小影响，花园的面积也无法和以前相提并论。

    而俞济时当时的住宅，位于桃江路的39号。此宅建于1923年，为德国巴伐利亚风格。上海城建档案馆至今仍藏有39号住宅的9张图纸，其中7张是始建时德商苏家翰（K. H. Suhr）建筑师的原始设计图；另外2张是1940年修缮和改建时宝昌（E. Busch）建筑师绘制的图纸。根据住宅的建筑风格和建筑师的国籍这两个因素，大致判断房屋的最初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德国商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这里的主人换成了日本驻上海商务领事横竹。1940年，住宅经历了第一次大修改建，当时的业主又换成了C. G. Gadow和Defag两位；1941年年初，住宅又加建了围墙及栅栏。这两人国籍不详，联系到1940年上海正处于抗战时期，所以很有可能是两位有军方背景的日本人。也许正因为此，这处房产在抗战结束后被民国政府作为敌产予以没收，之后才划拨给俞济时居住。

    从建筑本身上来看，其地基面积为2646平方米，为假三层砖木结构，有红瓦坡顶。坡顶中部陡峭，开有大尺度德式圆弧形老虎窗，出檐部分则微微翘起。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的，是周边那高耸的砖砌烟囱，上面还装饰有水泥质几何图案。这让俞济时的住宅别具一格。比起宣铁吾的“胜利果实”，它也不相上下，同样有着大面积的花园，花园南端一直延伸到东平路。绿茵铺地，优雅别致，靠近东平路围墙的材料最早是用竹篱笆制作，上面涂上黑色的柏油，庭院深深，侯门如海。

    和桃江路31号一样，这处房产在今天也生出了很多烦恼——靠近东平路的花园上又盖起了一幢五层的办公楼，堵住了房子南眺的视野。这样一来，昔日豪宅的气派也已不复存在了，让人不得不感叹世易时移。

    蒋政权加速垮台

    和俞、宣相比，同样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并在刺杀汪精卫一事中出了大力的戴笠，处境却变得不妙。蒋介石本是多疑之人，当年搞中统和军统，本来就有相互牵制之意。抗战胜利后，军统势力已然尾大不掉，这让蒋介石也不得不对戴笠小心提防。事实上，在宣铁吾从重庆到上海就任之前，就被蒋介石拉进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除了他，还有钱大钧、胡宗南，唯独没有戴笠，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在有意抑制戴笠的权势。也正因为此，宣铁吾还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一职。

    这里有个插曲。在接管上海前，蒋介石已决定让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当时，吴铁城和戴笠都曾向蒋介石推荐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钱大钧也列出了一套市政府组成人员名单。钱大钧作为市长，选用自己想要的政府人员合情合理，但戴笠会站出来推荐，显然他有自己的小算盘：“戴笠在抗战胜利后曾计划将全国的警察大权抓在手中，并拟好了各地警察局长名单。但对深谙‘多元竞轨’统治术的蒋介石来说，戴笠与军统势力在战时的迅速扩张已是大忌，故对戴笠此种要求自不可能加以认同。果然，蒋介石亲自拟定上海、南京、北平等市警察局长的人选，终将上海警察局长的位置留给了与蒋渊源颇深的宣铁吾……”王春英：《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这样一来，宣铁吾的分量在钱、戴、吴心目中陡然提升，聪明如戴笠，自然也能猜出几分其中的含义。但宣铁吾追求“进步”的脚步依旧未曾停息——日后，上海发生了中国最大民族资本家之一的荣德生绑票案，因迟迟没有破案，引发蒋介石震怒，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只得引咎辞职。宣又兼任淞沪杭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遂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显然，这对戴笠来说，更成为他的一个隐忧。

    而这一隐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宣铁吾从重庆到上海就任时，昔日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为了拉拢他，曾在重庆设宴为宣饯行。但他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洪帮。凡是青洪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日后，他更是在蒋经国的支持下逮捕了杜月笙的总管，也是杜门第一红人的万墨林。很多人也因此把他当成了贪污腐败横生的蒋政权内难得的清醒者。事实上，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击杜月笙，实则剑指戴笠。谁都知道杜月笙和戴笠之间的关系之深，甚于蒋、宣。

    此时的戴笠远在北平，却已离死期不远了。蒋介石曾一日内连续两次电报让他速回重庆参加会议，他没有理由不回。也许是预感到了什么，临行前，他出乎意料地把他在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作了细致的介绍。随后，他先是到青岛，1946年3月17日近中午时分，他的专机再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远离地面，在几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也许戴笠此时最能体会什么叫高处不胜寒，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了。不久后，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了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果然，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而亡。关于戴笠的死因，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有蒋介石谋杀说，有美国特工刺杀说，当然也有空难说……但是他的死，却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他一死，军统群龙无首，便再难对蒋政权形成威胁了。

    对蒋介石来说，这就够了。

    也许，同样松了一口气的，还有肩负搞垮军统重任的宣铁吾。虽然他“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多少有益于当时的人民，但这最终还是证明了，这一系列的举动只是抗战胜利后的重新洗牌，只是权力阶层的内讧，是利益再分配，而这并不能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真正的进步。

    也正因如此，蒋政权的加速垮台，也是必然的。

    汪精卫去世没几年，和他争斗了大半辈子的蒋介石，也在解放战争中大败，仓皇逃离大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宣铁吾、俞济时都没能保住自己在上海的“胜利果实”。1949年夏，宣铁吾移居香港。1960年，他又应蒋经国、陈诚的邀请去了台湾，任南山工商学校常务董事，并于1964年2月6日病逝。而俞济时则在1949年直接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尽管两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亲疏还是有所不同，宣铁吾跟老蒋和小蒋关系都很好，俞济时则只对蒋介石一人忠心耿耿。日后，当蒋介石痛定思痛，决定要扶持小蒋时，蒋经国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发展自己的人马，将俞济时这样手握重权的人物，当作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硬是给搬掉了。被免去了侍从室侍卫长职务的俞济时，只担任“总统府”所谓的“国策顾问”，这也意味着他从此远离了权力中心。不得不说，他们成就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败于蒋介石所建立的独裁统治。所谓的独裁统治，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宣铁吾和俞济时二人了。但比起钉在耻辱柱上的汪精卫，这种遗忘对曾经站在抗日一线的他们来说，也许更公平。

    白色恐怖下的潜伏

    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把“家”安在西爱咸斯路慎成里64号（今永嘉路291弄66号），是有自己的算盘的——始建于1928年的慎成里是旧上海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上最大的一条石库门里弄，弄内原有88号，后来在“文革”中又增加了2号。其房子一律是红瓦、坡顶、老虎天窗、红砖外墙的石库门三层楼房，煞是整齐好看。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位置交通四通八达。

    它的总弄口在永嘉路，西面出口在襄阳南路，东面出口在嘉善路，进出十分方便。再往东走，陕西南路上，就有当年热闹非凡的跑狗场，再往北走，就是有名的回力球场。一旦遇到险情，被敌人搜捕或者被特务跟踪，“家”里的人就有多种逃生的路径，只要混进热闹的人群，基本上就算是确保了人身安全。也许，正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以除了中共江苏省委之外，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和党外活动家，选择在这里落户。

    机关“家庭化”

    中共江苏省委是在1939年搬进来的，其所居住的“家”，应该属于慎成里中建得比较晚的一批，建于1933年，占地面积30平方米，坐南朝北，为假四层砖木结构，是上海所特有的石库门房子。红瓦四坡顶，红砖清水外墙。进门是天井，再进内是客堂，客堂后面是卧室。

    表面看来，这个“家”的确很像是个家，颇有民居的感觉，远不是我们印象中机关大院的样子，当然，这也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另一算盘——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特点，改变王明路线时期建立的大机关作风，省委机关采取了这种“机关社会化、家庭化”的做法。除了住房“家庭化”，机关里的各级领导都以家庭亲属的名义相处，这也使得这个家“表里如一”。为了便于掩护，各级领导都不脱产，他们都有正当的职业和合法的社会身份，能有效应付不时到来的盘查。

    现在很少人能理解江苏省委为什么要在上海的地盘上活动，但在上海于1927年3月29日成立特别市以前，其在行政上隶属江苏省。而在中共方面，与上海特别市同年成立的中共江苏省委，也依旧兼上海市委。其成立的地点，在上海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可以说，今天已经作为一个直辖市的上海，跟江苏曾有着血与肉的联系。

    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之后，持续不断地面临着白色恐怖的威胁。其首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更是不久后便惨遭厄运。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省委办事机关召开会议。不幸的是，当天下午，陈延年因叛徒出卖被捕；9天以后，血染刑场，就义于上海龙华，年仅29岁。

    这迫使中共江苏省委潜伏得更深。但在艰险的环境之中，他们还是先后领导了遍布大江南北的农民武装暴动，并在苏中的南通、泰州地区建立了红十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然而，“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处于敌强我弱的状况，再加上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党领导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受到多次挫折，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机关也多次被破坏，省委领导成员20多人被捕，其中有10多人英勇牺牲”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不懈的奋斗 光辉的历程——纪念中共江苏省委成立80周年》，《新华日报》2007 年6 月 23 日。。但这并不是中共江苏省委受到的最大打击，1935年年初，因为又一次遭到破坏，刚刚从江苏省委书记调任河南省委书记的许包野（宝尔）被捕，英勇就义。此前曾经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邓中夏，也被捕牺牲。中共江苏省委被迫停止了活动，直到抗战爆发当年的11月，才在上海重新成立。

    这次成立，与此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有关。但是这种合作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活动，依旧毫不松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面对着更强悍的敌人——疯狂的日、伪统治。淞沪抗战后，上海沦为日军包围的“孤岛”。不过，这一阶段的日本，还是承认上海租界内其他国家的主权，并没有侵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为了自身安全，中共江苏省委才搬到了西爱咸斯路。

    假戏真做的夫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在西爱咸斯路的这个“家”的主人，应是王尧山和赵先。

    和那些为了掩护工作，都以亲属的名义相处的各级领导不同的是，这两人是一对真夫妻。这也注定了，他们作为这个家的“户主”，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永嘉路291弄66号是他们花了1300元法币租下来的，之后他们以二房东的身份，住在了底层。为了更有效地迷惑敌人，他们还将这个家伪装成了中产阶级家庭，为此养了一只猫和一条哈巴狗。他们在底层的客厅，布置得也很气派，放有沙发、写字桌、圆台等。书橱里放着一些线装书、辞典和分省地图。其实，书里夹着接头暗号，地图则可以随时了解抗日形势。二楼是卧室，内置整套柳木的家具，它被租给了“房客”刘晓，三楼则租给了另一个房客。这个刘晓，即是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后的首任书记，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对上海可谓熟门熟路。

    说起来，王尧山和赵先能成为夫妻，和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李白同志夫妇一样，都是假戏真做结成的姻缘。

    在成为夫妻之前，两人是老乡，都是江苏溧阳人。后来，两人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地下工作中结识。

    王尧山，原名宋书模，走上革命道路，首先得益于他的身为共产党员的哥哥林枫。1927年，他到上海当学徒。正是在哥哥的指导下，他系统地阅读了鲁迅先生的著作。从鲁迅的著作中，他汲取了丰厚的营养，让他目睹了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乐园”的黑暗现实之后，不再苦闷、仿徨，反而萌发了投身革命的想法，并于1931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所以说他第二个恩人，就是鲁迅。这让他一辈子都对鲁迅先生心怀感恩，把鲁迅当作自己找到组织的明灯。

    此时的王尧山，刚刚20岁出头，公开身份是浦东电气公司职员，当时他的主要革命活动却在浦西，而且常常是一干就到很晚。这也意味着每天来回要费很多时间，而且不太方便，于是他就在浦西租了一个房间。刚开始当学徒时，月薪只有一块银元，此时他的收入已成倍增长，每月差不多有20多块银元，但他却把大部分薪水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所以，他租房时就挑最便宜的亭子间和阁楼，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地下工作的热情。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到1935年，恰逢国民党白色恐怖最为恐怖的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屡受打击，中共其他的地下组织也损失惨重。这也让他在1932年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同时，他和其他同志（包括赵先）要不停地转移，才能确保安全。

    在又一次听闻地下组织被破坏的噩耗之后，王尧山在一个雨夜，冲进了赵先的家中，“连声说：‘危险！可能他们被捕了。’紧急中，他们决定赶紧搬家，天还没亮，他带着赵先另租了一个亭子间。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以夫妻名义住下。就这样，没有山盟海誓，假戏真做的两个人挤在一张铁皮床上，最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相濡以沫69年”孔同、胡倩楠：《他把方志敏烈士遗著转交党中央》，《新闻晚报》2011年6月28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好在王尧山很快又找到了组织。他通过参加“左联”，并在时任“左联”组织部长的周文（又名何谷天）的帮助下，重新与党接上了关系。他和赵先的小窝也成了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1934年秋，他担任了“左联”的组织部长，并参加“左联”党团工作，负责“左联”各个区的工作和党员的组织生活。只是，在白色恐怖的阻挠下，上海和党中央的对接却显得遥遥无期。幸好到了1936年4月，此时已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党中央，指派冯雪峰到上海开展工作，争取恢复中央与上海的联系。按照指示，冯雪峰先找到了自己最熟悉也是最可靠的朋友鲁迅，通过鲁迅的帮忙，他找到了王尧山。这也意味着，延安与上海之间的渠道终于打通。在听到了延安发来的指示后，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们都很兴奋，就好像是游子在失散多年之后，终于又听到了母亲的消息。

    也正是在党中央的关心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得以重建。王尧山、冯雪峰以及刘晓，还组成了“中共上海三人团”，该团是为重建中共在上海的省市一级组织作准备的过渡性的领导机构。能跻身成为三人团的成员，可以看出党中央对王尧山的信任和考验。而此团的组成，也为中共江苏省委的重建奠定了基础。后来，除了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之外，刘长胜任副书记，沙文汉任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军委书记，而王尧山则任组织部长。

    在搬来永嘉路291弄66号之后，赵先辞去了原有的工作。此前，为了掩饰身份，她在一所小学里教书；现在，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掩护省委机关的行动中去。刘晓、冯雪峰、潘汉年等人在她家开重要会议，都是由她负责放哨。她还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为组织工作四处奔波。新四军一些干部要到上海来治病，就由她来安排住宿、就医。皖南事变后，不少新四军干部或经过上海去苏北，或突围出来经过上海归队，也都是由她来安排交通路线。

    他们之所以选择途经上海，也是因为上海有新四军的办事处，它于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3月成立。前期位于巨鹿路251号，1942年迁至甘世东路兴顺东里，即今天的嘉善路140弄15号。和中共江苏省委看中的西爱咸斯路慎成里一样，嘉善路140弄也是一个地理环境上佳之地，其出口分别通向永嘉路和嘉善路，进出很方便。另外，该处还有三个固定联络站，分别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益星商店、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一家烟纸店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华北煤业公司。另有一个报关行，设在福州路中段。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建立后，既为那些新四军干部提供了“中转站”，也承担了输送各类人员赴新四军根据地的任务。至1942年年底，该处结束使命的两年间，共输送1700余人，有工人、职员、学生，也包括部分文化界人士。其中，国际友人、共产党员汉斯·希伯，以及被驱逐出境的南洋爱国华侨青年，也由该处护送去苏中抗日根据地。除了“人”，该处还负责“物”的输送。他们搜集了一些有关报刊杂志、地图资料、药品、医疗器械、教育用品、电讯器材等重要物资，然后运往苏北、淮南抗日根据地。

    为了配合好该处的工作，中共江苏省委前前后后抽调40余人作为该处工作人员。赵先自然是其中之一。

    地下工作紧张危险，严酷艰辛，也使赵先放弃了自己非常钟爱的文艺创作。遗憾总有些难免，但终不及和同志们一起工作所带来的快乐。正由于赵先的机智勇敢、胆大心细，使她在上海坚持了多年的地下斗争，很出色地完成了各种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任务。

    他们在工作上的“夫唱妇随”，在感情上的“琴瑟和鸣”，总让人想起中共党史上那些著名的革命夫妻。像陈潭秋与徐全直、何孟雄与缪伯英、阮啸仙与高恬波、刘伯坚与王叔振、彭湃与许玉罄、陈芬和毛泽建……这些伉俪因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了一起。他们的爱情，凝结于共同信仰之中，最终因共同信仰而盛放。与此同时，爱情的盛放，也让他们在信仰的路上，更加坚定地携手而行，风雨无悔。今天，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性主体的建立而出现的“成双入对”的身影。相比较一般的家庭，这种成双入对，也意味着他们对革命的付出是双倍的。

    这种为革命双倍付出的，肯定也少不了李白夫妇。

    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里的李白不是唐朝那个著名诗人，但他的确也是个浪漫的诗人。

    如果说，唐朝诗人李白是用汉字写诗，那么他则是用电码写诗。

    他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和王尧山的年纪相当，李白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原名李华初，又名李朴。不过他要早王尧山几年加入共产党，在王尧山去上海做学徒的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他提出的“电台重于生命”的口号，日后成为长征中整个无线电队的口号。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在抗战爆发之后，他受党中央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安置党的秘密电台。如果说王尧山与党中央的联络是在每月中总要去西安一两次，将上海党组织的文件送给党中央，再将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带回来。那么，李白则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可以说，李白的通信效率要稍微比王尧山高一些，但随之而来的是，因为无线发电容易被监测，危险更大。

    当时的电台领导人叫龚饮冰，凭借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必须得有位女同志在李白身边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为了电台的安全，龚饮冰亲自物色人选，把绸厂的青年女工裘慧英（又名裘兰芬）调到了李白身边，与他假扮夫妻掩护电台。就这样，他们一起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党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回延安。他们因为革命工作相遇相知，彼此既是同志又是战友，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纯洁的爱情。鉴于此，党组织便于1940年秋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只是此时的上海，已经找不到安全的地方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正式向美、英宣战。这也意味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变得岌岌可危。第二天一早，日军进入了租界，将租界内的外国领事全部抓到了战俘集中营。至此，上海全面沦陷，“孤岛”不复存在。

    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1942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设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及部分暴露身份有必要撤离的党员200余人，分批撤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或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最后一批离开上海的是刘晓、王尧山以及学委书记张本和赵先。翌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华中局设立敌区工作部，对外称新四军调查研究室，由原江苏省委的领导干部担任负责人，继续领导江苏各地及上海等日伪占领城市秘密党组织的斗争和统战工作。

    李白和裘慧英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被要求依旧潜伏下来。

    就在1942年上半年，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让李白夫妇搬到了建国西路384弄福禄村10号（今太原路口）。这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住宅，建于1939年，为三层砖木结构，南立面二、三层挑出阳台，栏板上有镂空的绿釉装饰、拱券或方窗，双坡硬山顶，水泥拉毛外墙。房东许彦飞和夫人郭佛宜也是两位传奇式的人物，许曾是国民党县长、国防部少将，同时又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重要人员。1942年，在敌伪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房东夫妇俩主动将10号这幢小洋房让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使用，这里也就成了李白夫妇新的“秘密战场”。

    而危险终于降临。1942年中秋前的深夜，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终于在侦测中发现了位于建国西路的秘密电台，并闯入李白夫妇的住所逮捕了他们。敌人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她虽心如刀割，但仍咬紧牙关推说丈夫做的事自己一概不知。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她一面进大诚绸厂做工，接受组织嘱咐，以妻子名义到处寻找李白下落。而李白在监狱中则受尽了日军的各种酷刑，却始终咬定自己私设电台是替一个阔老板了解黄金价格升降的消息，未涉及政治，而彼时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在熬过了9个月的监狱生活后，于翌年6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与裘慧英一起赴浙江工作。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以上海良友商店伙计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虽然旧恶已除，但贪污腐败，且在独裁统治上越走越远的蒋政权站到了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而李白也再次遭遇不测。

    据李白之子所述，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正在发一个重要的电报时，敌人突然出现在房间四周。李白镇定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让妻子将儿子送到楼下的同志家藏起来。敌人进屋后当场将李白逮捕，第二天又将其妻儿抓去看李白受刑，以此要挟李白，李白不为所动；敌人又以金钱和权位诱惑，李白严词拒绝；敌人接着又对其施加共计36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自始至终，李白不为妻儿安危所挟，不为高官厚禄所诱，亦不为严刑逼供所屈，拒不招供，紧守住了党组织的秘密。

    时间很快到了次年的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5月7日，距离上海解放也只剩20天，此时人民解放军攻城的炮声已隐约可闻。身陷囹圄的李白无比高兴，仿佛听到了战友们前进的脚步声，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这天，裘慧英怀着欣喜和急切的心情携儿子去监狱探望李白。李白说：“事到如今对个人的安危，不必太重视，现在全国要解放，革命即将成功，我们无论生死，总是觉得非常愉快和欣慰的。”他劝慰妻子不要难过，而要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上海解放。他还说：“今后我回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会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就在这天晚上，特务头子毛森按蒋介石“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反动命令，将李白等12位同志押至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了！上海刚一解放，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和裘慧英就四处查找李白的下落，直到6月20日，才找到他的遗体，方知他已壮烈牺牲。此时他年仅39岁。

    那个不能忘却的家

    在解放上海之时，王尧山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那个“家”。为了这次归来，他在1949年年初，就参与组织和率领“南下干部纵队”，为接管上海作准备。之后，他又随军南下，4月到达江苏丹阳，5月亲历上海解放。

    在王尧山的回忆录中，他曾如实地刻画了自己兴奋的心情：“5月25日，我随陈毅、曾山、刘晓等同志离开丹阳，乘火车到南翔，换乘汽车开向上海，进入市区已经天黑。当看到市区灯火通明，有形容不出的感奋。”这种感奋在随后的28日又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市长。当天下午，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赵祖康在市长办公室内向陈毅办理移交手续。

    上海，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王尧山也成为了陈毅领导班子中的一员，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以及市委秘书长。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犹如鲁迅当年对于他的影响，陈毅对他的影响同样深刻，也让他获益良多。他的大女儿宋联连记得家里曾保存过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1952年的夏天，王尧山与陈毅、潘汉年一起讨论重建上海时的工作照，照片中，陈毅坐在长条桌的一头，他左手边是王尧山。宋联连的手中还保存着一封陈毅亲笔写给她父亲的信件，发黄的牛皮纸信纸的抬头写着“上海市人民政府”，信纸正文为竖排的草书字体，内容为朋友式的问候，陈毅还在信中邀请王尧山抽时间到他位于中山陵的家里“度周末”，虽然只有150字左右，但语调朴实、感情真挚，读来十分亲切。

    也正是在这一年，备受战争破坏的江苏经济也基本得以恢复。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决定撤销苏北、苏南两个行政区，重新恢复江苏省建制，南京由直辖市改为江苏的省会城市。1952年11月7日，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宣布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次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以前要在上海这块地盘上进行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终于光明正大地有了自己的新“家”。

    西爱咸斯路慎成里64号因此成了历史。

    但谁也不能忘记，中共江苏省委在这里曾组建的“家庭”。同样，每一个“家庭成员”也不会忘记，在这里工作战斗三年多的时间内，这里曾有家庭般的温馨，有同志陪在一起并肩作战，更有那说不尽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不能忘却的还有李白这样的地下工作者。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再现了地下工作者的奉献和牺牲，也是对李白的致敬。2009年9月14日，他更是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里，他们终于不用再隐藏在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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