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路“白日梦”

    如果说房子是人的寄身之所，它同样也是解放战争中的造梦空间。其时的太原路160号是，汾阳路150号、高安路25号也是。1945年，当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卡特里特·马歇尔来到这里时，这里的人们皆追求和平之梦。然而很快，汾阳路150号、高安路25号就站在了太原路160号的对立面。当白崇禧于1946年入住汾阳路150号时，国共之间的战争硝烟已经清晰可闻。到了1949年2月，毛人凤在高安路25号领导“保密局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时，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更是狗急跳墙了。可以说，这三座房子里浓缩了解放战争的时代风云。

    站在对立面上的人们还在做着美梦，对他们来说，维护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远比和平更让人心动。只是，在独裁已成为现代性政权的致命毒药之时，这种梦想渐渐演变成了白日迷梦。

    失败的马歇尔调停

    马歇尔是为调停国共之间的矛盾而来的。

    此时的中国，本应欢欣鼓舞，一片欢腾。众所周知，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直到日本宣布战败，中国人受了多少年的窝囊气，终于可以一吐而快了。只是，赶走了外贼，但国内的形势，却不见得让人轻松。就在日本投降前几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除了强调要自力更生之外，更是明确地指出近期党的任务是要做两方面准备，一方面是要尽力争取国内实现和平民主，组建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认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爱国的正义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尽管不抱幻想，但只要有一点和平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应当积极争取。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经过43天的谈判，中共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双十协定》，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然而，就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

    在这一形势下到来的马歇尔，深知自己所肩负的任务。但他也有多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马歇尔熟悉中国，早在1914年就来过中国。1927年前后，他曾在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担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马歇尔结识了史迪威，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则以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著称，最后被蒋介石排挤而走。由马歇尔这样一位与共产党有着特殊渊源关系，同时又代表美国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国执行调解使命，这显然不是杜鲁门匆忙间做出的草率决定。”李辉：《马歇尔：临危受命，调停内战》，《文史参考》2010年第5期。正是对自己这一经验的信赖，马歇尔对这次出使中国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他在白宫接受任务后，向总统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定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20日，乘坐美国陆军航空兵大型运输机C54抵达江湾机场。此时的上海正值隆冬，天气阴冷，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好心情。尤其是一下飞机，就听到在此恭候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奏起《扬基歌》和他最喜爱的歌曲《月光与玫瑰》，心情更是大好。不料前来接机的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一见面就向他泼了一盆冷水：“将军，您完成不了这个使命。”马歇尔心中很是不悦，赌气似的说：“咱们走着瞧吧。”

    太原路160号见证了马歇尔的努力。只要他在沪期间，天天都在这里办公，会见国共两党要员，处理调停事宜。这座房子建于1928年，原房主是在上海滩有“强盗律师”之称的法国人狄百克。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他靠着各种伎俩打赢官司，钱袋迅速膨胀起来，于是花大价钱造了这幢洋房。房屋依照法皇路易十四的一间别墅设计建造而成，所有建筑材料皆来自法国，整幢建筑独具匠心，内部装饰豪华奢侈，当时人称“狄百克花园”。1941年，狄百克逃往香港，房子为汉奸岑德广所有，抗战胜利后又归军统所有，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亦在此短暂居住，直到马歇尔的到来。

    这幢别墅占地面积12680平方米，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其正面为朝向西南的假三层建筑，远远望去，黄墙绿瓦，碧绿草坪上有白色藤椅和大理石小圆台，南面廊柱两侧又安放一对石狮子，在浓郁的法兰西风情中融合了中国古典主义风格。住宅屋顶为稍陡的四坡屋顶，上有五个巴洛克风格的老虎窗。进入楼内，映入眼帘的是一间装饰华丽、高贵典雅的大厅：大理石地面，四周墙面装饰柚木护壁，镶嵌着巨幅彩色陶瓷壁画，并有繁复的石膏花饰线脚；大厅顶上有巨型水晶吊灯；会客厅和客厅中间有屏风，可以自由隔断室内空间，屏风面板上雕刻有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场景与人物。由旋形楼梯拾级而上，二楼曾为马歇尔的卧室，室内布置典雅大方，一套明清红木家具静置其内。从室内穿过一扇小门，隔壁就是将军曾用过的书房，北向三间房屋曾是侍从办公起居之地。

    也许，对住在这样的洋房，马歇尔是满意的。足不出户，既能接触东方的传统面目，又有回到自己西方老家的亲切之感。

    与之相比，他在南京的另一个“马歇尔公馆”就少了几分老家的亲切感。这个公馆位于鼓楼区宁海路5号，相对宁海路公馆区清一色的西式洋房，它绝对是个例外——重檐歇山，花墙漏窗，小园清幽，有着江南园林的风味。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马歇尔也在同期住了进来。“现在很难搞清楚为什么当初国民政府要安排马歇尔在这样一个中式院落中居住，有人分析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意为之，让马歇尔体验中国特色的建筑。但这位刚退休一天就被紧急任命为特使的名将，到中国来绝非是为了感受中国的古典建筑。”曾浩：《马歇尔公馆：失败的战争调停，成功的异国婚礼》，《东方卫报》2010年10月17日。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在今天看来，国民政府的“有意”还真是别有深意，那就是暗示马歇尔去真正了解一下中国，或者说，了解中国人。不然很可能是白费功夫。

    杨奎松所著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谈到马歇尔调停最终失败的原因时，就曾这样指出：马歇尔在调停开始阶段信心十足，因为他在与国共两党代表接触后发现，双方所表达的的意见和行动是一致的，但中国人的哲理与欧美人完全不同，欧美人意见怎样，他就怎样去做，中国人意见是意见，做法是做法，叫人难以测度。网络上曾有篇评论——《从马歇尔调停失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文章说，中国的这种言行不一，“在一般情况下，不是要诚心欺骗他人，而是二千多年来儒家思想教育的结果。儒家讲究‘中庸之道’，体现在言语表达上就是要讲究‘含蓄’、‘婉转’、‘谦恭’，要‘留有余地’。比如说，请人吃饭，不管饭菜多么丰盛，都得称‘便饭’，主人还得说：‘菜不好，请您凑合着吃。’送礼，一定得说：‘拿不出手，请您笑纳。’这个‘笑’，可不是欢天喜地的‘笑’，而是‘笑话’的意思。西方人对此常常不理解，‘菜不好’干吗还让我吃？‘拿不出手’还送人？西方人在请客时往往说：‘这是我家最好的。’以示对你的重视”。正因为对这一“中国特色”不了解也不理解，马歇尔自始至终也没搞清国共双方的真实意图。

    于是在外人眼里，当他抵达中国之后，国共内战进入到了一个古怪的阶段，那就是“打打谈谈时期”，内战双方都在不断扩大军事实力，不断战斗，但又都不放弃谈判。1946年1月，谈判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马歇尔和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组成三人军事调停小组在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定》。几个小时后，毛泽东、蒋介石分别向各方的军队下达“停战命令”。这也让他相信自己创造了奇迹，十分兴奋地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要求迅速回国筹措贷款，以“奖励国共两党之和解”。他在1946年3月份回归美国，被《时代》杂志称为英雄的凯旋。然而几个月后，中国局势又急转直下。当马歇尔于6月重新回到中国时，短暂的停战已经不可挽回地结束了。

    卷入内战风云

    汾阳路150号、高安路25号也就此进入了国共的内战史。

    汾阳路150号建于1930年，其第一任主人和太原路160号一样有名，是当过万国储蓄会董事长的法籍荷兰人斯比尔门，而在建筑风格上，也同样呈现出浓郁的法式风情：形体为方与椭圆的结合，共有三层，底层为半地下室，是日常的生活杂务场所。二楼是大客厅，为椭圆形，东西两侧皆为耳房，做餐厅之用，其中东面之小厅外接一露天平台，此平台由八级台阶与地面一片翠绿花园连接。主人的卧室则在三楼，其外亦有一个阳台，可以乘凉。总之，整座建筑平面布置简单明了，立面造型严谨、华丽又活泼，对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作了一些修改，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中国花园洋房之佳作。斯比尔门住在这里，直到租界被日本人侵入，1946年由白崇禧接手。

    高安路25号则建于1939年，占地面积450平方米，比起汾阳路150号就显得简朴多了。建筑为砖木结构，中部三层，两侧两层，南立面起居室呈六边形突出墙面，上部为露台。红瓦双坡顶，开棚形老虎窗。方形门窗，屋顶烟囱呈锯齿状，清水红砖外墙。房前有花园。此建筑与荣氏旧宅仅一街之隔。1949年2月，毛人凤在上海领导“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此处也成为了该办事处的办事点。

    这两处洋房站在了太原路160号的“反面”，显然跟洋房的主人有关。白崇禧，字健生，回族，广西桂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属国民党桂系中心人物，陆军一级上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抗日名将，在昆仑关战役中，曾取得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他素以足智多谋著称，时人称他“小诸葛”。不过，在他入住汾阳路150号时，却将这份智谋用来打内战了。在他儿子白先勇的眼里，“父亲十八岁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见证了民国的诞生。北伐军兴，父亲率部由广州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统一中国。抗日战争，父亲运筹帷幄，决战疆场，抵抗异族入侵，立下汗马功劳。”日后，蒋政权落败大陆，跑往台湾，他也选择了入台。“父亲在台17年，虽然过着平淡日子，但内心是沉重的，大陆政权沦亡一直是他痛中之痛。”白先勇：《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如此“忠心耿耿”， 却未必见得他喜欢独裁。 身为新桂系首领， 他和李宗仁一起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使桂系成为国民党内部一支可以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力量。早在1928年之后，他就不满于蒋介石剪除异己， 遂与李宗仁等率桂军两次参加反蒋战争， 但很不幸地均告失败。这也注定着他的人生是一个悖论。他不太喜欢蒋介石，却不得不依赖这个政权，并为这个独裁政权积极地“添砖加瓦”。而他的“同伴”李宗仁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在蒋介石彻底惨败后，到美国治“病”去了。

    二人的一番作为难免会给蒋介石造成桂系都不太可靠的印象。所以相比起来，无耻小人毛人凤也许更得蒋政权的欢心。毛人凤，原名毛善余、毛凤，字齐五，号以炎，是国民党四大特务之一，人称“笑面虎”。在军统工作期间，其前任军统头子戴笠性格暴躁，经常大发脾气，而毛人凤总是逢人三分笑，在戴笠面前老是替人说话，调解人际关系，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别人背地里对他的指指点点他也假装不知道、不介怀，从不摆派头和架子。开会的时候他从不发言，埋头记录。他曾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在于三个字：“忍”、“等”、“狠”。他在上司同事面前从不表露自己，不争不抢，被领导当面扇耳光依然笑脸相迎。蒋介石脱下鞋子打他的脸，也被他说成“领袖的爱戴”——对这样的下属，蒋介石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尽管貌不惊人、才不压众，毛人凤仅仅用13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县城科员一步步爬上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宝座。这不能不让人惊叹是一个“传奇”。与之相应的是，这样能“忍”的小人，一旦“等”到机会，自然就会疯狂地“狠”。他在上海领导“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就干了不少坏事。他曾策划血洗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妄图把上海毁掉，不留给共产党任何东西。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毛人凤命特务将被杀者的鼻子、耳朵或者舌头割下，带回保密局领赏。前期的遇害者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了后期，特务们为了领赏，杀红了眼，许多普通群众也惨遭毒手。当时国民党特务当中如徐远举、杨进兴、毛森等，都是恶名昭彰的杀人机器，毛森正是毛人凤的族侄，上海人称“毛骨森森”，手段凶残毒辣，深受毛人凤的青睐。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型李白，正是在毛森的手下，献出了生命。

    好在此时已经距离上海解放不远了，而高安路25号也因此见证了蒋政权最后的疯狂。毛人凤一边加紧屠杀，一边听从蒋介石指令，帮助汤恩伯抢运黄金、白银和物资去往台湾，并监视沪上各大财阀，紧紧控制他们的财富不转移至台湾以外的地方。1949年5月， 随着解放军进攻上海，临逃之前，毛人凤还指挥警特逮捕无辜的市民3 万余人， 杀害1万多人。日后，他又杀害了爱国将军杨虎城一家，并在香港、云南、重庆展开大屠杀。遇害名单中包括著名军事家、前陆大校长杨杰将军和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其中就有威武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江姐——江竹筠。和白崇禧的选择一样，毛人凤也在1949年12月10日，随蒋氏父子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离开了大陆。

    说起来，白崇禧和毛人凤一个是军事将领一个是特务头头，两人并没有太多纠葛，大多数时候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他们所居住的汾阳路150号、高安路25号，都见证了独裁统治或者说野心的膨胀和幻灭，而且，这两者有点类似的是，主人所居住的时间都比较短。一个是由于入住后上海很快面临解放，一个因为身处内战前线，所以很难顾家。

    倒是白先勇，当时虽为垂髫之年，但由于自身特殊经历，对这里印象深刻。1987年白先勇重回上海，观看了上海昆剧院蔡正仁和华文漪主演的《长生殿》，非常感动，决意宴请蔡正仁等人，当时上海的饭馆很少，又全都客满了，后来蔡就提议去越友餐厅，正是白先勇小时候的家。他没想到自己时隔39年回到家乡，请客就请到了自己以前所住的房子，而且同桌的是昆曲演员，可谓如梦似幻，遂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之感慨。同样，高安路25号也让人感慨，当时的“保密局”，在今天却成了上海网络研究中心所在地。大家都知道，网络的特性是公开与共享，和“保密”简直构成了相反的意象。从两者的名号上，也对比出了独裁与民主时代的不同面目。

    跑到台湾的白崇禧，日子过得并不开心。1965年7月，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却让在台的白崇禧受到蒋介石的迁怒。当蒋介石利用他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时，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

    直到今天，关于“小诸葛”的去世，依旧是个谜。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命毛人凤对白崇禧直接采取制裁手段。说起来， 毛不愧是个“狠”角色，即使对付自己“同一阵营”中的人，也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障碍或困扰，只要上头发话，他就会去拼命完成任务。不过逃台的他，很快就变成了风中残烛。一方面，他通过“忍”、“等”、“狠”而打下的江山，被小蒋蚕食。虽然侥幸逃过了被清洗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另一方面，他的身体越发虚弱。这大概也与失意所带来的抑郁、郁闷有关。结果，他患上肝癌，到医院检查时已是晚期。关于他的死期，有传是在1956年12月底，而在军统少将沈醉女儿沈美娟的回忆里，他是1957年10月14日病死于台北。总而言之，他是不可能在李宗仁夫妇回国之后再对白崇禧施以毒手。

    不过，也有可能，蒋介石早在毛人凤去世之前就想对白崇禧下手了。毛人凤自然也就参与了这一暗杀行动，具体执行人，就是他的手下、曾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在他死后，谷正文“继承”了这一未竟的“事业”。说起谷正文，同样干了一辈子特务，当年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就连毛人凤也称他比自己还狠。他曾在1955年4月策划过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目标直指周恩来。这个活了97岁的杀人恶魔，曾在年老之际写过回忆文章，说自己当年是监控白崇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蒋介石下达的除去白崇禧的命令。

    但在白先勇看来，这可能是谷正文年老糊涂后的幻想。要知道，谷和蒋介石的级别相差太远，蒋怎么可能直接授命于他？另外，“父亲在台湾没有任何实权，跟外界也没有联系，对蒋介石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必要谋害。而且父亲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随便弄这种事，会闹成国际事件。再有，父亲的葬礼蒋介石也去了。如果他令人下毒再去参加，也未免太过分了。”关于白崇禧的死因，白先勇认为是心脏病突发。吴波：《解开“蒋介石毒死白崇禧”之谜》，《广州日报》2012年4月28日，第B17版。

    在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太纠结于“小诸葛”的死因。不论如何，毛人凤都要为白崇禧的去世负责。毕竟谷正文是受他的栽培与领导，另外，他在世时，随着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态度转变，在监视白崇禧一事上，也一直都不曾留有余地……

    两主人的“自相残杀”，也成了汾阳路150号和高安路25号最悲情的关联。

    落幕

    从自恃占据优势、铁心打内战，到几年之内就稀里哗啦地输掉了整个大陆，很多人都在思考，为什么蒋政权会迅速落败。身为“小诸葛”，白崇禧在有生之年也不可能不反思。比如说蒋介石在战后贸然裁军，动摇军心；再比如指挥权不统一，对此白崇禧也深受其害，1948年后，蒋介石要他出任华中“剿匪”司令部的司令，驻节武汉，却又要在徐州另设一“剿总”，由刘峙负责，而徐州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而华中兵力如此分割使用，让白崇禧感觉到，将来必败无疑，所以他产生了抗拒之心……只是，白崇禧为蒋政权的失利找了很多原因，但他却忽略了独裁统治这个最大的原因。

    也许是当局者迷。

    在一个没有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连权力拥有者也不例外。日后的蒋介石，对自己的失利也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在《蒋中正日记》里，他认为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与挫折。至于为什么如此，他归因于自己用人不当。比如说任用宋子文没有处理好经济问题，以及任用白崇禧负责军事，都是败笔。白崇禧没想到自己尽心尽力，到最后还被蒋介石倒打一耙。

    当然，蒋介石在日记里还咒骂痛恨一个人，那就是带着满腔希望来到中国的马歇尔。对于手头上握有数百万军队、高高在上的蒋介石来说，他是不希望有人和他一起分享权力的。这也注定着蒋在独裁的路上，要铁了心走下去。只是，顾及美苏的态度以及美国方面的援助，他又不得不对马歇尔的调停虚与委蛇。蒋介石对马歇尔的痛恨直到对方去世，也未曾停止，他在日记里，曾刻意地将马歇尔写成“马下儿”。后来在得知马歇尔中风以及死讯后，他认为马歇尔得到报应了。

    与此同时，马歇尔也不被中共视为可以信任的朋友。“在马歇尔进行军事调解的同时，美方继续按照抗战期间的协议向国民党提供军援，并以飞机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要地，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彻底终结了中共与美国的交往。”李辉：《马歇尔：临危受命，调停内战》，《文史参考》2010年第5期。

    这也导致了著名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始人，在中国颇有人气的司徒雷登“晚节不保”。其时的司徒雷登，已经是古稀之年，却被马歇尔力邀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以助他一臂之力。然而他一上任，就面临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尴尬。8月10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和马歇尔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停”失败。

    次年1月，马歇尔奉召回国，出任国务卿，赴华使命至此结束。据说马歇尔在回国前，曾在南京公馆宴请中共代表团驻京办事处成员。他曾经为他的一位副官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中国女学生主婚。席间，他不无幽默地自嘲道：“我在中国完成的唯一任务就是给他们俩主婚。”

    至于司徒雷登，则要在大使任上待满三年。当他离开南京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自身难保。为之送行的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后来脍炙人口的《别了，司徒雷登》。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意味着，自20世纪初就把目光转向亚洲、转向中国，一直关注并试图影响中国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走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事务，成就自己“美国世纪”的美国，最终在中国失败了。

    别了，马歇尔。别了，司徒雷登。

    从此上海不屈辱

    宋庆龄在1949年春住到淮海中路时，它还叫林森中路。

    其实，这条路曾有个非常出名的名字，叫霞飞路；之前，它还叫过宝昌路；之后，在汪伪政权手上还改叫过泰山路。到抗战胜利之后，又以国民党元老林森之名，改成了林森中路，虽然在命名形式上有些相类似，但用中国的人名取代外国的人名，却是一个“质”的变化。它意味着上海已不再是外国冒险家肆意妄为的乐园了，他们还是可以在上海继续工作生活，但前提是，听从中国人的规矩，服从中国人的安排。

    永远不能再对中国的一切报以蔑视了。

    使我不讲话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我这座房子原先是蒋经国的房产，国民政府在1948年把它拨给了宋庆龄使用。此前，她在桃江路45号待过几年，从重庆回上海后就直接入住这里。至于原先孙中山在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寓所，则被辟作孙中山纪念馆。桃江路45号的房子是由美商中国营业公司设计，建于1920年，有着纯正的欧洲血统，从建筑的样式上看，平面和立面皆采用了不对称的布局，显得错落有致，远远望去，高高的壁炉烟囱，陡峭的跌檐式坡顶，清水红砖外墙，菱形的花格窗棂……到处透着一股欧式风情。它的第一位主人是塞思，从姓氏判断，应是一位英美人氏。20世纪30年代初期，房屋易主，换成了弗伦道夫夫妇，弗伦道夫先生是上海达利印务公司的总经理。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住宅业主再次变更，新主人是魏森道夫，魏森道夫系德侨——从这些主人身上，也可以看出其身价也不菲。只是，宋庆龄并不太适应居所所在的环境。1946年2月初，蒋介石曾在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专程前来桃江路45号住宅拜访宋庆龄。宋美龄非常关心姐姐新的居所，从楼下到楼上都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离开时，宋庆龄把他们夫妇送到门口，蒋介石和宋美龄私下交谈时感觉宋庆龄居住的地方稍显小了一点。所以在1947年下半年，宋庆龄又重新搬回莫利哀路寓所居住。直到国民政府把林森中路1803号拨给了她。

    相形之下，林森中路1803号就大多了。其主体建筑为一幢乳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有人说，屠格涅夫笔下著名的“带阁楼的房子”，就是这种假三层小楼。以小楼为界，一面是一片大草坪，四季常青，另一面则是花园，四周环绕着几十株百年香樟、雪松等绿树。和桃江路45号一样，除了开建年份相同，它也有着辉煌的过去。

    它的第一任主人， 据说原是希腊籍德国船主鲍尔。也许是屋主十分怀念早年的航海生涯，所以在开建时，将整幢楼造成船型，连屋顶的烟囱都似船上的桅杆，上面还有一条栩栩如生的鱼，如果细细观视，会发现在小楼内的木质百叶窗上，都刻有精致的帆船图形。小楼内部的设计倒是很朴素，并无豪华的宴会厅及汉白玉的楼梯。正门前是一小小门厅，进门是过道厅、客厅、餐厅、书房。过道厅有一小巧的L形楼梯通往二楼，每间房都装有壁炉。日后，接手它的是上海滩最后的大亨朱博泉。他身兼金融家、教育家等108个头衔，从沪江大学校长到创办全国首家票据交换所，从革新电影娱乐到创办《大众电影》前身的电影杂志。在世人眼里，其在上海滩的影响力，堪与今日的李嘉诚之于香港媲美。正因为涉足娱乐圈，他与当时的明星胡蝶、陈燕燕、金焰等十分熟络，常在此小楼内开派对招待影界友人。某种程度上，林森中路1803号为朱博泉的一个私人会所，亲朋好友、各界友人，都在此聚会叙欢。但是朱博泉的影响再大，还是架不住抗战胜利后那些“五子登科”的党政高官，这座房子先是被蒋政权的情报机构做了招待所，后来更成了蒋经国的私寓。且不说朱博泉的心里有多无奈，社会舆论也对此颇为不满。说起来，蒋介石愿意把林森中路1803号拨给宋庆龄居住，有一大半原因也是慑于社会舆论压力。

    我们也不应忽略了蒋介石对宋庆龄的拉拢之意。

    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对于民国来说，她的地位非同一般。靠着与孙中山成为连襟而坐实自己总理遗志继承人这一角色的蒋介石，不可能不明白宋庆龄是一张上等的好牌。打好它，能够为自己的形象加分，也能为自己添加不少的支持者。不过这位姐姐除了蒋宋联姻时对他有不同意见，在孙中山逝世后，更是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并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公开背叛民主革命时，作出了彻底决裂的姿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谴责蒋介石为“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蠡贼”，号召人民大众一起起来打倒他；在他秘密杀害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之后，旅欧回国的宋庆龄更是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说“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不敢做的事，却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了”——在宣布国民党死亡的同时，宋庆龄也声明退出国民党，不再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

    为了营救被蒋介石反动政府非法逮捕、关押的革命者，保障人权，1932年年底，宋庆龄联合鲁迅、蔡元培和杨杏佛等进步民主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等七君子被国民当局逮捕入狱之后，她就和何香凝一起展开了积极的营救，致书国民党中央并投文苏州高等法院，说：“有罪同受处罚，无罪同复自由。”她的每一句话，都让蒋介石感到头疼。

    但她说，“使我不讲话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我”。

    相反的是，宋庆龄和共产党人越来越亲密无间。是她，坚决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她，在国共内战期间，充当了国共谈判的桥梁和中介；也正是在她的力助下，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她说：“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下……所有的军队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统一战线，任何企图阻止此战线的做法都是犯罪……每个中国公民都应尽最大的努力去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也正因此，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为支援八路军战胜困难，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并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还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

    这里提到的“保卫中国同盟”，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对于它的后身——中国福利基金会，人们肯定会熟悉一点。它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成立，宋庆龄担任主席，在她的邀请下，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任名誉书记，诺曼·法朗士教授担任名誉司库，爱泼斯坦先生担任宣传工作，而她弟弟宋子文则出任会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姐弟之间的关系，要远远好于她和妹夫蒋介石的关系。至于“同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入住桃江路45号的同年12月，宋庆龄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声明》，宣布将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呼吁全世界的朋友和同情者给予中国更大的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度过战后的困难时期。

    只是，战争的硝烟让她意识到，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依旧是当下的主要任务。1946 年7月22日，她又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呼吁美国民众制止他们的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及向蒋介石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她指出：“民权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已经过去，宪政时期必须开始了。”然而马歇尔调停失败，全面内战爆发。这次她又选择站在了共产党的一边。她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不论在物资上还是在道义上都给中共以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今天，有一位名叫夏明艳的学子，曾对宋庆龄的生平做过专门研究，在自己的论文《论宋庆龄在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中深怀感激地说，她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宋庆龄这样的“不合作者”，蒋介石不是没考虑过以某种方式处理掉她，他曾以这种方式对付过汪精卫。“宋庆龄，是蒋介石终生最恨的人之一。蒋介石恨宋庆龄一贯反蒋、亲共，最终竟‘投共’，故一直想借机暗杀，但又碍于‘总理夫人’、‘国母’的声望久久不敢下手。”田玉川：《民国的官场圈子》，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我们能想象当时蒋介石痛苦的心理状态。下不了手，只好示好。所以他会和妻子一起去看望她，也会送给她房子住。但他也知道，这样做，其实也收买不了宋庆龄。所以在撤离大陆的前夕，他终于又忍耐不住下令对她动手，但被孙科和宋美龄联手阻止了。之后，宋庆龄更是出现在了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她应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作为特邀代表北上参加的。在会上，她热情讴歌了人民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这样一个女人面前，一直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应该能体味到什么叫做完败。

    不怕死的四川人

    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女人，走上了民主革命事业的最前线？当然，革命伴侣孙中山的影响至关重要，她在自己和中山先生的婚姻中学到了很多。但如果能联系她的成长经历，也许会更明了。

    宋庆龄在1907年赴美国留学，正是这段留学经历，让她受到了民主思想的熏陶，给她的精神世界染上了民主的底色。她曾在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过：“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而这对于我的祖国，十分需要民主精神的祖国，是非常珍贵的。”

    自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的留学潮，不仅培养了像宋庆龄这样的知识分子，更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识到民主的意义。尽管这一认识一开始并非有意识的自觉选择，但他们却因此成为旧政权的掘墓人，同时也极大地促成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日后和宋庆龄一样站在天安门城楼目睹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张澜，也同样如此。

    张澜，四川南充人，“耕读子弟，汉卿后人。中秀才，莲花初胎；补廪生，玉树临风。少壮辞家，持鞭而牧化；弱冠北上，致学于蓉城”。因为在成都学习成绩优异，他被选送日本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教育，其时他已经三十有一，正是阅历丰富而又思想激烈的年纪。在日本期间，他目睹了明治维新后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内心备受刺激。他逐渐倾向于朝野的立宪潮流，迫切地希望光绪皇帝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走上图强之路，由此也越发对大权在握、阻挡维新的慈禧满怀愤恨。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庆祝会上，热血的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既已年过古稀，还不退位，更待何时？”一声怒吼，振聋发聩，也吓坏了清政府驻日公使。张澜遂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关押起来，并被遣送回国。

    从此人们也都知道了，留学生里出了个不怕死的四川人。

    也正是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曾和张澜一起参与了民主革命进程的宋教仁，和华兴会的同仁们准备借机发动起义，因为被清政府侦破而失败，只好亡命日本，打算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在日本学习期间，宋教仁对宪政、法治有浓厚的兴趣，“他认为革命推翻清政府不难，难在以后平稳推进新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唯一选择，就是民主宪政。第一，宋教仁坚持相信，民主宪政是世界潮流，中国也必须实行；民主宪政的实现，将为中国带来进步和繁荣。第二，革命之后，必须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要防止革命功臣本身推行专制独裁，妨碍民主政治。像日本倒幕维新后西南藩阀操纵政治，不是现代民主文明政治。第三，重视议会的作用，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不但拥有立法权等广泛权力，还是防范专制独裁的重要阵地。第四，共和国中央行政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轮替制度。即由议会的多数党组织内阁，由内阁掌握实权，处理政府事务；总统则不负责实际政务，只是国家的象征。这样可以避免总统独裁……”只是，“宋教仁的民主宪政的试验，即便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开始算，到宋教仁被刺，也只有不到一年半时间。所以，他的生命和他的试验，都像是天上的流星，光芒耀眼而时间短暂。他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但是，他的生命和他的试验仍有巨大的意义：没有先驱者，就永远不会有后来者”。迟云飞：《百年再说宋教仁》，《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6期。

    宋教仁死于袁世凯的暗杀之下时（一说是陈其美），张澜正在进京途中，他是作为川籍国会议员进京准备出席第一届国会的。他看着宋教仁缔造的国会第一大党——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25日成立的国民党——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宣告失败，最终被解散。直到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这才再次打起了“国民党”的旗号。不过，前者是议会党，后者是革命党，虽同名，却已是面目全非。与此同时，“张澜所倾向的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所组成的国会，由于在袁世凯眼里已失去了作用，随即也遭到解散。张澜眼见民主被一个专制独裁的复辟者扼杀，心如刀绞，1914年黯然踏上返川之路”。方然编著：《民主的求索者张澜》，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1915年，张澜联络川军北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让洪宪大梦破灭。1917年还升任四川省省长，时间虽短，建树殊多，比如惩治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举廉能，除恶霸，革陋规，去弊政。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川北大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也为他赢得了“川北圣人”、“布衣省长”的美誉，蔡锷将军更是称他为“今日之管仲”。五四运动时期，张澜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此外，他还积极献身于教育事业——他办的新式学校，对当时四川教育的革新起到了先锋作用，吸引了大量进步青年前往就学，其中包括朱德、罗瑞卿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后，他就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作为四川的第一所大学，该所大学被称为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他当校长期间，实行民主办学，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因而学校学术气氛浓厚，思想自由开放。可以说，张澜执掌成都大学，是他教育生涯中尤为精彩的一章。不过，袁世凯死后由二三武人干政的北洋乱象，却让他深感失望。因此，当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势如破竹，一路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时，他也在四川积极谋划。但蒋介石之后专制独裁的路径让宋教仁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可谓一语成谶。这也让张澜在日后选择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蒋介石一辈子既佩服他，也很怕他。

    就在1939年秋，张澜和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主张实行民主政治。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经过改组，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了该组织。1944年9月，该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如果说宋庆龄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能算一个政党组织的话，那么，这个“民盟”则是日后的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它有其较完备的组织和较明确的纲领，要点是：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加强国内团结，等等。正因了这些理念，在抗战期间，除了呼吁团结之外，民盟对国民党的抨击，同样不遗余力。1943年9月18日，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更是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著述，一方面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三个条件，揭露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

    只是，抗战爆发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暂时给了人民一定的自由，但在抗战的中后期，蒋政权却时有将这自由收回的冲动，尤其是蒋介石以“战时必须服从一个领袖”的理由，排除异己，封锁舆论，自然会引起知识分子的愤怒。“这一转换，正是共产党统战的好时机，结成了统一的抗日战线。国共两党的形势优劣，就在抗战中期完全颠倒。”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然而，当自由让大家尝到了甜头，再将其收回，显然会让人感到更痛苦，乃至更渴望。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他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这也让宋教仁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后来者”。

    中国王朝更迭周期律

    随着抗战的胜利，中国也迎来了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季节。主要由工商经济界人士及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而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则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这里少不了要提的是爱国人士、集邮大王周今觉。他又名周达，字美权、梅泉，安徽东至人，承继祖业办盐，辛亥革命时移居上海，投资房地产业和电力、贸易。他对研究数学有浓厚兴趣，1918年在当时中国最高的科研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首届国内年会上，他被推选为特殊社员。他于1923年开始集邮，说起来，这一爱好他还是受三儿子炜良的影响。其时炜良才3岁，喜欢从老爸的信封上剥取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这年9月，炜良生病了，为了安慰儿子，周今觉去跑马厅花了1元5角钱买了一包各种外国邮票，想不到自此本人也随儿子游进“邮海”，一发而不可收。同年年底，他已经收齐了海关邮政时期的邮票。优越的物质条件和较好的文学素养，为他收集与研究邮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便以独霸邮坛自期，以建立华邮国际地位为己任。1925年，周今觉在上海办中华邮票会，任会长，同时编辑出版《邮乘》，以及其他多种邮学书刊。1926年，中华邮票会在上海成功地举办了一次“银杯竞赛邮展”。另外，他还是“中国1897红印花加盖小字当壹园”新票四方连邮票的第一位华人集邮家。以后他又多次在国际邮展中被聘为董事评判员，曾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访美邀请。可以说，周今觉为提高中国邮票和中国邮人在世界邮坛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遂被中国集邮界誉为“邮王”。

    周今觉在上海有多个居所，最后一个居所就是襄阳南路475号一栋三层楼砖木结构的曲尺形的小别墅。该别墅有砖红色与奶黄色相间的外墙，北面墙上攀满了碧绿的爬山虎。南面小花园里，有着团团如盖的广玉兰，从路边围墙上，伸出了几条绿色的树枝，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大约抗战胜利前后，周今觉搬到这里，一直住到1949年病逝。在他外孙唐无忌的回忆里：“记得当年有一次曾到外公的藏邮室并作了短暂的浏览，那藏邮室就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475号外公宅邸的三楼西客房，印象中那间屋子颇大，有30多平方米，室内一行行整齐地排列着用柚木特制的邮册架，每架分为三层，每层又分上下两格……那时我十岁。”不过，这里不仅是“集邮之家”，还是“民主之家”——他的另一个儿子周煦良于1945年年底参加了马叙伦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而民进在成立前的筹备期间，曾一度以周家为活动据点。

    正是各民主党派的兴起，并通过民主宪政运动，让民主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使得国共之间有了制衡的第三势力。进一步说，这让宋庆龄呼吁成立的联合政府有了可能。在1945年7月的“窑洞对话”中，毛泽东面对造访延安的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民主人士所提出的一个疑问：“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给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正如众人所知，国共内战爆发，既打破了宋庆龄的美好期待，也让梦想着参与建设联合政府的民主党派发现，和平无望，联合与民主更是毫无影踪，而对蒋政权的不满在日积月累中，更是达到了顶峰。而迷信权力的蒋政权也以一种更强硬的方式来回应——一边搞内战，一边对民主党派采取只要不合作，就强行解散它们的策略。民盟就惨遭其害，除了各地民盟盟员被肆意逮捕、屠杀，盟办报刊被肆意查封，到1947年11月，国民政府更是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因此被迫解散。张澜不愧是不怕死的四川人，他在民盟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向上海报界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这种努力一直未曾屈服。1949年年初，张澜在上海发表谈话，评蒋介石元旦文告，揭露蒋介石“并不真要和平”的真实面目。这使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不久，代总统李宗仁派张群、邵力子等人专程到上海，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出面调停战争，被张澜严词拒绝。住院期间，张澜和罗隆基一起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和监视。当蒋介石按捺不住要对宋庆龄动手时，他也没打算放过张澜。5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奉蒋介石之命，准备将张澜、罗隆基秘密杀害，幸好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事先进行了周密的营救措施，张澜、罗隆基才得以逃脱虎口。电影《建国大业》中就有张澜在虹桥疗养院中被解救的这段历史的真实描述。三天后，由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消灭了苏州河残敌，攻占了苏州河以北国民党守敌最后一个据点——杨树浦发电厂，上海解放。

    也许，正因为对民主的抛弃，高举屠刀，享受着独裁快意的蒋政权，不可避免地再次掉入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市长陈毅

    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陈毅。

    他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为他的战友粟裕。

    如何进入上海，对中共来说，却是切实的考验。“对此，毛泽东有很清醒的认识：‘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陈毅后来解释，当时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管搞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到牵动。”李菁：《市长陈毅》，《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8期。当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军曾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这个城市，结果“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样的顺口溜在民间流传。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陈毅在第三野战军南下到达徐州贾汪时，就找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谈话，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在陈毅看来，像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里老百姓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中共很不了解，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可以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他说，野战军进了城就不能再“野”了。

    曾有人收藏过《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的原件，上面有“保持革命军人艰苦朴素的传统作风”、“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等条款，并标明“每人一份”。正是对纪律的严格执行，战士们露宿街头，使得城市完好无损，电灯亮着，电话畅通，自来水未停，工厂学校也都保存完好——上海的接管工作也变得顺利无比，在当时的中外舆论看来，这无疑是个“奇迹”。因蒋政权对革命和民主的背叛而备感失落的民主人士，对新政权充满好感。

    对《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毛泽东曾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也正因为对陈毅的战略眼光和综合能力的看重，本不在上海市长人选之列的陈毅，成了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

    这也让他与选择留守大陆的宋庆龄，有了更多的交集。

    进入上海之后，陈毅和粟裕等人曾向聂凤智军长率领的27军转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竭尽全力保护好住在上海的民主党派领袖和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此时的宋庆龄，依旧住在林森中路1803号。对于护卫她的任务，同志们自然觉得兴奋而又光荣。不过，他们却误解了上级的指示，将严查进出宋府人员，以防坏人闹事，变成了“只准出，不准进”这样一道不通情理的命令。就连宋庆龄本人外出后，也被拦在自家门口。一气之下，宋庆龄让司机把车直接开进了三野司令部去讨个说法，却没能找到陈毅，只好在兵团政委郭化若的陪同下回家。刚进入住宅，她便发现陈毅和聂凤智早已急切地站在宋宅门前迎候了。陈毅见到宋庆龄，先向她敬了个军礼，然后又用很歉意的语气说，自己刚开完会，在车上听说这件事，便和聂凤智特地赶来向她赔礼道歉。这下让宋庆龄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连声说：“这是小事，小事。”陈毅握着她的手，笑着说：“我和老聂讨论了，仅是狠狠批评警卫连还不行，我俩应该为您站一班岗，才能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这也是今天大家所知的“陈毅为宋庆龄站岗”的典故。就任上海市长后的陈毅，因住得离宋庆龄并不遥远，倒是有机会天天为她“站岗”了。他在上海的居所在今天的余庆路190号。余庆路原名爱棠路（Route Edan），20世纪20年代初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修筑，以曾任法国驻沪领事的爱棠的名字命名，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后改为余庆路。其为南北走向，北起淮海中路，南至衡山路，长768米，而宋庆龄的住所恰恰就是在淮海中路与余庆路交叉的路口，从余庆路190号过来几乎走走就能走到。

    余庆路190号是一幢具有现代风格的花园住宅，建筑分主楼和附楼，主楼三层，附楼原为两层。整体上形体简洁，外立面无过多装饰。倒是柱身上有一些几何装饰图案，而室内楼梯则是铸铁几何花式栏杆，多少体现了装饰艺术派的影响。据说此宅原为宋子文的一处房产，但更为人所知的是，它原是土家湾孤儿院，其最引人注目的是楼梯的彩色玻璃窗，一条条鲜艳的热带鱼快乐地在水草中游荡，据说是孤儿们自己手绘的。

    为了履行市长的责任，在上海，陈毅开始进行大手笔的改造。他团结争取原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召开文化界座谈会，与知名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们推心置腹地交谈，并直言自己并非天生共产党人，而是地主出身，信过孔夫子，又信过“德先生、赛先生”，经过多次碰壁、消沉、摸索，才选择了革命道路，“这种勇敢诚恳的自我解剖，实在是人们闻所未闻，并为之感佩至深的”《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他还给工商业者吃了定心丸。荣毅仁一家人之所以留守大陆，最终成为红色资本家，就在于陈毅第一次见荣时，对荣说了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日后，他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显然具有稳定人心的作用。有人就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陈毅不但颇有军事才干，也是文学才子一枚。对文化的热爱，让他在上海的文化建设上费心良多。他知道上海也是书海，有不少“书香门第”，藏有许多珍贵书籍。为此，他根据政府的政策建立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管文物工作，提出了要积极筹备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并且在筹措经费和购买藏书的过程中付出了诸多努力。他还为上海保留了上海交响乐团。

    他的改造中不能忽略的一项，那就是努力解放那些受苦的“姐妹”——妓女。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这一教育改造方针，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上海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七千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也正是在他的手上，原先的宝昌路，日后的霞飞路，汪伪手中的泰山路，国民政府期间的林森中路，变成了淮海中路。

    这个名字是在1950年5月为了纪念淮海战役胜利而更名。

    斯人已逝，功劳长存

    今天，走在淮海中路上，过往的欧陆情调依旧无处不在——时尚的品牌，可口的美食，还有夜色中的流光溢彩。昔日被纳入西方时空的上海，感受到的是屈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然而，痛苦不是财富，对痛苦的咀嚼与反思才是财富。

    正是在对过去的反抗、反对与反思之中，上海逐渐成长为今天的样子。如果说昔日的成长是被动应付，今天我们却是主动投入现代的怀抱。我们以一种轻松的心态，足不出上海，就能感知到世界的面目，并热切期盼着上海在国际化的路上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希望，上海的步伐迈得大一点，更大一点，让它来重新定义中国，定义世界。我们还可以骄傲地说，只有真正的胜利者，才会正面过去，才会虚怀若谷，才会云淡风轻……

    我们永怀记忆，包袱却早已放下。

    身份转为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故居，今天已成了中国福利会的一个家。早期在中国福利会工作过的同志，经常来此做客。很多基层领导也都在这里聚会。2010年年初，担任过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沈海平撰文纪念宋庆龄117年诞辰时，曾提到一个关于在此聚餐的经典佳话：“说是有一年的年会后聚餐，宋庆龄挟了一个鸡腿，走到时任中福会办公室主任的吴之恒面前，请他多吃些，并说：‘希望你明年跑得快一点。’引得大家会心地大笑——因为吴之恒是个慢性子，工作冲劲和闯劲不够。宋主席借敬菜之机含蓄地批评他、点拨他，并不伤害他，让他在欢声笑语之中愉快地接受了批评，也令在场的各位永生不忘。多年后，吴之恒回忆此事，依然感觉很温馨。这个故事也成为一个典故，在中国福利会广为流传。”

    如今，宋庆龄虽已去世多年，但与她有过交集的人们忘不了与她交往时所感受到的热情、激情和亲情。同样，来过这个院子的人也不会忘记四周的百年樟树所散发出的香味。正是在百年樟树的启发下，中国福利基金会创设了宋庆龄樟树奖，设计了中国福利会会徽。

    宋庆龄很喜欢樟树，在她写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并赞美寓所的樟树。而她本人的品格也像樟树一样，朴素无华，毫不张扬，坚硬、防蛀，四季常青，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让后人常相思念，常为感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