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上神仙侣”

    在杭州城东的大学路场官弄，小巷的尽头有一座三面回廊、中西结合的庭院。院里假山点缀、蕉肥竹瘦、古木参差，景色宜人。这里就是民国文坛才子郁达夫和有江南第一美人之称的王映霞当年的爱巢——风雨茅庐。至今，由马君武先生题写的匾额“风雨茅庐”，仍旧保存完好，似乎还在讲述着郁达夫和王映霞那段神仙眷侣般的爱情故事。

    很多年后，已经八十高龄的王映霞，在个人自传中曾说当年郁达夫给房子取名“风雨茅庐”，用意其实很直白，就是遮风挡雨的意思。在这间面积一亩一分四厘的房子里，才子佳人一起度过了他们生命当中最为美好的日子。

    王映霞本名金宝琴，1907年12月22日出生于美丽的西子湖畔，自小就有美人胚子的美名。长大后的王映霞，更是被誉为江南第一美人。有人曾说，王映霞的美不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就如同难用语言、文字比拟西湖的美一般。

    王映霞的家庭环境比较优越，因此她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文学教育和艺术熏陶，作诗填词都灵光浮现。青年时代，她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乐于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也爱好体育，尤其是球类运动。那时的王映霞正是豆蔻年华，青春无限。她体态稍丰、面如银盘，秋水含情，一向都是学校的校花。如果说天下美女看苏杭的话，那么苏杭美女就得看王映霞了。

    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王映霞被浙江省政府分配到地处浙南的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小学担任老师。在那里，美貌聪慧的她自然不乏追求者。或许是没有缘分，或许是王映霞眼界颇高，这些追求者最终都悻悻而归。

    很快，王映霞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出现了，他就是才子郁达夫。王映霞和郁达夫，是在一个朋友孙百刚家里（今上海淮海路的尚贤坊）偶然相遇的，那是在1926年的冬季。在这个联排式布局、砖木混合，颇具西洋巴洛克建筑艺术风格的屋子里，郁达夫对于眼前这位聘聘婷婷的大美女，简直惊为天人。而读书较广的王映霞，实际上也早已听闻郁达夫的大名，知道他在文坛的传奇。她甚至还读过郁达夫早期的代表作《沉沦》，对这位才子自然也是仰慕已久。偶然的相识，两人心中却已经暗生情愫。

    那次见面之后，郁达夫曾经这么说过：“我的心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看来，郁达夫初识王映霞，便决意要抱得美人归了。

    至于王映霞，同样的兴奋莫名。一种撞见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她凭着女人的直觉和自己的聪明，预感到郁达夫便是她守候的那位王子。于是，1927年，刚在杭州过完农历新年回到上海的王映霞，便写了一封短信寄给郁达夫，约他还在孙百刚家里见面。收到这封信，郁达夫欣喜异常，如约前往。那次见面，彼此有意的两人交谈得更为畅快了。

    跟王映霞的直觉一样，此时的郁达夫也把这位佳人当做了心目中的女王。这次见面之后，郁达夫频繁地给王映霞写情诗。他春心勃动，为了赢得王映霞的一寸欢心，一上手便写下了多批情书投递给她。他的用情，犹如火焰一般炽热。不妨来读一首他写给王映霞的情诗：

    朝来风色暗高楼，

    偕隐名山誓白头。

    好事只愁天妒我，

    为君先买五湖舟。

    尽管诗的最后一句用了一个买字，从而显得有些俗气了。不过，才相识不久，便决定偕带着美人，归隐名山，而且还要白首不变其心。郁达夫对王映霞投入情感之深，由此便可见一斑。再说，在一段心目中理想的爱情面前，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那么的舒缓雅致，以至于一点都不心跳着急呢？

    那封情书之后，郁达夫一发不可收拾，一封又一封毫不间断地写给王映霞情书，而王映霞也每次都愉快地一封又一封的收。对于虚岁才二十的王映霞来说，如此的爱情攻势，她实在招架不住。更何况，心中早已有意于郁达夫。

    可是，很快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两个有情人面前：此时的郁达夫是个有妇之夫，儿女绕膝，而王映霞也有婚约在身。不仅如此，郁达夫还年长王映霞十多岁。从世俗的角度看，他们俩之间的爱情，不仅并不完美，甚至就是异想天开。

    虽然早已陷入爱情深渊，郁达夫和王映霞还是不得不身不由己地在意这些世俗眼光。一段时间之后，两人相约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王映霞向郁达夫讲明，倘若郁达夫要和她结合，那么首先需要抛弃掉以前的妻子和孩子，而后就明媒正娶，将自己迎娶过门，组成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完整的新家庭。此时的郁达夫，已经在对王映霞的爱中无法自拔，他马上就应允了王映霞的要求。

    郁达夫虽然准备抛弃妻子，但是王映霞那边却还有着婚约。如果不解除婚约，王映霞嫁给郁达夫始终有违情理。为了说服王映霞，1927年1月28日，郁达夫又给她写了一封情书：“……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郁达夫的话有许多违背常理的地方。有谁规定人生只能有一次婚姻？他想和王映霞在一起，不就意味着第二次婚姻？又有多少女人结婚后不会柴米油盐、一脸炊烟、拖儿带女呢？

    可是，就是这些话，却打动了王映霞，让她毅然决然地解除婚约，投入了郁达夫的怀抱。也许，只能说是她对郁达夫的真爱，才让她如此相信他吧！

    在这之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双双坠入爱河，感情很快升温，直接就达到了白热化程度。1927年9月，郁达夫编成了“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书中将他和王映霞热恋的详细过程，一点一滴都如实记录了下来。由于内容大胆新奇，“日记九种”轰动上海滩，文坛更是传为美谈。

    “日记九种”的发表，向世人高调地宣告了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很快，他们俩走到了婚姻的大门口。1928年2月，王映霞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大旅社举行了婚礼。这桩婚事的举办，轰动了杭州古城，也轰动了整个文坛。前来道贺的大文豪柳亚子，写了一首诗赠送郁达夫，其中便有那句有名的“富春江上神仙侣”。一时间，这句诗跟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事一起，传为了文坛佳话。

    两人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当时，郁达夫在文坛地位颇高，四处兼课和稿费所得，使得家里的经济相当宽裕。那确实是一段丰裕的小家日子。很多年后，王映霞曾在自传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结婚七年之后，1935年7月，知道妻子喜欢杭州的郁达夫，在那里修筑了“风雨茅庐”。有人说，他是为了躲避外人对王映霞的热烈追求。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更多的，应该还是爱屋及乌吧。只要王映霞能高兴，郁达夫是愿意为之付出的。

    由于厌烦施工的嘈杂，修筑“风雨茅庐”时，郁达夫离开杭州去福州漫游。等到1936年春夏之际风雨茅庐完工，郁达夫从福州赶回来时，王映霞已经住了进去，成了名副其实的“风雨茅庐女主人”。

    就在这个不大却充满了古典艺术气息的房子里，郁达夫和王映霞带着孩子们躲避着世间的风风雨雨，温馨而又幸福。据说，在这里，郁达夫曾存有宋、元、明、清以来的类书八九千卷以上，明末清初的禁书三百余部，清代的诗词集六百余种，英德法日文书籍两万余册。“风雨茅庐”真可谓是个满院飘着书香、读书归隐的好去处。作为一个文人，郁达夫对这个“风雨茅庐”，无论是外在环境还是内在藏书摆设，都极尽心思。可以想象，那段时间的郁达夫和王映霞，真的已经“偕隐名山誓白头”了。

    “永远都不肯吃亏”

    人世间的事，往往出人意料。堪比神仙眷侣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尽管曾经爱得痴狂，但这份爱随着时世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波折而最终湮灭。那间“风雨茅庐”，终究没能成为为他们遮风挡雨的温暖港湾。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仅维持了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里，两人还算是相濡以沫，恩爱有加。他们之间有着真挚的爱情，那自然是不必说的。这一点，从王映霞婚后的变化就可以看出。王映霞出身大家，从小的生活起居肯定有人照应。然而，在嫁给郁达夫之后的几个月里面，她不但学会了烧菜，而且就连补衣、缝纫这样的细致活计，她也学会了，还做得有模有样的。那时的王映霞，一心想着的，就是跟郁达夫能天长地久、白头到老。

    这段婚姻一开始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富裕、充实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很快就有了爱情的结晶。1929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郁飞诞生。一年半后，第二个儿子郁云也出世了。这之后，王映霞又给郁达夫生养了两个儿子。除了三子郁亮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夭折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健健康康、聪明俊秀。可以说，只有他们的结合才真的称得上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可悲的是，王映霞最终没有能成为郁达夫笔下“自由的女王”。相反，在晚年的她看来，跟郁达夫的婚姻里，自己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爱情俘虏”。

    或许，王映霞与郁达夫相识相恋得太早，毕竟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年少的轻狂，让她缺乏了现实的感受，感情难免冲动。这时的爱情和婚姻，以失败而告终，也就很正常了。

    生活毕竟不只是爱，王映霞在理想上喜欢郁达夫的文才，可是在现实中郁达夫却又是一个俗世之人，有着七情六欲、爱恨情仇。一旦理想和现实发生强烈的碰撞，踌躇、彷徨乃至破裂、分离，也就在所难免了。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出现破裂，是从“情书事件”开始的。

    1937年的一天，郁达夫回到家中，“在屋角捡得遗落之许君寄来的情书三封”。这里的许君，就是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在发现这三封情书之前，郁达夫已经对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有所耳闻，这次竟然被他找到证据，郁达夫顿时恼羞成怒。气愤的他在先是王映霞晾晒的纱衫上写下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然后又将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随即，怒火中烧的他在《大公报》上登出了一则“警告逃妻”的启事，剑锋直指自己深爱的妻子王映霞。这则启事，文风辛辣，语气凌厉，毫无温情可言，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和敌视。

    实际上，按照著名现代派诗人汪静之在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的说法，郁达夫之所以登出这则启事，除了那三封情书的原因，还由于王映霞与戴笠之间暖昧不清的关系。甚至还有人说，王映霞为了戴笠做过人流。

    种种关于爱妻生活作风不检点的传闻，时不时飞进郁达夫的耳朵里。起初，他并不相信这些谣传。然而，这次家中出现的三封情书，彻底打垮了他的精神防线。试想，以郁达夫那颇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性格，又怎能容忍爱妻的“丑行”呢？

    可是，郁达夫的怒火确实烧得过旺了。这则启事一经登出，不仅王映霞颜面扫地、尴尬异常，最终离家出走。就连郁达夫自己，同样也是斯文尽失。更严重的是，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坚实感情，开始出现了裂痕，人间仙侣变成了情间怨偶。曾经的爱，“四弦一声如裂帛”，如同艺术品被破坏了一样，难以修复如初了。

    后来，一堆看不下去的朋友出面调和了。王映霞出走后，郁达夫也开始认识到自己鲁莽犯下的错误。于是，他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向妻子赔礼。看见丈夫语气缓和下来，王映霞才勉强回家。

    王映霞虽然回了家，但她骨子里那股永远不肯吃亏的性格，也逐渐显露出来。在王映霞看来，“情书事件”中郁达夫显示了强烈的大男子主义，这是一种“日本式的压迫”。此后，她几次在致郁达夫的信中提到“报复”：“当初我的报复的心，每时每刻我都在牢记着，从未因为暂时的欢娱而衰落过……”“你是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八年后的今日，这一个被你认为是弱女子的人，也终有一天复仇的日子的……”

    有人曾经说，王映霞的外遇，跟郁达夫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想想也是，王映霞这样一个江南第一美人，可能真的要比其他女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珍爱和呵护。当初结婚时，在浓烈爱情的熏染下，她没有计较太多，婚礼也办得极为草率。可是，婚后，郁达夫却并没有给予她更多。物质上是一方面，而更让王映霞感到难受的，是郁达夫在精神上的大男子主义。郁达夫曾有诗云：“病肺年来惯出家……题诗报与朝云道……”很明显，在他眼中，王映霞就如同苏东坡的侍姬朝云。这样的精神伤害，始终伴随着王映霞。在自传里，王映霞如此回应道：“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靴”

    王映霞的精神痛苦是有道理的，试问，有什么权利去要求一个美女安于糟糠呢？她本应衣着艳丽地出入于五彩斑斓的社交场合，展现她的高贵和华丽。即使没有这些，她也应该得到精神上的爱护和关怀，而不是被人视作低人一等的姬妾。假如真的如此，王映霞与几位高官所谓的“红杏出墙”，也就有了情感上的理由了。因为在郁达夫那里，在她所爱的人那里，她无法真正得到幸福！

    然而，郁达夫又怎么能理解这些？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急匆匆地把妻子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让悠悠众口去横加指责。这就难怪王映霞会离家出走，甚至心怀报复了。

    郁达夫和王映霞情感的进一步破裂是在到了新加坡之后。1938年12月28曰晚上，刚来到新加坡的郁达夫和王映霞，参加了南洋文艺界朋友在醉林居酒家举办的接风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美貌的歌星玉娇。不仅如此，他还和玉娇度过了三天甜蜜的外遇生活。

    这个事情的发生，无疑让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更为加深了。郁达夫性格中的大男子主义，越发彰显。在他看来，只有男人可以情感丰富，多妻多妾，而女人则只能从一而终，哪怕丈夫让她感觉不到幸福。

    到了这个地步，这段爱情的结束便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1939年，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向郁达夫约稿。对妻子红杏出墙余怒未消的郁达夫，将自己与王映霞感情出问题以来的19首旧体诗和一首词发表在这份刊物上。这就是著名的《毁家诗纪》。

    在这些诗词后面，郁达夫详加注解，清楚地露透了他们婚变的内情，并公开了王映霞的“红杏出墙”。在《毁家诗纪》中，郁达夫剑锋直指王映霞：“姬每对人自称厅长夫人于以取乐”，“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闻讯后的王映霞又羞又怒，很快她以《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为题，以攻为守，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大力抨击郁达夫的专断和封建。在这篇文章的抬头，王映霞称呼郁达夫为“我还在敬佩着的浪漫文人”。而在文章的结尾处，则是那句著名的“永远都不肯吃亏的映霞”。可以想见，在署下这句落款时，王映霞心中是多么的决绝。

    至此，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姻走到了尽头。1940年3月，他们俩经营了十二年的“家”解体了。王映霞单方面刊登“离婚启事”。启事中，她写道：“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当年的风流，总还被雨打风吹去！乱世中，这段“郎才女貌”的婚姻，最终以夫妻反目成仇结束，实在是令人叹惋。

    王映霞离开了郁达夫。然而，她毕竟是郁达夫深爱过的女人。

    后来，郁达夫曾写下七律《寄王映霞》，寄托思念：“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杜，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可是，伤心绝望的阿娘又怎会再次归来呢！

    西湖落霞

    晚年，已经闲居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王映霞，曾这样回忆她一生的爱情：“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前后的两个他，一起构成了这位江南第一美人几乎全部的爱情生命。有人说，一个人的婚姻可以重来几次，但爱情却只能有一次，便是最初的那一次。可是，细品王映霞和第二任丈夫钟贤道的婚姻，却可以发现，那里面同样有着甜蜜温馨的爱情。只不过这份爱之中，多出了激情过后的淡定、从容以及细水长流的涓涓柔情。正如王映霞自己所说，没有钟贤道，她的后半生也许仍会漂泊不定。

    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了。他们的分离，有着很多的原因。而其中，郁达夫的不良性格是最深的起因。晚年王映霞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细想一下，郁达夫其实还是爱着王映霞的，哪怕两人已经分手。在离婚之后不久，郁达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说：“王氏已与弟完全脱离关系，早已于前月返国。此后之生活行动，两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过，重新做人。若一误再误，那就等于我杀伯仁了。”

    从这些文字里，仍然看得出郁达夫那大男子主义的性格，他始终耿耿于怀王映霞的“红杏出墙”，即便此时他还是思念着她，甚至后悔和心疼过。那句著名的诗“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便是郁达夫这段时期心境的最好写照。

    可是，王映霞是决意不回去了。几个孩子全已交托郁达夫，自己心无牵挂，可以独自远行了。她其实也曾努力过，想要维系这段原本美好的婚姻。那么喜欢富裕安定生活的她，为了跟郁达夫能再次来过，竟然跑到印尼的荒岛上去执教。只是最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她就回来了。

    郁达夫和孩子们的呼唤，终究没能赢得王映霞的回心转意。这种局面的出现，公平地说，郁达夫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千辛万苦抱得美人归，可是得到了之后却并没有珍惜。跟王映霞生活那么多年，郁达夫竟然没有与前妻离婚。而对王映霞，他一直以姬相称。物质生活上的困难也就罢了，谁曾想到精神上还有如此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这就是王映霞始终不肯原谅郁达夫的深层原因。再加上后来的启事和《毁家诗纪》公开发表，郁达夫完全不顾自己和王映霞的体面，更是让她伤透了心。这份爱，到了此时，已经是千万不能再重来的了！

    离婚后的王映霞重获了自由。她虽然已经34岁，人生最好的年华已过。但是，性格好强的王映霞却不愿以“郁达夫弃妇”的形象露面。她竭尽全力装扮自己，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竟然还是那么的迷人。那段时间，她快乐了许多，社交上也可谓是左右逢源、出尽风头。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王映霞遇到了她后半生的依靠，朴实忠厚的钟贤道。从此以后，她安于自己的丈夫，与他一起生育了一子一女，在芜湖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王映霞一直到她生命的尽头都是满意的。她不再需要漂泊，而是真正回到了幸福的港湾。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与钟贤道在山城重庆结为伉俪。新郎官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结婚时，钟贤道正任职于重庆的华中航业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手中权力，都让他前途一片光明。更重要的是，即使有着如此的地位、权力，钟贤道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了王映霞第一次婚姻后的择偶标准：“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

    钟贤道和王映霞的婚礼，轰动了整个山城。那一天，宾客如云，冠盖云集，前来道贺的大多数是社会各界的名流。婚礼排场极大，大宴宾客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当天，著名学者施蛰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

    而郁达夫的朋友、知名作家章克标则在《文苑草木》中回忆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

    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晚年的王映霞也是津津乐道。1983年，她在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一篇题为《阔别星洲四十年》的文字中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看来，王映霞对自己第二次的婚礼，是十分满意的，不然她就不会以此为评价婚后精神生活的标准了。

    婚后的生活，印证了王映霞此言不虚。老实的钟贤道十分体贴地照顾王映霞，而且始终如一。为了把她失去的青春找回来，钟贤道不让王映霞出去上班，只在家中闲居，偶尔操持一下家务。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她晚年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王映霞和钟贤道的婚姻是幸福的，也正是这种幸福，让他们俩能共同面对人生的各种苦难、挫折。大陆解放前，许多的国民党高官贵人都赶紧逃到台湾。可是，为了能照顾好家庭，尤其是为了能照顾好王映霞，钟贤道退了预订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在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工作，由于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收入也还不错，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谁知，不久之后“三反”运动开始了，老实的钟贤道竟然被怀疑贪污。经过审查，最终查明他是无辜的。夫妻俩一起闯过了一个难关。

    可是，1952年，王映霞却突然被拘留了，而拘留理由则是她曾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经过调查，组织发现王映霞当年只是为了工作在口头上表示参加，实际并不是国民党员，她既没有党证也没缴过一次党费。由于这个原因，最终王映霞得到了释放。

    尽管得到了释放，然而王映霞仍然在里面关押了一段时间。在那期间，钟贤道忧心忡忡，十分担心妻子。他几乎每日都去探视，为王映霞捎去各种生活用品，竭尽所能关怀备至。等到妻子安全回家后，钟贤道专门到锦江饭店为她开了个房间，好让王映霞能安心静养，解除心中的恐惧和忧虑。看着妻子一天天精神好起来了，钟贤道便带着她，一起到外地旅游散心。很多年后，王映霞回忆起这次旅行，仍是十分开心。在她眼中，那“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正是在钟贤道的悉心照顾下，王映霞的后半生过得幸福而又充实。她身体健康，心情愉悦，重新焕发了生命的青春。

    1990年，83岁高龄的王映霞应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和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之邀，以“杰出大陆人士”的身份访问台湾。期间，她专门拜访了30年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当时已经92岁高龄的陈立夫见到王映霞，立刻甩掉拐棍，趋前作揖说：“王女士，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不容易，不容易呀！”

    看着眼前这位须发皆白的老友，王映霞满眼泪花。他们一起回忆起50多年前在杭州“楼外楼”相聚的往事，陈立夫对郁达夫的英年早逝深感痛惜。第二天，意犹未尽的陈立夫让秘书送来一个条幅，赠送给王映霞：“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冬又到。叹人生容易老，总不如盖一座安乐窝，上挂着渔读耕樵，闲来湖上钓，闷时把琴搞，喝一杯茶乐陶陶，我只把愁山推倒了！——映霞大姐雅属，陈立夫时年九十二。”

    访台归来后，王映霞来到杭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那里是王映霞从小生活的地方。她经常坐在轮椅里，欣赏如诗如画、水光潋滟的西湖。常有游人回头赞叹：“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