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显著增长

    开皇元年（581），隋朝建立。九年，隋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当时闽中泉州（今福州）的王国庆，是地方豪强。隋行军总管杨素扫荡江南豪强。浙东豪强高知慧败走闽中，投靠王国庆。杨素密遣人劝说王国庆斩高以降，江南大定。隋开皇十二年，从侯官故地析出原丰县，改称闽县。改丰州为泉州，废建安、南安二郡为县，属泉州。泉州治所即今福州地。大业二年（606），复名闽州，次年又改为建安郡，治所均在闽县，辖区近于今福建全省。隋炀帝暴政，激发全国农民大起义。十年，闽中郑文雅、林宗护率三万余人占领建安（今福州），杀郡守。十三年，又有刘元进在晋安起事，自称皇帝，至唐武德五年（622）才被招安。

    唐朝平定闽中，武德元年（618），改建安郡为建州。四年，移建州州治于建安（今建瓯）。六年，析建州地置泉州（今福州），辖闽县、侯官、长乐、连江、长溪五县。景云二年（711），改泉州为闽州，设闽州都督府，领有闽、建、泉、漳、潮五州，州治皆在今福州。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十三年，改闽州为福州都督府，因州西北福山而得名；十七年，置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是为“福建”名称的开端。福建经略使后改名福建都防御使、都团练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等，驻地均在福州，统辖福、建、泉、漳、汀五州，统管军、民、财政，确立了福州作为福建首府的地位。

    福州下领闽县、侯官、长乐、福唐、连江、永泰、长溪、古田、尤溪九县。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时，福州有31067户。《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年间（742—755），福州有34084户，75876人；建中年间（780—783），福州有39527户，217877人。说明盛唐以后福州户口比以前有较大增长。据杜佑《通典》载，唐开元年间（713—741），闽县即为望县，侯官为紧县，户口皆超过6千户，是福建人口比较集中之地。

    入唐以后，福州城池规模逐渐扩大。中和年间，观察使郑镒重修晋子城，广其东南隅。元和十年（815），观察使元锡修建州城。乾宁三年（896），福州升为威武军，遂建威武军门。《三山志·地理·叙县》载：闽县县署设于城东南隅；唐武德六年（623），从闽县析置侯官县，县治在州城西南面，即今闽侯县上街镇侯官村。贞观五年（631），省入闽县；武周长安二年（702），析闽县西十二乡复置。贞元五年（789），侯官县城被洪水漂没，后团练观察使郑叔则奏移入州城。元和二年（807），省；五年（810），复置侯官县。闽县、侯官设署并直辖于福州，奠定了闽侯作为“八闽首邑”的基础。

    二、经济长足进步

    历经隋末动乱，唐初福州市郊景象荒凉。《三山志·寺观》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少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唐朝建立之初，励精图治，轻徭薄赋，闽地政局基本安定，经济得以开发发展。至晚唐，福州城内“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叶榕阴中出”，已成为繁华的都会。

    农业方面，兴修水利，围海造田。贞元二十一年（805），福建观察使王翃辟城西南五里开辟南湖，引西湖之水灌溉东南农田。《新唐书.地理志》载：闽县东五里有海堤，大和二年（828）令李茸筑。“堤成，潴溪水植稻，其地三百顷皆良田。”

    《新唐书·食货志》载：唐王朝在侯官设监管理盐场。侯官近海，产盐量大，所以入十监之列；元和时，又由监升为院。有唐一代，实行租庸调法，农民须交纳布帛。《新唐书·地理志》载：“福州长乐郡，土贡蕉布、海蛤、文扇、茶、橄榄。”可知闽县、侯官的纺织品以及海产、果品等都很知名。《元和郡县志》亦载：“开元贡海蛤、蚒蛇胆；赋绵绢。元和贡干姜、白蕉。”说明唐代闽侯地区纺织业已初具规模，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优良品种问世。

    唐陆羽《茶经》（著于758年左右）记：福州闽县方山之阴种植茶树，出茶叶，称露芽茶，其味极佳，为“茶之名品”，还有正黄茶等。唐元和八年（813）冯审《球场山亭记》残碑有《芳茗原》诗云：“簇茂满东原，敷荣看膴膴。采撷得菁英，芳馨涤烦暑。何用访蒙山，岂劳游顾渚。”描写州城东部原野，种植着品类众多的茶树，长势良好，其品质堪与四川蒙山、浙江顾渚名茶媲美。同时，鼓山半岩茶也名闻于世。

    福州城西郊外的怀安窑址，曾发掘出土窑具，其铭文曰“大唐贞元”，与“开元通宝”铜钱共存，出土青瓷壶、罐、碗、钵等数量极多，说明从南朝至中晚唐，怀安窑火犹盛。

    福州治下的闽县、侯官，水陆交通主要通过闽江航线上溯内陆山区，而后接达中原。据记载，唐元和中，岁歉，宪宗纳李播之言，发使赈济。福建观察使陆庶，发起疏浚工程，命工铲峰湮谷，抵于延平、富沙，以通京师。其陆路由古田路行者，自开元二十八年（740），洞豪刘疆等纳土之后，始渐辟路通行。

    中唐以后，福、泉二州成为重要造船基地，可造“千斛大舟”。对海外的交通贸易大为发展。天宝三年（744），鉴真和尚曾派人到福州，买舟东渡日本。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空海一行，到福州后，受到福州官员的礼遇。据晚唐冯审《球场山亭记》残碑记载：那时“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明海外来客甚众，聚居福州城，影响当地风俗，难守常态。刺史裴次元莅任后，认真施治，于是“政既施而邦人和”，“廛闬阗阗，货贸实繁”。州城市井里巷人群熙攘，货品充足，贸易繁盛，通达海外。据日本福冈市平安时代（8—12世纪）大宰府鸿胪馆（迎宾馆）遗址考古发掘可知，在8世纪后期至10世纪前期，有来自中国的“越窑系粗青瓷器，如壶、罐、钵、盆、碗等，从其胎釉形制及装饰作风证明系出自福州怀安窑的产品”。说明自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福州港的海外贸易有到达日本等地。

    三、教化大见成效

    唐王朝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其选士制度改行科举制以选拔人才，激发朝野士人通过读书应试以走上仕途的热情，推动了教育发展。远离中原的滨海闽地，经过六朝直至唐代历任主政官员大力施行教化与兴学活动，福建特别是闽中首府福州的文化教育气象蒸蒸日上，领先于其他州县。

    中唐以后，福、建、泉、漳、汀都设立官办的州学，培育学生，逐步改变福建与进士无缘的状况。据记载，开元十七年（729），福州刺史兼观察使管元惠到任后，“聿敷朝化，诱彼闽越，俗成邹鲁”。可见他主政闽中后的教化之功。嗣后大历七年（772），唐宗室李椅都督福建等五州，大力兴学，扩建州学，以五经训民，致州人竞劝为学，“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从此彻底改变闽中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遂使“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紧接着，建中元年（780），前宰相常衮任福建观察使，任内“为设乡校，使作文章，亲加讲导”，其俗又为之一变，由向学而开始走向科举仕途。常衮因此被后人尊为“兴闽文学之圣人”。其后的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中进士者渐多，终唐之世，闽中计有56人，闽县、侯官县占一半。不少人官至州牧，有的以诗文闻名，如会昌中闽县人郑诚，文笔峭绝；同县人林滋，长于词赋；又有詹雄者，长于诗，格高笔壮，诚文、滋赋、雄诗，时称“闽中三绝”。福建文人才子渐露头角。唐开成三年（838），闽县李滂、侯官萧膺等4人同时登第，传为美谈，朝士诗称：“几人天上争仙桂，一岁江南折四枝”，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

    据《球场山亭记》碑称：中唐时期，刺史裴次元兴建马球场。福州球场原设于州城西北，地势坎坷不平。裴刺史亲自勘察后，改在州城东偏左衙营附近重新建筑，“遂令开治，化硗确为坦夷，去荆棘于丛薄”。其周围经规划，既保护山林古木，又建亭台楼榭，场面蔚为壮观。峻工之日，裴刺史带领僚属及文士等畅游诸景，品题唱和，堪称一时之盛。唐大中五年（851），里人林谞续作《闽中记》10卷，为唐代影响较大的方志之一。

    闽中地僻人稀，历年较少战事，中唐以后经济人文蔚起，福州渐成东南沿海一大都会，商贸繁盛，中外宾客云集。据《全唐诗》记载，中唐以后，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称：“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晚唐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写道：“秋来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国人。”此时往来福州的商旅不仅“填郊盈郭，击毂摩肩”，而且市井繁华，有不少外国人定居福州，在这里经商、传教。至唐末，城内出现“人烟绣错，舟楫云排”的繁华景象。福州与广州、扬州齐名，号称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

    四、中原移民形成高潮

    自六朝中原移民入闽以来，唐代又迎来两次北方大移民。一次是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率军入漳，镇压土著“蛮獠啸乱”。据载前后共有军人8600名，还有“五十八家军校”之说。第二次则是黄巢起义军入闽过境，以及随后的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义军入闽。唐王朝盛极而衰，末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乾符三年（876），山东爆发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乾符五年三月，黄巢率众十万，南渡江淮，辗转浙东，从浙江衢州刊山五百里，跨越仙霞岭，分兵三路，直逼福州城。一路自浦城、建州取古田间道进攻侯官；一路自浦城、政和转闽东进击闽县；一路转崇安、邵武、延平顺江东下趋福州。

    是年十二月，起义军各路兵马合围福州，郡守韦岫弃城遁逃。农民军入城后，焚毁城衙官府及浮屠寺院，斩杀官吏与豪绅，福州城因此“焮荡殆尽”，遭受浩劫。但也传说巢军经侯官黄巷名儒黄璞宅时，戒毋毁其居，灭炬勒兵而去，还有在安民巷出榜安民等军纪严明之例。

    唐末至五代，中国南北分裂，政权割据，社会动荡。中原士民再次掀起迁徙高潮。衣冠人物，荟萃于闽中，福州再次成为移民上层的入居首选。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河南光州、寿州一带由王绪领导的农民军五千人马和相随的百姓一起渡江南下。据《新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绪“率众南奔”，“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军至南安，王潮、王审知兄弟发动兵变，共推王潮为帅。886年，义军夺取泉州，893年攻克福州，传檄各地，统一了全闽。王潮兄弟治闽，揭开了福建历史的新篇章。

    唐乾宁四年（897），王审知继承亡兄之位治闽，受唐廷封诰，为威武军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后，后梁太祖于开平元年（907）又加授王审知中书令，晋封闽王。

    王审知起自陇亩，志在“安民济物”，领有全闽后，招怀离散，“励精为理”，采取“保境安民”的方针，造就安定的政治局面。

    五、王审知的“开闽”贡献

    史载王审知“怀尊贤之志”，“酷好礼下士”，设招贤院以吸纳贤能之士。王审知注重延揽各方面人才，如王淡，唐相王溥之子；杨沂，唐相杨涉之从弟；徐寅，当时知名进士，他们皆“依审知仕宦”。除了亲随军队之外，还有众多流离失所的士子、文人等也相继流寓闽中。如唐末著名诗人韩偓、崔道融等，纷纷离开长安，带着族人迁移入闽。他们投奔王审知，大多居住在福州城内及闽、侯二县之地，从而形成氏族大姓。据光绪《侯官县乡土志》、《闽县乡土志》记载：闽侯大姓，“自永嘉不竟，中原板荡，江左衣冠右族，林、陈、黄、郑、詹、丘、何、胡八姓，迁入闽中。及唐季，王氏来闽，随之者又有三十六姓”。可见唐五代时期入闽的北方移民，充实了福建经济开发和文教兴发的队伍。

    闽国政权先后臣服于唐、后梁、后唐，与中原维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同时又北与吴越、吴、南唐及南汉等保持睦邻关系，有的还有着联姻关系。

    王审知治闽期间，对福州城池进行大规模扩建。唐末天复二年（902），王审知于子城外筑“罗城”，周围达40里，北面略呈圆形，将冶山括入城内，南面以安泰河为界。四周设城门：北永安门，南利涉门，东海晏门，西丰乐门及通津、清远、延远诸门。天祐二年（906），又筑南、北夹城，谓之南、北月城，将北门从今钱塘巷口扩充到今屏山之麓的华林路；南门则从安泰桥边扩展到今南门兜附近，将于山、乌石山围入城内。城墙外扩，周长达26里4800丈。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之《闽太祖世家》载：唐国子四门博士黄滔为碑文以纪其事，曰：“公之筑城也，恢守地养民之本，隆暂劳永逸之策。”《三山志·地理》称：“王氏国闽，壁垒翳山，楼橹庇焉，城益坚致矣。”经济上，王审知招集流亡，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修浚福州西湖，由原来周围20里，扩大至40里，灌溉闽县、侯官县无数良田。《琅琊郡王德政碑》称，闽地因此呈现“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升平气象。《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载：王审知曾向后梁进贡“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说明当时闽中纺织业已有相当规模，且有不少优质细布。

    王审知尤重海外贸易，“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开辟甘棠港，使“闽越之境，江海通津”，方便海外贸易。任命张睦领榷货务，“招徕蛮夷商贾，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闽国“利涉益远”，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舶来品行销京都各地。据《旧五代史》载：福州入贡中原王朝的礼品有不少海外奇珍，“色类良多，价累千万”。可见闽国海外贸易较晚唐时更加繁盛。

    文化上，王审知大力兴学育才。他采纳翁承赞的建议，于福州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还号召各地广设庠序，使州有州学，县有县学，乡村间广设乡学、义学，闽地教育事业开始趋于全面兴盛。出现“俊造相望，廉秀特盛”与“雅道靡靡，儒风优优”的繁盛景象。王审知重视抢救中原文化典籍与文士们的著述，“亟命访寻”坠简残篇及各种书简，精加缮写，亲自下令刻印徐寅《钓矶文集》，是为福建最早的刻本书籍。

    为了加强统治，王审知倡行佛教。入闽之初，他就亲赴侯官雪峰崇圣禅寺，拜访开山祖师义存。乾宁元年（894），倾赀十八万缗，建造法堂和僧舍屋厦；又于福州等地造寺写经，饭僧铸像。《三山志·僧寺》载：王氏入闽以后，“共为寺七百八十一”。重建鼓山涌泉寺，以神晏为主持，馆徒千百。天祐元年（904），在于山兴建报恩定光多宝塔（俗称白塔）。永隆三年（941），其子王延曦复在乌石山造崇妙保圣坚牢塔（俗称乌塔）。

    同光三年（925），王审知逝世，继承者皆淫逸昏暴之徒，其子孙为争夺王位，宫廷政变连连，治兵相攻，滥杀宗室、勋旧。政治上黑暗暴虐。王审知之子王延翰继位，称大闽国王；后唐长兴三年（932），王延钧称帝，建立闽国，定都福州。他们大兴土木，先后建造水晶宫、宝皇宫、紫薇宫等许多宫殿，竞相豪奢。宠信巫师术士，在王宫内起道场、做法事。

    为了应付财政危机，闽国统治者铸大铁钱，搜刮民财，苛捐杂税，卖官鬻爵，因而国势日衰，兵燹连年，暴骨如莽。至945年，南唐兵攻破建州，王延政出降，闽国政权灭亡。其后福建出现三分局面：福州属吴越；建州、汀州属南唐；泉州、漳洲属闽国旧部留从效。公元978年，统一于宋朝。

    六、佛教兴盛发展

    唐末五代，福建佛教发达，在国内著名。王审知执政后，“乃大读佛释之书”，为了礼佛，一次“饭僧二十万”，在福州乾元寺一次“度僧二万人”。其子王延钧称帝时，“许饭僧三百万，缮经二百藏”，一次度民二万为僧。闽国时，福州诸县增加寺庙267座。

    唐末五代，福建佛教诸宗（禅、律、法相、净土）均有流传，而以禅宗最盛。禅宗名僧荟萃，地位高，影响大，其创始人多为福州人，如沩山灵佑乃福州长溪人；黄檗希运乃福州人，其高足临济义云开创临济宗；玄沙师备闽县人，学问高深，“天下丛林皆望风而宾之”；百丈怀海为长乐人，制定《百丈清规》，风行天下寺庙至于今日；雪峰寺高僧义存法师，唐僖宗为之赐号，授予袈裟，以示宠荣，因而望重丛林，海内向风，从学者常达1500人。可见禅风之盛与高僧地位之崇。

    福州地区在隋代仅造寺院5所，唐代共建佛寺256所，其中217所建于宣宗之后。唐开元十年（722），著名书法家李阳冰篆书《般若台记》24字，刻于乌石山崖壁。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学问僧空海一行23人至福州，驻锡开元寺，后转赴长安。五代时，佛教在闽又有大的发展，王审知以后，又增寺庙488所。据统计，王氏据闽期间，福州僧尼达六万多人。遂有“东南佛国”之称。理学家黄榦称：“闽中塔庙之盛甲天下。”闽侯雪峰崇圣禅寺是唐代福建规模最大的佛寺，有殿宇千余间，僧众1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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