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史·地理志》载，宋朝福建路有“州六：福、建、泉、南剑、漳、汀。军二：邵武、兴化”。“八闽”之称由此开始。同书又载：“福州，大都督府，长乐郡，威武军节度。旧领福建路钤辖，建炎三年（1129）升帅府。”太平兴国六年（981），从闽县分出怀安县。宋代，福建长期处于和平安定环境，“邦人皓首不识兵革，以故生齿繁毓”。宋初，福州府主客共94510户；景德年间（1004—1007），凡114862户；元丰年间（1078—1085），211546户；建炎（1127—1130）间，至270201户，407344人。两宋时期，福州人口增长迅速。时福州下辖12县：闽县、侯官、怀安、连江、福清、古田、永福、长乐、罗源、闽清、宁德、长溪。闽县、侯官为福州州治的倚郭之县，与怀安皆为望县，人口稠密、集中。当时有诗称“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形容福州人文之盛。
北宋开宝七年（974），福州刺史钱昱在唐末五代罗城、夹城的基础上增筑东南夹城，史称外城，并以坚石为墙基，上垒砖壁，周长913丈、高1.6丈、厚8尺，开七城门。福州州治仍在城北，其东南为闽县，衙署旧在城东（后移南台）；西南为侯官，衙署在州治西南（今道山路）；怀安在州西北境，衙署设芋原江北30里（今闽侯荆溪桐口）；咸平二年（999），迁城西北石岊村（今福州建新镇淮安村）。依《三山志·地理》所记各县疆域：闽县为东西93里、南北80里；侯官为东西180里、南北290里；怀安为东西85里、南北210里。
宋代，福州大规模植榕绿化。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称：“郡城中独盛，故号榕城。”又据记载，张伯玉任知州时（1065—1066），倡导州城内编户植榕，出现“绿阴满城、暑不张盖”的景象。同时，蔡襄两任福州知州，发动民众在各县官路旁多植松树，自福州城外大义渡至漳州官道七百里种植夹道松。
有宋一代，福州地区政治局势长期比较稳定。至南宋末期，朝政日趋腐败，外敌入侵，福建地区还深受大旱、地震等天灾的困扰。
南宋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攻克临安，宋王朝灭亡。三月，原宰相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等，拥戴皇子益王赵昰（9岁）、广王赵昺（6岁）逃亡福州。同年五月，赵昰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定为行都，将城内大都督府作为垂拱殿，将便厅作为延和殿，图谋抗元复宋。由于宰相陈宜中专权，排斥文天祥、陈文龙等抗元爱国人士，加上福建制置使王积翁等叛变，十一月，元兵攻陷福州，张世杰、陆秀夫等护幼帝流亡海上，1279年于广东崖山战役后投海而亡。元兵入闽，经过战争的屠杀和掳掠，福州人口由《三山志》记载的32万多户，降为不足18万户。
公元1277年11月，元军占领福建全境。元承宋制，在福建境内设八路。至元十五年（1279），正式成立福建行中书省，福州路下领有闽县、侯官、怀安三县，规制无大变化。元代福建境内时有农民起义，至正二十六年（1366），行伍出身的福清人陈友定，担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成为割据闽中的地方军阀。至正二十七年，明军大举入闽，次年攻克延平、福州等地，陈友定兵败被杀，福建遂归明朝统治。
二、农业迅速发展
宋代，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福州社会经济趋于繁盛，农业、种植业呈现兴旺景象。农民耕山围海，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三山志·版籍》载：“海退，泥淤，沙塞，瘠田可变膏腴之类。”据统计，当时福州诸县计有沙洲田271顷98亩，海田1230顷有奇。丘陵地带多垦为梯田。《三山志·水利》载：“闽，山多于田，人率危耕侧种，堘级满山。”“濒江善地，梁渎横纵，淡潮四达，而龙骨之声，荦确如语。”生动描绘闽地山区多辟梯田，沿海濒江多种水田的情景。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农业水利设施有浦、塘、圳、池、车头数百处，工程规模浩大。嘉祐二年（1057），福州知州蔡襄命三县疏导渠浦。在闽县开淘负城河浦176条，计21974丈，用民力凡89000工，溉田3600余顷。侯官县“疏导渠浦六十九，延袤百二十五里”，“仍令民以时修治，不用命者有罚”。怀安县“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艁场”，散入北郊各处。由此可见福州地区水利工程设施之完善以及农田得益的情况。
福州西湖历代关乎水利，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宋守曹颖叔、程师孟、蔡襄，先后修筑。淳熙中，赵汝愚请于朝，大浚之。”宋元时期，闽侯地区农耕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种类有水稻、大麦、小麦、粟、穄米、薏苡等。《三山志·物产》载：水稻，“今州倚郭县三县两熟”。大约在五代时期，占城稻从越南传入福建，闽地普遍种植，还推广到江淮流域。当时马益咏《福州》诗云：“两熟湖田世独无”，说明福州稻作在全国独具优势。
与此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比较广泛，如《三山志·物产》记载：“糖，取竹蔗捣蒸。侯官甘蔗洲最盛。”红花、蓝靛可作染料，也多种植。草席“织作尤盛”，贩卖于各地。白梅在怀安、侯官广泛种植，而且品质优良，远销江南等地。末丽（茉莉），“此花独闽中有之”。
经济作物中，较负盛名的还有荔枝、龙眼、柑桔、橄榄、杨桃等。蔡襄《荔枝谱》载：荔枝“福州种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得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植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说明宋代福州地区荔枝优质高产，畅销海内外。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载福州土产有：美人蕉、佛手柑、羊桃、龙眼、茉莉、蔗、蕉葛、茶、白藤箱、簟、扇、轻绢、丝布、纻布、海蛤、麸金、干姜、蚺蛇胆、荔枝干、橄榄、笋箭、干白沙糖、品类相当丰富。
经济作物的多种经营，也给手工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促进手工业全面发展。
三、手工业繁盛
宋元时期，福州纺织、制瓷、矿冶等手工业生产呈现鼎盛局面。《宋史·地理志》载：福州“元丰贡红花蕉布”。当时福州织品中，还有纻布、轻绢等。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在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四处置场收买丝绸，说明当时福州具有较发达的丝绸业生产。从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升墓出土300多件服饰及匹料看，品种有罗、绫、绮、绢、纱、绉、锦等，花纹图案应用了敷、印、彩绘、刺绣、印金与填金等技术，精致的质量和精湛的工艺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两件绫织物，发现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另一作“□□□司”，表明南宋宗室可能在福州设置官营的宗室手工业作坊，与民营作坊一起生产丝绸等精美织物，以满足达官显贵的需要。墓主黄升，是宋绍定二年（1229）侯官状元黄朴之女。黄朴历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吏部郎、广东漕运等职。黄升嫁与宋宗室赵师恕之子赵与骏为妻，赵师恕曾知南外宗正事，赵与骏官至连城县尉。
福州北郊茶园村出土南宋端平二年（1235）入葬的夫妇合葬墓，随葬品也以丝织品为主，包括漆器、金银器、木器、骨角器等在内共数百件文物。丝织品类工艺与黄升墓相似。这些足以佐证南宋时期福州纺织业的发达状况。
元代，福州设置官营的文绣局，规模颇为可观，诗人范德机作《闽州歌》咏文绣局云：“去年居作匠五千，耗费府藏犹烟云。”《元史？成宗纪》载：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三千匹，其所织者加文绣，增其输衲服二百，其车渠带工别立提举司掌之”。《元史·王约传》载：元仁宗年间（1312—1320），曾“命福建取绣工童男女六人”，朝臣王约以“地远扰民”为由制止。说明闽地所织缎属高级织品，绣工具有高超的水平。
宋元时期，福州制瓷作坊窑火兴旺。主要窑场有：侯官县南屿窑（今闽侯南屿龙泉村）、龙潭山窑（今闽侯上街榕桥村）、怀安县怀安窑（今仓山区建新淮安村）、怀安县鸿尾窑（今闽侯鸿尾横列村）、侯官县宦溪窑（今福州北郊宦溪村）、闽县大义窑（今闽侯青口大义村）、闽县长柄窑（今马尾区闽安镇长柄村）等。它们都是民间经营的作坊，规模数百平方米至数万平方米不等。其中，怀安窑烧制酱釉、黑釉、青白、青釉器，产品有日用饮食器及日用生活杂器等。这些器物不仅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远销海外日本、东南亚等地。
黑釉瓷器大量输入日本，成为茶道文化的珍贵器具，该国文献中专称“幅州盏”（即福州盏）。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立博物馆，收藏有宦溪窑的宋代执壶、瓶等。说明瓷器贸易及于日本与南洋诸国。
宋代福州为产银州之一，产地在今闽侯廷坪良地。福州西郊茶园山出土南宋淳祐十年（1250）墓，随葬品中银器共30件，品类丰富，造型优美，装饰典雅，工艺精湛，运用模压、捶打、錾刻、鎏金等工艺技术。说明福州产银并有精良的加工技艺。
怀安县寿山石开凿，始于南朝。《三山志·寺观山附》载：怀安县稷下里寿山广应院附近出寿山石，“洁如玉。大者可一、二尺，柔而易攻，盖珉类也”。福州地区宋元墓葬，多随葬寿山石雕人物俑、禽兽俑和神煞俑等，一时成风。福州北郊西垅村胭脂山元墓曾出土一组寿山石俑，形制最为精美，有武将、文吏、男女侍俑及各种动物等，代表宋元时期寿山石雕的工艺水平，也反映当时福州民间的埋葬习俗。
温泉自前代开发以来，因为对官民乃至海外来客沐浴健身有益，因此声名日著。嘉祐七年（1062），始建温泉场。《三山志·寺观》载：闽县有龙德外汤院，在崇贤里（今福州温泉路）；“地多燠泉，数十步必一穴，或迸河渠中，味甘而性和”。后又经历代开发利用，遂有“闽中温泉甲天下”之誉。侯官县有汤泉，距院（雪峰寺）八十里（今闽侯白沙镇汤院村），当时“冠盖南北必憩此”。僧可遵尝作偈曰：“直待苍生尘垢尽，我方清泠混常流。”还有李纲、曾巩、程师孟、蒋之奇等名宦留题。
四、交通改善与贸易发展
宋元时期，福州的水陆交通进一步改善。《三山志·地理》称：“州东带沧溟，百川丛会，控清引浊，随潮去来。”城外江流浩瀚，城内水网密布，津梁栉比。州城外四处设置驿铺，“文檄之所往来，求其安便迅驶，而无阻绝沉滞之忧”。以福州城为中心，形成南出莆田、北抵温州、西达南平的交通干道。州南官路，北起方山渡口，经大义以南至泉州、漳州约七百里。蔡襄任福州知州和福建转运使时，下令百姓夹道种松，以蔽行人。闽人因此即桥旁“作堂以祠之”，并且歌之曰：“道边松，大义渡到漳泉东，问谁植之，我蔡公。岁久广荫如云浓，甘棠蔽芾安可同。委蛇夭矫腾苍龙，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长清风。”
宋元时期，福州三县建造各类桥梁，以便行旅。桥梁有碇步桥、舟桥、廊桥、石梁桥、拱桥等类型。元大德七年（1303），泉南僧王法助倡建闽江大石桥，经十几年努力和许多波折，大桥终于建成，雄伟壮观且大有益于交通与经济贸易。地方官吏重视修建与维护道路、桥梁、关津、馆驿、递铺、河渠、堰闸等设施。交通的便利，水利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宋代福州港的海上交通与贸易继续繁荣。蔡襄《荔枝谱》载：闽产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说明福州为适应对外贸易需要，已开辟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西亚的航线。北宋前期，福州因海外贸易繁盛，重视进出境船务管理，官府在闽安镇设巡检司。
南宋时期，福州造船业与航运业进一步发展。《三山志·海船户》载：绍兴二十九年（1159），福州沿海八县，一次“造船六十只，费五万余缗”。《宋会要辑稿·食货》称：乾道四年（1168），“福州番船王仲圭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今宁波）”，可见造船业相当发达。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当时诗人作诗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确切地形容福州港贸易的繁荣兴盛景象。
元代，福州港贸易依然相当繁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述福州的商贸情况：“有条大江（指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1.6公里。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许多船只从印度（指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载着商人，来到此地。”当时进口的船货有象牙、犀角、沉香、檀香等奢侈品与药材；出口的商品有丝绸、陶瓷器、金属制品、书籍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副食品等，其产地多在福州。
五、文教繁荣和科举鼎盛
宋代，福州文化教育昌盛，人才辈出。地方官府重视办学，因此府学和县学发达。明《八闽通志？学校》载：福州府学，依五代王审知设置仍在四门学旧址。“宋太平兴国中，转运使杨克让始作孔子庙”。景祐四年，于孔庙设立府学，历五年乃成，颇具规模。其后历经两次火灾又重加修葺，至元代形成棂星门、泮池、中门、礼殿、中亭、杏坛等庞大规制。
侯官县县学位于县衙东官贤坊（今福州道山路东段），闽县县学位于九仙山（今于山）西麓，两县规制相若；怀安县学，在府治西。县学一般建有礼殿、学宫、讲堂、斋室等。
官学之外有私学，称为精舍、书舍、乡校、家塾、书堂、书院、义斋、义学等。如闽县有鳌峰书堂、龙首涧书堂；侯官县有拙斋书院、三山书院、古灵书院；怀安县有望云书院、瓜山义学等，皆为当时儒生或名宦兴办的读书、讲学之所。福州因此出现“学校未尝虚里巷”、“巷南巷北读书声”的情景。私学与官学一起，构成培养地方科举人才的教育基地。宋代理学风行，官学、私学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历任的福州主政官员，多是“工文”的学者、名宦。他们重教兴学，推动福州文教兴起，臻于鼎盛。官学、私学遍布各地，州城内外，“是处人家爱读书”，“路逢十客九青衿”，兴文重教蔚然成风，福州成为“儒学最盛之地”，朱熹称誉福州为“海滨邹鲁”。宋初，有侯官人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皆以道德文章著称于世。他们倡导儒学，推崇心性，开宋代新儒学之先声，为后来的理学导夫先路，因而有“海滨四先生”之美誉。
陈襄（1017—1080），字述古，侯官古灵（今闽侯南通古灵村）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历任县令、知州、郎中等职，有政声。他重教兴学，亲自讲授，教化民众，有《古灵集》25卷传世。
陈烈（1012—1087），字季慈，居今福州。自幼熟通经义，孝顺父母，安贫立学。曾两任福州州学教授，门下学生有数百人之众。重于礼节，闻名乡里。著书数十万言，今存《孝报经》3卷。
周希孟（1013—1054），字公辟，侯官芝田（今闽侯南屿芝田村）人。少通五经，尤精易学。他力倡经学，曾任福州州学教授，教诲学生皆依据于经义。曾任职国子监、四门助教，后辞官不就，以淡泊清廉为尚。深究学问，声名益著。著《诗义》、《易义》等。
郑穆（1018—1092），字闳中，侯官人。自幼勤奋好学，才思敏捷。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任主簿、知州、国子祭酒等职，有惠政。一生践履笃行，传道授业，讲学不倦，深得众生推崇，人皆尊其德而服其教，声名卓著。文博而壮，惜作不传。
理学之传，有“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而为闽学，故建阳考亭人称“南州阙里”。朱熹生前几度来福州，到郊区及诸县多所书院讲学。如宋开禧年间，朱熹为避伪学之禁，曾在濂江书院聚众讲学。当时，朱熹及其弟子、闽县人黄榦（1152—1221），在福州创办紫阳、高峰等多所书院，讲学授徒于其中。黄榦受业于朱熹，以志坚思苦、勤学力研深受朱熹赞赏，被招为婿。朱熹病危时授以续著书稿之命。黄榦得理学之真传，后以著书授徒为事，弟子日众，有《经解文集》等传世。他利用“嘉定更化”的机会，全面阐述朱子的学问、道德，推崇其为“万世宗师”，为朱子学说的昌盛奠定基础。
两宋时期，福州文教兴盛、人才辈出，中进士者总数达2000余人，中状元者有许将、陈诚之、黄朴、郑性之等8人。据《八闽通志？人物》称：福建以人物之重而“与中州上国齿”。这些人才“或建勋庸于朝者而号名臣，或敷惠泽于黎元而称良吏，或继往开来而承道统之传，或力学践行而耸士林之望，或以文辞鸣，或以风节显，或委身而殉国，或笃恩而敦义，或莅官而著政迹，或敌慨而成武功，至于山林之遗逸，闺门之贞淑，与夫流寓之贤，艺术之良，亦彬彬焉。”宋代，福建著名词人张元幹以诗词、品德鸣于世。李纲致仕后寓居福州，与连江李弥逊，宦闽的辛弃疾、陆游等后相辉映，皆以诗词佳作传诵于世。他们积极倡导诗人结社，经常组织文友聚会唱酬，福州一时文风大盛。
宋元时期，福州成为文明教化的首善之区，还与当时主政闽中的官员密切相关。“太守复工文”，说明他们富学问，有才能，有作为，故在福州留下文名与政声，如程师孟、蔡襄、曾巩、黄裳、叶梦得、赵汝愚、梁克家、辛弃疾、陆游等等。北宋名臣蔡襄（1012—1067），两知福州，又任福建转运使，兴水利、溉民田，教民除陋习、用医药，延礼名士，诲诸生以经学。他不仅以书法名世，还撰写《荔枝谱》、《茶录》，为重要的植物学专著。民勒石以纪其政，立生祠而祀之。治平二年（1065），知州张伯玉倡导编户植榕，福州自是榕城之名更显。
程师孟（1015—1092），熙宁初知福州，拓子城，浚隍池，半载讫工，为政简而严，所部肃然，一时“治行为东南最”。
曾巩（1019—1083），熙宁末知福州，擒海盗，禁文移，囹圄屡空，吏民安其政，去久弥思之。
林之奇（1112—1176），字少颖，号拙斋，侯官人。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历官莆田主簿、秘书省正字、国史馆检讨官、宗正丞。二十九年提举闽舶。告老回乡，授徒著述，吕祖谦自浙江远道来闽，从其学。著有《道山纪闻》、《拙斋集》、《观澜集》等。
梁克家（1127—1187），淳熙间以前宰相知福州，才优识远，谋国尽忠，留意民事，著有政绩，纂《三山志》40卷，内容博赡，文字精炼，为福建至今保留最早且影响深远的方志。
赵汝愚（1140—1196），淳熙中知福州。仁厚恺悌，持身洁白，开浚西湖，民田大利。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祖籍长乐，居闽县。少受业于朱熹，深受器重，熹许以次女。历监台州酒务，知新淦县、通判安丰军、知汉阳军、知安庆府等，吏治廉明，保境安民。后讲《易经》于白鹿书院，晚年退居福州北峰，讲学传经，编书著史，孜孜不倦。为朱熹四大弟子之一，是朱熹理学的主要传人。后入祀孔庙。著有《勉斋集》、《四书通译》等。
陈韡（1180—1261），字子华，号抑斋，侯官（今福州）人，“北山先生”陈孔硕之子。开禧元年（1205）进士。从叶适学。嘉定六年（1213）为湖口尉。十四年，应淮东制置使贾涉辟，为京东、河北干官。十五年，以献策功迁制置司干办公事。理宗宝庆二年（1226），除淮东提刑。绍定三年（1230），知南剑州。六年，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端平、嘉熙间，累官江东、湖南安抚使。淳佑四年（1244），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陈韡才兼文武，是一代抗金名士。
宋代，福州刻书业发达，其著名者有元丰二年（1079）福州东禅寺历时23年，刻印成《毗卢大藏》6117卷；乾道八年（1172）刻成《崇宁万寿大藏》6870卷，为中国最早由民间寺院募刻的大藏经，二藏总称“福州藏”。政和六年（1116），知州黄裳遵诏开刻《政和万寿道藏》5481卷，是我国首部官刻道教总集。三部大藏总卷数超过17000卷，工程浩大，可见福州刻印事业之发达。
六、宗教文化的发展
宋元时期，闽侯宗教文化在唐五代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日益繁盛。其中仍以佛教为主，道教及民间信仰也很盛行。
佛教寺院主要有雪峰崇圣禅寺、涌泉寺、华林寺、开元寺、法海寺、林阳寺、西禅寺、石松寺、仙宗寺、佛日圆明院等。宋庆历时福州有寺计1625所，以至宋人徐经孙慨叹“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山路逢人半是僧”。
华林寺位于城北屏山，创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初名越山吉祥禅院，明代改称华林寺，宋初所建木构大殿今尚存，是南方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元寺系南朝萧梁古刹，是唐武宗毁佛后，城里唯存的佛寺，宋天禧间灾，庆历二年合开元、庄严二寺而重建。政和年间改为神霄观，建炎元年（1127）恢复为佛寺。清初在铁佛石座下发现银塔一座，上有元丰六年（1083）的铭文，说明开元寺铁佛实为宋代铸造，其形体之巨属国内罕见。此外，寺内尚有大观二年（1108）大石槽一口，上刻铭文60余字，亦属少见。开元寺于宋政和三年（1113）至乾道八年（1172）间刻印一部大型佛经——梵箧本《毗卢大藏》，共6117卷，历时60年。今开元寺边尚有“经院巷”，传即当时刻经作坊故址。
雪峰崇圣禅寺，创于晚唐，初号应天雪峰禅院，宋太平兴国三年（978）赐号崇圣，号称“南方丛林第一”。
西禅寺重建于晚唐，后毁于兵灾，宋天圣年间修复，是福州五大禅林之一。
宋元丰三年（1080），东禅寺刻印《大藏经》，刊行国内外。
庆城寺本闽王延曦宅，后晋天福（942）舍为永隆金身罗汉寺，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名庆城。
法海寺，五代孟司空舍宅为之，后晋开运二年建为兴福院，宋祥符间改为今名。
龙瑞寺，位于城门镇梁厝村，是宋元时期重要寺院之一，其千佛宝塔两座均为陶土烧制，八角九层，楼阁式实心。塔身上均塑有佛像1038尊，八角塔檐上塑佛像72尊，并悬陶风铎72只。塔座塑莲瓣、狮子、力士等，并刻有铭文，记述建塔年代和造塔者芳名，均为宋元丰五年（1082）建造，挺拔而精美，全国罕见。这两座陶塔于1972年迁置鼓山涌泉寺。雪峰崇圣禅寺和东山圣泉寺等也曾有类似的宋代的陶塔，说明了当时佛教的盛行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宋元时期福州佛教文化的发展，还有赖于寺院的经济实力。大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山林，如涌泉寺、西禅寺、雪峰崇圣禅寺等都占有田地五、六百亩，每年收田租数百担，其他募缘、施舍亦源源不断。
宋元时期，道教及民间信仰大行其道。在于山（九仙山）上有九仙观，故址是闽国的宝皇宫。宋崇宁二年（1103）建为天宁万寿观，绍兴间改名报恩广孝，寻更光孝。政和间郡守黄裳大加拓建。元末改今名。乌山上的道山观也是道教宫观。除出家行道的道人之外，民间尚有大量以作斋醮诸法事为业的“道士”。
宋元时期福州民间信仰，除妈祖信仰外，主要是“娘奶”信仰，有虎婆奶、疹奶、珠奶等名号，各有专司。其中最受信奉的是临水陈夫人，即“临水奶”，下渡人，陈昌之女，名靖姑，嫁为古田刘杞妻，怀胎数月祈雨而卒，年二十四，云“吾死人必为神，救人难产……”时灵源洞白蛇吐气为疫疠，夫人执剑索白蛇斩之。乡中立庙祀之。祖庙在古田县临水村。宋淳祐间（1241—1252）赐额顺懿，在福州乌山、塔亭等地均有“顺懿庙”、“娘奶宫”。闽浙台等地，民间奉顺懿夫人为妇幼保护神，香火极盛，“临水宫”遍及城乡。其后历朝累有褒封，成为福州民间信仰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女神。
此外，宋元时期福州东门外还有东岳庙，闽王王审知所建，宋大中祥符间拓建，每年三月有“迎泰山”活动。城隍信仰有城隍庙，省级的都城隍在福州城北冶山南麓，建于晋太康年间。闽县、侯官县的城隍附祀于此。每年秋天有“迎城隍”活动。
除佛道信仰之外，宋代福州还有摩尼教（明教）徒活动。元末，福州的穆斯林建有“真教寺”，在今南街安泰桥附近，是福州现存的唯一清真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