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府县建置与会城形胜

    明朝建立后，福建行省称“福建承宣布政使司”，领福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和福宁州。福州府辖九县：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闽清、永福。怀安县于洪武十二年（1379）移入郭内永安门外（今福州三角井附近），与闽县、侯官县同治；万历八年（1580）省入侯官。

    《明史·地理志》载：闽县、侯官为倚郭之县。闽县地界南有钓台山（南台山）、方山（甘果山），东南有鼓山、滨海，南有闽江（亦曰建江），又东南有马头江，到五虎门入于海。侯官县西有旗山、雪峰山，有建江；西南有阳崎、吴山、凤冈等六浦；西北有竹岐，又有五县寨二巡检司。福州府城，于明洪武四年（1371），由驸马都尉王恭主持重砌石城，北跨越王山，并在山顶建样楼；东、西、南则循宋外城遗址修复，共开七大城门。嘉靖时，倭寇屡犯福州，然终不得破城，可见城池之坚固。

    福州府治仍在屏山西南麓，闽县衙设于还珠门（布政司南）东侧，侯官县治在乌石山东侧。闽县有20075户，58448人；侯官县有10854户，22716人；怀安县有10957户，19153人。三县共4万余户，10万多人。

    清承明制，设福建省，下辖延、建、邵、汀（上四府）及福、兴、漳、泉（下四府）。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设台湾府（辖三县），后又增设福宁府与永春州、龙岩州，省会仍在福州，将军及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学使均驻节福州。福州府治下的闽县、侯官（约在清初改今名）仍共一城。闽县县衙移到于山西麓，侯官县仍在乌山北麓。以城内南大街（旧宣政南街，今八一七路）为界，东属闽县，西属侯官县。清乾隆时，闽县有31765户，侯官县有30174户。

    清初，恢复行省制度，设福建省，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光绪十年（1884），辖福建、台湾二省地。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自此福建省共领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四厅。

    清福州知府李拔曾在府门照墙题“南天冠冕”；堂联：“九邑拱如星布，我疆我理，俾卤地岩城，具瞻福曜；三山环若屏依，克师克帅，望绿林丹荔，尽树棠阴。”概括了福州的地理形胜，同时也寄托其政治抱负与从政理想。

    明清时期，福州府作为福建省会城，城市建设日渐完善。清乾隆《福州府志》记载：“东西广四百四十里，南北袤四百四十五里。”明工部侍郎董应举在《省城山川议》中说：“省城自龙腰过脉，建起为样楼山，再建为屏山、布政司山。中藏三山，为孕育地。乃自上分宗，西行一枝，转结乌石，横度平远，以收其灵秀，此城内山之定局也。”“若论省城水法，龙腰东北诸山之水汇于溪，送入汤门关；龙腰西北诸山之水汇于湖，送入北水关，此二送龙水也。最妙洪、台二江之水，挟潮统入西关，环注而东；而海潮又自水部门直入，环注城中，与送龙水会。进以钟其美，退以流其恶，最为吉利。”他分析了福州城内外山川的地理格局，主张保护城北高地龙腰，注意内河与江水、海潮的连通关系，以及对城区自然环境的影响。清乾隆《福州府志》云：“七郡之水朝宗会城，此全郡之形势也。”又说，郡城“水环束有九条：到任桥第一，安泰桥第二，九仙桥第三，洗马桥第四，虎策桥第五，沙合桥第六，万寿桥第七，江南桥第八，乌龙江第九。西北则诸山环绕，东南则双江带流，洪江内抱，台江外卫。此郡城之形势也。”《福州府志》还描述郡城的山陵形胜：“自郡城而论，则越王山为主脉”，“南面山有四案：横山第一，天宁山第二，高盖山第三，方山第四。”前人对福州的山形水势，作了精确的概括与精彩的描述，足见这方“江城福地”之得天独厚。

    清乾隆年间，福州知府李拔主修《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篇》，永泰名儒黄任在书序中称赞：“公自临莅以来，承统宣化，百废俱兴。其大者如导民树桑、植棉，济渠引圳，著有《水利考》、《蚕桑记》、《种树》、《种棉》等说。”“十邑之民，胥安而悦服之。其浅而切于日用者，妇人孺子无不能习其说。”经其整顿治理，福州城廓郊野生机盎然，时人曾孙澜作《闽都赋》：“徒观其疆域之内，沃野蔓延，乡邑布濩。夹水临山，亩居无数。广陌连阡，畛畷舛互。浚亩郁云，沛渠引雨。人获两秋之稌，家蓄再熟之禾。”极力敷陈市井繁华：“若其城郭穹窿，都城竦立。”“通则巨街，曲则委巷。观宇鳞列，楼台云障。飞甍接瓦，比屋连扉。朱门对峙，绮橑交辉。”“乃若八通之衢，四达之邑。车击马驰，往来如织。”对士风民俗也有生动的描写：“乃其土俗驯柔，民风素质。工尽其力，女登其贾。士以礼仪自持，人以法度相固。洵媲美于中邦，信接踵乎邹鲁。”赞美福州为“东南沃宅，而形胜之隩都”，令人感受到有福之州与文化之都的瑰丽景象与人文气息。

    二、政治局势起伏

    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进行了从武化到文治政策的调整，整顿吏治，轻徭薄赋。至明代前期永宣年间，福建与其他省一样，进入了繁荣时期。到中晚期，政治局势则发生了变化。从明嘉靖中叶到清乾隆年间，前后20余年，中国沿海频遭倭寇侵扰，福建损失惨重。

    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福州，四次包围福州城。第一次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三月，从陆路进逼福州，四郊被焚，火照城中，死者枕藉，南台、洪塘悉为煨烬。第二次是翌年四月，倭寇劫掠、蹂躏连江县治，逾越北岭，逼近省城，侵犯闽安镇，于福州城外焚掠60天，白骨如山，洗劫一空。第三次在三十八年三月，倭寇由福宁渡鼓岭，焚劫闽县、侯官、怀安三县乡都，福州城门昼闭，各县戒严。五月陷永福，县令周焕等被杀。后倭寇自洪塘浮马江出洋。第四次在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大举进犯连江，屯驻沿海，复劫掠诸村，福州城门昼闭弥月。巡抚刘熹率士兵追击倭寇于闽安镇，倭寇遁去。至四十年四月，倭寇又犯长乐南北乡，杀掠无算，复往福清，并抵福州郊外抢劫。

    嘉靖四十一年，戚继光统兵六千第一次入闽，扫荡了盘踞在宁德东北横屿的倭寇巢穴，倭寇退守福清牛田（今龙田镇），周围尽是泥沼地。戚继光下令，每人负草一束，明晨疾驰贼营，填草过泥沼。倭寇逃遁，投江死者上万人，余众溃奔兴化。戚继光乘胜急追，深夜军抵莆田林墩，连克六十营，尽歼敌人。继而奉檄回浙。是年十月，戚家军返抵福州，官民庆贺，并于于山平远台勒石纪功。

    嘉靖四十二年，倭寇闻戚继光返浙，乘隙又陷沿海诸县。闽县内外七里遭倭寇劫掠，庐舍被毁，乡民流离失所。三月，戚继光第二次率兵万人入闽，大破倭寇于连江百丈岩。并与总兵官刘显、俞大猷等围剿平海倭寇，因风纵火，倭寇无逃脱者；又趋福州，合击倭寇于长乐，歼敌两万余人。残寇五百余人由北岭进犯省城，千总胡世斌率部穷追，寇多投海死。闽县尚干乡民配合戚家军，于凤港、洋下等地追歼倭寇。十月，倭寇复大举入侵，戚继光遣兵分路进剿。十一月，倭复犯连江东岱堡，同时袭扰福宁、莆田、晋江等沿海各地。十二月，戚继光率主力部队击破倭寇防线，遂解仙游之围。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倭寇残部败走闽南及广东，戚继光、俞大猷率军会剿，终于荡平。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福州屡经战乱。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主中原，翌年占领南京。唐王朱聿键南奔福州，闰六月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升福州为天兴府，号“福京”，以布政使署为行宫。隆武帝接见郑芝龙之子郑森，赐以国姓，名朱成功。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誓师海上，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清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率部北伐，曾进占闽安镇，攻打福州、连江。北伐失利后，退守金、厦。翌年，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覆亡。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东征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建立政权，奉明朝正朔。

    清顺治十七年（1660），耿继茂、耿精忠相继被派到福建，袭封靖南王，与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并升为清初的三大藩王。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靖南王耿精忠在闽发动兵变，杀害侯官知县刘嘉猷等，囚禁福建总督范承谟，迫害致死。二十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统一了台湾，政局逐渐稳定。

    清王朝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西方列强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把中国作为重要目标。19世纪以后，英国资本实力在其政府的支持下，疯狂地向中国倾销鸦片，造成严重后果。

    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奉命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查办烟毒。他到任后，深入调查研究，为了解“夷情”，派人收集翻译西方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资料。他采取断然措施，查缴英美商人走私鸦片共21500多箱，237万斤，于翌年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二十年，英国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将林则徐革职流放，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福州、厦门遂成为最先开放的通商口岸。

    帝国主义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它们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快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福建首当其冲，成为列强侵略的桥头堡。

    道光二十五年，英国驻福州领事取得了租赁仓前山泛船浦一带地基盖房建屋的权力。光绪二十五年（1899），日本也要求在福州口岸天主堂码头至尾墩村一带设立专管租界。在列强入侵强占“租借地”扩大势力的过程中，传教士起了先锋的作用。由于思想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冲突，因而引发多起教案，仅在福州比较重大的就有神光寺、川石岛、乌石山教案。

    道光三十年，英国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来福州传教，由英国领事翻译金执尔向乌石山神光寺僧人租屋2间，由侯官知县兴廉用印核准。福州士绅纷起反对，闽浙总督刘韵珂和福建巡抚徐继畬迫于众议，以此前达成的只准英国领事官租用城内房屋的协议，照会英国驻香港总督文翰。在民众强烈的反对下，英国传教士终于退出神光寺。

    同治七年（1868），教民林臻信将位于闽江口附近的川石岛土地永租给英国传教士胡约翰。在英国领事星察理支持下，胡约翰急欲动工建房，乡民以该地为军事要地为由而群起反对。冲突中一乡民被英国水兵打死，酿成大案。闽浙总督英桂对英方一再妥协退让，但乡民在乡绅王有树率领下据理力争，最终达成协议：由官府收买该地，起盖房屋，租给教士；教士不得转租他人，离去后即由官府收回。英国外交部指示驻北京公使，对擅用兵船打死人命一事予以谴责。但英领事仅派人访寻死者家属，给予若干抚恤金，而未惩办开枪的洋人。

    光绪二年（1876），胡约翰又以长期租赁形式强占弥陀寺。福州士绅林应霖等起而制止。福建巡抚向英领事星察理提议以城外之地与之交换，交涉未果。四年五月，胡约翰又在弥陀寺内起盖学堂，林应霖、雷在南等绅耆具禀抗议。八月初三，胡约翰与民众发生冲突，民众怒将新建的洋楼拆毁，并放火焚烧，波及一旧洋楼。英驻华公使傅磊斯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严拿查办动手者、主使者，双方会勘房屋地基界限，赔补焚毁房屋。英领事星察理态度狂妄，双方交涉未能达成协议。朝廷派大臣丁日昌到来后，交涉有了转机。五年二月，议结教案：对主使及动手者作斥革功名、流徒等处理；随同毁拆者枷杖；文武地方官分别摘取顶戴、撤销委任或记过。最后同意讨回弥陀寺，而以南台岛下渡东窑乡之洋楼园地租予。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在仓山天安寺内成立闽南救火会。英领事署差役张泉泉占用寺内厨房，该会请张搬离。英领事竟说“天安寺在本国汉府租界之内”，责问“何故侵占大英国汉府租界”。当时桥南各社团中心人物，多半是福州同盟会骨干，他们撰写《福州英领事混争天安寺纪实》，印发省内外。上海环球学生会、省外福建同乡会纷纷响应，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宣讲，群情汹涌。消息传到北京，英驻华公使特派参赞来闽调查，承认英领事的侵占行为，报由英国驻华公使电令驻闽英领立即恢复天安寺界址，归还救火会。

    列强的侵略越发猖狂，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民众日益觉醒，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光绪十年八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进攻台湾基隆失败后，率军舰、水雷艇13艘开入马尾港，扬言将击毁马尾船厂并占据福州以索赔军费。总督何璟借口朝廷和战未决，纵敌入门，还严谕各属不准先行开炮，否则“虽胜亦斩”，仅派遣将军穆图善守卫长门炮台。会办大臣张佩纶出驻马尾，召集扬武、济安、飞云、伏波、福星、振威、艺新、永保、琛航、福胜、建胜等11艘大小兵船，由扬武管驾张成（粤人）调度。张成不听各管带劝阻，令各舰集中停泊并靠近法舰。八月二十三日晨，法军下战书，主事者竟不通知水陆诸军备战。下午1时45分法舰突行开炮，而中国舰船尚未启碇，抛锚如故。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水师官兵奋勇还击。旗舰“扬武”号前炮被击坏，用尾炮打击法军旗舰“伏尔他”号；“振威”号受到两艘法舰围攻，激战中被打坏船舵、打穿船体，官兵仍奋战不息，直至沉没前还发射一发炮弹，重创法舰。“福星”号盯住法旗舰“伏尔他”号猛击，最后因火药仓中弹爆炸，全船官兵壮烈牺牲。“飞云”号、“福胜”号也都奋战不退，直至沉没。

    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军舰11艘、商船19艘在30分钟内全被击毁击沉。战事发生后，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如璋、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都惊慌失措，四处奔逃。直至八月二十六日马尾海战失败消息报到北京，清政府才正式宣布对法作战。

    福建水师战败后，法舰在马尾周围大肆屠杀、破坏，炮击沿岸村庄，扫射遇见的船只。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法舰三艘驶到马尾造船厂外，用重炮和机枪射击，工场、仓库、船坞全被毁坏。孤拔还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企图占领福州，遭到陆上军民的坚决抵抗，不得不放弃登陆企图，于二十八、二十九日开出闽江口，沿江50多里炮台，也被法舰摧毁。

    海战爆发前，闽县尚干乡几万人激于爱国义愤，由武探花林培基领衔，连续两次向督署和会办上书，要求自备粮食、武器，抗击侵略者，遭到无理阻挠。马江战役爆发后，乡民林狮狮等于夜间驾驶盐船，带上土炮，突袭敌军主帅孤拔座舰“伏尔他”号。侵略军还窜到马尾闽安镇抢劫，乡民愤恨无比，打开山寨，一拥而下，用扁担和锄头，打得敌人丢盔弃械，仓惶逃命。

    三、社会经济发展

    明清时期，福州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化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趋向发达。

    农业方面，继续扩大耕地面积，加强水利建设。清光绪《闽县乡土志？政绩》载：明成化时，知府唐珣以“兴学劝农为先，尝创迎春亭于东郊，以省耕敛。令民垦江洲可以为田者，筑塘五虎，以捍海潮”。嘉靖时，知府汪文盛“尤注意水利，开上王旧港，塞新河，灌田四千余顷，瘠土均为沃壤”。

    据明代郡中名士徐熥《修筑石门硖碑刻》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皇帝诏令闽中大吏，由侯邑周兆圣主持修堤阻水，当地百姓欢然相率捐缗钱，鸠工筑堤。堤横亘三十余里，高几丈、广几丈，不盈期而功告成。其沃壤可田，其溪下者潴为湖，其弃地令民茭牧其中，无不人人称便者。”

    光绪《侯官乡土志？政绩》载：清乾隆时，潘思榘任福建巡抚，“为政以筹民食、亟赈恤、兴水利、缮城垣为先务”。

    乾隆二十五年（1760），福州知府李拔到任，认为“福州滨海首郡，人文与邹鲁埒”。他自福宁府调任福州时，其《行部纪略》云：福州乃“人烟之所辐辏，货物之所充盈，贩竖之所贸迁，海艘之所捆载”，“诚东南一大都会也”。他曾作《福州城内水利考》、《福州水利考》等，主张“以水利为农桑之本”，下令各县加紧疏凿，随时修葺，以广利源。他勤政爱民，履任三载，惠浃人和，民众为之树去思之碑。

    这时期福州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兼种麦、黍、稷、菽、甘薯等。据明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长乐人陈振龙“久在东夷吕宋（今菲律宾），深知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授法则，由舟而归”。试栽成功后，由其子陈经纶将番薯呈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加以推广，后人因此称之为“金薯”。甘薯的引进和推广，大大缓解了沿海的缺粮之困。

    这时期，经济作物也迅速发展，花生、甘蔗、蓝靛、烟草、茶叶、果树等品类增多，农、林、牧、渔多种经营发展。郊县乡民，从事织席、放蚬、养鸭、养池鱼、加工线面和种植蔬菜、桔柚、橄榄以及烧砖瓦、造舟船等业，就地取材，各营其生。

    明清时期，福州成为全省纺织业中心之一。明代前期，太守毕亨于府门之右设织染局。据黄仲昭《八闽通志·土产》载：福州府岁贡绸缎425尺，所需用茧丝1328斤，分派各县缴纳。王世懋《闽部疏》载，福建各地土产经闽北下吴越，其中首记“福之丝绸”。

    福州居民于家中置机，称“机房”，机户拥有相当数量的织机和织匠。有自织、代织之分。福州市内机房里、织缎巷、锦巷、横锦巷等，相传都是明代丝织业集中的工场、作坊所在，至今仍沿续旧称。弘治年间，福州织匠林洪“改机”，把五层丝织的改为四层丝，织出比过去更加细薄的丝织新品种，其产品有缎、绢、绸，装饰有闪光、阴花及龙凤等祥禽瑞兽图案，时价等同罗织品，质量远在纱、绫之上。随着改机的推广，产品需求量增加，织机和工匠数量大增，产品趋向商品化。由于织造技术提高，闽县与侯官涌现出一批可与“吴绫蜀锦”相匹敌、“美好无有”的名优产品，如土绢、丝布、线绢、草缎、帽缎、缎等，畅销海内外。

    福州郡守李拔作《蚕桑说》、《种棉说》，认为“闽中天气和暖，理宜蚕桑”。他在内署试养“良丝厚茧，俱有成效”；试验植棉，也有成果。在他的倡导和推行下，福州地区的蚕桑、棉纺业风行一时。

    清代，在福州城内水部绘春园（今南公园内）先后开办了农桑局和桑棉局，并分设蚕务学堂及育蚕缫丝传习所，分门以教，推动了民间纺织业的发展。乾隆《福州府志·物产》中，罗列福州地区的传统织品有：丝、绸、罗、改机、丝布、蕉布、苎布、葛布、麻布、颉（木棉）布等。

    明清时期，闽县、侯官等传统酿酒业发达，生产的有红酒、白酒、葡萄酒三类。红酒即红曲黄酒，是闽中颇具特色的酿制酒品种。

    清乾嘉年间，福州艺人沈绍安采用传统“夹纻”技术，创制出脱胎漆器，成为中国工艺品“三宝”之一。与角梳、雨伞合称“福州三宝”。其后，福州磨漆画、寿山石雕、软木画又称“榕城三绝”。

    寿山石产于闽侯县北寿山村（今属福州市晋安区寿山镇）。寿山石开采和利用始于南朝，主要刻作石俑，供陪葬用。宋代开采渐多，已有专门采掘的矿坑。当时主要作为“嵌饰什器”，也有磨砻作印的，其所刻制的陪葬人物，十分精细而生动，山石名声开始显著。至清康熙年间，声价大升，上等的供上层人士把玩收藏，次等的用于镂刻嵌饰，或雕刻印章，供文房之用。乾隆《福州府志·物产》载：“寿山石的品位，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而其石色以田黄、艾绿为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红又次之。”“凡官斯土及游宦往来者，争相寻觅，山之精华既竭取之，旧藏家今亦不可得，价与珠玉等，而难得又过之。”康乾之间，寿山石开采甚盛，极品多用于进贡朝廷，以致资源枯竭，“山为一空”。

    四、海上交通与贸易繁盛

    明清时期，福州地区内地交通仍然依赖水路和陆路的驿道、津梁，海上航路则通往沿海及海外各地，商业贸易活跃，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明洪武五年（1372），朝廷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其多为闽县河口人，有梁、邵、金、蔡、毛、陈、程、江、阮等姓，居于琉球唐营，俗称久米村。明王朝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允许琉球国定期朝贡觐见，或对新任国王实行册封。成化十年（1474），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进出口岸指定在福州。闽县水部门外设置柔远驿即琉球会馆和进贡厂，以接待琉球来华进贡或朝觐的官员、商人，贮存货物。琉球国王感慕华风，向中国派遣王公贵胄子弟作官生，进入国子监，接受汉文化教育；另一部分自费留学的勤学生，则多在福州拜师学艺，所学有天文、历法、地理、堪舆、儒学、医学、律法、制糖、制瓷、制茶、制伞、造船、冶炼、书法、绘画、音乐、戏曲等。在福州师傅的悉心教授下，造就大批专业人才，推动琉球各个行业领域的技术进步。明清时期，琉球与王朝建立长期的贡属关系。政府对琉球建立了“册封”制度，选派博学多才的翰林院官员为册封使，组团前往进行谕祭、册封与考察、访问。福州人任册封使者共4人：明万历七年（1579），长乐谢杰（谢肇淛族叔）奉命任册封副使；清嘉庆十三年（1808），侯官齐鲲充正使；道光十八年（1838），侯官状元林鸿年为正使；同治五年（1866），侯官赵新为正使。他们都不辱使命，并有出使琉球的记录与诗文传世。

    海上交通依赖于发达的造船业，明清时期，福州所造之“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既利于远洋航行，也利于海战。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05—1433），三保太监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于长乐太平港候风，整修舰船、补给上货、招添水手；其所用“宝船”亦多为“福船”。嘉靖四十一年（1562），戚继光率军从浙江援闽抗倭，所乘战船即为福船，船体高大，“乘风下压，如车辗螳螂，斗船力不斗人力，每每取胜”，最终平息沿海倭患。

    造船业的发达，推动了对外交通与贸易，提升了福州作为港口城市的地位。福州港口贸易主要集中于闽县的南台和侯官的洪塘。明万历六年（1578），福建巡抚庞尚鹏倡建福州洪山桥，成为联结福州与洪塘的交通要道。明林燫《洪山桥庙记》：洪塘闹市“商泊北至江北者，南至海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云”。

    清乾隆时，福建巡抚潘思榘《江南桥记》称：“南台为福之贾区，鱼盐百货之辏，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金皇，估艑商舶，鱼蜒之艇，交维于其下。”当时出口的物产，以茶、木、纸为大宗，虽非产自福州，而为巨商大贾营运所集，“必以福州为所”。南台江“江潮一涨，其待转运之船舰，帆樯犹林立焉。虽不足较量川蜀之旺，而亦一大商场也”。

    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全国各地商家入闽者聚集渐众，因而有省内各地及外省会馆集中于福州城，如广东会馆、浙江布帮的三山会馆、汀州商帮的汀州会馆、浙江木帮的安澜会馆等等。各商帮以会馆为聚所，提供住宿方便，联络同乡感情，互相资济困难，商讨经营事宜。这对促进福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明末清初，郑成功率军驱荷复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版图，翌年设台湾府，归福建省管辖。其后大陆百姓向台湾移民渐成热潮，经久不衰。台湾的社会经济渐趋繁荣，两岸的商贸往来更加密切。乾隆四十九年（1784）和五十五年，先后开放鹿港与泉州蚶江对渡、鹿港与厦门直航。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开放淡水八里坌与福州五虎口之间的对渡。当时进入五虎口的台湾货物主要是农产品和土特产品，如大米、糖、樟脑、鹿皮、苎、麻等，从福州运往台湾的产品有竹、木材、水果、纺织品等。清初武夷茶传入台北种植，发展迅速，产量上升。到道光年间，开始返销福州，茶叶成为台湾的主要外销商品。闽台对渡口岸的商贸活动，促进了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共同发展。

    明清时期，屡行海禁，阻碍了对外交流和海上贸易。清初“迁界”，更给福建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一些沿海民众铤而走险，突破海禁，下海谋生，或私渡到台湾垦殖定居，或自行下海捕捞与经商贸易。民间私商的海外贸易禁而不止，愈演愈烈，逐渐出现一些海上武装贸易集团或海盗活动。从明初至清朝鸦片战争、福州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前，福州港处于货物集散、转口贸易的重要地位，出口商品向来以丝绸、茶叶、瓷器为大宗。

    道光二十四年，福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由于福州地处闽江下游，与上游武夷山产茶区相距不远，而且交通运输方便，在茶叶贸易方面具有优越的地位和很强的竞争力，出口数量直线上升。据海关资料统计，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福州茶叶出口量每年20—30万担，60年代40—50万担，70年代以后仍在继续增长，每年多在70多万担；1880年高达802113担，为历史最高纪录。80年代以后，有所下降。1888年和1889年，仍有50万担茶叶出口。福州茶叶绝大部分都输往英国，还有一部分运往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新西兰、南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故有“国际茶港”、“国际茶市”之誉。19世纪90年代开始，茶叶出口量锐减，成为福建对外贸易明显衰落的标志。

    明清时期，朝廷继续倡导儒家传统教育，推行科举制度以选拔人才。各地教学机构有官方主办的州府县学、社学义学（义塾）、书院及民间私塾四种类型。这一时期，福州的州府县学不断发展，新建了许多书院，明代有闽县的泉山书院、养心书院，侯官的望云书院、竹田书院、玉泉书院、养正书院、崇正书院、道山书院、共学书院；清代有号称省城四大书院的鳌峰书院、正谊书院、凤池书院、致用书院，还有越山书院、共学书院、西湖学院、考志学院、龙光书院、嵩山书院、凤鸣书院等。现存闽侯境内的多所书院，如青口龟山阁、荆溪凤山书院、尚干陶南书院、南通文山书院等，则由地方乡绅或名儒主办。他们都对发展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鳌峰书院是全省首屈一指的著名书院，址在鳌峰坊，地隶闽县。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办。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等名儒主持书院期间，倡行经世致用，培养出如林则徐、梁章钜、蓝鼎元等一批杰出人材。

    这时期，福建科举在全国仍名列前茅。自五代至清朝，福州共出26位状元、4048名进士，居全省之冠。闽县、侯官县作为省城倚郭之县，中科第者尤众，因有“科举之城”的美誉。明代福州状元有闽县陈、陈谨，侯官龚用卿、翁正春；清代福州状元有闽县王仁堪、侯官林鸿年。两县以科名仕途传为佳话者颇多，如：明代闽县濂浦林氏家族，“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三世为祭酒”；侯官曾氏，自曾晖春后，一门“四世七进士”，郑鹏程家族“四世五进士三翰林”；明代闽县大义陈氏有九人进士出身，仕宦至四品以上，誉称“九条金带”。螺洲陈氏有刑部尚书陈若霖，次子景亮，其长子承裘，家称“六子科甲”，其中若霖、承裘、宝琛、宝瑨、宝璐及宝瑨长子懋鼎，为世进士。清代闽县叶氏，自叶观国后出现“六世八翰林十二进士”的奇观。

    明清时期，闽县、侯官县人才济济，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学、史学等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因而声誉日隆。明代福州人文鼎盛，先后出现“闽中十才子”和“前七子”、“后七子”的文学群体，他们多有诗集、文集传世，在福建，甚至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陈亮（？—1397），闽县尚干门口（今属祥谦镇）人，明洪武三十年（1397）进士，廷对第一名，与郡人林鸿、高棅、唐泰、王恭、郑定、王偁、王褒、周玄、黄玄合称“闽中十才子”，他们效法唐诗，形成有全国性影响的诗派。

    黄镐（1420—1488），字叔高，闽侯县南屿镇新联村岭东人。正统十年（1445）进士，授御史。十四年，巡按贵州。时蛮族叛乱，镐奋勇前驱，连战皆捷。叛兵进逼平越，镐率军城守，围城九月，士民掘草根、煮弩铠以食，赖镐调护，人无叛心。景泰三年（1452），迁广东按察司佥事。成化元年（1465），任广东左参政，讨平海盗，屡立战功，进浙江按察使，累官至户部尚书。成化十九年致仕，卒于途。

    林瀚（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州）林浦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弘治元年（1488），召修《宪宗实录》，晋经筵讲官、国子监祭酒，后升吏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因刚正不阿，遭权奸刘瑾陷害，辞官归里。刘瑾伏诛后，官复原职，准告老还乡。著有《经筵讲章》、《泉山奏议》、《泉山集》、《隋唐两朝志传》等。

    林春泽（1480—1583），字德敷，侯官南屿南旗人，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从成化到万历，历官六朝，任户部主事等，有“六朝大老”之称。夫妇都享寿百龄以上，被誉为“人瑞”。著有《应召陈言疏》、《人瑞翁集》。

    郑善夫（1485—1523），字继之，号少谷，闽县（今福州市仓山区）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因劝谏皇帝南巡，遭杖责，愤而归里。善书画，有诗名。著有《少谷山人集》。

    张经（1492—1555），侯官洪塘人。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御史。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总制南直隶、山东、江西、闽浙、两广七省军务。次年调集湖南苗族和广西壮族将士，与倭寇会战于浙江后塘湾、王江泾，获大捷，史称“军兴以来东南战功第一”。后遭奸臣严嵩党羽陷害被杀，至万历时始昭雪。

    马森（1506—1580），字孔养，怀安人。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太平知府、江西巡抚，对漕运、田赋、盐务、财政多有良策，绩效卓著，官至漕运总督、户部尚书。隆庆三年（1569），以母老乞养归里。值士卒因索欠饷作乱，森葛巾野服，调停劝解，其乱乃定。巡抚庞尚鹏欲行“一条鞭法”，森力助其成。乡人为之立报功祠于九仙山。

    翁正春（1553—1626），侯官洪塘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礼部侍郎、尚书等。针对当时弊政，上书规谏八条：“清君心，遵祖训，振国纪，信臣僚，宝贤才，谨财用，恤民命，重边防。”崇祯皇帝称其“清标亮节，笃行贞心”。天启四年（1624），内阁首辅叶向高邀请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来闽，翁正春与张瑞图、谢肇淛等人参与“三山论学”。

    徐熥（1561—1599），闽侯县荆溪镇徐家村人。明万历举人，学识渊博，不求闻达，致力于诗，著有《幔亭集》20卷，选集《晋安风雅》12卷。弟徐（1570—1642），工诗文、书法，好藏书，精校勘。著有《徐氏笔精》、《榕阴新检》、《鳌峰诗集》等。

    曹学佺（1573—1646），侯官洪塘（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参政、参议及明隆武朝礼部尚书，清军陷福州时自缢。生平好探访名山胜迹，擅诗文、曲艺。万历三十一年，邀戏曲家屠隆等观看曹家班（儒林班）用福州方言演出戏曲。自创唱腔（逗腔），后世以为闽剧声腔之滥觞。雅志著述“石仓”诸集及《天下名胜志》、《十二代诗选》等，皆传于世。

    许友，生卒不详，初名宰，又名友眉，字有介，一字瓯香，许豸子。诸生。晚慕米芾，构米友堂祀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著有《米友堂诗集》。

    陈梦雷（1650—1741），侯官（今福州）人，字则震。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入翰林。十三年，耿精忠反叛，被逼入幕，但拒受印札。后以附逆罪流放塞外17年，苦志读书著述。奉命编辑《古今图书集成》三千余卷，共约16000万字，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搜罗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类书。著有《周易浅述》8卷、《松鹤山房集》16卷、《天一道人集》100卷。

    陈若霖（1759—1832），闽县（今福州螺洲）人，字宗觐。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入翰林，历官刑部主事、郎中，精于律例，执法廉明，多所平反。嘉庆十三年（1808），外放四川、山东等地，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刑部尚书，皆勤慎行事，世咸以名臣称之。

    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隐屏山人，侯官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广东、河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记名御史。丁父忧，服除，乞养母，遂不出。阮元延课诂经精舍，又主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讲席。关心地方公益，赈济灾荒，疏浚西湖、东湖，倡修贡院。博学勤谨，精汉学、训诂，学术造诣极高。诗文沉博绝丽，有六朝三唐之风。著有《五经异义疏证》、《左海文集》、《绛跗堂诗集》、《东粤儒林文苑后传》等。

    梁章钜（1775—1849），字茝中、闳林，号茝邻，晚年自号退庵，祖籍长乐，迁居侯官。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官礼部员外郎、内廷方略馆编修、荆州知府、江南淮海河务兵备道及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直隶布政使，广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工诗词，精通金石书画，著作等身。著有《楹联丛话》、《枢垣纪略》、《退庵随笔》、《文选旁证》、《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等七十余种。

    郭柏苍（1815—1890），侯官（今福州）人。以举人任县学训导、中书主事，晋员外郎衔，为博物学家。著有《闽会水利考》、《海错百一录》、《闽产录异》、《葭柎草堂集》、《竹间十日话》等行世。

    林启（1839—1900），字迪臣，侯官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江西学政、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浙江道监察御史、杭州知府。曾上疏谏慈禧太后停建颐和园。在杭州任上，勤政爱民，重文兴教。整顿正谊书院，创立蚕学馆，创设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恢复养正书塾，讲授新学。卒于任所，葬杭州孤山。

    林绍年（1845—1916），字赞虞，闽县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四年（1888）任御史，以极谏慈禧动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名噪四海。二十六年，迁云南布政使，擢巡抚，署云贵总督。三十年，上奏朝廷，呼吁实行立宪改革。三十一年，移广西。三十二年，内召，以侍郎充军机大臣，兼署邮传部尚书，授度支部侍郎，支持改革。三十三年，称病退出军机，外任河南巡抚。后任学部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1916年卒于福州故里。

    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又字忍庵，号公定，闽县（福州）人。祖父庆云，进士出身，官至四川总督，工部尚书。光绪三年（一八七七）第一名进士，状元。授殿撰，官苏州知府。擅书画，书宗欧、褚，名称一时。

    曾宗彦（1850—1912），字成焘，又字君玉，号幼沧，闽县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898年5月，甫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曾宗彦，在“百日维新”前，上奏光绪皇帝，主张精练陆军，故有人评论其为“戊戌变法的导火索”，也有人称他是“近代中国的陆军之父”。著有《尊酒草堂诗》等。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晚称石遗老人，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府。二十四年，在京城，作《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赴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清亡后，在各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后寓居苏州，与章炳麟等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通经史训诂之学，擅诗，与郑孝胥同为闽派诗首领人物。在京时，与郑标榜“同光体”，提倡“三元”之说，对近代中国旧诗坛产生广泛影响。著有《石遗室诗集》、《文集》，尤其是《石遗室诗话》，为“同光体”诗派的重要评论著作；另辑有《近代诗钞》，编有《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等。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又字太夷，号海藏，闽县人。光绪八年（1882）福建省乡试解元。1885年为李鸿章幕僚，后任清政府驻日外交官。甲午战争后回国，任张之洞自强军监司。历官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郑孝胥是清末改革派官员，后追随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出任伪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职，为日本效劳。1935年，因不满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而下台。1938年暴卒于长春，传为日人毒杀。工诗，系清诗坛“同光体”派的倡导者之一；又以书法名重一时，是近代极具个性的书家。著有《海藏楼诗》等。

    清道光年间，福州女子李桂玉创作《榴花梦》，为中国现存篇幅最长的弹词小说。咸丰十年（1860），福州魏秀仁撰著《花月痕》言情小说，对晚清及民国时期小说创作影响极大。嘉庆道光间，福州文人创作折枝诗（又称诗钟），晚清以后风靡全国，传播海外，福州遂有“诗钟国”的美誉。同治、光绪年间，郑孝胥、陈衍等诗人倡导“同光体”诗风，遂为近代诗坛一大流派。

    六、思想革新与教育转型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从此也诞生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物。甲午战争失败，国人震惊，有识之士反思历史，猛烈抨击清王朝的专制制度与腐朽统治。福州作为最早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首开风气之先，成功创办福建船政，许多人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涌现出一批被誉为“敢为天下先”的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民主革命志士。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侯官人。24岁中进士。仕至巡抚、总督，历官14省，贤名满天下，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以“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为指导，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受命到广州查办鸦片烟毒时，组织翻译外国的报刊与各种资料，以了解夷情，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探索。

    1839年6月3日，他成功实行虎门销烟壮举后，翌年，又领导广东军民粉碎英国侵略阴谋。1842年，他被革职流放新疆，带病勘垦数万亩土地，主持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深受民众敬仰。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侯官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解元。授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在维新变法中，为光绪帝草拟诸多上谕。八月，被捕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中最年轻者。著有《晚翠轩诗集》。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闽县莲宅（今属福州市晋安区）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他爱国忧时，工诗善画。创作《闽中新乐府》，抨击时弊，力倡救亡图存。23年后，与王寿昌等人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西方小说，计180多部。康有为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曾受聘任京师大学堂教席，后更创作古文小说，被称为“古文殿军”。

    严复（1854—1921），曾名传初、宗光，字又陵、几道，晚号瘉壄老人，侯官阳岐（今属仓山区）人。福建船政后学堂首届毕业，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任福建船政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留学期间，在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之外，留心考察西方社会制度。甲午战后，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章，后致力于翻译西方八大名著。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激发国人救亡图存，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近代卓越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侯官人张亨嘉曾任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以科学精神，认真研究中西文化，制定学堂章程，惨淡经营。其后，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学校“一切规模，颇有更张”，提出文科改革计划，宗旨是“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二人开始在旧式高等学堂中的艰难改革。1896年的“公车上书”，有许多福州举子参与。福州人曾宗彦上书主张改革军事，学习西法，训练新军，被喻为近代“陆军之父”。1898年的“戊戌变法”，林旭积极参与，终遭杀害。

    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闽县和侯官人也发挥“开先”作用。严复与林纾分别开启了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小说的先河，使国人认识近代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异域的民俗风情。陈季同长期出任驻外国使节，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翻译介绍到法国，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林白水大力倡导白话文，创办《白话报》，创办“蒙学堂”，其妹林宗素是力主并争取女权的倡导者。高梦旦首创四角号码检字法，并与洪业等人发起“索引运动”，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捷的方法。闽侯在兴办近代教育方面同样领标风气之先，从城市到乡村，大量兴办起许多新式学校，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教育家，其影响波及全国。

    晚清马尾船政学堂的创办，是文化教育转型的标志。为了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在中国兴起。清同治五年（1866）六月，左宗棠奏请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获准。九月，左调任陕甘总督，清廷接受他的推荐，任命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以为，教育为船政根本，在船政创建之时，即创办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先在福州于山白塔寺等处上课，马尾校舍落成后迁回。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法语，习造船；后学堂学英语，习驾驶。一年后，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各学堂均聘有外国教师，采用外国教材，以便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知识，为中国所用；重视实习，制造专业进厂学习，驾驶专业上船练习，培养出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制造和驾驶的专门人才。

    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派福建船政前学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三人，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二人，随同总监督日意格前往英、法等国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三年，清政府正式派遣第一批赴欧留学生。随后，沈葆桢还派遣第二批、第三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多数被分配在福建船政担任技术领导工作，或到船政学堂、各地水师学堂担任教习，或到南北洋水师担任军职。福建船政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和海军的摇篮。

    福建船政初创时，国内既缺乏技术设备，又缺乏专业人才。沈葆桢主张对外开放，聘请外国教师和技术人员，并向外国购买先进设备。他坚持“权操自我”、“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方针，在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和购买外国技术设备时，都签订合同，坚持按合同办事。他严格要求福建船政员工抓住机会，努力向洋人学习先进技术；合同期满后，就把外国人遣送回去，由自己培养的人才接替工作。从同治八年至十三年（1869—1874）沈葆桢在任期间，共造出15艘船舰，即“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靖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永保”、“海镜”、“济安”、“琛航”、“大雁”等。其中10艘为兵船，5艘为商船；尤其“济安”、“琛航”、“大雁”三船是完全凭借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本领独立制造的，质量受到国内外好评。这些轮船和后来制造的轮船，多数用于装备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在保卫海防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

    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被害，即所谓“牡丹社事件”，悍然派兵侵犯台湾，占领琅峤（今恒春）、牡丹社及附近岛屿，擅自建立都督府。沈葆桢奉命为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入台组织民众修城筑垒，积极练兵；同时布防闽台海面，调集“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六艘兵舰常驻澎湖，“福星”驻台北，“万年清”驻厦门，“济安”驻福州，以固门户；并将“永保”、“琛航”、“大雁”3艘商船派运淮军，装运炮械军火，往来南北运输；“靖海”一船驻天津，“湄云”一船驻牛庄；余船派赴天津、上海一带传递文报。因措施得力，守御有方，海防布设牢固，日军无懈可击，被迫于当年十月退出台湾。

    沈葆桢提出全面经略台湾的方略，严复等船政学堂毕业生乘“扬武”号军舰，在台湾东岸各地进行地理与水文的勘测，积累了重要的资料。闽县人梁鸣谦随行巡台，对守卫及开发台湾多所建议。

    七、福州宗教和民间信仰

    明初，朝廷为巩固统治施行了招集流民、劝农兴学、减轻税赋、废除匠户并免除徭役，放奴婢为良民，迁徙富豪等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明清时期福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繁盛。

    佛教是福州宗教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寺院星罗棋布。鼓山涌泉寺在明永乐六年（1048）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先后两次毁于火之后都很快得到重建。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赐藏经四橱，乾隆七年又赐经多卷。康熙皇帝所赐御书匾额至今犹悬在寺门之上。明末清初该寺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一百二十卷及名僧语录著疏等刊行。怡山西禅寺也曾烧毁，北宋天圣年间重建，至明宣德三年（1428）又重建，成为榕城名刹。灵山开元寺为南朝大刹，清初毁于火，顺治十三年（1657）重建。屏山华林寺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初名“越山吉祥禅院”，明正统年间改称“华林寺”，除大殿仍为宋初遗构外，其他殿宇多系清代重建或重修。雪峰崇圣禅寺也是重建于明宣德年间。清末，达本禅师中兴该寺。

    此外，北峰林阳寺、象峰崇福寺、旗山石松寺、院埕佛日圆明院等佛宇梵刹，明清时期香火极盛，寺貌也焕然一新。

    清代晚期，福州佛寺同海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西禅寺监院微妙禅师到泰国、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弘法，募得巨款重建西禅寺。妙莲和尚于光绪九年接住鼓山涌泉寺住持后到南洋各地募化，在马来亚槟榔屿创建极乐寺，作为鼓山涌泉寺廨院。光绪十八年，西禅寺贤慧禅师等到印度、新加坡，得到华侨资助，在新加坡建双林寺作为西林寺廨院，自任住持。雪峰崇圣禅寺达本禅师于光绪二十七年赴南洋槟榔屿募化，回国后接收福州圣泉寺、古田吉祥、保福、极乐三寺为雪峰廨院。

    明清时期福州道教式微，影响力远逊于佛教。规模较大的道观仅存于山的九仙观、乌山的道山观等寥寥数处，出家道观修行的道人日益减少，而民间为人作斋醮的道场诸法事的“道士”却十分吃香。可见，富于道教色彩的民间信仰在福州十分盛行。东岳泰山庙、妈祖庙、临水宫及大王庙等是福州常见的宫庙，香火很盛。还有不少宫庙为福州城乡所特有，如闽侯洋里仙洋、新见，荆溪永丰、仁洲等地的闽越王庙；奉祀蛇王的南屿蕉府行宫、荆溪永丰青竹境、洋里张际龙颜寺；祀奉猎神陈六君的大湖后井六君殿；供奉明抗倭名将林位的祥谦兰圃都督府等。其中名气最大者当推青圃灵济宫。

    灵济宫位于青口镇青圃鳌峰山顶。始建于五代末，祀奉南唐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諤。明永乐十五年（1416），永乐帝背疮肿痛，御医束手无策，颁诏天下求医施治。青圃青草医曾神孙应诏入京为皇帝治病，调理六十余日，帝安然康复。于是御赐“神医”之号，并赐宴赏谢。曾神孙担心被留在宫中，祸福难卜，就推说医术为南唐江、饶二王神授。永乐帝为感“二王”救命之恩，敕建灵济宫于青圃鳌峰山，御制灵济宫碑亭，每年委派朝中大臣到灵济宫行春秋大祭。从此灵济宫香火历久不衰。

    明清时期，福州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从事牛羊业、饮食业等商业活动。在福州西门外井边亭一带至今还有明清穆斯林墓葬。

    此外，西洋基督教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及五口通商后传入福州，先后在观巷、铺前顶、澳桥下、三保、茶亭、仓前、东门、西门、后洋里、后屿、马尾等地设立教堂。

    天主教传入福州则始于明天启五年（1625）。意大利传教士艾略儒随相国叶向高来闽。宫巷“三山堂”是福州最早的天主堂。明清之际，与艾略儒同时在闽的传教士有阳马渃、穆尼各、毕方济等人。初，毕方济与唐王朱聿键友善，聿键登基改元隆武后，降旨劝民皈依，并发帑重建宫巷天主堂，并御书“上帝临汝”匾额。清同治二年（1863），宫巷天主堂被改关帝庙，天主堂另建于泛船浦，沿用至今。

    八、福州文化影响台湾

    闽台一衣带水，明清时期，福州与台湾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明代陈第随军到台湾，经实地考察撰著《东番记》，是为记录台湾地理、民情著作之嚆矢。清初统一台湾后，福州人入台任官者甚众。甘国宝及何勉、何思和父子，曾任台湾总兵，为守卫台湾、维护社会治安做出贡献。据统计，至甲午日军侵台前的两百余年间，大陆在台任教职者共644人次，其中福州人192人次，占近30%。薛士中、黄佾、陈楷任海东书院主讲，林绍年任仰山书院山长，梁上春、郑鹏程、蔡征藩等多人掌教崇文书院。

    清乾隆末年，闽县人郑光策向陕甘总督福康安和福建巡抚徐嗣曾上陈治理台湾12条建议和处理台湾善后事宜策略，皆被采纳。嘉庆十年（1805），侯官人谢金銮任台湾嘉义县教谕，编著《蛤仔难纪略》，通过长乐人梁上国上奏，被清廷接受而成立噶玛兰厅。

    许多在台任职的福州人，为台湾编修史志。长乐人林谦光任台湾府学教授，编撰《台湾纪略》、《澎湖纪略》；谢金銮除编著《蛤仔难纪略》外，还撰《续修台湾县志》；福州人施景琛定居台北后，曾撰《鲲瀛日记》；侯官人刘家谋任台湾县教谕，撰写《海音诗》和《台湾竹枝词》，具有很高的文学和民俗价值；马清枢创作《台阳杂兴》30首，继沈葆桢之后，把福州“诗钟”活动和“折枝诗”创作传播到台湾，遂使台湾结社联吟风靡全岛，影响深远。福州人为台湾的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福州的宗教与民间信仰，也都传到台湾，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佛教为例。台湾的佛教兴起于明末郑成功时代，至19世纪末期，形成月山系、观音山系、法云寺系、大岗山系四大法脉。前三者都与福州鼓山涌泉寺密切相关。

    光绪九年（1883），福州鼓山涌泉寺理明禅师游历台北县五股乡境后，约师兄宝海禅师同来搭棚潜修佛法。三十四年，恰本圆、觉净师徒来访，宝海鉴于理明已圆寂多年，遂邀他共同开山建寺。不久，宝海亦示寂。本圆、觉净师徒十易寒暑，建大雄宝殿、寮房、斋堂，定名观音山凌云禅寺，成为观音山系的大本山。本圆禅师（1882—1947）是台湾基隆人，俗姓沈，16岁出家于福州鼓山，后遍访国内名山古刹，历时10年。民国12年（1923），他主持传戒时，福建省长萨镇冰将军赠“果证菩提”匾相贺。觉净禅师是台北彰化市人，光绪三十三年依本圆禅师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宣统二年（1907）任知客，至民国3年他才回台湾，任凌云寺监院。

    光绪二十四年（1898），福州鼓山涌泉寺善智、妙灿两禅师赴台湾弘法，信众甚多。翌年发起在基隆、东郊眉山建灵泉寺，历时三载，规模初具，但两禅师先后示寂。后基隆人善慧禅师（鼓山景峰禅师之徒）从福州返台，继续兴建，使天王殿、大雄宝殿、开山堂、灵塔等工程次第完成，形成台湾月眉山系的大本山，也是台湾第一个具有丛林规模的禅刹。

    作为台湾佛教法云寺系大本山的法云寺，位于苗栗县大湖乡山中。民国元年，台湾地方绅耆倡议在此建寺，恰逢从福州参学归来的妙果禅师（台湾桃园人，福州鼓山涌泉寺觉力禅师之徒，曾亲近鼓山良达禅师多年）经此，计划遂定。于是妙果禅师返鼓山涌泉寺礼请觉力禅师赴台，经过三年努力，建成法云禅寺。觉力禅师为开山祖师，信徒日见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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