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12），闽县与侯官两县撤并，改称闽侯府，次年并为闽侯县，隶属东路道，县署设于福州（今鼓楼区新民路）。1927年，设立福州市筹备处，方声涛任筹备处主任。1943年10月，为纪念已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闽侯县改名林森县。1945年，划出闽侯县城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五个区设福州市，实行县、市分治。1946年，林森县改归省政府直辖，县政府迁驻洪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恢复闽侯县名。
林森（1868—1943），原名天波，字子超，号长仁，晚号青芝老人，闽侯尚干凤港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台湾中西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反清活动。1911年10月，响应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参议院议长、大元帅府外交部长、福建省长、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确定为国家元首。1941年12月9日以国府主席名义，向德、意、日三国宣战。1943年8月，因车祸在重庆逝世。
二、政治风云激荡
（一）辛亥革命福州光复
晚清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逐渐壮大的民族资产阶级酝酿中国民主革命。福州一些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组织社团，进行反清民主革命的秘密活动。1902年，郑权、郑祖荫发起组织益闻社，为福建最早的革命社团。嗣后有桥南公益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和汉族独立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1906年，中国同盟会在福州设立支会，以郑祖荫为会长，积极联络，传播革命思想。
中国同盟会总部筹划于1911年春在广州发动起义，由林觉民、李恢等人回闽宣达。同盟会福建支会动员、组织大批革命志士前往参加。这些革命党人主要是从福州、连江等地赶往广州的。他们在起义中奋不顾身，置生死于度外，有的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有的被捕以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福州人23名，其中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更新、陈与燊、陈可钧、刘元栋、郭大旺等9位均是闽侯人。他们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大大激发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促进革命运动迅猛发展。闽县人林述庆率新军在镇江起义，被推为军政府都督、临淮总司令。林之夏随林述庆发动镇江起义，任江浙革命联军副总参谋长，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七昼夜，攻克江宁（南京）。二林皆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林森在武昌起义后即策动九江新军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府，还策动九江清军舰队起义，共同商定统一江西、支援鄂皖的计划，为民国的创立做出卓越贡献。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大大鼓舞了全国广大民众的革命信心，各省纷起响应。
11月5日晚，福州革命党人在南台闽江中夹板船上议定，推举彭寿松为同盟会会长，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统率新军三十七标、三十八标、三十九标、四十标四个标（相当于团）及一个炮营，并由桥南社体育会的青年学生组成洋枪队和炸弹队，加紧准备起事。
起事原定于11月10日举行，因走漏风声，决定提前于9日拂晓举行。7日，许崇智派兵驻屏山北库（枪械弹药库），驻扎南门，入驻于山大士殿，并将6尊山炮运上于山；部署部队向旗界采取包围态势。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花巷，于山观音阁设立前敌总指挥部，同盟会总机关桥南社仍设仓山。启用“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印信，旗帜用十八星旗。
9日晨5时，水部城楼革命军和城下旗兵发生冲突，枪声一响，旗兵冲上阶梯，放火烧毁城楼。于山民军开始发炮轰击旗下街（民国后改称光复路），命中将军署（今省立医院），战斗就此打响。但因炮弹缺乏，发炮十余发后便无以为继，不足摧毁敌方阵地，步兵也只得暂取守势。9日上午，革命军与旗兵分别在旗汛口、狮桥头（井楼门南）激战，下午在津门路、秀冶里、高节里一带展开激烈巷战。革命军配合学生炸弹队，给旗兵以重创。清将军朴寿派“放火队”到旗汛口、高节里、鳌峰坊一带纵火，桥南社急调消防队驰赴各处灭火。
于山方面因炮声沉寂，旗兵佐领文楷率队由观巷、九曲亭向山上猛扑，企图夺炮，多次短兵相接。占据鳌峰坊法政学堂最高洋楼的旗兵也用密集枪火扫射，情况危急。这时，北库炮弹已经运到，就向法政学生楼开炮，楼被轰毁，旗兵死伤甚多，残敌纷纷逃窜。巡防营徐镜清部及炸弹队也赶来增援，重创观巷、九曲亭山上旗兵，迫使退却。城内主力也乘势总攻。革命军机关部用军政府都督名义急电长门炮台统领陈恩焘派兵400名、大炮4尊入城助战，又派程拱宸、林步云乘快轮赴马尾造船厂，将旧存枪械子弹全部运到机关部接济军用。闽浙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于9日下午微行出署，走到盐道前高开榜画店吞金自尽。
10日，革命军奋勇痛击顽抗的清兵，生擒满清福州将军朴寿和副都统胜恩，八旗残兵相继投降；朴寿被毙于观音阁下丹井旁。战事遂告结束。
福州光复后，组织中华民国政府闽都督府，孙道仁任都督，彭寿松任参事会会长，许崇智任司令部总长。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3月，清帝宣告退位，孙中山先生辞职，袁世凯担任总统。根据北京政府通电，设参议厅、军政官厅和行政官厅三个系统，由大总统任命孙道仁为都督、彭寿松为总参议。4月20日，孙中山先生抵福州，由台江海关埕登岸，先到仓前山同盟会支部机关休息，后约见黄花岗烈士陈更新遗孀，赠恤银500元。下午，莅临城内明伦堂，受国民协会及各界人士欢迎。5时到贡院前大街，出席军政界联合欢迎大会。为纪念孙先生这次莅临，以后就将贡院前大街命名为中山路。
1913年，袁世凯窃国，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福建被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人民生活在军阀黑暗统治的铁蹄之下。
（二）“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福州学生起而响应。5月7日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他们在南校场（今五一广场）集会并示威游行，高呼“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李厚基派出大批军、警布满街衢，但见学生队伍声势浩大，不敢武力镇压。
游行后，福建学生联合会成立，会所设在吉庇巷谢家祠。经学联议定，于5月24日在西湖公园紫薇厅举行北京死难学生追悼会，会后再度游行。是日，反动政府又出动大批军警，分赴各校把守大门，不许学生外出。爱国学生从后门出校，有的越墙而去，短时间在西湖口就聚集了3000多人。反动军警手持枪棍，不准入园，学生一面交涉，一面冲进会场，依照原定计划，完成追悼仪式后即又出发游行，群众夹道围观者达数万人。
学联会还组织“全闽学生日刊社”，以宣传爱国和抵制日货为中心，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府的罪行，产生很大影响。
（三）中共党团组织成立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新文化运动也在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陆续传入福州。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团中央出版的刊物，如《向导》周报、《先驱》、《中国青年》等传到福州，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
1925年3月，根据中共四大的决定，共青团中央派马念一到福州联系陈任民，开展建团工作。3月中旬，先从福建青年社中吸收陈聚奎、方尔灏、翁良毓等10人入团。经团中央批准，于4月1日成立福州第一个共青团支部，陈聚奎任支部书记。又先后在尚干七里成立一个农民团支部，在尤街成立一个由青年教师、店员组成的团支部。他们进一步领导福州学生运动，发展团组织。
1926年3月下旬，根据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中共福州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任命方尔灏为地委书记，施松龄、陈聚奎为委员。6月，中共中央派蔡珊（原名陈哲人，浙江宁波人）来闽，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改任宣传委员，陈应中任组织委员。同年秋，中共中央又派中央侯补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波和陈昭礼、陈碧笙等回闽，加强福州地委工作，发展统一战线，促进工农运动，配合国民革命军入闽。
（四）北伐军入闽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国共合作基础上举行北伐。9月下旬，何应钦率东路军分三路入闽。军阀周荫人及所部刘俊等旅迭遭败绩，其他二旅投诚革命军，张毅败退漳州，周荫人逃返南平。尤溪民军卢兴邦及闽南各地民军，早由何应钦派人联系，先后易帜。
张毅部败退漳州后，见福州守军单薄，企图乘虚夺取福州。先头部队进抵闽江南岸，并开始渡乌龙江。关键时刻，中央代表王荷波，通过做林植夫等工作，同福州地区国民党、驻闽海军代表在马尾潮江楼举行三方紧急会谈，申明北伐大义，争取了陈季良，说服杨树庄。于是北伐海军方面派军舰沿江拦截，将张毅部已渡江的两千余人全部缴械，张毅仓皇率部退守瓜山。这时，福州省防司令李生春，也在中共的政策攻心下，率部听候改编。
12月3日，福州市民起而响应，革命军第四师杨逢年团到达福州。12月中旬，东路军次第到达福州，何应钦于1926年12月到福州。次年1月3日，设立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何应钦任代主席。1月29日，何应钦率部出发，经南平向浙江进军，由方声涛代主席。
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福州地下党组织协助国民党改组，于东路军入闽后处于半公开状态，配合总政治部组织建立起农协、工会、店员公会、商民协会等群众团体，革命群众运动十分活跃。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宁、汉分裂，蒋介石开始在各地组织反共行动。反革命分子、流氓集团大肆逮捕共产党员，中共福州地委领导人徐琛、余哲贞夫妇和方尔灏等先后被杀害。
（五）土地革命的星火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福州市委逐渐转入地下斗争。市委同时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派出党员到各县开展农民革命运动，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中共支部。
1931年7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心市委领导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民众、学生召开抗日救国大会。1931年11月16日，日本炮舰“圆岛”号驶入闽江挑衅。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发表《为驱逐日舰告全市群众书》。中心市委派郑维新等成立“福州市肃劣联合会筹备会”。郑在查毁日货，请求释放因“肃劣”被捕会员时，被公安局长邱兆琛枪杀，其他5名代表被捕。中心市委与团市委发表《告民众宣言书》，要求惩办凶手，掀起罢课、罢工、罢市高潮，省内外各地纷纷声援，迫使当局释放被捕会员。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领导城市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先后派出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赖金彪等党员到农村总结“五抗”经验，发展游击武装。
（六）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入闽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代表在江西瑞金与中央红军草签《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执行中共中央《致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中提出的策略主张，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反蒋斗争，并利用这一时机发展工农群众运动。11月20日，十九路军高级将领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公开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史称“福建事变”（“闽变”）。
福建人民政府发布《大赦令》，全部释放包括中共党员、共青团员范式人、马立峰、杨采衡、蔡明善等在内的152名“政治犯”，同时认可进步群众组织。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城乡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宣传抗日反蒋。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改名为“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大同盟福州分会”，公开活动。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农村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在连江县、罗源县等地发动群众，组建游击武装和苏维埃政权。1934年1月，蒋介石调派大批军队向十九路军发动猛烈进攻，由于得不到当时中共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的支持，加上福建人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福建事变”终告失败。
（七）福州沦陷与大湖战役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共福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福州人民同仇敌忾，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春，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中共派王助、范式人为领导。同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地下组织）成立，加强了对抗日运动的领导。1938年4月，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将省会迁到永安县，福州市的行政交警察局主持。
抗日战争期间，福州曾两次沦陷。第一次在1941年4月21日，同年9月3日收复。沦陷期间，日寇奸淫掳掠，滥杀居民，开设烟馆，张挂花会，无恶不作。国民党福建当局为了阻止日军向福建腹地入侵，调整了驻军的军事部署，实施局部抵抗，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湖战役。
1941年5月21日晚，驻福州日军1500人乘42艘汽艇，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溯江而上，在闽侯县昙石、甘蔗、白沙等地强行登陆。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经大小北岭向大湖进犯。日军企图待两路兵力在大湖会集后再向古田推进，直逼闽北战略要地南平。在这紧要关头，国民党军政部第13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良荣向第25集团军司令陈仪请战获准，即率所属装备团在南平誓师后挺进大湖阻击敌军。23日晨，李良荣所率装备团第7、8连在距大湖东南约50公里的秦洋与从白沙登陆的日军300多人遭遇，发生激烈战斗。装备团抢先夺取头顶高地。双方经过一番鏖战后，日军又调来一个大队增援，并出动飞机、大炮轰炸头顶，藉以掩护步兵冲锋。装备团以第8连一连兵力牵制敌人，试图诱敌深入，在大湖加以歼灭。经过激烈战斗，8连官兵全部负伤，排长陈东文身负重伤仍指挥全排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中弹身亡；3位班长也相继阵亡。这天夜里，从大小北岭上来的一路日军到达大湖；从白沙登陆的日军也被诱至大湖。
25日拂晓，中国守军在李良荣指挥下发起大湖战役。由海外归来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组成的装备团，士气高昂，副团长郭志雄身先士卒，率领突击队首夺大湖要道上的寨上关，在接着向双髻山下敌军哨所攻击时，被日军机枪击中身亡。装备团官兵勇猛冲杀，一举攻占双髻山。接着，李良荣指挥全团向大湖敌军发起猛攻，在后塘村、大湖店、大湖村等居民点展开激战，拼杀到当日下午。日军无力顽抗，残敌逃回福州，大湖全部克复。大湖战役历时7天，歼敌700多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此后日军被迫退守福清、长乐、连江、福州等处，再也未能深入福建内地。这是日军入侵华南以来的一次惨重的失败，极大地鼓舞了福建人民的抗日斗志。
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200多人，还有一些无辜百姓遇难。1942年，福建省政府在大湖浮岛山顶建造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李良荣将寨上关改为“志雄关”，以纪念为国捐躯的郭志雄副团长。
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沦陷，至1945年5月18日日寇退却，前后计7个月半。当时，美日在太平洋两度激战后，日寇为自救计，一面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布置南逃后路；一面想控制福建沿海，掩护海上交通，藉以保全台湾，以陆战代海战，作最后挣扎。
9月27日，日寇在连江大澳、小澳、官岭及莆田一带国民党守军薄弱处登陆，28日攻陷连江县城，随即分兵两路，一路经丹阳进犯罗源，另一路向潘渡、汤岭一带前窜，会合于福州及闽侯县北区。10月4日，福州市内国民党军队完全撤退，成为空城。5日，日寇先头部队进入市区，长乐也同时陷于敌手。
这次进占福州之日寇，系属华中派遣军陆军第二十三混成旅团，司令部仍设马尾，在福州市内驻有4个大队，其特工人员大多数从厦门过来。日本宪兵队只有20余人，但其下面却搜罗台湾流氓及福州地痞数百人充当密探。
奸伪组织初期利用以尤柳门为首的伪福州市商会作为掠夺物资的工具。至12月间，设立伪“福州市政委员会”。由于盟军开始反攻，德国法西斯濒临崩溃，中国境内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开始组织反攻，日寇无力再战，急于缩短战线。1945年5月18日，福建沿海的日军开始撤退，国民党军队于1945年5月19日收复福州。
据民国福建省政府统计：福州第一次沦陷，市民被杀252人，妇女被强奸致死者仅大根区即达30人，王庄机场、第六码头等30处建筑被炸，焚毁房屋2223座。第二次沦陷时，日军杀害市民68人（过往民众不计在内），破坏公私房522座，勒捐1080万元，掠夺粮食计大米24000市担、糙米11000市担、谷5400市担、面粉108市担。
三、社会经济变化
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最重要的内涵是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晚清民初，福州相继出现了船舶修造厂、砖茶厂、制冰厂、锯木厂、火柴厂等外资企业。外国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虽然迫使福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但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传统经济的解体，在客观上对福建民族工业的产生起着开风气之先和准备技术力量的作用。在外资企业的直接催迫、刺激下，福州的民族工业应运而生，部分官僚、地主、商人、作坊主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使近代福州经济产生了深刻变化。
1896年，福州商人在北岭成立“福州新法制染公司”。
1899年，福州设立了一家民族资本的火柴厂。
1910年，商人张秋舫等在福州仓山观音井创办“迈罗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911年，著名商人刘崇伟与陈之游、林长民等，创办“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916年，福州出现第一家民族资本创办的机器锯木厂——协利锯木工厂。
此外，还有糖厂、纱厂、电灯厂、染织厂、矿务局、制皂厂、罐头公司、袜厂、酒精制造公司等。虽然规模较小，发展缓慢，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口岸形态特征。
这些初始形成的民族资本企业，在民国时期，由于长期军阀混战和日军侵略，加上政府的腐败，只有极少数跻身官僚资本，大多数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艰难生存而发展。福州海关统计的贸易资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状况。
福州于1861年7月14日建立闽海关税务司公署，俗称闽海关。1898年5月8日设立福海关于宁都三都澳，闽海关在行政和业务上兼管了福海关，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撤销止，但海关管理权，相继旁落于外人之手。以下是1912年至1931年30年间的进出口贸易资料摘录。
1912年进口洋货：美国和英国斜纹布的进口量上升，激增至10万码，香烟及日本火柴的进口量达到最高点。汇率对进口商十分有利，他们在1912年下半年赚到的英镑无疑令人十分满意。
出口土货：木板继续上升，本年度达6533593平方英尺。樟脑、甘蔗、桔子出口减少，茶叶则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一年。印度、锡兰、爪哇在市场上投入大批茶叶，各地市场都被压垮了。
1911年洋货进口贸易总数略有增加，类如印度棉纱、五金等。美国之煤油进口，乃大有恢复景象，计288000加仑，此数可称为6年来之最巨者。土货出口贸易，红茶稍有起色，绿茶渐臻佳境，纸张格外增涨，木料大为增加，樟脑历年出口数量，平均计算不过三四万斤，今则居然涨到70万斤。
1926年洋货出口：匹头类大有进步，英国本色市布、粗布、细布计增20570匹，大米、洋面粉、煤油均有增多。
土货出口：竹、木减少。药材进步可惊，价银33786两。茶叶减少。
不难看出，福州出口的大多是原材料，进口的则为外国轻工百货商品。布匹、肥皂、火柴、煤油等充斥市场，可见本地企业受到外商的强烈冲击。正如闽海关1922—1931年报告，福州贸易所总结：“福州商业之荣枯，想视茶叶贸易之隆替。此岁以来，匪患苛捐，交相煎迫，加以植茶方法的陈旧，海外销路梗塞，以至茶叶情形，日就式微。他如木材贸易，亦因购力困难，与价格昂贵之故，一蹶不振，于是本埠商务遂无佳境可言。”
不过，民国时期的福州社会贸易经济中，尚有一定的亮点可言，这就是位于台江双杭一带的商业。自清末至民国，这里开设有批零兼营、内外贸易俱全的金融、进出口、土产、茶叶、药材、海纸、绸布、京果、糖、颜料、百货、海运、汽车运输等29个行业私营商业、企业数百家，由此带动起来的粮食、面粉、食品、烟草加工业和纺织染布、酿酒、鞋帽、铸鼎、棕麻、刺绣、刻印等手工业上百家，成为辐射全省、沟通省内外及东南亚地区的商品集散地，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福州社会的经济民生。
在闽侯县广大乡村，地方工业、手工业尚处于落后状态，只有几家打铁铺、榨油坊等手工作坊，民间仍采用土法炼铁铸锅鼎、犁头农具。纺织业，以南屿江口村最盛，村中60%—70%的家庭户有织机。县内新岐、方庄、马尾、峡兜、侯官、竹岐等地均有私人造船厂家，仅新岐一村就有七八家。砖瓦业，清末南港文山、马腾、新岐一带水运发达的地方，已开始建造大窑群，产品远销闽海各港口城镇，特别是文山村生产的瓦片，因其艺精质优久负盛名。民国时期窑火未歇。这些手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农村的百姓生计。
农业生产方面，则无根本性变化，大多仍沿续着明清以来的传统耕作方式，遇到天灾人祸，更是民不聊生。据统计，至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仅53641.7吨，亩产只有88公斤，农业总产值2167.30万元。人均收入55元。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始终制约困扰着贫穷农民，过着低下的生活水平。
到了民国末期，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状态。经济严重危机，币制混乱，使用金圆券、本票、银元券乃至福建省银行发行的辅币券，换来换去，币值总不稳定，以至市场要求使用黄金白银，人们争先抢兑、抢购，钞票的回笼数量远远赶不上本额的发行量。危机最大的时候，上午售出某种货物的价款，下午就买不到同样货物的半数，晚上银行印刷机正在赶印本票，第二天早上发到购货人的手时，几乎等于废纸了，贬值之速骇人听闻。基于这种情况，当时福州市政府不顾一切法令，未经省府核准，居然实行以黄金价格为收支标准，所有税收应持通知单把款交给当地金铺换取相当数目的黄金收据，向税收机关缴纳。市府另组临时金库专责管理，发给员工队警的工资均以黄金支付，结果这个办法变为事实。那时市面黄金虽有限价按日挂牌，但除了暗盘交易外，实际上买不到。各金铺接受市政府的换金委托，其实就是暗盘交易赚钱，限价代换赔本，上下交征，百姓遭殃。
商品市场很不景气，以粮食为例：粮食方面当时全面管理，仍是采取部分调节办法，市府平粜粮食是按规定限价，一般商民购买却是暗盘价格，奸商高抬时价，囤积居奇，化整为零，偷偷下海，伎俩百出。米荒最严重时，福州戒严司令部不得不出面将一名奸商“乌肉圭”予以枪毙示众。这样还不能把粮情稳定下来，市面仍然存在有价无米的现象。当时国库空虚，粮仓成了摆设。福州临解放时，市粮食调节处各仓库存粮尚不及4000斤。
市场的物价上下浮动不定，市政府也实施了限价政策，执行统一检查制度，但效果甚微。首先纱布批发商乘机囤积，隐避偷漏无所不用其极。后经登记发证，则转向花纱布公司驻闽办事处活动，明系限价进货，暗行地下交易。其他各行商也大肆搜罗民间游资，不择手段抢购实物，大发其财。由于货值不稳，物价日涨，时价早晚不同，造成市场极度紊乱的局面，大大影响人民生活。即使是公务员，终日工作也难求一饱。失业的人要想就业难如登天，有权者弄权，有财者藉财，富者日富，穷者益穷，广大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亟盼脱离苦海、翻身得解放的那一天。
四、文化教育更新
教育是培育国民文化素质的基础手段。文化要进步，教育必先行。福州的新式教育，自晚清以来，在洋务思想和外来文化的推动下，创办了一批适应当时经济、政治、军事需要的、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代表的新式教育机构。实业学堂、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军警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纷纷兴起，出现了近代教育体系的雏型。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福州教育界人心振奋。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的主张。1912年，福州开始实施体现广大民众要求的、反封建的新教育宗旨、新学制、新规程、新课程。根据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民国元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福州原来的学堂一律改称学校。中小学废止读经。1917年4月，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在马尾设立，这是我国最早一所培养飞机、潜艇制造专业人才的学校。1922年，福州实行“新学制系统”标准，即初等教育6年，中学教育6年，高等教育4至6年。此制大体沿用至今。1929年，福州学校实行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中华民国之教育，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从此，小学增加“三民主义”一类的课程；中学课程，增加“公民”，初中设“体育及童子军”，高中设“体育及军事训练”；高等学校将国民党党义和军事训练列为共同必修课。
1928年至1931年，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煃在福州设实验小学、义务教育实验区、乡村师范学校、民众教育师范讲习所，将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分开设置，改变“三合一”的不合理状态，并实行小学毕业会考制度。
1932年，郑贞文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培养师资。在他任职11年中，在省会福州创办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中小学普遍开设体、音、美、劳作等课程，设清寒优秀生奖学金和小学教师进修奖学金。
福州高等院校，还有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私立福建学院、私立福建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四所。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前夕，福州已有普通中学24所，小学95所，省立、县立幼稚园10所，公、私立职业学校8所。不仅专业教育机构设置增多，而且民众教育也掀起浪潮。1928—1938年间，各机关团体学校附设民众学校，组织12—40岁平民学习《平民千字课》、《平民书信》、《三民主义千字课》等。每年保持有民众学校100所左右，学生数千到1万多，对扫盲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期间，福州4所高校和30多所中学内迁山区，勤俭建校，坚持上课，同时宣传动员民众团结抗日。福州小学无内迁，与民办学校合办，改称战时国民学校，边坚持教学，边宣传动员抗日。日寇进城，则停止上课以示反抗。
抗日战争结束后，战时内迁的学校多数迁回福州，且各类学校略有增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福州辖下的林森县（闽侯县）设有县立初中1所，县职业初中1所，私立中学2所，中心小学60所，国民学校115所，私立小学2所，在校学生24058人。此外，县境内尚有省属学校3所，还有1923年的中华基督教协会洪山永生堂在洪山桥创办的永生幼儿园，是闽侯县最早的幼儿园。
与教育相辅成的，是文化的创新发展。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福州文化艺术活动日益繁荣，人才辈出。中国现代文坛的三位女作家：冰心、庐隐、林徽因都是福州人。冰心和庐隐作为新文化第一代中国女作家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坛。新月派诗人、文学家林徽因又是我国著名的女建筑学家，文理兼通，被誉为“一代才女”。此外，报界先驱林白水，科普作家高士其，作家诗人、新闻家邓拓，语言学家高名凯，史学家洪业、梁敬錞、郑天挺、朱谦之、邵循正，画家陈子奋、郑乃珖，都是现代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名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福州文学艺术活动兴盛的一个时期。许多青年热心于新诗、散文、小说、漫画、木刻、话剧等新文艺创作，作品大量得以刊发传播。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中国诗歌会”发起人蒲风、杨骚以及诗人、作家、翻译家楼适夷、雷石榆等先后来到福州，对福州新文化活动的开展，对团结福州文化界反帝抗日斗争，都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电影放映渐在福州城镇普及。戏剧方面除了在青年学生和职工中蓬勃开展的话剧外，“天蟾”、“上天仙”、“南华”等四大京班相继到福州演出京剧。闽剧、福州评话等，也进入旺盛表演状态，在福州方言区各县备受欢迎，涌现出以郑奕奏等闽剧“四大名旦”和以陈春生等福州评话“三杰”为代表的一批表演艺术家。闽剧还到省内其他地市，省外的上海、台湾各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各国演出，受到广泛的赞誉。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省会迁往永安，福州许多文艺工作者也随之疏散迁往内地。福州经济萧条，文化凋零。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福州文化艺术活动处境维艰。郭风、赵家欣、周问苍等进步作家，以著名作家王西彦为顾问的“乌山文艺研究社”等一批文学青年，在福州当时《中央日报》、《福建时报》、《星闽日报》、《民主报》等报刊的副刊上，还发表不少富有战斗精神，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作品，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喊出了民众的心声。
五、英杰献身革命
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闽侯无数优秀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屈不挠，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谱写出一曲曲恢宏壮丽的青春赞歌。
林祥谦（1892—1923），闽侯县尚干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1923年2月7日，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王助（1914—1941），闽侯（今福州亭江象洋）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北游击战争时期的领导者之一。他按照党的指示，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真理。积极参加福州肃劣会、互济会，查抄日货，惩治奸商。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闽变”，王助抓住时机，多方设法，携带宣传品深入十九路军驻厦部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励官兵的爱国精神。1941年9月21日，突遭土匪袭击，光荣牺牲。
吴石（1894—1950），字虞薰，闽县（今福州螺洲）人。曾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国防部史料局局长、福建省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授中将军衔。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福州解放前夕，撤到台湾，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遇害。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闽侯（今福州市）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著名的新闻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初，首当其冲，与廖沫沙、吴晗一起被打成“三家村”，受迫害而死。
郭化若（1904—1995），原名郭可彬，闽县（今福州市）人。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兼总前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委。七次参与指挥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公安军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新教育教学法》等。
六、迎接胜利曙光
民国以来，福州虽是福建省会，但未设立市一级行政机构，其行政均由闽侯县（1944年后改为林森县）政府和省会警察局双重管辖。1926年国民革命军入闽，北洋军阀统治垮台，省会警察局改为福州市公安局，依旧是县、局共管。1945年10月，福州市政府正式成立。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福州成立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以庄征为书记，负责领导福州一带城市工作，并以福州为基点向外县发展。
1946年11月，福建省委改为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撤销闽江工委，设立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加强城市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进入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反动政府专制统治，苛捐杂税繁多，贪污盗窃盛行，官僚资本大肆劫掠，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上美货倾销市场，迫使农业、手工业凋敝，民族工业破产，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激起极大民愤。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在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全国掀起反美爱国运动高潮。30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福建协和大学等7所院校成立“福州大专学校为北大女生被辱声援会”，通过集会、罢课、举行示威游行等形式，掀起抗暴斗争。
1947年5、6月间，福州与全国各地一样，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响。从1948年1月起，协和大学和福州各院校的学生、教职员工等，爆发声势浩大的反压迫、反饥饿的罢教、罢工风暴，掀起全民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蒋家王朝的爱国运动高潮。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分路向南挺进。福州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做好接应解放军入闽的工作。
解放大军渡江后，福州地下党组织编印出版大量宣传材料，如《拂晓报》、《民声报》、《解放报》、《灯塔报》、《小火星》等，迎接解放，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城市工商业政策等。福州地下党组织还发动强大的政策攻心战，发挥安定民心、瓦解敌人的作用。
中共组织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斗争，保护国家财产。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保护了银行的大批黄金、银元和其他贵重物资，顺利地交给人民政府。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派李延年兵团驻防福州，并从台湾抽调孙立人部来福州，6月又加派空军一个大队前来。军统头子毛森也来福州、厦门布置应变，福建省政府作逃亡准备。当时市场上物价腾贵，币制混乱，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到处横行，治安乱象层出不穷，蒋介石反动政权濒临全面崩溃。
1949年8月，解放军到达闽北、闽东、闽西，各地游击队起而响应。国民党军队一部分起义投诚，其余纷纷溃退。入闽大军分两路逼近福州，于8月17日解放福州，歼敌5万余人。省、市和闽侯县人民政权相继成立，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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