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的创始人，早年都曾投身于推翻封建统治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都曾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与科学，是他们遵奉的圭臬和崇高的精神指向。他们志同道合，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在关系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一群学者，数十位书生，组织起来，喊出自己的声音……
1 一个学术性政团亮相山城
1946年，中国走到了历史的交叉路口。一边是自由民主，一边是专制独裁；一边是光明前途，一边是黑暗深渊。何去何从？中国的命运，吉凶未卜。
抗战胜利，中国人民被压抑已久的民主、自由、独立的愿望喷薄而发。反对一党专制，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呼吁民主，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大地汇成了时代最强音。
1946年新年刚过，1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标题为《政治协商只许成功——学术界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声援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完成历史任务》，报道如下：
本市消息：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何鲁、刘及辰、潘菽、吴藻溪等二十余人。首先检讨新疆问题，其次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发言踊跃，一致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完全公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最后决定推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声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完成他们所负的历史任务。
座谈会召开的日期是1946年1月6日，星期日。这是“九三学社”的名称首次见之于世。
从这条简短的消息可以看出，九三座谈会的召开，实为情势所迫。因为四天之后，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从延安亲临重庆，与国民党首脑蒋介石进行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艰难努力，终于达成《双十协定》。尽管没有解决军队和政权等根本问题，却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那就是确定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大计。这项成果对于切盼和平民主建国的中国人民来说，实在是来之不易。
九三座谈会之所以选择此时召开，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就是希望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不要破裂，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开好，取得成功。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流寓重庆的科学文化教育界人士，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他们迫切希望喊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决定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声援政协代表。筹组九三学社，表现出了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殷忧，还有对政协会议寄予的深切愿望。
果然，就在政协会议召开、会上充满分歧和斗争的情况下，1月18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再次发声，对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关于开放政权、民主与自由权利、停止军事冲突等九条意见，发表于报端。并且再次强调，政协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败则混乱分离”，“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境”，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九三学社筹组期间，还多次发表政见，申明立场。例如，重庆校场口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筹备会负责人立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的暴行，提出严正抗议。针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停战协议，出兵抢占东北，在《新华日报》刊出《九三学社发表对东北问题的意见》，提出东北政权应由东北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自行决定……
经过数月筹备，1946年5月4日下午三点，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青年会大厦召开，这一天正是五四运动纪念日。
褚辅成、卢于道、黄国璋、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张雪岩、孟宪章、詹熊来、潘菽、黎锦熙、张西曼、何鲁、侯外庐、涂长望、李士豪、刘及辰、王卓然、陈剑鞘、张迦陵、严希纯、笪移今、彭饬三等五十余人出席。会议推举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通过了《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的主张》以及致美国国会电文。大会选举潘菽、张雪岩、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黄国璋、彭饬三、王卓然、孟宪章、张西曼、涂长望、李士豪、笪移今、张迦陵、严希纯等人为理事，卢于道、詹熊来、刘及辰、何鲁、侯外庐、黎锦熙、梁希、陈剑鞘等为监事。
九三学社在《成立宣言》中，将建社宗旨和政治主张，向世人明白宣示：
本学社发起于日寇败降，国际的民主胜利，与世界的和平奠基之日。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内遭军阀、官僚、买办之罪恶的统治，于其自身政治之改革，科学与工业之建树，亦皆频遭阻碍，成效未彰。今抗战已获胜利，自应迈进于和平建设之途，然环顾国内，其纷乱舛错之状况，实有令人不胜其忧惧者……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之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之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之实施，实为救国之要着，本学社同人，愿在自己岗位上，作此种问题之劳力，促其实现……今日适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
九三学社成立的消息，当时未必能够引起太多注意。尽管如此，仍要感谢《新华日报》为我们留下了这份珍贵的历史存照。这条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九三学社的成立，不是为了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攫夺权位，也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参与党争，更非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他们是本着中国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赤胆忠心和社会良知，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福祉，在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自此，一个自称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踏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站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点，秉承五四精神，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强烈的爱国情怀，投身于争取民主、和平、正义、进步的历史洪流，义无反顾地践行起自己的誓言。
2 最肯为老百姓讲话的参政员
九三学社成立会上，被推举为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许德珩，早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以五四爱国运动的骁将而名扬海内。
许德珩满腔爱国热血，一身急公好义的正气，忧国而不忧身。那本《中国党派》提到许德珩，不很确切地说他“原为国民党党员，曾于朱培德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时代任教育厅长，对第三党之活动，颇多掩护。旋又脱离第三党，加入改组派。抗战前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后任参议员，于历届参政会中，均以发言激烈著称，对政府措施颇多抨击”。《文汇报》上一篇署名“劲云”的文章，称他是“最肯为老百姓讲话的参政员”。
1938年12月，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许德珩怒不可遏，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声讨汪精卫案：《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追拿汪逆及附逆诸汉奸归案法办》，征得许多参政员签名联署，并经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及附逆诸汉奸。
当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很是令人失望。1944年，日寇为了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加强了对中国大陆的战略进攻。而国民党军队竟然一触即溃，数月之间，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相继沦丧。有鉴于此，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的倡议。倡议一出，立即得到许德珩与众多参政员的拥护响应。
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底下，许德珩并不避讳他与中共代表的亲密往来。他在重庆的居处，与中共参政员的驻地上清寺相距不远。每逢参政会开会，许德珩常搭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的便车。许德珩说：“每次参政会开会，三人中总只有两位出席。我搭他们的汽车回到上清寺，他们回到50号周公馆，我则步行到枣子岚垭雅园。”
许德珩每次演讲，都是未曾开口，血液先已燃烧起来，说到激烈处，拍案疾呼，使闻者踊跃。由于许德珩持论公正，敢于直言，屡被选为驻会参政员。
从许德珩的作为不难看出，他的身上自有一股儒家所谓“士不可不弘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和担当。而这种风骨与价值观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影响、环境熏陶不无关系。
许德珩，又名楚僧、楚生，1890年出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市庐山区）。据说，许德珩有一位曾叔祖，在候补广西某县知县的时候，曾参加太平军。太平军失败，许家逃到人迹罕至的沈家冲躲藏起来。追捕太平军的风头过去很久，他的父亲许鸿胪才敢出来应试。通过府试，许鸿胪补为廪生，被聘到浙江绍兴府当了一名文案。徐锡麟、秋瑾案发，许鸿胪因同情革命，被罢职，返回故里，执教于九江同文书院。父亲带回的进步书刊，如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秋瑾的诗文，使尚在乡塾背诵古文的许德珩眼界大开。许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不久，便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剪掉辫子，丢掉书本，径直投到九江都督李烈钧麾下，担任秘书处秘书。让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革命青年兴奋的是，平生第一次在欢呼的人群中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而湖口讨袁之役失败，则让他尝到了封建复辟的苦果。为了逃避搜捕，许德珩从九江乘轮船顺流而下，来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英文系，重新踏上求学之路。由于学费昂贵，1915年秋，许德珩考入收费较为低廉的北京大学。由此，一条更为波澜跌宕的人生道路，在他的脚下展开。
两年之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风气为之一新。许德珩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师友之谊。经李大钊介绍，许德珩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还参与发起了学生救国会，创办并主编《国民》杂志，与邓中夏、黄日葵等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张国焘、俞平伯等同学，以及时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也参加进来，宣传新思想，普及平民教育。
1919年5月4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爆发。前一天，许德珩受北大学生大会推举，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因为时已深夜，买不到白布，许德珩把仅有的一条赖以半铺半盖的白床单撕成布条，写上标语，做成集会游行的小旗。5月4日上午，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演讲。下午，游行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当群情激愤的学生冲向赵家楼胡同，殴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后，许德珩等32名学生遭到逮捕，被关进肮脏拥挤、臭气熏天的牢房。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全国闻名的学生运动领袖。而五四运动所揭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许德珩心目中，鲜艳无比，永不褪色，成为他一生为之呐喊、为之攀登的神圣高峰。
1920年，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许德珩与蔡和森、徐特立、向警予、蔡畅、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因蔡元培先生的关系，许德珩结识了来自湖南长沙的劳君展（劳启荣）女士。聪颖秀丽的劳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1925年，许德珩与劳君展女士喜结伉俪，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了婚礼。
1927年2月，许德珩受到国内革命形势的鼓舞，先期一人回国，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东军阀发动政变，被列入黑名单的许德珩，逃离广州。应恽代英之邀，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
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德珩几经周折，偕回国的劳君展，来到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翻译。两年间，许德珩在大学讲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的学说，并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之贫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等著作。
1931年6月，应北师大和北京大学的聘请，许德珩与劳君展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北平，在两校任教。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许德珩因为多次公开演讲，以“蛊动各校罢课风潮之共党首要”，被北平当局军警逮捕。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等人积极营救，始得释放。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许德珩辗转来到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返回原籍，参加抗战，担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许德珩以北方代表身份出任参政员。
1937年底，南京失陷，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一时间，机关学校、文化科研院所、社团商会，以及颠沛流离的民众，纷纷涌向西南腹地，趋避巴蜀。于是，两江夹峙的陪都重庆，骤然拥集了大批达官名流、知识分子和苦难黎民，使得弹丸之地山城，物资短缺，房屋紧张，物价飞涨。加之还要时常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人民的生活极端困窘。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许德珩在距离重庆50里的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觅得教职，讲授“社会学”课程。
1944年底，日寇占领桂林，进逼川、黔，独山失守，重庆震惊。一时间，投降空气笼罩山城。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让许德珩寝食难安。
此时，流寓重庆的一些文教科技界人士，也同许德珩一样，日夜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充满了焦虑。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打听消息，交换看法，倾吐胸中的郁闷。这样，对时政颇多抨击的参政员许德珩的家，自然成了一个聚谈的场所。
3 雅园际会
许德珩的寓所，坐落在重庆半山上的枣子岚垭，原名“稚园”。因为常被误读，许德珩只好因循，以“雅园”称之。
其实，那座房子不仅很难称“雅”，反倒有些破陋。许德珩这样描述他的新居：
找到半山雅园内破楼一间，无天花板，下雨漏雨，太阳可以照到房间各地，可以说是不蔽风雨。我住下后，买木板制成天花板，又将危楼一间分为两间，前为客房、饭厅，后面为睡房。如是者住到抗日胜利。
1944年底的一天，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地理学家黄国璋带着一位客人来到雅园，拜访许德珩与劳君展夫妇。
原来，劳君展的哥哥劳启祥，与黄国璋既是师生关系，又有同乡、同事之谊。黄国璋在长沙雅礼大学读书时，劳启祥是黄国璋的老师。1926年黄国璋由雅礼大学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学成返校任教，与劳启祥又成了同事。
后来黄国璋离开雅礼大学，先后应聘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抗战西迁，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抗战中后期，黄国璋从北碚迁来重庆市区，在建设委员会工作。闭塞而苦闷的客居生活，使得黄国璋成了雅园的常客。
黄国璋带来的客人，让许德珩惊喜不已。原来，这位谦谦来客，就是五四运动中与许德珩一起被捕的32名难友之一、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潘菽。许德珩与潘菽，虽为北大同窗，却因科系年级不同，彼此闻名而不熟识……转瞬二十余载逝去，非但国事未见好转，反而前景堪忧。旧雨重聚，一谈倾心。于是，许德珩邀约潘菽与黄国璋以后常来谈谈。
潘菽，字水叔，原名潘有年，1897年出生于江苏宜兴陆平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期，潘菽就已熟读了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他在《中学同学录》上题诗言志，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朱熹那样的学问大家。
1917年，潘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潘菽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基于“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潘菽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心理学。
1927年秋，潘菽学成回国，先后在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理学院任心理学教授。20世纪20年代，正是国际上心理学诸家学派林立、辩争纷纭的时期。可以说，潘菽是与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上所走过的道路，即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历史缩影。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把埋首书斋、一心钻研学问的潘菽惊醒过来。原来，潘菽家中早有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一个是长兄潘梓年，另一个是堂弟潘汉年。1933年5月，担任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的潘梓年被捕。为了营救兄长和同时被捕的丁玲，潘菽多方奔走。他利用家属身份前去探监，不断为潘梓年及其难友送去食物、药品并传递消息。在营救兄长的过程中，潘菽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潘菽只身随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沙坪坝。转年春天，新华日报社由武汉迁来重庆。为了了解抗战实况和延安方面的政策主张，潘菽不顾化龙桥头茶馆里特务的监视，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来到新华日报社，看望担任社长的潘梓年。在那里，潘菽结识了章汉夫、吴克坚、石西民、乔冠华等人，也常见到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逢年过节，新华日报社举办联欢活动，也都邀请潘菽参加，不拿他当外人。因此，延安方面的一些重要消息、文件，潘菽可以较早地听到看到。
与许德珩、黄国璋谈过几次之后，潘菽便把原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税西恒教授介绍进来，一起聚谈。
潘菽说：“过了不久，我又把学校里座谈会的人介绍进来，此外还有一些从别的方面参加进来的人。这样规模和代表的方面也比较广泛了。”
此时，税西恒已辞去重庆大学工学院的教职，在重庆市自来水厂担任总工程师。由于那里有较为宽敞的会客室，也有专门的厨师为聚餐提供服务，以后聚会的地点，便改在了重庆市自来水厂。
4 松林坡的教授们
潘菽过访雅园之前，还常与中央大学关系密切的同事定期聚谈。这几位同事是：梁希、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等教授。
抗战期间，中央大学由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站在松林坡的顶巅，可以俯瞰嘉陵江，远眺歌乐山。中央大学图书馆就建在那里。在图书馆通往林业化学实验室的林荫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矮小却十分精干的老人，一袭洁净的蓝布长衫，臂间或夹册图书，或携件实验器具，匆匆走来……此人就是中国森林化学奠基人、中央大学森林系部聘教授梁希。
那时，教学条件和设施十分简陋。梁希与农学家金善宝合住在一间竹编泥砌、仅容两床一桌的斗室。但是，素有“洁癖”的梁希教授，却把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大约在1939年的春天，梁希和金善宝得知潘菽与《新华日报》有联系，就请潘菽来一起谈谈，听他介绍一些延安方面的情况和抗战前方的形势。后来感兴趣的人多了，梁希和金善宝的宿舍容纳不下，聚谈的场所就改在了水利系教授李士豪的宿舍。李士豪教授是单人居住，而且地点僻静。
潘菽记得，经过第一次聚谈，都感觉很有必要，希望今后能够经常谈谈，便约定每星期一次，时间安排在晚上。之后，中央大学的气象学教授涂长望、森林学教授干铎，还有重庆大学的谢立惠等人，陆续参加进来。除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还增加了读报、学习。潘菽说，开始，聚会并无名称。后来逐渐与外界有了联系，需要有个名称，便根据参加者的成分，称之为“自然科学座谈会”。
最为年长的梁希，是座谈会最积极的参加者，他多次在会上慨谈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心得。梁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撰写文章，阐述林业科学和森林事业发展的问题，在中共主办的刊物《群众》上发表。周恩来读了称赞道：“梁老是位实干家，写得很好，我们还写不出来。”
梁希，原名燨，字俶和，1883年出生于浙江吴兴（现湖州市）双林镇。父亲梁枚，清光绪三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长兄梁炳，宣统元年恩贡，在双林蓉湖书院任教。梁希幼从长兄启蒙，16岁中秀才，有“两浙才子”之誉。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割地赔款，梁希深受刺激，萌生“武备救国”思想，投笔从戎，考进杭州武备学堂，旋被选派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1906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梁希立即回国，参加浙江湖属军政分府，致力于新军训练。南北议和，梁希复返日本，秉承“科学强国”之志，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素所钟爱的林学。
梁希一生最爱的是树。小时候见到邻家有棵银杏树，非常喜欢，就让母亲买回，植在自家宅前，每天在树下读书。
1916年，梁希毕业回国，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之后，又自费赴德，在德累斯顿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业化学。1927年返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
梁希教学认真严谨，具有“教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学生非常敬爱这位望之威而接之温、德高望重的老师。梁希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林业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梁希生性耿直，淡泊名利，有古侠士之风。梁希多次拒绝高官厚禄的诱请，清贫自守。同事和学生把他比作“屹立在松林坡上的一棵劲松”。
梁希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抗日主张由衷赞同。当梁希在重庆第一次读到《新华日报》时，大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他把《新华日报》看作真理的传播者，几乎到了饭可以不吃，《新华日报》不可一天不读的地步。每逢《新华日报》创刊纪念日，他都为之赋诗讴歌。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年近花甲、身体消瘦的梁希寝食不安。一天，有人在他的衣柜旁发现了几双新草鞋，诧异地问他何用。原来梁希想请周恩来设法把他送到西安，然后步行去延安，去亲临抗日的战火烽烟。他一脸诚挚地解释说：“四川的草鞋编得细，合脚，徒步去延安，有三四双就够了。”
通过潘菽介绍，梁希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成了知心朋友。1943年12月28日，梁希60岁诞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备了两桌简朴的酒席为梁希祝寿。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谢立惠等应邀作陪。周恩来举杯向梁希祝酒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归途中，梁希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的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
与梁希同住一室的金善宝，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而且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两人在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共事多年，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后，两人又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互相照顾，情同手足。
金善宝比梁希小12岁，189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石峡口村。金善宝幼年在父亲的塾馆里读书。13岁时，父亲去世，生活重担落在母亲肩上。课余时间，金善宝坚持农田劳动，磨炼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学毕业后，由于家中经济窘迫，金善宝考进学费膳费全免的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学习农学。
1930年夏，金善宝考取浙江省教育厅的出国留学资格，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1932年金善宝回国，一面从事教育，一面进行小麦育种研究。金善宝辛勤耕耘，刻苦钻研，在培养农学人才和小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
金善宝与梁希一样，都是《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控制极严，把订阅的人记上黑名单，暗地里迫害，迫使订报的人一天天减少。但是金善宝毫不畏惧，照读不误。最后，全校只剩下了金善宝订阅的一份。
中央大学的主持者为了讨好蒋介石，打着纪念抗战胜利一周年的幌子，开展为前线“献金”活动。金善宝偏不买账。第二天，金善宝的身影却出现在了红岩嘴。他走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慷慨“献金”一百元。他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的钱要捐在八路军将士身上！”
当年冬天，中央大学又搞“寒衣捐”活动，金善宝与梁希还是不配合。两人各拿出一百元，由金善宝再次送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几天后，《新华日报》刊出消息“梁金先生献金二百元”。外界不知“梁金”何许人，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对两位教授的义举大加称赞。
1940年前后，金善宝两次向林伯渠提出要前往延安。林伯渠为他办妥了所需手续。就在即将启程时，金善宝的助手突然生病以致死亡，打乱了他的计划。为此，金善宝很长时间都是郁郁寡欢。
后来，金善宝听到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立即把多年筛选的十多斤优良麦种，用纸袋一一包好，并附有详细说明，请新华日报社转交延安。半个月后，在一次茶话会上，邓颖超告诉金善宝：“延安收到了你的麦种，同志们感谢你！”金善宝听了，似乎望见了陕北高原上翻涌的麦浪，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1944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梁希、潘菽、涂长望等人，与中国学术研究会自然科学组以及有关科学团体，共同发起，草拟了《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分发全国各大城市，很快得到众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响应。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沙坪坝正式成立，竺可桢任理事长，梁希任副理事长，李四光任监事长，涂长望任总干事，干铎任事务干事，谢立惠任组织干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影响波及国内外，西南、西北的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分会，会员发展到七八百人。还创办了会刊《科学新闻》，由潘菽负责编辑。
那时，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正在重庆负责“中英文化馆”工作，他是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与涂长望相识。于是，经李约瑟博士联系，与英、美、法、加等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共同发起，组织筹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1946年秋，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伦敦召开成立大会，涂长望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出席，并当选为理事。
涂长望1906年出生于湖北汉口，幼年家境贫寒，在教会小学读书。1929年，涂长望在沪江大学毕业后，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生，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地理，旁听气象学。两年后，涂长望获得气象学硕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留学期间，涂长望接触了马列主义，加入英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留英学生组织的“反帝救亡大同盟”，以及第三国际领导的秘密革命活动。
1934年，涂长望应竺可桢聘请，回国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并到清华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涂长望带领气象研究所的一批人员来到重庆曾家岩，冒着日寇飞机的轰炸，坚持中国气象的研究和探索。他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中国和美国空军的对日作战。然而，令涂长望万分悲痛的是，担任空军飞行员的弟弟涂长安，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壮烈牺牲。
1943年，涂长望到重庆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新华日报社设宴庆祝梁希六十诞辰，涂长望应邀参加，高兴地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当得知延安急需西北地区气象资料时，涂长望及时向延安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许多气象书籍。
涂长望为创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奔走筹划，倾注了大量精力。
松林坡上的几位教授，九三学社早期的成员，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起和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正是由于这个渊源，新中国成立以后，原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许多会员都相继加入了九三学社，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九三学社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组织特色。
5 毛泽东先生来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消息传来，给素有火炉之称的山城重庆，吹来一股清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涌上街头，鞭炮齐鸣，欢迎毛泽东先生的到来。
那天傍晚，潘菽和梁希、金善宝等几位教授正在学校的一个空场上纳凉，忽然听说毛泽东已经来到重庆，甚感震惊，都对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弥天大勇”赞叹不已。
几天后，新华日报社送来一个口头通知，毛泽东要会见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教授们，由潘菽分别转达。金善宝仍然记得，他们见到毛主席的地方，是位于嘉陵江边的桂园——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下榻的张治中将军公馆。
那天参加会见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谢立惠等人。进了大门，先来招呼他们的是王炳南。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毛泽东坐在大家的对面。寒暄之后，毛泽东让教授们先谈谈对时局的意见。梁希说：“我们感到很苦闷。”然后没有了下文。毛泽东深吸一口香烟，沉默着，似有所思。接着，大家就战后中国的走向，以及各自感到困惑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
潘菽问：“为什么把已经解放了的一些地方让给国民党？”毛泽东站起身来，在椅子旁边后退了两步，示意说：“让一步是可以的，让两步也可以。”毛泽东退到墙边，然后做了个还击的手势：“再让就不可以了！”
座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注意到金善宝还没有发言，就问：“后边那位白发先生有什么意见？”
金善宝因长年病累，虽然未进老境，却已鬓发全白。
毛泽东看了金善宝递上的名片，说：“噢，你就是金先生，今年高寿？”
听金善宝说他今年五十整，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笑着说：“啊，我比你大两岁。”毛泽东请他也谈谈看法。
金善宝和大家一样，非常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暗示毛泽东应该早作归计。
就在毛泽东来到重庆的第六天，1945年9月2日，星期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远东的一小片海域——晨雾缭绕的东京湾。海面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如林，超级战舰“密苏里”号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16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上午9时，乐声响彻云霄。以中国徐永昌将军为首的百名各国海军与陆军将领，分列在预定位置。日本外相重光葵，拖着一条在上海虹口公园被炸断后安装的假腿，一瘸一拐走上甲板。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一身褶皱的军服，随后垂首而行。这时，全舰静无声息，只闻舰旗猎猎。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帝国大本营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麦克阿瑟将军通过广播向世界宣布：“今天枪声平息了，巨大的灾难结束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这庄严肃穆的一幕，尽洗中华民族70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天，永载史册。
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生效，标志着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华大地，顿时变成了欢腾的海洋。陪都重庆，更是鞭炮震响，锣鼓喧天，彩旗花灯，舞龙耍狮，集会游行。人们走在街上，任由激动的泪水洒落衣襟……
这一天，许德珩等人好不容易在张西曼主持的中苏文化协会找到会场，聚餐庆祝。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争先发言，抒发内心的喜悦和感慨。为了铭记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一致赞成把座谈会命名为“九三座谈会”。
这时，毛泽东也融入了山城人民欢庆胜利的海洋，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出席了各界召开的庆祝集会。
利用和平谈判的间歇，9月10日，毛泽东邀请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共进午餐。许德珩与劳君展上午8点出门，9点步行到达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阔别二十多年，故友相逢，分外高兴。毛泽东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与劳君展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往事，与许德珩谈起在北大时的情景……畅谈间，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啊！”
劳君展想起一件事，不禁问道：“润之先生，您初到陕北的时候，我们曾买了一点吃的用的东西送给您，收到了吧？”
劳君展的话，不经意翻开了一笔尘封九年的“旧账”——原来，1936年初冬，许德珩、劳君展与周炳琳、魏璧夫妇，听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邢西萍（徐冰）和夫人张晓梅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匮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他们听了，当即决定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邢西萍说，恰好有一辆车要去延安，要送东西最好赶快去买。
许德珩不仅与北大法学院周炳琳教授是好友，劳君展与魏璧女士也素以姐妹相称，关系非常亲密。当年在长沙，劳君展与魏璧曾一起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1921年，劳君展、魏璧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给她们饯行，并合影留念。留学期间，她们还经常与毛泽东通信。
当时，周炳琳教授家住北平东城史家胡同，离东安市场较近。那天，劳君展与张晓梅一同先到史家胡同，然后与魏璧各乘一辆洋车，来到东安市场。她们选购了三十多双黑面白底的布鞋、十二只怀表，还有十余只金华火腿。
东西送走时，张晓梅问：要不要毛主席亲笔收条？劳君展和魏璧连忙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润之先生打收条？
毛泽东听了劳君展的话，恍然大悟，说：“哦，那些东西原来是你们送的呀？早收到了，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多谢！”
1983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发现了毛泽东1936年11月2日为此事写的信：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的叙谈中间，许德珩还向毛泽东介绍了九天前召开的九三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勉励许德珩，要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许德珩担心人数少，毛泽东说：“人数少不要紧，你们都是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很大的宣传作用吗？”
毛泽东的鼓励，增强了许德珩要将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的信心。
通过43天的重庆和谈，毛泽东成为此番国共博弈的最大赢家。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表现出的良好形象、以大局为重的和平姿态，深获民心，影响深远。正如毛泽东回到延安之后所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虽然是纸上的东西，但是“有了这一纸空文还是比没有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6 不辞劳瘁的民国耆宿
就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前，1945年7月初，宝塔山下的延河边，出现了一行特殊的客人，让黄土坡上的乡亲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他们看到，其中有位瘦弱的老者，身着长衫，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在街头店铺与人交谈，了解延安的生活和物价……这位老者不是别人，他就是在中国政坛大名鼎鼎、勋誉卓著的褚辅成先生。夏日炎炎，这位国民党元老，怎么不辞辛苦，跑到偏远的陕北来了？事情还得从两个月前国民党召开的六大说起。
1945年元旦，褚辅成与黄炎培等60余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对转捩当前时局献言》，号召各党派加强团结，迎接抗战胜利，进行国内和平建设。然而，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年底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用以抵制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反对。
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使褚辅成深为忧虑。在宪政实施协进会讨论时，褚辅成强调宪法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并招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等商讨。6月2日，褚辅成等七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褚辅成 黄炎培 冷 遹 王云五
傅斯年 左舜生 章伯钧 巳冬
6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邀请褚辅成等来延安商谈。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收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7月1日，征得蒋介石首肯，褚辅成等六位参政员（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在王若飞陪同下，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供的专机，飞抵延安。
73岁的褚辅成，乘小飞机一路颠簸，到延安后，虽感身体不适，仍勉力同中共领袖进行商谈，往来酬酢。黄炎培在《去延安》一诗中赞道：“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老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
对于褚辅成一行的到来，延安方面可谓做足了准备。不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招待之热情周到，“出人意外”。
经过几番洽谈，六位参政员带着中共起草的《延安会谈纪要》返回重庆，面呈蒋介石。
在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未见即允的情况下，8月25日，褚辅成又病中致电蒋介石，建议电邀周恩来速偕中共代表来渝商谈：“病中阅报载钧座与毛泽东往还电文及朱德发来铣电，无任忧惶……查中共建议本有先开预备会议一款，似可采纳……团结民主之目的的相同，当无不可解决之问题。化干戈为玉帛，在此一举，如蒙嘉纳，国家幸甚。”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褚辅成等六位参政员于9月5日，假座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答谢在延安受到的礼遇……
随着历史烟尘的飘散，褚辅成等六位参政员远赴延安，为国共和谈奔走斡旋之事，也渐淡远。只是近年以来，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关于国家兴亡周期率的“窑洞对”，成为时议，却不知那不过是此行的一个花絮。尽管对于他们的延安之行，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评价都是有些不屑，不是说成“单纯由几个人藉感情”的行动，就是中间党派“没有完成初衷的一次失败”。甚至罗家伦还略带讽刺地劝说傅斯年：“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然而，在这历史走向瞬息万变的关键时刻，褚辅成等人本着“良心的使命”，不顾盛暑长途、不计个人毁誉、不避成败利钝的这番努力，无疑强化和扩大了吁请两党团结的舆论压力，对蒋介石的独裁反共政策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时，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和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国共达成《双十协定》，附带产生了政治协商会议，也都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铺垫和助推作用，自有其积极意义存在，是不该忽视和一笔抹杀的。
褚辅成，字慧僧，1873年5月生于浙江嘉兴。戊戌变法失败，褚辅成遂绝意于仕途，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同盟会在东京创立，褚辅成宣誓入盟，与孙中山“深结纳”。后奉命回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结交志士，筹划革命。
皖浙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先后牺牲。褚辅成潜至杭州秘密安葬秋瑾，并乘机聚商革命策略。议定全力策动新军反正，成为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褚辅成与陈其美等领导浙江起义。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褚辅成改任浙江民政长。
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褚辅成领衔弹劾，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袁下令解散国会，褚辅成束装南下，遭袁世凯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拘押安庆狱中，三年不屈。
1916年8月，褚辅成响应孙中山号召，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任非常国会副议长，选举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两年后，孙中山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离粤至沪。奉孙中山之命，长途跋涉赴云南，动员唐继尧统率滇军参加北伐。
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5年，褚辅成与沈钧儒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自治。北伐军攻克杭州，褚辅成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代理浙江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褚辅成、沈钧儒被检举为共产党，同时被捕，险被枪决。
1926年，褚辅成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为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任院长。除了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领导全浙公会，团结浙人，奖兴工业。
九一八事变后，褚辅成坚决站在了抗日救亡的前列。他南北往来，组织抗日后援会，支援前线。1937年，浙江沦陷，褚辅成只身奔走浙东各地，宣传抗日救国，不遗余力。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褚辅成被遴选为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在历次参政会上，褚辅成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实施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等事，提出了许多重要议案。
表面看去，褚辅成先生温文尔雅。然而，他性格坚韧，追求真理近乎固执。他以廉自励，言不及私，有限的家资，多用于济困扶危，具有坚贞不贰的冰雪情操。
因他是“党国元勋”，蒋介石曾亲自登门贺寿。褚辅成却在生日的前一天躲到乡下去“避寿”。由于褚辅成屡谏直言，惹得蒋介石只好敬而远之。
褚辅成一旦信奉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坚决贯彻到底。认准了只有国共合作国家才有前途，就力倡团结，反对摩擦。
1946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那条“学术界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消息，开头就是：“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诸氏，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文中特别提到，“褚辅成声明是以前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他“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某种分子假借民意，破坏民主宪政运动”。
透过这段消息，可以看出，褚辅成抛开党国元老资格，是以非党非官的超然姿态跻身学界；民主宪政，是褚辅成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此番筹组九三学社，意图无他，仍是为了倾力推进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施。
不久，《双十协定》即遭蒋介石撕毁。褚辅成的警告“提防某种分子假借民意，破坏民主宪政运动”，竟然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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