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九三学社留平同人对时局发表的意见：我国当今的一切，已至山穷水尽的局面，政治上的混乱与腐化，外交上的偏袒与俯仰由人，经济上官僚买办统治，已走进总的崩溃泥坑。
九三学社一经宣告成立，就立即投入到争民主、反独裁，争和平、反内战，争人权、反饥饿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了同一战线。
1 踊身激流
战后复员，九三学社社员陆续离渝。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后，梁希、潘菽、张西曼、金善宝、涂长望等教授，相继回到南京。褚辅成等人也将返沪，许德珩则有意在新学期接受北京大学的聘请，到北平任教。
为了加强九三学社的联系，不致因复员而解体，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假座重庆兰园——税西恒家中，召开了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侯外庐、张雪岩等十余人出席。会议由税西恒主持，推举了常务理、监事，研究了社员分散后如何在全国开展活动的应对之策，讨论了任务与时局，通过以下决议：
（一）设总社于京沪区，设分社于重庆、武汉、成都、昆明、香港、广州、北平、天津及英国伦敦等地。
（二）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黄国璋、吴藻溪为常务理事，卢于道、詹熊来、梁希为常务监事。
（三）要求立即停止东北及其他各地内战，取消党化教育……
两天之后，许德珩自重庆飞抵北平，下榻北京饭店，会晤徐冰，决定应聘北京大学教授。
盘桓北平半月，许德珩搭乘李宗仁的飞机前往南京。在南京稍作逗留，抵达上海。6月12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为许德珩举行了欢迎座谈会。6月18日，许德珩从南京乘机返回重庆——此时，劳君展仍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担任院长。
国内局势愈发糟糕。九三学社有感于“内战愈演愈烈，经济濒于崩溃，民生困苦已极”的危局，痛心疾首，面向国内国际，发表了一系列反独裁、反内战的宣言和意见，与蒋介石政府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
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万民众举行“反内战要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大会，推选马叙伦等11人为和平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九三学社6月26日发电慰问，抗议特务的流氓行径，并在报刊发表《九三学社致南京受难人士慰问电》和《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意见》。
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被刺遇害，九三学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鄙凶残痛恨殊深，集会抗议，并电唁李、闻家属。7月28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李、闻大会。许德珩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的九三学社代表，参加了主席团陪祭。
9月3日，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也是九三学社筹建组织一周年。九三学社在渝社员聚会，同日在报刊发表了《为国际民主胜利周年纪念宣言》，提出国共双方应立即全面停战，从速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切实保障人民自由，严惩战犯、汉奸等六点意见。
国民党准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褚辅成、孟宪章、许德珩等被宣布为国大代表。1946年10月24日，九三学社再次聚会，以褚辅成、王卓然、张西曼、许德珩等具名，草拟《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六点意见》，寄送重庆《民主报》发表。认为“任何一隅的内战行为皆为违反民意，夸称胜利均属可耻。吾人要求蒋主席立即回京，下令停止内战，负责主持和平谈判，以求真正的和平民主之实现”。
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三天后，许德珩即携子女从重庆飞抵北平，到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任教。
1946年11月15日，国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面对邵力子、雷震催促赴会的电报，11月13日，许德珩与周炳琳约见《大公报》记者徐盈、彭子冈，以“周炳琳、许德珩二教授发表时局观感”为题，发表严正声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许德珩、袁翰青联合北京大学48名教授，发表《为沈崇事件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几十个大城市约50万学生，相继罢课和示威游行，反美抗暴斗争的怒涛席卷全国……
说到这里，有个问题需要提出：《九三学社简史》以及有关转述，都有“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后，总社迁往北平”的说法。《九三学社简史》甚至把第五章概称为“九三学社总社在北平的活动”。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
九三学社成立之初，不仅没有规章制度，也无档案资料保存。《九三学社大事记》的早期记载，则是追记而成，非但于一些史实语焉不详，甚至存在“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笔法。
关于“总社”问题，九三学社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决议说得明白：“设总社于京沪区，设分社于重庆、武汉、成都、昆明、香港、广州、北平、天津及英国伦敦等地。”这个“京”乃是南京，而非北京，北京时称“北平”。
另外，还有以下几点：
（1）持“总社迁北平”说者，是以许德珩行踪为指向，但是，198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却无一处说“总社迁到了北平”。
（2）据当时报刊及有关资料所载，许德珩等社员在北平的活动，则以“九三学社留平同人”自称。
（3）许德珩多次为总社设于何处问题，征询上海方面意见。1947年3月18日，许德珩致笪移今信函便是明证：
……弟又生病，现幸略好……此间昨日大家有两意见：（一）九三总社究应设于何处？因此一问题不确定，进行上殊多滞碍，即如几次平方朋友所拟之稿，未能征询沪友之意见即作为九三意见而发表（此次亦然），若不是朋友相知甚深，很可能生出意见！对于总社的地方问题，拟请沪上朋友讨论……
而据《中国党派》一书记述：“该社在重庆成立，国府迁都后，政治中心东移，始迁往上海，仍于重庆设立分社。”——则认为九三学社总社迁到了上海，也绝非北平。
2 愿为民主实现拼老命
1946年5月28日早晨，忙碌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艘客轮正在鸣笛起锚，这是国民政府拨给冯玉祥将军夫妇及其部属复员用的专轮——民联轮。褚辅成先生也在这艘轮船上。望着江雾弥漫的山城渐渐远去，挥别八年西南动荡的生活，褚辅成胸中百感交集，正不知等在前路的将是怎样的光景。
民联轮5月28日起航，6月1日到达汉口，4日抵南京。据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本来承载400人的轮船上，竟搭载了823名乘客。除了冯玉祥夫妇及李济深、邹鲁、褚辅成、王宠惠以外，还有许多文化界民主人士，如谭平山、张雪岩、侯外庐、徐悲鸿等。七天的航程，船上充满民主团结的气氛。张雪岩与陆慧年还临时编辑了一张油印刊物《民联日报》，发表从电台收到的新闻以及船上的动态。船上每天举行各种集会，冯玉祥、李济深、褚辅成都曾作了演讲。
褚辅成演讲时说：“目前的中心是内战问题，不能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人民自然不爱护，君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之视君如寇仇，是一定的。”褚辅成表示愿为民主实现拼老命到底。
从1938年66岁起，褚辅成每逢生日，都作诗一首。到1945年73岁，辑成《抗战八咏》，其中多有“但愿此身偕日亡”“与日偕丧期渐近”等要与日寇拼老命的诗句。日本败降了，今天的头号寇仇变成了压迫人民的独裁者。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74岁的褚辅成，抖擞精神，再上战阵了。
褚辅成登舟离渝之前，5月12日，出席了在税西恒家中召开的九三学社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被推选为常务理事。
一个月以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笪移今、陈乃昌、孙荪荃、徐甫等7人为理事，共推褚辅成为主任，笪移今为秘书。
在上海，由于褚辅成德望甚高，振臂一呼，四面响应，使得九三学社很快便与上海各界民主力量紧密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反独裁、反内战、反对一党独办国大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在发起和推动“反美扶日运动”中，上海分社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
抗战胜利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战略基地，竟然撕毁《波茨坦公告》，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复活。针对这种国际动向，1947年7月，孟宪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急管繁弦愈逼愈紧的日本问题》，引起各界关注。
褚辅成对于美国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亦深感忧虑。7月下旬，褚辅成召集九三学社上海同人假北京东路缫丝业公会进行座谈，一致决定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联络上海民主党派以及各方面人士，共同努力，在上海和全国掀起“反美扶日运动”。
8月3日，褚辅成领衔在《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指出“鉴于美国对日管制之失当，致使日本法西斯势力重新抬头……望全国同胞提高警惕，团结御侮，发愤图强”。在《意见》上签名的还有孟宪章、王造时、笪移今、臧克家、吴藻溪、孙荪荃等15人。
一个月后，褚辅成再次领衔在《大公报》上发表《我们关于对日合约的主张》，提出14点意见。
经过“对日问题座谈会”多次声明和号召，1948年6月，包括九三学社梁希、潘菽、金善宝、笪移今、孟宪章、吴藻溪在内的282名民主人士共同签名发表了《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反美扶日运动”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成为国统区人民孤立美蒋反动派的一个重要运动。
正如许德珩在孟宪章所著的《中国反美扶日运动斗争史》序言中所说：
九三学社社友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笪移今诸同志在上海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所发生的事迹与所发表的宣言，不仅友邦苏联均有广播，即欧、美报章亦常摘要报导，而美帝在远东的仆从国家如菲、澳等地，受中国这一运动的影响，也曾卷起反美扶日的浪潮。此一汹涌澎湃的运动，在当时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
为了制止蒋介石一党独办国大，1946年11月10日，国大代表褚辅成、孟宪章、谭平山、李济深联名致书国民政府，要求缓开国大。褚辅成又于13日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在各党派一致参加的情形下再召开国大。
大会期近，秘书长王世杰专程到上海促驾。一周后，褚辅成怀着再次敦促国共和解、实现政协决议精神的良好愿望，赴南京与各方面交换意见，力图挽回僵局。
许德珩闻知褚老与孟宪章到南京赴会，立即由北平致电上海分社阻止。笪移今接电后，马上致书褚、孟，陈述利害。褚辅成看到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势不可挽，甚感失望，遂与孟宪章中途退会返沪。自此，褚辅成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立即遭到中共、民盟、九三学社以及各界人士的谴责。同日，上海《文汇报》载，上海11个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指出：“我们坚决地主张，立即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重新召开政协会议，成立真正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褚辅成就是联合声明的发起者之一。
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上海《时代日报》发表《纪念“五四”宣言》重申：
缘本社之成立于“五四”，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五四”的精神是科学与民主，那精神与我们的主张适合。因为主张民主，所以我们反对独裁、反奴性、反帝国主义侵略。因为主张科学，所以我们反盲从、反复古、反一切的封建作风。我们深信，挽救目前中国，要在实行民主，努力科学，而其先决问题，是在停止内战，恢复和谈，从民主的团结，救人民于水火，否则一切都谈不到。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愈益露骨。褚辅成在家中邀请沈钧儒、王绍鏊、冷遹、楚图南、王造时、孟宪章、笪移今等交换意见，希望作最后的努力，以缓和“乱杀、乱打、乱捉人”的恐怖局面。
当听到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时，褚辅成极为愤慨。他一方面设法保护周新民、楚图南等人的安全，一方面亲访杜月笙等人，要他们出来说话。同时，加紧推动唯一能够公开的“反美扶日运动”，从侧面反抗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暴行。
楚图南离沪去港后，上海法学院代院长褚凤仪（褚辅成之子，九三学社社员），仍按月将工资送到楚图南的家中，直至上海解放。
1948年3月，褚辅成病笃。孟宪章、笪移今最后一次去看他。褚辅成勉力坐起，在准备发表的《针对美国积极助日，中国应有对日政策》文稿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一生不遗余力推进民主宪政，“只知有国宁知党”，自称“生平但愿做大事，不愿做大官”的褚辅成先生，临终遗嘱，仍殷殷以民主宪政相期：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涘无补……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政，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予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褚辅成
三十七年三月二日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在上海病逝。先生身后，有人以出席“伪国大”与否，判分泾渭，故不免有褚辅成失足于“伪国大”之贬。然而，褚老先生此举，明知不可为而为，舍掉老命也要最后一搏，依然是他本着“良心”做事，不计毁誉，赤忱公精神的一贯体现。邵力子所撰挽词，可谓知而至矣：
报国誓始终，每饭不忘真民主。
立身重名节，盖棺还是老书生。
3 一座水塔筑成了他的纪念碑
早年，重庆市民饮用水，全靠从江中挑来，费力而不卫生。1927年春，重庆开始筹建第一座自来水厂，厂址设在打枪坝。担任设计和施工的总工程师，便是税西恒。
打枪坝位于重庆通远门附近，清代曾设驻军炮台，官兵在此演练射击，枪声盈耳，故而得名。水厂选址于此，是因其地势高踞，可凭自然落差向城区供水。5年之后，水厂建成，大幅度改善了重庆市民的生活。直到今天，阅历重庆变迁80年的这座自来水厂，仍然供应着市区200多万人的用水。
水厂内，一座高高矗立的水塔，样式别致而精美，是重庆那个年代地标性建筑和风景之一。如今，水塔石基下，竹影树荫间，一块风雨剥蚀的墓碑，默默提示后人：设计者税西恒，息灵于此。
税西恒，又名税绍圣，1889年生于四川泸县。16岁以前，税西恒在私塾读书，打下了旧学基础。1906年，他从成都嘉定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求学。该校是同盟会的重要据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税西恒，很快便投身到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中。
1909年税西恒升入青岛高等学堂，经李石曾介绍，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行动。刺杀未遂，部分同志壮烈牺牲。税西恒装扮成农民，急中生智躲入茶馆，将炸弹塞进茶叶桶内，侥幸得脱。其后，税西恒又参与了京、津、保一带同盟会刺杀袁世凯、良弼、载泽的密谋。良弼被炸身亡，清帝震恐，宣布退位——税西恒与何鲁、唐午园曾撰有《京津同盟会二三事》记其事。
辛亥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政府选送一批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1912年税西恒作为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进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除了完成机械系课程，他还选修了矿冶、水利、建筑等学科，希望尽量多学一些科学知识，以便日后报效祖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极其艰苦，常靠煮土豆糊口度日。但是，在德五年，税西恒没有休息过一个节假日，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受到德国教授和同学的尊敬。1917年，税西恒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德国国家工程师资质，进入西门子电力公司任设计工程师。两年后，税西恒回到祖国，被聘为成都兵工厂总工程师、四川工业学校教授。后又受聘为川南道尹公署建设科长。
1921年，为了筹建泸县济和发电厂，解决工厂动力问题，税西恒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甚至变卖自家田产。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在龙溪河上建成水力发电厂。送电那天，县城百姓扶老携幼涌上街头。霎时，万家灯火如昼，泸州城内大放光明。人们欢呼雀跃，把税西恒视为神仙般的传奇人物。这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第一座水力发电厂，由此，税西恒成为中国水力发电史上第一人。
税西恒生性正直笃实，不喜官场虚应之事。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算是税西恒的留德同学。朱家骅请他出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税西恒一口回绝。他说自己不会做官，只能教书，愿为国家兴实业、育英才。税西恒相继担任四川甲种工业学校教授、重华学院院长、中国公学大学部校长，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工科建设人才。
1935年，税西恒任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他多方延揽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为解决工具书奇缺的问题，他拿出自己的工资，印制数百册德文《科技手册》，送给师生。
1936年，他自费约集重庆大学部分教授和学生，涉急流、攀悬崖，对川黔两省的水力和矿产资源进行勘测，如四川省内的龙溪河、大渡河、岷江、乌江、龚滩，贵州的二郎滩，还有合川、铜梁、荣昌、万县、长寿、白沙等。他还会同资源委员会人员，勘测狮子滩、高滩岩等水利工程，查勘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1941年，税西恒任川康经济技术室主任，为川康编制出五年和十年经济建设规划。该规划照顾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符合科学化要求，被誉为“西南建设之张本”。
抗战爆发后，税西恒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著文发表评论，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
抗战胜利前，税西恒筹建蜀都中学，并任蜀都中学董事长、校长。中共南方局地下党把它作为一个联络据点。税西恒不惧风险，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并在这所学校里为革命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税西恒办校五年，不但从未拿过一分钱的报酬，反而解囊资助旧币500万元，解决经费困难。
1944年底，经潘菽介绍，税西恒结识了许德珩。参加座谈的人多了起来，雅园容纳不下，地点就改在了打枪坝水厂内的会客室。
据税述之介绍，水厂蓄水池旁建有一幢木结构二层小楼，税西恒加入后，九三学社前辈的座谈有时改在这里。由于当时物资匮乏，作为水厂股东之一，税西恒的经济收入相对宽裕，且水厂还有专门厨师、餐厅，所以他为座谈聚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抗战胜利后，座谈改在了两路口新村5号兰园。
兰园是税西恒在抗战初期自己设计建成的，三层独幢，颇具欧陆风格。九三学社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即在这里召开。
1946年1月6日，税西恒与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作为召集人，举行九三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在1946年5月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税西恒与褚辅成、许德珩三人被公推为主席团成员。税西恒向大会专门报告了社费收支账目，他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由于社员多是客居重庆，经济来源有限，筹集经费的担子，自然落在了税西恒的肩上。随后，在九三学社理监事联席会上，税西恒又被推举为常务理事。
税西恒常对他的学生孙恭顺谈起九三往事。孙恭顺说：“1945年9月3日中午，西恒师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餐厅设宴招待座谈会同仁。席间，褚辅成说：‘今天是9月3日，是日本投降签字生效的日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是否取名九三座谈会？’当时大家一致赞成。”（关于九三学社名称的提议，潘菽、涂长望还各有说法。）
1946年10月27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会在上清寺外交协会召开。许德珩、谢立惠、左昂、税西恒、何鲁、税述之、吴华梓、吴藻溪等20余人到会。会议通过《电贺旧金山中国及远东和平大会》《电请联合国大会讨论非敌国驻兵问题，纠正美国对远东政策》等决议案，推选税西恒、何鲁、谢立惠、左昂、詹熊来、税述之、吴藻溪等15人分别为理、监事。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后，税西恒带领在渝九三学社社员，积极投入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6年6月22日，税西恒与有关教授、学生联合重庆市各界人士4000多人集会，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11月，税西恒、何鲁、谢立惠等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的名义，与重庆21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发出联合声明，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为制止国民党操纵“国大”召开而斗争。
美军士兵强奸沈崇暴行发生后，1947年1月6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与民盟重庆支部等15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废除绞杀中国工商业的中美商约，反对一切丧权辱国的政策。
2月5日，渝市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学生，出发江北宣传，遭军警弹压。次日请愿，又在夫子池遭到更加恶毒的殴打。在重庆数万学生示威游行的队伍里，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的税西恒、谢立惠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口号声，回荡在嘉陵江畔。
九三学社重庆分社于2月6日、8日联合重庆人民团体，两次发表联合宣言和通电，慰问游行的学生，吁请各界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
国民党特务多次到税西恒家威胁恫吓，逼迫他到电台发表反共讲话，遭到税西恒的严词拒绝。
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与谢立惠是同学。孙元良利用同学关系，请谢立惠出面平息学潮。谢立惠义正词严地说：“这次学潮是全国性的，没有哪个人能挑动起来，也没有哪个人能劝说下去。”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有人给税西恒报信，说他上了特务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要他和家人立即躲避。为了保护社组织安全，税西恒叫他的夫人和女儿，连夜在厨房烧掉了两挑箱存在他家的九三学社文件及有关资料。
4 为天地存正气的数学家
何鲁，今天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已经不多。若在当年，提起何鲁，学界、政界几乎无人不晓——他既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又是辛亥革命的前驱、疾恶如仇的民主斗士。
1946年1月6日，就在决定筹组九三学社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而“何鲁的发言更为沉痛，他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若不予以铲除，将蹈亡秦的覆辙，郑重忠告马歇尔元帅和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领袖，如果要想真正把中国搞好，就必须亲自采访中国在野真正专家学者的公正意见。听众一致报以热烈的鼓掌，历久不息”。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也刊登了此条消息。
四个月后，九三学社成立，何鲁被推举为监事。
新中国成立，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全国政协委员，握着何鲁的手说：“你的胆子不小啊！”——足见何鲁的敢怒敢言，是出了名的。
据何鲁先生的哲嗣何培炎回忆，曾经赴法勤工俭学的国家领导人，见到何鲁，还会双手抱拳，尊称一声“老前辈”。
何鲁，字奎垣，笔名云查，1894年生于四川广安县一个贫寒的农家。何鲁年幼好学，每到夜晚，为了节省灯油，就爬上供桌，借着神龛前的灯亮读书。
1903年春，何鲁听说成都机器学堂招生，便去报考。不料考场点名时漏掉了他的名字。10岁的何鲁挤出人群，当众质问为何点名没有他。主考自知疏误，只得对何鲁出题另考。何鲁提笔作文一气呵成，口试也对答如流，主考官惊叹：“此神童也！”于是顺利录取。三年学习，各科成绩皆优，被保送到南洋公学。后又转入清华学堂就读。
1910年暑假，何鲁到天津《民意报》工作，加入同盟会。结识四川同乡税西恒，与闻京津保同盟会密谋行刺袁世凯、良弼、载泽的行动。
1912年春，南北和谈告成，何鲁回清华继续读书。因不满洋人专权，何鲁写了《声讨清华校长唐国安檄文》，发表于上海《民意报》，被外交部下令开除。
这时，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赴法勤工俭学，以便“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何鲁作为首批勤工俭学留学生，1912年进入里昂大学深造。1919年，何鲁以优异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五四运动爆发，何鲁闻之，迅即束囊返国。然而，踏进国门，面对官吏颟顸、民不聊生的现状，何鲁感到只有培养科学人才，才能挽大厦之将倾，振民族之萎靡。于是他公开声明，耻与贪官污吏为伍，拒绝做官，决然选择了“教育救国”之路，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执教生涯。
北伐战争胜利，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何鲁与杨杏佛等人接收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何鲁到校后接任数学系主任。经过熊庆来、何鲁的努力，中央大学数学系规模跃居全国第一。此后，何鲁又先后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大同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并兼任教务长、校长等职。
何鲁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等，何鲁为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数学大师”。
何鲁一生培养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如物理学家吴有训、钱三强、赵忠尧，化学家柳大纲，数学家吴文俊、吴新谋等，都曾受业于他。
何鲁在南京高师任教时，发现家境贫寒的学生严济慈才华出众，便经常让严济慈留在家中，供其食宿，把珍藏的法文原版书籍供其阅读，使严济慈很快通晓法文，演算了大量习题，学业猛进。1923年，在何鲁的支持帮助下，严济慈赴法留学。1927年，严济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法国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成为九三学社的领导人之一，与恩师何鲁在九三学社初创之时的热血呐喊，可谓渊源自在。
1938年，华罗庚任教西南联大，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无人能审。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正值盛夏，何鲁栖身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何鲁对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大加赞赏，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的声誉，坚请政府破天荒地给华罗庚颁发了数学奖。
何鲁早在留学法国期间，就创办“学群”团体，后来“学群”并入中国科学社，成为我国早期重要的科学技术团体。1935年7月，中国数学会于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何鲁被选为董事会董事。
何鲁的天赋极高，智慧超群，而且生性爽直。面对权贵，何鲁非但不肯“俯仰如桔槔”，反以嬉笑怒骂为常事。指摘弊政，斥腐骂贪，一个钻研数学，擅书法喜吟诗的低眉菩萨，转瞬就会变成怒目金刚。川人性格中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热烈火辣，被何鲁发挥得淋漓尽致。
1936年夏天，中国科学社的专家学者在庐山召开年会，恰逢蒋介石在庐山避暑。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科学家，设宴邀请。何鲁接过请柬瞟了一眼，看到“奉蒋委员长手谕约请赴宴……”冷笑道：“我这个人生来就笨，吃不来奉谕饭！”然后将请柬撕碎，扔在地上。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陪都。何鲁经常指名道姓嘲骂蒋介石，为了让头角峥嵘的何鲁有所收敛，军统头子康泽亲去拜会何鲁。康问：“何先生认为中央军入川以来，哪些地方比刘湘时期为好？”何鲁答：“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何好之有？”康泽追问：“何以见得？”何鲁理直气壮地说：“兵工筑路，劳民伤财，一也；岁征粮超过刘湘，二也；往时我当面斥责刘湘把天府之国的四川搞得民穷财尽，就是因为他养兵太多，剥削过甚所致，谁知今天尤有过之。”康泽语塞，悻悻而去。
1946年10月，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何鲁作为理事，与税西恒、谢立惠等带领在渝九三学社社员，展开了有组织的反独裁、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1947年初，国民党调集兵力，进攻延安。4月，何鲁等发起“重庆大专学校教授时事座谈会”，到会者200余人。何鲁首先发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蒋介石做得很孬，要闯大祸；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说蒋介石做得更孬，要闯更大的祸，而且祸在眼前！”接着列举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指控其为制造内战的祸首。何鲁的演讲，激起阵阵掌声。原来，早在1927年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时，何鲁就公开发表演讲：“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
正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很孬”，才把原属同一营垒的革命进步人士，彻底推向了与之决裂的对立面。
何鲁的言行终于惹恼了当局。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的名字被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重庆卫戍司令杨森与何鲁有同乡之谊，看了名单说道：何鲁是个嗜酒的读书人，他是不会造反的。遂把何鲁的名字勾去，使何鲁幸免于难。而黑名单上的人，皆遭杀害……
何鲁身上散发出的浩然之气和可敬可爱的人格魅力，正是中国古来士人的坚贞爱国和独立精神，在天地间的氤氲绵延。诚如一位史学家朋友所说：知识分子精神上一旦失去独立，便无可观。
5 敢遣惊雷上笔端
九三学社成立前后，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言辞剀切而犀利的宣言、主张、声明和抗议，如同一篇篇战斗檄文，旗帜鲜明，气度非凡。但是，长久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出自谁人手笔。
然而，当年刘及辰先生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一次谈话，揭开了谜底。刘先生说：“那时九三的一些文稿，多是由吴藻溪起草，大家讨论修改的。”
近来，吴藻溪先生的长子吴维扬，证实了刘及辰先生的说法。吴维扬根据其父吴藻溪的回忆，介绍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时的情形，他说：
大会闭幕时，由主席团宣布：授权许德珩、吴藻溪……代表本社向中外各报各通讯社发布本社成立新闻。散会后，许德珩把上述各项的书面准备工作交给吴藻溪负责，并约定翌日上午在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晤面定稿。届时并无修改意见，又把缮写和寄发工作交给吴藻溪。当时除新华日报社及塔斯社、路透社等，都不报导民主党派的新闻。《新华日报》因为稿件多，收到九三学社成立新闻稿及政治主张的文件以后，没有随即刊登，暂缓一两天。许德珩一日数次催促吴藻溪向《新华日报》接洽。
1946年5月4日，就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宣读了由吴藻溪主持的农村科学出版社、南泉实用学校校友会发来的贺电。吴藻溪被大会推举为九三学社理事。在随后召开的九三学社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上，吴藻溪又被选为常务理事。
吴藻溪，又名吴涵。1904年出生于湖北崇阳县，先后就读于武昌楚材中学及省立国学馆。受进步思潮影响，19岁的吴藻溪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27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回到湖北崇阳从事农民运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吴藻溪逃脱捕杀，来到河南开封，在冯玉祥部就任编辑股股长，主编《放足周刊》。
1930年冬，吴藻溪赴日半工半读，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留日期间，吴藻溪加入日共青年同盟，从事反帝爱国活动。1933年夏，吴藻溪被日本警察逮捕，押送回国。
为了提倡自然科学，1934年秋，吴藻溪与唐嗣尧、王良骥等人在北平成立“世界科学社”。吴藻溪担任《科学时报》编译部主任，宣传抗日、宣传科学，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吴藻溪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王克诚结为伉俪。
1937年抗战爆发，吴藻溪与王克诚回到故乡崇阳，设立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开办抗战学校，组织儿童抗敌服务团，发动群众抗日。
在重庆，吴藻溪参加了由董必武、吴克坚、潘梓年、徐冰等领导的中国学术研究会自然组的工作。另外组织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积极开展科学运动。在《新华日报》上开辟“自然科学”副刊，公开署名发表了《目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任务》《自然科学者起来扑灭汪逆汉奸》《新兴自然科学在中国》《对科学界的热切号召》等文章。
吴藻溪还担任了重庆国立编译馆编译，参与创办中国农村科学出版社、环球出版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他经常以这些组织或个人名义，呼吁言论出版自由，改善科教人士物质生活。
皖南事变后，吴藻溪与反共逆流作了英勇斗争。他在《新华日报》相继发表《为开展科学运动告全国青年》《完成一千万元劳军捐款运动》等文章，立场坚定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特务打砸《新华日报》营业部，吴藻溪不怕迫害，与熊雯岚一起来到现场慰问报社人员，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培养革命力量，吴藻溪在董必武、潘梓年等人的支持下，先后开办了重庆私立农村合作函授学校、重庆私立实用工商专科学校、重庆私立储材农业专科学校、私立西南学院等多所院校。中共地下组织以西南学院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彭友今、张友渔、熊雯岚、孟宪章等都曾参加过该校的工作。1947年6月1日凌晨，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兵包围西南学院，逮捕师生30多名，为重庆各高校逮捕最多者。
在两个中国之命运激烈搏斗的日子里，吴藻溪以笔作投枪，接连在《新华日报》发表各类文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反对国民党一意孤行召开国大，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吴藻溪还以世界科学社、中国农村科学出版社的名义，要求解散国民党特务组织，呼吁美国农民与中国农民一起“共同击败战争贩子”。
1945年12月9日，延安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大会，主席团陈伯达、齐燕铭、胡乔木、范文澜、黄华等人，代表延安各界青年，向吴藻溪发出致敬信：“先生十年来对青年爱国运动，曾作热情的指导与支援，今日中国青年又在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先生复以大无畏的精神，仗义执言，伸张公理，远道闻之，实深感奋。”
6 风雪万里追自由
张西曼，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中国早期马列主义的传播者。
说起张西曼的亲共拥苏，当时是出了名的。熟悉他的人，都戏称他“西曼诺夫”或“西曼斯基”。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向他颁发了“胜利勋章”。九三座谈会决定改建九三学社期间，张西曼与褚辅成、许德珩三人被推举出来，担负筹组之责。
1985年6月29日，纪念张西曼教授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已经88岁的潘菽先生，出席了座谈会。会上，潘老回忆说：“我同张西曼同志很早就是朋友……在重庆、在南京，我是有许多机会同他见面的。在他面前，使人产生一种火辣辣的、满腔热情的感觉，他待人很真诚，很勇敢。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可以说是很活跃的人，也常参加九三前身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没有一定的地方，发生了困难，他总是很积极、热情地帮助我们解决开会的地方，后来九三成立了组织，他也是参加并且是第一届的一个理事……”
张西曼，189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3岁经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张西曼入学京师大学堂，秘密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张西曼北赴海参崴，考入俄国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
辛亥武昌首义后，年仅17岁的张西曼受南方革命政府黄兴、陈英士等委派，越过中俄边境，孤身冒险闯入百里之外的深山老林，说服马贼首领刘弹子（刘玉双），挑选八百精锐，辗转南下，组成北伐骑兵团，编入革命第三师，支援革命。
受俄国十月革命感召，1918年张西曼再赴西伯利亚考察，研究马列著作和苏维埃制度，开始翻译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张西曼分别致函孙中山、蔡元培等，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俄互助。1919年张西曼回到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
1920年秋，张西曼任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教员，并在多所大学创办俄文班，在北京创办中俄大学，出版《新俄罗斯》读本。瞿秋白曾经受教于张西曼。张西曼是中国推动俄语教学的先驱。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被迫转避上海。张西曼第三次谒见孙中山先生，力陈联俄联共主张。孙中山先生参考了张西曼翻译的有关苏俄的各种资料，终于以最大的决心，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诚如田汉所撰《张西曼墓志铭》之言：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等三大政策，西曼实为建议者之一。
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张西曼南下，任武汉政府政治顾问，兼鲍罗廷外交顾问，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俄文法政学系主任。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张西曼拒绝担任武汉国民政府部长，并积极营救武昌中大师生200余人出狱。
1939年重庆遭到日机大规模轰炸，山城化为一片火海。新华日报社经理部被炸毁。而新华日报社收到的第一份慰问函，就是张西曼寄来的。张西曼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大量诗文，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和追求民主进步的主张。他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新华日报社每次举行聚会和招待各界人士，都邀请张西曼出席。
1935年，张西曼与徐悲鸿等人在南京创建中苏文化协会。抗战期间，迁到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经常为中共与进步人士提供活动场所。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第一次公开与民主党派和群众见面，就是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鸡尾酒会上。
曾经在中苏文化协会担任过主任秘书的屈武说：“张西老是出名的左派，大家都叫他大炮。他对蒋介石的反共做法不满。他那个人光明磊落，说话很使人感动，很有气派，里外如一，很受周围人的赞扬。中苏文协是革命者的掩护店，是进步活动的大本营，因为它是公开的合法组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当会长……他在中苏文协是老资格，是元老。”
除了大量的著述，1945年，张西曼在重庆还独力创办了《民主与科学》杂志，不遗余力，弘扬五四精神。一年后被迫停刊。
1946年2月24日，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重庆成立。张西曼任理事长，孟宪章任秘书处主任，许德珩、张雪岩、吴藻溪、孙荪荃、詹熊来等九三座谈会成员分任组织、宣传、农民、妇女等处、会主任，潘菽与中共身份的潘梓年、华岗等也是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理事。大会发表宣言，以促进民主政权之建立与民主宪法之实施为宗旨。
抗战胜利，张西曼于1946年4月离开重庆，随中央大学复员到南京，在俄文系担任教授。他与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菽、金善宝、干铎等九三学社社员一起，积极开展了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
1946年底，张西曼应邀到金陵女子大学参加营火晚会。操场上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张西曼发表演讲：“老百姓现在要和平，不要内战！要饭吃，不要饥饿！要民主，不要独裁！”特务闯进会场破坏，张西曼目光炯炯，神情亢奋，毫不畏惧。
1947年5月4日，南京各校学生集会，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张西曼不顾血压过高，慷慨演讲。他说：“北伐时国共合作多么好，国共好像两只手，两只手共同建设是正常，两只手互相抨击，或者捶殴自己的身躯，那是疯狂，拼了老命我还是反对内战！”
由于张西曼反对一党独办国大，公开号召学生起来和专制独裁的政府作斗争，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免去立法委员等职务。随后，教职也被解聘，他的名字被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1948年年底，张西曼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离开南京，避难香港……
7 霜天晓角动燕京
北平国会街，北大宿舍深处的一座院落，是药学系教授薛愚的寓所。薛愚回忆，当时九三学社的活动，“经常是采取聚餐的方式，开会讨论问题。我记得在北京大学府学胡同许德珩同志家里开过会，在中南海黎锦熙同志主持的大词典编辑处开过会，其次少数是在石驸马大街师范大学宿舍黄国璋同志家里开过会，而大多数是在国会街北京大学第五院宿舍薛愚家里开会”。
那时，在北平的社员主要有许德珩、黄国璋、张雪岩、黎锦熙、袁翰青、薛愚和劳君展——因在重庆女子师范支持学生运动，劳君展的院长职务亦被解聘，于1947年7月回到北平。
1946年，叶剑英率员来北平，参加由美蒋和中共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不久，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叶剑英等即将撤离。1947年2月21日，九三学社留平同人假座薛愚寓所，以家宴形式为中共代表徐冰等人饯行。
第二天，叶剑英在汪芝麻胡同六号陈瑾琨寓所举行答谢宴会。这是薛愚第一次见到叶剑英，薛愚回忆：“（叶剑英）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于军人威武之中有一股可亲的文人气质，他同许德珩、黄国璋、袁翰青等同志握手之后坐下，纵谈起了同国民党斗争的形势……叶将军说，我们虽力争和谈，但对于战争有精神准备。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撑腰，但他是外强中干。我们一定会胜利。不出两年，我们还会回到北平！叶剑英讲话鼓励大家，并询问了个人的工作和专长。告别时，大家紧紧握手，充满了难舍之情。”
1947年1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九三学社留平同人发表时局意见》，文中指出：“我国当今的一切，已至山穷水尽的局面：政治上的混乱与腐化，外交上的偏袒与俯仰由人，经济上官僚买办统治，已走进总的崩溃泥坑。”并提出四点主张：
一、从速真实的、全面的停止内战，以求和平谈判之重开，达到合于人民希望的改组政府，反对边打边谈的做法，与换汤不换药的“政府改组”办法。
二、和平团结既为挽救中国之唯一不二的办法，今日政府中主张内战及主持内战之军政人员，应即从速离开，俾和平团结之容易实现。
三、国际关系应本独立自主的立场，平衡发展，反对一面倒的半殖民地的做法。
四、全力救灾，救济公教人员生活，实现政协决议中人民所享受的一切自由权利。
1947年5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许德珩向大会提交了他与褚辅成、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等共同签署的大会提案——《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会场外，来自京、沪、苏、杭各市的6000余名学生，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游行队伍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遭到殴打，多名学生被捕，造成“五二〇血案”。当日《文汇报》报道，“学生游行发生惨案时，许参政员德珩曾亲往慰问，立于街头学生行列。渠目睹惨状，泣不成声，并疾赴国大会堂向邵力子交涉，请迅即设法打破僵持之局面”。
九三学社北平社员袁翰青、薛愚、樊弘得知“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后，立即联合其他28位教授共同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宣言》，支持学生的行动。“五二〇血案”在60多个国统区的城市里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运动，到处可以听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九三学社北平社员还在诸如呼吁保障人权，反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抗议国民党飞机轰炸开封，抗议开枪镇压东北来平请愿学生，造成“七五惨案”，以及吁请傅作义顺从民意，谋取北平和平解决等方面，多次发动北平各院校教师，集会讲演，联合发表宣言或声明，开展了一系列坚决而勇敢的斗争。尤其是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置生死于度外，以不怕做“李公朴、闻一多第二”的大无畏精神，在北大民主广场公开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48年3月29日，第二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即“行宪国大”。为了揭露其反动实质，北平各大学和天津南开等五校进步师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北平当局出动了铁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警特务5000余人，将北大包围，断绝交通。下午2时许，就在千余青年担心所邀教授们不能如期出席时，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勇敢地出现在了民主广场上。
许德珩的讲演以“黄花岗革命的意义与教训”为题，抨击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而倒行逆施。袁翰青、樊弘也分别以“知识青年的道路”和“两条路”为题讲演，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联合起来，以和平的或革命的方式把政权夺回来！”《观察》周刊“北平通信”记下了讲演结束时的热烈场景：
讲演完毕后，场中掌声如雷，一个同学出来说：“三位教授是我们的好榜样，我提议大家列队欢送他们出校门。”全场欢呼响应，一列壮大的队伍立刻自动地排起来了。三教授踏着坚实的步子向前迈进，同学们歌声响彻云霄，只觉得满场盈溢着热情与生力……
北大三教授的讲演，惹怒了国民党北平当局。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以杀人相威胁的言论见于报端，激起国内外强烈抗议。北大、清华、燕京、师院等校9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吴铸人谈话之驳斥与质询》。南京梁希、潘菽、涂长望等教授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名义，投书《观察》周刊，抗议北平当局迫害三教授。旅港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等150余人相继致函声援。侯外庐向世界学术界发出了题为《谁敢制造第二李闻事件》的诉帖。这一文化教育界与北平当局的激烈斗争，持续到四五月间，被称为“四月风暴”。
“三教授事件”轰动一时。许德珩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那段时间，我去讲演之前，总是先对君展打一声招呼说，我走了，然后走向会场。我不带家里大门的钥匙，我做好了这次可能无法回家的思想准备。”
三教授之一袁翰青，江苏南通人。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在中央大学任化学系教授。抗战爆发，袁翰青奉命调往西北兰州，负责创建甘肃科学教育馆。抗日战争胜利，袁翰青来到北平，在北大任教。袁翰青是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权威，中国科普事业的奠基人。
樊弘教授，四川省江津县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1937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9年回国，先后任湖南大学、复旦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对于三教授的勇敢行为，有关学者评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中国民主同盟被解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纷纷转入地下或转移到香港的情况下，九三学社的三位教授有勇气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表演讲，号召中国青年走革命道路，这不能不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大的震动和打击。”
黎明前的北平，夜残霜冷。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加紧制造白色恐怖。九三学社北平同人不畏强暴，公开与恶势力抗争，呼唤真理与正义，使民主党派战斗的号角，传响在行将破晓的古都九城，牵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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