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是新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创举。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创建了多党合作的理想方式和组织架构。
九三学社参加新政协，以《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的重要成员，以崭新的政治面貌，跨入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1 老朋友又见面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史称“五一”号召）。“五一”号召共有23条，其中第五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号召一经见报，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通电，热烈响应，很快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运动。
北平和平解放，战争形势很快证实了叶剑英的预见。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即是叶剑英。果然不到两年，老朋友又见面了。
2月12日，元宵节。北平市20万群众举行游行集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盛况空前。当晚，九三学社北平同人又在薛愚寓所聚会邀宴。许德珩夫妇、张雪岩、黄国璋、方亮、袁翰青、俞平伯、孙承佩、李毅、裴文中、曾金宝、董渭川、王均衡、汤璪真、薛愚等20人到会。中共代表徐冰、张宗麟出席，与大家欢叙至夜半。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与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接到邀请，与北平各界人士到西苑机场欢迎，并观看了阅兵仪式。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乐寿殿设宴，许德珩与张奚若、吴晗、谭平山等人在邀。席间，周恩来对许德珩说：“楚生兄，这几年你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许德珩听了，备受激励。
初夏的香山，已是谷幽树茂，远近一派葱茏。中共中央机关初迁北平，毛泽东就暂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6月的一天，刚从城内回来的毛泽东，见到办公桌上有一封来自北平师范大学的信函。打开一看，原来是少时同学、北师大代理校长汤璪真写来的。毛泽东立即拨通了汤璪真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熟悉的乡音，令毛泽东兴奋不已。得悉黎锦熙、黄国璋等湖南师友也都在北师大工作，毛泽东便命驾驱车来到和平门北师大教工宿舍。
汤璪真与毛泽东是少年时期一起在池塘里游泳嬉戏的同学伙伴。1948年年底，汤璪真代理北师大校长，主持校务。此时，解放军已将北平团团包围。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与汤璪真是留德同学，他给汤璪真全家准备好了飞往南京的机票，还准备请汤璪真担任教育部某司司长。这些都被汤璪真拒绝了。为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汤璪真冒着生命危险，与全校师生一起参加和平请愿。在他的影响下，北师大很多教授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汤璪真一家当时住在和平门内东顺城街师大教员宿舍。宿舍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傅种孙家，后院是汤家和董渭川家。
毛泽东下车见到黎锦熙，一声“黎老师”出口，眼睛就湿润了。黎锦熙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从1919年北京一别，他们师友已经整整30年未见面了。
交谈中，毛泽东得知黎锦熙、黄国璋、董渭川、鲁宝重等都是九三学社成员，甚是欣喜。毛泽东与各位师友纵谈天下事，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田家英进来提醒毛泽东该回去了。毛泽东见大家谈兴正浓，就说：“再和大家多讲一会儿话，就在这儿吃饭吧，我请客。”汤璪真连忙叫妻子去准备饭，毛泽东坚持不肯。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从西单菜馆叫来了两桌酒席，分别摆在客厅和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入席时，毛泽东扶着黎锦熙的胳膊说：“这里您年龄最大，又是我的老师，哪有让学生坐上位的道理？”谦让再三，黎锦熙才坐了上席。席间，毛泽东向大家一一敬酒，情谊欢畅。
听说毛主席来到了北师大宿舍，许多人挤在汤家门口，希望一睹伟大领袖的风采。毛泽东见外面人很多，索性走出屋子和大家握手。院子里立刻沸腾起来，孩子们拿出笔记本请毛主席签名……直到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才起身告别。
此后，毛泽东多次接黎锦熙、汤璪真到中南海叙谈。
黎锦熙，字邵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890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黎锦熙正是他的历史老师。不过，黎锦熙的年龄比毛泽东只大3岁。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黎锦熙知道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便在生活上时时处处关心照顾他。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常请毛泽东帮助抄写稿件，借此给他一些酬劳。
1915年，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到北京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年开始，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1948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
从1915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六次给在北京任职的黎锦熙写信，称黎锦熙“弘通广大”，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那段时间，成了黎锦熙家中的常客。黎锦熙知道他工资微薄，生活清苦，每逢星期日都会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让毛泽东打打“牙祭”。在黎锦熙家，毛泽东第一次品尝到了北方春节饺子的滋味。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返回长沙，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然而，仍时有书信往来。在连年战争、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黎锦熙始终保存着毛泽东寄给他的书信和《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革命文献，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革命思想的珍贵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黎锦熙随北平师范大学迁往陕西省城固县，后迁兰州。在兰州，经黄国璋邀约，黎锦熙与袁翰青表示同意加入正在重庆筹组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黎锦熙与梁希、何鲁等人被推选为监事。
1948年年底，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黎锦熙撕掉根据蒋介石“抢救学人计划”要他南下的通知，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2 他倒在了新时代的大门前
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周恩来指示中共华南局和香港工委负责人，通过北南两线，分六批将在南方国统区及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代表，绕过敌人的军事封锁，陆续接送到解放区。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在解放区参观、学习后，于1949年二三月间，陆续会聚于北平。在南京的梁希、潘菽、涂长望等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4月初由中共地下党安排，离开南京，由上海绕道香港，于4月底安抵北平。
张西曼教授来到北平，则是另辟蹊径。
1948年年底，处境危险的张西曼，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来到香港。张西曼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希望能够携带家眷一起去解放区。中共南方局的潘汉年，为张西曼制定了陆路北上的路线。于是，张西曼由交通员从广州带到汉口，潜回南京，携带妻女辗转进入中原解放区，受到李先念、邓子恢的热情接待。
1949年3月，张西曼抵达北平。4月，张西曼参加了柳亚子召集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出席的新南社雅集。6月随团赴东北解放区参观。归后，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7月2日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就在此时不幸发生了：张西曼猝然倒下，倒在了为之奋斗一生、已然敞开了的新中国大门前——1949年7月10日，张西曼因积劳成疾，身患肺癌不治逝世，年仅54岁。
张西曼教授逝世后，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沈钧儒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恩来亲笔题写墓碑。田汉撰文，李济深书写了墓志。铭曰：
权位不动 威武不屈 反帝反封建 四十年如一日
风雪万里 追自由之光芒 埋骨于此 山岳皆香
……
九三学社发起人中，还有一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接到邀请，匆匆返回北平的特殊人物——著名的基督徒学者、爱国民主斗士张雪岩。
张雪岩，1901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大常疃村一个贫寒的农家。1917年，他在文华中学读书时，被法国招募到欧洲战场当华工。5年的艰苦生活，既磨炼了意志，也增长了知识才干，同时，他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1922年回国后，张雪岩来到天津正记轮船公司任职。目睹公司老板勾结外商欺压工人的情景，张雪岩愤然辞职，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队伍。1930年，张雪岩考入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到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担任宗教教育干事。
丰富而深厚的底层生活阅历，使张雪岩认识到：中国要想真正独立富强，3万万农民同胞的觉醒、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乃是根本问题之所在。于是，1934年8月，他与孙恩三在齐鲁大学校园内，创办了旨在普及科学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田家半月报》。张雪岩任副总编，他在创刊宗旨中说：《田家半月报》就是种田的人家看的报。《田家半月报》的面世，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封闭的中国农民打开了一扇“窗户”。《田家半月报》具有普及教育的特点，它用通俗的文字教导农民如何生活，怎样认识人生，怎样发展农业生产，如何待人接物，如何讲究卫生……《田家半月报》在齐鲁乃至华北广大地区，深受农民喜爱，发行量曾达十几万份之多。张雪岩堪称中国为农民办报的第一人。
在办报过程中，张雪岩越来越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渴望学习补充一些新的知识。于是他在1937年8月，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后转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1940年6月获得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40年9月，张雪岩回国，担任《田家半月报》主编，并被齐鲁大学聘为副教授，兼任社会学系主任。张雪岩还担任了主张抗战、倡导民主、反对独裁的进步刊物《大学月刊》的编辑。他还曾应蒋介石之约，担任过西南五省考察团顾问。其间，张雪岩经常发表演讲，撰写论文，呼吁注重政治民主和科学普及，支持革命和进步力量，极力宣传抗战。
1942年秋，在抗战更为艰难的阶段，为了慰劳前线将士和救济流亡到大后方的难民，张雪岩积极配合“基督将军”冯玉祥倡导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亲自担任成都市基督徒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分会主席。仅一次大会，就募得成都社会各界民众捐款1000余万元。张雪岩利用《田家半月报》的宣传和推动，使节约献金爱国运动波及整个大后方。《大公报》由衷称赞：这次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献金之多，情绪之激越，实为古今所罕见。
重庆“校场口事件”发生第二天，人权保障委员会筹备会推举张雪岩与阎宝航、史良、李德全等为代表，面见蒋介石报告事件经过。之后，张雪岩与重庆文化界152人联名发表《为“二一〇”血案告国人书》。
在重庆的那段时间，张雪岩结识了吴藻溪、许德珩、税西恒等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参加了九三学社成立之前的筹组工作。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成立，张雪岩被推举为理事。不久，又被推举为常务理事。
1946年5月28日，张雪岩搭乘冯玉祥将军复员专用的“民联号”轮船离开重庆。1946年8月，张雪岩随《田家半月报》迁到北平，并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任教授。
美国士兵强暴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发生，张雪岩在《田家半月报》上发表了《由美兵暴行说到宗教信仰》，向教会、神父发出严厉的质问：“为什么对这种污辱基督欺压善良的罪恶充耳不闻，一语不发呢！”“教会的用处在哪里！”他告诫美国在华教会的领袖们：“切莫令这两个美国兵把基督在中国的北平重钉在十字架上！”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在北平的九三学社社员起草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在广泛组织知名人士签名后，由张雪岩将稿件亲自送到上海，在《观察》周刊上发表。
1948年年初，张雪岩赴美，作横贯北美大陆的旅行传道讲学。张雪岩在各地讲演中，公开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幕，阐述政府民主才能受到人民拥护而必成功的道理。
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向他发出回国共商建国大计的邀请。张雪岩谢绝友人的挽留，立即返回了祖国。鉴于他在基督教方面的资历和影响，张雪岩作为宗教界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张雪岩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冉冉升起，张雪岩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随后，张雪岩参加了一系列宣传报告政协会议的活动。他在《田家半月报》上接连发表热情洋溢、盛赞新政协和新中国的文章。他在《惊天动地的政协》一文中称赞新政协：“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桩伟大无比的新创作，就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认为《共同纲领》“是真正民主精神的结晶，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创造”。
1950年1月28日，由于劳累过度，49岁的张雪岩突发脑溢血，不幸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北京南池子箭厂胡同口，扎起了牌楼，2号院门里门外摆满了花圈，灵堂里也挂满了挽联——这里既是《田家半月报》社址，也是张雪岩以基督精神呕心沥血的寓所。1月30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张雪岩先生治丧委员会公告》。2月2日举行公祭，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主持追悼会，前往吊唁的国家领导人和首都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3 参加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尽管梁希、许德珩等人参加了会议，然而，九三学社却不在23个被邀请的单位之列。
为什么新政协筹备会所邀请的单位，最初不包括九三学社？周恩来在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中说明了原因：“何以原来未邀请九三学社和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是因为在哈尔滨确定单位时，我们期待这两个团体进行秘密工作，因此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已经来到解放区的这两个团体的许多位，当时是同样参加其他组织，并没有用团体的名义出现……现在情况不同了，本来二十三个单位已经协商很久了，考虑到邀请他们，像刚才说的两个团体——九三学社和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物，如九三学社的许德珩先生等已经参加了其他单位，这两个单位在筹备会议中就不邀请了，留待正式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再邀请。”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共“五一”号召发表时，九三学社无法如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及时公开发表声明支持，直到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才在北平《新民报》上发表《拥护新政协宣言》，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据袁翰青介绍，当时协商，九三学社是打算参加社会工作者协会的，九三学社能够成为民主党派，与黎锦熙有相当的关系：
1949年7月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邀我去北京饭店一间当时统战部专用的房间里。他提出，九三学社应该成为一个党派参加全国政协。他说，毛主席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黎老正在那里教历史课。由于我们知道黎老已参加了九三学社，所以我们希望把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据齐讲黎老已经同意了，而许老因为先已作为民主教授的身份准备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所以有些踌躇。他劝我去说服许老同意这个建议。后来我找到许老，一再讲了党中央的看法，他终于同意了。
6月17日晚，第一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人数。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提交了由他和薛愚、黄国璋、潘菽、笪移今等五人署名起草的《九三学社概要》。许德珩回忆：“由我和其他四位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又在（黎锦熙主持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人手一份。”
关于此事，《伟人毛泽东》一书记载：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时，毛泽东亲自圈定“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参加会议，并要周恩来去找许德珩写一份关于九三学社情况的报告，使之名正言顺地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
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作为参加新政协的45个单位中的一员，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
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的分工，许德珩担任筹备会常委会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第三组的副组长，周恩来任组长，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从6月22日起，许德珩辅助周恩来，连续一周，几乎不分昼夜，在中南海勤政殿起草《共同纲领》。经过多次开会，充分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最后交由毛泽东审定。
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周恩来对草案专门进行了说明。有关文献介绍，“没等表决，他的讲话就获得了满堂的掌声。及至表决时，会场上的掌声就如同雷鸣一般”。
《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人民大宪章，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之流血牺牲的革命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规定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外交、民族、文化教育和人民民主权利等基本政策。在新中国宪法颁布之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的起草，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许德珩亲身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对于新政协的成员九三学社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49年9月21日，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九三学社以许德珩、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薛愚为代表（因潘菽随团出访苏联，改由薛愚代替出席），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出席了会议。梁希、涂长望、张雪岩、孙荪荃、卢于道、樊弘、严济慈等九三学社成员，则以其他界别代表的身份也出席了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始被任命担任各部门领导工作。九三学社梁希被任命为林垦部部长，许德珩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涂长望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已经担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金善宝，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翌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又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任命书，任命金善宝为南京市副市长。
另外，袁翰青、吴藻溪、孙荪荃、卢于道等四位九三学社社员，被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任命为首批政务院参事。
4 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梁希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听到提名，甚感不安，写了一张字条请辞：“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提笔写道：“梁先生：你是认真的人，故临时而惧，我应该向你学习。但当仁不让，你应该向古人学习。周恩来即”梁希看了周总理的鼓励，激动地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
在旧中国，梁希视官禄如敝屣。迈入新中国，梁希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勇敢地承担起了这份历史责任。他兢兢业业，守岗如拱璧。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从此焕发了青春，把一生的抱负和才学都倾注在了“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造福子孙后代的林业建设上，成为新中国林业的开拓者之一。
梁希与部内各位同事，皆以赤子之心相待，推心置腹，和衷共济。部党组成员对他也是肝胆相照，共商大计。在梁希和部党组的亲密合作下，迅速建起一支精干的林业工作队伍。
梁希以教书先生从政，担任林垦部部长，最大的工作特点就是“求实”。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1950 ～1955年，先后6次，用300多天时间亲赴西北、东北及浙江等地林区进行实地考察。其中花时间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林业建设问题的考察。
1950年9月，梁希率领6位林业科技人员，对渭水和小陇山林区进行考察。小陇山林区，道路十分难行。梁希乘牛车，骑毛驴，最后不得不改为步行，连续几天早出晚归，深入现场考察。最后做出一个大胆而富有远见的决定：停建即将开工的窄轨铁路，设立育林实验站，把秦岭林场在小陇山的业务范围扩充到护林造林，调东北枕木支援大西北。梁希向西北党政领导提出陇东地区造林育林和水土保持意见，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赞赏。
为了考察黄河重要支流的情况，梁希不辞辛劳，先后走遍了汾河、泾河、延河、洛河和无定河流域。梁希把考察的情况，分别写成详细报告，提出了水土保持、造林防沙的初步意见，为制定黄河流域水源林和水土保护林的营造方案，做了充分准备。
梁希深知，要想实现绿化全中国这个远大目标，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参与。因此，他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时机和场合，广泛宣传林业的重要性，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植树造林运动。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介绍森林的纪录片《白山黑水话森林》拍摄发行。梁希在《大众电影》上发表文章，亲自推介这部纪录片。梁希在兼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期间，还亲自执笔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小册子——《森林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对森林、森林主副产品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深入浅出地作了介绍。
梁希重视青年在绿化祖国中的作用。1956年得知延安召开五省青年造林大会，他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为题，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号召青年为实现绿化全中国的美好理想而奋斗。他还给高中应届毕业生写信，介绍林业和林学，热情地号召学生们加入林业队伍，学会绿化荒山、征服黄河，替祖国改造大自然——可见梁希的宣传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想得多么久远。
1946年，梁希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钟》写的复刊词，早为他的学生和林业工作者所熟知，那就是著名的敲击“林钟”号召：“林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打钟，打林钟！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
“黄河流碧水”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梦想，也是梁希一生的愿望。梁希一生都在为振兴中国林业而不停地敲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1958年3月，梁希因发高烧住进北京医院。退烧后，仍坚持工作，并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最后一篇文章《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
1958年12月10日，因病情加剧，抢救无效，梁希与世长辞。
梁希去世后，周恩来、彭真、邓子恢、习仲勋、郭沫若、陈叔通、李维汉、许德珩等36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沉痛悼念这位我国林学界的一代宗师、新中国林业建设事业的开拓者。
5 新中国气象第一人
1949年9月21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内，毛泽东主席正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致开幕词。会场外，一阵急风暴雨不期而至。会场里的掌声与隆隆雷声交相呼应，仿佛上苍也在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到来鼓与呼……
然而，气象专家涂长望却有些坐不住了。新中国百废待兴，如何尽快建立和发展起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则是他日夜擘画的迫切课题。
1949年1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召见涂长望。涂长望就气象局的建制、组织、业务、人员等方面的筹划和建议，做了汇报。1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第444号主席令，任命涂长望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局长。
众所周知，军委气象局首先服务的是战争。让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担纲主其事，足以证明中共中央对涂长望是何等的信任。
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涂长望和他的同事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制订通盘规划，把新中国的气象站网建设起来，并且使之达到国际标准。
在涂长望的带领下，经过气象工作者的努力，到1957年，全国气象台（站）从最早的70多个，增加到了1600多个，同时还对一些老气象台（站）进行了调整和改进——涂长望对新中国气象事业做出的这一基础性的重要贡献，已经超越中国本土，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意义。
从1956年6月起，全国各地通过电台、报纸，公开发布天气预报。同年，中国科协、国家科委和中央气象局还共同提出了人工降雨试验方案，开始了我国人工影响局部天气的试验。
为了解决气象人员的不足，涂长望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大力培养气象人才。1953年，涂长望在原气象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气象专科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气象高等学校。1955年7月，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气象专科学校迁往南京光华门外，建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气象学院。之后，涂长望又组建了新的北京气象学校。
涂长望还给自己的学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的叶笃正、谢义炳等人写信，召唤他们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效力。
鉴于中国气象专业力量分散的状况，涂长望和中国科学院的赵九章商量，成立了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坚持每天预报都有会商，每星期还有一次大会商。但是，由于技术设备落后，20世纪50年代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依然很低，误报漏报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提高预报水平，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涂长望设法从英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雷达。
1954年8月，全国气象系统完成了建制转移，涂长望被任命为中央气象局第一任局长。涂长望为了推动中国气象事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亲自主持制订五年计划，并规划出12年远景蓝图。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涂长望被中国科学院聘为学部委员。涂长望以中国科联常委的身份，多次出访欧美。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涂长望不仅是气象学家，还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1956年6月1日，中国气象情报正式解密。世界各国科学家对中国的气象成就十分敬佩，而亚洲周边国家更是受益匪浅，国际气象合作日渐活跃。
1956年10月，越南、中国、朝鲜、蒙古、苏联五国气象邮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气象会议，涂长望担任大会主席。
就在这一年，局党总支书记告知涂长望，他的入党申请已被通过。涂长望听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涂长望回国后，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自从加入英共，他就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
1958年10月底，涂长望视察了山西、内蒙古几十个偏远山区的台（站）后，回到北京就病倒了。经医院检查，发现他患了脑干肿瘤。
由于肿瘤压迫视神经，涂长望右眼失明。但是，他还在不断地撰写关于观测、预报、云雾物理、海洋气象、农业气象等方面的建议书。直至病变累及左眼，涂长望仍不放弃。他请人代笔，口述完成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篇论文《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问题》——直至几十年后，气候变暖才成为气象学家普遍关注并被人们热议的话题。
1962年6月9日，年仅56岁的涂长望，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气象事业。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诗作《挽涂长望同志》：
同君屡次赋欧游，才干堪推第一流。
肝胆照人风洒脱，心胸涵物韵容休。
戡天志在争民主，返日戈挥夺自由。
努力一生无懈怠，令人长忆旧渝洲。
6 社会主义需要拿笔杆子的
1950年2月14日，克里姆林宫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隆重的签字仪式上，毛泽东与斯大林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毛泽东乘专列穿越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回到北京时，得知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已宣布解散，而九三学社也在拟议解散之中。毛主席立即追询中共中央统战部，表达了他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的意见。
李维汉马上召集九三学社在北京的社员座谈，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李维汉言辞恳切地说：“九三学社的朋友在解放以前，是与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一样，在反美反蒋及为民主的各项运动上尽了力的。在整个革命当中，是有贡献的……解散这件事，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相符合的，我们也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存在。”
对于九三学社打算解散的原因，许德珩有过这样一番介绍：
……九月间，人民政协召开，九三学社很光荣的列为民主政团之一，参加了政协。可是我们都是一些书生，各人又都有各人自己的工作岗位。政协开过了以后，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我们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认为此后，只要在本岗位上替国家尽力，不需要组织什么政团。所以去年政协开完以后，九三学社就预备解散，曾经为这件事，开过几次会，并且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南北各地社员多半同意这个办法，我个人也主张这样办。
薛愚回忆：
……救国会已登报声明解散，九三学社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于是我和张雪岩同志商议后，给许德珩主席打了个电话，建议解散九三学社。许主席说，九三学社是毛主席肯定的，现在毛主席在莫斯科开会，待他回来后再谈，要不要九三学社，由毛主席来决定吧。毛主席回国不久，李维汉部长召集了九三学社在京的八个社员开了一个座谈会，我被邀参加。李部长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九三学社不仅要存在，而且要扩大。我们革命战争胜利，主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九三学社的同志们是拿笔杆的，拿钢笔杆或粉笔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需要拿笔杆子的。毛主席决定九三学社不能“不要”，而是“必要”，并决定给九三学社找房子……
毛主席对九三学社的重视与关怀，使九三学社成员感到无比温暖，彻底打消了解散的想法。1950年3月，九三学社恢复了中央理事会。除原有的理事外，增补严济慈、孙承佩、薛愚、方亮为中央理事，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
9月，九三学社中央拨得北京西城区颁赏胡同4号作为社址，并领取经费，着手内部机构设置与工作人员录用。
1950年12月1日，北京已是寒风凛冽。然而，九三学社社员们心中却是春风和煦。这时，九三学社在北京召开了自1946年建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63位各地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九三学社暂行章程》总纲，正式提出：“本社为学术性的民主政团，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纲，积极地、忠实地、为其实现而奋斗。”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许德珩、梁希、黄国璋、薛愚、孟宪章为常务理事，黄国璋任秘书长。决定创办机关刊物《九三社讯》。
经过两年的认识与实践，九三学社在1952年9月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九三学社的性质、方针与任务。修改后的《九三学社章程》总纲这样表述：“九三学社是以小资产阶级文教科学工作者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政党，是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并教育广大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另外，九三学社中央领导机构，由原来的理事会改为委员会，选举许德珩、梁希等47人为中央委员，储安平等9人为候补中央委员。许德珩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梁希任副主席，涂长望任秘书长。
通过以上两次全国工作会议，九三学社由一个较为松散的“学术性的民主政团”，完成了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新型的亲密合作的政党关系，制定了“巩固与发展并重”的组织发展原则，本着“尊重社的学术性传统，在自己所联系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中，注意吸收有社会影响的和有一定学术才能的中上层人士，使他们在社的教育下，能够尽量贡献自己的能力，更好地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
1951年三四月间，九三学社南京分社（潘菽任主任理事，金善宝任副主任理事）与北京分社（薛愚任主任理事，劳君展、金涛任副主任理事）相继成立。社中央与北京分社在西四颁赏胡同4号合署办公。重庆分社也于这年的9月3日召开恢复成立大会（税西恒与谢立惠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理事）。至1953年，九三学社又建立了无锡分社，西安、沈阳、长春三个分社筹备机构，天津、成都、青岛、杭州四个直属小组。
在此期间，社员人数由原来的近百人，发展到600余人。除了新中国成立前入社的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文学家俞平伯、心理学家高觉敷等人以外，又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加入了九三学社，如桥梁专家茅以升，物理学家周培源、葛庭燧、王竹溪、卢鹤绂，物理化学家吴学周，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地质学家孙云铸、尹赞勋，热工自动化学家钱钟韩，古生物地层学家杨遵仪、杨钟健，数学家柯召，动物学家伍献文，语言文字学家游国恩、魏建功、金克木……可谓群星荟萃，盛极一时。
7 共产党从来是有恩必报
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被选举为九三学社理事的王卓然，于1947年回到东北。因国共战衅重开，王卓然痛感和平无望，决意远离政界，赴日经商。1951年5月，王卓然因在日本筹运国内急需物资，引起国民党驻日代表的注意，于是勾结日本外务省，取消了王卓然的护照，并拟将他押往台湾。幸赖朋友搭救，王卓然得以脱险，回到祖国，在天津定居下来。
王卓然从日本归来的消息，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此人就是时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的刘尊棋。他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写道：
1951年夏秋间，有一天在一个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我看见周总理和外宾谈话之后正在休息，就过去告诉他一件事：王卓然最近从日本回到了北京。王卓然是东北有名的人物，解放前做过张学良的外文秘书，曾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总理对王先生是相当熟悉的……另外，恩来同志还记得王在30年代在北平主持东北大学时曾经有过同情进步学生的事迹。于是他试探地问我：“好象你也和他有过什么关系似的？”我说“是的”。我就追述一下1933年我从反动派的北平监狱出来是王保释的，并说于毅夫同志在更早以前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曾经王营救出狱。总理听了把头仰起来说：“王先生做过不少好事，我们共产党从来是有恩必报。”说到这里，他招呼了一下站在不远的在统战部工作的一位姓鲁的同志，对他说：“你们研究一下，王卓然适合做什么工作，安排一下。”
过了几天，王卓然先生告诉我，统战部派了一位同志和他谈话，准备请他担任国务院参事。由于他要求做些实际工作，统战部还同意让他参加科技普及的组织。
王卓然《自传》中，对营救刘尊棋的经过，有以下记载：
先是孙夫人宋庆龄在上海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派杨杏佛北上调查政治犯情形，杨到北京找胡适之同见张（学良），张派我执行，并陪参观陆军监狱。在狱里掌火的窗口中，我认识了刘尊棋，他抗议说“水不够喝，咸菜不够吃！”我被他不屈的精神所感动，当时记下他的姓名，用英语安慰他少安，我必相机营救他出狱。到此时（张学良出国考察前）张令我替他想应办的事，我就说有两个人，以共产党嫌疑被押在陆军监狱，都是青年有为，我们何苦替老蒋为虎作伥，应当放他们出去。张稍加思索，即说“好吧！那么你替他们找个保，我批放好了。”我就用我的《外交月报》印刷所担保，保释他们出狱。刘出狱后来谢我，说他的夫人郑绪红在山东泰安教书，被韩复榘捕押判了徒刑，要我设法保释。我后来求得韩的代表刘熙众帮忙，我与他联名担保，郑亦得获释出狱。
如刘尊棋所言，王卓然在东北确实是个有名的人物。王卓然，字回波，1893年生于奉天省抚顺县莲岛湾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王卓然在奉天读书时，参加了青年基督教会，结识了少年张学良，并且成为终生挚友。
1919年，王卓然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在北师大学习时，王卓然曾随陶行知和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到全国各地参观讲学。归后，王卓然综理见闻，著有《中国教育之一瞥》。
1923年秋，王卓然获得“官费”赴美留学，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获硕士学位。
1928年7月，王卓然回到阔别五年的沈阳。此时，张作霖刚刚遇害，日本气焰嚣张。张学良得知王卓然学成归来，马上聘他做东北大学教授，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的国际问题谘议，还请他做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从此，王卓然身兼三职，成为张的得力助手。张学良通电希望和平，愿意服从国民政府。王卓然极力支持，他联合沈阳、抚顺等14个县的公民代表，向奉天省议会请愿，要求东北易帜。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北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王卓然与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于毅夫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爱国志士，发行爱国奖券，筹措资金，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日寇大举侵华后，反诬中国有“违约侵权”54案。为了从外交上与日本斗争，王卓然建议张学良成立了“东北外交委员会”，被任命为秘书主任，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出版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材料，以供对日外交斗争的需要。王卓然还领导该会编辑出版了《外交大辞典》《东北问题丛书》《外交月报》。创办《覆巢》报，后改为《东方快报》，担任社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反映了东北人民的意愿。
1933年春，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准备出洋考察，全权委托王卓然以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东北大学校长职务。
张学良出国之前，在上海，王卓然与端纳力劝张学良戒毒。王卓然以苦肉计，率其子女下跪，苦苦相劝，终使身体衰弱、毒瘾深重的张学良答应接受戒毒治疗。治疗期间，王卓然与端纳日夜轮流守候，直至张学良以巨大的忍受力完成戒毒——张学良将军无异于获得了新生和再造。可以说，如果没有此次戒毒成功，也就没有后来震惊世界、改写中国历史的“西安事变”。而王卓然对张学良的苦心劝谏与爱护，实在是功莫大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王卓然闻讯后即命《东方快报》公开报道事实真相，在北平广为散发。张学良送蒋被囚后，王卓然连夜赶写《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书，于12月30日加快印出，带200本亲赴南京散发，为张学良做了有力的辩护。
1937年2月16日，应张学良之邀，王卓然与何柱国军长去浙江奉化，与被幽禁在雪窦寺的张学良会面。张学良嘱咐他帮助东北军、西北军搞好团结，勿因自己失去自由而与南京发生冲突，要枪口一致对外。孰料，雪窦寺一晤，竟成诀别。
为了使张学良重新获得自由，在以后的岁月里，王卓然想方设法，倾尽心力，可谓赤胆忠心，情深谊厚。晚岁辗转病榻之际，王卓然对张学良仍是牵牵念念，至死不能释怀……
“西安事变”后，王卓然仍以《东方快报》与《外交月报》为工具，极力鼓吹抗日复土。他协助长子王福时等人翻译、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最早的中文节译本），秘密发行。同年6月，王卓然与高崇良、阎宝航等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卢沟桥事变后，他暂避斯诺在北平的盔甲厂胡同家中。几天后，斯诺护送他乘火车去天津。分手时，王卓然将张学良送给自己的一支小手枪交给斯诺，请他再赴延安采访时转赠毛泽东。
1938年，王卓然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极力主张团结抗战，一致对外，释放张学良及所有政治犯。王卓然的提案往往得到参政会内中共代表和进步人士的支持。1941年3月，蒋介石请王卓然等12位参政员共进午餐。席间，王卓然直言政府应禁止官员经商与民争利等意见，惹怒蒋介石。不久即被参政会除名。
1946年4月28日，王卓然应周恩来邀请，参加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话别茶会。会上王卓然以东北人的立场呼吁停止东北的内战，释放张学良。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使周恩来和在场听众潸然泪下。
王卓然从日本回国后，怕朋友怪他归国太迟而心怀愧疚。他决心好好学习改造，把经商所得大部分资产，在京津两地开办了儿童科学教育馆和三所托儿所、幼儿园。他还主动恢复了九三学社组织关系，参加九三学社天津直属小组和北京分社的活动。1955年底，王卓然出任国务院参事，迁居北京，将所有开办的产业，全部交给京津有关部门接管……
“文革”中，刘尊棋被捕入狱。原因出自当年北平国民党党部捏造的一个“脱党启事”。为了还其清白，刘尊棋的子女找到王卓然求证。
早在1968年，王卓然即被以“特嫌”和“东北叛党集团”等罪名，投入秦城监狱。此时，已经82岁高龄的王卓然，沉疴在身，生命垂危，保外就医。听到刘尊棋被诬为叛徒长期系狱，王卓然强撑病体，写出长达12页的“刘尊棋是怎样出狱的”证明材料——这一天是1975年1月10日。20天后，王卓然含冤抱憾而逝。
王卓然的证明，使被拘押了7年多的刘尊棋终得平反。刘尊棋一生两次入狱，又两次承蒙王卓然搭救出狱，可谓旷世奇恩。刘尊棋对扶危济困、义托生死的王卓然先生，自是终生感念。
另外，因为王卓然不肯写材料诬陷于毅夫有历史问题，在监狱中还被戴了18天手铐。
周恩来说，共产党从来有恩必报。王卓然忠肝义胆，铁骨铮铮，也算得上无愧于共产党朋友。
1979年8月25日，国务院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为王卓然平反昭雪。隔海相望的张学良将军，亲笔题写了墓碑，寄托对平生挚交王卓然先生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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