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敏（中国内地）

    如今，我们信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看到许多惊人一致的年轻面孔：他们脸上写满焦虑。而在2012年夏天，焦虑的表情又会在另一个群体里蔓延，他们生于1990年代。

    他们也即将大学毕业，要打开天下了。

    这意味着90后即将脱掉身上的一切庇护，正式与80后一起在丛林社会中拼杀，接受这个社会世俗的价值评判：能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名声？有多少特权？

    而80后“蚁族”的帽子尚未摘去，“屌丝”的头衔已经降临，尽管后者多少有些自嘲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80后依然未摆脱底层的命运， 90后必须从“屌丝”做起。

    80后出生在社会转型期，彼时计划经济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给人某种稳定和保障，同时，市场经济已经快步走向历史的前台。摆脱了物质匮乏的人们被各种思潮撞击着心灵，个人创造力及奋斗热情被极大地激发，所以80后在走出社会前受到的是各种理想主义的熏陶。而迈入社会后当今物质社会巨大的落差，往往让他们难以适应，无从选择。

    相比而言，90后成长的时代，理想主义已经失去了市场，信念也早已被人们抛到了脑后，唯有物质是人们所追崇的，高度的商业主义和消费浪潮随之而来。90后对于如今的欲望、诱惑、压力早有心理准备，他们适应能力会相对较好。

    但社会剧变带来的暴富机会他们已经错过，权力和财富的分肥到了他们这里走向封闭，不再有全民广泛参与瓜分的肥沃草场，留给他们的是难以生存的沙漠。他们呼吸着PM2.5超标的空气、喝着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吃着地沟油做出来的饭菜，穿着甲醛超标的衣服，却难以得到一个遮风避雨的屋子。最可悲的是他们还没有被长期生活的地方承认的身份，自己今天忍受的一切苦痛将可能被下一代继承。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诉说着一种情绪：缺乏安全感。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国最火爆的节目是相亲的原因，而相亲节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安全感”，不但女人爱说，男人也爱说。大家仿佛找的不是对象，而是一种能带来“安全感”的生活保障。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安全需求是人类的重要需求，仅次于生理需求。而 “人对友情爱情以及性亲密的需求”则被马斯洛归结为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是第三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社交需求。而现在，年轻人在逼仄的社会环境中自身无法满足第二层次的需求时，甚至会通过牺牲第三层次来满足第二层次，哪怕是做小三、二奶、干女儿也在所不惜。

    伦敦某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把英国年轻一代称为“iPod一代”，该报告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这的确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

    中国的“8090”也未必不能称为“iPod一代”吧。

    第一章 穷孩子没有春天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雨季

    春天啊你在哪里

    ——筷子兄弟《老男孩》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很多情况下，大学教育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竞争力，最终决定他们竞争力的还是他们的家庭背景。

    大学，至少是普通大学的这一上升通道功能有一部分已经失效。

    中国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往往在不经意间将寒门学子排斥在外。

    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上层阶层家庭，这是典型的赢家通吃。

    过去的上升通道基本已经失效，而新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未建立，于是阶层固化成为必然，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逐渐陷入停顿。

    2012年初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讲述的是80后北漂一族的青春挣扎与奋斗。这部片子之所以火爆，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接近现实，让很多在城市里奋斗的“8090”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引起了不少共鸣。

    关于这部电视剧，有人梳理了一下情节，大致如下：剧中三个主要人物程锋、吴狄和石小猛是大学同学，也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不过三个人的家庭背景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程锋是富豪之家的公子哥，生下来就是富二代，长大后直接走上前台，依然位居社会的上层，可以花天酒地，可以阅女无数。吴狄出身平民家庭，但有一个很会赚钱的哥哥，读书时就能够不时救济一下朋友，进入社会后成为白领，衣食无忧，可以为爱痴狂，可以坚持所谓的原则。石小猛来自云南小镇，家里人都是朴实的农民，在偌大的北京城没有可以依仗的靠山，读书时就要依靠朋友救济才能毕业，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公司做小白领，买房定金都要向程锋借，满怀期待的八万元首付款又被无良老板扣下，从此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他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一份纯洁的爱情，但在面包与爱情的两难选择面前，他没有正确把持自己。最后三个人的结局是：程锋依然好过，还是亿万富翁，吴狄靠着哥哥的遗产也跻身社会上层，只有石小猛在监狱里忏悔。

    我也看了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另一个名字——“穷孩子没有春天”。本来三人是大学同学，进入社会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平等的机会和向上发展的空间，但事实是大学教育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竞争力，在这部片子里，最终决定他们竞争力的还是他们的家庭背景。

    就业如是，三个人当中，程锋顺理成章进入家族企业，吴狄进入了国际大公司做白领，而石小猛只能进入小公司，眼睁睁看着别人在兴高采烈地分享着大蛋糕，而自己能为面包而活已经实属不易。爱情亦如是，一份纯洁的爱情对于石小猛这样的“屌丝”而言几乎是奢望，而以程锋为代表的高帅富们，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同时以纯洁轻而易举地在与石小猛们的爱情竞争中取得优势。当然升迁更是如此，如果石小猛没有跟程锋父亲那一纸出卖爱情的协议，他根本没有进入大公司谋取好职位的机会。吴狄若不是因为与伍媚的特殊关系受到提拔，恐怕也很难快速进步。而程锋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顺顺当当地继承家业。

    其实，石小猛之前还算运气不错，至少上了二三流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当上了白领，还能付得起四合院里一间房子的房租，还有沈冰那样贤惠貌美的女朋友，并且还差点凑够了首付。然而，更多如石小猛这般出身农村又毕业于二流大学的“8090”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收入之低只能使他们委身城市边缘地带群居生活，他们被称作“蚁族”，他们当中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

    可见，大学，至少是在普通大学这一上升通道有一部分功能已经失效。但重点大学又一步步被上层家庭子女所挤占。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基于对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进行研究后，曾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等级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学术论文，其中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大学学生中，干部家庭子女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子女。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这意味着中国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在有意无意中将不少寒门学子排斥在外。

    可是在1996年以前，中国的大学仍然备受呵护，不仅学费低、前途有保障，而且与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一样，为静态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由下向上流动的可能，是穷孩子们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一大批寒门子弟通过高考，走出寒门，也让他们的家人及下一代的命运随之改变，最终彻底摆脱贫寒的阴影。2008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如今普通大学难以提供由下向上流动的机遇，而一线大学离寒门子弟又越来越远。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寒门子弟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似乎变得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动力也就越来越不足。

    而现在的大学，越是一线大学，生源家庭条件越好，而越是不好的学校招生越是困难，甚至招不满学生。2012年高考结束，众多省份都出现了高校“吃不饱”现象：河南三本高校半数招不满，生源危机向一本、二本蔓延；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降到180分，5万个招生计划落空；河北七成理工院校专科生招录不满……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中上层阶层家庭，这是典型的赢家通吃。美国康奈尔大学罗伯特·法兰克与杜克大学菲利普·库克两位教授通过对美国上流社会少数精英手占据社会资源的现状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后，不无忧虑地在他们的《赢家通吃的社会》指出：“由于信息处理与传播网络日新月异，那些占据高位的才智之士握有的筹码日益增长，留给他人的利益空间相对的也就愈来愈小。娱乐界与运动圈内常见的奖酬制度，也就是几千人竞夺寥寥几个大奖的现象，已经渗透到这个经济社会里其他众多层面上。”

    显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金字塔精英手中的贫富差距现象。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金字塔精英往往是以权力、财富和名望进行划分，而在中国，权力阶层对于资源的攫取能力和速度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正如之前提到的北大学生家庭背景显示，中国干部子女比例持续攀升，在1997年就已经接近40%。所以，中国金字塔的精英划分显得更为单一，是围绕权力进行划分的。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就越能享受越多越好的资源；离权力中心越远的人，越难以在蛋糕瓜分中占据一席之地。

    资深媒体人何力曾经以身边的朋友为例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位老朋友，原来是新闻圈子的，后下海发达。他有两个女儿，对于未来的承继与选婿的问题，他还是希望门当户对。他说，是为未来小两口着想，如不门当户对，男方可能会压抑，长远看影响家庭幸福。我觉得有道理，但也忽生感慨：新的阶级不仅正在形成，而且相对固化——向着下一代延续。

    过去的上升通道基本已经失效，新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未建立，而上层阶层又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内部交换和流动之中，于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阶层固化成为必然，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逐渐陷入停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马太效应，上层精英占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而下层获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弱，受到的挤压越来越大，就可能流入更下层，从而形成“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的概念是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在他的着作《下流社会》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如今日本的年轻人一方面面临着就职难的困境，一方面却又得忍受频繁加班的困扰，在职业、婚姻、生活的种种竞争和压力下，痛苦不堪。于是一些人干脆放弃当事业和家庭中流砥柱的机会，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于“下流”。《读卖新闻》的记者曾对此述评称，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入人群正在不断壮大。在笔者看来，日本的年轻人尽管面对压力把自己归于“下流社会”，但毕竟他们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他们虽然“下流”但并不底层。他们依然能够温饱甚至小康，只是喜欢“散漫”的生活方式，信奉“平淡是真”的生活哲学，不愿为了向上发展而去奋力打拼，对人生缺乏热情，不喜欢与别人接触。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则是根本丧失了成为“中流砥柱”的机会，他们的挣扎往往徒劳无功，被迫走向“下流”，并且可能到达底层。

    然而“阶层是会遗传的”，三浦展严正地告诫大家，面对父母的“下流化”，孩子才是受害最深的族群。这无形当中，又给现在正在“下流”的“8090”增加了压力，他们更害怕这种代际遗传陷入无限的循环，自己的今天将是孩子的明天，底层的命运最终成为自己一生及后代的宿命。

    第二章 从拼爹到拼干爹再拼祖宗

    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

    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卡尔·马克思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年轻人都有“成功”的焦虑，但相信平等哲学的人并不多。

    认“干爹”无疑是“屌丝”成长为高帅富、白富美的“高速电梯”。

    曹操一家是中国古代最着名最励志的通过“干爹”成功的例子。

    一边痛恨特权，一边却向往着掌握权力。

    拼“爹”的人其实一样没有安全感。

    从“拼爹”到“拼干爹”再到“拼祖宗”，关系拼得越外围，内心的不安全感其实越强。

    如今的年轻人普遍虚弱得需要依靠才能站立，实际上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许知远在《醒来》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88年，将近80岁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说，他为以一个老年人的身份进入21世纪深感幸福，他说在他那个年代，一位工人的儿子甘心继续成为蓝领，而农夫的后人也毫无怨言地继续种地……但是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都被要求获得成功，他们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竞争，并且都被灌输一种平等哲学：每个人的资质都差不多，只要你足够勤奋，你都可以通向最高层。

    我想说，在中国，“8090”的祖父和父辈所生活的时代其实跟彼得·德鲁克所说的年代情况差不多。我们祖父那辈虽然很多人参加了革命，但是他们革命的初衷并不是想成为一个怎样成功的人，而仅仅是希望能够分得些田地正正经经当农民，或是多拿些工资能够将工人的生活过下去……父辈们处于福利社会当中，顶父母的班进工厂在他们心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在家种地也觉得天经地义……而现在，年轻人都有“成功”的焦虑，但相信平等哲学的人并不多，反而觉得“人生而不平等的”占到大多数。

    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出现：现实中，没有一个牛逼老爹，不要说寒门子弟考入好学校的几率越来越低，就算你考上了也可能被人冒名顶替；就算你顺利上了学，想去银行当个实习生也得先存50万；就算你侥幸毕了业，想考个公务员，不是被人把体检报告单给改了，就是被改了分数的人顶替了你的位置；就算你幸运地找到工作，想找对象上个相亲节目，人家姑娘微笑地拒绝你：“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于是乎，“有志者事竟成”已经行不通，“有爹者事竟成”变成了“至理名言”。

    人家有“爹”的，哪怕老爹只是个科级干部也胆敢把大学校园当成私家庄园，视他人生命如蝼蚁草芥，撞死了人只管搬出老爹的名号；还未成年就私自改装跑车，无牌无照上路，动不动就把人打得头破血流；大学毕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掌管数十亿的项目，频繁出访30多个国家，与国家元首社会名流交往……可谓“有爹走遍天下，无爹寸步难行”。

    于是一个新的词汇被发明并迅速流行，这就是“拼爹游戏”。这个词和“富二代”、“穷二代”紧密相连。它不是一种游戏，而是指当今青年（多为80后90后）在上学、找工作、买房子等方面比拼的不是自己能力，拼的是各自父母的能力。

    但是，出身天注定，富贵贫寒由不得自己选择。而这种天生的差异却严重影响了人生起跑线上的竞争力。无法改变出身，又想有一个好的背景，认“干爹”无疑是“屌丝”成长为高帅富、白富美的“高速电梯”。这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被运用，最着名、最励志的当属曹操一家了。曹操家原本是“不知所从处”小家小户，在等级森严的东汉，门第是做官考察的必要条件，为了能够蹭进权贵行列，曹操的亲爹倒贴做了大太监曹腾的干儿子，于是曹操年纪轻轻，20岁就做了个郎官（相当于帝王随从），没多久又被提拔为洛阳北部尉（相当于首都某区警察局长），后来又当上了大将军、丞相，最后成为三国中曹魏奠基人。

    如今，自从有了微博这种可以向公众随意表达隐私的自媒体之后，某些“8090”的美貌女子就迅速将之用于兜售自己与一个“爹”级权贵的暧昧关系，并将之运用得炉火纯青。“干爹”也被赋予了“时尚奢侈品”的属性，那些年轻女孩争相攀比，仿佛“干爹”就代表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品位档次。薛宝钗曾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在这些人眼里，好“爹”就是“好风”，哪里管是“亲”的还是“干”的呢。

    当然，“好风”也可以是“好祖宗”。2012年的5月份，有一群自称是“唐宋八大家后裔”的人身着汉服高调集聚北京，还要筹备“八大家宗亲联谊会”、集资建立用于宣传推广唐宋八大家的“唐宋遗风”网站。网友戏称“拼祖宗”时代到来。

    其实，跟前面提到的“拼爹游戏”一样，不管衍生出来延绵不绝的“拼干爹”、“拼祖宗”还是“拼同学”、“拼妈”……主要当事人都是“8090”，说到底他们拼的是关系，或者叫人脉资源。“拼”游戏的实质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关系学。这里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在中文中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含义，有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以至于在其他语言中根本找不到一个能与之相匹配和媲美的词汇。于是，在国外的社会学研究中，只能用汉语拼音“guanxi”来表达这个名词。

    在中国，“关系学”之所以如此博大精深，是因为特权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谁都知道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特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百姓见官要回避，上衙门请命得下跪。有权力就神通广大，生杀予夺无所不能。不得不说，这种权力至上的观点至今仍广泛存在，权力通吃、资源垄断依然大行其道。

    这就导致了现在的“8090”一边痛恨特权，一边却梦想着挤入特权阶层。而成为公务员，在中国当下的行政体系中，是实现这一梦想必须且有效的途径。尽管大多公务员依旧离特权阶层很遥远，但这并不阻碍公务员的报考人数逐年上升，其竞争激烈程度早已超过高考。零点集团一项“中国青年人生活方式及消费调查”显示，公务员已经成为当下青年人的首选职业，76.4%的受访者希望到企事业、党政群机关就业。而近期网友从媒体的报道中整理的世界各国大学生对考公务员态度表明：在美国，3%的大学生愿意报考公务员；在法国，这个比例是5.3%；在新加坡，只有2%的比例。在日本，就业倾向中公务员排在榜单第53位；在英国，公务员甚至进入二十大厌恶职业榜。

    这些数据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员身份对于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因为监督体系并不完善，权力有着不小的寻租空间。他们这一代或许还没有参加“拼爹游戏”的资格，但是只要跻身了权力阶层，那么就为下一代拿到了入场券。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莫顿的“马太效应”理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而享受着这种效应的人，犹如在进行着一场社会资源的饕餮盛宴，而在这个盛宴之外的人，连残羹冷炙都争取不到。

    正是这种社会等级的相对凝固，才激发了“8090”内心强烈的“成功”焦虑，因为“穷”可能成为一种宿命，不管如何地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多么富有才华，依然可能受制于资源匮乏，竞争力不足而走向延续贫穷的代际循环之中，于是就可能产生扭曲的价值观。

    诚然，没有资源可“拼”的“8090”是焦虑而无安全感的，但是那些大肆宣扬“我爸是谁谁谁”，老把“我的干爹怎么怎么厉害”挂在嘴边，巴不得把“我的祖宗是怎样的大人物”昭告天下的年轻人，就很有满足感了么？

    我看并不尽然。虽然他们表面上充满优越感，但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内心潜藏着虚弱和不安。那些拼亲属关系的人其实很可怜，总是以“谁谁谁儿子”、“谁谁谁多少代孙”之类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他人的庇荫之下，除掉“谁谁谁的某某某”这个标签之后，他们就什么都不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怎么面对生活，怎么处理问题。从小他们就只有一张“我是谁谁谁的某某某”的王牌，除此一无所有，于是他们也只能被动地去“拼”，去永无止境地使用他们的王牌，直到那张王牌过了有效期，或者超出服务区。正如李刚儿子李启铭最终入狱、罗彩霞的顶替者学籍被取消……而那些拼非亲属关系的，内心其实更为虚弱和不安。他们大多本来就是普通“屌丝”一枚，突然间攀上一个有权势的靠山，就赶紧出来炫耀，但这种关系本来就没有亲属关系来得可靠，必然是以某种利益进行的交换，譬如“权色”“钱色”或者“权钱”，因而这种关系的有效期和使用范围会更加有限。所以，从拼爹拼干爹到拼祖宗，关系拼得越外围，内心的不安全感其实越强。

    “国强民弱”是法家最着名的统治思想之一。很多人说，这也是当今中国的现状。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也许有人会去纠结于这个“民”的范围问题，但是毫无疑问“8090”的整体依然处于这个社会的弱势，不管他们是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垄二代”、“黑二代”还是“贫二代”，其实都无一例外地缺乏安全感。虽然处于优势地位的“二代”们可以从上一代继承和享受到一些资源优势，但是那种属于他们的个体存在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尚未建立，上一代赠予的奢华外衣里包裹的是他们矮化的人格和脆弱的灵魂。而“贫二代”则即便有坚韧的心灵，但缺少了坚利的外壳保护，往往也不堪一击。

    在2012年，又一次奥运盛会开始了，然后又结束了。中国奖牌榜位居第二，仍是当之无愧的体育大国。按照我们从小教育得到的价值观，我们当以此为傲。然而，以“8090”为代表的年轻人仿佛对此已经失去兴趣，反而在举国体制的强大冲击下更加感到个体的无力与渺小。“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而如今的年轻人却普遍虚弱得需要依靠才能站立，实际上是个很危险的信号。

    第三章 有房人终成眷属，有情人终成房奴

    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

    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三毛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不少人正将幸福与房子捆绑。

    不可否认房子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安全和归属之感，而这种感受是一定可以给幸福加分的。

    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对于“8090”来讲，不买房子绝对是一件冒险的事情。

    同样是二三十岁的年纪，中国80前的人们要幸运很多。

    倘若你们认为“8090”着急买房的心态不正常，那也不是8090的问题。

    不缺智慧的“8090”，却在如今的现实和压力面前变得庸庸碌碌和穷忙，这让他们有了未老先衰的迹象。“中国创造”举步维艰，根源恐在于此。

    “有房人终成眷属，有情人终成房奴”，这本是某年情人节一楼盘打出的广告语，它将“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房人终成房奴”进行了逻辑颠倒，却精妙地描绘出一个可悲的现实：有情人有房子才能终成眷属，但是最终又无法摆脱房奴的命运。某网站曾经在七夕做了一个调查，到底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有房人终成眷属”，结果，超过87%的人选择了“有房人终成眷属”，只有不到13%的人依然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见，不少人正将幸福与房子捆绑。他们觉得房子就是婚姻的必需品，没有房子就得不到幸福。正如《蜗居》里的海萍所言：“爱情那都是男人骗女人的把戏。一个男的爱一个女的，什么都先别说，先送上一沓钞票，让这女的有安全感，然后奉上一幢房子，在你伤了这个女人以后，虽然她的心失落了，可是至少身体有了着落。”

    虽然，我对这种把房子作为情感和婚姻前提的观点并不赞成，但是不可否认房子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安全和归属之感，而这种感受一定是可以给幸福加分的。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或那样惨痛的租房经历，在租房市场供需失衡时，房东占据着强势地位，随时可以涨房租或者让你卷铺盖走人。记得我当初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租房，就因为承担不起上涨的房租，被房东赶出门外，与同学冒着南方夏季的雷雨连夜找房。所以，租房总是艰辛的，租房难以带来生活的稳定感和家庭的归属感。住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感觉有天壤之别。

    而在物价飞涨的时代，对于“8090”来讲，不买房子绝对是一件冒险的事情。控制房价的话政府年年讲，房价还是年年涨。虽然偶尔可能会有一阵平缓期，但是回暖的态势又很快到来。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房价上涨，大家内心都普遍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房子终归早买比晚买好，越晚就越可能买不起。收入又总是很难赶上房价的上涨，不抓紧买房，就可能永远没房。同时，在中国，公共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房子不仅仅是家的外壳，还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没有房子可能转不了户口、没有健全的医保、今后小孩上不了好的学校……没有房子几乎成为不成功、堕落、绝望的代名词。

    无怪乎，丈母娘一定要求有房才嫁女儿。这些从福利社会走过来的“5060”等上一辈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稳定压倒一切”是最重要的指标。也许他们不在乎你今后的“升值潜力”多大、不求女儿今后跟着你如何大富大贵，但是至少在看得到的现在需要有一个相对有保障的环境，从而不必为以后居无定所，辗转流离而担心。

    所以，周立波开玩笑说：“中国人要把房产证的复印件贴在自家门上，这样有助于增加自己的幸福感。”话是过了点，但确有道理。不过这种“幸福”在大多数“8090”身上只能是“痛并快乐着”。年纪轻轻的他们，为了这份“幸福”，不得不为“奴”为“婢”，透支青春、牺牲健康，得到“快乐幸福”就得先忍受“痛”。“每天一睁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6000，吃穿用25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费340，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至少要进账400，至少！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这是电视剧《蜗居》里的海萍的台词，也是众多“8090”房奴的生活状态。

    同样是二三十岁的年纪，中国80前的人们要幸运很多。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基本上都还处于福利社会当中，房子还没有那么商品化，或者在人们的观念当中还没有真正商品化。所以，他们要么安安稳稳地住着国家或单位提供的房子，要么也还没有担心房子的必要。虽然他们身体上有多忙碌和辛苦，但是他们的精神是轻松的，他们有精力去思考和学习更多的东西。再加上他们不必买房存下来的钱，足以让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成就自己的理想。他们得到了低门槛的创业机遇，又争取了几年房价还未高企的事业开拓时间，迅速发展壮大。而当人们普遍抱怨房价太贵、买不起房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随意卖屋置地，“不贵不买”了。

    同样是80后，许多国家的80后也都幸福得多。

    在国外，成熟市民社会民众对于自己生活地方的归属感很强，自己家周围的一草一木常常是自己小时候熟悉的样子，周围的小店餐馆可能都是上百年的老店了，他们并不觉得非得生活在大城市，哪怕在乡村小镇一样生活得便利舒适。所以他们不会蜂拥在大城市，去抢占所谓的优质资源，使得当地房价供需不平衡而价格猛涨。也不会有“丈母娘的硬性要求”，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不会与房子挂钩。房子在哪？大小如何？什么时候买？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了。

    有位80后日本人曾这么说，现在伦敦和东京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考虑买房子，聪明的人是不买房的，而且买房等于谋杀你的未来。因为买房等于定居，定居是什么？就是你不动了，全球化、信息化流动的时代，你不动了。

    所以，国外的80后就少了很多压力，他们不会因为没有房子就找不到女朋友，结不了婚，遭人看不起，哪怕是富豪，也不急着买房子。比如创办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2007年只有23岁的时候，就已经身家260亿美元，但是他坚持租房7年，直到2011年才买了房子。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数据：过去3年中，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由33岁上升至37岁；日本和德国为42岁；美国首次购房者年龄达到30岁以上。然而，中国的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比发达国家要早一代人的时间。

    所以，那些整天高喊着“8090”不该买房的大叔、大爷们该歇歇了，不管你举出多少80前年轻时不买房的成功人士的事例，还是搬出多少国外青年对房子洒脱的价值观的榜样，都不足以令“8090”们信服，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和国情下是没有可比性的。倘若你们看不惯“8090”着急买房的心态，那也不应该对他们横加指责，他们无非是不正常房地产市场和社会价值观的受害者。如果不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改革，不对价值观进行引导，社会上依然存在“丈母娘压力”，房子还是成功的标志，那么着急买房的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种心态会更加普遍。

    如果说房子问题是横亘在“8090”头上的一座大山，那么生活上的开支就是第二座大山。还记得前边提到海萍的那句台词么？“每天一睁眼，就有一连串数字蹦出：房贷6000，吃穿用2500……”吃穿用的开支仅次于房贷。“8090”也常常受到长辈的指责：“挣得不多，花得却不少，总是在追求名牌、有机的、绿色的、进口的东西，贪图享受。”其实这是个大大的误解，“8090”挣得少花得多是事实，但却不是什么“贪图享受”，而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

    一年前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吴恒与34名网络志愿者创办了掷出窗外网站，网站概括了从2004年至2011年这8年间的食品安全状况。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仅有4个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区域，而2011年变成了11个，华南地区几乎无一幸免，而且不分领域，不分阶层，全部涉及。网站创办不久，便迅速走红。有网友将这种现状进行了总结：

    早起，买两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冲杯三聚氰胺奶，吃完开着锦湖轮胎的车去上班。

    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一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加一碗石蜡翻新陈米饭，泡壶香精茶叶。

    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回到豆腐渣工程天价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吊白块和硫磺馒头。

    饭后抽根高汞烟，去地摊买本盗版小说，回去用一会儿盗版操作系统的XP，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核辐射算啥，很盐重（指严重）吗？中国人开的车，行驶在全世界最堵的路上，交着全世界最多的买路钱，避让着全世界最多的特权车，提防着最厉害的马路杀手，暴露在全世界最密的电子眼下，担心着全世界最诡异的罚款命运。买车缴上全世界最多的税费，烧着全世界最贵的油，还TMD找不到停车位！我们要坚强地活着：尽管油价又涨了，房价还坚挺，尽管核辐射笼罩着天空，地震持续不断，尽管双汇含有瘦肉精，毒大米时有出现，尽管学位紧缺床位难求，孩子常在校园遭意外，尽管小三横行滥情成风，老板还不加工资，我们都要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因为墓地又涨了。

    在充斥着问题食品的社会中，怎能不让“8090”步步小心？特别是从2010年起，很多80后都逐步踏入爸妈、准爸妈行列。之前安徽阜阳的毒奶粉让一个个宝宝变成了四肢萎缩的大头娃娃，三鹿奶粉让29.6万的孩子泌尿系统出现问题，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使得“8090”不敢冒险，万一又出现一次类似的情况，那真是万劫不复，宝宝和自家小两口的生活和前途尽毁。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花大价钱买风险更低的洋奶粉，又给自己徒增了压力，“一天都不敢懈怠”。

    连岳曾经讲过一个常识：悠闲是智慧之母，太忙碌的生活不值得追求。中国的“8090”加在一起有4亿之多，他们本来应该是这个社会最具创新和活力的中坚力量。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悠闲的少年时期，不缺智慧的他们，却在如今的现实和压力面前变得庸庸碌碌和穷忙，这让他们有了未老先衰的迹象。

    “中国创造”举步维艰，这恐怕是根源之一。

    第四章 没有二百万，难做中国人

    一切关于“伟大中国故事”的讨论与炫耀，都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变成一个精神空洞的国家，对物质的追求可以短暂地给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但从长远看，我们需要一些根本的东西。

    ——许知远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体育实力是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普通人很难判断也不关心，但是中国体育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却很容易被大家所感知，社会贫富差距亦是如此。

    二百万对于目前的一线城市来说，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定居的门槛。

    90后刚走出社会，80后还在奋斗的路上，希望是他们前进的动力。然而现在时常冷不丁地抛出一个个“天文”数字，直接扼杀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

    “职业小三”等种种不健康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密不可分。

    面对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普通民众更是表现出了对财富罕见的饥渴感。

    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夺得38金27银23铜，仅次于美国，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中国选手打破6项世界纪录和6项奥运会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这一个个的傲人成绩，就能证明中国人的整体身体素质真的很优秀了吗？实际上暴露出的问题，会让你大吃一惊。

    新华社记者杨明在2010年亚运会的那篇《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中，援引官方数据指出，在金牌第一的同时：“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高中生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最后的结论是：“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

    这就是现今中国体育的现实：体育精英们在世界上更高、更快、更强的同时，普通民众却连提袋大米上层楼都要气喘吁吁。

    在伦敦奥运会后，《焦点访谈》有一期《奥运启示录》，里面提出一个观点，体育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体育实力是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普通人很难判断也不关心，但是中国体育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却很容易被大家所感知，社会贫富差距亦是如此。

    2012年年中，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甚至高过美国和日本；城市首套房平均收益率在300%以上；2011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为1.22套……这份报告出炉后，网友们纷纷惊呼，自己拖了大家的后腿！更有人无奈地表示，自己“被平均”了！“8090”更是悲观地认为，生活在城市里如果说自己没有两百万家产，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调查的数据是可靠、可信的。

    其实，网友大可不必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数字大惊小怪，“8090”更不必耿耿于怀，这些只是统计学数据而已，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普通人的个体真实感受，才是对这个国家的最好描述，比那些抽象的统计数字和夸张的媒体报道要生动和贴切得多。

    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的传世之作《统计数字会撒谎》就揭露了统计数字背后的种种奥秘。书中指出，就平均数而言，在统计学里就有宽泛的含义。“当一个家伙希望用数据影响公众观点，或者向其他人推销广告版面，平均数便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伎俩，虽然偶尔是出于无心，但更多的时候是明知故犯。所以，当你被告知某个数是平均数时，除非能说出它的具体种类——均值、中位数还是众数，否则你对它的具体含义仍知之甚少。”在希望数值较大时使用均值，数值相对较小时利用中位数，还可以利用众数——所有待统计的数序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通常情况下，单凭一个平均数来描述事物过于简单，难起作用，不管这个平均数是均值还是中位数，也不管平均数的具体类型是否已知。”另外，调查所选取的样本往往也会有所偏差。这又让我想起一个经典的老笑话，比尔·盖茨走进一家咖啡馆，平均起来咖啡馆里的所有人都是千万富翁了。

    虽然这份报告的数据值得商榷，但是却将一个事实摆上前台，中国已经明显出现了“M型社会贫富悬殊”。“M型社会”这一概念出自日本经济战略专家大前研一的着作《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是近年来描述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象的新名词。M的左边是指低下层收入人士，右边是指高收入人士，两者人数会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人士则逐渐减少，大多数沦为中低阶层。

    大部分的“8090”显然处于中低阶层。抛开这个报告，200万仅仅是一线城市定居的门槛，二三线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不久前，包括新浪、腾讯在内的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这样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大陆娶老婆成本最高的十大城市”，其中深圳、北京、上海都超过了200万元，杭州、广州、天津、南京超过了100万元。官方或者科研机构报告的数据样本和统计方法总是艰涩难懂、让人怀疑，但网友简单的列举和计算得来的结果更容易让普通人明白和信服。

    以排在第二位的北京为例，娶老婆成本包括：

    1.房屋一套(80平方米以上)：以均价20000元计，计160万元。

    2.装修：中等装修，80平方米算，计15万元。

    3.家电家具：计8万(有部分由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

    4.轿车：普通轿车为标准（以现代伊兰特为例，约12万元）——一个北京女孩难以同意以汽车以外的工具代步。

    5.办喜酒：4星级酒店200人(20桌)计算，包括自带酒、烟、糖，计4万元（以人均200元花费计），回收红包以每桌平均2000元计4万元，收支相抵。

    6.度蜜月：不去港澳地区，不去新马泰，更不去云南、海南。主要以澳洲、欧洲为主，要不马尔代夫也行，以马尔代夫为例，平均每人费用以10000多，费用约为3万元。

    7.恋爱期，包括出去吃饭、买礼物、娱乐、旅游、送女友父母节日礼品等，以平均每月2000元的标准，谈2年，共4.8万元。

    综上，成本合计202.8万元。

    以男方家庭有30万元家产，男人年收入6万元计，攒够这笔钱需28.8年。最后得出结论为：男方倾家荡产+男人不吃不喝工作28.8年=娶一个北京中等条件的老婆的成本。

    这还只是结婚，以后还要生孩子、过日子，教育、医疗、养老……支出就更是难以计算。越大的城市，资源越好，但消费也会越高。“二百万”勉强够“8090”购买进入大城市的入场券，“场内”消费还得自行解决，数目可能更为巨大。

    于是，很多“8090”开始选择“逃离北上广”，离开一线城市，到生活成本更低的二三线城市。然而，到了二三线城市以后他们发现，二百万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使，也许二百万除了支付“入场券”费用以外，能再支付一些“场内”费用，但二三线城市除了房价以外，因为没有一线城市监管得严，物价也未必便宜多少，挣的也没原来多。许多重新开始起步的“8090”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越小的地方人际关系越复杂，公平性可能越差。为了生存，许多时候不得不“花钱”适应“潜规则”。在小城市转了一圈之后，他们又失望地去吃北上广的回头草去了。据中华英才网2012年8月22日发布的《第十届中国最佳雇主榜单及调查报告》显示，继前两年广大毕业生纷纷逃离北上广之后，形势又急转直下，新进入职场的求职者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一线城市。2012年，在毕业后一年内选择留在一线城市的大学生占比最高，为63%，和上年的38%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90后刚走出社会，80后还在奋斗的路上，希望是他们前进的动力。然而现在时常冷不丁地被抛出一个个天文数字，直接扼杀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走寻常路注定没有出路，不如起身寻找“捷径”？

    2010年9月，一个叫“左兰兰2010”的网友开始在微博上陆续爆出自己傍上高官当“职业小三”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并号召年轻姐妹当“小三”，奔小康。她自称来自农村，家乡到处是家庭企业，工人基本上是外来打工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工资不到1500元。“每当看到她们，看着美好的青春被这样廉价地折旧，我心里总是一阵酸楚。虽然说劳动是光荣的，但这种光荣我宁死不要。”大学毕业以后尽管有了工作，但是3000元的工资，让她感觉生活很艰难，又不忍心再向父母要钱，“在大城市里举目无亲，所以我选择了寄生”。明知自己做着“拿青春赌明天”的事，但她自称不会后悔。“小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但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在我就业的过程中，碰到的种种不公平，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明知道有风险，但我还得用青春赌一把明天。”就这样，“此生以来，我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把我的初恋献给了比我大二十岁的已婚男人。这一决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将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轨迹。”

    这些年，像“左兰兰2010”一样傍大款倚高官，做“小三”、“二奶”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像她这样理直气壮，并毫无忌讳地把自己从幕后推到台前，在大众面前甚感“光辉荣耀”还不多见。虽然“左兰兰2010”的做法不免有些极端，极大地挑战了主流价值观，但是从她的自述来看，她原本也不过是普通底层的80后大学毕业生中的一个，奋斗过、抗争过，只是努力过后依然苍白无力，曾经的激情与梦想在现实面前一点点地退败，弄得狼藉不堪，不得不高举双手宣告投降。于是才剑走偏锋，做起了“小三”、“二奶”，但却“一路阳光”，反而活得更有“尊严”，不仅当上村委委员，每次回家都“高朋满座”，常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生活极尽奢华之外，还能出手阔绰地全资给村里修公路，连父母在老家都变得极有面子。

    两相对比，你又会作何选择呢？

    人是理性的动物。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权衡利弊得失，找到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我们不能说她的这种做法和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不是那么金钱至上，也不至于催生这种不正常的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其实，“职业小三”的涌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过去的几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支撑了中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1年各国家和地区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排行榜上，中国的GDP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社会行走早已信心十足，所到之处都有“财神驾到”般的热烈欢迎。西方经济学中有“滴流经济”一说，认为只要整体经济发展良好，经济资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自然会使所有支流水量增多一样，使经济的成长惠及社会每一阶层和每一个人。然而事实上，“滴流经济”在中国并未起到作用，反而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权力、财富、地位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位于上层的那极挤压着位于下层的另一极的生存空间，下层个体如何自强不息、奋力拼搏也无法撼动权力阶层，妥协自然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用一个好听的词来讲那就是“适应”。

    正如“左兰兰2010”所言，“我们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少部分的男人手里。我们女性，如果能控制这少部分人里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拥有了一片江山。有资本做小三的女性，何不向我学习，分享这些财富呢？”

    她的论断虽有违道德，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逻辑”。

    当社会财富急剧膨胀，富人阶层不断壮大，而越来越多仍身处底层的“8090”对跻身中产阶层感到无望的时候，腐败的、欺诈的、低俗的、丑陋的、暴力的……种种不健康的社会弊病会不断地滋生暗长，并被人们所宽容和默许。回过头来才发现，物质富足并非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然而，不和谐的隐忧已经埋下。

    第五章 呐喊声虽大，却无人倾听

    现在年轻人身上最让我感到不安的一点，是垂头丧气，中国“8090”里面这种气氛弥漫得很严重。

    ——刘瑜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没有话语权的人，即便话再有道理也不一定会有人愿意听，只能通过放大声音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而这种努力过后的效果也可能不佳。

    “8090”是代际里的“富裕中的赤贫”。

    “8090”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已经很难成为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多数还是现实生活中有身份、有地位的80前。

    韩寒文章的真假是否真的那么重要？80后也许不在乎。80后在乎的是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传声筒。

    表面的温馨时间长了，会消磨80后发声的力气。

    “8090”只有变得更强大，才能占据一个个具有话语权的重要席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潮流引领者。

    古人说，有理不在声高。意思是，只要道理在你那里，你的嗓门高低没有关系。其实这句话是有瑕疵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话语权的人，即便说得再有道理也不一定能引起别人的重视，只能通过放大声音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然而这种努力过后的效果也可能不佳。

    在日本，有一个叫做釜琦的地方，是日本最大的贫民窟，从灯红酒绿繁华的日本大阪市中心坐火车，过不了多久就能抵达。这里是个被抛弃的社会，破败拥挤，疾病是这里的常态，肺结核的传染率是3％，相当于日本国民平均传染率的30~40倍。病痛与极度贫困结合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如肝炎、高血压、酒精中毒、抑郁症及吸毒。这里人们的生活往往伴随着离婚、破产和疾病，住在釜琦的人可能每天都要在建筑工地做苦工，也可能在饭店门口发传单，而更多的是流浪汉。他们被从四面八方“驱赶”到这里，沉入社会最底层，然后再也没有动弹的能力。死亡成为不远的必然，他们是被遗忘的存在。这样一个与日本发达经济极不相称的地方，官员们并不想让人知道，所以这里在官方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甚至连很多大阪市民也未必知道它的存在。然而，2008年年中的一场大规模暴动，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这里，这场暴动旨在控告警察虐待当地居民。当时日本媒体对此几无报道，只有外国媒体关注较多，最后他们的举动仅仅成为死亡前的无效呐喊而已。事实上，类似这种“富裕中的赤贫”之地，世界各地比比皆是，但是因为被刻意遮盖，人们看不见，在大家的认知里就成了不存在，久而久之连它可能存在过的痕迹也被抹掉了。

    同样，这种地方在中国或许也不少见。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富裕中的赤贫”。在中国自从有了“80后”的称呼以后，各个年龄段也被以此方式一一定义：60后、70后、90后、00后……然而50后、60后及70后的一大部分人虽经历过苦难，却也享受到了福利社会带来的物质保障，并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财富；00后以后的人还未成年，尚可舒舒服服地受庇护于上一辈；只有“8090”错过了分享制度红利的时机，需要独立不得独立，该而立又无法而立，可以说是代际里的“富裕中的赤贫”。他们当中大多被挤压到了城市郊区的村庄，一样的狭窄迂回、污秽横流；他们与在建筑工地做苦工的和饭店门口发传单的人居住在一起，他们的收入也未必比后者高，只是工作环境稍微体面一些。他们的脸上总是愁眉不展，工作、结婚、养育小孩、赡养老人，没有一样不让他们忧心忡忡，房子问题又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希望渐渐变成了绝望，于是形成了渐渐弥漫的垂头丧气的氛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直面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再自怜自艾，在危里抓机，从而也能走向成功。

    这样的一群代际里的“富裕中的赤贫”，必定需要足够的发泄渠道和意见表达途径。表面上看，我们赶上了全球化的信息革命，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和微博时代的到来，使“8090”有了更大的呐喊舞台。“8090”以为自己的声音可以震慑世界成为时代最强音，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最初阶段，是80后最自由的狂欢期。当时互联网还是新生事物，年长者尚未搞清它为何物，90后不是太小就是还没出生，80后及部分70后可以说是互联网的绝对主角。他们任意发声几乎无人干涉，只是他们的声音只在80后中间封闭传播，声音再大也只有自己听到。他们不过是一群自语者，他们的言论难为外界知晓和关注。

    很快，过分的自由加上80后的青春冲动，互联网成了流言和滥情的最佳集散地。网络的声音连同这个阵地一样逐渐被人们所不屑。

    随着年龄的增长，80后开始以成熟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网络上的发言回归正常并越来越有见地，并能够影响和带动后来的90后、00后。网络民意曾一度引起重视，连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温总理也曾提及重视网络民意志。然而，随即就有专家表示，网民是一个特殊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线下，多数的农民、农民工都不上网，他们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这番言论出自经济学家樊纲，至今他的这段话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性，很多专家与他一样对此持审慎甚至冷漠的态度。

    而当互联网真正受到重视之后，自由早已不在，互联网与广播电视、纸媒一样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监管。互联网也不再只是年轻人的舞台，越来越多的“5060”甚至是上了年纪的人加入进来，还有像经济学家茅于轼这样的“80后”——80岁以上的老人们，网民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这几年，网络群体事件时有发生，“邓玉娇事件”、“南京天价烟房地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陕西周老虎事件”……网络上强大的舆论直接影响了事件最后处理结果，互联网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然而这股强大的力量并非源自“8090”。“8090”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已经很难成为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多数还是现实生活中有身份、有地位的80前，他们可能是企业家、官员、学者、作家……而“8090”充其量是他们的附和者和追随者，大多只能推波助澜，难以引领潮流。

    这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韩寒——互联网上绝对的意见领袖了，博客点击量全国名列前茅。不得不承认，这几年韩寒利用博客不断发表他对公共事件的观点，为弱势群体与强权叫板，受到了相当的尊敬。梁文道评价“假以时日，韩寒能够成为当代鲁迅”。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被公众认可、硕果仅存的80后，也一度被质疑。先有麦田言之凿凿的质疑批判檄文，再有方舟子剥皮抽丝地例证打假，亦有一众网友鼎力支持。韩寒文章的真假是否真的那么重要？也许80后不在乎，80后在乎的是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传声筒，需要有这样一个话语权，如果韩寒也倒下了，整个80后的声音就更微弱了。

    如今，互联网的虚拟性已经越来越弱，现实性越来越强，互联网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现实社会的移植和复制。现实中有话语权的在互联网上同样有话语权，而在互联网上争得了话语权也就等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相应的地位。

    但“8090”现实生活的卑微处理，恰恰是互联网上虚弱表现的原因。他们总在积极表现，热情参与，呐喊声很大，但却和声寥寥，他们的声音总是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往往不是被淹没，就是被刻意地遮盖。

    于是，他们疲于对公共问题表态，转而热衷起怀旧。如果你逛逛中国大型的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可以看到关于80后的话题最多的是那些谈论童年记忆的，比如卡通漫画、电视剧或者是从街头小贩那里买来的便宜玩具再或者是零食……总之是跟成长有关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很多现在都难以找到了。80后维系在一种共同的记忆上，实际上这是一种在现代中国社会经历困境而又缺乏疏解通道的反映。可以说，他们试图通过怀旧来寻求一种自我安慰。80后的许多人都感受到了相同的压力，包括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特别是现在面临结婚的80后遇到高房价压力。在这种压力下，许多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抱怨，悲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些现状打击了许许多多年轻人。因此，许多80后开始追忆往昔，回想他们早已失去的纯真，以逃避他们内心深深的。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早期，80后的课余生活是贫乏的。彼时城市的孩子已经多是独生子女，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画片和电视剧是他们儿时的玩伴，是充满美好温暖的东西，带着理想主义的情怀。

    但是这种表面的温馨时间长了，会消磨80后发声的力气。80后没了声音，90后还敢出声么？渐渐地他们的意见就会被忽略，整个群体也可能被抛弃，从而在社会阶层层面上向下流动。

    所以生活在丛林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弱肉强食，“8090”只有变得更为强大，才能占据一个个具有话语权的重要席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潮流引领者。被打造出来的公知韩寒说，政府拥有公权力，但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具体人权、能力，包括社会影响力，甚至苍白无力，都能汇聚成权力。当有足够多后者，就能够改变公权力。但改变公权力并不是目的，束缚公权力才是。所以，那些这样的个体很重要。而且“8090”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个体，这个群体才有足够的权力和底气，才能不需要呐喊就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唯有如此，这个群体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

    第六章 我们都是无头苍蝇

    今天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人们的满足感却严重匮乏。

    ——大卫·美尔斯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依然身为蚁族的80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其实连蚂蚁都不如，更像是只无头苍蝇。

    “8090”之所以容易选择焦虑，跟他们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

    80后有着太多的共同的童年记忆，而这些共同性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性，于是他们不需要选择，也就不习惯选择。

    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各种选择包围，但是又常常无法选择，因为很多时候你在选择的同时也在被选择，而最后留给自己的选择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多，有时甚至没有选择。

    对于不习惯选择的80后和不会选择的90后，过多的选择反倒成为他们的负担，倒不如曾经国家给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塑造的人生之路来得幸福。

    过多的选择是有代价的。

    尽管现在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人们生活的满足感却在下降。

    社会赋予年轻人选择的权利之前并没有给予他们一个培育选择能力的环境，反而削弱了他们选择的资本和底气，于是选择就变得残忍。人生也就注定布满“杯具”。

    在生物界，有一些较为低等的生物，它们的神经没有都进化到大脑，有身体里的神经节，就算掉了脑袋还可以行动，只是失去了眼睛和部分神经无法控制行动。苍蝇就属于这种有顽强生命力的低等动物，据说如果苍蝇被切掉了头，因为失去了方向感，它还会扑着翅膀在原地打转数小时，直到饿死。

    2009年，青年学者廉思出版了《蚁族》一书，提出“蚁族”的概念，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进行了典型概括。蚁族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的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九成属于80后一代；他们主要聚居于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了独特的“聚居村”。他们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显然已经扩展到了90后，而众多已过而立之年，还依然委身于这种“聚居村”的80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其实连蚂蚁都不如，更像是只无头苍蝇。因为蚂蚁是社会性动物，从小有大蚂蚁照顾，长大了就有工作分配，又能享受房子和食物的福利，同时还可以跟上一代蚂蚁住在一起，赡养“老人”。而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之后，还是低等动物一枚，依然在原地“垂死挣扎”。

    实际上，不仅是蚁族，大多数“8090”都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他们不断地尝试不同的方向却又不敢选择到底往哪一个方向努力，总是在原地打转，像只无头苍蝇。这种类似于无头苍蝇的选择困难问题，在医学上被称为“选择焦虑症”，197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瓦尔特·考夫曼提出，也称作选择困难症。所谓选择恐惧症，是面对选择的时候会觉得异常艰难，无法正常作出满意的选择，在几个选择中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表现出恐慌、惊慌失措甚至汗流浃背，到最后还是无法选择而导致的对于选择所产生的某程度上的恐惧。选择恐惧症，在心理学上也称为选择困难症或选择障碍症，是一种不自信、缺乏自立意识、害怕失败、逃避责任的心理表现。

    选择焦虑症被大众所了解是因为一部香港电影《天生购物狂》，剧中刘青云扮演的李简仁就是典型的选择焦虑症患者，每次要做决定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手心冒汗，非常痛苦。哪怕是吃顿饭，都会把菜单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还会把菜品的优缺点全部列出，点个菜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都不算完。他练过很多种功夫，倘若是使出来，任何一门功夫都能战胜对手，可是对一名选择恐惧症患者来说，到底要用哪一门功夫，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用哪一门功夫他都觉得不够完美、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在选择的问题上大伤脑筋，甚至连对手都快等睡着了，他还不能决定究竟用什么功夫出手。

    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的“8090”，在遇到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先问百度，在网上将问题的利弊全部了解透彻以后，再去进行选择，而在决定的时候又举棋不定，进而又求助于网友。在一些论坛和微博上，到处是“选择疑问式”的求助。要不要跟老板谈加薪？要不要跳槽？该不该接项目？甚至连生活中做菜先放盐还是先放油的琐事都有人在等待网友的指点。

    “8090”之所以容易选择焦虑，跟他们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虽然市场经济已经萌芽，但是中国社会仍保留着集体主义的痕迹，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过着没有太多差别的生活：大家拿着差不多的工资（按照工龄和职称），住在差不多面积和造型的房子里（公家分配的），吃的东西也差不多（因为物流尚未发达，都是本地自产自销），穿的也差不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布料和款式），出门骑的自行车都差不多一样（男的骑28寸永久牌，女的骑24寸凤凰牌）……而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们都是坐着父辈“28式”单车上学，狂吃干脆面收集“小浣熊”贴画，看《葫芦娃》、《圣斗士》、《七龙珠》直至《灌篮高手》的动画片；拉过蛔虫，吃过宝塔糖，背过“五讲四美”，白天学赖宁、晚上偷打《魂斗罗》和《超级玛丽》……80后有着太多的共同的童年记忆，而这些共同性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性，于是他们不需要选择，也就不习惯选择。

    而90后的童年经历的选择要多得多，彼时物质已经极大丰富，城市增加了各种新机会，住房条件逐步改善，全社会处在发展的共赢阶段。90年代城镇出生的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衣食无忧，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苦，属于通常说的“蜜罐里长大的一代”，大学毕业前，有父母做主，有老师指导，他们也不需要选择，也没有学会选择。

    与80后经历的无差别生活相比，“8090”踏入社会的时代可以称作花花世界，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的选择何止万千？品牌、颜色、造型、型号……无穷无尽，应有尽有。他们毕业以后，不再有国家为他们塑造人生，一切都需要进行主动的自我设计。工作要自己找，房子要自己买。他们可以选择从事任何职业，这个职业可以跟所学的专业相关也可以毫无关系，可以作为长期的事业也可以用来短期过渡或者积累；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工作单位的性质，无论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境外机构，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他们可以选择生活的地点是中国还是外国，是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是县城还是农村……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各种选择包围，但是又常常无法选择，因为很多时候你在选择的同时也在被选择，而最后留给自己的选择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多，有时甚至没有选择。譬如就业，“北上广深”的人才需求量占到全国的32%，本土500强企业中的一半集中在这些一线城市，看上去机会很多，但是竞争也激烈，人才也多，不仅有本地众多名校的毕业生，也有各地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慕名而来，也是众多海归的首选之地；同时，选择“北上广深”还得承受大城市高昂的房价、拥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气质量以及难搞的户口……而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城、乡村，越小的地方越靠关系，机会少收入低，教育、医疗、文化资源与大城市的差距又不是一星半点，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复杂……所以，无论作何选择都面临着风险。

    对于不习惯选择的80后和不会选择的90后，过多的选择反倒成为他们的负担，倒不如曾经国家给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塑造的人生之路来得幸福。在此之前，大学生按照既定的路线，一毕业就可以得到一个干部的身份，然后到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从事脑力劳动，一步一步，凭着工龄资历来改善自己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水平，到了年老可以顶着个科长处长或者高级工程师之类的头衔光荣退休，到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遗憾，在心理上总是稳定踏实的。

    而现在不少大学生，看上去是无所牵绊“海阔凭鱼跃”了，到处都是机会是舞台，随便一个翻滚都能激起美丽的浪花，得到喝彩。于是这里跳跳、那里蹦蹦，哪个公司哪个行业都试试，多年奋斗过后，自己的目标被不断地修正，从最初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一个富豪，到后来的要嫁（娶）富豪（富婆），逐渐演变成要生一个富豪……最后回过头来，感觉自己就是一只无头苍蝇，无论从哪个方向选择努力都难以赶上过去年代的那种稳定生活，没钱没房没地位，终日奔波劳碌，心力交瘁，自信心在一点点地消磨殆尽。

    “毋庸置疑，选择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可以控制自身的命运，并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获取我们确实想要的东西。选择是自主的基本条件，而自主则是良好生活的基础。健康的人渴望也需要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更多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好。过多的选择是有代价的。”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行为学教授巴里·施瓦茨告诉人们，选择是件好事并不等于更多的选择会更好。实际上恰恰相反，过多的选择致使各方面的考量也会增多，让选择承载的寄托过量，于是希望越大可能失望越大，自怨自艾心情压抑。对于需要决策的事情更是缩手缩脚止步不前了。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所谓的选择性焦虑症。

    所以尽管现在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人们生活的满足感却在下降。社会赋予年轻人选择的权利之前并没有给予他们一个培育选择能力的环境，反而削弱了他们选择的资本和底气。大学扩招使得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光环扫地，大学毕业生如同蚂蚁一般密密麻麻数不胜数，于是选择就变得残忍，俯仰之间，世事变迁，踮起脚尖够不到天上的云彩，蹲下之时脚底的泥沙已被潮水吞噬。人生也就注定布满“杯具”。

    巴里·施瓦茨说，无从选择，多即是少。

    “过去，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没有选择，一座城镇，一份工作，一直到老。现在，我们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但选择依然很难。这不仅需要个人勇气，更需要一个伟大的时代让它变得容易。”

    这是某网媒在2010年年终策划《选择》的结尾，也是我此刻想说的话。

    第七章 80后够苦了，90后还更惨？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1990年出生的孩子把自己往80后身上扯，多少也有一种同命相连的亲切感和仰望“圣斗士”的崇敬感。

    从2002年第一批80后步入社会开始，权力的壁垒在逐步地筑高、夯实、加厚，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密实，生存环境是急转直下，一年不如一年，留给后一年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恶劣。

    在房子这个问题上，80后晚一年出生的人总比早一年出生的觉悟要早，但是到了85后就几乎没什么机会了。

    大部分90后只能把买房当作理想去奋斗终生了。

    90后的爱情观：容易上瘾，但只是身体的事情，与心无关。

    90后对于爱情的态度看上去玩世不恭，实际上是不自信和对他人缺乏信任的表现，是爱低能的表现。

    90后最是害怕云端里的东西，一切以此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批评的行为都是徒劳。

    早熟毕竟是扭曲而羸弱的，容易凋零。

    公司新入职的员工里来了90后，我怀着好奇与他们交流。本以为他们如媒体和网络上说的那么自我意识膨胀、非主流，但从他们的穿着来看并无太多特别，就是普通年轻人的打扮。当我问他们是不是90后时，一个男孩略带腼腆认真地告诉我，他出生于1990年，和1989年出生的人没什么两样。他刻意回避了“90后”这一称呼。作为第一批打入其他年龄段的90后，他们这种谨慎和低调着实令我意外。

    确实，一个1989年出生的人和1990年出生的人是很难看出其中的区别的。虽然媒体上一直有把1988年、1989年出生的叫作“泛90后”的说法，但奇怪的是，1989年生的人总会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划到80后的阵营中去，而把90后撇得老远。记得蒋方舟写过一篇文章《90后死于板结》，这位1989年10月底出生的天才少女就特意地强调了自己80后的身份，还用了较为夸张的描述将自己与90后划清界限：“我之前总是被前辈打量，等到90后长大到足以成为一个词时，我立刻用银簪在自己身后划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忙不迭地跳到河岸，站在双手环胸的那一排老朽里，对彼岸的90后表示出好奇、不解、不满，其中也有一些怵然的敬畏和深切的怜悯。”

    可见如今的“90后”并不是一个什么好词，是被妖魔化的群体，人们往往只要能跟它撇清关系就会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断”。我很理解他们的做法，人天然地会选择向上看，而初入社会，不管是1989年出生也好，还是1990年出生的也罢，他们当然愿意与比他们早出道的80后为伍。而早期的90后第一次告别90后群体，要与90前的人相处，撕下“90后”的标签可以说对融入社会大有好处。同时，我也相信，这些成长于互联网普及期的孩子，已经深刻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权势构成的强大壁垒已经横亘在他们面前，阻挡住他们的人生梦想。80后是被这种强大壁垒阻碍的第一代人，他们把自己往80后身上扯，多少也有一种同命相连的亲切感和仰望“圣斗士”的崇敬感。

    说与80后同命相连其实还是90后的乐观估计。90后的生存环境较之80后还要严峻得多。从2002年第一批80后步入社会开始，权力的壁垒在逐步地筑高、夯实、加厚，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密实，生存环境是急转直下，一年不如一年，留给后一年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恶劣。

    我出生在1982年，记得我当年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省级报业集团中。那年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全部采用了聘用制，而这个报社前两年录用的大学毕业生（这当中多数是1980年出生人）还有事业编制。要知道在中国的事业单位里，有编制和没编制的在身份地位上有极大差距，有编制的是正经的“国家干部”，没编制的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临时工”，这种等级落差在心理是很难承受的。好在我们当时还属于报社聘用，工资和福利待遇看上去与正式编制的差不多；这家报社又是该省的行业老大，效益好，除了身份上有些心理不平衡外，金钱上的弥补基本上可以给受伤的心灵些许安慰了。但是再比我晚一年进这家报社的毕业生，已经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少部分是报社聘用，大部分已经变成了部门聘用，别说身份，就是工资福利的差别也不是一星半点了。后来，我离开了这家报社，据说现在有的部门早已采用了竞聘上岗制，编辑记者竞聘不上的就得出去跑业务，所谓跑业务就是拉广告，完不成任务的就只能领几百元的工资。

    这就是90后职场竞争惨烈场景的一个缩影。

    房子是现在年轻人绕不过的话题。但在80年代最初几年出生的人刚毕业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少被他们考虑，似乎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一方面还寄希望于单位哪天大发善心给大家分福利房，毕竟他们是被80年代集体主义的营养水泡大的，还保留相信组织的天真——虽然1998年房改明令禁止福利分房，但是在2006年之前确实还有很多单位换了名头给员工发放这样的福利。当初我毕业的时候，就有老员工不断向我们透露关于报社分房的各种信息，比如报社在哪儿建房子，新房给老员工，新员工可以分得旧房。又比如报社在哪儿又买了一块地，将来要建别墅，每人半亩只要5万元……总之流言漫天飞，底层的你永远辨不清真假，但又总会心存侥幸。另一方面，火爆的房地产市场还未形成，房价并不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贷款买房这种方式也还没被大多数中国人接受。80后总是想着哪天攒够了钱再买房，注意，当时想的攒够钱指的是房屋的全款而不是首付，他们觉得给银行利息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自己一身债务也非常可怕。所以，那个时候在初入社会的人心中，买房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却已经为时晚矣。我2004年毕业，我们报社对面就有一个刚开的楼盘，如果把那个城市地图画上两条对角线，这个对角线的交汇处就是我们报社对面的公园，就是这样一个紧挨着全市数一数二公园的省会城市正中心位置的楼盘，一平方米只要2000多元。彼时的北京房价均价也就4000多元，很多人的月工资都超过了一平方米的房价。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一两年以后是可以很轻松地付一套房子的首付的。只要抓住机会，房子不是问题。

    在房子这个问题上，80后中晚一年出生的人总比早一年出生的觉悟要早，但是到了85后就几乎没什么机会了。他们毕业的时候房价已经飞涨，而毕业生的工资并没有因此提高，反而因为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有的行业甚至出现了下降，工资与每平米房价的差值越来越大。现在的90后的购房意识应该说比之前的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要觉悟得早，他们还在上中学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房价的飞速增长，就业后买房的意识早已灌输到他们的大脑，于是大部分90后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变得非常的具体和务实——买房，但是很多人只能把它当作理想去奋斗终生了。蒋方舟特别看不上现在90后的现实，认为理想应该是云端里东西，不是用来实现的，比如“天堂是一座图书馆”，而不是幻想“天堂是一套商品房”。但是，现在房子不是早已经被送到云端里去了吗？它与天堂一样远离普通大学毕业生的真实生活，变得虚无缥缈，很多人也就想想而已。

    其实，对于90后而言，被送上云端的不止给他们遮风避雨的房子，还有曾被称作心灵的港湾的爱情。搜索跟90后爱情沾边的报道，正面的声音很小，反倒是非主流“自拍门”、“援交门”……全是爆炸性挑战道德底线的丑闻，他们把性当作游戏和赚取零花钱的手段，而爱却难觅踪影。90后作家桃木棉有一本书叫作《90后爱情：抽烟，伤肺不伤心》，光从标题就很明白地表达出90后的爱情观：容易上瘾，但只是身体的事情，与心无关。

    90后对于爱情的态度看上去玩世不恭，实际上是爱低能的表现。他们这一代人较之80后，独生子女普及率更高，又成长于中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问题频出的时期，从小就受到了强大的自我保护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爸爸妈妈不在家不能开门”、“别人给的东西不能吃”……于是他们除了父母以外，对社会和他人缺乏起码的信任，变得冷漠，很难与他人发生利益交换之外的关系，并很难确定自己有能力把一种关系长期保持下去。倒不如先解决眼前的身体和精神享受实际，至于像抽烟一样伤身上瘾谁在乎呢，只要不伤心就好。

    “爱是一种信仰”，这是60后歌手张信哲对爱的诠释。从这个角度来说，90后的爱低能又反映出了他们的信仰缺失。什么是信仰？只有当信任变得极端化，才会形成信仰。一个对自己都不相信的人，还能指望他去极端信任什么呢？90后出生的年代，早期下海的那拨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社会价值观也随之改变，理想主义被物质主义打败。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的种子自他们出生就已经种下。

    90后最害怕云端里的东西，一切以此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批评的行为都是徒劳。不要说他们功利、现实、目光短浅，因为社会强势壁垒在迅速地板结，留给他们发展的缝隙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去寻找眼前可突破的缝隙，竭尽全力地钻进去才有希望，否则根本没有未来可言。

    这种紧迫的形势如同催熟剂一般，逼迫他们早熟，更早地跳入社会的大染缸里。部分女生中学尚未毕业就开始外出援交给自己挣零花钱或者补贴家用，漂亮一点的认个干爹；当然利用“青春”迅速致富也不是女生的专利，有的男生也一样到处求包养。他们还想尽一切办法迅速成名，另类、怪异、反叛和非主流，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希望自己的出位能够打破凝固和静态，让改变发生。当然，这都是个别现象。

    然而，早熟毕竟是扭曲而羸弱的，容易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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