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中国内地）

    最早的一拨80后进入而立之年之后，“8090”源源不断地跨入了而立的门槛。这个后续部队，从头望不到尾。

    所谓的“而立”，在中国的传统中，讲究的是成家立业，注重的是安身的层面。只是，当安全感被急速地偷走，想立业，却两手空空，更是无爹可拼；想成家，却一不留神，就被打上了“剩”的标签，只好“相亲才会赢”，但往往却是“非诚即惹”。

    那么，我们还能立得起来么？

    答案是，能！

    “而立”绝对不是有车有房，或是再加两个小情人。这种而立极其肤浅。真正的而立，是经过了艰辛世事的打磨，经过了你对自身目标的确认、对内心真实的坚守。是在人云亦云中，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随波逐流里，能拥有自己的方向。这才是而立。我们需要做到这样的而立，也应该能做到这样的而立。

    两手空空不是我们的耻辱。

    心中空空才是我们的悲哀。

    在这个急速变迁的时代，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安心，绝对要比安身更值得我们去努力。尤其是当安身变得殊为不易，安心就显得尤其重要。心静自然凉，心定方才闲庭信步，安然如山。

    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独活。

    只是这要安的心，不仅仅是你的耐心、爱心，信心，还有责任心、良心，更重要的还有，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保持理性以及公共精神……这些都是安心的重要砝码，注定了你人生的深度和精神的厚度。

    身无所归，却心有所安。

    社会偷走我们再多的安全感，我们也能够对抗。

    第八章 用公共精神来为“8090”打一场翻身仗

    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

    ——玛格丽特·米德《代沟》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不只是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公共精神的也不止一代人。

    我们能不能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一句：难道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

    恰恰拥有父辈看来的“坏毛病”特质，“8090”才能崛起。

    “8090”更注重“个人”，注重自己的感受，关心自己的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8090”的一切表现都从这里展开，公共精神也由此进一步生发。

    对待“8090”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温和的质疑方式，因为不再咄咄逼人，不再裹挟着敌意，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易接受，建立起有效和可靠的互信，而不是互推责任的躲避；另一方面则可以唤起更多的公共精神，让更多人的公民意识得到培育与成长。

    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改变怎样的自己。

    80后被冤枉了十多年。1993年，一篇名为《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文章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中国孩子也因此被贴上了一个沉重的标签——“被溺爱的一代”。娇生惯养、自私懒惰、缺乏公共精神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公知口中的“公共精神”究竟是什么？老实讲作为一个80后，似乎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这个看上去一本正经特别学术的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真冤呀！就连想甩掉这个标签都不知道该把这股子劲使到什么地方。

    当然，我也曾很认真地去查询过“公共精神”的意思，简单说，它可以理解为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通俗地理解，这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论升华版。

    可是缺乏这种精神的仅是80后这一代人吗？

    鲁迅先生说：“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不很多。”19世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通过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观察，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他说：“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防范不严，（后者）便唾手可得，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地不见了。”林语堂说得更直白：“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中举了一个例子。1851年，道光皇帝死了，外国人很关心道光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承皇位，继位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在小酒馆里，几个外国人试图同酒馆里的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干吗去费精神作那些无聊的推测呢？那是大臣们的事。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

    其实不止一个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公共精神的也不止一代人。文化也好，精神也好，你无法抛却自有的传承性。“5060”在国家强权的阴影下生活，国家代替了他们思考，他们被纳入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框架里，所以不需要有什么公共精神，只需要服从。而70后则是在政治运动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当国家的宏大叙事破灭之后，他们矫枉过正，走向了私我的叙事，公共精神不足。而父辈们一边感叹80后自私、缺少公共关怀，一边又把80后圈在自己惯有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中。

    要数落的可不仅仅是80后，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莫里老人的总结似乎说明了这个共同的问题：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误导下去。余秋雨曾说：“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一句：难道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的需要变成了想要，想要的内容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钱越多越好，拥有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四个字我们反复对别人说，别人也反复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以为这是真理。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缺乏公共精神毫不奇怪。

    不同的是，“8090”天生有着公共精神的土壤，只是在等待引导并觉醒的机会。“8090”成长、成熟之时正赶上了中国变化最快的时代。每天的变化，像一列极速飞驰的列车，不由分说地把“8090”推送到一站又一站。虽然同样久居相同环境之中，但跟父辈相比，“8090”天生带有对上一辈的反叛精神，这让“8090”具备了公共精神复生的条件。

    比如说，城乡环境的急剧变迁，让“8090”成为有史以来乡土观念最淡薄的一代中国人；又比如说，在计划生育大棒下，“8090”变成了共和国的独生，整整几亿人，都是以独生子女为主，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当大多数年轻人成为独生子女时，一种全新的人际交往规范就产生了。

    传统中国讲究长幼秩序，长者须对幼者加以爱护，幼者则须对长者表示恭敬。但是，这一长幼契约被“8090”打破了——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任职的田方萌就指出——在“8090”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个体，年长并不构成尊敬的前提条件。对于比他们年纪大的人，“8090”既不会施以敬意，也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常常被父辈们视为唯我独尊，自我表现欲望强。一位西方记者称之为中国的“自我一代”（Me Generation），他们的人际交往建立在基于自我利益的理性考量之上，而非熟人社会的礼节习俗。在独子时代，家族不再承担保护个体的功能，个体也从家族的笼罩下解脱了出来。

    虽然让父辈感到不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恰恰因为拥有父辈看来的“坏毛病”特质，“8090”才能崛起。

    因为成长环境相对孤独，自我表现欲望又很强烈，“8090”比前几代有着更强烈的动力进入公共空间。《人民论坛》在一份针对“8090”的问卷中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价值观是什么？”其中，选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和“为国家与民族崛起而努力”两项的最多，前者占35.75%（921票），后者占32.18%（829票）。根据调查结果，问卷总结道：“他们的父兄们懂得集体表达，‘8090’则学会了个体表达。他们构成了中国网民的主体，有着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实现自我表达。”没错，这一代人更注重“个人”，注重自己的感受，关心自己的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8090”的一切表现都从这里展开，公共精神也由此进一步生发。

    以青岛姑娘潘琦来说，突然关心起公共生活，并向代表权威的有关部门发出声音，出发点其实很简单，她和她的朋友圈，一群80后，发现决策者正在用没什么意义的树占领他们所喜爱的草坪，于是他们携手行动起来。

    这就是公共精神的内涵。也许他们并不会“位卑未敢忘忧国”，家国天下这样宏大的命题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的微博、手机短信和饭桌的话题上，但他们“护群”和“护短”的特点，决定了一旦他们周围的小环境被恶意损害，产生不良变化，他们就有动力和勇气，去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公共生活中甚至成为抗争的主力。看上去，他们争的是自己的自由，是利己。事实上，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除了潘琦和她的朋友，《南方周末》也开始关注那些在热点事件中的年轻建言者。“在2012年的秋天，诸多公众事件中均出现这样一群‘较真’的年轻人身影，如哈尔滨断桥事件里的上海大学生雷闯，致信铁道部的甘肃大学生黄焕婷，他们均希望政府部门公开相关信息。”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1992年出生在河北邯郸农村，还在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读大二的学生，刘艳峰。他曾在2012的9月1日，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函，要求公开该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收入。该局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表叔”。在《南方周末》看来，这些年轻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他们特点鲜明，个性独特，成长足迹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历程同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自主意识，以及更高涨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刘艳峰们”正在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年轻一代的问政意识正在崛起，他们以更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些当年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突然就成了“靠谱的一代”？“8090”公共精神的崛起源自一个非典型时机：2008年。

    国家的灾难性记忆，80后都是从历史课本和影像资料中获知的，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从十年“文革”到唐山大地震，上一代的集体苦痛，“8090”没有直接的感知。2008年汶川地震给“8090”上了一堂灾难教育课，他们从未如此集中面对这么多的灾难和现实。在国难的悲剧性力量中，“8090”像被放进沸水中的脏瓶子，那些负面的标签——浮躁、叛逆、冷漠被一一泡软撕掉洗刷干净，道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被晶莹的瓶身折射了出来。《新周刊》评价道：“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进入状态。这也充分说明，将切·格瓦拉作为消费符号只是他们的次优选择，一旦需要，他们很快会显露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有评论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在“8090”身上复活了。更有“5060”的人在反省，曾经被视为“贬义”的东西，是否是上一代人所不具有的个体价值的觉醒？究竟是“8090”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灾难来临时觉醒了，还是大地震使更多的人从对他们的成见中觉醒？2008年作为“8090”的一次预演，虽不华丽且略显仓促，但“8090”终于在这一年的悲喜交加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完成了集体蜕变。现在他们开始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将逐渐显现。

    对这一公共精神，以及如何表达这种公共精神，还将在后文详细叙及。总之，从汶川地震开始，到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经过这些抗灾救灾以及重大活动的历练，过去的十年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与此同时，新一代青年也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平台。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公益事业成长为公民，继而进入公共事务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只是，面对这些“较真”的年轻人，社会或者说体制，又该选择什么样的姿态？拒绝，欢迎，还是很不适应？

    胡适追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也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叫《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政治家的风度》，后几经斟酌才定此名。可以看出来，这篇文章是为专制、落后的国民党政府而写的，主旨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

    这就需要我们的社会或体制，也要有大胸怀，不要动不动就将他们的热情扑灭，甚至将他们当成恨不得一棒子打死的刁民。有人这样说：“我觉得一些所谓的刁民，包括那种一遇到拆迁，就特别爱讨价还价的人……他们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那种显示出来的毫不退让，甚至是有点得寸进尺的作为，至少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打破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那种讨价还价的边界。我们这些不太较真的人，这些普通的人，在很大意义上是在搭他们的便车——搭他们开拓的这种民间的私人的权利的空间。”

    《南方周末》在报道这些年轻人时，用的是这样的大标题——“勇气来自宽容”。可以这样说，是社会对年轻一代正变得越来越宽容，才让“刘艳峰们”添加了勇气。在给陕西省有关部门发函，要求公开该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收入后，刘艳峰发现并没有人找他麻烦，相反他还得到了理解和支持，而学校也对他的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这种局面，自然让人有所欣慰。

    当然，跟“5060”所习惯的戏谑、臭骂控诉、审判相比，几乎而立之年的80后，以及渐渐进入社会话语主流的90后，更懂得如何发声。这也让他们在“较真”之时，多了理性，少了对抗的剑拔弩张。这也是“8090”的建言更讨巧讨喜的原因之一。

    2012年5月，广州高中生陈逸华在地铁站举牌，收集市民签名，呼吁市民阻止地铁翻新计划，被网民称为“举牌哥”。结果在媒体的关注下，地铁公司被迫回应公众质疑，并最终作出让步，表示会本着节约原则翻修，未开工的车站没有坏的地方不会改动。与此同时，广州还有一位“光头哥”，他以网名“brainisbrighter”发布博文《征集广州市民剪光头照亮广州，拦下1.5亿光亮工程》，希望以“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表达意愿。

    同样是表达质疑和反对，青岛姑娘潘琦的方式，也让人眼前一亮。表达意见之初，她总会先查阅有关资料，确认过程和权利的合法与合理性，即使被政府踢皮球、问题得不到进展，她也不忘说“好的，谢谢”，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温和、平等的态度。《法制日报》在题为《质疑也是公民的一种能力训练》的文章中这样评价：“这样的质疑方式，因为不再咄咄逼人，不再裹挟着敌意，一方面可以使政府更易接受，建立起有效和可靠的互信，而不是互推责任的躲避；另一方面则可以唤起更多的公共精神，让更多人的公民意识得到培育与成长。正如在潘琦之后，更多的青岛年轻人行动起来，拍照调查，详细核实。”温和质疑，有态度才有力量。“你想要怎样的世界，就先改变怎样的自己，”这是另一个温和质疑者王赫在微博上写下的话，“改变自己，便是行使自己的权利。有这样的态度、有切实的行动，才会让公民社会的成长不再那么艰难逶迤，不再让公民精神深度睡眠，难以醒来。而温和地质疑，则是行使自己权利的最好选择。因为温和，质疑不再是愤怒的宣泄；因为温和，质疑就会成为规则下的诉求，而不是可怕的构陷。少了些猜忌和冷漠，求同存异便有了基础。”

    梁济去世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公共精神，便是答案之所寄。

    第九章 再启蒙，做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未经审思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苏格拉底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在这个“风险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的时代，由计算风险而养成的算计习惯，把一大批人变成了患有深度强迫症的机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

    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听信了那些相同却又难以一蹴而就的成功准则，看不到别样的生活可能。

    当今，富饶的贫困依然存在，尤其是精神上的贫困。随大流、盲从、人云亦云，成了社会常态。中国最缺乏的是理性思维，是独立思考精神。

    面对无孔不入的文化灌输，唯一躲开的方法是不要相信现有文化，建立自己的文化。

    在梁启超那里，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欠缺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所谓的启蒙是一种出走，是一种引领人们看到有别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也许是不对的，但至少让你知道生活中其实是有别的可能性的。

    所谓的追求时尚，也是一种企图把自己埋没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获得一种安全感的方式。

    什么是最完美的一天？

    一位临终的老人是这么跟自己的学生描述的：

    早晨起床晨练，吃一顿有甜面包圈和茶的可口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聊聊家庭。然后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尽情享受久违的自然。晚上去享受上好的面食，剩下的时间用来跳跳舞，回家睡一个好觉。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上了年纪后患了绝症。学生匆匆赶来看望他，而他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周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门课持续了14个星期，老师辞世后，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出版成一本书——《相约星期二》，造成全美国的轰动。

    在莫里老人眼里，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他认为那是美国教育文化的弊病，而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该心有戚戚。

    因为当下，几乎没人感觉自己活得舒服。

    “人们处于饥饿状态，他们持续紧张着，不管拥有什么都嫌不够。”宗萨钦哲仁波切说。这是一个“天下皆贼”的时代。钱、机会、幸福感，什么都偷；爱、睡眠、创造力，什么都丢，直到两手空空，最后连脑子都空了。于是帮我们充电的书越来越多，《21天搞定电影剧本》、《7个销售咒语，搞定百万大单》，快速养生，快速致富，快速揣摩老板心意上位，快速掌握女人心理……我们就像边充电边通话的手机，越来越燥热，却无法止步。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提速后的人生观让我们铆着劲意淫，然后化成无数不耐烦。就像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的那样，在这个“风险文化”成为主导文化的时代，由计算风险而养成的算计习惯，把人变成了患有深度强迫症的机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我们最爱“快进”，评论，要沙发。寄信，要特快专递。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烦躁症来自于担心，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担心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闹心的是，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而是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所见所闻甚至亲身经历：他是银行的VIP，拿号这个词已经从他的字典里排除了，我们目送他直接走向柜台，办完业务后扫一眼还在铁椅子上等待的可怜虫；他不用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因为认识院长、主治医生或者行政人员，他可以直接走到专家诊断室里。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开玩笑，他订的是机票，全价，就算是黄牛，他认识的也比我们高级。所以我们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我们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我们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不得不耐心等待，焦躁不安让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的良心甚至尊严。于是我们追不到的女生成了“神”，于是我们一边鄙视拼爹，一边在角落里竖起个牌子悄悄写上“求包养”。

    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听信了那些相同却又难以一蹴而就的成功准则，看不到别样的生活可能。如果渔人、猎手都以庄稼丰收为幸福标准，他们的烦恼和失落可想而知。杰克·伦敦在小说《热爱生命》里，写了一个迷途者的故事。一个不幸的旅人在荒野上迷失了方向，但他最终不但干掉了一直尾随他想把他当食物的老狼，还成功获救回到了人群中。但这远不是一个励志或者探险故事，讽刺的是，即使回到了人类社会，旅人却仍然保持着荒野上的习性，他拼命吃掉所有见到的食物，最终成了胖子，还偷偷把面包塞满每一个角落……也许，人的生存能力其实很强，但有时候我们竭尽全力得到的，或许只是一堆干瘪的面包而已。饿怕了的人常常养成饥饿思维，抓住一块面包便不肯松手，即使已经吃饱，还是忍不住囤积，甚至努力把“亲身经历”告诉身边的人，于是“拥有面包”又成了不少人的真理和奋斗目标。

    看故事的人当这是个笑话，撇撇嘴，然后打卡上班，在目光扫到电脑桌面的风景时，低声嘀咕：“我要成功。”

    谁洗了我们的脑？

    “现在的世界让我们缺少与众不同的运气。”宗萨钦哲仁波切曾言。让·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提到：“现代变革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真实的荒漠’。借影视和网络，文化产品得以被大批复制，所有人都迅速接受同样的信息。包括对真和假，好和坏的人为构建的判断。”所有人都被灌输了同样的关键词：名牌、潮流、嗜好、俱乐部、高帅富……

    白南风曾给《SOHO小报》写道，25年过去了，富饶的贫困依然存在，尤其是精神上的贫困。随大流、盲从、人云亦云，成了社会常态。中国最缺乏的是理性思维，是独立思考精神。电视很难关掉，网络更加密布，被各种信息轮番轰炸着，上一次的独立思考是什么时候？

    在生态上，我们以追求幸福的名义，以一种高速度的办法在自杀；心理上，我们以成熟的借口，强烈地与自己疏离。类似慈爱、宽容、理性等价值，几乎是被拿来嘲讽用的——我们跟着媒体，管杀人嫌犯叫“爆头哥”，我们跟着微博上那些大V，骂倒或溢美同一个人。

    这种文化灌输几乎无孔不入，唯一躲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现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如果连这句都想不起来，那就别忙着赶路了，因为我们的灵魂早就跟不上了。

    别去听成功人士的演讲了，他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为复制成功从大兴跑到海淀倾听，但跟时代牢牢绑定的成功不可复制——无论是白手兴家还是一夜成名的经验，对你来说都属于偶遇，时不再来。俞敏洪发明新东方精神，把英语变成成功学，把留学变为人生拐点，但海归回国遭遇的却是低薪与失业；李阳告诉你疯狂与自信是改变人生的力量，但朝他下跪的年轻人，如何能担当起“自信”两个字；刘墉教你如何靠平常心成功，但身处欲望社会，最找不着的就是平常心；星云法师说“放下”，但好容易拿起来的放下就归了别人，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品牌打折专场。

    梁文道曾坦诚：“我觉得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功课。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经验——觉得完全没有错误、没有问题的——交给下一代。为什么？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都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整个世界跟现在很不一样，所以我真没什么有价值、没有异议的经验可以给他们。我能够给他们的是一个中年人会有的想法，希望那些想法对他们有点刺激，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就必然是对的。”

    莫里老人给学生上课时也说，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别让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最后落入“他人的闹剧”。

    所以，我们需要再启蒙。

    在梁启超那里，启蒙的任务就是要将品性上有根本欠缺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他批评说，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等已造成了中国人的人格缺欠，国人的这种集体性缺欠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而在《呵斥旁观者》中，他又痛斥国人的冷漠，把“旁观者”细分为混沌派、为我派、呜呼派、暴弃派、待时派等，表示其共同点是“无血性”、“放弃责任”，世上最可憎可鄙的就是“旁观者”。

    时至今日，梁启超所批评的，依旧还在这个世界上有待批评。而他所努力的启蒙，也在很长时间内，被救亡压倒。当民主成了“德先生”，科学成了“赛先生”，并在古老的帝国活了90多岁，启蒙却成了中途停止生长的婴儿。当然，这个世界也有不少人正激情勃发地充当起了启蒙者，但最终他们不是好为人师，就是变成了李阳式的成功人士。

    所以，我们要的启蒙，并不是说把你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好像你觉得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灌输给别人。在《民主不是万能的》里，刘瑜说：“所谓的启蒙是一种出走，就是一种引领人们看到有别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也许是不对的，但至少让你知道生活中其实是有别的可能性的。”

    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不屈服权威。许倬云当年赴美求学时，发现美国的学生都喜欢问问题。他的一位印度朋友，一次被学生问得无言以对，情急之中，说：“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此言一出，举座哗然。有学生就站起来说：“老师，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许倬云也是由此悟出，不屈服权威正是美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拒绝紧跟庸常的流行。

    刘瑜便提醒当下的年轻人，要警惕时尚的陷阱。“所谓的追求时尚，也是一种企图把自己埋没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获得一种安全感的方式。当然，除了追逐这种表面上的时尚，买什么衣服，买什么车，买什么牌子的电脑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在思维上大家也容易陷入这种追求时尚的陷阱。比如说现在韩寒最热，追韩寒就是最潮的，如果换成现在郭敬明最热，追郭敬明又成最潮的。我觉得这种人就算他观念跟我一样，我也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当一种思维的时尚潮流到来的时候，急于跳到这个潮流当中，然后在这个潮流当中相互取暖，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好现象。”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追求时尚，其实是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权利，以及放弃发现生活可能性的意愿。

    4万元，10个月，18个国家。谢谢和菜菜辞职背包环游的故事曾在微博上疯传着。没钱，他们睡机场睡车站，破屋“虽不见老鼠，时而见蟑螂”，语言不通，两个英语盲愣是用笔画了一个月。“环游世界，勇气比钱更重要”，“30岁了，再不出去走走以后会越来越没勇气”。但在谢谢和菜菜的帖子下面，网友的评论惊人一致，除了赞叹之外，唏嘘如“可惜我们过了这个年纪”，吐槽如“旅游快一年才花四万是天天睡桥洞喝风吗？真要那么省就别出门了好嘛”，几页之后，才有一个显得微弱的声音：“有一天我也会去的。”

    另一个励志故事的主人公叫依玛，一个在长滩岛的流浪者。她来自一个普通家庭，一直靠自己的努力实现各种阶段性目标——考上重点高中，从南方到北方读大学，毕业进入大公司。她走着一条标准的白领历程，一眼望得到头的是前途，数眼望不到头的是压力、人事斗争和健康问题。她在长滩岛迈出流浪生活的第一步，虽然以失败告终。回到北京后，她仍对那海那岛念念不忘。终于有另一次机缘，她再次来到小岛。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要留下来。这个不爱冒险、运动尝试也基本为零的女孩，竟然放弃了开首饰店的初衷，考取了潜水教练资格证，成为一名深潜教练！

    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位老船长……这个唱响在无数人耳边心中的情景，成了依玛的生活写照。

    “人生充满了机会。”面对媒体时依玛说，“当你走了第一步以后，新的机会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只要抓住它，就能继续走下去。”

    谁说这样的年轻人，不是中国所需要的现代意义上的“国民”？

    第十章 重拾信仰，年轻一代的“自我完善”

    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

    ——泰戈尔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年轻一代的身份意识已经在维权时代觉醒，不愿再抗拒城市生活的诱惑。我怀疑新民工将在不久的将来发起一场争取城市身份的民权运动，他们中间也许将产生马丁·路德·金式的政治领袖。

    中国未来是否可以真正崛起，取决于年轻一代是否有足够的韧性、足够广阔的全球意识，创造以世界意识、自信心、自尊心为内容的新民族意识。

    与莫言差不多同时代的作家，对诺奖是心存追逐的，犹如当年张艺谋对奥斯卡的渴望。不过，到了“8090”这里，他们对欧风美雨已经不再顶礼膜拜。

    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和城市里，在无数的诱惑和欲望面前，要学会笨一点，慢一点，“二”一点，傻一点。

    信仰听上去似乎是老生常谈，让人心烦。然而，为什么我们害怕孤独，害怕未知，害怕死亡，说到底，还是我们缺乏信仰。

    所以，在今天，就连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校，都会为信仰举办一场论坛，谈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包容。

    在论坛上，知名的博士生导师卓新平教授认为：“社会道德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仰可以为道德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对道德的高扬，也可以让相关道德原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信仰。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诚信、仗义的神化，只可惜关公崇拜在重物而没有精神情操的氛围中也出现了嬗变，现在多把关公敬为财神，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已被人们所遗忘。”

    也正因为信仰的异化，中国人虽然发展了经济，而且越干越起劲，但我们在发展的路上走得越来越乖张和偏离。于是便有了一篇博文中的叹息：看似丰富多彩的生活其实只是暂时掩盖了人性与生俱来的孤独。于是我们开始逃避孤独，不敢承认孤独，不敢在孤独中发现自己。但我们一旦陷入孤独，就会产生恐惧，然后这种恐惧感逼迫我们走向死亡。

    按照卓新平教授的看法，人类的信仰不可能是单一的，是有层次的。如果要分，有以下四个：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宗教信仰。

    那么，我们的政治信仰又该是什么？

    掐指计算，最年长的80后已经33周岁。如果放在几年前，肯定有人会担心80后在政治上尚未走向成熟，于是，我们的一时迷茫或冲动都可以理解。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再忽视这种问题，那还真坐实了别人对我们的指责，是“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而不知天下责任。事实上，田方萌就观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经历了两股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的流动大潮，一是城市化推动的民工潮，二是国际化带动的留学潮。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村青年像父兄一样继续涌入城市，相比于老一代民工，他们受到了较高的教育，也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一些调查显示，他们不再安于徘徊城乡的两栖生活，而渴望在城市定居。他们的身份意识已经在维权时代觉醒，他们不愿再抗拒城市生活的诱惑。我怀疑新民工将在不久的将来发起一场争取城市身份的民权运动，他们中间也许将产生马丁·路德·金式的政治领袖。”

    而在现实生活中，80后中就有人已经迈出了民主参选的第一步。

    2011年5月25日，生于1984年的徐彦决定参选地方人大代表，5天后，他面对镜头发表了一篇长达10分钟的参选演说。“我是一个完全透明的参选人，我会是一个让本选区选民都认识、随时都能找到我的人大代表。我希望选民不是因为我是独立参选人而投选票给我，而是因为他们了解我徐彦是谁，了解我能做什么将会做什么，并且信任我，这才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负责。”这段视频被网站加上标题“国内第一段独立参选人的参选视频”放到网上，数小时内就获得了数百次的点击。

    徐彦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24岁的梁永春也在微博上宣布自荐参选人大代表。他参选的决定不是跟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表示：作为一个年轻人，有必要通过参选为改变社会现实作出些努力；作为一名刚刚转正不到一年的共产党员，这是某种信仰。“有感觉，但说不出来”。从“我是谁”，到“我能做什么”，两个独立参选的“80后”完成了一系列自我完善的过程，依稀摸到了信仰的大门，他们自认为是平凡人，却比身边的人更相信“一人一票”的意义，所以他们的宣言才能喊出“8090”心底的声音：“大多数人虽然和我们一样对社会有许多想法，但都被买房等现实的问题牵绊，忽略了曾经的信念，继而害怕选择不寻常的人生。重拾，就自我们始吧。”

    在田方萌那段话里，还提到了“国际化带动的留学潮”。他具体阐释说，与进城民工要求与城里人享受平等权利类似，留学生也希望东道国对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一视同仁。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到东道国如何对待海外侨民，因此，留学生特别在意中国是否能以平等姿态和正面形象进行国际交往。这便带来了“8090”的民族信仰问题，那就是在坚守自我的民族之魂的同时，追求世界各民族的平等。

    很早就去加拿大留学，日后又成为加拿大华文媒体副主编的80后连鹏，就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有创新的民族意识。

    他在谈中国的“8090”在全球化年代如何做“跨国公民”时说，中国人总有一种误区，或者是自卑心作祟，特别在乎其他国家，尤其是世界大国如何看待我们。当他国领袖或政客发出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言论，或作出不友善举动时，我们总因为觉没面子而气愤；而别人积极赞美就觉得受到尊重，就签订巨型合同、以大礼包形式回赠。我们应该考虑对方言论、举措是否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纳税人的利益，如果仅仅因为不和善就觉得丢面子，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他还说，中国未来是否可以真正崛起，取决于年轻一代是否有足够的韧性、足够广阔的全球意识，创造以世界意识、自信心、自尊心为内容的新民族意识。

    这种新民族意识也可以视为“8090”的新民族信仰。

    也正是基于平等以及自信、自尊，日本学者西川博史提出，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在卓新平看来，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以前是以西方为中心，如今要和西方建立“文化共同体”，显然，中国已经逐渐恢复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也可以是说逐渐恢复了自身的文化元气。

    2012年10月11日，莫言靠着中国元素打动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完胜外界看好的其他热门人选——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蒙罗、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等人，成了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也可以说，与莫言差不多同时代的作家，对诺奖是心存追逐的，犹如当年张艺谋对奥斯卡的渴望。不过，到了“8090”这里，他们对欧风美雨已经不再顶礼膜拜。他们不觉西方说的就是对的，就连其新潮玩意儿在“8090”眼中也不再显“酷”。在80后昔日的文化代言人周杰伦的唱作中，就分别出现了这些字句，“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东亚病夫的招牌，已被我一脚踢开”（《双节棍》）；“我们精武出手无人能躲”（《霍元甲》）以及“外邦来学汉字，激发我民族意识”（《本草纲目》）……一位西方专栏作家敏锐地觉察到：“东方不再需要我们，他们开始自个儿跟自个儿玩了。”

    在全球化时代，“8090”已不拒绝融入世界，但要重建“8090”的文化信仰，必须建立国家的文化自信。如果说，文化信仰是一种自觉，那么这种自觉就需要在自信之后。做文化产业的中演董事长张宇在谈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时就说，他不赞成“走向世界”这个词，好像我们是外星人。美国人过来叫访华，我们去美国叫走向世界，本身就不自信。不自信可能有两种表现：怕人看不起你、怕人害你。老觉得赵家的狗又叫了，它看了我一眼，必定要吃我的肉了。这种东西想多了，还真走不出去了。不自信的结果往往就是丢失了文化信仰，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共同体”，最后不是文化犬儒，就是文化汉奸。

    只是，谈信仰，对“8090”有时显得太大，那么，我们就往小里说梦想。

    梦想不一定是信仰，因为梦想可以改变，更重要的是，信仰产生敬畏。信仰烈士，对烈士产生敬畏；信仰上帝，对上帝产生敬畏；信仰祖先，对祖先产生敬畏；信仰科学，对科学产生敬畏。梦想不一定需要敬畏，但它同样也是一种力量，有关激情和热爱。

    1988年8月23日，林书豪出生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帕罗奥多，那一年，姚明8岁，在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上二年级。两年后，姚明开始正式打篮球，而前者刚刚学会走路。跟姚明相比，林书豪像朵苦菜花，被勇士裁掉、被火箭裁掉、被纽约下放到发展联盟。他成功的背后，是草根式的努力和汗水。姚明说：“林书豪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就是对篮球的爱。”

    作为钢厂工人，80后周志伟确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爹妈都是工人，自己也是一周三班倒，如果说有点特权也就是可以坐在空调房间盯着各种仪器，因为他的沉稳和踏实让领导放心把记录液压表这些工作交给了他。当然，这只是他常态的一面。生活中的他偏内向，是结婚了的宅男，圈子有限，典型天津经济适用男一枚。而在网络世界中，他是民俗爱好者、业余摄影师、自由撰稿人、具有50多万粉丝的微博达人。这个小人物觉得现在很多的神话故事都太过时了，于是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寻思着要整出来个新版神话故事书，并采用了相声抖包袱配合无厘头的形式。他的这个系列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夸父追日》、《无首刑天》、《精卫填海》、《女娲造人》……他的故事并没有什么杜撰，因为他都是参考《山海经》等各种神话起源所写，情节也都是尊重原着，只不过采用诙谐的手法，受到了众人的欢迎。

    不管身处何方，出身如何，让我们永远保持着做梦的欲望和能力。喜欢行走以找回内心的力量的电影明星陈坤就希望，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和城市里，在无数的诱惑和欲望面前，我们得学会笨一点，慢一点，“二”一点，傻一点。

    也许，梦想坚持久了，百炼钢成绕指柔了，也便成了你我的信仰。

    第十一章 在橡皮中国，“8090”的“终极关怀”归哪里？

    他们没有神经，没有痛感，没有效率，没有反应。整个人犹如橡皮做成的，是不接受任何新生事物和意见、对批评表扬无所谓、没有耻辱和荣誉感的人。

    ——王朔《橡皮人》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现在的中国孩子，好像有一点未老先衰，年纪轻轻，就每天想着买房买车的事情。总而言之，他们没有那种对世界的更广阔的好奇心了。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

    如果说，梁启超致力于启蒙，将品性上有根本欠缺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也就有人希望，“8090”能终结“总体性社会”，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

    “利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词，在古代道德中它指的是人们所寻求的善与快乐，而不是物质的有用性。

    “8090”需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要想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把自己先完成好，然后，再说。

    一位信仰基督教路德宗的挪威女士对中国从事多年研究后，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

    曾在剑桥任教的刘瑜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国外学生会关心全球变暖问题，会利用自己的时间去世界各地看看，其中有些会选择去一些发展中国家，了解那些国家发生了什么，自己有可能以什么方式进行一点帮助。他们有种年轻人应该有的很健康的好奇心，这一点特别好。但看现在的中国孩子，好像有一点未老先衰，年纪轻轻，就每天想着买房买车的事情，如果他有一年的空闲，想到的就是怎么样赶快挤到投行里去实习。总而言之，他们没有那种对世界的更广阔的好奇心了。你说，你那么年轻，这个世界还没有怎么阅历过，甚至都还没有怎么看过，想过，体会过，你就那么急着买房买车干吗？”

    刘瑜感慨，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对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金钱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了？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是在世俗中“安身”，这一观念又由父辈灌输给了80后。

    女孩面对婚姻关系时，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改革之初，深圳一位母亲对儿子说，要再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配做公务员；而此前，参加《一站到底》、拥有三个学位的选手，在介绍自己时却不无骄傲地说，自己现在是一名公务员。“你写PPT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当我把这个段子发给朋友等待共鸣时，她回复：“不写PPT赚钱，拿什么看鱼看猴。”林语堂称，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发明了工作。动物只有在饥饿时才觅食，其他时间则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人类却饱受欲望支配和折磨。

    这能怪“8090”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爱拼就会赢；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只顾拼，物质几乎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

    “这种每天都像在飙车的环境，逼迫着你今天不抓住机会，明天就会落后，大后天人家就富起来了，你什么都没跟上，你就会有急促感。”台湾地区媒体人陈文茜说。《东方早报》的一篇评论更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80后是目前中国各代族群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却又是最没有生存保障和依赖的群体，处在最没有价值感的历史的路口。”“8090”面对着一个就业机会缺乏、福利保障未健全、资源被官僚体制垄断的城市发展模式，资源紧缺，压力庞大。上溯千年，古人的命运方程式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在先赋社会，一切皆已安排，一切皆由天定。“6070”经历了自致社会，白手起家打天下。现在自致社会似乎又堕回到先赋社会，“九交贵人”要比前八个变量重要得多，一言以蔽之——拼爹。这个社会需要时间，找到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方式对于80后来说，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就算是拼爹的胜利者，按部就班走着被规划好的人生路线，衣食无忧却好像不是为自己而活，前天和昨天一样，今天和明天一样，能想象自己10年后的样子。所以表面上看新生代们要比前辈快乐得多，但有时也就是虚假繁荣。

    “你幸福吗？”“我姓曾。”

    在我的手边，有本老书，叫《追寻失去的传统》，傅国涌老师写的。文字写得算不上太精彩，但我愿意去读它，因为傅国涌所写的那些先辈，诸如傅斯年、宋教仁、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他们为了自由、民主、宪政的理想，孜孜不倦地追求。可以说，他们在年轻时遇到的问题并不比我们少，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同样是80后（1886年10月11日生于浙江金华）的邵飘萍就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不幸而言中。然而，在就义时，他表现得非常从容：“一滴水融进了大海，它消失了，却获得了永生。”

    对我们现在的“8090”来说，也应该在物质的束缚当中，抽出点时间来，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用来思考下自己的“永生”。

    也就是孙隆基所提的“终极关怀”。

    好在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重视历史重视反思的民族，现在也是——有人在读完傅国涌老师所写的人物之后这样说——虽然这反思有时看起来显得肤浅做作，但对普世价值的承认和追求、对民国时代知识文化领域的优秀传统的承认和追求一直没有停止——在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为民族求进步的历史中总有一些孤独的追求者，就像鲁迅，或者俄罗斯民族的索尔仁尼琴。“傅国涌的这本书或许并没有太大价值，有价值的是像傅国涌这样的一群中国人在浮躁社会环境下没有放弃这种难能可贵的追求。他们对民族进步的思考和追求才会让我们的飞速发展更有质感和有深沉的推动力。”

    那么，沿着前人的步伐，“8090”后的“终极关怀”又该是什么？如果说，梁启超致力于启蒙，将品性上有根本欠缺的“国人”，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也就有人希望，“8090”能终结“总体性社会”，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

    所谓的“总体性社会”，属于社会学的范畴。马塞尔·莫斯曾用《礼物》这样一本书来阐释“总体性社会事实”。至于文章的论述，显得有些深奥，在此不便展开。不过，莫斯的一些看法还是很有推荐给大家的意义。

    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了太多的个人的和纯粹功利的经济，现代社会理论过于津津乐道于经济理性主义。他还尖锐地指出，“利益”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词，在古代道德中它指的是人们所寻求的善与快乐，而不是物质的有用性。“是我们西方社会在不久以前使人变成了‘经济动物’。不过我们还没有完全变成这副样子。经济人不在我们身后而在我们前方；道德人、义务人、科学人、理性人都莫不如此；在过去的无尽岁月中人们都未曾是这样的人。人成为机器，成为复杂的计算机器，实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有人在读完《礼物》后如此说，“我们再一次理解到，人不是被我们在理性主义和重商主义大行其道后反复重复和强调的那样，即是一个单一的理性计算的‘经济人’，现代社会中的人也远远没有那么冰冷和功利，我们当然有走向‘经济人’的危险，但是，也有走向‘道德人’、‘义务人’、‘科学人’和‘理性人’的可能，总之，应该是一种完整的人。”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对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金钱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对“8090”来说，无疑是一次有益的提醒。同样，道德、义务、科学、理性，包括先辈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宪政……也无疑是中国在现代转型上的方向和目标。

    知名学者余世存曾寄望年轻一代能尽早实现转型。“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不过他很快也发现，这种转型，却因为年轻一代在理性等诸多方面的欠缺，而有延误的可能。比如说，各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让他们参与的“中国的崛起”，要么与世界对抗为敌、要么沉醉于光荣孤立的幻觉中。这也更从反面证明了，“8090”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是多么的紧迫。

    这种非理性自然跟社会、跟文化以及整个国际环境有关，像自致社会似乎又堕回到先赋社会不可避免让人“急火攻心”，当然，少不了父母这一环。“8090”的父母，不是50后就是60后，在进入社会前，几乎都曾做过“解放全人类”的大梦，之后社会的变革，却让他们顿感人生被浪费。他们虽然算不上“经济人”，却不是一个正当的“义务人”、“科学人”。他们不知道义务和权利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只知道服从，而不知道诉求。在他们那里，没有明确的权责意识。他们虽然都有耻辱和荣誉感，但在当时那种义务和权利不对等的社会语境里，这种感觉最终也会陷入虚无——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8090”，自然而然，缺少相应的现代性的教育。所以，《无法独活》第一辑便曾大胆地抛出了“抛父别兄”的论调，也就是说，正走上舞台中央的“8090”，“面对着强烈的聚光灯，手足无措之后，需要稳定自己的情绪，既来之，则安之。再也不能‘被’下去，必须主动去担当，勇于去担当。那就是，去积极找食，去主动断乳，关键的更在于找到自己的内心”。

    庆幸的是，在现实的琐碎中，有人开始质疑自己目前的生活。“我也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真想放下一切疯它一次，就算头破血流我也甘愿。”

    是啊，想想我们从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让爸妈高兴，让他们在同学面前、同事面前有面子，反而都快忘了自己想要什么了。这大概是所有“8090”的内心独白，只是有人埋得更深，连自己都忘记了。青春本就应该轰轰烈烈的。

    赵宝刚的《北京青年》为改变提供了一个样本：主人公何东在电视上看到《非你莫属》中求职者王越自己的一番人生理想后，毅然放弃公务员工作，在结婚登记当天同未婚妻分手，决意找寻那份属于自己的青春。他的想法得到了兄弟的支持，他们纷纷放弃了“铁饭碗”，兄弟四人结伴“重走一回青春路”，就连爱情，他们也决定“再爱一次”。

    赵宝刚没打算号召大家都把工作辞了，而是往这方面想一想，“现在的年轻人太保守了，为了各种目标不敢去做一些事情。重走青春路只是希望人在青春期时思想不要禁锢，准确地理解自己，用各种方法重新过，一切都还来得及”。也许《北京青年》不具有普世性，但动过“换个活法”念头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只是冒出这样的想法后被周围的人一打击就算了，还有自身的好面子，结果使自己陷在社会关于成功的惯性思维里。“中国的教育理念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但承受苦难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无益的，我们要想办法不承受苦难。纵观人的一生：童年咿呀学语，中年肩挑重担，老年遭遇孤独，最后饱受疾病煎熬。青年阶段，该怎么过？苟活，还是保持热血？”赵宝刚的疑问，压得人心头沉闷。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旁，矗立着一块墓碑，上面的一段碑文写着：当我年轻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们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现在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要想完成中国的“现代转型”，把自己先完成好，然后，再说。

    是的，再说。

    第十二章 浮躁时代的理性，不做“劣质愤青”

    这部词典将是对人们赞同的一切的历史性颂扬。我将证明多数永远有理，少数永远有错。

    ——福楼拜《庸见词典》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学子们的行为，固然是爱国急公之举，却不能霸道横行，不能说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违法而不受处治。

    从五四到今天，中国年轻人的愤怒的气质并没有变更，愤怒的方向却出现转折。愤怒之矛的指向，从90年前的权丧国辱，既转向了当下的社会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分化，更多却呈现出虚妄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危险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

    这一切却必须要有理性作为裁判。就像权力，失去了监督，就成了洪水猛兽。

    爱国不是让国家更糟糕，而是为了让国家更美好。爱国既需要扞卫共同的国家利益，也需要扞卫共同的价值。

    给愤怒找一个出口。

    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不同的追求，这种追求才构成多样的个体，独特的自己。成功与名利无关。

    这个时代有很多愤怒的青年，在西安反日大游行中，砸车伤人的蔡洋就是。

    蔡洋是21岁的泥瓦工。此前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的墙壁。2012年9月15日的上午，他加入了汹涌的反日游行的队伍。根据媒体的报道：“在到达玉祥门转盘附近，一辆卡罗拉（日系车）已经被围成了里三层外三层。旁人已经无从了解，一把U形自行车锁如何到了他手里，他开始把锁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车上。51岁的车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块板砖拍在蔡洋的头上，鲜血从蔡洋头上流下来。蔡洋奋力跃起，暴怒完全攫住了这具兴奋的躯体，将手中的U形锁猛力砸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日后，他曾给自己在山东打工的二姐蔡玉凤电话，面对二姐的指责：‘你去砸车正常人都觉得你要赔偿，我们负担不起！’他却说：‘这是爱国行为！我鄙视你！’但这种‘爱国行为’最终‘闹到了北京’。在电视里面，白岩松在劝他去投案自首。警察最终也找上了门。不过，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前，蔡洋还不明白自己闯了什么祸。”

    后来有人翻看他的微博，发现上面充满着焦虑和愤怒：

    “90后悲催的人生！”

    “现在什么东西都对我不重要！只有爱情对我才是最重要的！”

    “快烦死我了！该怎么办啊？谁帮帮我？”

    “烦烦烦烦！我都快要崩溃了！”

    “唉……纠结！”

    当然，也有让他感觉到很爽的事情，那就是，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

    不难想象，他奋力跃起砸向李建利时，该是如何的宣泄。如果他有相应的知识，说不准会将自己当成了90多年前火烧赵家楼的那帮年轻人中的一个。

    那年的5月4日，中国人表达愤怒的方式，也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学生充当急先锋，打出标语，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愤怒到极处，遂有烧楼之举。都是愤怒书写，但两者的差别在于，五四的愤怒几乎赢得了所有中国人的强烈认同。当那些被抓捕的学生成为英雄，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对这些犯事者“不经审判而保释”的时候，有一人提出了异议，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他开始还想经过审判之后，由司法总长呈报至大总统，然后宣布特赦，这样一方面可顾全法律的庄严，一方面免得几个热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觉得终不如学生服罪的好，因为这样守法的好榜样可永垂后世。

    这个人叫梁漱溟。

    今天的“8090”似乎也不完全无视愤怒的危险。2009年5月4日，五四运动过去90年后，青年学者羽戈与梁漱溟心灵相通：“愤怒是一种自由，我们不缺乏这种自由，但我们却存在滥用这种自由的危险。对什么都愤怒，等于对什么都不愤怒。自由化滋生了愤青的产生，愤怒的资源化造成了愤青的内战。从五四到今天，中国年轻人愤怒的气质并没有变更，愤怒的方向却出现转折。愤怒之矛的指向，从90年前的权丧国辱，转向了当下的社会不公、公权滥用、贫富分化，更多却呈现出虚妄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危险的道德至上主义倾向。愤青所求者不是自由民主，甚至不是民族大义，而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偏见，有时沦落至为愤怒而愤怒，仅为表明一个特立独行的脆弱的立场。”

    当愤青愤怒至此，所结出的果实确实与大粪无异。

    数年前，有本书就叫做《愤怒青年》，对该类青年的刻画用了如下字眼：孤寂的身影，愤怒的挣扎，暴戾而冷烈，迷乱而无助。没有方向，没有退路，只有宣泄的病狂和冷酷的面对。这些字眼让人看上去同样会愤怒，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没法将这些字眼从愤青的身上除去。在1958年由托尼·理查逊导演的《愤怒的回顾》中，由杰克·克莱顿导演的《上流社会》和1968年由林赛·安德逊导演的《假如……》中，愤怒青年的身影更为清晰：他们一般是劳动阶级出身的青年，大量使用土语、方言、行话、黑话，粗口，经常酒后吵架、球赛、斗殴，他们缺乏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故而失望、愤怒和怀有反叛的情绪。他们对统治阶级组织机构抱有一种敌对态度，对死气沉沉的福利制度强烈失望。他们既有优点，又不顾廉耻、心胸狭隘和不顾道德。

    对这些青年的出现，我们也能给出善意的理解，比如说，此前变动的社会，容易让人产生幻灭感和失望感。上位者描述着“富裕国家”或者“太平盛世”，很有诱惑，只是这种富裕和太平也是有等级的，只唯上不唯下，平民们只有冀望上位者大发善心，从手缝之中漏出一点恩泽。这怎能不让那些本应分享更多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平民和青年感到愤怒，但也只能愤怒——这多像本书在第一部分中，对“8090”的描述。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时光带走了流水，改变了位置，不同的岸上，却站着面目相似的人群。

    有些时候，愤怒是一种有价值的情绪。面对不良、猥琐、堕落、苟延残喘、虚与委蛇……愤怒是一枚很好的子弹，让愤怒飞就是让子弹飞。这些小人物虽然反文化、反英雄，却也因此显得生机勃勃。

    但这一切却必须要有理性作为裁判。就像权力，失去了监督，就成了洪水猛兽。

    前几天在网上，碰到一个男性朋友。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一段日子没关注不加V了，所以他觉得得补习一下功课。但是在浏览了她的一些微博之后，他却对她生出一股厌恶之心，就像别人天天吃大蒜，然后大清早地冲你哈了几口。

    因为不加V在微博上已经号召自己的粉丝们说脏话了，越脏越好。他在山东老家最粗俗的骂人的话，现在却成了她和她那些粉丝们的流行词汇，而且后者似乎觉得这很潮很好玩。他说，他喜欢以前的不加V，那个时候的她也很愤怒，还用自己张扬的欲望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可以说，这种愤怒，多少有点妇女解放的意味在里头。同时，她的破格行动在客观上也是一种不自觉的反抗，当男人们试图改造女人，让女性走男人指定的路时，她便用这种方式抱以戏谑和嘲笑。

    然而，就像鲁迅先生在1932年写的“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一样，说脏话也不是战斗。

    因此，也就有人在谈到不加V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将妇女解放庸俗化视为性解放，也不要以为纵欲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标志。要真正解放她们，就要给她们平等、平权以及人身、思想的自由。当然，这种地位是她们在社会实践中自然取得的，绝不是靠男人们的“养活”而赐予的。不过，在不加V的愤怒里，我们看到多少对平等、平权以及自由的召唤？平等、平权和自由不是说和男人比拼脱裤腰带的速度，也不是说和别人比拼睡过的男人数目。

    朋友说，如今的不加V是“邪恶”的，但这邪恶，也恰恰是这个时代病的一个淤积。

    治疗这种淤积，理性的确不可缺席。

    也就在蔡洋怒砸李建利之后，《新京报》发表了社论《爱国就应做理性守法的公民》。一看就知道，它突出的是“理性守法”这四个字眼。社论中说：民众在表达爱国热情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要理性爱国、文明爱国、守法爱国。爱国，不需要民粹和暴力，不需要以牺牲国内正常社会秩序为代价；爱国，必须向打砸抢说不……现在，真正的爱国就是要告别义和团式的爱国。不能说，因为爱国，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能说，在保钓问题上，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就可以抛弃法律，就可以伤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我们继续呼吁民众理性爱国，做爱国的公民，而不是做“害国”的暴民；另一方面，也需要各地政府部门积极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将个别打着爱国旗号打砸抢的人绳之以法。爱国不是让国家更糟糕，而是为了让国家更美好。爱国既需要扞卫共同的国家利益，也需要扞卫共同的价值。民众在表达爱国热情时，理性而守法，才能向外界展示一个国家强大的内在力量。与此同时，愤怒不能、更不必成为一个社会的主导潮流。当愤怒随处可见，廉价如劣质安全套，这块国土将感染多少致命的病毒：肤浅、歇斯底里、躁动不安、缺乏宽容和同情、丧失理性交流，直到正义沦陷……

    如果说梁漱溟在90多年前，面对中国人的愤怒给出了自己的理性解读，那么，几十年之后，也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在愤怒面前，同样拥有理性的自控。这位中国人叫冯锦华，是2004年首次登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在民族需要的时候，站在了那个地方，这就足够。”8年后，人生的阅历让冯锦华对爱国有了更为理性的看法，“爱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能成为社会累赘。”

    当然，面对这些大道理，有人会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个不健康情绪四下淤积的社会，谁都有成为愤怒青年的可能。如果情绪得不到宣泄的话，你强调理性，倒变得有些强人所难。所以，要想让这个社会最后不会集体愤怒，那么，就得给愤怒找一个出口。但这个出口，绝对不是蔡洋式的打砸，或者是抢。

    一方面，社会以及上层建筑要给年轻人以上进的机会和渠道，要致力于改变社会分配不均的局面。曾留学加拿大的80后连鹏就说，当权力成为稀缺，当资本只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难免使得社会浮躁。于是“往上爬”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正因为有了“人下人”存在，才有了“人上人”。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往上爬，是因为担心成了“人下人”后，活得没有尊严。而社会大众也总以不太健康的心理去衡量成功和失败，无法尊重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人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也要求在另一方面上，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不同的追求，这种追求才构成多样的个体，独特的自己。加缪在《局外人》中赋予默尔索这样的美德：不会耍花招，拒绝说谎，坦诚，光明正大，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内心强大，甘于静止，自得其乐，不涉主流；不刻意与别人一致，也不故意与别人不同；能忽视他人目光而自持，放弃追随主流价值而自省。

    其实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成功。广告人、台湾广告界“文案天后”李欣频在给成功下定义时，就说它跟名利无关。“我觉得成功就是要让自己活得淋漓尽致，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的个性跟特长发挥出来，把自己打造得非常好，能够活开了。其他任何人换成你，按照你的身份过你的生活，他绝对做不了你那么好，那才叫作真正的成功。”

    某网站在讨论“成功学”为什么会变成毒药时也指出，有人愿意成功向上、出人头地，这无可厚非；但也要允许一些人发发呆、做做梦，过点没有多少追求的小日子。有很多条路通向各人所理解的成功：拥有快乐家庭，能够发展个人兴趣、健康，如果机遇和运气都不错，有钱也不坏。

    电影《阳光小美女》的结尾描述了这样一个人：“一生没工作，花20年写了一本没几个人看的小说。但晚年回首人生，他发现那些难熬的日子才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些日子造就了他。”

    按照成功学的标准，他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失败者）。如果换成你，你会不会愤怒，会不会觉得不成功，会不会丧失理性？一切都不好说。

    被描述的那个人是，普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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