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诗薇（美国）

    2012年的夏天，我在美国波士顿住了四个月，和几个“8090”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合租住在联邦大道旁的一间小公寓里。我所居住的这一带，属于波士顿的学院区，毗邻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几所美国排名靠前的大学，有点类似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的意思。因此这一条大道两边的社区几乎全部是出租给学生住的公寓，平时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各种肤色和族裔的年轻面孔，每日穿梭的地铁上也都是满满当当捧书的学生，书卷气浓厚，青春气息逼人。

    我很爱在门前这条大马路上散步，尤其是夜深时分，马路宽阔，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不肯待在逼仄的公寓房间里，他们活泼泼地坐在门前纳凉，在台阶上借着路灯读书、谈笑，有人在弹着吉他、伴着音乐轻声唱歌。空气清凉，路旁大簇大簇的百合花香气浓郁，晚归的青年恋人借着没有月光星辰的夜色亲密交谈，其中不乏华裔面孔。我想起大家开玩笑的那句话，如何区别华裔ABC和中国来的留学生，就是看他的脸上有没有一种不自觉的焦虑。而在这里，每个人都有不慌不忙的神色，这个时候，这个场景总让我有错觉身在某个理想王国。 几乎同时，微博上一则短短的几十字，被我同龄的朋友四处转发：“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出自西班牙《世界报》）”

    大家一边转发，一边苦哈哈地自嘲着自己眼下正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世故生活”。因为我当时正沉浸在一种“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中，这种文字描述上的对比一下就把我击中了，也让我开始重新打量这种冲击下的对比，重新思考出路。

    此外，在写这一章内容之前，我已经从本书主编王千马那收到了前两章作者的初稿，字字触心：失去安全感的时代，价值观缺失、信仰迷途的时代，一切被物化、标签化的年代，没有两百万连“中国人”这个关于民族国家归属的身份都不敢拥有，老实说，看得我很灰心。但不可否认，这两位优秀的作者用其锐利的观察和思考，一下看穿了我们这辈人最致命的死穴，也戳到了我们最现实的痛。

    半年后我回到了北京，遇到了几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年轻朋友（因为我的专业关系这几个年轻朋友都是体育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其中一个，是刚刚从印第安纳大学体育管理专业毕业的硕士生，他放弃了美国公司的offer（工作邀请），回到北京加盟了一间很小的创业不久的体育咨询公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二楼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他开始背着书包、穿着运动鞋每天挤公交上班，并自觉有“心灵的惬意”。

    还有一次，我跟几个中小学体育老师聊天，毫无疑问，他们都是80后乃至85后生人，他们谈起了自己对中小学体育教育不足的担忧，说起自己努力践行改良后的教学方案，其中还有人谈到美国最新的体育课教学视频，我问他在哪里看到，他微笑道，当然是Youtube。这令我吃惊了，因为这完全颠覆了我之前对于“中小学体育老师”这个职业的概念，我以为他们只会吹吹口哨喊“一二一”呢。

    举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它极为平常，如你我身边认识的同龄朋友身上发生的那些平常事。他们都是所谓的小人物，不是我们透过聚光灯镜头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些光鲜形象，不是一个又一个80后CEO，他们没有特定的pose（姿势）摆在那里供同龄人膜拜或艳羡，甚至他们有一样的烦恼和无奈：孤独的单身族、还太年轻没有可以出声的话语权、大多数还无车无房、更谈不上稳定富足的生活保障，还远不是世俗定义上所谓的成功者。

    但是，他们身上均呈现了良好的品质，也就是如果让我来定义并认同所谓“具备正能量的草根80后”的品质，即：身处一般阶层，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而具备理性、务实的行动方式，在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中保持向上向善的姿态，不轻易放弃，对成功和理想有广泛定义，不狭隘局促、有开阔眼界，因而在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很小的事情上，都保有眼界和执行力。

    总之，认识自己、以更开阔的姿态过出独特、有益的人生都叫做行动派。

    这些有能力追寻生活价值并付诸实践行动的年轻人，不管他处于何种阶层，拥有何种职业身份、何种生活地位，都能积极影响自己、感染他人。虽然，“正能量”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但跟他们交谈的那个过程，我的确感受到一种积极的被鼓舞的能量。

    这种能量或大或小，但毫无疑问，这股能量如溪流汇海，大而发散可直达上层，福泽民众；小则春风化雨润泽心灵，点滴也许就能改变自己或者他人的人生。

    等到快完成这部分内容时，在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在自己所任职的大学里参加了一场新生的迎新晚会。新入学的孩子站在台上齐声合唱：“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他们略带初登大学舞台的紧张和生涩，腼腆地微笑，最重要的是，他们脸上熠熠发光地刻着这样的字眼：希望，憧憬，无尽美好的未来，尽在掌握。

    这让台下的我有片刻不自觉地澎湃起来，想起我12年前的青春，当时我也是带着这样三分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和狂妄，觉得自己势必成为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发言人和革新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虽然过去，但是“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还好，12年过去，我也仍然相信。我辈正当年，希望永不落幕。

    第十三章 反智时代，草根的春天

    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

    ——海明威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自20世纪90年代起兴风作浪的反智主义在新时期卷土重来。

    年轻一代如80后、90后，完全成为反智潮流中的生力军。

    “屌丝”成为网络平民反智运动的独特通行身份。

    “屌丝”代表了自嘲式的阿Q精神胜利法和无望的宣泄。

    草根是比“屌丝”更平和积极的身份代称。

    从现实意义上说，只要不是名人、富人、官人，没有权力，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属于草根阶层的一分子。而从这个定义上来说，草根的生力军自然是当下时代中的年轻人。

    电视媒体大规模的造星运动，有意识地美化了“草根”的平民魅力和亲民气质。

    《中国好声音》几位歌手最后的名次，特别巧妙、也巧合地彰显了如今不同年代生人在社会娱乐生活的排名角色：最当红的是刚成年的90后，80后已经开始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但仍然打败70后进入了最后的决赛竞争。

    我们先耐着点性子，从一个略显生涩和拗口的词语聊起——“反智主义”。这个词起源于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于1962年出版了着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这本书在出版次年获得了普利策非小说类奖），在其中首先提出了挑战主流精英文化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般认为，反智主义是指一种对文化或思想表达的态度，而不是一套严整的思想理论体系。

    “反智主义”的含义有两种：一类是指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持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从这个定义来看，这个词在20多年前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很多学者们认为它是一种对文化的蔑视，因此被大多数中国学者所不屑或旗帜分明地抛弃（甚至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反智是美国价值多元的一个另类，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反智主义）。

    但另一种解释则不同，反智被认为是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文化地位和优越感的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它意味着社会一般大众对一小部分精英长期掌控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怀疑和蔑视。而在被士大夫主宰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等级森严的中国文化阶层一直过于强调读书人对社会的发声权力，一般老百姓的确没有表述自己利益和意见的充分渠道。

    可想而知，这种定义立即赢得平民大众不自觉的欢迎，尤其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迅速崛起的20世纪90年代，这种反主流的姿态也许非主观讨好，但客观上的确迎合了大众的需要，对于精英们（一般多是上一辈乃至上上一辈）长期占有着精神高地的事实，青年人不由得发现，颠覆的好机会来了。

    当王朔以“痞子文学”、“顽主文学”的身份标签，用一种刻意平民化的姿态去消解当时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对人的影响时，他立即成为“反智运动”的代言人。如果说那一时期反智的生力军主要是70后，那么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后的2011年末2012年初，以薛涌等为代表的文化学者再度在微博上发起关于“反智主义”的讨论（薛自称反智分子，即“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这新一轮反智主义的来袭，其动员的力量主要来自年轻一代，即“8090”的网络平民。

    为什么要不吝笔墨介绍“反智主义”这个略显生涩学究的概念呢，其实是因为想道出下面这个火爆的词。

    它几乎是反智主义最合理的呼号，也是对年轻一代“非精英”身份最戏谑的调侃，我曾经不自觉地嫌这个词略显污浊和低级（以至于都不好意思把它用在章节标题里），但某一天，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在跟同龄朋友闲聊时的自我调侃中用到了它，我感受到了它的流行和影响力——这个词叫作“屌丝”。

    文化学者黄集伟在他的博客中为“屌丝”给出了定义：“屌丝”是“带有自嘲自贬意味的一种‘自称’，归结起来，‘屌丝’之谓多与物质精神双重卑微贫瘠相关。它与常言‘寡人’‘老朽’‘小弟’‘贫道’‘鄙人’之类既有近似的‘谦称’意味的一面，也有宣泄绝望自暴自弃的一面。”

    这个定义虽然简单，但包含了好几层意思。第一，它道出了“屌丝”一代最鲜明的区分特征，即“物质精神的双重卑微和贫瘠”；第二，它是用于介绍自己的谦称，而这个自称，大都有一种“我是‘屌丝’我怕谁”的大无畏气质和“自甘堕落即无敌”、“无耻天地宽”的阿Q精神胜利法；第三，“屌丝”一族往往具有鲜明的生活目标，那就是逆袭成功，转型为相对立的“高富帅”、“白富美”一族。但是，这个过程中，过于物化的身份标签和生活目标，以及艰难的现实环境，往往令人丧失理性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认识，过分沉浸在一种自我嘲弄、自我宣泄、充满不满和埋怨、却又自甘堕落的低迷之中。一旦逆袭无望，他们极易陷入绝望、自暴自弃的境地，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后果。

    因此，相比起这个立场分明却可能带有消极效应的流行词，我更喜欢另一个含义相近、却显得更中庸、平和的词——“草根”。这个你我都不陌生的词，其实源自英文的grass roots。《英汉大辞典》中，grass roots作为一个单列的词条，释义是：群众的，基层的；乡村地区的；基础的，根本的。“草根文化”，其实也就是平民文化，大众文化。而“草根阶层”，一种含义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如人们常说到的一些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另一种含义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比如，农民工就是草根，而出身农民工的演员王宝强、歌唱组合旭日阳刚，则是草根文化的典型代表。当然，他们在登上冯小刚电影荧幕、央视春晚舞台之前，是纯粹的草根，出名之后，就不好说了。

    排除学究的定义，我认同的草根，从现实意义上说，只要不是名人、富人、官人，没有权力，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属于草根阶层。而从这个定义上来说，草根的生力军自然是当下时代中的年轻人。因此我也是草根，只要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籍籍无名的你，也是草根。而由你我这样的年轻一代组成的草根文化，很显然，具备了顽强（想想自己多年的打拼仍未曾放弃）、群体广泛（人口基数大、多如蚁众）、非主流（不自觉地想要挣脱精英权势）的反智特点。

    这些特点，表述出了一种非正统、非专业，甚至纯然出自民间的群体特征，它区别于某种故步自封、唯我独尊的所谓正统、主流的声音，呼应了反智的潮流，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独特优势。

    据2011年《中国青年报》报社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56.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就是草根；80.6%的人表示日常生活中“草根”一词很常见；73.2%的人表示草根的本质是社会底层自发形成的自我认同，草根流行彰显底层认同趋向；而58.6%的人认为草根的流行会提升社会底层话语权。

    可见，对于年轻一代，关于自我“草根身份”的群体认同，其催发的因素跟现实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本书前两部分的作者在文中谈到了“8090”正面临着一种空前的困境：即在社会阶层停止上下流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一辈的上升空间越来越逼仄，因此，底层群体在朝着精英阶层迈进的过程中，本来正常前进却被迫停下脚步，或主动或被动地反思和关注其自身群体的命运。从人人向往精英、为草根身份感到自卑，然后不断变化，直到最后开始正视甚至认同并骄傲自己的草根身份。这也是“草根”比“屌丝”更积极一面。有学者说，这不仅是心态的转变，更是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因为只有打破精英垄断，实现社会文化角色多样化之后，社会进步才成为可能。

    还有一个现象不得不提，那就是电视媒体大规模的造星运动，有意识地美化了草根的平民魅力和亲民气质。当王宝强穿着工地服登上春晚舞台领唱，当旭日阳刚面对几亿电视观众吼出“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当西单女孩从西单的地下通道里走上央视演播厅，这一切都显示出，他们的草根身份已经被电视媒体这个影响力巨大的传媒形态，推崇到了一定的高度。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草根明星，拥有了自己数量庞大的粉丝，知名度大幅攀升，哪怕在他们成名之后，也许迅速跻身某个“不再草根”的阶层，草根身份仍然是他们作为娱乐消费品的传播名片，平民魅力和亲民气质仍然是他们屡试不爽的招牌广告。

    这一切，全得益于电视媒体的造星运动，正如美国着名媒体人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的观点，电视的普及和风靡，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最为疯狂的娱乐元素。

    于是不得不提到2012年春夏火爆全国的一档歌唱选秀活动——《中国好声音》。以进入决赛的歌手为例：捧着吉他唱励志歌曲乃至红歌的90后小伙梁博，最终击败了画着粗黑眼线、咧着大嘴笑得没心没肺的同年代生人——90后女生吴莫愁；而同样进入决赛的80后金志文，在决赛前的最后一场淘汰了70后生人、获得媒体99票、老少咸宜的歌手平安——以至于平安的支持者在微博上开始讨伐淘汰平安的导师杨坤，表达不满、发难的微博多达千万条，逼得杨坤不得不一度关闭了微博的评论功能。

    且先不说这档节目所谓的黑幕或者不公平透明的选秀规则，这几位歌手最后的名次，特别巧妙、也巧合地彰显了如今不同年代生人在社会娱乐生活的排名角色：最当红的是刚成年的90后，80后已经开始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但仍然打败70后进入了最后的决赛竞争——也就是说，如果把80后、90后和70末都归为同一类（我们把75后生人也划分进80后），《中国好声音》最终脱颖而出的，包括在之前分组赛中火爆一时的选手张炜、李代沫等，都是之前籍籍无名、年轻的、民间的草根歌手。正是电视选秀，把年轻的草根一代打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娱乐偶像。此外，这种电视造星的明星效应，又被社交媒体反过来放大和渲染，提高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举一个例子，一张梁博和女友的照片在微博上流出后，不到15个小时内被转发了超过两百万次。

    至于草根们在竞技中胜出、站到舞台之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效应，在90后生人、备受争议并引得歌迷爱憎分明的另类女孩吴莫愁身上，体现出了最生动最贴切的答案。用导师哈林的话说，吴莫愁的声音与表演具有鲜明的标识性，这使得她有可能成为下一代巨星和偶像；但同时，她身上又有一种令上一辈完全无法正视的巨大破坏性。另一位导师、出生于60年代的歌唱界大佬刘欢，就对这种破坏性、与传统有巨大反差的特质，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这到底是要干什么，我没看懂！”

    这正是所有刚刚站上舞台、开始发声的一代人所面临的一致困境：有人为你大声喝彩，也有人对你疑惑不解；有人支持你大胆发力，哪怕颠覆旧时代；也有人希望你夹着尾巴，立刻滚下台。

    而吴莫愁面对争议的那句略带自嘲的辩解“希望你们被我正确地感染到”，则几乎道出了所有刚刚获得某种认可、但仍惴惴不安的草根一族的挣扎和惶恐：希望你们接受我，被我感染到，不过还得以正确的方式，产生正确的、符合主流的后果。

    但不管怎样，我们总归是艰难地穿越了荆棘、走上了台面，哪怕几乎是连滚带爬地。

    第十四章 社交媒体兴起，草根争夺话语权

    每个人都可以在15个人中大名鼎鼎。

    ——《纽约时报》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web2.0时代，社交媒体正改变着世界。

    “8090”是空前孤独的一代人。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8090”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沟通渠道和互动平台，以及更重要的，小群体的文化认同感。

    小团体的出现，为年轻一辈增进了更好的关系网络，从而获得更广阔的资源，而谁掌握资源谁就拥有了话语权。

    知名ID的成名史，彰显了草根个体和草根群体如何利用社交网络获得影响力的过程。

    社交网络不是万能良药，它解决个体归属和集群，却可能导致个体现实行为能力的削弱。

    “在凡事懒得思考和探究的时代，我们拿微博度日”，要警惕社交网络的过度粘黏。

    社交网络为解决个体的孤独而产生，却让一代人更加孤独。

    “我的名字叫马克·扎克伯格，卷发犹太人，成绩优秀，高中最爱编程，做了几个有点小用的软件后，我考上了哈佛。在大学我什么都不缺。社交？那是上等社会有钱小孩的游戏，我羡慕但我不需要……两个傻呵呵的兄弟俩找到我告诉我他们想建一个哈佛学生自己的社交网站，他们叫它哈佛社区。我觉得这主意不错，所以自己编了另一个网站叫做The Facebook。”

    上面这段话，引自《国际先驱导报》一篇文章《浑蛋们感到孤独》，准确地说，这是一篇影评，点评的是当年获得八项奥斯卡奖项提名的电影《社交网络》。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一部描述技术宅男、怪咖兼IT精英创业史的题材，能够以黑马姿态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并最终一举获得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剪辑、最佳原创配乐三项大奖。正如谁都没想到，这部电影所描写的故事主题在现实生活中所映射的那个新生玩意儿——社交网络，能在短短几年改变世界！

    社交网络，即英文SNS（Social Network Service）之意，全译为社交网络服务，提供的是虚拟网络中社交的途径和平台，其中以美国的Facebook、Twitter等为代表，而在中国包括微博、人人网等。不同于以往网络，社交网络不仅改变了我们获得知识的渠道，它的横空出世，甚至直接干涉了年轻一代的社交方式。它带来的不是知识的冲击，而是人的冲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认可带来的冲击。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情相对冷漠的时代，背负着“前所未有孤独一代”的命运，“8090”急切地需要为自己无比巨大、虚空的孤独感寻找宣泄的渠道。没有哪代人，比他们更需要对话、沟通和认同——这就是社交网络风起云涌的土壤。

    而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作为web.2.0的突出产物，它几乎成为知识社会中的典型创新形态，并在深远意义上影响着社会的草根化进程。说简单点，同时也是乐观估计，社交网络就如同及时雨，它助益的是草根一族登上社会舞台之后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如：

    以个体或者小团体的角色发出声音：你可以为宁夏某乡村图书馆募集图书，也可以对以个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的同龄人表示支持；

    快速传播多元讯息，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伴，获得支持进而得到认同感：不管口味多重、嗜好多怪，都能找到和你趣味相投的分群或者小组；海角天涯在你面前……的140里；

    第一时间互动沟通，对社会热点问题展开一定范围内的群体辩论：真理越辩越明，首先我们得有辩论的空间，哪怕是虚拟空间；

    转发和分享，扩大个体声音的影响力，直到形成小圈子文化，影响主流声音……

    据披露的数据，截至2012年10月份，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超2亿，按照新媒体研究学者魏武挥的估算，即便按照最严格的比例，新浪微博的活跃用户（指每个月至少使用微博一次）大约在5000万上下。除了那些加V的公众明星人物的ID（被戏谑为大号），微博到底给年轻的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首先，微博提供了对不满的释放和宣泄渠道，快捷有效地与人互动。如本书前面介绍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生存困境的“8090”，刚刚摆脱了集体意识的束缚开始个体意识的觉醒之际，在精神上尤其需要对外的沟通并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和认同。而这种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几乎绝无可能解决：跟父母一辈有沟通代沟，都市中朋友见面互动的成本极其高昂。你苦闷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且成本高昂，得不到呼应。可是，不管你是分享欢乐，还是表达不爽，敲下140字，不到一分钟就有附和或反对你的回应出现。许久不见的朋友，无须拨打电话便可以对你的近况更新了如指掌。

    其次，微博是完全自媒体的登台，个人主义的狂欢（虽然它仍然被门户掌握）。微博用户都有这样的感觉，微博里各种讨论的声音、讯息呈现的世界和身边眼见的现实世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管网络平民还停留在哪个层面上互动和狂欢，微博确实提供了一个大多数时候“畅所欲言”的理想沙龙，各种观念在此分享、探讨、交锋及辩论。

    再者，最重要的，我们从中获得认同感，成功地形成关系圈。我们需要对话、需要呼应、需要互动、需要扎堆，甚至需要为我们千奇百怪的癖好寻找集群。因此就不难理解微博上的各种秀、各种怪趣味扎堆。新浪微博上每天流行的话题千奇百怪，讨论豆腐脑是甜是咸的话题都能引发几百万条发言。

    而多元价值观创造和谐社会。微博把制造集群和小圈子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从而成功形成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而和谐社会需要的正是多元价值观，正如，你不能定义豆腐脑究竟应该是咸的还是甜的，大家各执一词，不亦乐乎。于是，和谐社会就此产生。

    如果要问，关系圈又有什么用，答案几乎石破天惊：它带来了最重要的资源。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将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文化学者熊培云指出，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权威的定义，一个共识是，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后的一种新的资本形式，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其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或重塑社会关系（社会契约），社会能够从中获利。而这其中所指的“强化或重塑的社会关系而带来获利的过程”，正是关系圈产生资源的理论依据。

    尽管草根和精英的提法并没有确凿的合理性，其概念含义标准也并没有被清晰地界定。但如果非要区分草根和精英的区别，那么从现实层面来看，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且不用“成功”这个功利感太强的词语），能够调动多大资源，绝对是成为所谓“精英”最重要的指标。而社交网络对创建关系、获得资源的建树功不可没。

    众所周知，中国的关系已经成功地迈出国门，成为老外为之挠头的“guanxi”学。其实，西方的年轻人何尝不是一样呢，他们一样努力经营自己与社会的relationship（关系），这几乎是年轻人走上社会舞台上的必修课。在美国受欢迎的社交网站Linkedin上，大学毕业生、职场新人（也即美国的80后、90后）纷纷创建自己的主页，上传自己的简历，使出百般解数美化自己的特长和优势，绞尽脑汁创造机会毛遂自荐，渴望能与业界的大佬们产生互动，获得求职推荐或者被介绍新的发展机会。弱关系成为生产力，不管在何种层面、何种文化体制下，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下面讲两个故事，来看看草根ID怎样变身为网络知名红人，以及如何利用社交网络带给他们的影响力，产生新的、巨大的、基于关系的生产力。

    新浪微博的用户对“作业本”这个ID不会陌生。拥有近400万粉丝的作业本在微博上走红之前并不是明星名家，也不是已经掌握资源的行业精英，只是一家不知名网站的营销总监，充其量偶尔写点小文章，有点口吐莲花的才情，常在微博上发一些“短小精悍，前言不搭后语”的无厘头语录，引人注意。

    据说，令作业本一夜成名继而引发粉丝追捧的偶然事件，是2010年6月7日他的微博，将当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和近期热点新闻事件与话题进行了对比：“全国卷《深阅读与浅阅读》=微博，上海卷《城市与我》=世博，广东卷《与你为邻》=非诚勿扰，江苏卷《绿色生活》=低碳……”这条名为“有对比，有真相——2010全国高考作文题目真相！”的微博，在后来的统计中，收到网友回复2万多条，而被以各种形式的转发高达20多万次，其中不乏主流媒体的微博。作业本织这条“围脖”时，他的微博年龄才刚好“半岁”。他回忆说，这一次大爆发之后，他的粉丝量瞬间大增，而他一直惯用的幽默睿智的语言风格和直率批判的原创段子，迅速得到大众的追捧，他也开始在微博上逐渐走红。

    他的微博不是最有名的，但是有名的人都在关注他，其中不乏姚晨、陈丹青这样传统意义上的名人，姚晨甚至声称“若微博只能关注6个人，其中必有作业本”。他的微博不是粉丝最多的，但却是粉丝最活跃的，当他因发表过激言论被新浪微博销号时，有大量知名人士如李开复等为其奔走求情，呼吁解禁他的账号——而当他被封了80天之后归来，发表的第一条微博“想跟300万人拥抱”，10分钟内转发超过3万次，一个小时之内，粉丝破300万。他无疑是新浪微博上最红的草根明星之一。并且，这种影响力也迅速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他的微博语录集结出书，已经出版上市；湖南卫视邀他去做选秀比赛的评委；由他担任编剧的微电影由明星担纲，已经上线——尽管作业本在微博上还常常用草根的身份自嘲调侃，但显然，谁也不会认为他还是一个草根。

    再说一个草根变巨头的案例，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草根团队华丽变身的故事。知晓微博营销的人都知道有个知名的微博营销推手“酒红冰蓝”，她真名为肖俊丽，如果说姚晨是“微博女王”的话，那么肖俊丽则是不折不扣的“微博女魔头”。她的团队掌控着全球时尚、欧美街拍、精选语录等多个高质量的时尚ID小号，保守估计粉丝数目已超过2000万人。

    追溯起来，肖俊丽是中国的第一批网民，却也不过是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草根站长，从最早逛论坛到建网站，再转型做电商，她凭借对这个行业异常敏锐的嗅觉，利用新浪微博的平台，通过静心定位和苦心经营，一下变身为网络营销舞台上的明星，并成立了专门经营微博营销业务的公司山鲁佐德。公司的名字出自《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那个充满智慧、勇敢、美好的女性形象，据称，肖俊丽的理想是有朝一日打败电商老大阿里巴巴，谱写自己的天方夜谭。

    在充分享受到微博时代的甜美果实之后，她果断决策，不再单一依靠微博平台，转而开始与自己的团队与时俱进地着手组建自己的时尚类电子商务网站，并试图从微博平台导出流量，把自己掌握的全球时尚、欧美街拍等账号的近400万活跃粉丝导入网站中。此外，肖俊丽开始变身天使投资人，运营副业，寻找并支持好的新媒体创业项目。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的这句话，放在现今时代再合适不过。酒红冰蓝的创业故事在其间独具借鉴意义——正因为敢于与社交网络这个巨人翩翩起舞，她才能站在新媒体和新商业的风口浪尖上，用智慧为自己赢得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社交网络也并不是哆啦A梦的百宝箱和万能机器，尽管它方便了人与人的交流，构建了最具效率的沟通平台，助益了青年一代的个体集群归属，给了我们更多发声、产生影响力的机会。但是，它对青年一代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在不断被人诟病。着名网友、文化人和菜头曾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碎片化生存》的宣言书，宣布暂停使用个人的微博账户。因为碎片化微博信息的冲击，削弱了人们深度阅读和思考的能力，在他眼里，“现在这世界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由信息碎片所构成的大型显示屏——自己和一台自动机器没什么区别：用眼睛读取一条信息碎片，用机械臂做出转发、回复、跳过三种选择。这一过程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像和菜头这样决绝地宣布和社交网络断裂，也许过于偏激，但是他对微博等社交网络的过度粘黏所导致负面结果的思考，却着实惊人一跳。传播学者魏武挥在自己的签名档中这样戏侃微博的功能：“在凡事懒得思考和探究的时代，我们拿微博度日。”我们不仅需要方便快捷的娱乐工具和交流工具，和世界连接，也需要时刻反省自己是否与社交网络过度粘黏，以至于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内容，削减了自己正常的学习能力和行为能力。

    此外，社交网络并未解决个体的孤独感和不安感，上网越便捷也许意味着现实生活中越疏离。英国心理健康基金会对英国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作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1/3的人习惯在网络上和自己的家人及朋友联系，而非真正去探望他们、进行面对面交流。而研究孤独症的专家在调查报告中证实，人们面对面接触时，脑下垂体后叶会分泌一种类似催产素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可以帮助人们减缓压力，提高信任感，甚至激发爱的感觉。然而，网络交流难以刺激大脑产生出这种荷尔蒙。如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所说：“社交网站把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简单、快捷，但其实它让我们变得更懦弱，更难与真实共处。我们沉迷于此，享受网络上的欢愉，最后却发现，越热闹越孤独。”

    这样的结果略显讽刺——它伴随孤独一代而生，却并未解决我们战胜孤独的需求，从某个层面来说，社交网络甚至加重、放大了孤独一代的孤独。

    最终，失去“交往荷尔蒙”的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陷入和《社交网络》男主角一样的困境：坐在电脑前，通过某个网站找到了那个心仪的人，一遍遍看着她的头像，犹犹豫豫地加了她为好友，又一遍遍地刷新，期待着对方能通过好友认证。这一刻，尽管你前所未有地感觉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但更多的，却是深陷世界中心的孤独。

    第十五章 在水泥地上种花，投身志愿服务和NGO事业

    我们的行动就是我们最后的审判人。

    ——欧·梅雷迪斯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国际上给真正的志愿精神作出定义，一必须是志愿，二不为报酬，三是利他。简单来说，即，任何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有益他人、社会提供服务性活动和工作。

    如果我们追溯志愿活动在他国的发展历程，如在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和志愿精神大行其道、被主流价值观接纳的美国，就会发现，早期的志愿服务是通过政府行为得以保障确立的。

    “在水泥地上种花”，这句话听上去既有几分神奇，更具几分浪漫，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用坚韧的努力和创造变为现实。这句话也正贴切地形容了近两年来民间志愿者风潮和民间公益发展的历程。

    在这样的进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和公民原本就是社会秩序的共同维护者。

    NGO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它的原动力正是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公民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

    哪怕你是草根，小角色也身负大使命，社会的未来在你手中成型。

    2008年夏天一个深夜，我在北京打车回住的地方，听见电台里正播放一档情感倾诉类节目。对于年轻的、刚刚走上社会、被迫面对世界的我们，2008年那一年，新浪微博还没成立，人人网当时还叫校内网，总之，社交网络还不能那么及时地抒发感触、解决掉青春期难以忍受的倾诉欲。因此，在那一年，给电台午夜节目打电话、发短信还是一件有点时髦、有点小文艺小浪漫的事，也确实是效果强烈、安全又隐秘的情绪的抒发渠道。

    当时，广播里传来男主持人温柔的嗓音，他正用符合午夜气氛的低沉声调读听众发来的短信。一个又一个的年轻男女，对一个几乎不曾谋面的陌生人，倾吐自己难以言说的苦恼和心伤。而不管他们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和话题，都有一个核心的词，叫作“孤独”。

    我心里凛凛一惊，觉得自己作为同龄人，迅速地被这种集体感受同化了。记得出租车当时正停在五道口的某个红绿灯前，隔着车窗向外看去，霓虹灯下往来穿梭的，都是附近高校的年轻学生和附近公司的年轻上班族，他们像潮水一样从道路的一头涌向另一头。异常热闹的世界随时伸开双臂迎接你的纵身而入。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在前几分钟被同化的孤独感达到极致。于是我也发了一条短信，不过不是给电台主持人，而是给我毕业前很相熟的一位老师。我认真地发问：“老师，为什么我感觉到那么孤独，有什么办法能够战胜这种孤独？”

    那个我敬重的老师给出了答案，他说，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这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当投身公共生活中时，孤独或可减轻。

    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代年轻人来说，孤独都像是一种绝症，时时刻刻如影随形。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也许只有作家们能写出贴切的语言。台湾女作家朱天文说：“人生的绝对处，没有人能相伴、能帮助，最最是只有一个最最孤独的人，不凭借任何，不依傍任何……”甚至，获得也不能解决自己的孤独和缺失，作家廖一梅说：“人的缺憾就在于不断地要用外界的获得来填补自己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等等，这种填补是永远填不满的。”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即便四年后社交网络热情地拉近你与世界，却不能把你与实际生活相连，所以它并不是解决孤独症的良药。那么，解决孤独唯一可行的路径，也许是让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在更多实际层面上建立连接，包括和社会、国家关系的相连。

    2008年真是一个值得书写、让人很难忘记的年份，不管是个体还是国家、社会，都发生了太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这一年，幸福和苦难交织，泪水和榜单辉映，奥运年的荣光和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给民族带来的悲恸，把每个人都卷入了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追问，以及对公民义务、社会责任等问题的思考——正如本书第八章“用公共精神来为“8090”打一场翻身仗”一章中所说。也许从这一年开始，对于“8090”来说，公民这个词不再陌生，我们不再局限于成为国民、人民，而希望成为公民。作为公民，不仅有一定的公民权利，更有一种公共参与的义务、一种公共生活的责任，做公共事务的热衷是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在2008年的回忆之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大件事就是：在缺乏自上而下的推行政策、势单力薄的前提下，当代中国社会的志愿者们以一股正式的团体力量，亮相社会舞台。

    我相信所有目睹并见证过2008年的年轻人，都能回忆起那一年自己做过些什么。国际上给真正的志愿精神作出定义，一必须是志愿，二不为报酬，三是利他。简单来说，即，任何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为有益他人、社会提供服务性活动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那一年你是身在北京给外国游客指过路，还是在某个小城市为地震灾民捐款，或者亲赴灾区自愿帮助灾民以任何形式解脱困境，哪怕你只是在某一些时刻感觉到自己身负“利他”的使命，以及共同承担社会苦难的责任，这都是一种志愿精神的萌芽。

    不过，如果我们追溯志愿活动在他国的发展历程，如在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和志愿精神大行其道、被主流价值观接纳的美国，就会发现，早期的志愿服务是通过政府行为得以保障确立的。

    1961年3月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组建一家志愿服务机构Peace Corps（和平队，也称和平团。一些国家也指责和平团是“间谍”、“新殖民主义者”等，认为其是为美国进行文化渗透和间谍活动的组织，对其进行怀疑和抨击。在中国，和平队以“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的名义开展活动），以援助发展中国家。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其相关活动法案，对其进行了授权。肯尼迪号召美国年轻人去第三世界国家从事医疗、教育、农业、建设等方面服务性工作。按照法案规定，加入的队员需要为其义务服务两年，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为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能力且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在国外服务的美国公民，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当时，由总统的妹夫萨根特·施利维尔出面组织了一个临时机构。肯尼迪要求国会，如果和平团计划被证实成功，就让他们再做长远打算。当时他预计参加志愿活动的人员大部分是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参与人员有限，志愿工作的推进也许不会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但是，其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肯尼迪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动用政府力量保障的国际志愿活动成功地存在并运行至今。在第一批成行的志愿人员中，就有美国着名的运动员拉法尔·约翰逊。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先后有超过19.5万美国公民参加过和平团的工作，目前和平团在70多个国家有活动。尽管和平团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到怀疑和指责，被认为是美国实施“新殖民主义”和文化渗透的工具，但不可否认，它的志愿服务在现实层面让很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实际受益，同时把志愿服务的理念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年轻人。

    这股思潮影响的甚至不只是那一代美国年轻人。中国台湾地区作家、舞蹈家林怀民曾在香港大学发表了一场题为“在水泥地上种花”的演讲。他也提到了那个年代美国的和平团活动对自己的触动。林怀民1969年去美国念书，正赶上1968年巴黎学潮刚结束，欧美的年轻人正肆意自在地表达自己对改变社会的愿景，他们以“make difference”为口号，认为年轻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责任为创造一个新时代而努力。林怀民的大学室友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休学一年去尼泊尔做志愿者。这段留学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林怀民，他意识到，一个人及一项事业的前途，只有担负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才更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1973年，他创办了云门舞集，选择用舞蹈表达对家国命运的反思和思考，把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

    “在水泥地上种花”，这句话听上去既有几分神奇，更具几分浪漫，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用坚韧的努力和创造变为现实。这句话也贴切地形容了近两年来民间志愿者风潮和民间公益发展的历程。

    众所周知，2011年中国的官方慈善事业因与中国红十字会相关的郭美美、巨额餐费曝光等新闻事件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捐款额和参与度急剧下滑；“中非希望工程”又遭遇了“是买卖还是慈善”的口水仗；杨澜、刘永好、陈光标等一个个知名慈善人物先后受到公众的质疑……正当人们越来越对官方、名人的施善行为感到不满之际，民间公益志愿者却一时间声势壮大、民间公益活动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2011年春节，着名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解救流浪乞讨儿童”民间公益活动，号召网友用手机拍下有被拐卖嫌疑的街头乞儿，上传到微博上以利解救。该微博经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并吸引了传统媒体的跟进与关注。网友们零碎的、非专业的行动，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迅速形成舆论焦点。活动中间不仅有大量社会名人参与街拍，还有多个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在这项行动中，广大民间志愿者督促、帮助警方加大对“打拐”的重视与投入，而不只是袖手旁观。《人民日报》对此事件发表了评论：“这一系列连锁反应，验证了社会力量的强大与智慧，也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群众力量的认同与支持。无疑，充分重视社会力量在更多的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助推社会建设的进程。”

    还有一件着名的公益活动也在这一年收到奇效。由着名媒体人邓飞和500多名媒体人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免费午餐”公益行动，倡议按照3元一餐的标准为贫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再次掀起一股民间扶贫助教的公益热潮。邓飞虽然是20世纪70年代末生人，但参与他掀起的这股公益热潮的，无疑是众多的“8090”。媒体人出身的邓飞很清楚公益的核心在于“我的工作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将帮助什么人，为什么帮助他们，以及由谁去做、如何去做，请愿意帮忙的人参与，也请他们监督”。在相当规范的团队管理和高透明度的信息公开之下，这项工作进展得颇具规模，相当顺利，直接影响了国家政策层面上的认可。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计划中首要的一项措施是：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名在校生。而国家试点每年需资金约160多亿元，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这些成功的案例，都充分说明了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可以帮助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推制度完善。尤其当大众力量通过与专业机构协作，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自下而上的民间志愿行动可以影响到自上而下的决策，并上下结合以其智慧与理性形成强大合力，对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进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和公民原本就是社会秩序的共同维护者。

    在这股旨在改良社会秩序的自下而上的力量中，NGO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不容小觑。NGO是英文“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词的首字母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性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它不是政府，因此并不靠权力驱动；它也不是某个经济体，因此也不依靠经济利益驱动。它的原动力正是志愿精神。这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公民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

    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元，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而在我国，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经有社会组织44.6万个、社会团体24.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8万个、基金会2200个，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商服务、农村及农业发展、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光是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就达618.2万人，且逐年增长。其中除了国外知名的NGO组织在我国设有分支机构，如香港乐施会、美国福特基金会、英国救助儿童会、无国界卫生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等，由我国民间自发组织并稍具规模和知名度的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天津的“绿色之友”，南京的“太傅书盟”，江苏的“绿色之家”，昆明的“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等。由于我国对NGO注册的要求和标准较高，据《财经》杂志披露，“中国不登记的NGO数量要远远大于注册了的NGO”，可见在官方统计数据背后，显然还有更多隐形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个人在投身NGO事业。

    NGO的风行，让投身NGO工作成为“8090”新兴的职业选择和事业追求。我的大学同学李艾，就是投身NGO行业的践行者。在一家中央级报社从事了7年时政记者的工作之后，她陷入了职业疲惫和倦怠期，想申请出国读书。于是辞去了工作在家复习外语，准备GRE的考试。闲居在家的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朋友的推荐，她进入了国内一家保护水环境的小型NGO并工作了一段时间，逐渐发现了这项事业的乐趣和价值。随着资历的累积和能力的提升，她最终选择了放弃去国外求学的机会，加盟了乐施会，担任传播官员，负责乐施会各项活动的推广和政策传播。她去过西南、西北最贫困的地区，在当地推动农村扶贫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帮助农民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灾害，并与当地政府合作，帮助改变种植技术，并带动公众意识的提升，让农民自助管理其农业项目，借此影响甚至改变基层政府的施政模式。2012年夏天，她又前往参加了在巴西里约举行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帮助筹备召集“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新路径”的边会。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她的工作视频，她正以流利的外语，为乐施会大使、演员海青担任翻译，介绍公益扶贫项目。我相信，她所收获的已经远远超过出国读书，当初选择加盟NGO事业，被证明是一个无悔的选择。

    尽管NGO的潜在作用和社会效应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讨，但总体上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NGO的发展在还处于启蒙状态。其价值实现与角色转变正面临着诸如管理途径的失范、自身制度的缺失、组织独立性的缺乏、社会自治观念的薄弱等诸多制约，而这些正需要大量优质青年投身其中，奉献自己的精力和热情使其不断得到完善。哪怕你是草根，小角色也身负大使命，社会的未来在你手中成型。

    有所为，是青年公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第十六章 加强“自我管理”，谁说草根不可逆袭

    伸手摘星，即使徒劳无功，亦不至满手污泥。

    ——李奥·贝纳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在开始行动之前，好好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想要什么，我为什么想要，我想怎么做。

    检阅自己的动机，重于检查自己的方法；用结果驱使行动，不如用价值驱使行动；细节决定一切，不如轻重决定一切。

    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资讯来源、娱乐王国无孔不入的声色诱惑、太快更新太多选择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散掉我们在追求最初目标过程中本可以专注的执行力。不在繁复琐碎的细节上耽误太多时间，才能在最重要、最具备价值的任务上做到真正完美。

    现代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自我管理有很多内容，如，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管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价值；对健康的管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价值；人际关系管理——如何在有限的资源里创造价值，等等。

    成功有不同标签，并非出人头地才是成功，内心的富足和自我价值的确认也叫成功；金牌固然重要，但为了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和命运的逼迫，成为强者更为关键，适者生存还得审时度势，强者生存则毫无悬念。

    但不管通向哪种形式的成功路，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足够的努力，当你失望、受挫、倍感沮丧和委屈时，可以试图扪心自问，我真的够努力了吗？我为心中的梦想付出足够多了吗？

    如果你真的想完成一件事，那么全世界都会来帮你。这句话听上去像戏剧台词，但是现实世界已经上演过无数次比戏剧还戏剧的追梦故事。

    我们都知道，2012年初美国有一个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追梦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林书豪，他是个黄皮肤的华裔男孩。出生于1988年的林书豪，本来是NBA纽约尼克斯球队一个即将被淘汰的板凳球员。队里主力因伤缺席，他意外地获得了一次上场机会，结果拿下全场最高分，帮助球队获胜，奇迹般地上演了“一球成名”的神话传说，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带领着纽约尼克斯队创下七连胜纪录，还伴随着不断刷新个人得分、助攻等各项数据。美国当地时间2月14日情人节当晚，他在一场比赛中上演了最后十秒钟三分球绝杀逆转，把这个神话捧到了极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迅速成为全世界扬名的超级明星。这个故事的离奇和疯狂令人瞠目结舌，据说任何一个好莱坞编剧都交不出这样的剧本：一个无名小子在11天内拉动一个最破球场的股指猛涨1.36亿美元；一个人物一飞冲天到连总统奥巴马都在咋舌“真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而在光速走红的光鲜背后，这个故事主人公却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以及太久太艰难的蛰伏期：先是2010年选秀落选，得到过一份合同，未满约即被解聘；其后他又加入一支球队，却在一个月内从未出场再次被解约。一个二十出头、富有天赋的少年，总是遭遇最难堪的忽略和轻视，打不上球，总是被球队裁掉，不仅是板凳球员，而且被媒体说成板凳上最后一位，又名饮水机管理员。最艰难时，他像每一个普通少年面对内心低潮无助时那样，躲在被窝里偷偷哭泣，无助地向冥冥之中他信奉的上帝祷告追问：“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

    他并非不够努力，他流下的汗水一点都不比别人少。他并非没有成功的天赋和机遇，他在高中联赛时就能一人在单场独得32分成为MVP（最有价值球员）。上大学时他则被着名的哈佛大学录取，并改写了哈佛校篮球队的记录，光明大道已经铺设在脚下。那么，“为什么我还要经历这些”——每一个试图用努力达成目标却中途一再被击倒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

    林书豪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他克服一切困难顶住各种压力，坚持到了最后。他是这么解决自己的疑惑的——他找到了自己的动机：“我追问自己，我想进NBA，是因为我要很多钱吗？是因为我要荣耀和名声？这里有很多内心的自我反省，来检查我的心和我的动机，基本上是如何定位我的信仰。因此即便受挫之后，有了我心中的平安，就算事情出了差错，我仍然坐在那里，仍然可以醒过来，可以微笑面对，一切都会变好。”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付出努力，怎么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情，他为荣耀打球——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功名，而是内心的平安喜乐。放下了为了功成名就的我执，他因而从未放弃自己行动的动机，他有坚定的信仰，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坚持。他公开说，如果不打篮球，就去选择做社区工作，服务低收入人群。他知道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也愿意把这种能量传递出去。而最重要的是，他从信仰和学习中懂得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林书豪的故事告诉我们，心中的动机和梦想才是驱动行动的关键。从这一点出发，一个容易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经验是：行动的动机，往往比你行动的方法重要得多。

    没有人会怀疑，足够的坚持和努力当然会带给你想要的一切。一切行动在开始之前的思考路径，无外乎经历这三个阶段的自我发问：一，你究竟想要什么；二，你为什么想要这个；三，你决定怎么做。

    你究竟想要什么——这是目标。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目标事物在你心中的价值衡量结果，具备理性和判断力的“8090”，大多数是不盲从集体价值观而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辈人。他们只为那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而努力，而这几乎是我们愿不愿意投入行动最重要的考虑。因此在制定自己目标的过程中，用结果驱使行动，不如用价值驱使行动。将你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放进自己的“人生清单”，你会发现，目标会因此更具吸引力。

    你为什么想要这个——这是动机。人的行为动机有很多种，物质奖赏也好，精神愉悦也罢，行为结果所带来的某种回报，往往是动机的源头。

    你决定怎么做——这是方法论。通往成功的路径有很多种，抛开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学励志道路，其中有一个观点需要更新，与其说细节决定成败，不如说轻重决定成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太多元的时代，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资讯来源、娱乐王国无孔不入的声色诱惑、太快更新太多选择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分散掉我们在追求最初目标过程中本可以专注的执行力。不在繁复琐碎的细节上耽误太多时间，才能在最重要、最具备价值的任务上做到真正完美。

    除了孤独，“8090”也可谓是最纠结的一代，他们永远在矛盾、困惑、两难中选择：读书重要还是实践重要；在大平台打工重要，还是自己白手起家创业重要……在诸多的方法论中，有一条对于年轻一代尤为现实，对自己的教育、学习的投资永远值得并必有回报。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中途辍学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公司，但这并非说明现代学历教育对成功没有助益。我们来看乔布斯去世后，接管乔布斯的新一任CEO，蒂姆·库克（Tim Cook），他在奥本大学念的本科，是杜克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而他领导下的苹果公司现任苹果各业务口的主要掌权人，如零售商店总监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及沃顿商学院的MBA；主管软件的副总裁克雷奇·费德勒齐（Craig Federighi），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硕士；负责IOS软件的斯科特·福斯特尔（Scott Forstall），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和硕士生；Mac的掌门人鲍勃·曼斯菲尔德（Bob Mansfield），毕业于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CFO财务大管家皮特·奥本海姆（Pete Oppenheimer）毕业于加州理工大学；运营副总裁杰夫·威廉斯（Jeff Williams）则是杜克大学的MBA。他们清一色全是美国名校毕业。

    即便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拥有丰富的人生资历，那些在某个领域做出不凡成绩的精英们也得付出比常人多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有记者采访洛杉矶湖人队着名的球星科比，问他为什么能那么成功，领着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年薪，科比反问记者：“你见过凌晨4点钟的洛杉矶吗？”记者说没有，科比答道：“我每天都能见到。”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努力，他们还得拥有高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效的工作技巧。而现代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有很多内容，如，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管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价值；对健康的管理——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创造价值；人际关系管理——如何在有限的资源里创造价值，等等。这都是对自己的把握，也是让梦想照进现实的关键。

    2012年9月，一张“清华学生马冬晗的计划表”风靡了各大网络，成了网友们膜拜的“神器”。1989年出生的清华大学精仪系博士一年级学生马冬晗，是清华特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她的一份成绩单显示：《电工与电子技术》等多门功课成绩在95分以上，其中还有满分，她三年总成绩班级第一，各种科研、竞赛获奖28项。令人称奇的是，她的双胞胎妹妹马冬昕同样优秀，姐妹俩不仅学习成绩好，综合素质也非常高。马冬晗是精仪系首位女学生会主席，还是系乒乓球队、羽毛球队、排球队队长，还能跑马拉松、主持晚会、朗诵诗歌；妹妹马冬昕则担任过校学生会副主席、系学生会学习部长、班长，甚至还当选了海淀区人大代表。

    而姐妹俩这张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张张被网友们戏称“比国家领导人还忙”的学习计划表支撑的。她们把每天的时间都切割到了每一个小时，何时做微积分的习题，何时开班会，都精确到分钟，连午休的那一个钟头都能挤进去两三件事，睡觉也只留了5个小时。早上6点起床，锻炼，早饭；中午11点25分至13点20分吃午饭，打印课件……20点55分至22点30分做习题，复习物理；22点30分至23点听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语。这张计划表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之后，媒体采访姐妹俩，问道有没有觉得这样的学习计划很疯狂，马冬晗则轻描淡写地解释：“制作计划表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方法，我觉得很正常的事，没想到被人热议。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清华，不理解清华的学风。”

    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清华，其BBS上有这样一篇文章《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清华学生苦，美国顶尖学校的学生更苦。”起因是作者去美国名校交流了一段时间，发现对于哈佛、普林斯顿这样名校的学生来说，每天4到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是很正常的事情，凌晨2点到3点是普遍的上床时间，上午有课最晚9点就得起床。睡眠几乎是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如果喝杯咖啡能顶过去，能不睡就不睡了。吃饭也是尽快吃完，随时掏出电脑来准备展示PPT、看课件、写论文。相较之下，中国大学生普遍在上大学前对大学学习之辛苦程度的预期偏低了，认为辛苦地通过高考的选拔升入重点高校之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而相较之下，美国的名校学生们对自己的预期较高，他们都认为自己将来出去是要做美国的青年领袖的，因此时时刻刻都抓紧时间给自己充电，为未来储备充分的实力，挑起栋梁的责任。

    除此之外，对这些未来的青年领袖来说，虽然休息时间很少，但还得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锻炼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经营管理自己的关系网络。很多名校的学生声称，他们宁愿把作业放到半夜12点以后做，也会愿意用9点到11点这段时间去参加一些交际的活动或是交流会。

    有人也许会发问，如果我并不想成为青年领袖呢，我只想做一个对社会有所裨益的普通人。这个社会同样是自由的、多元的，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个社会的千姿百态早已让人着迷，成功和行动本身也有太多标签，并早已为那些选择焦虑症患者给出了答案——并不是声名显赫处于镁光灯的中央才叫成功，不是非得标新立异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才叫行动；而任何一种你假以努力从而实现的圆满都可谓成功，任何你甘心选择的生活方式也都是对你来说最合理的生活方式。乐意在写字楼里穿梭奔走，抑或在小客栈晒太阳喝茶，都是你的自由。内心的富足和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才是强大的人生所需要的。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我们都需要成为人生的强者，因为生活的挑战和命运的逼迫无时无刻不会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不想成为世俗意义上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你也需要成为掌握自己命运、自由决定生活选择的“成功者”。甚至，后者的意义要比前者重要得多。而成为强者，很多时候需要你不以功利的目标至上，而是以高尚的动机和非凡的智慧去舞动生活和事业的旗帜。

    适者生存还须审时度势，强者生存则毫无悬念。这一点，在功利主义至上的竞技体育界所发生的故事尤为典型。着名金牌教练员、羽毛球教练李永波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谈道，金牌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种“金牌至上”的观念指导下，中国羽毛球队两名队员，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因“消极比赛”被取消了比赛资格，举国喧哗。同样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的男子花剑取得零的突破，出生于1984年的年轻运动员雷声获得了中国首枚男子单人花剑冠军。雷声的教练叫王海滨，也曾是男子击剑着名运动员、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王海滨教练在一个公开讲座中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叫作“做王者不如做强者”。当大多数运动员和教练员埋身于艰苦的训练场在伤病中摔打时，王海滨带领自己的弟子雷声另辟蹊径，将他送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运动员进名校挂名深造并不稀罕，稀奇的是王海滨要求自己的弟子住在学生宿舍，而不是运动员宿舍，每天在校园和训练场之间往返，既不能耽误正常课程，又要按照他需要的训练量安排训练。身为70后，运动员王海滨经历过那个时期特有的困境和不得不走的弯路。当他执起教鞭之后，他深知，没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有了目标拿到金牌也不意味着人的成功。为了更好地与欧洲击剑界沟通交流，他本人专门进入大学专修法语；为了更好地从运动员转型为教练员，他进入体育院校拿到运动训练学的博士学位。竞技场上的金牌固然重要，但是把运动员培养成社会上的强者更为重要。据说雷声正在准备申请美国大学商科的研究生，他的人生从体育起点，但将在更广阔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这一切，是因为“强者理论”，而不是金牌。

    而在美国，这种既是竞技场上的胜者，又是生活中的强者的案例则更多。林书豪参加哈佛的入学测试时，哈佛篮球队的教练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在哈佛，不管你是谁，都不可能得到优待，这里不提供专供特长生的奖学金，也不会因为你球技出众而降低录取标准，学业耽误了一样挂科不能毕业。我在哈佛采访时，哈佛体育部信息主管曾经得意地跟我介绍，他们的橄榄球队有一位出色的橄榄球队员，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高音歌唱家。因为他在哈佛的四年，除了完成繁重的工作和球队艰苦的训练，每天课余，都要抽出别人休息的两个小时，开车去声乐学校学习声乐。最后，他在波士顿着名的Symphony音乐厅，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

    总之，不管通向哪种形式的成功，选择何种人生道路，通向内心坦途的路径只有一个，那就是足够的坚持、学习和努力。当你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失望、受挫，倍感沮丧和委屈时，你可以试图扪心自问：我真的够努力了吗？我为心中的梦想付出足够多了吗？伸手摘星，只有站得足够高，伸得足够远，星光才会在指缝熠熠生辉。

    第十七章 做有常识的草根，谨防强势话语的蒙骗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

    ——梁漱溟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历史告诉我们，知识只有在更人道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社会的福祉。

    公共道德一旦缺失，就会让社会大众成为“没有人性”的冷漠路人，同样的“见死不救”惨剧，上演了不一样的续集。

    假如世界是一片淤泥，选择做泥鳅，还是选择做莲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独立及理性思考能力，不被盲目的潮流裹挟，用独立和理性明辨是非。

    常识用于认识社会公共事务时，有时是来自于职业的规范素养，有时要求把复杂的事件、角色简化，回到出发点去看初衷。

    忘记什么都了解的神话，承认不知道也是一种姿态。

    先成为常识的粉丝和传播者，认清新一代青年所必须担起的与家国之间的联系，行使公民的权力、践行公民的义务，你才可能以小人物的姿态创造更多更大的正能量。

    二战期间，纳粹集中营一位幸存者在目睹亲人被有知识的学者用先进的技术杀害之后，给自己的老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工程师毒死；妇女和幼儿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的请求如下：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千万不要以你们的心血造就一帮学识渊博的怪物、训练有素的精神失常者、受过高等教育的屠夫。只有在人道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如果你觉得，集中营只不过是因为残酷的战争年代才出现的如此极端、反人性、不人道的悲剧事件，那么再说一个发生在现今你我身边的悲剧。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女童小悦悦（本名王悦）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惨剧发生之后，更大的一幕惨剧发生了，7分钟内，一共有18名路人路过并看到了受重伤的小悦悦，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发现，上前施以援手，将小悦悦送至医院。虽经医院全力抢救，小悦悦最后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

    从小悦悦被第二辆车碾过到陈贤妹救人的过程，恰好被事发地旁边一间劳保店的视频监控记录。这段视频也拍下了在陈贤妹之前路过的18个人的全部举止。从这经过的18个路人中，有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的，有看见之后拐弯绕行的邻里，有躲着走的成年人，有开车经过却熟视无睹的年轻司机，甚至还有看了两眼却没有停步的带着孩子的母亲。在一个本该孔孟仁义之道占主流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同胞，都会对该事件中折射的国人冷漠表现惊愕到不能自已。

    除了在国内引起巨大的争议，该事件甚至引起了日本、美国等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朝日电视台在一期时政节目中，用了两分钟的时间用演示图板解释了事件的前因后果，讨论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美国的电视台对此事也做了报道，并特地制作了专题片抨击了在中国发生的见死不救。观看节目后很多观众都表示十分可怕。我在美国进修期间，数次与陌生的美国朋友聊天时被一再追问：“小悦悦事件”是真的吗？真的发生在他们心目中友好、传统、善良及热情的中国吗？

    在美国，尤其是生活在“乡下”的居民，因为社区邻里之间联系紧密，人们之间的互助十分普遍。在我所居住的德克萨斯州，因为地广人稀，居民出行都以车代步，记得我刚去学习时偶尔步行到学校对面商场买东西，路途中常有热心的本地人停车来问我需不需要捎一段路；我在加州自驾旅行时，曾经因为租的车性能不太熟悉，夜晚在一个社区门口出了点故障，一对经过的年轻情侣不仅主动帮我检查了汽车性能，排除故障，还热心地要送我和朋友返回40公里外的酒店。除此之外，美国的安全和警察部门非常高效，紧急救助系统也十分完善，美国有些州的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却不打“911”电话，就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所以说，“小悦悦事件”在他们看来十分不可思议。其他有些国家还制定了关于公共救助更为严格的法律条文，如法国在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其中的“怠于给予救助罪”的内容是：“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

    那么，这件事的发生究竟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已经异化成一群没有公共道德的麻木看客，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具有约束机制的法规和更有效的社会服务系统？抑或是，全世界人们都有从众和责任分散的人性弱点？这场争论，需要人类学专家、社会学家们花费点时间细细剖析。我们先来看同样发生在美国的一个“见死不救”的故事，看能否得到一些启发。

    2008年5月30号下午5点，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发生了一起车祸，现年78岁的老翁托里斯被两辆相互追逐的本田车和丰田车撞倒，满身鲜血地倒在了路边，随后肇事司机迅速逃逸。托里斯倒下后一分半钟，共有9辆汽车从其身边驶过，但却没有人下车查看老人的生死。路边的行人目睹了事故之后也无动于衷，直到一辆巡逻警车从事故现场经过，才将老人送到医院，但最终老人因伤重不治身亡。这起事件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对众多路人见死不救表示愤怒。普通民众、媒体和政府官员批评说，放任受伤老人横卧路上反映出当地人的冷漠，对身边的人和事都漠不关心，令人不寒而栗，很多人都质疑：“我们的人性和互助精神到哪里去了？”

    这一切和“小悦悦事件”是如此相似。所不同的是，在事故发生后的1分钟里，有4个人拨打911报警。当时经过的路人被媒体采访时声称，都“怪”警察来得太快，事发后一分半警察就赶到了现场。尽管如此，哈特福德警察局局长仍发表了自己充满愤怒的讲话：“人们怎么会这么没人性，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在媒体的带动下，哈特福德开始了一轮“寻找灵魂”的大辩论。而在市长的支持之下，2008年夏天，哈特福德成立了两个全新的组织：“哈特福德犯罪阻止者”和“哈特福德关爱者”。当地媒体评论说，“这都是老托里斯留下的‘遗产’”。前者，由当地社会名流提供了1万元的奖励基金，并由市警察局来运作。这个机构会为举报犯罪者提供至少1000美元的奖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碾压老托里斯的真凶最终被举报归案。而“哈特福德关爱者”则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组织，旨在增进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沟通，加强责任感，如召集名人及志愿者一起进行有益于社群的活动。总之，老托里斯身上的惨剧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冷漠，而要破除这种冷漠需要加强社群建设，需要加强每个公民的责任感。哈特福德政府、媒体、社会名流、公民个体都在努力。

    因为没有美国那么发达的NGO组织系统，“小悦悦事件”自然也无法实现哈特福德案件的后续影响效力，但悲剧发生以后，小悦悦父母得到社会上很多善心捐款。他们将其中的捐款转而捐出，继续帮助其他社会上需要救助的儿童。而事发10天后，广东佛山近280名市民自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并发布倡议书，号召：“拒绝冷漠，传递温暖。如果那一天是你、是我，我们一定要停下自己匆匆的脚步，拉她离开街心；我们一定要伸出各自的援手，将她抱离险境。这是本分，更是底线。”并呼吁“全社会都来向冷漠宣战，都来将温暖传递”。

    如果说，对生命的冷漠会导致对他人生命无法挽回的伤害；那么对心灵的恶和攻击，则会让自己的灵魂陷入难以救赎的深井，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心灵的偏移，以令人无法察觉的速度愈演愈烈。

    2011年因“红十字会事件”而成为网络名人的郭美美，时隔一年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了一段无论是用词还是语法都破绽百出的中式英语，引发了网友的围观、戏谑和调侃，网友们将郭微博的简单英语单词，用各式中文语言，演绎成了各种刻意曲解和恶搞的含义，对郭美美进行了恶意嘲讽和包含性语言的羞辱。仅仅一个晚上，这一条微博被转发超过20万次，其中不乏名家大佬、知名文化人士。每一个参与者在此事件中都用一种近似“狂欢”的姿态，用一种无底线的演绎诠释方式，获得一种道德审判及性语言攻击的快感。当然，他们可以说，他们羞辱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被郭美美事件波及的中国红十字会。

    有学者认为这起翻译事件不过是网友的恶搞，不足为奇，“一个文本一旦存在于网络上，它就是一个开放性文本，因为网络赋予了大众书写的权力”，“中国网络人口的年龄是年轻的，30岁以下网民占据了一半。年轻人对恶搞之类的事热衷丝毫不奇怪”，而且闪烁着人类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恰恰是对某些现实的‘反叛与颠覆’”。

    但是，他们都忘记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网络平台上仅有的微弱话语权，去无底线地攻击另外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代表的是谁。在一个公民拥有基本法律素养的国度，人们会明白，即便一个死刑犯，也拥有一定的人格，比如他无须接受看客们的再审判。而对人的尊重与对集体的憎恶则完全是两码事，法国人讨厌政府，可以向总统扔鞋，但是民众不能当众扒下总统的衣服。也就是说，恶搞有底线，它不能触及对人格的尊重、生存权的保障等基本规范。网络世界的自由是指传播形式和表达形式的自由，而不是道德的自由。因此，“杜甫很忙”属于恶搞，“问元芳”也属于恶搞，“一个馒头的血案”也是恶搞，这些恶搞是网络语言一种娱乐形式的创造，属于网友利用网络平台附加个人创造力的智慧闪现。恶搞的内容也未曾触及对人的攻击和诋毁。在一个多元价值观盛行的时代，未曾超出普世价值观范畴的属于智慧创造；超出的部分，当道德谴责和道德自省不起作用时，应当被纳入法律范畴。如郭美美“翻译事件”中那些恶意传播并用性语言调笑她的人，郭美美完全可以向其提起控诉，这绝对属于语言上的性骚扰。当然，郭美美没有这么做，她作为娱乐人物，也许她本人并不在乎这种骚扰，也许她在借助网民的狂欢实现新一轮的“声名远扬”，这是我们不得而知的另一个话题。但不管如何，如作家庄雅婷在微博里说的那样：“无论环境多么不堪，旁人有多少把柄和漏洞，都不是自己也顺势自甘堕落的理由。”

    在郭美美“翻译事件”的狂欢潮中，一些颇具理性思考、拥有影响力的微博名人也纷纷基于人道和文明的立场出声制止这次网友狂欢。庄雅婷总结了这起网友狂欢所暴露出的网民的无理性和盲从。她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算世界是一片淤泥，选择做泥鳅和莲花也是有得选的，跟大环境关系有时还真没那么大。”

    就算世界是一片淤泥，选择做泥鳅，还是选择做莲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独立程度及理性思考能力。在各种各样的网络狂欢事件中，不难看出，在公民素养缺乏的现阶段，网络呈现的仍是一种乱象。被转发最多的，往往是裹挟着极端愤怒、带有偏激表达形式的言论，稍微理性些的声音难以得到大众的好感，反而是那些不自知的攻击和贬损被包装成思考者的言论后，却得到网友的广泛赞同和拥护。尤其是当一个社会里个体的附属心、从众心太过茂盛时，思考中的“独立”、“理性”二词，应该成为个人的修养标准。而独立的思考、理性的认识往往显得不那么特别、新鲜以及诱人，相反它们貌不惊人、既不炫又不潮，显得那么普通、平常，它们往往来源于一种最具生命力和最有价值的知识，即，常识。

    常识是什么？常识又称通识，英文为common sense。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称之为美国民主解放历程中启迪民智的重要推手；梁文道出版了一本随笔集《常识》，将他的时评收纳其中，他在自序中说：“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他举了个幽默的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

    常识用于认识社会公共事务时，有时是来自于职业的规范素养。例如，在新闻报道中，常识体现的应该是职业规范，应该是国际同行有约在先的从业条律，如：灾难报道中要保持同情之心，对待自然灾害、交通事故、战争、犯罪事件受害者及其家人，采访活动不应增加生者痛苦；杜绝任何对灾难的娱乐化表达；记者不以噩耗报告者身份出现在受害者家人面前；尽量避免以特写展示死难者亲属悲痛欲绝、痛苦失态表情。媒体从业人员要掌握这些常识，避免以争议的节目博得眼球。

    有时，常识来源于你把复杂的事件、角色简化，回到出发点去看初衷。举例来说，伦敦奥运会上的羽毛球让球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指责李永波及其弟子亵渎了体育精神，也有人为李辩解，说合理运用规则漏洞也是竞技的智慧和技能。那么这个争论中，常识在哪里呢？常识在于，一场奥运会的羽毛球赛，不说它是哪一轮比赛，以及是哪一场金牌争夺，它的本质应该是一场高水平的竞技比赛，当双方运动员站在网的两侧，站立不动故意不接球，引起周围观众的哗然，这就不是“消极比赛”那么简单，它违背的不叫作体育精神，它违背的是运动员站在赛场上的初衷——作为一个运动员行使竞技者的角色。

    尽管我是微博的热爱者和推崇者，我也对它作为社交网络帮我们这一代人成功界群、争论发声感到由衷的感激。但有一阵子微博的确让我感到厌倦：漫天谩骂的网络语言暴力、毫无理性的跟风盲从、对是非施以狂妄自大的判定，更可怕的是，让人身不由己卷入其中成为自己也痛恨的那一类。后来慢慢意识到，微博实际是一部社会通识教程，因为大多数时候辨别真伪的方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依靠常识。常识让你不犯基本错误，而这已经很了不起。常识来自于实际生活经验和可信知识的获得。判定刘翔是否负伤，如果你具备运动伤病基本知识、有过竞技运动经验，哪怕仅依靠真伪难辨的电视画面也能得到答案，当你不具备相关知识，你应该做的是向可信任的知识源求助。甚至，做真相求证者固然荣耀，但能够先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话题我没有常识经验来解答”则更让人觉得可敬。据说上海的一些学校就作了这样一种实验，他们在学生的试卷中采用了一种新的答卷模式，在选择题的答案中增设了“我不知道”选项，勾选可得一分，答错则为零分。该举旨在让学生诚实，这种告诉孩子们“承认无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谎言和自负”的教育方法，让人惊喜，因为这样朴实的是非观，实在是下一辈人的福音。

    作为仍属于草根、社会阶层中位于劣势、不具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8090”，如何才能不被处于强势的那些声音蒙骗，那就是，自己双眼看过才比较算数。当你看到纽约第五大道旁也有热狗摊和垃圾，你就不会动辄抱有对繁华都市的美梦幻想；当你看到盐湖城冬奥会场馆十年后也搁置无用，你就不会不作调查就指责为何只有北京某体育馆被废弃浪费税收。当然，这不是让我们对世界不作判断不作建设性的批评，而是让你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大多数是常识部分，制度体制文化习惯什么的，只能放大或缩小某些部分。只有走出自我狭小的格局和境地，走到世界的其他角落，亲眼观察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你才能作出清晰的比较和认识，不再想当然地批评、指责以及谩骂，认识理解比评价论断有用得多。先成为常识的粉丝和传播者，在普世价值观指导下，认清新一代青年所必须担起的与家国之间的联系，行使公民的权利、践行公民的义务，你才可能以小人物的姿态创造更多更大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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