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骥（中国香港）

    世界早已走向中国，中国也在走向世界。中国和世界早已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可以互通有无。

    比起前辈，“8090”恰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有全球视野以及全球意识，彼此之间，也较有共同语言。

    无疑，他们都是“全球婴儿”，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婴儿。

    这也注定着中国的“8090”，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境遇与过去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五四”一代和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一代，都经历了“打开国门”的关键时刻，背负了整个民族的寄望出国。

    他们身上的包袱越多，就越束手束脚，也就越没有自由。

    在国外的一切生活和工作，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朝一日回来报效祖国。

    或许，他们走向世界的过程，是没有太多快乐可言的。

    但是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不一样，个体的意识觉醒了，他们学会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而踏出国门。

    在这个过程中，你增长见闻、开阔眼界、融汇文化……

    实现了胡适先生百余年前的理想：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取自由。

    虽然多年来，西方人一直对中国的年轻人有“思维定势”，觉得独生子女的一代，肯定是“小皇帝”、“小公主”。但是，事实似乎也在证明，无论“小皇帝”还是“小公主”，都越来越具备公民意识。经过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无数事件后，我们都有目共睹。

    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相信更多的事情会激发中国年轻人的公民意识。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年轻人还需要学习做一个“世界公民”需要具备的那些素质。

    文明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每个婴儿出生时都一样赤身裸体、哇哇大哭，但长大以后，有的可以变成英国绅士，有的可以变成法国情人，有的可以变成日本武士，有的可以变成中国香港商人，有的也可以变成地痞流氓……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然后朝那个方向努力。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出国相对比较容易。

    很多人都做起背包客，环游世界。

    并且，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优势：擅长考试。

    而西方有些国家那么“傻”，提供奖学金让你去读书。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机会多出国。不要只有短见，觉得出国混个文凭，回国比较好找工作。

    打破这种“实用主义”的狂想，切切实实地去体察外国或者外地究竟有哪些长处与短处。

    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很多事情，西方发达国家都早已经历过。

    所以出去看一圈，回来再看中国，肯定会不一样。

    中国的“8090”，要培养自己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良知的思想，培养自己不卑不亢的健康心态，冲破桎梏，并且学会反思。

    相信10年之后，当我们渐渐步入中年时，回首这几年时光，会发现现在的我们身上还有很多幼稚可笑之处。

    如果能够那样，则证明我们确实进步了！

    第十八章 香港能告诉你什么

    我必定恪守承诺：维护公义，保障市民权益；维护法治、廉洁、自由、民主等的香港核心价值，包容各种立场和意见；同时以身作则，廉洁自持，建立“行之正道”和诚信的政府。我会尽力保护每位市民的权利，并尊重新闻自由，维护媒体的独立性。

    ——梁振英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从15岁香港意见领袖黄之锋，看草根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

    内地教育喜欢“树典型”，所以人们比较喜欢模仿、追随。

    香港由于是多元社会，所以不容易出现张悟本这样的“神医”。

    以香港文化人胡恩威为代表的部分香港人把香港教育批得体无完肤，认为内地大学生在阅读思考上优于香港大学生。

    内地年轻人不要急着买房、买车、定型，谁知道未来会怎样。

    2012年5月中旬的某个清早，当时我人在巴黎，打开微博一看，只见好多网友@我，希望我转发一段视频，并说这段视频中的香港中学生，给内地起了榜样的作用。我向来很讨厌榜样，于是没有理会。

    在巴黎游玩了一整天，晚间找到一家中国餐厅。走入其中，几个中国年轻人过来招呼。和他们聊天，得知他们是在法留学的学生，用课余时间开了这家中餐馆，卖湖北菜。我在法国，看见很多流浪的法国年轻人。现在欧洲的失业率是高，但是只要勤劳肯干，总还是能找到糊口的工作。但法国的年轻人不愿意这样，他们宁可在街边乞讨，也不愿工作。旅法的朋友告诉我，法国人就是这样，被政府的高福利宠坏了，显得有些懒惰。看着这些开中餐馆的中国年轻人，让我的心里感到暖暖的。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国年轻人，能吃苦。那一餐的口味也很好，麻辣虾，确实让身在异乡的人找回一些故乡的味道。

    到了晚上，我再次打开微博，@我的数字不断增加，导致我不得不为了满足好奇心，点开视频观看。只见一个十几岁光景的年轻人，作了4分钟左右的讲话……事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名叫黄之锋的15岁香港中学生，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谈论的是成人世界的时政话题，但不疾不徐，对答如流，简直像个外交部发言人。这段视频在短短两天内，累积超过10万的点击率。

    内地网友为何会对一个香港年轻人产生兴趣？这在以往是很罕见的。原来，引发人们好奇的并不仅仅是黄之锋的成熟稳重，还有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段描述：

    “我来自典型的中产家庭，家住海怡半岛，读直资学校，有个读小三的细佬（弟弟）。爸爸系是IT工作者，爸妈是港大校友。我自小生活无忧。但我很清楚，（我的）这种幸福并非必然（天经地义的）。因为自六七岁开始，爸爸就带我探访赤贫家庭。佢（他）成日同我讲，要关心社会上被遗弃的一群。爸爸是虔诚的基督徒，佢话（他说），社会上有一群人生活得很困苦，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理。我问，我的生活咁（那么）丰足，但好多人的生活（为什么）就咁艰难？（这种想法的）种子在我小学时已在心中（种下），但一直没机会萌芽。中三（中学三年级）之前，我同好多中学生一样，食饭（吃饭）打机（打游戏）瞓觉（睡觉）读书。直至反高铁运动、五区公投，引起了我对社会议题的兴趣。我开始看很多书。中三那年对我来讲很重要，我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归根究底，都是制度出了问题。（这方面）知道得越多，越希望改变，也就不再甘心只停留在网上讨论的状态。去年五月，教育局推出国民教育咨询文件，社会上讨论的气氛毫不热烈，但我同很多年纪相仿的朋友都很关心。我觉得是时候站出来走上街头，学民思潮因而成立。最初只有十几个人，后来集结了其他学生组织，搞街站、筹组大型示威游行，逐渐成型。而爸妈亦由担心到后来放心。因为佢哋（他们）知道，我不是人云亦云。有网民说黄之锋的父母，应以佢个仔（他儿子）为荣，我不知我妈是否可以我为荣，但我希望，将来我可以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我相信，黄之锋之所以引起内地网民关注，其实不单单因为他的言论，还因为大家对他的成长经历好奇，希望一探这样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

    在香港，黄之锋这样的家庭背景，绝对不能说是太好的出身。他自己也说了，来自典型的中产家庭。香港700万人口中，大约有20％至30％的中产阶级，他们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不过，随着近年社会阶级结构的演化，这种稳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很多像黄之锋这样的年轻人，开始要求社会变革。

    在内地喜欢“树典型”的环境中，或许黄之锋就是香港90后的典型。我想告诉你，香港确实有一些像黄之锋这样的“8090”，但是为数不多，更不会有人把他们当作典型。香港是一个成熟的“分众社会”，人人过自己的生活，不太管他者。就好像2012年6月，在一期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一名来自香港的男嘉宾在叙述完自己由于理想放弃报社记者工作去打高尔夫后，主持人之一的乐嘉问男嘉宾：“你以前的同事怎么看你现在的生活？”男嘉宾说：“我没有管他们是怎么看的，我想他们也不会管我吧。”——这就是最典型的香港心理。

    但是话说回来，香港人是否关心内地，又是怎么看待内地“8090”的呢？

    香港人当然关心内地，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关心。香港人不可能不关心内地，因为香港的前途和内地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中英双方开始谈判香港问题，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回归成定局，这些事情都迫使香港人不得不关心内地。20世纪80年代香港官方和民间有无数讨论内地文化、时政的沙龙。时至今日，“内地新闻”仍然是香港媒体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和台湾地区大相径庭，打开台湾的电视，你会发现他们几乎全都是本地新闻，好像对外界完全不关心。）并且，不得不承认，有时往往在香港才能把中国看得更清楚。

    那么，香港人究竟是怎么看待内地的“8090”的呢？我在前文略为提到，内地人喜欢“树典型”。这大抵和内地的教育有关，大家从小都是看着“英雄”长大的，人人都想学“雷锋叔叔”，所以总有一种想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思维习惯。几年前，香港人看见新闻里说内地出了个“中医大师”张悟本，教大家每天几斤几斤地吃绿豆。香港人看了都惊呆了，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不是张悟本的主张，而是居然有成千上万的“信徒”真的按照张悟本的方法吃绿豆——这不是疯了吗？这种情况，在香港不太可能出现。香港是个自由社会，各种声音都可以公开表达。与此同时，任何声音都可能很快被淹没。香港的“歪理邪说”也不少，但是由于自由，任何思潮都不可能吸引所有人去关注。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张悟本大师”这样的奇葩了。

    我的一些香港朋友多次向我表达过“看不懂微博”的想法。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话题有内地可以引来数十万的转发，每隔几天都会有热议话题。而且，他们还看不懂豆瓣。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内地的“8090”，在看完一部电影后可以写几万字的评论。你问香港的年轻人对电影有什么观感，他们往往只会以“几好（挺好）啊”、“唔错（不错）啊”、“OK啦”……这样简单的几个词来回答你。

    内地相对缺少年轻人可以自由表述的传统平台，故而在网络上，你会看到很多有强烈表达欲望的年轻人。这一点，在不少香港文化人看来是内地年轻人胜于香港年轻人之处。香港文化人每每在批评香港年轻人的陋习时，都拿内地年轻人来作比较。

    例如，香港有位很重要的文化人胡恩威，在他的着作《香港文化深层结构》中如是批评香港教育：“（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一样，目标不是培养精英，而是培养一些反智的劣质公民。考试制度不是为了寻找最好的学生，而是最会取巧的学生。香港的年轻人经过香港教育制度的洗礼，最后对知识都不会产生兴趣；香港的年轻人很聪明，但教育令他们对追求知识有一种错误的态度。知识只是用来‘搵食’（工作），而不是一种理想的追求。香港考试的拉Curve（指调整成绩分布）制度就是把最低标准当成最高，而大学又以这种标准招生，能够进大学的香港学生，学习态度都有问题；问题的核心是他们对所读的科目都没有一种热爱，好奇心和研究能力十分之低，又没有阅读的习惯，思考能力十分薄弱。”

    在痛骂完香港的教育制度后，胡恩威把笔锋一转，开始赞美其内地的大学生来：“这和中国内地的大学生完全相反。内地大学生大都喜欢发问、阅读和辩论，虽然有些观点仍然十分简单，但起码他们会表达和争论；香港的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吃喝玩乐是人生唯一的目标。”

    无论你是否同意他对内地的观察，但胡恩威确实是这样说的。或许这可以代表一部分香港人是如何看待内地年轻人的吧？内地大学生“都喜欢发问、阅读和辩论”我不敢苟同，但是香港大学生都以“吃喝玩乐是人生唯一的目标”我倒是同意的。内地大学生比较多地背负了“改变命运”的自我使命感，尤其是很多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学生，他们想要在城市定居，往往不得不先从“蚁族”开始。

    在较为严苛的环境下，内地年轻人被锻炼出比较强的耐力与上进心——这让我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人，也是以“爱拼才会赢”为座右铭的。如今很多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年轻人，都没有这股冲劲了。所以，内地“8090”应该善用自己的这一优势。

    当然，内地年轻人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比较闭塞。我经常去内地讲座，固然见到不少优秀的同龄人，但也还是会遇到安于现状甚至对已有生活沾沾自喜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有人会跟我说，他感觉不出香港有什么好的，唯一的好处是购物比较方便——他们甚至说不出“护照比较好用”这样的“标准答案”。他们觉得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丰衣足食，就是“天堂”。还有人觉得自己有一份几千元的工作，并且有还算好的职业前景就满足了——二十几岁就开始了供房结婚生子的中年生活。有人甚至还觉得，他可以自由买到最新款的iPhone，便是拥有了莫大的自由，和美国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了。中国的一些年轻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上网只淘宝，每天沉浸在价格比较中不能自拔。当楼市飞涨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买房子；当同龄人都开了上了汽车，他们觉得很没面子，借钱也要买车——殊不知这些提前消费，将来终是要清还的。当经济一路上扬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毫不担忧，认为股市会永远升下去，过十年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就能换一套更大的房子。殊不知，这种状态香港人早已经历过。从香港的历史对照内地的现状，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很危险的。

    香港经济也曾有“梦幻”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股票不断上涨，香港人开始对未来盲目自信。所有人都觉得股票会一直涨下去。所以，今天赚的钱，今天就全部花光——最有名的就是当时的香港人天天要吃鱼翅捞面以显身份。但是，当20世纪80年代股灾来的时候，香港人就只有吃“炒鱿鱼”了。我常常想，只要读一些历史，内地年轻人就不应该对现状盲目乐观。房价高涨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买房子。房价在十年内涨到现在的高位，谁知道十年后如何？你真不晓得这个泡沫什么时候会爆掉。在拥有好工作的时候，如果不在同时提升自己，那么在被炒鱿鱼后就没有竞争力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第十九章 后冷战时代青年：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良知

    我所宣扬的，不应该只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而是普世的价值。

    ——胡适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占领运动”引发的全球年轻人大串联，说明年轻人正变成“世界公民”。

    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具备全球性视野。

    香港80后作家林匡正提出“十字诀”：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良知。

    如果中国真的崛起了，中国究竟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中国以什么理由，说服世界来让中国崛起，甚至是帮助中国崛起呢？

    是中国带动我崛起，还是我带动中国崛起呢？

    2011年10月15日，是一个应该被载入史册的日子。那天，为了响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世界各地都掀起了“占领运动”。在亚洲，有台北、东京、首尔、吉隆坡……当然，也包括香港。香港“占领中环”时，我也在现场。在香港，这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听着数百民众齐声高喊“打倒资本主义”，好不刺激！

    大家都以为，和香港很多活动一样，占领中环大概会在一天内结束。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占领中环的参与者并不是三分钟热度。在当天的誓师后，他们在中环的汇丰银行总部扎帐篷住了下来。10月、11月、12月，来年1月、2月、3月……7月、8月。中环的老年人以为年轻人不过是一时热情，没想到这次玩真的。最终，老年人只能用一纸状书把这群年轻人告上法院，请有关部门来“清场”。

    美国年轻人的诉求全世界都听到了，他们要代表99％的穷人，告诉那1％的富人：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但没想到的是，这个诉求居然在全世界都有市场，真是揭竿而起，万民响应。你是否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类似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100年前，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或许不会引起你的关注，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情况完全不同了。

    过去，如利比亚这样的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发生政变，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尤其是不熟悉历史的年轻人关心的。时代变了，由于网络的普及，并加之教育（特别是英文）的普及，全世界的年轻人很容易沟通，也很容易互相传递信息。于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埃及……大家都讨论到一起去了。

    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具备全球性视野。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我们目睹中国的年轻人怎样加入世界大讨论，怎样学习和世界说话的方式。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细节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毕竟还是有所进步的。比如，我们已经从“中国可以说不”的年代，过渡到“北京欢迎你”的年代。但我在法国戛纳看到他们的口号却是“the city is yours”（这城市是你的），很显然，我们有所进步，可是离戛纳尚有一段明显的距离。

    加入世界大讨论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你和所有人有共同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四个字，是过去中国所有讨论里较少见到的。身份认同与身份不同。两者有何区别？简言之，身份，指的是你的身份证、工作证、居住证……而身份认同，就是你对它们的认同程度。你可能移居英国数十年，早就加入英国国籍，用的也是英国护照，但在认同感上，你觉得自己仍旧是个中国人。这时候，“英国人”是你的身份，“中国人”是身份认同。美国革命年代，富兰克林有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Where there is liberty，there is my country）。”说明对富兰克林来说，“自由”才是他的身份认同。令富兰克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他的身份认同观竟然影响了全世界。

    香港80后作家林匡正，是最年轻的“香港书奖”双料冠军，其代表作是2011年出版的《八十后运动》。2012年香港书展期间，林匡正出版了新书《夹缝：九十后看中国》。在这本书中，林匡正采访了很多90后，问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谁知90后给出的答案，让所有人感到惊讶。

    在90后身上，我们不再能够看见地域性的身份认同（或者说这不是最强烈的身份认同），90后不再在乎自己生于何处、长于何处或身处何处，对90后来说，似乎只认同10个字：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良知。这10个字，可以说是社会共识，同时也是90后的核心价值。而在过去，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这10个字肯定会越来越深入中国年轻人的内心并达成共识。对这一点，我是十分乐观的。这非常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以及世界接纳中国。

    不过好话说尽，我又必须在此处加入一个转折——但是，中国年轻人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世界对中国产生的敌意，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挑战。

    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不容否认，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在制造业方面，现在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基本上都可以买到印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产品。一些数字更是令人叹为观止——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出口总值方面，2009年时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而2006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基于以上事实，难怪很多人都会感叹，现在的中国简直是“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的大国气象，更有人给出了滑稽的数字，说2012年中国的“复兴”事业已经完成了62％——我很想知道100％是什么？

    其实，国家和个人在很多时候的境遇是很相似的。相声演员郭德纲曾说，当一个人没出名的时候，根本没人理他，只有当他出名了以后，各种毁誉才随之而来。中国现在的境遇也是一样。过去穷的时候，没人理会；现在富了，“中国威胁论”也就来了。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想起一句话：思考得越多，话越少；思考得越少，话越多。所以，在开口回应之前，我们不妨先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番，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

    我有一个观察：今天的中国，恐怕是全世界使用“和平”这个词最多的国家。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们都喜欢说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同时，我们也千万次重申，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中国绝对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的学者，也很喜欢强调中国有热爱和平的“优良传统”。这么看，其他国家是不是就应该打消“中国威胁论”的念头呢？

    要理解西方人的大脑，最有助于双方相互理解的方法，是换位思考。所以，现在我们不妨试着把自己变成一个美国人，来看看中国。

    以前的美国人，是很不关心国际新闻的，甚至到了对外面的世界很不了解的程度。我曾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到一个笑话，以此说明美国人对外界之不了解。一名嘉宾说，911事件发生后，有次他和一个美国人聊天，那个美国人说：“基地组织真恐怖，拉登真恐怖，他们现在还只是劫持飞机搞恐怖袭击，还好他们还没有原子弹，如果有的话后果真不堪设想。”接着话锋一转，跟这位嘉宾说：“你们中国现在也越来越强大，对美国是种威胁，如果你们有了原子弹，对美国来说也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啊！”嘉宾听完，无奈地对那个美国人说：“其实，中国在60年代已经有原子弹了……”这句话，把美国人吓得眼珠子瞪得斗大。美国人之不了解中国，由这个笑话可见一斑。

    但是，在过去的10余年时间里，这个现象发生了改变。有数据显示，近几年美国人最关心的新闻，就是关于中国的新闻。我想这“关心”里，大抵是包含了疑惑、恐惧、好奇、迷茫、愤怒……甚或同情等数不清的复杂情绪罢？

    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他们也听到中国的“和平崛起论”，也感受到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时的风趣亲善，也看到中国年轻人在诸如汶川地震时表现出的团结奋进，这些都是好的一面。但同时，他们也会看到制造iPhone手机的富士康公司这样的“血汗工厂”，也会看到中国购置航空母舰瓦良格号，也会看见毒牛奶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换作你是美国人，难道不会对这个有趣的国家产生“关心”吗？

    其实，刚刚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经历过“崛起”的时期。当时日本的制造业，如汽车，和中国今天的制造业一样，同样称霸世界。那时候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被日本汽车制造厂商排挤得几乎无容身之地，只好大量裁员。美国工人那时候憎恨日货，完全不输今天的“反日愤青”。他们也在游行示威的时候，把日本汽车砸个稀巴烂，以解一时之快。

    但是，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工人很快就意识到，砸毁日本汽车无济于事。因为，日本汽车确实有其优点。比如省油，比如成本低。我们大抵都听说过日本汽车工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故事。日本人会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买回来，然后像解剖尸体一样拆解汽车的每个零件，进行详细研究，讨论是否有改进的可能性。最终，日本研制出了更省油、价格更低，且更美观的汽车。美国人知耻近乎勇，开始向日本汽车学习先进经验，继而改进了美国汽车，挽救了整个汽车工业。

    那么，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是怎样的版本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日本研制出了一种世界尖端的汽车，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发现了，很快就买了一辆回来。中国汽车制造商也很用心地拆解日本汽车，研究里面的每个零件。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恐怕不是借以改进自己生产的汽车，而是干脆依样画葫芦，山寨一辆中国版的“世界最先进汽车”出来。这种汽车不需要出口，光是国内市场，就可以令这家汽车制造商赚得盆满钵满。不要以为我在危言耸听，真实的案例难道还少吗？2009年问世的“无扇叶电风扇”，是英国着名发明家戴森爵士历经数年艰辛的发明成果。结果这一成果刚刚推出，还没来得及打入中国市场，深圳罗湖商业城的每家店铺，就都有它的中国山寨版出售了。换作你是戴森爵士，恨不恨？如果你是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你害不害怕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什么是“中国威胁论”（注意：我说的是“理解”而不是“认同”或“接受”）。而在理解什么是“中国威胁论”的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作为中国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不停地思考，不停地问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中国真的崛起了，中国究竟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第二，中国以什么理由，说服世界来让中国崛起，甚至是帮助中国崛起呢？

    第三，是中国带动我崛起，还是我带动中国崛起呢？

    关于前面两个问题，其实当年的美国给出了比较好的答案。

    美国在崛起之时，发明了所谓的“美国梦”。美国梦追溯起来，就是美国的建国理念，即以自由、公平、正义之理念，建立一个人人都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回报的梦想。在美国最强劲上升的时代，美国梦成为向全世界输出的软实力，代表美好、先进的价值观。每人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幢像样的别墅、一辆不错的汽车、一个和睦的家庭的“美国式中产阶级生活”，成为全世界年轻人的目标。所以，美国的崛起自然受到拥戴。

    那么，反过来我们就要问一问，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总不能回答，“中国梦”就是山寨，就是廉价劳动力。现在有个类似“中国梦”的词，叫“中国模式”。可惜恕我直言，中国模式并不太受认同。这从香港推出的国民教育教材《中国模式》的反映便可看出。而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也大多陷于自说自话的局面。请不要说这是西方的敌视，因为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好东西是无论多少敌意，都挡不住的。就好像当男人奋不顾身爱上女人时，旁人的闲言碎语或家人的大力阻挠，怎么可能拦得住他呢？

    第三个问题则更为重要。在集体主义观念较重的东方，个体很容易在潜意识里认同“中国带动我崛起”的观点，认为只要乃至只有国家崛起了，个人在国际上才有地位，哪天中国超越美国了，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会受到世人的尊敬。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想起胡适先生的那句至理名言：“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最终目标，每个中国人的崛起，才是我们应为之毕生奋斗的。

    全世界年轻人，由于成长环境不同，表现出来的状态，以及大家看待世界的视角也各不相同。但是，这样不同的年轻人是否就缺乏彼此间相互沟通的基础呢？不然。全世界的80后、90后，其实都可以称为“后冷战时代青年”，这一代年轻人在这个相同的背景下成长，于是变得颇有相似之处。

    “后冷战时代青年”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我们都相信：世界不应该是现有的样子，至少大家都是不相信世界是应该以一种既定的样子存在的。格局可以改变，规则可以打破，世界可以呈现出新的面貌。美国的奥巴马，中国台湾地区的马英九，都是喊着“改变”上台的，多少反映了民意。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人的下台，也反映了趋势。这种坚信改变、不墨守成规的精神，是中国年轻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我不信中国年轻人天生就缺乏与世界沟通的能力。虽然在“涉外”的事件上，网上的语言暴力常常还是让人感到失望。但是，或许因为我还没有到有资格绝望的年龄，所以总是相信一切正慢慢变好。中国的年轻人在关注公共事务上的热忱，时而闪亮的公共精神，令人感动。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事故、2012年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事故……参与最多、讨论最多的，都是“后冷战时代青年”。有台湾的朋友告诉我，每当在网上看到这类讨论，他都会感觉“界线”消失了。

    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威胁”者何？或许就是台湾朋友口中“界线”的产物。那么，消除“界线”，自然就不再有“威胁”。如何消除“界线”？还记得前文提过，林匡正书中采访的90后年轻人共同认同的10个字核心价值吗？把它们默记于心，就是打开世界的钥匙：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良知。

    第二十章 比比更健康，外国年轻人都在干什么

    世界正被抹平。

    ——托马斯·弗里德曼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欧洲失业率高，欧洲年轻人不如中国年轻人踏实肯干。

    欧洲年轻人买房压力没有中国年轻人大，所以还能找到空间追寻理想。

    中国或许是世界上年轻人考公务员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年轻人有些缺乏安全感，所以竭尽全力追求稳定。

    生长在“C时代”的日本年轻一代致使日本缺乏活力，当经济不好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

    如果你想在哪里定居，就要成为那里的公民，为那里付出，而不是仅仅索取。

    如今去欧洲的一些国家走走，会发现他们的年轻人怪怪的。很多人无所事事，其中不少甚至在街边乞讨，或者无家可归，只能睡在地铁站的过道里。走过他们身边，我不禁跟身边当地的朋友说，这些人就不能去找一份工作吗，换作是我，就算是干苦力，也比在街头乞讨强。当地的朋友告诉我，由于国家的福利太好，养懒人，他们都不太愿意做吃力又赚钱不多的工作。

    但是，回到寓所后我又仔细想了想，这样的批评对欧洲年轻人来说或许又未免有失公允。打开计算机，我们很容易找到关于欧洲经济不景气的报道。例如：“根据英国《卫报》指出，3项刺激就业的政策预计2020年前将在欧盟创造1750万就业机会，但考虑到过去2年以来的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年轻人的前途依旧暗淡，且危机使欧元区较为稳定的北方和正走下坡的周边地区差距日益增大……其中西班牙目前失业人口超过400万，占了全国劳动人口约1/4，许多西班牙人自嘲，他们可以称冠的不只是足球，在失业问题上也足以成为‘欧洲冠军’。”

    相比之下，虽然我们也抱怨中国的种种不如意，很多年轻人还过着“蚁族”或“蜗居”的生活，但至少还不至于如此不堪。年轻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对国家来说是重大隐患。不少国家和政权，都是因为没有解决好“青年问题”，导致年轻人走上街头，最终倒台。所以，欧洲各国的问题，都亟待解决。

    不过，在欧洲这样的已发展社会（developed society），问题似乎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在欧洲年轻人身上，还是能看出很多值得中国“8090”借鉴的东西。比如，我在从尼斯到巴黎的火车上，遇到一名叫杰里米（Jeremy）的年轻人，只有25岁左右。上火车前，我看见他跟女友亲热吻别。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面试一份工作。如果面试成功了，他将到南极的一个小岛上数年时间，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现金、没有女友……他跟我说，他觉得这样酷极了。

    其实，杰里米的潇洒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虽然他只有25岁，但是他和女友已经在尼斯买了房子。房子很大，还有花园，但价格大概只和你在北京市中心买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差不多。而且，贷款只要20年就可以还清。

    在欧洲，年轻人个人拥有住房的比例较高。但是和中国大部分年轻人拥有住房都是靠“啃老”不同，欧洲年轻人的首付一般都是政府给的。国内的一篇报道说：“在瑞典、芬兰、荷兰等国，福利部门根据年轻人的收入情况提供一定的住房补助，鼓励年轻人独立居住。如果住在父母家，也往往会支付房租。根据了解，城市居民拥有产权房比率最高的是美国，为68%，英国为56%，欧洲其他国家为30%到50%之间。”所以，这真是“国情不同”，中国年轻人偏向保守，大学刚毕业就被家庭、工作、住房捆绑住，自然很难再潇洒起来。

    人在30岁前，应该尽情地去体验世界，可以不断换工作、不断换城市，趁自己还“输得起”，应该挑战自己，找寻适合自己的人生路。但是，中国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过稳定的生活，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这种想要过稳定生活的表现之一，就是争相报考国家公务员。《光明日报》的报道说：“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近日结束，资格审查合格人数约133万人。据统计，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从2001年的3万多人，到2011年的141万多人，十年间猛增近46倍。国考报名通过审核人数已连续4年超过100万人。国考已成为华夏大地最热门的考试。”这些数字简直让人震惊。

    我们不妨拿其他国家的公务员情况来做个对比。

    先来看美国。从全美公务员的数据统计来看，平均年龄是45岁，平均工作年龄16年，平均年薪是56000美元（是普通劳动者平均工资的1.3倍）。但公务员拥有优惠的各种保险、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较长的假期，其家人也能享受政府照顾。最有趣的是，美国公务员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不到一半，约占39%。

    然后看看华人国家新加坡。新加坡的公务员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效率最高和腐败程度最低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对公务员人数的增长一直进行严格控制，尽管国内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公务员人数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增加，始终控制在6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100个人才养1个公务员）。

    近邻印度怎么样？印度普通人均年收入约为720美元，而公务员的年均收入却高达8116美元。但是，在印度真正能称得上“公务员”（全印度公务员系统）的人很少，只有大约7000人。除高工资外，他们还享有每年1个月带薪假、20天医疗假、20天半薪假等待遇。但他们专职政府事务，不许参与党派活动。

    德国虽然受全欧经济不景气影响，但总体来说算是较好的国家。过去，德国年轻人较少考虑做公务员，他们热衷于投身传统的汽车制造业。为了有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近年表示愿意报考公务员的大学毕业生较往年多了起来，但也只有近20％。30％的大学毕业生仍旧表示愿意投身汽车制造业。

    此外，韩国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报考公务员。韩国公务员的待遇不算太好，并且每个月还要缴纳不低的保险费，看病时还要自掏10％的费用。但是，由于近年韩国的经济也不景气，所以很多人都想要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较好的美国、新加坡的年轻人，都不太热衷报考公务员。而印度的年轻人想要当公务员，则是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实在高得出奇，但想成为总人口12亿中的7000，恐怕是比登天还难。而德国、韩国这样的国家，则是因为近年经济不景气，所以他们的年轻人才想要报考公务员的。再反观中国，就很诡异了。

    在报考公务员人数猛增的10余年中，中国的经济持续10余年高速增长。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众所周知，也不算太高，享有的待遇也没有比普通公民好太多。唯一有吸引力的，恐怕只能是一些隐性的待遇。可是这些隐性的待遇，谁能说得清呢？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会对公务员如此趋之若鹜呢？

    这原因，我想只能是，中国的年轻人十分没有安全感。比如，虽然中国的经济长年保持高增长，普通公民的工资也在增长中，但物价（例如房价）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工资。所以，即便经济状况良好，中国的年轻人还是和德国、韩国的年轻人一样，愿意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得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资。

    中国的年轻人是很聪明的，也是很勤奋的。在外国的朋友都告诉我，除了那些纨绔子弟外，中国的留学生都是最刻苦的。而且相比之香港的年轻人，内地的年轻人明显比较敢拼敢闯。香港由于地域狭小，又是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所以很多年轻人到了20多岁可能都从来没离开过香港。内地不同，地域辽阔，无论是读书或者工作，都要背井离乡，于是不太介意出走他乡，养成了敢拼敢闯的性格。但我始终觉得，这代年轻人过得很苦，这是一把双刃剑。你要看到这代中国年轻人身上的拼搏精神，只是不知道他们身上的这种乐观精神，将来会如何改变中国。比如，那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奋斗的“蚁族”，现在他们还年轻，可以挨得住。那么10年后呢？那时候80后年纪最大的，都已经40开外了，如果仍旧没有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不得不未雨绸缪。

    还有一个经常被用作跟中国年轻人作对比的，是日本年轻人。因为我们都对日本耿耿于怀，并且他们也是黄种人，在历史上也是遭西方列强侵略后开放的国家，和中国颇有相似之处。多年来有多起震惊中国的“中日比拼”，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日少年在参加夏令营时，中国的独生子女娇生惯养，日本少年则性格坚毅。又如，在一次宾馆火灾中，日本青年因为平时接受了较多的逃生训练，用酒店床单、窗帘等系成绳索，顺利逃生；而中国的青年，则不幸遇难。这些对比，都对中国民众产生了重大刺激，成为当时的热议新闻。

    那么，今日的日本青年是什么样的呢？

    一家日本调查机构早前开展了一场问卷调查，了解当前的日本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印象。调查的结果是：半数以上的外国留学生认为，由于日本的年轻一代是生长在“C世代”的一代人，所以日本缺乏活力。

    什么是“C世代”？据说这是一个由美国社会学家提出的定义，即指当前年轻的一代是在Computer（计算机）、Connecting（沟通）、Community（社交）、Change（改变）和Create（创意）中成长的一代。而将这五个词联系起来的，就是互联网。本来，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代人，既注重沟通又富有创意。但是，现在在“C世代”中长大的日本年轻人，则像是“被C世代”了一样，大打折扣。他们被动沟通，不愿意有变化，又毫无创意可言。当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日本年轻人会比较安分守己。但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了。

    2007年1月，日本关东青年赤木智弘发表《想猛揍“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①一文赤木智弘在文中说，自己每天都要通宵达旦工作，月薪只有10万日元，无车无房，被迫与父母同住，简直可以说是“无望人生”。最值得关注的是，赤木智弘竟提出“希望战争论”。在他看来，那些认为战争悲惨的人，都是身有恒产的既得利益者；对他这种什么也没有的人来说，战争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等于重新洗牌，他不可能再失去什么，战争等于使他多了一次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的年轻人再愤怒，也很少有希望国家发动战争的想法。大环境当然是因为中国毕竟还比较好，年轻人还比较有上升空间，觉得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生活。但是，这或许都是中国“8090”的“以为”而已。

    一个上升空间流畅的社会，就是人人皆有机会实现理想、成就自我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富人可以沦为穷人，没有定数。但是，“富二代”、“官二代”、“军二代”、“农二代”……各种“二代”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察觉到，社会的上升空间开始僵化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父辈是什么样的人。富得流油的人，在提倡人们应该艰苦朴素；道德败坏的人，在教育人们应该建立道德档案。这些言论，让人不得不想起《庄子·知北游》中黄帝对知北说的话：“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如此提倡“礼”，或许真的是“乱之首”也。

    有网友调侃说，做个中国人是很累的。出生前，你要跑赢十几亿的兄弟姐妹，才可获得出生的资格。出生后，你还要跟十几亿的同胞继续比拼。你要战胜几十万人，才能进北大清华；要战胜几百万人，才能成为公务员。中国年轻人身上的“拼搏感”，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前不久去深圳的一个游乐场，那里的工作人员跟我说，建造游乐场时为了赶进度，有次遇到大雨，帮助他们建设的德国工程师都表示不愿意继续工作。没想到游乐场的老板带头跳进了水齐腰深的工地现场。紧跟着，其他中国员工也跳了下去。德国工程师都看傻了，简直不敢相信。第二天，德国工程师说，在德国不要说遭遇暴风雨，只要下班时间一到，天塌下来他们都不会再工作。我们暂且不论这样在恶劣条件下开工的做法是否属于不人道。德国工程师说，他对中国人的拼搏精神深表佩服。如此说来，中国人的不幸，反而变成了“幸运”？我不知道。反正幸或不幸，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了。

    见证发展的中国年轻人，来不及去想自己是不是被牺牲的一代人，将来的历史会不会记住这代人等问题。我们都身在其中，每天的生活压住我们，让我们无暇思考。但你总要出来，才能得到救赎。中国人或许是全世界最懂得“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运动和变化当中”的人，所以也不会不知道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将来的中国怎么样？这值得每个年轻人思考。

    有次我在内地演讲，有个听众问我：“我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移居香港，可是我听说香港在经济等方面都越来越差，我怕我将来会后悔。你能不能告诉我，将来的香港究竟会怎么样，好让我有所准备。”我回答：“你的问题的逻辑有点奇怪。既然你想要移居香港，那么你就是香港人。香港的将来什么样？这是由你来决定的，而不是别人来决定的。所以，移居香港前，你可以先问你自己，想不想做香港人，想不想参与到香港的公共事务中去，想不想为香港的将来付出。如果所有人都只是想着向香港索取而不付出，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香港的将来肯定会越来越糟，还是建议你不要移居香港为妙。”

    把这话放到内地也是一样。如果所有人都只想着索取而不付出，都想着移民海外，那么，中国的将来肯定越来越糟。更多地关心、参与公共事务，成为一个合格公民，应是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①九山真男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是上一代日本人的成功代表。他专攻政治思想史，被认为是日本战后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学者。他的思想承继德国黑格尔思潮，融入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舒茨、卡尔·曼海姆等德国知识社会学家的理论。其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影响了日本现代人文学科的各个层面。在日本，丸山的思想被称为“丸山政治学”、“丸山思想史学”，与经济史学者大冢久雄的“大冢史学”并称。

    第二十一章 培养不卑不亢的精神

    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的自尊，别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而是你怎么看你自己。

    ——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爱国愤青”往往都是从情绪出发，而不管什么理性分析。

    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从有效的基础上看问题。

    中国年轻人要学会遵守世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要世界遵守中国的游戏规则。

    世界上一些强大的国家，都诞生过“不爱国主义者”，都发表过“反动言论”。

    大国民，明辨是非，不卑不亢。

    谁会想到，在日本战败投降67周年这天，一艘来自香港的保钓船“启丰二号”，竟然会挑起全中国的“反日爱国”热情。上一次“反日”好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吧？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记不起了。而由香港引发的“爱国运动”，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更是有太多人不知道或者记不得了。

    每次“爱国运动”发生后，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其中最主流的（这里的“主流”不是指最多人，因为我没有统计资料，而是指声音最大的），当然是所谓的“爱国言论”，也就是大骂“不爱国”者是“汉奸”的言论。由于他们异于常人的愤怒，所以被冠以“爱国愤青”的称号。

    “爱国愤青”往往都是从情绪出发，而不管什么理性分析。在这轮“爱国讨论”中，内地作家陈岚因为在微博上批评了几句“爱国愤青”，就被人骂为“汉奸”，并悬赏两万元购买她的家庭地址。又如，在2012年初的黄岩岛争端中，有位1982年出生的IP为“姑娘忒高兴”的网民，就菲律宾抓扣中国渔民事件时说：“想问一个问题，就算是黄岩岛、钓鱼岛全打下来了，上面开采石油所得利润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相反你交的税里面要多一项‘战争税’，你出去加油还是那么贵，你还要打吗？”这番言论，又被“爱国愤青”骂为“卖国贼”。还有，先前有位日本80后作家，在接受内地一家杂志的采访时，杂志起了个标题叫“我不可能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这句话又触怒了很多中国“爱国愤青”纷纷对他进行讨伐。可在我看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一点：该作家可是正经的日本人，是喝日本的奶水长大的。一个日本人，如果说“我主张钓鱼岛是中国的”，那才奇怪，才伪君子呢。所以，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爱国愤青”会觉得在钓鱼岛问题上，他会站在中国方面说话呢？但任何人都无法和“爱国愤青”解释，这是和“爱国愤青”说话经常遇到的情况，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爱国愤青”也不想想看，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即便想卖国，上哪儿卖？“卖国”不是平民百姓可以干的，“爱国愤青”大可不必如此激动。

    这或许也是有的时候，中国年轻人在遇到“涉外”事件时，往往较难和外界沟通的原因之一吧？那么，怎样的心态才是能够帮助沟通的呢？我说不全，但至少理性应该是一条。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看问题。

    比如在香港，由于是法治社会，理性的评论员凡事皆要看行为是否合法。有人提出，根据《基本法》第十三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所以，那些保钓人士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爱国情绪什么的，都摆在第二步。

    另外，一个理性的人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会首先考虑它的历史，只有了解了它的前世今生，才能判断眼下的情况。但“爱国愤青”不这么想，他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给出最大的反应，以期达到最大的发泄。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封闭的国家，而是全球化中的一员，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不得不服从游戏规则。所以，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立场，应该是开放的，年轻人应该主动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主动去了解国际的游戏规则。而不是闭起门来，凡事皆要用武力解决。这背后的逻辑等于是，要是你去一家夜店，要求这家夜店一定得换掉原来的音乐换上你喜欢的音乐，在夜店里的人则全都要跳你的舞，你说这是不是不合理？如果人家不听从你的安排，人家就不跟你玩了，你真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这一家夜店吗？

    大学时代，我已经有点嗅出中国年轻人“唯我独尊”的味道。所以，那时候构思过一部小说，可惜像我所有“一千零一部”的小说一样，只有个开头就有始无终了。

    这部小说叫“The Chinglish Revolution”。所谓“Chinglish”，是由Chinese English（中文式英文）合并而成的。我在想，如果有天中国真的称霸全世界了，会不会重新制定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呢？如果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第一步要做的，当然就是重新制定话语规则。学了几十年、上百年英文的中国人，到那时就牛气了，不仅不要再学帝国主义的语言，还要“改造”帝国主义的语言。到那时，英文的语法全部要跟着中文来，词汇的改造也要以中国人能够看得懂为第一要义。

    看上去，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好像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背后的逻辑却在今天的中国随处可见。传说外国人到中国的第一件事，不是要买本名叫《关系》的神书作为参考吗？可见只有外国人适应中国人的份，不可能让中国人适应外国人，即便在外企。而当中国人来到不同制度的社会时，则会把“中国习惯”带到那里。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一名从内地来港的数学系女研究生，为了通过考试，将1万元放进系内副教授的信箱内，继而用电邮向副教授索取试题及答案。该副教授在香港生活10多年，很清楚廉政公署的规矩，所以立刻举报了女生。女生后来被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认定行贿罪，被判监禁6个月，其1万元贿款同时被充公。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境外症候群”，以为凡事都可以用中国逻辑解决，结果碰壁了。不过堪忧的是，由于中国在经济方面日益强大，很多境外地区出于生意考虑，渐渐开始适应或者学习中国逻辑。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国崛起”的表现，扬我国威。但我说，中国的年轻人恰恰最应该提防这点。

    全球化中的中国年轻人，不再是“亚细亚的孤儿”。过去罗大佑唱《亚细亚的孤儿》，其中一句歌词说：“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但今天不一样了，中国打开了国门，加入了世贸，也举办过国际性的奥运和世博，世界已经愿意和中国人玩平等的游戏，问题反过来成为：中国人想不想和世界玩平等的游戏。平等的游戏其实对彼此均有益，倘若打破游戏规则，会导致天下大乱，重新洗牌。而世界垮了，中国岂能独生？

    国人向来是喜欢说“中庸之道”的，认为万事万物的最佳状态是找到完美的平衡点。但是恕我直言，国人又是向来不太找得到平衡点的。中国人的完美平衡点，都在这四字成语里。例如，有个词叫“不卑不亢”：不自卑也不自大。这本是为人处世的最佳状态，但我们见到的国人，常常都是又卑又亢的。

    在浙江山区，大多数市民在路上见到外国人就兴奋，侧目者无数。但也有个别像义和团一样的“爱国人士”，专门找外国人的茬。有些小流氓，就以打劫外国人为荣，好像因为打劫的对象是外国人，就令他的犯罪突然洗白了，变得颇为正义了似的。这两种人，前一种“卑”，后一种“亢”，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全球化中的中国年轻人，应该培养一种真正的“不卑不亢”精神。不再自惭形秽，也不再以“打倒洋鬼子”而兴高采烈。建立这种精神的前提，就是印度圣雄甘地说的那句名言：“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印度人。”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也要意识到，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和所有国家的人都一样，是平等的，然后我们才是“中国人”。

    “爱国”没什么不对的。只是在一些国际主义者、世界主义者看来，爱国主义显得有些狭隘。

    奇怪的一点是，世界上一些强大（或曾经强大）的国家，都诞生过“不爱国主义者”，都发表过“反动言论”。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说：“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对尼采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曾说：“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浑小子。”

    而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国内的“反动派”更是不计其数。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数学家伯特兰·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文豪萧伯纳曾说：“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独立编写字典、奠定其英语地位的塞缪尔·约翰逊则留下千古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为什么这些国家，越是被人骂，并且还是被自己人骂，反而就越强大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个“大”字。大国之大，不在于国土面积大，也不在于人口基数大，而在于国民心态之大。什么是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没有权力选择什么样的河流汇入它，但什么样的河流都能被它包容，这就是大。今天的中国如果真的“大国崛起”了，请问年轻人：你们做好做大国国民的准备了吗？你们学会客观理性冷静地去分清青红皂白了吗？大国国民，明辨是非，不卑不亢。

    例如，美国大诗人埃兹拉·庞德，二战期间投奔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为墨氏主持一档反美广播节目。意大利战败后，庞德被美国控以“叛国罪”，被押回华盛顿受审。后来因为“精神失常”，被关在精神病院中十数年之久。在被关押期间，庞德写了大量诗歌，并于1949年获得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由艾略特作评委的博林根诗歌奖。得益于这个奖项，后来经厄内斯特·海明威等作家朋友的斡旋，庞德的叛国罪得以取消，最终病逝于意大利威尼斯。

    庞德的故事，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什么叫把文学成就和是否爱国无关。即便庞德涉嫌“叛国罪”，也无碍于他在诗歌领域是划时代的天才。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能分得清这一点，那么就不至于见一个歌星出名后，转而演电影，也傻乎乎地去追捧了。因为唱歌唱得好是一回事，演电影是另一回事，做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情，是很值得商榷的。你何时看见好莱坞的影星，会去唱歌或者演肥皂剧？中国的娱乐产业，恰恰利用了中国年轻人这种“拎不清”的糊涂心态。

    再换句话说，假如有天中国人在读周作人、张爱玲、胡兰成等人的作品时，不再计较他们是不是“汉奸”或“汉奸的老婆”，能够做到只纯粹讨论他们的文字好不好。这个时候，我才真敢相信，原来中国人也是可以不卑不亢的，原来中国人也是可以做大国民的。

    第二十二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田野与树木没有给我一点教益，而城市的人们却赐给我颇多的教益。

    ——苏格拉底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看不见的城市比看得见的城市更可贵。

    现代化并不应停留在外表，而应有关内核与实质。

    保证当下高效的秘诀，就是在背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过程必须建立在设定目标的前提下，倘若没有目标，过程便毫无意义。

    在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7月24日，香港迎来了13年一遇的特大台风韦森特。香港气象台挂起久违的十号风球①，整座城市进入一级戒备状态。那一夜，我没有睡觉，亲身去感受十号风球的威力。大风把窗户吹得“啪啪”作响，雨水则见缝插针地流进房间里。在一夜的狂风暴雨过后，第二天早上，我如常去上班。路上，我看见除了路旁有些树倒了之外，所有的交通——地铁、巴士、小巴、的士……全都照常运营。在路上，几乎没大片积水。香港的城市排水系统，好得叫人拍案叫绝。即便这样，香港的一些民间团体还向政府投诉，质疑政府在植树时，是否对台风防御考虑不足，以致有这么多树被风吹倒。一座城市，除了靠政府的纠错能力外，还要靠民间的纠错力量，才能双管齐下、尽量保证万无一失。

    从外表上看，拥有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等现代建筑的北京，在现代化方面丝毫不输于香港，甚至由于有798这样的艺术区，北京在某种程度上比香港更加国际化。但是，表面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并不代表真正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在北京大雨之后，很多落伍之处才凸显出来。传闻发现北京的一些地下排水系统，用的甚至还是明朝时的“古董”。“国际化大都市”的外表下，“看不见的城市”才是是否国际化、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安然无事的状态下，任何成就都不值得高兴。只有在危急时刻，才能显示出城市的能力。

    北京的大雨过后，法国文豪雨果的一句名言，一时间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雨果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为什么这样说呢？

    欧洲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饱受传染病之苦。欧洲的人口每增长到一定的数量，就会爆发一次大面积的传染病，使人口锐减。而传染病盛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水”的问题。一下雨，或者平时产生的生活废水、淤水、积水无处排，就会滋生细菌。所以，传染病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后来，欧洲人终于找到了办法，那就是修建下水道，把脏水隔绝在地表以下。始建于1854年的巴黎下水道，全长约2347千米，是世界上最长、最完善、最现代化的下水道。现在，巴黎的下水道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中国的许多官员经常出国考察，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多去巴黎下水道这样的地方看看呢？

    台湾地区着名作家龙应台说得没错：“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一场大雨足矣……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其实，能够让一座城市现出真面目的远不止下水道。如果你能够留心观察，而且又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会告诉你，中国的城市在有些方面其实离现代化、国际化还很远。

    如果你常去机场的话，会发现中国的机场在硬件设施上已经很完善、很先进，建筑和设计都很用心。我曾问一个英国朋友的意见，她觉得上海比伦敦看上去现代多了。但是你去厕所看看，就会发现很多值得深思之处：放厕纸的塑料桶有，但却没有厕纸；放纸巾的铁桶有，但却没有纸巾；放洗手液的罐子有，但却没有洗手液。更有些时候，连墙上的干手机也不运转，更不要说那么富丽堂皇的机场，厕所还常常弥漫着臭气。这在欧美、日本等地，都是无法想象的。

    按照我浅薄的观点来看，要么别装这些东西（你大可说为了环保，所以我们不提供厕纸，希望如厕者自备）。但是既然要装，就要确保它们是有效运转的，而不是一个作为摆设的空架子，骗人骗己。

    但是在我们这个处处都很有“特色”的国度，很多事情不能用常理去解释。建造那个厕所，或许是政绩，但是维持那个厕所里的每个部件都正常运作，就不是政绩了，只能算是“道义”。所以，我们总是期盼能有道德高尚的负责人出现，才能保证机器长久有效运转下去。

    又如，我们总是用道德教化市民不要践踏草坪，因为草坪一旦被踩坏，就只剩下光秃秃的黄土。我们服从这套游戏规则，觉得不踩草坪是我们的义务之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有关部门除了有修建草坪的责任外，其实还有维护草坪的责任，被人踩坏了，就应该补上。硬件设施不是摆设，而是供人使用的，既然供人使用，就有损耗，损耗需要建设者填补。在建设之前，建设者本应考虑到这些维护的成本，如果发现承担不起，那就不应仓促建设。

    由于没有类似的制度，所以中国或许是全世界工程上马最快、全世界烂尾工程最多的国家之一。一名加拿大的朋友告诉我，她家门前的大树要不要砍，当地政府民调、开会、辩论、投票用了整整七年时间。这样的做事风格，效率虽然低，但是却能保证做每件事的正确率比较高。

    还有一件事也是颇有“中国特色”的，就是交通肇事。在国内，你经常会看到两辆车在路上追尾，双方车主争执不下，交警协调也没用，往往一纠缠就是几个小时。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早晚上下班高峰，简直是要命。

    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的警察很凶或者很专制，但是最起码，我看见的中国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表现出来的态度，真可谓是全世界最“和蔼可亲”的。中国的交警拼命协调，尽量找到让事故双方车主都能接受的处理方法。常常是车主凶巴巴，交警却笑容可掬。有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中国的交警的态度简直好到“低三下四”的程度了。

    但是在美国，一旦警察在路上叫你靠边停下，你只能乖乖停下。美国的朋友告诉我，他一到美国，就有人警告他，如果警察要你停车，你不仅要马上停车，而且要把两只手放在大腿上，在车内什么事都别做。假如你把手放在身后，警察就可以怀疑你是不是准备拔枪袭击他，他就可以立刻拔枪指着你。然后，警察说什么你都得配合。我在香港亲眼看见的交通事故处理也是一样。事故发生后，警察三分钟内就出现，在了解情况、拍照取证等例行动作结束后，警察会迅速作出判决，你不得不服。然后，如果车还可以继续开，你就要马上开走。如果车坏到开不动了，就会马上叫拖车来拖走。

    为什么要这么“作风强硬”？因为对一座高效运转的城市来说，没什么比效率更重要，根本不可能容许任何人挡在路上几小时阻碍交通——你知道自己的做法在挡多少人的财路吗？警察不骂你，后面的司机也要骂你。

    那么，被当下“宣判”的车主又为什么服从呢？因为，如果你不服从交警当下的判决，可以在事后申诉。保证当下高效的秘诀，就是在背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但是在内地，我们都知道，一旦当下的判决确定，就大势已去，几乎不可能翻盘。难怪在内地，会发生车主“顶牛”长达八小时之久的“人间奇迹”。

    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很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当然你会说：“别急啊，凡事总要有个过程嘛！”每当此时，我就想起香港作家梁文道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凡事要有个过程》。文章说：“‘凡事要有个过程’，这几乎是句绝对正确的话，犹如人之必死，日出东方，放之四海俱准。”但是，在这个“废话”的基础上，我们还是要追问为什么要有“过程”？梁文道认为：“过程之所以成为过程，得先有一个终点和目标，然后朝着那个目标逐渐改变情况，努力使眼下现实贴近设定的方向，就像任何旅程必有目的地一样；否则那过程就不叫过程了，我们走出的每一步也只不过是散步而已。当过程不是真的过程，时间的流逝便毫无意义可言；所谓的‘再等一等’实无异于‘等待果陀’（话剧，又名《等待戈多》），根本没人晓得我们究竟在等什么。”所以问题就来了，谁能告诉我，今天中国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没有目标，我们又为什么要经历这些过程呢？

    所以，现在就应该讨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不同的人，不同的学派，恐怕都有不同的答案。过去这个答案或许还简单一些，因为当时中国还不够强大，多数人都认同普世价值。现在的问题复杂在，中国“大国崛起”了，而且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于是，很多人就认为是不是有种“中国模式”可以取代“普世价值”呢？究竟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我不敢轻易下判断。但我想，如果真的有“中国模式”的话，起码它应该是一套很有体系的理论与制度。这样才可以行之有效，才能够成为后世所效仿。我们千万要很谨慎地分清现象与制度，问问自己：中国崛起，究竟是现象，还是制度呢？

    历史上不乏突然崛起的国家，也不乏崛起之后突然没落的国家。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在不到半个世纪内发动三次西征，第一次西征（1219-1223）灭西辽、花剌子模沙朝、亚美尼亚、乔治亚和亚塞拜然，并越过高加索山击破钦察人各部；第二次西征（1236-1242）于窝阔台汗在位时期发动，以拔都为主帅，先后征服伏尔加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的卡马突厥国、基辅罗斯，进而灭亡位于东欧平原的基辅罗斯，而后击溃波兰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波西米亚与捷克、摩拉维亚与斯洛伐克、奥地利王国联军，大败匈牙利王国、打败保加利亚第二帝国，远征达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的达尔马提亚（其实前锋已经进军到今东北意大利）、原南斯拉夫地区的拉什卡；第三次西征（1256-1260）于蒙哥汗在位时期，主帅为旭烈兀，灭亡木剌夷（伊斯兰国家），当时只剩下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斯兰阿拔斯哈里发，以及叙利亚阿尤布王朝——三次西征共侵吞了40多个国家，疆土约达240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历史上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涵盖了当时疆域内约1亿的人口。然而，蒙古帝国在1260年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战走向分裂。1271年忽必烈在中国地区改国号为“大元”，并于1279年灭南宋。但是，1368年“大元”就被明太祖朱元璋灭亡了。又过了几年，整个蒙古帝国就都灭亡了。

    我们想象一下，1219-1260年间正在“大国崛起”的蒙古帝国人，会不会也发明一种“蒙古模式”呢？是不是也觉得“蒙古模式”可以放之四海皆准，供欧洲、中国来效仿呢？可惜啊可惜，中国不是蒙古人想象的那样，铁蹄踏过的中原大地，依旧不会服从草原的逻辑。

    我们再幻想一下，如果当年蒙古帝国在中国不是一味推行“蒙古模式”，而是尝试去理解中原的具体情况，什么好就学什么，会不会比较好呢？后来的清朝，基本上就吸取了元朝的经验。除了一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使用了暴力手段外，清朝的皇帝，虽然是满族人，可是在内里却个个比汉人还汉人，毛笔字、格律诗都比一般汉人还要好。清朝的皇帝，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朝皇帝中平均素质最高的，若非遇到西方国家强行打开中国之门，以及中国国内各种势力的崛起，难说20世纪的中国最终将会怎样，又会走上怎样的道路。

    历史或许就是不断的轮回，很多事情看似时过境迁，其实仍是循环。150年前的中国精英，在不断争论中国如何看待外国，以及外国如何看待中国。150年后的中国精英，还在争论这个老话题。并且，中国人还是摆脱不了“想要向外国人证明自己”的不健康心态。好吧，就算一定要证明给外国人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让别人欣赏和佩服？比如在奥运会上，遵守规则、服从规则、获胜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不是自己制定一套规则，甚或自己搞个山寨版的运动会，这样做只能是自娱自乐，而不会被认可。

    中国如今要的现代化，应该是让全世界信服的现代化，是在表面光鲜亮丽之外，内在也强大而饱满的现代化，是可以邀请全世界人一起加入的现代化。

    ①风球是香港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编者注

    第二十三章 青年中国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梁启超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中国人在国外，都会代表或被代表中国的形象。

    20世纪中叶前出国的都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现在出国的多了“新富阶层”。

    中国人或许觉得西方人英雄气短，但西方人也未必觉得中国人就一定快乐。

    中国人本来是谦虚、大度、宽容、自信的，这些优点要得以传承。

    中国的未来，决定于青年。

    无论你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情愿，当你踏上外国的土地时，都难免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外国人也没多少来过中国，他们除了在书本上了解中国人、在电视上看看中国人外，能够见到的活的中国人，大多是游客、留学生等。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有时候会让他们惊讶地大叫。比如，我在尼斯向酒店服务生要一杯热水。服务生问我有什么用，我说：“喝。”服务生就惊叫起来：“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有人说要喝热水！”——原来，欧洲人都是只喝凉水的。然后，服务生就说：“你们中国人真是奇怪。”我心想：其实中国人也有不喝热水的。但懒于解释了。

    另外，无论你是否承认，或者是否情愿，当你双脚踏在外国的土地上时，都难免被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在巴黎圣母院的大门前，只用中文（而且是简体字）写了“禁止使用闪光灯”。作为中国人，看到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其实，在教堂内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都在用闪光灯拍照，为什么独独对中国人这么不信任呢？香港作家梁文道在一期《锵锵三人行》节目中，说自己在欧洲机场退税，身边的人有拿着十几万账单退税的，而他购物的总额，还没有那人退的税多。梁文道开玩笑说，觉得自己真没资格做中国人，当时很想假装自己是日本人，说自己国家经济不好，不能像中国人那样来拯救欧洲经济。

    20世纪中叶前，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比较好，很多西方文化人，如雨果、罗素、杜威等，都对中国文化表现出很高的敬意。在我看来，这是有原因的。从晚清到民国，能够出国的中国人，大多是精英阶层。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出国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中国读书最好、家学最好、学问最好的年轻人，比如蔡元培、胡适、竺可桢、陈寅恪、钱钟书……但是如今，出国的中国人就不一样了。纯粹出去做学问、开眼界的当然也有，但又多了一支大军，就是“新富阶层”。这些人可能在一两年内突然暴富，出国只是为了到原产地购买名牌商品。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完全不了解西方国家，也不屑于去了解，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西方国家有什么好的。他们既不懂得欣赏卢浮宫里的油画，也不觉得欧洲的古老建筑有什么美感。相反，在一切求新的价值观的洗脑下，他们甚至觉得巴黎市区陈旧不堪，还不如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来得富丽堂皇。在这种心态下，中国的“新富阶层”当然不会带着谦卑的心出国，不会去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制度、法律，更谈不上遵守了。比如，在日本的地铁里是不能打手机的，我有一位朋友一时忘记，不小心在日本地铁上接了电话，四周的人都投来白眼，弄得他很是羞愧。但是网上也有中国游客遭遇类似的情况，但该游客不但不反思自己，反而只觉得日本人歧视他。

    2012年8月28日，香港《明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内地在英国留学生的小文章，讲述某些内地学生在英国的奢侈生活，令香港读者叹为观止。文中提及：

    香港学生在英国留学者不少，差不多人人都会遇到来自内地的朋友。而近年内地富豪愈来愈多，他们的生活之奢侈，可谓令香港学生大开眼界。自称曾经在英国剑桥郡留学的香港青年阿Ken（化名），就与这样的内地留学生接触过。阿Ken说，内地学生出入赌场、夜总会，买跑车，甚至买私人飞机，都如家常便饭。而他在英国经营一门独特的生意，就是负责帮内地留学生“买卖学位”。

    阿Ken也指出，在英国留学的内地学生中亦不乏刻苦用功的人。只不过，在英国留学的内地学生分成两种极端，一种刻苦得要命，一种败家得要命。所以认真想想，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自称是国外留学归来的人，真要倍加小心才是，看看对方到底像钱钟书，还是像钱钟书笔下方鸿渐。

    阿Ken口中的中国留学生形象，仿佛是很多人们心目中中国留学生的样子。其实这亦无可厚非，因为在自由国家，一切都取决于供求关系。“人性本恶”，如果你的制度设计得不够完善，就不能怪有人钻法律的空子。我觉得不必要过于苛责有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买学位”的行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外国有空子可钻，一方面因为国内往往迷信外国的文凭，觉得只要拥有外国的文凭就高人一等。

    其实，在国外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一般都不单看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还要看你是学的什么专业。理由很简单，比如北京大学的化工系就不见得比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化工系好。所以，精明的用人单位不会仅仅因为你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立刻给你聘书。真正会挑人的用人单位，会挑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专业的毕业生。只有那些不够精明的用人单位，才会迷信名牌大学的虚名，甚至完全不验证应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在外国找过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就算没有亲身遇到过，多少也该听过这样的事例。那么，回国后就应该多向国内传递这样的理念。

    我是不太赞成留学生一毕业就回国的，更不赞成出国留学时就抱着混个文凭就回国的想法。我知道在外国的日子不好过，想要在外国找到位置，要付出比常人多很多倍的努力。但是容易的事轮不到我们来做，越是困难就越应该坚持。

    中国的年轻人，向来很缺少“文化冲击”。在我们的观念中，似乎只有要么“我变成你”，要么“你变成我”的不健康文化交流观。古时候改造百越地区，就是“你变成我”；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我变成你”。难道就不能找到一种比较健康的中间位置，互不干涉，又互相欣赏，并且互相学习吗？

    英国先前统治香港时，虽然曾经一度坚持政府公文只能用英文，但是在民间，却不干涉华人的风俗信仰。甚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陆推行白话文，港英政府坚持香港所有的报纸都要用文言文。所以，现在香港老一辈人的文言文功底还很深厚，是有原因的。另外，港英政府也不禁止香港的民间祭祀活动。比如每年盂兰盆节期间，香港的街头总会出现很多烧纸、祭奠祖先的场面。我曾说，香港才是真中国。有人不服气，说在内地的农村也有这样的祭祀活动。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农村因为尚未被开发，传统得以保存不奇怪；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传统能够这么好地保存才是“奇迹”。内地的城市，不要说发展成香港这样，随便上几个“计划”，传统或许就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

    世界已经过了那个一味讲求发展的年代，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到了“后发展”年代，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将过渡过去。“后发展”年代的人，发展已经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感，他们更在乎的是生活质量带来的幸福感。譬如古旧建筑的美学，就比崭新的摩天大楼更能带给他们幸福感。于是，在香港等“后发展”社会，出现了一批年轻人，站出来反对过度发展。香港的80后，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拆除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反对因修建高铁而拆除菜园村，也反对以经济建设为理由毁坏香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耕地。

    内地的年轻人，不必等到“后发展”年代来临，才急匆匆地面对它，现在就可以做好准备了。有很多东西，不要等到失去时才追悔莫及。2012年1月，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曾经居住过6年的北京市北总布胡同24号院被离奇拆除。网上民意调查显示，80％网民认为该建筑有历史价值，应该保留。有关方面给出的拆除理由是“维修性拆除”，即在拆除后复建新的“故居”。这种是非常典型的“发展”观，只有没有感情、没有美学观的人才会这样想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身临其境的感觉，当然也就不懂历史，更不知道同样住在那里的金岳霖和梁林夫妇有何关系。其实，一幢建筑旧旧地、破破地存在着，根本无伤大雅，反而能给城市增添人情味。巴黎市政府近年给每幢旧建筑都装上了小型电梯，为的就是让这些旧建筑能够尽量多用些时间，又不至于给市民的生活造成不便。

    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常常有机会出国，就应该多去体会体会人家的好玩意。不要带着幼稚的傲慢与偏见，觉得外国人一定很羡慕我们。要知道，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以及地位，不少西方国家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取得过了。你或许会觉得他们是黄昏贵族，英雄气短，但他们也未必觉得你就一定快乐。

    美国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的传世名作《无快乐的经济》很早就发现，在美国经济史无前例快速增长期间，美国人民却似乎并未获得相对应的幸福感。这完全推翻了过去人们的假设。以前人们认为，只要GDP增长，人们的快乐就会随之增长。但实际上，经济增长之后，即便富人也不见得满足。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之后，美国社会上年轻人的犯罪率却反而上升了。为什么？西托夫斯基认为，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人需要保持忙碌，但由于无法找到使他们保持忙碌的合适刺激，他们会感到无聊。这种情况困扰着那些悠闲的人们，但目前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还不能让每个人找到健康的方式来摆脱无聊。也因此，就是经济的增长未必就会给人们带来相应的快乐。

    中国人本来是谦虚的。古时候的弓箭手与人比试箭术，一下射中了靶心，获得了胜利，都要说一声：“惭愧。”这声“惭愧”并非虚伪，而是由于公然在众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过人之处，使得别人处于低位，觉得不好意思，过意不去。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走向世界时，难道不应该传承这种谦虚的精神吗？

    中国人本来是大度的。北宋的宰相富弼，有人骂他，他充耳不闻，好像什么也没听见。旁边的人告诉说：“那个人正骂你呢！”富弼说：“恐怕骂的是别人。”旁边的人又说：“喊的是你的姓名，难道是骂别人？”富弼说：“恐怕是同名同姓的人。”骂人的那个人听完富弼的回答后，感到非常羞愧。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走向世界时，难道不应该传承这种大度的精神，别人越是指责，我们越应该大度吗？

    中国人本来是宽容的。清朝大学士张英的亲戚与邻居因院墙发生争执，写信给张英，要求他让当地官府帮其家人撑腰。张英回信道：“千里送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亲戚收到信后当即决定把院墙后退三尺，其邻居知道后也向后退让三尺——如今，在今日桐城的市区内，便多了这样一道人文景点：六尺巷。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走向世界时，难道不应该传承这种宽容的精神，起码在精神上让出“三尺”吗？

    中国人本来是自信的。春秋时齐国的晏子出使楚国，楚国人想要羞辱晏子，故意在正门旁开了个小洞给晏子钻，说：“这就是城门，请。”晏子看了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洞中进去。现在我出使的是楚国，不应该是从此门进去吧。”楚国人自讨没趣，只好将晏子恭恭敬敬地请进国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走向世界时，难道不应该传承这种自信的精神，巧妙地反驳别人的心怀叵测吗？

    100多年前的1900年，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歌颂少年是中国的希望，并以此比喻中国就像个少年蓬勃富有朝气。当时的中国，是义和团的中国，是八国联军进京的中国。如果当时的中国是“少年中国”，那么今日的中国呢？大概是“青年中国”罢？无论少年或青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人生路漫漫，虽然很有干劲，却都还没有定型。培根曾说，青年富有热情，老年富有经验。两者的结合，才是完美。所以，中国的年轻人，一面发挥热情的长处，一面从他处吸取经验，一起找寻适合我们的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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