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章士钊：对巧宦者的鄙夷

    鲁迅与章士钊，渊源不浅。他们都出生于1881年（章士钊比鲁迅大半岁）。至于籍贯则一为浙江绍兴，一为湖南善化。小时候也都受过不错的传统文化教育，鲁迅不用说，章士钊也不简单，小时候在私塾念书时，就非常勤奋，十三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后来能在万马齐喑的“文革”中一枝独秀地出版《柳文指要》也算是其来有自。此外，他们还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鲁迅于1902年1月从矿路学堂毕业后，3月，公费赴日本留学，六年后的1909年8月归国。而章士钊则因长沙起义失败被捕，关押四十多天后获释，于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于1907年赴英学习，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

    不过，自此以后，两人经历大相径庭：鲁迅从此服务于教育界，先是在家乡教书做校长，而后应蔡元培之邀，到教育部任公务员，官至佥事（相当于科长）。后弃职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授，不久回上海做自由撰稿人，算是一辈子没有离开学界文坛，以学术创作为生，可以说是纯粹的文化人。章士钊则不同，他在学界、新闻界乃至政界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玩出了许多花样，也留下了无穷话柄。他早年鼓吹革命，担任《苏报》主编，与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异姓兄弟，但是他却逃过了“《苏报》案”的牢狱之灾。他是孙中山、段祺瑞、蒋介石、毛泽东的座上客。孙文的名字变成孙中山就是章士钊把“孙”与孙文的化名“中山樵”合二为一的，从此名满天下。中山先生说他“行严矫矫如云中之鹤，苍苍如山上之松，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可谓评价极高。他担任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在文化上他坚持反对新文化运动，创办《甲寅》杂志，宣传其思想，做事一意孤行，被称为“老虎总长”。他主张“农业立国”，反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却被蒋介石尊礼，并聘请其担任和谈代表。1919年毛泽东到北京勤工俭学，住在杨昌济家中，得见章士钊。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款，冒昧向章士钊借款，章士钊慷慨解囊，资助巨款大洋二万。故解放后毛泽东每年用自己的稿费资助章士钊两千元，直至章士钊去世，名曰“还债”。“文革”中毛泽东破例批准出版章士钊的研究成果《柳文指要》。晚年章士钊多次到香港约见老朋友，为和平统一奔走，直至九十二岁在香港去世。所以台湾当局称之为“反共老人变成投共老人”！可谓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跟个抹了油的玻璃珠一样滋润圆滑，人莫予毒。也因此，跟傲骨嶙峋我行我素的鲁迅有了不小的冲突。

    一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士钊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四十四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因为气味相投，1925年4月，段祺瑞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鲁迅跟章士钊的梁子就此结下：先是因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水火难容，发生论战；接着又因为“女师大事件”而怒目相向，继之以撤职迫害与行政诉讼。

    不妨先来看看他们围绕新文化运动产生的争执。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感，可以说源远流长。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就对这个运动心怀不满，担心运动一起，传统文化将土崩瓦解。他在《新时代之青年》一文中表示：“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1921年10月，章士钊连新旧融合也不讲了，直截了当地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他认为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这种抱残守缺的态度当然引起了鲁迅不满。不过，他的批驳很有意思，不是从理论入手而是从细节着眼。章士钊1923年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借“二桃杀三士”的典故，竭力鼓吹文言文，攻击白话文道：“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抓住这个细节，撰文《再来一次》指出这个号称对古文化十分了解也十分热爱的“古桐先生”在这里犯了个低级错误：那就是这儿的“士”不是指“读书人”，而是指“武士”。因为文言图简练节省，所以无论文士与武士它都通称为“士”。这一简省不要紧，可使章士钊这附庸风雅的“雅人”丢了大脸了：这个自称好古之士的雅人其实对古文化是门外汉——居然连《晏子春秋》这样的古代基本文献都没读过或者没读懂过。鲁迅还这么刻薄他道：“旧文化也实在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使那时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末了，还嘲弄，“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嬉笑怒骂，淋漓尽致，便是自称辩才无碍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也只有啼笑皆非的份！

    而在《华盖集》《答KS君》一文中，鲁迅又这么写道：“《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对章士钊的“文言”水平，再次进行了伤筋动骨的怀疑。

    那么，鲁迅这种评价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差不多五十年后的1972年，另一位文学大家钱钟书对当时唯“二能出”的章士钊的文史著作（另一部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的评价，在《钱钟书手稿集》中，他对这部章士钊晚年集大成的著作评价却不高，除了在文笔上有诸如“承接不通”“杂乱不成句”“文理不通，语无伦次”“不通文理，不识义理，强作解人”外，对作者的人品、文德还有直截了当的指斥。比如，在评论章士钊书中“举世有大政潮起，一反一正，领域犁然，其卒也，反面灭绝，而正面长存，均视此”时，钱钟书这么写道：“媚世之言，初不知其乖谬也。信如此言，则古文灭绝矣，何劳为柳文作指要哉？”而在章书中恭维上山下乡处“不得今时院校师生、文员部伍，争相上山下乡之大跃进，将见子厚所挟打通四民蔽障、大开民路之崇高标路，永远无从达到，辄不禁慷慨而重言之如上”，钱先生更是愤然曰：“媚毛之上山下乡摧残知识分子有如此者。”在总评部分，钱先生这么写道：“为柳之佞臣已殊可笑，因而不恤为韩之谗人，则可笑且可厌矣，于韩之文、之人及一语尊韩者，莫不丑诋，盖恶讼师（‘大律师章士钊’）面目而未具恶讼师唇舌，仅以大声叫嚣、大言恫吓了事而已。理路茅塞，词笔芜秽老革胡言作乔坐衙态，高谈文事，所谓不以溺自鉴也。”这种评价跟鲁迅所谓“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几乎如出一辙！

    二

    除了挑战章士钊的文才外，鲁迅对有英国阿伯丁大学政治经济兼逻辑学学历，回国做过大律师又做过司法总长的章士钊的法学水平、逻辑能力也发起过挑战——这就是跟他进行的那次有名的官司。

    这场官司源于那次著名的“女师大事件”。事件的经过，在《鲁迅与胡适：可以接近无法亲近》一文中已有介绍，此处不赘。需要指出的是，事件发生之后，身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一味偏袒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不仅以教育部名义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另建女子大学，而且派出军警，雇用流氓多次开进女师大殴打学生，最后将她们押出学校。鲁迅因为在女师大兼课，又跟斯时在女师大就读的许广平往来频繁，因此也深度介入了这事件，不仅先后写下了《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等声援学生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为学生鸣冤叫屈。并且与其他六名女师大教师联名反对改组女师大，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义务为那些给强拉出校门的学生上课。鲁迅出任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兼总务主任。这一下，作为鲁迅顶头上司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毛了：你还是我的部属么？这样跟给你发工资的老板对着干，还想不想要手中的饭碗？据说，开始章士钊还不想一下子就撕破脸，还是给在自己部里任小科长的浙江人周树人留足了面子，派人去私下勾兑，劝说鲁迅：“你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闹，将来给你做校长。”鲁迅说校长哪是能收买的？断然拒绝。

    于是，敬酒没敬出去的章总长火了，端出罚酒：1925年8月12日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其呈文云：“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照说，鲁迅这次跟上司对着干，说他“违抗法令”也不算过分——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自己也承认：“这次章士钊的举动，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而且，以一总长出面呈文罢免一科长，已算是给足你“面子”了。可鲁迅不服，他就要挑战一下这个号称大律师又做过司法总长的庞然大物的法律水准，所以，在那封信中又说：“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

    那么，鲁迅是如何在法律上挑战章士钊的呢？鲁迅抓住章士钊呈文中最末那句“以示惩戒”之后括弧里的内容“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大做文章。因为根据当时的有关法律法规如《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像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在官阶中列为第三至五等），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自然明白这样的程序，但他太急于打击鲁迅了，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而这实际上已经构成违法。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不当，该不该被开除，鲁迅避而不谈。他牢牢抓住“补办”这两个字大做文章，他在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所投诉状中声称：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换言之，鲁迅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不当，该不该被开除，避而不谈。而只牢牢抓住“补办”这两个字大做文章，指控教育部“程序违法”，在他看来，“补办”违反了《文官惩戒条例》的法定程序，未经法定程序就免他的职是对《文官保障法草案》的亵渎！

    这是个问题。平政院收到鲁迅的诉状后，也挠开了头皮。只得依当时行政诉讼的程序，将原告诉状副本咨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答辩；复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轮答辩，然后加以裁决。我们来看看经鲁迅保存的章士钊以教育部名义进行的答辩：

    查周树人免职理由，本部上执政呈文业经声叙明白，兹更为贵院述之：本年八月十日，本部遵照执政训令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当委部员刘百昭等前往接收，不意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务均极重要，乃于本部执行令准停办该校，正属行政严重之时，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自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暑悍然立于反抗地位。据接收委员会报告，入校办公时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众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查《官吏服务令》第一条：凡官吏应竭尽忠勤，服从法律命令以行职务。第二条：长官就其范围以内所发命令，属员有服从之义务。第四条：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第二十九条：凡官吏有违上开各条者，该管长官依其情节，分别训告，或付惩戒。规定至为明切。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员不服从本部长官命令，实已违反《文官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烈，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此周树人免职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原诉状内有无故免职等语，系欲以无故二字遮掩其与女师大教习学生集会违令各行为，希图脱免，至追加理由所称本部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稿件倒填日月一节，实因此项免职事件情出非常，本部总长系于十二日面呈执政，即日明令发表，随后再将呈稿补发存案。即日补发，无所谓倒填，情势急迫，本部总长应有权执行此非常处分，周树人不得引为口实。兹特详叙事实答辩如右。

    章士钊答辩中强调周树人违抗教育部关于停办女师大的部令，违反了《官吏服务令》；至于程序违法问题，他的解释是：“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及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烈，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实因此项免职事件情出非常，本部总长系于十二日面呈执政，即日明令发表，随后再将呈稿补发存案。即日补发，无所谓倒填，情势急迫，本部总长应有权执行此非常处分。”这样的答辩软弱无力——法律不是橡皮筋，可以根据所谓“形势”任意收缩。鲁迅在10月13日收到平政院送来的章士钊答辩书副本后，抓住这点以及其中所谓“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在时间上的漏洞，在10月16日进行互辩。

    鲁迅在互辩中除了申明自己在教育局工作勤勉，并未违背《官吏服务令》外，还专门指出：“答辩又称：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按：此为“树人”二字，下同）为委员，系在8月13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12日。岂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树人何能为树人之罪？”毫不客气地指出章士钊的这处指责是事后找补于事无补，对于章答辩中对自己程序违法的辩解，更进行了穷追猛打——“该答辩谓‘本部原拟循例呈请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呈请免职’。查以教长权力整顿一女校，何至形势严重？依法免部员职，何至迫不及待？风潮难平，事系学界，何至用非常处分。此等饰词，殊属可笑。且所谓行政处分原以合法为范围。凡违法令之行政处分当然无效。此《官吏服务令》所明白规定者。今章士钊不依法惩戒，殊属身为长官，弁髦法令。”

    至此，“大律师”在“绍兴师爷”的穷追猛打下溃不成军：平政院据此正式进行了裁决，参加裁决的是第一庭庭长、评事邵章，评事员吴煦、贺俞、延鸿、周贞亮，书记官孙祖渔。1926年2月23日，鲁迅在诉讼中取得完全胜利。3月17日，鲁迅亲往平政院交裁决书送达费。3月23日，裁决书下达，主文是“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理由是：

    依据前述事实，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用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依《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主文。

    平政院裁决结束，最后一道法律程序是呈请最高当局批令主管官署执行。1926年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总长的训令（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令文是：

    据平政院院长汪大燮呈，审理前教育部佥事周树人陈诉不服教育部呈请免职之处分，指为违法，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依法裁决教育部之处分应予取消等语，著交教育部查照执行。

    此令

    国务总理贾德耀

    教育总长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临时执政训令第十三号，教育部颁布了鲁迅的复职令。至此，这场诉讼以段祺瑞、章士钊的惨败与鲁迅的全胜宣告结束。

    鲁迅用自己的司法实践证明了章士钊这所谓大律师、司法总长在法律上也是经不起真正高手挑战的！

    不妨再看看钱钟书对章士钊这位“大律师”在论断逻辑水平上的评价。在《管锥编》第一册三百九十四页有这样一段话：“偶睹《逻辑指要》，二四二页略云：‘萧《选》中宾主问答各篇，答语辄冠以“唯唯否否”四字，正反并用。盖篇中所问，遂以一面之词作答，大抵不易罄意。“唯唯否否”亦谓是者“唯”之，非者“否”之。从而区以别焉尔。唯吾文有之，大可宝贵。’立说甚巧，而失据不根；面墙向壁，二者兼病。四字始出《史记》，《文选》‘问答各篇’并无此语，不知作者何见。《史记》明是反意，绝非‘正反并用’，观‘不然’可知。英语常以‘亦唯亦否’为‘综合答问’，或有约成一字，则真‘正反并用’，足为‘奥伏赫变’示例者。岂得曰‘惟吾文有之’哉？况‘吾文’初未‘有之’乎！”这里，钱钟书首先指出章士钊所谓“萧《选》中宾主问答各篇，答语辄冠以‘唯唯否否’四字”是无中生有（跟鲁迅在互辩中指出章士钊所谓鲁迅是因为被推举为“校务维持会”委员而被免职是无中生有相映成趣）。其次，钱钟书还举出实例证明这种“正反并用”的语言现象并非“唯吾文有之”，起码在英语与德语中就不乏其例。对章士钊学问与逻辑思维的挖苦，可以说一点也不下于鲁迅！

    三

    鲁迅与章士钊屡屡过招，其原因除了具体的思想分歧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鲁迅看不起章士钊这种四方讨好、八面玲珑，什么亏都不吃，什么好都讨的巧宦人格。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及章士钊时，鲁迅的说法是“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指章士钊）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按：此联云‘景行有二十余年，著录纪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立义以三五为号，平生无党籍，追怀蜀洛泪痕多’）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举止，盖是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能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无这种手段。”（见《两地书·十五》）从章士钊一生的行状来看，他的确是一个在什么样的“昏浊的政局”中都能做大官走大运的“豪杰”。

    你看，他原来跟国民党走得很近：1903年在就读的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士钊与林力山率退学学生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等组织的爱国学社学习并参加军训。旋任《苏报》主编，高举反清义旗，倡言革命。因刊发邹容之《革命军》，又重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骂“载湉小丑”那一段名文，举国震动。清廷查禁《苏报》，邹容、章太炎下狱，章士钊逃脱。复与张继、陈独秀创办《国民日报》；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称孙为“近今谈革命之初祖”，“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冬，与黄兴等创立华兴会于长沙，章负责长江流域组织联络工作。1903年，可谓章氏投身反清革命的开端之年。翌年春，章氏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外围组织，章任副会长，并邀蔡元培、陈独秀、蔡锷入会，以暴力反清为宗旨。及至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章氏与黄兴、张继被捕入狱，经蔡锷营救出狱。1905年流亡日本。杨度牵手，孙中山与黄兴会晤商谈合作，章氏当时在场。同盟会成立，虽经张继等多人劝说，章氏亦未入会；谢绝孙、黄邀任《民报》主编之聘，亦不著文赞革命驳保皇。章氏到日后，思想渐变，自认革命非己所长，渐离孙中山、黄兴，不与交往，变“废学救国”而为“苦学救国”。两年后又赴英国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适孙中山途经英国，在孙鼓励下，章氏放弃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携家眷返国。

    后来又与北洋军阀打得火热：1920年秋，孙中山迫岑春煊下台，章亦被开除非常国会议员资格。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赴京。章建言段以“执政”名义出掌北京政府，大捧段氏。段委章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欣然受命，步入北洋军阀集团。北京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集会，章令警察禁止，学生愤而捣毁章宅。“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为执政府秘书长。章未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事后执政府所发通缉令则出自章手。后人问章何以紧跟段祺瑞，章士钊的回答是“人是要吃饭的”。民众声讨段、章，章被逐下台后到天津日租界续办《甲寅》周刊，自承从政失败。政亡而为文，又不忘情于政坛；“人在江湖，心存魏阙”，此之谓乎？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章被通缉，遂出国赴欧。两年后，他又成为张学良座上客，赴沈阳任东北大学教授。东大教授月薪三百元，独章月酬八百元，足见少帅待章之厚。“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混不下去，他摇身一变，又成为“海上闻人”杜月笙的至爱亲朋，杜不仅聘他为法律顾问，还另外每月给他三百元生活费。两人过从甚密，吃喝玩乐，吸鸦片，听京戏，日夜厮混。“七七”事变后，上海维新伪政府开场，邀章入伙被拒。章转道香港赴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受到蒋介石接见。蒋称赞其逻辑学，嘱其到中央训练团和中央警校讲课。章六十岁寿辰，蒋及国民党政要皆送礼祝贺。其他陪都党政军财界要员如何应钦、唐生智、张群、顾祝同、上官云相、余汉谋、贺耀祖、陈布雷、戴笠等都跟他推杯换盏，且每用餐入席皆请“章先生上座”。

    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他跟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都不是一般的好，这且不说，他跟毛泽东的关系更是杠杠的：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章士钊北大同人）手书到上海拜见章氏，请其资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章氏手中恰有湖南军阀赵恒惕赠款，立即以两万元付毛、蔡。毛以一部分资助学生赴法，一部分携归湖南充作革命经费。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章氏见毛。毛征求章对形势看法。章认为蒋介石无和平诚意，渝州非久留之地，在手上书“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旧政协代表，蒋介石先允章充任；CC派建言章必袒共，遂以主办《申报》为由，令章赴沪。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和平谈判”。章氏两次被李任为会谈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破裂后，即留京。遵毛泽东嘱，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又策动杜月笙来归，未成。建国初期章以饱满热情亲苏，学习俄语。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饿肚子，章士钊用度亦窘，毛泽东于是以奉还1920年捐助两万元巨款为名，每年送两千元给他开销！文革中章士钊凭他跟毛泽东交情，用了三号仿宋字十六开特型本出版其煌煌大作《柳文指要》，并将其作为国宝介绍给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

    与章士钊同时代人梁漱溟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而跟他交往匪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更是在自己诗中对章士钊的巧宦善变给予了尖锐的讽刺——比如在《文章》中有“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文章又入时”。而在《男旦》中又谓：“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参见谢泳《陈寅恪诗笺证·关于章士钊》一文）这些都可以作为鲁迅对章士钊人格认定的旁证。

    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其《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提及，父亲晚年，跟她谈到鲁迅与他之间的“芥蒂”时，“很风趣地说，‘哪里有这么多文章好做哟！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他笑着说：‘我和鲁迅硬是有缘！’他说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同许广平先生都是历届人民代表，每次开人大会议又都是主席团成员，后来又都是常委会委员。‘章’和‘许’两个姓氏笔画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台，父亲同许广平先生都是毗邻而坐。父亲说，‘我们很客气嘛，谁都不提几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服务员上茶先送许广平先生，许先生把茶让给父亲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父亲说：‘我和鲁迅的夫人都和解了，坐在一起开会，鲁迅如果活着，当然也无事了。’”这显然是在插科打诨了：章士钊跟鲁迅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更是人格品质上的分歧，如果鲁迅真的“活到解放”看到这旧社会就是达官贵人活得十分滋润，到了新社会还是活得这么滋润，而且又是什么“主席团成员”，大概只会摇头叹息“清流大约无这种手段”罢？

    鲁迅与周扬：沉默是最高的轻蔑

    在正常情况下，鲁迅跟周扬大概不会发生什么交集。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的周扬小了鲁迅足足二十七岁，他们根本不是一辈人，鲁迅在1918年发表自己轰动文坛的处女作《狂人日记》时，周扬还不过是个十岁小孩，大概连《狂人日记》都看不懂。周扬在1927年加入中共，次年，大学毕业的他，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曾去日本留学。虽然在日本期间，他也研读了大量的亚、欧、南美等外国文艺方面的著述，但更主要的是在研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俄国、苏联文学。这期间，他还热衷政治，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与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过来往。当时日本左翼文化运动正处兴盛时期，普罗文学影响极大。其间，周扬还因参加左翼运动曾被日方警察逮捕，后被人保释出狱，1930年回国。从他的这段阅历不难看出，这个小了鲁迅一辈的年轻人，当时更热衷的是政治，对中国社会与民众是隔膜的，在文学上也谈不上什么造诣，脑袋里多的是理论、教条。这样一个热衷政治而又满脑子教条主义的青年跟深谙文艺与政治歧途对中国社会有深刻领悟的文学大师，大概是很难有什么共鸣的。那么，是什么因素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鲁迅对这个年轻人最后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

    把鲁迅跟周扬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构。这个机构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夺宣传阵地。鲁迅为什么会加入这个机构呢？

    其实，原因也不复杂，很多时候，敌人的敌人，我们就会把他视为朋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翻脸维稳，对原先开放的舆论收紧，鲁迅的许多作品不能发表，或者虽然可以发表，却给删得面目全非，自然，他对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有了强烈的不满，也自然跟与国民党为敌进行殊死抗争的其他政党社团有了好感与希望。此外，他身边当时还有一批年轻的左翼知识分子。鲁迅通过对身边这些以柔石、冯雪峰等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实际接触和了解，加上当时西方社会矛盾尖锐，政治经济形势动荡，而苏联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试验……这一切，使得一贯悲观的鲁迅产生了一点期待。另一方面，左联的发起人也对斯时鲁迅的文坛地位与社会影响力有清楚的认识。双方一拍即合，同意以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和鲁迅周围的一批青年作家为核心，组织这么一个进步文学团体。

    1930年2月16日，鲁迅、郑伯奇、蒋光赤、冯乃超、彭康、冯雪峰、夏衍（沈端先）、钱杏/（阿英）、柔石、洪灵菲、阳翰笙等十二人集会。关于新团体名字，鲁迅提议在“联盟”前冠以“左翼”两字，“使之旗帜更加鲜明”。这便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称的来由。半个月后的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原窦乐安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成立。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潘汉年、洪灵菲、钱杏/（阿英）、鲁迅、画室、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等五十余人。大会推定鲁迅、夏衍（沈端先）、钱杏/（阿英）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通过了“左联”行动总纲领。冯乃超、潘汉年、郑伯奇和鲁迅四人发言。鲁迅的发言经过冯雪峰整理后，加进平时鲁迅常讲的一些内容，最后经鲁迅本人审定，以《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为题发表在“左联”盟刊《萌芽》杂志上。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筹备期间，还是正式成立之时，都找不到到周扬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此时周扬还在日本。

    左联成立不久，周扬即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发表《约翰李特俱乐部之组织（美国无产文坛进讯）》和《美国无产作家论》。回国之初，他马上在文坛上展现他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峥嵘头角，在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等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批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说：“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显然，在这位文艺理论家心目中，立场一对，佳作自出，万事大吉。读他的文章，确如学者孙郁所言：“周扬的文本始终有种高傲的气息，似乎是真理的化身，在替人布道。那篇《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以及《现阶段的文学》等，自信之余还有冲荡的气韵，那些文章是创造社的才子们也自叹弗如的。”因为“理论上有一套”，加上立场坚定，1932年9月，周扬接替原由姚蓬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又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后来周扬升任文委书记，才由戴平万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从此，周扬一直直接领导“左联”，直到“左联”解散。身份如此，加入了左联并被推举为盟主的鲁迅自然难免跟这个年轻人有了来往，也因此有了他晚年那么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

    事实上，“左联”虽然以鲁迅为领袖，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历任党团书记手中。自从筹建开始，就形成了“除非鲁迅必须亲自参加不可的活动”外，其余“左联”的活动则通过联络员向鲁迅作汇报的规矩，胡风曾经是联络员（这也就是后来周扬主编埋怨胡风在“挑拨离间”的说辞根据）。也因此，“左联”成立后，每个成员都编入小组，每十天左右开小组会，而鲁迅却未被编入小组活动。鲁迅日记中记录他参加“左联”全体活动也仅一次，即1930年5月20日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鲁迅在“左联”中的领袖地位主要是通过汇报员的汇报维系的。鲁迅不主张“左联”参加游行、贴标语等易于暴露目标的公开活动，但对于因这些活动而牺牲的青年作家却寄予深情，抗议“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殷夫、柔石、冯铿及胡也频等被害，此外还在金钱上尽可能支持“左联”的活动。

    关系虽然不是那么密切，但加入“左联”的确成了鲁迅晚年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来，比如在他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在《病后杂谈》一文中他这么“拜托”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那么，在鲁迅生命之树将要枯死之际，鲁迅到底怕谁“谬托知己”？又比如在次年的《半夏小集》中又有：“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唯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轻蔑人？他要轻蔑的又究竟是什么人？如果说，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因为要顾全大局，很多话还不能那么畅所欲言的话，那在私人通信里，鲁迅就更直截了当地将周扬及其一伙称为“黑奴工头”“奴隶总管”“鞭打奴隶”“元帅”了。当然，这不仅是对周扬个人的不满，还是对当时把握了左联大权，自以为真理在手、马列在握，唯我独尊的一群所谓革命青年的不满。事实上，跟鲁迅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一样，这儿的“周扬”虽然字面上是一个人，但其所指乃是一个群体，是鲁迅形象化刻绘的“类型”，是“周扬等人”的某些共性特征。鲁迅批评的种种现象确实为周扬所有，但并非是周扬所独有。周扬能够纠结起“等人”，“等人”愿意集聚在周扬那里，正说明了左翼年轻人的诸多共性特征。也就是说，在1930年代的左联时期，政党化的价值观念、左翼青年的激进情绪、排异心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与鲁迅思想情感的对立倾向，并非单纯体现在周扬一人身上，而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群体性现象，是中国早期革命文艺运动的突出特征。左联与鲁迅的矛盾对立，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理解为政治与文学、1930年代左翼文化思想与五四文化思想之间的矛盾对立，也可以理解为叛逆幼稚的青年与思想独立的中老年、激进简单的情绪与敏感多思的个性之间的纠葛。鲁迅一生中都对那种依仗某种势力、某种理论，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拥有了可以随意指责他人甚至奴役他人、在他人头上鸣鞭的人物深恶痛绝，比如他和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系紧张，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们“在和官僚们一鼻孔出气”，看到了陈西滢们的“正人君子”状的虚伪无耻。现在，他又在趾高气扬、跃马扬鞭的周扬等人身上嗅出了另一种让他生厌的气味，他能默默忍受而不拍案而起么？

    二

    鲁迅开始并不想跟周扬做对头，他还是希望能跟对方进行理性交流——毕竟，都是“联”中人嘛。然而，这一希望很快落了空。

    这事得从周扬1932年9月接编左翼刊物《文学月报》说起。当时周扬不到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于是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就出现了些“独具特色”的作品。其中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便显得十分生猛火爆，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警句：“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肤白一点……你这汉奸——真是混账——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芸生”的真实姓名叫邱九如，宁波人，当时任共青团的一名干部。看他这样的“诗”就明白这人没什么诗才，啰里啰唆却火气十足。不过，因为符合周扬本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所以很得周扬欣赏。鲁迅读了之后，觉得这种毫无诗意、却只是充满威吓与辱骂的流氓文字，不应该在左联刊物上流行——掉价，砸牌子！于是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发表。文章中有云：“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很显然，鲁迅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出于爱人以德的好心，希望作为左翼刊物的《文学月报》品位高一点。也因此，鲁迅还在文中这么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无论是作为文坛前辈，还是左翼联盟的盟主，鲁迅都有资格也有责任向发表了这么一篇不负责任、没有水准、让人瞧不起的“诗”的主编提出这样的意见。然而，在以马列主义理论权威自居、唯我独尊的周扬心中，鲁迅虽然号为盟主，实际不过是左联的一个客卿，根本就没有权利对这本刊物说三道四！所以，虽然他也把鲁迅这封信发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的合刊里，也在鲁迅这篇文章后面加上了这样的“按语”：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该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

    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这按语写得极为勉强，其中不乏敷衍与反语。果然，很快就在1933年2月3日“左联”机关刊物《现代文化》上出现了名为《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的反驳文章，文章不仅完全否定鲁迅的观点，还说“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有着“戴手套革命论”的错误。文章还以“用刀枪扫除文坛妖孽”“以尖锐词锋揭破穿着漂亮外衣的奸细”为理由，认为“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文中还讽刺鲁迅“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这篇文章虽然署名是“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但不难猜到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谁。周扬对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公开的“按语”说是“尊贵的指示”，但背后指使人写的文章却指责鲁迅的文章全盘有错，于是周扬这种阳奉阴违、笑里藏刀、“喜弄权术、心术不正，气量又狭窄得很像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的形象，也从此在鲁迅心中定位，双方的关系也因此急剧恶化。

    接着在1934年6月间，左联盟员廖沫沙以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攻击鲁迅的《倒提》一文，其文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是一种“花边体”或“花边文学”，“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有买办意识”。8月31日，跟周扬关系密切的田汉又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了一篇《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说《社会月报》八月号上先有鲁迅的给曹聚仁的信打开场锣鼓，最后有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作为“压轴子”，暗示鲁迅与他曾骂过的“革命小贩”杨/人乃是一丘之貉。鲁迅于是知道，自己得罪了周扬，就得罪了一个团体，也就成为了众矢之的——1935年鲁迅对萧军和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35年鲁迅在给萧军的信中又写道：“那个杂志（即《文学月报》）的文章难作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作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显然就是指“左联”的领导周扬等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一文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

    不仅因为观点上的分歧，鲁迅就被对方冷嘲热讽，骂作“买办”甚至定为“右倾”，而且周扬他们还直接出面干涉鲁迅交往。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鲁迅与胡风的离间上。

    当时，鲁迅虽然戴了盟主的桂冠，却处于被架空的状态，在“左联”中相当孤独。就在这个时候，胡风从日本回来，走到了鲁迅身边。他性格倔强，却对鲁迅非常尊重。胡风很快成了鲁迅信赖的朋友和得力助手。而且，鲁迅对胡风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信任。无论人们如何污蔑、攻击和诽谤，鲁迅对胡风都绝不怀疑，而且在关键时刻亲自站出来为胡风说话。这不仅使周扬等人大惑不解，就连茅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非常纳闷：“我真不理解，胡风何以有这样的魅力，竟使鲁迅听不进一句讲胡风可疑的话。”于是在1934年10月的一天，便有了这样一出（根据鲁迅的记叙）：“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两个（是夏衍和阳翰笙）。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穆木天曾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容易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了。”在鲁迅笔下，周扬他们的形象与做派是“名人约我谈话”“驶来一辆汽车”“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

    “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到了晚年仍对鲁迅这一描述十分不满——1979年底，他在一篇题为《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的文章中，首先纠正了鲁迅在时间上的错误，将1934年的事情误写为1935年了。其后又对鲁迅“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作了辩解，夏衍称：“到过旧上海的人都知道，内山书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谓‘越界筑路’区域，那里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国民党警探。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我们四个人在内山书店门口下车，会引人注意，所以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因为一进内山的日本式会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脱了，所以我还能记得。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纪最大的田汉三十六岁，身体也没病，所以‘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既不是觐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地‘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夏衍这是在就事论事，但鲁迅这里并不是写实，而是用诗的方式刻画这些人（主要是周扬）的神韵。

    周扬还有一些小动作。比如当时左联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听说后托人找来这期刊物，发现这一期内容是总结1934年工作的，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比较尖锐。鲁迅吃惊的是总结左联全年工作的报告这样一件大事，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周扬此举，连茅盾也觉不妥：“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当然，也没有同我商量），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当事人鲁迅当时的感受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

    随着与周扬冲突的加剧，鲁迅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周扬正在将“左联”演变为一个内部有着完整权力结构的团体，这个团体不允许异端的存在。而周扬作为这个团体的老大，对文艺理论与实现，必须说一不二，其权威是不容挑战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他志在做“文坛皇帝”。换言之，这个号称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的阶级关系的联盟，实际上却还是一种压迫和被压迫关系的团体。鲁迅的这种感受，在接下来的“左联”解散与“两个口号之争”的冲突中，更加清晰了。

    1935年11月，作为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萧三，在王明指示写信给左联的，要求解散左联，理由是左联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影响了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的形成。因而要“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鲁迅虽然对把持左联的周扬有很多不满，但对仓促解散这样一个组织，还是不情愿的。他的理由是：首先，“左联”是革命文学青年们用鲜血和生命战斗来的，解散“左联”意味着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原则。其次，由“左联”的外部力量或上级而不是“左联”的成员决定它的存亡，本身是不能接受的。最后，“左联”的作家们还很幼稚，同资产阶级作家讲统一战线，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在得知“左联”不得不解散后，鲁迅又提出发表一篇解散“左联”的对外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各种猜测。然而，他的所有这些反对和建议，都没起什么作用，左联很快解散，而且是悄无声息没有宣言地解散。当年左联成立，鲁迅被他们拉入联中，成为盟主；后来被架空被攻击，这且不说，现在“咕隆”一声，他做盟主的这个组织又一下子在他的意见没得到任何尊重的情况下没了踪影，鲁迅的感觉如何？恐怕也只能是感觉自己不过是这个团体中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傀儡。所以，1936年2月18日，当鲁迅得知“左联”已解散时的表现是“脸色一沉，不发一言”。而两个月后，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在上海采访鲁迅问及左联情况时，鲁迅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这其中对把持左联的周扬们的愤怒，呼之欲出。

    鲁迅因此认为，在整个“左联”的成立、运作与解散过程中，周扬是一个热衷于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至于周扬的言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鲁迅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随后，周扬等人又准备以“国防文学”口号统一文坛，继续做其文坛“总管”的角色。鲁迅与胡风、冯雪峰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之抗衡。周扬等人感到自己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猛烈攻击，他们对胡风和冯雪峰的攻击尤为猛烈，用意是趁机扫除异己。当冯雪峰站出来说口号是他提的时，周扬便声称：“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忌，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特反。”

    人世沧桑，在左联解散二十周年，也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1956年，中共中央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真正的抬棺人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牢里，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加上巴金和靳以，这其中就还有因为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深受毛泽东赏识的意识形态总管周扬，一起为鲁迅扶柩。又是二十年过去了，日历翻到1976年，鲁迅的真正弟子胡风此时尚在牢中，仍然为此事耿耿于怀，公开指斥周扬：“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周扬在“文革”中的遭遇让人同情，被整、无数次被抄家、批斗、辱骂和殴打，然后是八年的冤狱。1975年7月，当他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已是满头白发，面容憔悴，脸色苍白，说话走路都很吃力，在这痛苦转型中，他大概多少理解为什么当年鲁迅对“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总管那么憎恨吧？也许，也就是因为这点理解，于是，周扬在1983年3月7日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会上做报告时，说了这样的话：“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1984年，周杨因病入院，1989年7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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