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将人类引入了前所未有的航天时代。此后，进军太空，开拓天疆，造福人类，便成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神圣、最惊心动魄的事业。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23个国家和组织发射了航天器，58个国家投资发展了航天技术，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了航天技术，每年都有上百个航天器进入太空。仅1988年一年，全世界就发射了不同用途的卫星126颗：

    1987年以前，光苏联一个国家就发射了各种类型的卫星近2800颗！迄今为止，全世界已发射了4000多颗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而用于航天方面的总投资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

    中国航天的历史，起步于1956年。当时，刚刚从战火硝烟中站起来的新中国，经济落后，百废待兴，但为了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年轻的共和国毅然作出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决策，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把火箭和喷气技术列为国家重点发展项目。同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很快成立。从此，中国踏上了远征太空的漫漫之旅。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12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用自己研制的“长征1号”三级运载火箭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成功地送上了太空，从而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能用自己的火箭发射卫星的国家。

    但，世界真正认识中国的航天，则是从神秘的大凉山峡谷——西昌发射场开始的。

    1.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通信

    德国的伟大诗人歌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社会的基础是通信！”

    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居然如此看重通信，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人类每一种新的通信方式的兴起，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都引起了重大的变革。如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造纸、印刷术的出现，电话、电视以及电子计算机的问世等，都无一例外地使人类社会跨人了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的无线电通信手段无法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需求欲望。于是，如何解决我们这个“地球村”里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远距离、大容量的通信问题，便成了世界各国科学家们的一块心病。

    历史终于选择了一个人。这人叫亚瑟.克拉克，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雷达军官。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是一个从小在骨头里就有预言未来欲望的天才人物。他除了尊重真理，对任何权威从来都嗤之以鼻。而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手上仿佛随时都握着未来。当人类在通信的路上被新的困难所困扰时，他总幻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果站在地平上极目远望，最多可以看到4.7公里的地方；但是一旦登上50米高的楼顶，便可环视半径为25公里的地区。若是能将一颗卫星发射到天上的某个地方，那么这颗卫星既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怕气候的影响，无论是高耸人云的崇山峻岭，还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不管是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还是神奇莫测的南北极地，卫星都可无拘无束地传送信息。

    克拉克的这一想法被他同时代的人看成是一种“幼稚”、“荒诞”，甚至视为“神经病”。但世界就是这样，总是从幼稚、荒诞中过来并还将继续幼稚、荒诞下去；文明的脚步总是踏着黎明幽暗的小道，向着未知的世界顽强挺进。终于，克拉克在1945年那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春天，发现了在离地球约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存在着一条可以使卫星相对地球保持静止不动的轨道，并大胆做了预言：人类实现全球通信的日子不会太远。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在赤道上空的静止轨道上等距离地配制3颗人造卫星，那么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实现通信！

    天才的人类，总是浪漫而又实际的。富于幻想的克拉克的预言仅过去了12年，讲究实际的苏联人便在1957年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接着，美国于1964年8月19日又成功地将一颗叫“辛康1号”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了36000公里高的静止轨道，从而将克拉克19年前的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美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成为可能，同时也预示着通信商业化的很快到来。就在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拥有两亿美元的美国通信卫星公司便宣布成立，1000万张股票在几小时内便抢购一空。难怪有人比喻说，同步通信卫星是从“地球村”里飞出的第一只“信鸽”，它代表上帝为人类捎来了排解孤独、沟通信息的福音。对此，人们不能不想到的是，100年前当美国总统林肯遇刺时，由于通信手段的落后，消息在12天之后才传到伦敦。而仅仅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通信卫星却能让我们在不到1秒钟之内收到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信息！

    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后，美国便利用这颗卫星为欧洲和北美转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实况，就连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特大新闻，也是通过这颗卫星迅速传播到欧洲和亚洲的日本的。而且，还利用这颗卫星承担过对越战争的军事通信指挥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实况的转播。于是，通信卫星很快被看成了一笔可以赚大钱的好买卖。以美国为首的14个发起国不久便组成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并决定用卫星部署一个国际无线通信网。

    1965年春天的某个清晨，第一颗国际通信卫星在熹微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中又顺利“飞”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迎来了世界商业卫星史上的第一个黎明。善于想像的美国人赋予了这颗卫星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晨鸟”。这只盘旋在人类头顶的、潇洒而又骄傲的“晨鸟”，成功地向欧洲和美洲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转播，借此向世界庄严宣告：卫星可以进行商业性营业！

    从此，人类航天史上，揭开了商业卫星发射的序幕；火箭发射技术，跨人了商业服务的新时代。仅隔两年之后，这只骄傲的“晨鸟”又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精彩表演：五大洲的三亿人被电视的魔力吸引到了电视机跟前，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卫星转播的来自瑞典、西班牙、法国、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各种图像。而以此证明的是：人类已有能力在几秒钟之内将任何信息传遍大半个地球！

    于是，一向清冷的太空便开始热闹起来，通信卫星一夜间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每年数以亿计的美元开始源源不断地滚入美国人和法国人的腰包。世界各国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盯住了高悬于太空的那条轨道，随之纷纷发起远征。太空很快成了商业卫星任意驰骋的世界，成了各国竞相角逐的贸易市场。

    截至1988年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用于航天的总投资已高达4000多亿美元！仅1988年一年，全世界就发射了不同用途的卫星126颗。1987年底以前，光苏联就发射各类卫星2758颗！到1983年止，全世界已向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射了149颗同步通信卫星！40年前克拉克梦想的那条有限的静止轨道，转眼间变得拥挤不堪，星满为患。光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上空，便有19颗通信卫星，其中大西洋的上空就占了10颗！

    然而，1984年4月8日之前，在这条已被各国纷纷抢占并还在继续抢占的轨道上，居然没有一颗中国的通信卫星！

    于是，为了不让中国在太空缺席，继1970年“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之后，中国又开始了“东方红2号”卫星即通信卫星的研制，向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起了一场更为艰难的远征。

    如今闻名世界的西昌发射场，便是这次远征的起飞港。

    其实，40年前英国科学家克拉克在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发现的那条轨道，中国的科学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只是因为迟迟没有搞出自己的远程火箭，所以只能望天兴叹。但到了1970年4月，当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上天之后，有关部门和专家们很快就对中国的通信卫星即“东方红2号”卫星，开始了酝酿和策划，心情显得相当迫切。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虽是一个大国，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国。穷国当然就落后。这种落后表现在通信问题上，恐怕是再罕见、再典型不过了。从建国后到60年代末期，中国的民用陆上通信，主要靠的都是明线和短波。这种极其落后的通信手段给中国老百姓在生活上造成的方方面面的障碍和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恐怕谁都有目共睹、深有体会。而且，由于经济的贫困、技术的落后以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落后的通信线路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好多偏远的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地方，想享受这种落后待遇还没资格呢！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年亲身经历过的通信落后的日子吧：

    要打长途电话，若在农村或偏远小镇，必须到县一级的邮局去打，因为区和公社一级的邮局根本不能打长途电话。而且，等你辛辛苦苦跑到县邮局排上一两个小时的队后，还未必一定打得通；要给偏远的亲戚朋友写上一封信，至少要一两月甚至半年才能收到；若遇有急事要发电报，最快也得十天半月；若是要和海外的亲人越洋通话，那就更是难于上青天了，而且价格相当吓人！

    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时，由于当时中国的通信太落后，面对如此一件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大事情，至关重要的通信问题也只能依靠明线来保障。

    即是说，从戈壁滩到北京城，沿线2000多公里的路途上，每间隔50米就得支上一根电线杆。而且，为保证沿途的电线和电线杆不被风暴刮倒，不遭阶级敌人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还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兵，在每根电线杆下站上两个人，在黑暗与冷风中专门对电线和电线杆进行昼夜护守。这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土得不能再土的通信办法，居然保证了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显然，这完全可以称得上人类通信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在昔日西方人的眼里，在今天中国人的眼中，这又是一件多么荒唐可笑、多么令人费解的事情！

    再举一个例子，在1984年4月之前，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如果要看中央当天的的电视新闻报道，只能用飞机把当天的电视新闻报道的录像带，先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或者拉萨，再用汽车把录像带从乌鲁木齐或者拉萨运到下属的某个地区，接着再用人力或毛驴车把录像带运至下属的某个地点。等这些偏远地点的人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当天的“中央新闻”时，已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了，新闻自然也就成了“旧闻”！

    特别是生活在南疆地区的人民，不仅一般的老百姓从来打不上电话，就是连各县的邮电局的局长们，半年、一年甚至好几年也打不上一个电话！因为从北京到新疆，总共还不到60个电话话路！若是发电报，也同样面临重重困难。比如维吾尔族或哈萨克族要发一封电报，首先得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跑到县里的邮局，把发报的内容先用维吾尔族语或者哈萨克语写上，邮递员再把维吾尔族语或者哈萨克语翻译成汉语，然后才能发往北京。

    看报纸的事儿，就更艰难了，当地机关的人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看过日报，极少数人能看到“周报”，一般都是看“月报”或者“季报”，甚至有的地委，书记看的都是“月报”。所谓“周报”、“月报”和“季报”，就是说北京当天出的报纸，南疆一些地区一般都要一个月左右之后才能看到。这种看报法，当地的人们戏称为“看捆报”。即报纸不是一张一张地看，而是等着一捆一捆地看。因为报纸从北京运到乌鲁木齐后，再用邮车经过长途跋涉运到各个地区，到了某个地区后，再靠人背马拉将报纸往下分发。有时遇上邮车坏了或路途不能行走，报纸就只有扔在那儿堆积成灾。

    再从华北、东北以及西北等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来看，这些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通信的落后和交通的不便，使开发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进入80年代后，上海每天打往江、浙两省的电话，有25%都不能当天接通！甚至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沿海地区，通信容量也相差甚远。至于其他一些远离大城市的小地方，其通信需求量，就更是远远无法满足了。

    祖祖辈辈生活在如此残酷现实中的中国人民，当然是渴望落后的通信能尽快得到改变。但我国家底薄弱，谈何容易！要是进一步发展明线通信，除了容易泄密外，成本很高。有人作过计算，仅从乌鲁木齐到哈什架一对电线杆的铜线，所需铜就要300多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也曾经作过一个估算，若用电缆技术解决西藏与成都、新疆与兰州的电话通信（仅仅是电话通信！），国家就需要投资人民币10亿元！如果搞微波通信，价格同样贵得吓人——搞一万公里的微波线路，需耗资3亿元人民币！如果全国都搞，则需覆盖几十万公里，再加上每年的看管费、维修费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支，算算看，该是多少？！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如此一笔巨款，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啊！但若采用通信卫星，所需投资还不到1亿元人民币！

    并且只需一颗通信卫星，便可基本解决七亿中国人民的通信问题！

    当然，1970年的中国之所以要搞通信卫星，除上述原因外，也还有如下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际竞争的需要。自人类第一只“信鸽”飞出“地球村”后，一个相当严峻的现实是，如果对太空静止轨道位置的角逐无节制地发展下去，那这条轨道不久便会达到饱和，进而星满为患，泛滥成灾。因此在70年代初，全世界101个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共同作了一条规定：位于同步轨道上的通信卫星，在经度上的位精度至少为1度。也就是说，经过严格的计算，这条同步轨道上最多只能容纳180颗卫星！一旦达到这个数额，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再往上发射同步通信卫星。

    世界各国的争夺便因此愈加激烈起来。因为高悬于太空的这条同步轨道其位置也有好坏优劣之分，就像我们人间的剧院，有“丙座”，有“乙座”，也有“甲座”，甚至还有“头等包厢”。谁的卫星先发射上去，谁就先占有“头等包厢”或“甲座”的位置；谁的卫星后发射上去，谁就只能占有“乙座”或“丙座”的位置；如果再往后排列下去，到头来有的国家不仅连“丙座”、“站座”的位置都捞不上，而且甚至连跨进“剧院”大门的机会也将永远失去！

    二是军事战备的需要。由于用卫星进行军事通信联络，既迅速、准确，又有极强的保密性，因此一开始通信卫星就受到了各国军事家们的特别关注。70年代初的中国，由于中苏珍宝岛之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苏联在边境屯兵百万，难以数计的导弹始终指向中国的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再加上和美国的关系也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因此备战备荒，便一直作为基本的国策之一。

    而积极建立和发展卫星通信，当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三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是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可能明白的事情。70年代的中国，无论哪项工作，都必须突出政治，发射卫星也不例外。“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威望，可以说在一夜间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用当时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对帝修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于是过去对中国敬而远之的国家，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中国；以往对中国不屑一顾的国家，也很快调整了视角；而那些在此之前就始终集合在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之下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更是推崇备至，高呼万岁！因为一颗卫星上天，就意味着“东风”又压倒了“西风”，就又大长了一次无产阶级的志气，就又显示了一次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因此，为了确立和巩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政治地位，中国不仅需要原子弹，需要“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同时还需要“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

    此外，国内一部分“左”得可爱的政客们，则把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红1号”卫星的上天，完全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完全看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并由此获得这样一个逻辑：中国既然有了原子弹，有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当然就应该有“东方红2号”卫星。这样，才能进一步体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于是这部分人就难免把发射通信卫星的事当做一块很有质量的政治筹码，其设想与规划，也不可避免地会滑人政治的红色轨道。

    于是，1970年6月3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国防科委着手安排“东方红2号”卫星即通信卫星的研制任务。同年6月，七机部火箭研究院和中国空间研究院便分别组成队伍，开始了对同步通信卫星的研究工作。

    2.背着黑锅造卫星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个著名的领袖，叫白拜尔。中国有个应该著名却长期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也叫白拜尔。

    这个叫白拜尔的科学家，就是中国最早与通信卫星打交道的人。

    白拜尔长大成人后才知道，德国的那个白拜尔不仅是个著名的革命家，还是一个长寿老人。父亲当年之所以给他取名为白拜尔，正是希望他不仅要长命百岁，而且还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家。遗憾的是，他并未成为革命家，却踏上了一条科学救国的荆棘之路。

    1956年，白拜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6年后跨进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控制研究所。此时的中国，大多数人都还未从饥饿的痛苦中复苏过来，而饿着肚子的白拜尔却一头潜入了自动控制系统的钻研之中。他先搞飞机的自动驾驶仪，接着又搞超地空导弹，到1966年，便开始搞卫星的控制系统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大革命”的恶浪冲得头晕脑涨，昏天黑地。之所以如此，都因为他有一个老革命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扬。高扬是共和国第一任中央交通工业工作部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开始后，由于康生的迫害，又被打成了“三反分子”。

    父亲经受的这一连串的打击，在白拜尔的灵魂深处真可谓爆发了一场“革命”。这一时期的他，无家可归，只好在办公室里睡地铺。而且随着“大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处境越来越不妙。

    到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刚一开始，他就被轻而易举地“清理”出去修建房子了。

    那段时间里，他每天早出晚归，运石块，拉沙子，扛水泥，后来还主动报名当了砖瓦匠。在工地干活儿时，他只管埋头干着出汗的活儿，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既不在意别人的走运，也无所谓自己的倒霉，一切听天由命，随其自然。尤其是工地午休那一会儿，是他每天最最幸福的时刻。他坐在水泥地的阳台上，靠着墙根，扬着脸，眯着眼，偷望着天上暖融融的太阳，让心灵深处的冷气一丝一丝地从汗毛孔里排泄出来。而后，想一会儿事，打一会儿盹，下午再接着拌沙、和泥、拿砖、砌墙。工地，成了他精神的疗养所，同时也成了他思想的跑马场。

    也许是他的这种人生姿态被有人看做是一种“老实”，也许是事业上的确需要他这样一位人才，总之，半年多后的一个中午，正当他在工地的阳台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打着盹时，有人跑来问他：“白拜尔，你愿不愿意回去搞点同步通信卫星的预研工作？”此前，白拜尔对搞通信卫星的事有所耳闻，知道这项工作许多人都不愿干。但对他来说，只要让工作，就是天赐的幸福，于是忙回答说：“行，只要让干，干什么都行！”来人便说：“好吧，明天就回研究所去，别来工地了。”

    白拜尔点了点头，便算接受了任务。下午，他继续走向工地，拌沙、和泥、拿砖、砌墙。稍有不同的是，他无意中竟吹起了几声口哨。直到砌完最后一块砖头，他才带着满身的汗味和半年来的酸甜苦辣，回到了研究所。那时候的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叫你出去就出去，叫你回来就回来，不需要什么理由，也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全凭组织的一句话。作为受害者的个人，也不敢有什么牢骚怨言，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能让工作，就谢天谢地、感恩不尽了。

    白拜尔第二天就回到了自己那间早已布满了厚厚尘土的“办公室”。可他并不知道同步通信卫星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连同步轨道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也糊里糊涂闹不清。一段时间后，他才了解到，美国早在1962年就发射了同步通信卫星，而同步通信卫星的世界原来竟是那样的奇妙精彩！不过让他难以理解的是，堂堂之中华大国，为何不急于去太空争夺本民族的地盘，却偏偏热衷于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为自己的国家担忧起来，为自己的民族着急起来。他开始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坚持每天每夜在图书馆坐，一坐就坐了整整半年。结果是英语达到了可以看专业书籍的水平，通信卫星的问题也在脑子里清晰起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通信卫星的最初设想，是白拜尔在图书馆里坐出来的。

    那时搞科研不像现在，没有一辆专车，没有一间办公室，没有一分钱的补助，更不会有什么专款作为启动资金，而一切的一切，全都是自己看着办。白拜尔是个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知足者——能让他天天上班搞科研，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他每天一早起床，骑上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匆匆而去，匆匆而回，风里雨里，从不停歇。他家住和平里，途中要骑上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单位。他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却从来吃不上一顿夜餐。有时遇上下雨，等回到家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在上班途中，白拜尔每天都能看见红旗飘飘，听到锣鼓咚咚，以及那潮水般的人群和口号嘹亮的批斗会场。尤其是那大街小巷花花绿绿形形色色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更是时时吸引着诱惑着他那颗依然激荡着革命豪情的心。但他对眼前发生的这场“大革命”，毕竟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毕竟在心里缠绕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问号。因此，他既不参加这个组，也不卷入那个派。尽管当时搞通信卫星只有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可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很神圣，很重要，很光荣，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来之不易的好机会。并且觉得自己好不容易获得了工作的权利，为国家干点实际的事情，总比空喊几句口号有用得多。

    半年后，从军垦农场解放回来的孙宗扬、刘良栋、李铁寿也加入了通信卫星预研工作的行列。他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卫星小组，开始对有关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调研。等到1970年6月中国空间研究院召开关于通信卫星的方案论证会时，他们概念性的控制系统方案就已经搞出来了。

    1970年9月，502研究所成立，一个专门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卫星小组也正式组建起来，白拜尔担任副组长。但在这一时期，由于林彪把持了中央军委的工作，因而各项工作都要突出“政治第一”。科学的每一道关口，总是高高悬挂着一个又一个的“红灯”，而且，沿途还躲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政治警察”，科学家们根本无法放开手脚去于。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各种政治斗争愈演愈烈，卫星研制工作成了无人喂养的孩子。

    直到1975年，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才重新开始。可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突然刮了起来，他的父亲又被打成了“又在走的走资派”，他也就成了“又在走的走资兵”。康生整他父亲的材料，全都寄到他的单位上，害得他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整天被这些黑材料缠得死去活来，不得安宁。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了“反动标语”，就会有人跑来找他盘问情况，查对笔迹，仿佛他成了政工人员的一个试验品。而且，有人趁机还开会对他进行批斗，说他搞“黑题目”，说他存心破坏通信卫星工程。批斗的方式还十分特别：每次开会时，先让他讲通信卫星，讲完后再对他进行批判。如此折腾一番后，就让他离开了卫星小组。有人还下令：有关通信卫星研制方面的工具器材，一律不许借给白拜尔使用。

    但他是个天生的“贱骨头”，一天不干事，心里就痒痒，于是就不顾一切地找事干。正好，研究所要办一个自动控制理论班，需要有人讲课，他就毛遂自荐，领导同意他去试试。他一试就是一年，把一个学习班“试”得热火朝天。

    当然，这一时期的白拜尔并没忘记通信卫星。他知道通信卫星控制系统中的技术难题还没解决好，必须同那些不让干的人对着干。于是，他在讲课的同时，便和李义怀、邹广瑞两位专家一起，悄悄组成了一个搞卫星的三人小组，由公开转为秘密，由表层转为地下，由白天转为晚上。不准干，就对着干；不让干，就偷着干。反正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中国的通信卫星早日升天，谁愿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切都豁出去了。

    那时候的事情说来也怪，他们这一秘密“地下活动”居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比如，他们需要加工某个零件时，便通过私人关系去找到某个工厂，那个工厂的师傅们只要一听是为了通信卫星，便二话不讲，完全无条件地给以加工。若是急活儿，工人师傅们还会连夜加班。等活儿干完了，不但烟不吸一支，连“谢”字也不让你说一声。

    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白拜尔他们居然把通信卫星的消旋控制系统的样机搞出来了。样机摆在实验室里，每天就那么晃晃悠悠地转着，一转就转了半年。一些不干事的人看了，当然很扎眼，心里也不那么舒服，甚至有人还把它说成是“黑货”、“私货”、“歪门邪道”。他们不在乎这些，也没有工夫在乎这些，只管每天让样机在那儿顺顺当当地转悠就是了。他们知道，要想卫星上天，就得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事情做了，总比没做强。

    但做了事情的白拜尔，日子依然不好过。八年来他为通信卫星干了那么多的工作，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非但口头表扬都没得到过一句，反而还被挂起来靠了边，给折腾得死去活来。甚至在“四人帮”已经倒台的第二天，还对他进行了批判。不过他还是去找了有关领导，希望能对他的问题给个说法，希望能把他从悬吊的空中放回地上，希望能让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地做点事情。从1966年到1977年，他熬过了整整11年。11年中，他有过多少理想与追求、希望与梦幻，有过多少思考与设想、热情与企盼，可II年中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他的青春、他的生命、他的爱情以及他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片爱心与忠诚，统统顺风而去。

    现在，到了一切都该结束的时候了。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他生命的年轮在一圈一圈地减少，他头上的白发在一根一根地增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岁月像水一般白白流去，他不能愧对祖宗，愧对子孙。他要工作，他要找回他人生被挤落的位置，他要恢复他做人应有的尊严。他要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也为自己短暂的人生和不可欺骗不可糊弄不可亵渎的历史，做点应该做的事情。

    他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不是说法的说法，他悬吊多时的双足也终于有了一个立锥之地——他被重新分配到了控制理论研究所，搞控制系统的理论研究。即是说，他再也不能继续搞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了（事实上他早被赶出了卫星组）。这当然令他很伤感，很遗憾，甚至遗憾得令人足以流泪。但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能名正言顺地给他一个工作，已是大开皇恩了。

    去了研究所的白拜尔依然干得很不顺心，这并非他干得不好，而是他前行的路上似乎总有一道永远纠缠着他的怪影。他知道这怪影实际上就是一种“左”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像空气一般弥漫在你的四周，让你不得安宁，后患无穷，既无法躲避，又难以改变。

    事情说来难以置信。大约是1982年，他写的一篇有关卫星方面的学术论文，被中国宇航学会选中，要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学会上宣读。他接到通知后很高兴，不是因为要出国，而是觉得自己的价值总算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把论文交上去后，便悄悄准备着，默默期待着。可等到开会时间到了，别人却替他出了国；本是他撰写的论文，别人却站在国际讲坛上帮他作了宣读！事后他才知道，当时的他还属于“控制使用”对象，而控制使用的人，是绝对不能步出国门一步的——万一出去泄漏机密，出卖情报，怎么办？万一出去杀人放火，投敌叛国，又怎么办？

    那个夜晚的他，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感。他做梦也没想到，中国的历史已经到了全国都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80年代，像他这样一心一意、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党、为国、为民干实事的知识分子，居然还在暗中受到“控制”！

    他的心被伤透了，发誓再也不搞卫星了！宁肯去大学当教书匠，也不再和卫星打交道！

    这时，一个由宋健创办的新的研究所成立，有人点名要他去那儿搞系统工程，他就去了。只是，在告别卫星、告别原来的研究所时，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毕竟与他最热爱的卫星打了整整16年的交道啊！

    他平心静气，开始闭门读书，开始潜心钻研。过去的一切，他已不愿再将它放在心上，他关注和看重的，是明天，是未来。

    他相信时间会医治一切，相信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终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努力所取代。不久，他当了系统工程室主任。后来，又出任了研究所总工程师。他搞计算机研究，搞社会应用经济研究，搞人才规划研究，搞住房改革研究，搞中国小汽车市场需求研究。每一个项目的研究，他都搞得风风火火，有声有色。尤其是他搞的关于中国的住房改革方案和小汽车发展战略方案，得到了国务院陈俊涛同志的首肯。后来国务院召开小组会议，还请他出席。1988年，他当了航天部副总工程师。1993年，他出任航天总公司副总经理，而他分工主管的工作，恰恰是中国卫星的科研生产。

    历史就是如此的有趣，生命就是这般的无奈。他一生不想当官，不愿当官，却偏偏又让他当了官；当年的他曾发誓不再搞卫星，事隔几年之后，竞又让他主管卫星科研生产。

    事实上，白拜尔并没有忘记通信卫星。他虽然人到了另一个研究所，心却依然惦记着通信卫星。尤其是那个在腥风血雨中诞生的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以及坚持工作在这个卫星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更是永生难忘。时至今日，只要一谈起这个卫星小组，他便有一种怀旧感、亲切感和眷恋感，仿佛那是一个梦，一个永远也不会再醒来的梦中之梦！

    3.带着“镣铐”也“跳舞”

    谈到中国的通信卫星，不能不谈到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谈到这个卫星小组，不能不谈到这个卫星小组的组长邹广瑞。

    邹广瑞曾经是个军人。这位从小在东北黑土地上长大的汉子，还在念高中时，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中一毕业，年仅18岁的他便参加了解放军，在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搞密码电报工作。因此邹广瑞的通信生涯，从这时起就已经开始了。1952年，邹广瑞从部队转业，第二年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并当选为班里的党支部书记。不久，又当选为党总支组织委员。

    然而，当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突兀而起时，邹广瑞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

    事情说来很简单，他所在的班有几名同学联名向学校写了一张提意见的大字报，系党总支在开会讨论时，党总支书记要将这几位同学划为“右派”，而邹广瑞却坚决不同意。那个年代以至后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党支部书记就是党的化身，党支部书记的意见就是党的意见。邹广瑞反对支部书记，当然就是反对党。因此，等到1959年“反右倾”“拔白旗”时，邹广瑞便被定了二十多条罪状，并被开除党籍！

    50年代的青年，是相当看重政治地位的。是党员，就意味着比别人进步，在政治地位上比别人高了一等，就会有一种妙不可言的优越感，就会感到前途光明远大。反之，如果被开除党籍，就意味着一个人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前途从此被葬送。

    邹广瑞几天几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像一个幼儿突然被娘扔进了荒山野林。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对党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却会遭到党的抛弃？他痛苦极了，甚至想到了死——想用死来表达对党的忠诚。但他又不想死，认为自己不能死。他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还没为党和人民做什么贡献，怎么能随便死去？同时他认为自己很委屈很冤枉，无论怎样，不管早晚，一定要让党组织还他一个清白！

    这位倔强的东北汉子就这样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仅隔半月之后，他便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工工整整的申请书，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自然不会如愿以偿。但入党申请书他照样坚持一份一份地写，一份一份地往上交，同时下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赎回自己的清白。

    1960年，邹广瑞大学毕业。因他成绩优异，被保送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读研究生。但他工作心切，向组织提出厂不读研究生直接参加工作的要求。组织根据当时实际工作的需要，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从此，他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踏上了艰辛的航天之路。1970年6月，通信卫星控制系统总体小组成立后，他担任了组长，白拜尔担任了副组长。

    这是一个由32人组成的卫星小组。32人中，没一个女的，全是清一色男子汉。而且，32个男人中有19个半都是单身汉（“半个单身汉”指一年可以和老婆见两次面者），剩下的全都是两地分居。单身汉的日子虽清苦，但大伙心里热乎，一致表态说：“先把通信卫星干出来，再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

    可当时的中国，混乱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一方面，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急切呼唤通信卫星的出台；另一方面，“左”的政治路线又极力干扰和阻碍着通信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由此造成的局面是：要说没领导，又有所谓“领导一切”的“革命委员会”；要说有领导，有关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又无人过问。一切具体工作，只有凭着“红心”、忠心、良心和责任心自己去干。

    而这时的邹广瑞依然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他的入党申请书，一直坚持写。年年写，月月写，甚至有时每周都在写。有的写完后当即就交给了“党”，有的写完后先放起来，直到改写到自己满意后，再恭恭敬敬地交到“党”的手上。从1959年到1970年，他坚持写了整整11年的入党申请书。这11年中，他把写入党申请书作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一种手段，作为自己精神的一种寄托，甚至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一有机会，他总要在“党”的门口留恋徘徊，总要向着“党”的大门深情探望。可他交上去的那一份份入党申请书，如同一片片随风吹散的落叶，始终渺无回音。那扇令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红色大门，也一直对他紧紧关闭着，甚至不露一丝缝隙。

    但这位东北汉子不是一个轻易就肯趴下的人。他不能做一个党员，并不等于他不能做一个好人。他想，既然不能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血有肉的、爱国爱民的中国人总是允许总是可以的吧。为此，他把通信卫星的研制工作视如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非常急需通信卫星，而国际上又没有可以租用的通信卫星，即使有了可以租用的通信卫星，军事上也不能租用，到最后还得搞自己的卫星。

    控制系统是通信卫星的核心，国内过去从来没人搞过，美国虽然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又一直实行封锁。因此，在考虑卫星控制系统的总体设计时，既没国内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国外现存的资料可供参考。而且没有启动经费，没有应有的工作条件。如，太阳辐射的红外线问题，别说国内从来没人搞过，就连国际上也没先例。为了尽快解决好这一世界性难题，同时也为国家节省资金，他们采用马粪纸做滤波器、用木头棍子做部件的模型。后来外国专家看后，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相信这一闻所未闻却又近在眼前的事实。

    当然，最令邹广瑞头疼的，还是“左”的政治风潮的干扰。他所在的那个卫星小组，当时被“革命委员会”认定是问题最大的一个“黑窝”。为了查清这个“黑窝”，“革命委员会”带了20人的工作组来到组里。身为组长而在历史上又曾被开除过党籍的他，当然首当其冲，而担任小组副组长的白拜尔，则更是清查的重点对象。

    但邹广瑞这位“老运动员”对此并不惧怕，他就像1957年保护“右派”分子一样，对组里的同志一律实行保护政策，对“左”的那一套东西变着戏法也要进行抵制。当所里开会对白拜尔进行批判时，他和孙忠扬两人还公开站出来替白拜尔辩护、说情，以致让“革命”很难在他们组里进行下去，深入下去。于是，有人说他是“走资兵”的“保护伞”，说他是“吃屎的狗改不了，总给党作对！”有人找他谈话，希望他“积极向组织靠拢”，否则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他态度十分坚决：“不管怎么样，通信卫星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不能停。大不了，你们把我抓去坐牢！”

    顶着强大的压力，邹广瑞率领着全组成员依然坚持工作。

    当面不能干，就转入地下工作；白天要“抓革命”，就晚上加班“促生产”；干了工作不敢向领导汇报，就自己悄悄在工作本上作记录；工作上遇到了困难不敢向上级反映，就大伙儿偷偷想办法解决。总之，卫星不能耽误。

    后来有人回忆说，这一时期的工作很像当年的地下共产党。

    不同的是，没有看得见的敌人，只有看不见的“对手”，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便是当时“左”的政治。这种“左”的政治像一双无形的巨手，随时可以抓住你的手脚，卡住你的脖子，让你心有余悸，不得安稳。

    当然，领导中也有暗中表示支持的。比如，研究所一位已经当了18年书记的老书记，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他不能也不敢公开支持，便只好等到夜半三更时，一个人打着手电，顶着风雪，偷偷摸摸地跑到实验现场去看邹广瑞他们加班。当他亲眼看见卫星小组的专家们饿着肚子、冒着风险、背着黑锅也在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坚持搞卫星控制系统的试验时，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书记被深深感动了！他含着热泪对卫星小组的专家们说：“你们就好好于吧，我这把老骨头支持你们！”然而，等第二天一到公共场合，这位好心的老书记又有话而不敢言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邹广瑞他们前行的脚步自然显得格外的艰难。但这一时期卫星小组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相依为命，同舟共济，团结战斗一条心。不管谁有了困难，大伙一起帮助克服；无论谁遇到了麻烦，大伙共同想法解决。彼此靠着一种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的真诚，紧紧地维系着这个集体。

    一次，组里一位始终坚持加班的专家病了，邹广瑞等人将他送到医院，由于是周末之夜，再加上病人是个“臭老九”，医院不收。这位专家疼得在急诊室的地上打滚，也照样没人管。邹广瑞火了，背着这位专家直接跑到了一位医生的家里，这才得以检查。一诊断，这位专家的急性盲肠炎已经穿孔了！医生的意见，必须马上手术！手术就得有亲属签字，可这位专家两地分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邹广瑞拿起笔来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位专家身体刚好一点，又回到组里开始加班。有人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休息什么呀？现在到处乱哄哄的没人管，我们再不自觉加班干活，卫星什么时候才能上天呀？”本来，有人不让干，他们完全可以不干，但他们偏偏冒着风险也要干——白天怕人看见，就晚上偷着加班，每次加班，一般都要到凌晨一两点，有时甚至还通宵达旦。

    这种工作方式和工作精神今天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甚至很是荒唐，但历史就是如此。邹广瑞他们如此常年加班，不但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没有一分钱的夜餐补助，甚至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每次加班到深夜，一旦肚子饿了，他们就用一个小铝锅，做点面条吃了接着再干。有时馋得实在不行了，有人就对邹广瑞开玩笑说：“组长，你就请一次客吧！”邹广瑞就把自己兜里仅有的零钱搜集起来，然后跑到街上买上几个面包或者烧饼，大家掰着啃。有时干脆买上一把挂面，回来用清水一煮，再用酱油一泡，大家分着吃。由于几乎每晚加班吃的都是酱油泡面条，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卫星里都有一股酱油面条味了！”

    这，也许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一种精神特质。

    然而，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史，长期清贫的日子酿造的结果，便是生命之花的加快凋谢与萎缩。卫星小组的专家们由于长期以来工作过于劳累，而物质生活上又太贫困，再加之只有那个年代才可能造成的某种精神负担，因此大多数人的身体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有问题，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身体。一位叫马景阳的专家，因积劳成灾，不幸患了肝炎。可生病期间，他仍偷着加班，直到后来病情严重，他才被迫住进了医院。

    面对这位情同手足、不幸倒下的病友，邹广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哪怕有一点时间也去看看这位专家。他当然知道肝炎是会传染人的，但他不怕，几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马景阳是病人，就应该去亲近他，就应该去安慰他，就应该让他感受到那个年代本来就少有的温情。“臭老九”本来就没人理没人管，他再不理再不管，还算人吗？因此，他每次去看望马景阳时，明明知道有传染，照样与他握手，照样同他紧挨在一起，送水喂药，谈这谈那。因为他深深知道，身处病中的马景阳什么都不怕，最怕的是大家会疏远他！

    在此期间，卫星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和邹广瑞一样，一有时间就围坐在马景阳的身边，问寒问暖，细心照料，生怕对马景阳有一丝一毫的疏远。他们知道，马景阳的病都是这么多年搞卫星给累出来的，因此到处为马景阳寻方找药。可让他们羞愧的是，很想给马景阳买点营养品，却又苦于囊中羞涩，实在拿不出钱来，便只好大家一起凑出仅有的一点钱，为马景阳买一点点鸡蛋和挂面。而他们能尽心做到的，就是在马景阳住院期间，始终坚持轮流对马景阳进行看护。

    结果，卫星小组里有7个人都先后被传染上了肝炎！这不仅对患者来说是一大不幸，而且对整个卫星小组也是一场灾难。

    可他们不但没有一点怨言，没有丝毫后悔，反而还对马景阳严加保密，生怕他知道后会影响病情。住在医院的马景阳当然不知道这一切，他脑子里这一时期惟一牵挂的，就是通信卫星。他的病由于拖的时间太长，等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

    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坚持看图纸，想问题。每次邹广瑞他们去看他时，他总要对通信卫星的问题问这问那，并说：“你们就别来看我了，这样太浪费时间，会耽误卫星研制工作的。”后来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连医生给他开的稍好一点的药他也坚持不再吃了（其实这些药比起今天某些“首长”用的“感冒药”，不知要便宜多少倍）。他十分诚恳地对医生说：“这些药花的都是国家的钱，挺贵的，就别再给我开药了，反正我吃了也是浪费。”他去世的那个傍晚，卫星小组的人全都围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一起痛哭不止。临死前，他只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一定要……要把通信卫星搞上去！”邹广瑞事隔多年后也无法忘记这个痛苦凄凉的傍晚，他用小车推着年仅40岁的马景阳，在虽是洁白却很阴冷的走廊里一步一步地走着。长长的走廊里除了沉缓的脚步声，便是卫星小组全体成员一片滴血的哭泣声……

    马景阳的不幸离去，无形中为卫星小组增添了一种更为悲壮的气氛。一夜间大家仿佛都有了一种豁出去的感觉，并达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与共识：既然是中国人，就要为中国争一口气，就要为自己的国家在太空抢占一个地盘。不然，愧对祖宗，愧对子孙，愧对历史！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最佳位置，是在太平洋的上空，而这个位置又恰恰是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苏联等国激烈争抢的地方。中国若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把自己的卫星打上去，那么这个好位置就将永远被别国占领。就像老百姓摆地摊，讲个先来后到，谁先占了好摊位，谁就有利可得，且一劳永逸。而姗姗后来者，就只有活该倒霉！

    于是，当邹广瑞和他的同伴们经过死亡的洗礼再回到浑浊的现实时，似乎过去的一切担忧都显得是那么的多余。为了中国的这颗卫星，他们不再有过多的彷徨和犹豫，不再有过多的伤感与顾虑。他们无私，也就无畏。他们可以舍弃一切，也愿意舍弃一切。甚至，后来当有关部门要派邹广瑞等人出国时，为了尽快搞出卫星，他们谁也不去，而且是坚决的不去！上级只好改派年轻人去。可几个年轻人已经到外语培训班学了两个月的外语了，竟然又跑回来找到邹广瑞说：“你们老同志干了那么多年累了那么多年苦了那么多年都不去，我们年轻人怎么有资格怎么有脸面怎么好意思去？既然你们都不去，我们也不去！”结果，无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全都留下来搞卫星，一个也没去。

    粉碎“四人帮”后，邹广瑞他们的卫星小组得到了通信卫星总体设计师孙家栋、总指挥刘传诗以及副总设计师戚发轫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10年来苦苦研制出来的通信卫星的消旋控制系统，经有关专家和部门鉴定后，也决定被采用。事实证明，他们的这一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不仅在国内是首创，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曾经是党员后来又不是党员的邹广瑞的历史问题，也有了一个说法。这位从1959年起到1979年止，整整2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写入党申请书的不是共产党员却比共产党员还要共产党员的卫星专家，当写到也许是300份也许是500份甚至可能是1000份入党申请书时，终于被党组织重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然而，当这一神圣而又庄严的幸福时刻真正到来时，这位头发花白、年近60、其小传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的杰出的卫星控制专家，已没有了当年的热情与激动，而有的只是他在今后的人生路上怎样做人以及如何再为国家多做贡献的冷静思考。

    4.尼克松的“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

    这之前，美国的一架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

    这架运输机刚一停稳，一个秘密的集装箱便从机上卸了下来。集装箱打开后，露出的是一个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这个卫星地面站很快安放在了首都机场。几天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脚步刚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英俊潇洒、面容冷峻的美国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便如同影子一般紧随其后。这位美国军官既没带枪，也没带文件包，白白净净的手上只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当时，在场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小小的黑皮箱并未引起多少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兴趣。但这个后来被称为“黑匣子”的黑皮包——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却十分了得！它体积虽小，重量虽轻，却装着美利坚合众国三军总司令开启整个战争机器的“钥匙”。依靠这个“黑匣子”里的专线，尼克松总统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将美国三军总司令的作战命令传到分布在世界任何角落的美军连级以上的部队。同样，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期间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通过美国在太平洋上空的通信卫星，传回到美国的千家万户。

    最先被这个“黑匣子”震动的，是周恩来。尼克松访华的当晚，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一块看当天中美活动的录像。刚看了几个镜头，尼克松便指着录像对周恩来说，现在美国人民也坐在电视机旁看我们今天的活动情况。

    是吗？周恩来略为一惊。

    尼克松笑了，指着身边的安全军官黑格拎着的黑皮箱说，从我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步起，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便全都由它记录在案。它所记录下的信息送给卫星地面站处理后，然后再通过我们天上的通信卫星，将这儿的每一个活动细节随时传回美国。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听后十分震惊，表面上依然显得漫不经心，事后却找来有关专家，对“黑匣子”之事进行了认真的询问。有关专家把“黑匣子”的秘密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介绍后，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可惜，中国还没有通信卫星！”

    周恩来当即沉默了。

    从第二天起，周恩来与尼克松在一起的日子里，眼睛总要有意或无意地看一看尼克松身边的那个“黑匣子”。周恩来的这一微小的细节，被机敏而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注意到了。基辛格博士很快将这一信息传给了尼克松。一次晚宴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后，又一次谈到了那个神秘的“黑匣子”和卫星地面站。尼克松似乎早就心怀美意，脱口说道：“我们这次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到时就留给你们吧！”在旁的基辛格博士也趁势说道：

    “对，周总理先生，就留给中国作个纪念吧！”周恩来端起酒杯，笑了笑，风趣地说：“总统先生，我看还是卖给我们吧！”

    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卫星地面站便被中国买下来，留在了北京电信管理局。本来，当年为了限制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按照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像卫星地面站这样的设备，是不能卖给中国的，但美方竟然同意了！同年下半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也随身带来了“黑匣子”和卫星通信地面站。从未见过日本卫星地面站的中国人，同样又一次大开了眼界。田中首相访华结束后，中国把日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也想法买了下来，留在了上海邮电部第一研究所。按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日本的卫星地面站同样不能卖给中国。但田中首相居然也同意了——日本和美国一样，第一次向长期受压的中国显示了少有的大方。

    两个卫星地面站的购买，为中国日后卫星地面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至少，它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专家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缩短了中国卫星地面站研制的时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在那个愚蠢的年代里，中国人干下的一件聪明的事情。

    尼克松总统的“黑匣子”不光震动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对所有关心和正在研制中国通信卫星的有识之士及技术专家们，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那个权威已被打倒、知识已被践踏、世界已被隔绝、信息已被中断、真理已被阉割、文明已被强奸的年代里，中国的科技专家们自“文革”开始八年来，大都蹲在牛棚里写检查，背“语录”，或者在“五.七”干校插秧、收麦、喂猪、放羊、挑大粪，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见到如此先进发达、摄人心魄的卫星通信设备！此事尤其对三个先后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现为邮电大学）的年轻人来说，在心灵的深处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刺激和极大的震动！

    这三个年轻人，一个叫黄仲玉，一个叫钟义信，一个叫林克平。若按年龄排列，黄仲玉排行老大，林克平排行老二，钟义信排行老三。

    排行老大的黄仲玉出生在湘西大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1948年他考上中学后，因家里交不起两担米的学费，只好在家种地放牛，同时充当公社的义务通信员。为了取回一封信或发走一封信，他每次都得走上几十里的山路。至于电话，几辈人连影子都未见过。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黄仲玉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农村通信的落后。

    1956年10月，黄仲玉被分到了湖南省邮电部训练班学习通信线路技术，他再一次用青春和汗水体验到了家乡通信的落后与艰难。不到20岁的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几百人爬山栽电线杆。相距50米一根，先选位、测量、定点，再挖坑、栽杆、架线。

    他每天都要在山上跑上一二十里路，跑得双脚起泡，浑身是汗。

    碰上雨季或者大风，扛着几十斤重的电线杆在泥泞的山道上跋涉，别说行走，连脚跟都站不稳。晚上，他将行军床往山上一支，再用大衣、雨衣或塑料布一裹，倒下便睡。有时遇上打雷、下雨、刮风，无法入睡，便起来围着电线杆转圈。这样，两年下来，500多公里长的罗霄山脉上，全被黄仲玉带领的队伍栽上了电线杆架上了线。在这凄风苦雨、冷暖炎凉的两年中，电线杆如同插在他身上的一根根铁针，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而睡在山上的那一个个蚊虫缠身、露水洗脸的夜晚，喜欢幻想的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要是有一天不用电线杆就能通信，那该多好！

    因此，当1960年6月30日他被保送到北京邮电学院上学时，便发誓要为改变家乡和祖国落后的通信面貌而奋斗终生。

    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有幸跨进了北京邮电部的大门。就在这一年，他回家探亲，家乡那依然落后的通信现状令他目瞪口呆：

    他当年辛辛苦苦架好的电线杆，早已东歪西倒，锈迹斑斑；公社的交换机，用木板作接线板，用子弹壳作塞孔，用一根铜线连起来作塞子。惟一的一部电话，还是一部总是哧哧啦啦的老式磁石电话！

    回到北京的黄仲玉似乎获得了某种动力，心里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改变中国通信落后的事情。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卫星地面站刚落脚到中国，他便迫不及待地去首都机场看了。在观看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始终有一种压抑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滋味。久久一段时间里，他总是在心里反复责问自己：为什么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就做不到呢？

    排行老二的林克平现为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林克平当时在邮电部科学院办公室当秘书。当他得知尼克松随身携带了一个“黑匣子”的消息后，禁不住好一阵激动。激动中的他脑子里首先闪现出来的，是小时候见到父亲偷偷使用过的那部丑陋的电台。

    林克平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林青。如果你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那么电影中那个李侠的故事，就有他父亲的亲身经历。林克平的父亲在1929年参加了百色起义后，便当上了报务员，红军长征途中，成了电台的台长。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成立时，周恩来还特意派他父亲去担任电台的台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周恩来住在重庆红岩村，他父亲又担任了重庆红岩办事处秘密电台的台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一直负责通信方面的工作。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时，通信方面的工作便是由他父亲主管的。

    林克平的父亲在重庆红岩村用电台搞秘密联络时，他每天都能见到父亲那紧张而又神秘的样子。有时夜半从梦中醒来，还能听见父亲那“嘀嘀嘀”的发报声。最让林克平难忘的，是红岩村家中最顶上那个神神秘秘的假的小阁楼。父亲每次要发报时，便偷偷爬到那个假的小阁楼里，等发完报下来时，浑身都湿透了，脱下的衣服用手一拧，汗水便像雨点般撒落一地。年仅几岁的他当时并不知道父亲每天是在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在悄悄地干着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很危险，很艰难，因为国民党的警察和特务就在他家的对门，几乎每天他都能瞧见。

    从这时起，小小的林克平便真正懂得了“秘密”两个字的具体含义，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简单而又复杂的通信生涯。他利用上学或放学之机，时常为父母传递一些秘密信件或者电报，有时还为父母站岗放哨，提供“情报”。尤其是下雨天，茫茫的雨雾一大早便笼罩了整个山城，林克平打着光脚板，背着小书包，举着一把好大好大的雨伞，独自一人在雨路上蹦蹦跳跳地走着。每次出门时，妈妈怕他紧张，总要在他兜里塞上1角钱，让他去买点小零食在嘴里嚼着。因此他每次都用这1角钱买上一包山楂片，然后一边走，一边往嘴里塞。由于他举着的雨伞太大，几乎遮挡了他那又瘦又小的身子，雨伞便成了掩护他的一座移动的“小楼房”。每当他从国民党警察或特务的视野中出现和消失时，谁也没想到那把大大的雨伞下，竞藏着共产党的秘密信件或纸条。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经历，他常常胡思乱想的是：

    要是能发明一个既安全又不害怕的送信办法，该有多好！

    1946年，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为了迎接毛主席的到来，林克平还指挥幼儿园的孩子们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唱了两首歌。毛主席在重庆时，就住在他家的楼下，所以他每天都能与那个“大个子”“毛伯伯”见面。由于他天性调皮，外加从小嘴馋，所以总要时不时地跑到“毛伯伯”那儿厚着脸皮蹭点东西吃。有一次，毛主席谈判回来，渴了，一进门便找西瓜，可早上出门时分明放好的两块西瓜却不翼而飞。毛主席问警卫员，警卫员答不知道。毛主席正纳闷，噘着嘴的林克平从楼上下来了：“毛伯伯，你的西瓜是我给偷吃了。我错了！”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刮了刮他的鼻子说：“你这小机灵鬼，竟敢偷吃我的西瓜，很好！偷吃了又敢跑来承认，更好！”说完，毛主席将他一把抱在腿上，问道：

    “长大了想干什么呀？”他小指头一翘，说：“像爸爸一样，发、电、报！”

    果然，新中国成立后，林克平报考大学时，征得父亲的同意，填写了北京邮电学院的志愿。1958年秋，他如愿以偿。毕业后，又分配在了北京邮电部邮电科，来年当了邮电部科学院办公室的秘书。因此，几十年来对通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对中国落后的通信现状又知之甚多的林克平，当得知卫星通信地面站这次随同尼克松来到中国时，当晚便利用工作之便跑到首都机场，然后想法走进了搁放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临时机房，第一次亲眼看到了天线只有10米长的美国卫星通信地面站。当有人指点着机房里的设备向他介绍说，这是直通美国的什么什么天线，那是用做什么什么的部件时，他感到既新鲜又刺激，一瞬间便改变了自己脑子里多年形成的传统的通信观念。

    排行老三的钟义信是个孤儿。也许正是孤儿的缘故，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有一股子发愤向上的劲头。1957年报考大学时，他选择北京邮电学院，其原因有三：一是他从小对无线电就有浓厚的兴趣；二是家乡的通信太落后；三是北京邮电学院是半军事化的学校，吃饭不要钱。结果，他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1962年毕业时，邮电学院一共考上了两名研究生，他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还是他最感兴趣的信息专业。

    如此一来，钟义信对通信卫星的关注，早在60年代初期美国的通信卫星上天之后不久便开始了。尼克松访华时，他因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没有机会亲眼看到那个神秘的“黑匣子”，但此事对他的震撼和刺激并不亚于第一次知道美国发射通信卫星。因为美国的卫星地面站从大洋彼岸已活生生地搬到了中国的北京，对文明古国的中国既是一次形象的警示，又是一次绝妙的挑战。所以在尼克松访华的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都处于一种深深的自责之中。面对着那红红绿绿的标语旗帜，耳听着那地动山摇的“革命”口号，心里总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怆之感。

    上述三位年轻人虽然同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弟子，虽然各自都因尼克松的“黑匣子”而在心灵上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且对中国的通信卫星问题各自也都有了各自的想法和打算，但三个人的名字惊动中南海，是两年以后的事情。

    5.“331工程”的由来

    1974年3月的某个夜晚。

    这本是一个充满温馨与柔情的春天之夜，可由于近期来批林批孔运动的蓬勃兴起，全北京城都被炒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连流动的空气里也仿佛飘荡着随时可能燃烧的火药气味。北京邮电部一间普通的小屋里，灯光下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神秘地谈论着一件神秘的事情，窗外那个热闹而又时髦的“革命世界”，好像与他们并无多大关系。

    灯下的这三人，便是黄仲玉、钟义信和林克平。他们谈论的既不是“批林批孔”，也不是“反修防修”，而是中国的通信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之所以被郑重其事、迫不及待地摆在了三人的面前，除了尼克松的“黑匣子”外，与去年7月3日的一个会议有关。就在这个会议上，邮电部领导传达了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军工产品定型的重要指示：“军工产品，能定型的要定型，要认真抓。不能定型的不能生产，不能装备，援助人家也不行。林彪一伙把六个机械部搞到军委办事组管，搞乱了，误了几年时间，质量很差，有的搞不响。我们要急起直追。地方能搞的，也要搞。上海搞卫星，有可能搞成。各地有条件的，可以搞。定型要抓紧，尖端要加快。”

    正为卫星通信问题发愁的黄仲玉听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后，十分激动。他很快找到邮电部部长钟福祥，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福祥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他便找到七机部五院和广播电视局的有关人员，就一些问题进行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通信卫星应该搞，而且都有要搞的迫切愿望。于是在黄仲玉的积极倡导下，邮电部、七机部五院和广播电视局便联合组成了一个卫星调查小组，由黄仲玉担任组长，钟义信出任技术顾问。

    1973年秋，通信卫星联合调查小组开始对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有关部门、基地以及工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结束后，写出了一份关于通信卫星的调查报告。但如何才能将书面的报告尽快转化为实际行动呢？于是，黄仲玉当晚便找来了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黄仲玉一直在邮电部的科技计划科做规划工作，加之又是长者，故成了三人的牵头人物。

    三个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发展卫星通信是改变中国落后的通信面貌的惟一途径，也是中国通信发展的一个方向。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如果中国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再说，连印度这样落后的国家从70年代起，都开始通过通信卫星发展自己的教育电视，建起了几千个卫星地面站，堂堂的中华大国，难道就甘于落在印度的屁股后面？

    但三个人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因为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全中国都在忙于“革命”，忙于批林批孔，会有谁肯来过问像通信卫星这种与“革命”与孔老二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呢？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并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钟义信是信息专业，又懂通信卫星技术性的问题，所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钟义信便将写好的信交到了黄仲玉的手上。黄仲玉看了后，觉得信写得很好，只是太长，便又作了一些删改。然后，黄仲玉、钟义信和林克平三人再聚在一起，对信进行反复推敲。林克平是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周恩来总理肯定很忙，为了让周总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这封信，所以信的内容一定要简明扼要，直截了当，而且字体一定要又大又工整。于是，三人又将信逐字逐句地改了一次，然后在邮电部找来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志，将信工工整整地重新誊抄了一遍，最后才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

    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从普通邮局走，肯定不行；派专人送，又不可能。最后还是当秘书的林克平有办法，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黄仲玉和钟义信当即表示赞同。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然而信送走之后，三位年轻人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封信带给他们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974年5月19日凌晨。这是中南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也是周恩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据有关人员后来回忆，这天周恩来一连参加完两个会议后，已是凌晨两点有余。他回到办公室，用冷水洗了洗脸，喝下一杯热牛奶，然后活动活动麻木的手脚，便又坐在了他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按惯例，周恩来首先拿起一支已经削好的红蓝铅笔，然后打开秘书已经为他准备好的红色文件夹，对有关文件进行阅示。

    接着，他又打开秘书今天特意为他准备好的另一个天蓝色的文件夹。这个天蓝色文件夹里存放的，是几十封群众来信摘要。

    看群众来信，已是周恩来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恩来曾多次告诉秘书，一旦遇有重要内容的群众来信，一定要送给他看。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他需要从各个渠道了解全国各个方面的情况。更何况周恩来是个极其细心的人，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确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些情况光听来自会议桌上的汇报，是不可能靠得住的，有时一则群众来信，往往可以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因此，不时地看看群众来信，已成了他多年来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

    这肯定就很累。

    引起周恩来累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群众来信。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前，因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的秘书太多，毛主席便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情都靠秘书！”周恩来知道后，便撤销了总理办公室，将原来的“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并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和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经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于是周恩来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便一天到晚接连不断。一次，中南海总机的工作人员建议说：总理值班室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能不能换一个电话号码？周恩来知道后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个电话才能找到我，如果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取得联系？”这样，总理值班室的电话号码始终未变。但后来由于总理值班室有一次同“中央文革”因为一份文件的事闹了矛盾，江青便借机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根本没有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声称要解散总理值班室。在江青的威逼下，周恩来只好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宣布：解散总理值班室！

    由于没有了总理办公室，秘书也只剩下了一个，周恩来便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再加之重病缠身，当然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苦，都累。尤其是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每日如同雪花一般纷纷飞至他的办公桌前。他实在看不过来，但又不能不看，便只好看秘书整理好的内容摘要。

    周恩来一连看了几封群众来信摘要，内容全都是关于批林批孔的。正当他准备打住时，另一封群众来信却吸引住了他：谈的是通信卫星问题！周恩来的精神陡然兴奋起来。他清楚地记得，早在1970年6月，他在一份文件上就对通信卫星的问题作过批示。四年中，他记不清已有多少次同有关的部门谈到通信卫星的问题了。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推进，随着党内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当一大批老同志纷纷被推翻打倒并置于死地之后，他的处境也就越来越微妙了。尤其是林彪事件之后，他成了“四人帮”直接的对立面，别说一般性的工作不好开展，就是许多很重要的工作也难以进行。从今年年初起，少数人又别出心裁，操纵发动了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对这场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典型的政治运动，他当然有所感觉：与其说批孔，不如说批周。无疑，他面临的又是一场更为尖锐复杂的斗争。而且，近期来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301医院和305医院已经多次要求他住院治疗，可他别无选择。为了维持大局，他不得不强忍着，不得不硬撑着。

    通信卫星问题，是他心头一直牵挂的一件大事。现在，连群众都着急了，直接把信写到了他的手上，他能等闲视之、因病不管吗？他急忙合上文件夹，叫来秘书，让马上把那封群众来信的原件找来。

    片刻，秘书便将这封群众来信的原稿送到了他的手上。凭字体判断，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群众来信。他将信展开，一行工整有力的毛笔字便出现在他的眼前：《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他突然一阵剧烈地咳嗽，迫使他不得不用双手痛苦地捂住胸脯，艰难地弯下腰去。秘书慌忙过去扶住他，他趁机吐出的，竟是一口带血的痰。

    秘书急忙劝告他说：“总理，先回屋休息休息吧。”他摆了摆手，说：“没事的，过一会儿就好了。”刚一说完，他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片刻，他端起茶杯，喝了些水，然后又急忙拿起信来，一字一句地看了下去。他一边看，一边想，一边还用红蓝铅笔在信上画下了一道又一道的红杠杠。渐渐地，他焦虑的脸上开始舒展起来。来信写得很有见解，很有个性，也很有感情。不仅言简意赅，内容扎实，文笔流畅，书写规范，而且，对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性、必要性以及可能性进行了阐述与论证。

    最后，才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

    周恩来看完信，最后将目光停在了写信人的名字上：黄仲玉、钟义信、林克平。这是三位什么样的人呢？

    周恩来在这三个人的名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红杠杠，而后叫过秘书，问起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他说，这个美国的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随身带来的那个“黑匣子”，对他的确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此，他指示有关部门，买下了美国的两个卫星通信地面站，一个用于军事研究，另一个则用于民用研究。

    但后来江青等人则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某些基层单位掀起了一股大批“洋奴哲学”的风潮。说什么买美国的卫星地面站是“崇洋媚外”，是“践踏国格”，是“大长资产阶级的威风，大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再加上后来四机部的专家们到美国考察时，美国人送给了他们一对水晶蜗牛。这水晶蜗牛拿回国后，又被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下至车间，上至中央，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就在上个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竟然还公开点名，对所谓的“蜗牛事件”作了凶狠的批判，并含沙射影，说“蜗牛事件”是典型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其后台人物就在中央！

    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这个凌晨的周恩来显得特别的疲累和憔悴，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仿佛面临一次重大的决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他在屋里大约踱了几分钟的步后，又走到旁边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这才重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信认真看了起来。片刻，他拿过这封信的摘要件，而后挥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摘要件的天头上急速地写了起来：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通信卫星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

    周恩来1974.5.19这就是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周恩来的“5-19”批示拉开了中国卫星通信工程的序幕！尽管“四人帮”等人从内心对周恩来充满敌意，但仍未影响这一批示的出台。因为通信卫星要是真的搞成功了，同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更何况，卫星如同不会说话的足球，在政治这块球场上，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踢出不同的花样。

    1974年5月21日，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很快召集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讨论稿）》。

    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联名将此报告送至中央。此报告中作了这样一个规定：卫星研制工作应本着“花钱少，多办事”的原则，尽可能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和已有的技术成果，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并对通信卫星的整个研制和建设费用，作了初步预算：共需经费9.6亿人民币。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基本表示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先搞侦察卫星，还有人提出先搞别的卫星，双方一时争持不下。邓小平最后只说了一句：“不用争了，我看还是先把通信卫星放在第一位吧！”于是会议经过再次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即1975年4月1日，此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的眼睛这时正患白内障病，且很快面临手术，看书写字已经相当困难。当这一报告送至他的床头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

    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并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这个报告。然后，他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据说，这是晚年的毛泽东躺在病榻上画下的最有分量的一个圈。

    1975年9月10日，国防科委和国家计委以（75）计军字第395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这个报告。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加之为了保密，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统称为“331工程”。

    6.张爱萍抱病出征

    1975年春的一个夜晚，北京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原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在挥毫运笔——用老百姓的话说，写毛笔字。

    房间里能开的灯，全都打开了，并不富裕的屋子便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敞与明亮。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爱萍的家便被抄了，等熬过五年的牢狱生活之后，地球已绕着太阳不知转了多少圈，家，也早已不是家了。

    于是，感叹之余的张爱萍，一如人生旅途中的匆匆过客，只好暂时借居在了总参第一招待所这间不知已被多少过客居住过的客房里。虽说房间普通简单，缺少那种党的高级将领才可能享有的富足条件和华贵气派，倒也平添了几分难得的糊涂与无须设防的清闲。

    张爱萍站在铺好宣纸的桌前，目光炯炯，气沉丹田，手中的笔仿佛出鞘的剑，落笔之处，风雷滚动，刷刷有声，犹如金蛇狂舞，宛若云飞雨注。只片刻工夫，一首岳飞的<满江红>便跃然纸上。字体虽稍偏瘦了一点，但字里行间，却能让人感受到将军内心的狂喜与激动；同时从那一笔一画的狂草中，将军那桀骜不驯的铮铮风骨，更是显得咄咄逼人。

    在洁白的宣纸上挥毫运笔，对满腹诗书、一身文气的张爱萍来说，乃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和享受。从1966年至1972年这六年间，他也写诗，可那是在黑乎乎的囚洞里，在冷冰冰的铁窗下，在脏兮兮的报纸上，在恶狠狠的监视中。今晚，能在明亮的灯光下和柔和的宣纸上尽情挥毫，还是他近十年来的第一次。他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从明天起，他将不再以囚徒的模样，而是以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的身份，重新踏上久违的工作岗位。

    不久前，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找他谈话，要他重新出来工作，并恢复他“文化大革命”前的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同时，关于通信卫星的问题周恩来也有了专门的批示，中央要他在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领受任务时从来就不犹豫的他，这次却多少有些犹豫起来。要他继续出任副总参谋长，没有问题。可要他同时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便不得不有所考虑了。

    早在1958年9月，张爱萍便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主任。

    1964年4月11日，他又被任命为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总指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他又担任了第一次空投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并使这次震惊世界的试验再次获得成功！

    然而，正当他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

    一天深夜，一伙“革命群众”突然闯进他的病房，将他连哄带骗、又推又拉地押了出去，关在了一个不仅亲属不知道，就连周恩来也不清楚的秘密牢狱里。这一关，就是整整五年！五年间，他和整个世界失去了联系，甚至，他连最亲近的妻子儿女也从未得到过信息。直到1974年八一建军节这天，他被折磨了整整“一个抗战”时间的身影才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上。不久，邓小平找他谈话，希望他出来工作。他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考虑考虑。接着，叶剑英找他谈话，要他重返国防科技战线。他的回答还是只有四个字：考虑考虑。

    他不得不考虑考虑。从1958年到1966年，他在国防科技战线奋斗了八年，如果说在这八年中他还算干了一件大事情的话，那就是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

    这件事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恐怕都称得上惊天动地的辉煌业绩。然而他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了五年的囚徒和断了一条腿！这二者当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却是铁的事实。再说，他离开国防科委已经八年了，国防科委现在人心涣散，工作混乱，一片乱七八糟。他若去接替如此一个烂摊子，等待他的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然而，张爱萍就是张爱萍。当叶剑英再次找他谈话时，他同意了。在这即将披挂出征的前夜，还忍不住欣然命笔起来。

    第二天一早，张爱萍便出了门。这是1975年3月的一个早上，虽然时令已进入春季，可依然寒风阵阵，冷气袭人。张爱萍戎装整洁，精神焕发，与往日不同之处，是他手上多了一根手柄上缠着红线的黄藤手杖。

    张爱萍从病房被抓走后，关进了一间阴冷潮湿、连一个小小的窗户也没有的私设的牢房里。由于长年的关押，加上各种轮番的折磨，他全身开始浮肿，肿得连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而且，严重的关节炎常常令他手脚发颤，连行走都很困难。一天晚上，他去洗澡，一不小心，便重重地摔倒在了水泥地上——左腿股骨当场摔断！由于治疗的不及时和不得力，他的左腿便活活残废掉了！直到1974年他获得自由后，找到一位老中医，经过120天的治疗，才重新站了起来。为了鼓励他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远在广州养病的陈毅夫人张茜特意为他做了一根手杖，并在手杖的手柄上亲手为他缠了一层红线，然后又安排儿子陈昊苏从广州专程赶往北京，将这根手杖送到了他的手上。因此，今天的他当拄着手杖举步前行时，尽管匆匆的步履中比往日多了几分沉重与悲壮，却依然显得雄健有力！只是让司机感到奇怪的是，首次上任的张爱萍今天没叫他把车开往国防科委大楼，而是让他直接开到了七机部第一研究院的门口。

    这时的研究院大概还未从沉睡中醒来，门前荒草萋萋，一片冷冷清清。车刚一停稳，张爱萍便第一个下了车。但他刚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两幅巨大的标语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张爱萍！我们这里不关你的事！

    张爱萍！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发出一声轻蔑的冷笑，几步上前，抬起手杖，对准标语便猛地一戳，气势汹汹的标语“哗啦”一声便耷拉在地上。而后，他举起手杖，用力一挥，像当年从壕堑冲向战场一样，率领随从的工作人员，疾步跨进了研究院的大门……

    与此同时，他对国防科委机关也进行了严厉的整顿。通过整顿，国防科技战线的生产秩序得到了恢复，不少科研工作开始转入正轨。他和科学家们一起还制定出了国防科委今后几年的技术方案。1975年5月19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并通过了他上报的这个技术方案。

    此后，他去新疆、甘肃、青海，跑陕西、四川、贵阳。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深入到最底层了解情况，解决难题，进而迅速推进工作的展开。然而，生活似乎总是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在前方卖命干事的人，背后总是有人在为你精心编织着一张阴谋的网，并随时准备着将你套入网中；而前方干事的人对背后的一切，往往全然不知。

    1975年11月8日这天，正当张爱萍全身心地在外地组织工作时，一架专机便将他强行带回了北京。飞机降落首都机场后，一辆专车直接将他拉进了中南海。他刚一落座，一位中央领导便开了口：“张爱萍同志，你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知道了吗？”

    “不知道。”张爱萍冷冷地答道。“你在右倾翻案风里，充当了主要角色！你要好好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认真接受群众的批判！”这位中央领导说完，递过一份材料，“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你好好看看，回去认真传达！”张爱萍看了看，知道是有人告了黑状，便冷笑一声，随手将材料扔在了茶几上。

    “张爱萍，你这是什么态度？！”一个声音几乎是吼了起来。

    “你说是什么态度？我张爱萍就是这个态度。”

    另一位中央领导见状，忙将张爱萍劝至旁边，开导他说：“爱萍同志，不就是路线错误吗，何必呢？你就低个头，认个错，不就过去了。”

    张爱萍依然傲气十足：“问题是我没有错，为什么要认错呢？”

    “认个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别人不都是认了错就过去了吗？”

    “别人是别人，我是张爱萍！没错，凭什么认错？凡事总得讲个实事求是！”

    “你呀，这个倔脾气，非倒霉不可！”

    “大不了摘了我的乌纱帽，没什么可怕的！”张爱萍说完，手杖往地上一戳，愤然而去！

    几天后，为解决张爱萍的问题，在中南海又召开了两次小的会议，但仍未帮助张爱萍转变态度。接着，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指示，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又连续召开了长达25小时的会议，对张爱萍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然而，张爱萍还是张爱萍，他不但不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反而还一心想着火箭卫星。于是，他一边接受着批判，一边拼着命地工作。在政治的会场上，他是挨批挨斗的“革命”对象；在科学的殿堂里，他又是神圣威严的指挥官。他可以从演练结束后的指挥大厅，匆匆赶到批判会场；也可以从刚刚结束的批判会上，跑到即将开始演练的指挥大厅。总之，这段时间的他，始终在两条战线交叉“作战”。

    更有意思的是，1975年11月29日，当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回收成功后，拿着捷报的工作人员是在批判的会场上找到他的。作为这次发射总指挥的他见到捷报后，似乎忘了自己是一个正在挨批的对象，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询问各种参数，俨然把一个革命大批判的会场变成了一个办公的现场，搞得组织会议的人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颗卫星回收成功一个月之后，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联张”的战略部署。于是，对张爱萍的批判，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规格。甚至，连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也亲自参加了他的批斗会！为了维护国防科技战线的大局，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依然坚持每天上班。但随着政治斗争的愈加激烈，他已深切地感到，眼前的这一仗，恐怕很难再打下去了！而且，这一时期里他本来就不好的心脏更加糟糕。鉴此情况，他的妻子、儿女和医生护士们都竭力劝阻他不要再工作了，赶紧住院治病。可他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心里总也憋不过那口气来。直到1976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才被迫暂时退出“战壕”，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张爱萍又第三次披挂出征。

    他拄着手杖，背着氧气袋，迈着颤悠悠的双腿，从这个研究所走进那个研究所，从这个发射场走进那个发射场，将一些拉板车的、当火夫的、种地的、做工的、有病住院的、打断了筋骨的，甚至有意躲避不愿再干的火箭卫星专家们请回了研究所和发射场，并很快绘制出了国防科技战线的宏伟蓝图，即“三鸣惊人”的战略构想：第一步，研制试验洲际运载火箭；第二步，研制试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第三步，在西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于是我们从后来的历史中看到，在这位老兵的身上，既有着儒将的大气、豪放与刚毅，又有着一般男人少有的血性与诗情。他那不羁的个性在他那波澜壮阔的生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张扬，而他那独具光彩的人格魅力，又为他那颇为壮美的人生风景平添了一抹绚丽的彩虹。

    1980年5月，中国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成功！

    1982年10月，中国第一枚潜艇水下发射火箭试验成功！

    “三鸣”，只剩下了发射同步通信卫星这最后“一鸣”。张爱萍当然知道这最后“一鸣”的难度，但他更知道这最后一“鸣”一旦成功，堂堂中华民族将会飞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1970年4月中央军委就提出要搞通信卫星，可中国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通信卫星！

    尤其令张爱萍气愤的是，在王洪文、张春桥的支持下，上海的马天水等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开始搞起了卫星！他们第一颗卫星发射失败后，接着又发射第二颗卫星；第二颗卫星又发射失败后，竟然还要将第三颗卫星运到某发射基地去打！但发射基地归张爱萍管，没有张爱萍的命令，他们寸步难行。于是马天水打电话找到张爱萍，张爱萍接到电话后，十分恼火，说：“发射卫星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卫星的地面实验都还没做，就拿到天上去打，这不是拿着国家的黄金当水漂打嘛！”

    “没关系，我们准备了四颗卫星。如果第一颗不行，我们就打第二颗，第二颗不行，我们再打第三颗，第三颗不行，我们再打第四颗！”

    “如果第四颗还不行呢？”张爱萍急了。

    “那我们再造嘛！”马天水说得很轻松。

    张爱萍一下火了，将手中的手杖戳得“咚咚”响：“要是按照你的这种打法，别说中国打不起，就是美国苏联也打不起！告诉你吧，没有经过严格的地面试验，卫星是不能发射的！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发射，那你就自己去发射，我们的发射场不能给你提供条件！”……科学被政治如此地折腾来折腾去，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张爱萍再度出山后，马上便找到中央有关领导汇报了通信卫星的有关情况。中央对张爱萍的设想和计划表示大力支持。于是，张爱萍这才于1977年9月5日把通信卫星工程定为国防科委的重点工程，也是全国的重点工程。但宝贵的时间毕竟被耽误得太多太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迷人的赤道上空已经被少数几个国家打入了100多颗通信卫星！

    本来，为了抢时间，中国也曾考虑过先从国外购买通信卫星，但其条件竟是那样的苛刻：买谁的卫星，就必须由谁来发射，而且要价高得吓人：光租一个转发器使用一年，租金就得100万美元！若租一个转发器使用一天，租金就得3730美元！

    张爱萍想起此事就有一种屈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刺激。他说：“太空中也有一个联合国席位的问题，堂堂中华大国不能在同步轨道上缺席，中华民族的脸不能丢在我们的手上！买，只能买一个，买两个，却不能永远买下去。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干。我们不光要造出自己的通信卫星，还要用自己的火箭把自己的通信卫星发射上天！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为此，当前“两鸣”成功之后，他便开始全力以赴地抓通信卫星工程。当几项大的工作基本准备就绪之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通信卫星即将升起的地方，也是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们长征路过的地方——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场！

    7.走进“月亮城”

    西昌，自古便有“月亮城”之称。但多数人对“月亮城”并不知晓，而提起西昌这个名字，今天的中国百姓，包括相当一部分外国公民，却很少有感到陌生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昌在许多海外华人和外国朋友那里，已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代名词。究其原因，只有一点：西昌拥有一个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流的现代化卫星发射场。那么，这个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场，当初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荒凉而又落后的西昌呢？

    追根溯源，得先从小平同志30年前的一次视察说起。

    那是1966年3月24日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等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检查完了西北四省区的工作后，乘坐专列前往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当邓小平的专列徐徐驶进基地火车站时，冷冷清清的戈壁滩早已进入沉沉的梦乡。

    为了不影响基地火箭官兵们的休息，邓小平决定先在火车上过夜，等天亮后再说。

    基地司令员李福泽、政委栗在山等人已经在车站迎候多时。

    于是随行的余秋里和赵尔陆便下车对李福泽和栗在山说：“你们这里是大戈壁滩，条件很艰苦，吃住都很不方便。为了不给你们增加麻烦，我们今晚就先住在专列上。明天上午你们向邓小平总书记和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汇报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再到技术厂房和发射场看看，就走了。”栗在山政委忙说：“我们这里有招待所，吃住都不成问题，你们就留下来住两天吧，基地的广大干部战士和职工家属们，都很希望能见见邓小平总书记。”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便下了火车。据栗在山政委后来回忆说，这天邓小平兴致很好，一下火车，便向前来欢迎他的基地广大干部战士频频招手，微笑致意。他一边走，一边说：“这个发射场当初组建和定点时，还是我批的呢！”这里是荒凉的戈壁滩，很艰苦，你们在这儿当无名英雄了！当日上午，李福泽和栗在山等基地领导便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发射场区的建设、布局、训练、试验等情况，小平同志听后，高兴地说：“你们把戈壁滩建设得很不错。过去这儿是‘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树木和房子，像个小城市。这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你们还培养了一支能吃苦、思想过得硬的专业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建设国家、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宝贵人才，要关心爱护他们。在你们组建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成功地发射了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导弹，这个成绩很大。我们有了保卫国防的尖端武器，今后还要大力发展这项事业！”邓小平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而后走到窗前，望着茫茫的戈壁滩问道：“这儿的山有多高？距边境有多远？”

    李福泽一一作了回答。

    最后，邓小平很郑重地说：“现在看来，这个发射基地离边境太近，一旦有什么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提议，你们多作些调查研究，再到适当的地方去选择一个新的发射场。”

    邓小平的这一提议，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相关。几年前苏联专家从酒泉基地全部撤走之后，中苏关系便越来越恶化。

    苏联不光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而且还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随时都有突然发动战争的可能。另一方面，美国等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千方百计在经济和技术上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因此，在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倘若一旦战火突起，身处中苏边境的酒泉发射基地，自然难有安全保障。

    中午，李福泽和栗在山特意让招待所的炊事员做了具有西北风味的手抓羊肉。下午，也许是天意，发射场区突然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戈壁滩出现了近期来少有的好天气。邓小平一行乘车前往地地导弹发射场，参观了干部战士的操作表演。接着又驱车赶到地空导弹发射阵地，观看了地空导弹的发射试验。

    当导弹准确击中目标时，邓小平等人激动得站了起来，热烈鼓掌。李福泽告诉邓小平说：“前几年，我们就是用这种型号的导弹打掉了敌人的高空侦察机。”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这就是我国发达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祝贺你们！”

    回到基地生活区后，李福泽和栗在山等又陪同邓小平沿着弱水河散步。邓小平一边走，一边说：“这儿的地下水很浅嘛，看来戈壁滩只要有水，就可以发展生产。你们要多栽树，一棵大树，就像一眼水井。树栽多了，将来气候就会变得更好。”

    第二天，邓小平又看望了基地广大官兵、职工和家属，还接见了基地团以上的干部和基层先进工作者的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当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基地。在同李福泽和栗在山握手道别时，邓小平仍没忘记要选择新的发射场的问题，他再次嘱咐说：“你们要抓紧选择新的发射场，并尽快投入建设。我对四川的地理情况比较熟悉，我考虑了一下，四川的阿坝是个大草原，你们可以派人去看看。如果那儿不行，再到别的地方看看。总之，你们要抓紧时间解决好这个问题！”

    邓小平走后，选择新的发射场的问题便列入了酒泉基地党委的议事日程。基地认为，在发展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发展洲际导弹、通信卫星和宇宙飞船等。现已建成的东、西两个发射场，由于受发射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无法满足发射高轨道卫星（如同步通信卫星）和宇宙飞船的要求。如果利用西北发射场，即酒泉东风发射场来发射卫星和飞船，离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太近，不宜再进行新的建设；要是利用东发射场，即岢岚发射场来发射卫星和飞船，也同样不行。因此，重新选择一个新的理想的发射场来发射卫星和宇宙飞船，便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967年3月8日，酒泉发射基地向国防科委提出了希望尽快考虑选择和建设新的发射场的问题的报告。1969年10月18日，黄永胜根据林彪亲自口授的指示精神，连夜整理成了一份“绝密”的命令，而后以“林副主席”的名义，火速下达全军。这便是当年一夜间惊动了全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军委办事组从战备的角度，提出了必须尽快考虑建设新的导弹发射场的问题。于是，原本属于正常的发射场选址工作，一下子便被林彪的“一号命令”提到了战备的高度，且形势严峻，咄咄逼人，1969年10月29日，李福泽司令员特意邀请钱学森到酒泉基地，就是否需要再建一个卫星、飞船发射基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1日和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吴法宪先后两次在北京京西宾馆接见了酒泉基地有关的几位领导人，明确提出了“要疏散，要打仗”的口号，指示基地要在战略地位比较稳定的三线地区选择和建设新的发射场。11月4日，酒泉基地向国防科委呈报了《关于选择宇宙飞行试验发射场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新的发射场选择在四川的天水至成都一带比较有利。

    于是，一个由40余人组成的选场勘察组很快成立。

    1969年12月的一个上午，选场勘察组一行40人从北京南苑机场登上了飞往四川成都的军用专机，拉开了勘察发射场的序幕。这是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负责这次行动的，一个是酒泉基地副司令员张贻祥，另一个是酒泉基地副参谋长乔平。

    张贻祥副司令员是位老红军，被人称为“没有脾气的好老头”。勘察靶场，对他来说可谓轻车熟路。早在1953年，中国第一个常规兵器试验靶场决定组建时，便是由他带着勘察组经过艰苦考察，最后在东北科尔沁大草原的白城选中了中国第一个兵器靶场的立足之地。1958年，他又从科尔沁大草原奔赴戈壁滩，对酒泉发射场进行了勘察。现在，又一个新的发射场的勘察工作拉开了序幕，登上了专机的他虽有几分激动，可一想到这次勘察任务复杂而又艰巨，且时间紧迫，心头便有了几分沉重。

    与张贻祥同时登上专机的乔平心情也不轻松。此次勘察的地方多，面积广，不少山区的气候和地形地貌十分复杂。因此，他刚一落座，便打开地图手册，独自细细琢磨起来。但乔平同张贻祥一样，在勘察发射场的问题上，也是一位颇有经验的勘察专家。这位曾担任过27军炮兵军长的山东汉子，自1960年离开炮兵部队到了酒泉基地后，便主要开始负责对发射场的勘察工作。可以说，全中国的发射场除去酒泉发射场外，几乎都留下了他勘察的足迹。

    勘察组的专机降落成都后，受到了成都军区的热情接待。

    当张贻祥副司令向成都军区的领导讲明来意后，成都军区的领导表示：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一定想法提供最好的条件，尽全力支持这次行动。由于这次勘察的地方多，难度大，经研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张贻祥率领，人马分为三个小组。

    另一路人马则由乔平和第四试验部部长申建基带领。两路人马在成都稍做准备后，便分头开始行动。

    这次行动，得到了地方组织大力的支持和群众积极的配合，且各方面的保密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其勘察的方式，采用了空中勘察与地面勘察相结合的办法。两路人马除保证了所需车辆外，还配备了两架专用飞机。从1969年12月4日起，到1970年的3月初，勘察组在各种艰难困苦中度过了约4个月的野外日子。4个月中，勘察组先后对滇北、黔东、黔北、川南、川西、川北、甘南、陕西、陕北、豫西、鄂西、晋东南等9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共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终于初选出了四川南部的越西县和甘肃南部的徽县两个地方。

    勘察组返回酒泉基地后，将勘察情况向基地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基地及时召开了有关专家参加的常委会议，对四川的越西和甘肃的徽县两个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比较论证，一致认为，四川的越西优越于甘肃的徽县。理由是：越西地处大凉山中，四面环山，地形隐蔽，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地位较为稳定；向东北方向发射大倾角的卫星和飞船时，一、二级火箭的落点以及行区比较安全；这里发射卫星，对侦察苏联和美国本土有利；越西靠铁路较近，在交通的发展上优于甘肃的徽县。

    1970年3月15日，酒泉基地向国防科委呈送了《卫星、飞船试验场选场勘察报告》，并在此报告中，建议上级批准四川越西方案。国防科委和军委办事组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但方案批准后，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对此方案仍不太放心，决定对越西地区再进行一次复勘，同时对西昌地区也随便作一次补充勘察。

    这一重担便落在了乔平的肩上。这时的乔平刚被任命为基地副司令员。接受任务后，他便率领勘察组再次踏上了前往四川的路程。一到越西，勘察工作很快便开展起来。为了争抢时间，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就像当年的红军一样，背着背包，挎着水壶，带着馒头，同时还要扛着沉重的测量仪器，翻山越岭，徒步前进。中午没有地方吃饭，就随便坐在山梁上，啃上两个从招待所带去的冷馒头。乔平副司令员后来说，山区那个时候的馒头可不像现在城里的馒头又白又软，而是又粗又硬，用手一捏，就会嘎嘎直响。特别是有胃病的同志，啃了这样的馒头，非胃疼不可，何况有时喝的还是冰凉的山泉水。但又别无他法，不啃也得啃。一旦胃疼起来，便用手捂着走。有时一天要爬100多里的山路。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尽管有上级机关的人同行，但因不少基层组织均已瘫痪，所以有时想找当地的领导接个头，或者找个老乡带带路，也很困难。由于语言不通，没有向导无法考察，便只好送点胶鞋、白酒和食盐之类的东西去讨好老乡，这才保证了勘察的正常进行。更让人难堪的是，一天傍晚，当他们来到一个叫苏雄的村镇时，因跑了一天的路程，大伙又饥又渴，狼狈不堪。当地的民兵见他们穿着一身破旧的军装，满身泥土，并带着枪，便误认为他们是土匪（因西昌在解放前夕，胡宗南的一支部队被解放军打垮之后，溃散在西昌的深山老林之中，后来时常下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出于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警惕性，民兵们个个奋勇当先，赤膊上阵，当即便将他们抓了起来，关进了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无论他们怎样说明情况，不管他们如何出示证件，牢记阶级斗争的当地民兵们就是不信。最后，直到同行的上级机关的同志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后，他们才总算获得了“解放”。

    勘察组通过对越西地区的复查，感到该地区尽管地形相当隐蔽，离铁道干线也不远，但主要问题是，山太高，沟太深，地盘过于狭窄而不开阔。不光飞机场离得太远，铁道线没有大的发展，四周的测量点在布局上也有困难。一旦开工，投资既大，工期也长，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于是，勘察组于6月中旬又风尘仆仆赶到西昌。

    西昌为川南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边远小镇。据有关的出土文物和遗址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即4000年前左右，便有人类在此开始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以古羌人为主的部落在此形成。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在此设置郡县。清代雍正元年，即公元1723年，此地命名为西昌。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西昌地区设为西康省，由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兼管。此外，西昌还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经之地。1935年5月，红军长途跋涉，来到西昌。5月19日，红军先头部队到达西昌的礼州，在士官庄举行了军事会议。5月29日，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还在彝海歃血结盟，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区。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攻下西昌，西昌从此获得解放。

    勘察组来到西昌后，受到了西昌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在当地组织和群众的鼎力协助下，勘察组很快完成了对西昌松林地区的地形、地貌、战略地位以及气候和地震等方面的勘察与论证。发现这儿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纬度位置低，离赤道近，发射通信卫星时，火箭省力；二是地形隐蔽，符合“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三是峡谷开阔，便于多个发射阵地和测量观察点的布局，有利于发射场将来的全面发展；四是地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且雨、旱两季分明，全年日照时间多达320天，因而“发射窗口”比别的地方相对要大；五是离成昆铁路线和大型军用机场不远，东面的金沙江航道可通宜宾，抵重庆，达上海；六是投资少，周期短。

    勘察组当即赶回酒泉基地作了详细汇报，建议新的发射场改为西昌松林地区。国防科委决定再作一次勘察。于是，1970年7月9日，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兼酒泉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和乔平带领国防科委复查组再次奔赴西昌，对西昌松林地区又进行了一次全面认真的复查。结论是：西昌的确比越西优越。国防科委这才于8月16日向军委办事组呈报了更改原发射场址的请示报告。

    1970年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听取国防科委对新的发射场的总体情况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黄永胜等。

    李福泽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汇报了西昌的地理特点，讲解了新的发射场总体布局的基本设想。周恩来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询问了有关发射场的具体情况。王洪文、黄永胜对诸如是否保密是否隐蔽等问题也作了提问。最后，周恩来站起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新的发射场选在西昌，大家觉得怎么样？”“就这样吧！”大家说。“那好，国防科委的同志回去后，请抓紧进行。”周恩来说完，宣布散会。

    至此，西昌发射场的确定，走完了最后一道程序。

    8.从西北到西昌

    中国的7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热血奔涌、干劲冲天的火红年代。

    还在1970年1月，当寻找新发射场的勘察组刚刚奔赴四川后，酒泉基地组建新的发射部队的工作便同样在秘密之中开始进行了。当时，酒泉基地正在积极准备“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工作，要建新发射场的消息一传开，不少干部战士纷纷向党组织表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只要祖国需要，随时准备投身到新的发射场的建设之中。尤其是一些老工兵们，纷纷向党组织递交了“请战书”，积极要求为新的发射场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在基地组织指挥“东方红1号”卫星发射的聂荣臻元帅看到这个情景后，十分感动，说：“我们中国有了这样的部队，就没有攀不上的高峰！”

    由于军委办事组有明确指示，新的发射场的基本建设工作必须要在1970年的1月之前完成，因此，这个所谓的“7201”秘密工程，对酒泉基地来说压力就相当的大。

    为了在新的发射场确定之前把准备开赴新发射场的部队组建起来，基地以原基建工程部为基础，新成立了一个宇航工区，决定开赴新发射场的总人数为5838人。并要求在几天之内，各路精兵良将，必须全部到位，随时待命开拔。

    1970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部队开赴新的发射场区的命令。紧接着，宇航工区下达了部队搬迁的正式命令：分布在新疆、陕西、甘肃境内的所属部队，从9月15日起分三批向西昌地区转移。于是，在中国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上天4个月后，当全世界的目光都盯住了大西北的酒泉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火箭部队却又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大转移！

    从1970年9月15日至12月4日，经过了近80天的昼夜兼程，先后有20个专列、652节车皮抵达西昌。共运送人员4623名，各种机械、车辆652部（台），各种物资约16万立方米。从而迅速、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支火箭部队第一次从北向南的秘密大转移。

    然而，地处大凉山腹地的西昌，却并非火箭官兵们梦想中的“天府之国”。何况，新的发射场场址，选定在一条被当地老百姓称作“赶羊沟”的充满了原始气息的大峡谷里。而这个大峡谷，又属于一个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其封闭、落后的情景，可想而知。因此，当这支火箭部队满怀希望地来到西昌后，大多数人的双脚刚一踏上西昌的土地，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儿山高谷深，峰峦叠嶂，既看不到他们梦想中“南国风光”，也见不着传说中的“天府佳丽”，更没有令人垂涎的“川味小吃”。而抬头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空寂，一片荒凉，一片凄苦，一片绝望。除了满目的青山，还是青山；除了幽深的峡谷，还是峡谷；除了衰败的枯草，还是枯草；除了冷酷的石头，还是石头。而且，他们抵达西昌时，正赶上西昌的季风季节，挟裹着沙子的狂风，扯着粗野的嗓门，作对似地打着滚儿在山谷里又吼又叫，横冲直闯，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

    据不少“老戈壁”、“新西昌”的官兵们后来回忆，刚到西昌时，现实中的西昌与他们想像中的西昌完全是两码事儿。一看见那荒凉的大山沟，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很难受的滋味。有的官兵原以为离开死寂、荒凉的戈壁滩后，会跨进另一个多少有点人间烟火的生存环境，没想到这儿等待他们的却是另一种荒凉与死寂。有的年轻的战士晚上听见野狼嚎叫，吓得不敢出门撒尿；有的战士听说彝族姑娘的裙子不能摸，只要摸了一下对方就非要嫁给你，吓得见了彝族姑娘就躲。

    而当地老百姓也从未见过如此庞大浩荡而又循规守矩的“天兵”，对他们的服装行李、一言一行，都感到新鲜，充满好奇。

    尤其是对那些只有四个轱辘却成天沿着山沟遍地疯跑的大汽车小汽车，更是视如怪物。无论男女，不管老少，整天总是一起围坐在半山坡上，或者蹲在自家那破旧的房前，远远地看奔忙的绿色身影，疯跑的大车小车，就是不与“天兵”接触，就是害怕与“天兵”见面。还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彝族同胞，因受了有的不法分子的调唆，居然认为这支火箭部队是来侵占他们家园的，于是便滋生出了种种仇视的心理。甚至另有一些人还以为是国民党的部队又回来了，便纷纷收起家什，携老带幼，远远地逃到深山老林去了。这样，刚刚立足此地的部队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在生存、生活上增添了诸多困难。

    但这支部队来到西昌后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环境不适，水土不服。由于大多数人当兵前生活在北方，参军后也同样生活在北方，现在一下子来到南方的荒山沟里，生活上感到很不习惯。比如，过去在饮食上一直是以馒头为主，现在却一天三顿都是米饭，即便偶尔吃上一顿馒头，又糙又硬，也很难咽进肚里。

    特别是对西昌的水，极不适应。许多干部战士刚到西昌没几天，便莫名其妙地患了“西昌病”。所谓“西昌病”，就是拉肚子。吃什么都拉，连喝水也拉。而且这种拉肚子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连上帝也没治。惟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离开西昌，只要一离开西昌，肚子马上就不拉了。

    所以，这支部队在抵达西昌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当地的老百姓便看到了这样一个颇为稀奇的情景：在一个叫“漫水湾”的地方，每天早上当这支部队的卫生所还未开门上班时，门口便已排好了一支长长的队伍。队伍中个个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做着一个相同的动作：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事隔好长一段时间后，当地的老百姓才终于搞明白，原来那些捂着肚子排着队伍的“天兵”们，都得了“西昌病”。

    “西昌病”的大量出现，对部队的战斗力无疑有着严重的影响。加上部队到达西昌后，全都住宿在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草棚里，而当时又正值大雪飘飘的隆冬时节，因天气十分阴冷而又格外潮湿，许多战士便常常在夜半中被寒冷冻醒，随之便落下严重的感冒。为了驱赶寒意，增加一点热量，战士们便到荒坡上拾点干草回来铺在地上睡觉；有的便到大山中捡上一捆干枝回来在帐篷门前点燃。此外，由于部队刚刚来到一个新地方，物质基础极为贫乏，不但难以吃上普通肉菜，连部队正常的副食供应也无法完全得到保证，因而干部战士的体质普遍下降，有的因营养不良，脸上和身上还出现了浮肿。于是，战士中很快便有这样一首打油诗流传开来：

    天是罗帐地是床，大凉山下扎营房。

    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

    针对严酷的现实，部队很快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全体官兵，发扬戈壁精神，向困难展开坚决的斗争！会后，各个部队搭帐篷的搭帐篷，开荒地的开荒地，挖水渠的挖水渠，劈柴火的劈柴火，纷纷火速行动起来。短短几天工夫，绵延几公里长的黑压压的帐篷和草棚便在山脚下和河道旁实实在在地耸立起来，其宏大的场面与悲壮的气势，酷似古代重兵安营扎寨。而且，“自立更生，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场为家”“战天斗地建三线，敢叫日月换新天”等巨幅标语，房前房后，比比皆是。一时间，沉睡了千年的峡谷仿佛也被这支部队的英雄气概所感染，开始变得有了生气，渐渐活跃起来。

    从风雨中走来的火箭部队，终于在西昌站稳了脚跟。

    9.大山沟的政治风波

    1971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故事：已被写进<党章>的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副统帅突然驾机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这个故事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远离京都、几乎与世隔绝的西昌大凉山峡谷。

    因为，把新发射场选定在西昌这个原始般的峡谷，当年除了考虑了航天发射自身的因素外，与林彪的“一号命令”直接有关。加之摔死之前的林彪始终主持着军委工作，所以在“一年赶，二年超”、“政治第一”等极“左”思想的统治下，西昌发射场在总体规划和技术指标上，就无法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很大的盲目性。其主要问题是：摊子铺得太大，标准定得太高；发射场的建设目标，一开始就很不明确；在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都还无力达到、在总体方案尚缺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便急着上了马。尽管部队从西北转移到西昌后，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到了1971年底左右，发射场的基本建设便遇到了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工程再也难以往前推进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发射场一开始就按“卫星、飞船”的模式铺开了干。

    而这种“卫星、飞船”的模式，工程太大，标准太高，既不切合实际，又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这个发射场建成后将来到底用来干什么？一开始上面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各种版本的传说倒不少：一会儿说，要发射卫星；一会儿说，要发射载人飞船；一会儿又说，要用来发射军事导弹。但到底用来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搞得整个部队上上下下惶惶不安，无所适从。

    因此，西昌发射场在经过一年多轰轰烈烈的大干快干之后，响亮的口号声变弱了，战士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了，火热的工地也渐渐冷却下来了。尤其是“敬爱的林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国防科委的领导班子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西昌发射场下一步的建设不但没有计划，甚至连施工的材料和施工的图纸都没有了！正在抢建中的浩大工程，像一艘突然失去航向的小船，在政治的风雨中飘来荡去，随时都面临着搁浅或沉没的危险。而一腔热忱、满怀希望的战士们，像一群突然遭到解雇的失业者，攥了一身的劲儿却找不到地方施展——用有的战士的话来说，“几天不摸铁镐，手就直痒痒”。于是，战士找到班长，班长找到排长，排长找到连长，连长找到营长，营长再找到团长，逐级向上反映情况，积极要求下达任务，奔赴施工的“战场”！西昌宇航工区的领导们当然也很着急，决定派专人上北京反映西昌发射场的情况。

    1972年4月1日这天，西昌宇航工区的副主任赵廉清，一个包背着图纸资料，一个包背着军用馒头，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

    赵廉清是一位颇有实干精神的师职干部，他刚从“五七”干校改造回来，便随部队最早来到西昌，挑起了西昌发射场创业的重担。由于他在抗日战争中负过伤，成了二等残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折磨，因此他本来就单薄瘦弱的身体就更不好了，连平常洗个澡，稍不注意也会感冒。但在西昌发射场的建设中，他每天早出晚归，拄着一根树棍儿，挎着一个军用水壶，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再装上几个军用馒头，成天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指挥这指挥那。累了，就在工地上坐一会儿；饿了，就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军用馒头啃上几口。可以说，西昌发射场的每一个地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他每到一处，就像一团火，总能把战士们创业的热情点起来。为了赶在1972年底把西昌发射场的第一期工程抢建出来，他连每一个节假日和星期天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甚至在一次施工大会战中，这位于瘦的老头儿，不顾天上正下着的倾盆大雨和自己病弱的身体，竟然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扛起了水泥袋！可惜的是，这位创业的“带头羊”，并未能等到通信卫星的升起，便因长期缺乏营养，积劳成疾，过早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夕，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了的他，念念不忘和深深忧虑的，依然是西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前途。

    赵廉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后，先找了国防科委，又找了中央军委，接着再找到国务院。每到一处，他便向有关领导汇报西昌发射场现在遇到的困难和面临的危机，希望中央早日定论，以保证工程的正常进行，尽量给国家减少经济损失。因为他最清楚，西昌发射场的兴建工程在1971年底以前，国家已投资了1530万元的人民币！若是工程真的夭折，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他还找到了钱学森，把具体情况和问题当面作了汇报：西昌“7201”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各分系统方案至今没有确定下来，实验任务对工程的要求也不明确，所以西昌的工程设计、物质订货和设备研制生产等根本无法落实；现在，参加施工的军方和地方的总人数已达一万二千多人，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却难以开展，好些正在施工的工程经常停工待料，窝工现象也十分严重。希望上级能尽快明确西昌的任务和建设要求，及时扭转当前被动的局面。

    同年4月底，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下发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开始纠正基本建设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8月24日，上级用电报通告西昌宇航工区：“7201”工程的建设周期，改为“1976年做好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准备工作，1978年做好发射不载人飞船的准备工作。”西昌火箭部队全体官兵们的情绪，又一次高涨起来。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工程指挥部集中了15个连队2000多名新兵以及几千个民工，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工程大会战”。于是工地上红旗、标语迎风招展，歌声、号子声惊天动地，牛车、毛驴车奔跑不息，拖拉机、推土机昼夜不停。一首流行在战士们中间的歌谣，颇能说明问题：

    刮风当电扇，下雨当流汗。

    宁脱几层皮，也叫工程完！

    可正当西昌发射场的官兵们大干快干、工程连连取得大的进展之际，“四人帮”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经济条件的不足，1975年3月之前，西昌发射场的总体建设方案都未正式确定和批准下来；发射时间也一变再变，一推再推。1975年“331”工程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正式批准后，西昌发射场才又掀起了建设的高潮。然而，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突然席卷而来时，眼看着已经透出了点阳光的大凉山峡谷，又一次被锁在了政治的烟雨之中。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张爱萍再度出山，西昌发射基地才结束了苦难徘徊的历史。

    此后，为了不光用苦力而且还要用智力铺平通向太空的道路，基地开始了对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从1977年起，从各地招聘的知识人才和从各大专院校挑选出来的大专毕业生，开始穿上绿军装，来到西昌发射场，加入了远征太空的大军的行列。

    于是，在美丽的“月亮城”，在荒凉的大凉山峡谷，在通往太空的长征故道上，便留下了这批知识分子用青春、心血乃至生命谱写的一个个凄苦悲怆却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10.一座大山和一个女人

    在离西昌发射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彝汉混居、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当地人称“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个卫星跟踪测量站，代号叫27号小分站。一次，一位从北京来的60岁的女摄影记者爬上了这个山头，当她举着照相机对着四周的环境看了看后，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壮丽也是最凄凉的镜头！”

    然而，就在这座山上，惟一的一个年轻女大学生，却默默生活、奋斗了整整六年！

    这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叫陶学兰。她个子不高，眼睛倒挺大，跨进西昌发射场的第一天，便将自己的一头秀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所以，当一副400多度的眼镜架在她那张圆圆的脸上时，本来就显得文静、纯洁而又朴实的她，便又增添了几分娃娃气。她生在北京，也长在北京，但在她刚满12岁那年，命运的小舟却将她从北京载向了一个盛产盐巴的地方——四川自贡。此后，她变成了一个“川妹子”！1977年，她从重庆大学毕业时，西昌基地去学校选中了她。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漂亮的绿军装，爬上了这座从未有过女大学生爬过的“花果山”。

    然而，上山的当晚，她心中的美感就顿然消失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偌大一座山上，就她一个女的，其余全是清一色当兵的和尚！那晚，她躺在吱吱作响的军用木板床上，望着没有窗户的墙壁辗转难眠。刺骨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呼呼地刮着，整个小屋和大山仿佛都在同时旋转。远处，松涛阵阵，泉水叮咚，偶尔还传来一声声野狼或者乌鸦的惨叫。她蜷缩在被窝里，浑身惊悸，毛骨悚然。她从小就怕孤独，怕清冷，怕黑暗，可她所怕的东西仿佛在这个夜晚全都一起赶到了她的身边。渐渐地，她产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感觉：像被人塞进了冰箱里！后来，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奇怪的是，第二天她抹去眼角的泪痕，又微笑着扑向了大山。当时，山上的卫星测量站正值初创阶段，营房的修建，机房的布局，设备的安装，山路的铺垫，还有那挖不完的树根，除不尽的野草，赶不走的风沙和扫不净的羊屎与牛粪，每天都在等着她去一点一点地干。加之山上空气稀薄，荒凉孤寂，该有的几乎什么都没有，不该有的反而倒不少。孤独的大山像一双无情的大手，遮挡住了她与外界的联系，使她常常陷入难言的苦闷之中。

    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整个一座山上，就她一个女的——还是一个穿军装的姑娘。她的周围虽说还有几十个战友，可毕竟一个个都是朝气勃勃、热血沸腾的男人啊！而这几十个男人对她来说，既像一堵堵无法穿越的高墙，又似一轮轮滚烫如火的太阳，她成天生活、工作其间，每时每刻都让她感到很尴尬。虽然有时相互也能碰撞出青春生命中一点点微妙的欢愉，但那毕竟是铁打的军营，她一个女儿身，成天在男人圈里晃来晃去，算怎么回事儿呀？

    因此，大山上这种过分的阳盛阴衰的生存结构，给她的生存与生活都造成了极大不便。比如，她心里有了苦闷，想说说只有女人之间才能说的话，却找不到一个女伴；她碰上了只有女人之间才能做的事情，却找不到一个帮手；她每天下班后，很想在太阳快要落山那会儿沿着山路散散步，吹吹风，透透气，却找不到一个同性做伴。若是自己单身行走，又怕脚下忽然钻出一条毒蛇，或者身后猛地蹦出一只狼来。如果找个男兵作陪，男兵当然既幸福又美好，可军营中那无情的纪律和可危的人言，她叉如何承受得了！

    如此一来，当美丽的黄昏到来时，当恐怖的夜色降临时，她便将自己锁进小屋，然后伸出自己的指头，在窗户上小心翼翼地捅个小孔，一边悄悄地窥视着神神秘秘的大山，一边偷偷抹着苦涩的泪水，独自咀嚼着孤独的痛苦。尤其令她感到难堪的是，当她青春的信息来临时，她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她可以出早操要出早操，不能出早操也要出早操；可以上班要上班，不能上班也要上班。因为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总不能跑去找比她大不了几岁的“男首长”请假：“站长，我、我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操！”如果这位“男首长”是个明白人倒好，万一这位“男首长”是个可爱的“大傻瓜”，老老实实地反问一句：“什么特殊情况？”这可如何是好（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她仍坚持留在了山上（虽然她也有办法下山）。她白天钻研、调试设备，晚上就在灯下读书看资料。心情好时，便上山采回一枝枝最喜爱的墨兰，然后插进一个军用罐头盒里，再送到自己的鼻前，让那醉人的清香将一身的疲劳驱散；心情烦闷时，她便独自跑进深山，向着阳光灿烂白云飘荡的天空又蹦又跳又哭又笑，然后站在高高的山崖上，对着酣睡的山谷反反复复地喊着自己的名字：“陶——学——兰——”“陶——学——兰——”……等山谷传来阵阵回音时，她仿佛才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几年后，她被任命为激光经纬仪室技术总体负责人。也就是说，她一个年轻的女子，将领导众多的男子汉。一个女人要想在男人的庄园里摘取成功的果子，谈何容易！但她是个从不服输的姑娘，如山的困苦，反而铸就了她岩石般的决心：用青春做资本，在山上打牢自己事业的地基。为实现这一理想，她有意躲开了从北京和自贡射来的爱的金箭，就在西昌发射场找了个技术干部作丈夫。刚结婚不到一年，她便将在机关任参谋的丈夫也拽上山头，当了跟踪测量卫星的操作手。

    刚当操作手的丈夫缺乏经验，每次一上操作台就心慌意乱，大汗淋淋，还常常抓不住目标。为了练就一套跟踪卫星的过硬本领，除平常工作时间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她便领着丈夫爬上观察圆顶，从理论到实际，从图纸到操作，一点点地讲，手把手地教。她下口令，丈夫操作——白天以飞鸟当火箭，夜晚用流星作卫星。那段时间里，她已怀孕九个月，小腿浮肿，脸色菜黄，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常常呕吐不止，并伴有严重的高山反应。

    但她每天还是挺着鼓鼓的肚子，坚持在六七米高的观察圆顶上爬上爬下，爬下爬上。

    后来，她丈夫成了技术室的主任，而她是同一室的技术负责人。好比一个艺术团，男人是团长，老婆是导演。这本是好事一桩，可小两口“同台唱戏”，也有难为之处。比如，她本是党支部委员，丈夫当主任后，她的“委员”就得免去。因为一个山头就一个党支部，一个党支部就三个支部委员：她不免去，岂不成了“夫妻党”？再比如，她一旦有了“特殊情况”，也和原来一个样，照样得上班。因为虽说丈夫知道，可有什么用呢？丈夫总不能在军人大会上来个声明：“我老婆这几天有‘特殊情况’，不能上班，请同志们原谅原谅！”

    其实，她并不是我们过去在电影或者书本上常见到的那种“铁女人”，甚至连一点点“铁”味都沾不上。相反，她恰恰属于那种无论是性格还是体能都很柔弱的女人。她之所以能在一座孤独的大山上坚持干下去，用她的话说完全是被工作逼迫的结果——因为山上缺少技术人才。如果我们透过她坚强的外表，便可看到，她虽然的确热爱山上的事业——跟踪测量卫星，但同样渴望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孝敬的女儿、称职的母亲；一个普通女人具有的欲念与情感、兴趣与弱点，她同样具有，同样强烈。

    ——她天生喜欢孩子。女儿生下后，她很想把她留在山上留在身边，甚至还幻想等女儿长到一岁或两岁后，利用节假日或星期天，带着女儿去爬山玩耍：先为女儿采上好多好多的兰花，然后自己平躺在花丛里，让女儿骑在自己的肚子上，接着再教女儿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但山上的生活太苦，连幼儿园都没有，女儿的教育问题怎么办？自己大大小小算个知识分子，总不能让女儿在这儿变成个文盲吧！再说自己已经奉献给了大山，难道还要让孩子也奉献给大山？无奈，女儿生下来后，她只好将女儿送回婆婆家。因此，当大山的寂寞与苦闷向她袭来时，她最想念的就是女儿。每天下班回家，她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看女儿的照片，有时一看就是半小时。

    ——她长年同跟踪卫星的机器设备打交道，枯燥的数学公式和逻辑线路把她的脑袋都快塞破了。她很想抽空躺在沙发上，给妈妈织件毛衣，为女儿做条裙子，再给自己的小家钩块桌布；或者学学服装剪裁、美容常识；或者翻翻菜谱，提高一点烹调技术，改善一下饮食结构；或者偷偷去一趟舞厅，哪怕装模作样也学它几步，“蹦嚓”几下（因为她连什么叫“快三步”、“慢四步”都搞不清楚）。但她的台历上每天总是写着：今晚加班！

    ——她大学毕业已经多年了，在实际工作中，她已成了新来的大学生们的老师。可不知什么时候部队又掀起了一股“文凭热”，她不得不为文凭的问题而发愁。因为她是“工农兵学员”；而“工农兵学员”文凭听说要作废，就像被搁凉了的炸鱼片，必须“回炉”再“烤”一下，文凭才算有效。部队不少“工农兵学员”都回学校去“烤”过了，她也很想找个学校去“烤”一下，以便再弄张能算数的文凭，不然到评职称的时候就傻了。可卫星又急着要发射，山上的工作又实在是离不开她。

    的确，多年来她想了很多很多。遗憾的是，这一个个美妙的想法还来不及变成现实，转瞬间她的青春便已随风飘去，残酷的皱纹也早早爬上了额头。作为一个军人，她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智慧，为那座叫“花果山”的大山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卫星观测站，应该说已尽到了自己的那份责任。她的人生是美好的，青春也是壮丽的。

    然而，作为一个女人呢？

    11.同步卫星与百岁奶奶

    这位叫陈丽姗的女大学生也在卫星跟踪测量站工作，不同的是她所在的测量站在距西昌千里之外的宜宾。

    人们知道“陈丽姗”这个名字，是10年之后她成为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事情。而在此之前的陈丽姗，若用“默默无闻”四个字来概括，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陈丽姗的外表实在过于平淡。她穿军装时，如果有人向你先介绍她的身份，你有可能承认她是个大学生；她要穿便衣时，你要见了她，准会认定是个农村妇女。她从小到大，与这个世界相处，只有别人欺负她的时候，从来没有她欺负别人的可能。她给人的感觉，仿佛天生就是一个弱者，一个过去受苦受难今后同样受苦受难的人！

    也许，都因为她是个孤儿。陈丽姗在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改了嫁，她只好被奶奶收留了下来。跟着没钱的奶奶过日子，当然就很苦。为了能生存下去，她从小就学会了干各种家务活儿。家里没粮了，就跟着奶奶出去捡菜叶吃，甚至，还跟着奶奶出去要过饭！自然，奶奶是她惟一的依靠，她也成了奶奶惟一的心肝。可奶奶穷，只能在过年时给她买上一块她最喜欢吃的麦芽糖。奶奶疼爱她的另一方式，是常常为她梳小辫儿。当一天艰辛的劳作结束之后，奶奶便和她坐在自家的小院里，为她慢慢地梳着小辫儿。每当这时，奶奶就会告诉她，要好好劳动，好好念书，长大了才能过上好日子。而这时的她常常在心里想的是：等长大后，我一定要攒好多好多的钱，让奶奶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

    靠着爸爸的抚恤金，后来她终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而且，上大学不久，她便入了党。当她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奶奶后，奶奶高兴得不得了，为她买了一大包麦芽糖，专门从百里之外跑到学校去向她表示庆贺！因为在奶奶看来，孙女进了大学门，就是进了幸福门；人了党，就找到了依靠，今后就能过上好日子！

    陈丽姗大学毕业成了解放军军官后，已年逾百岁的奶奶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就笑，逢人就讲。陈丽姗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奶奶见了穿着军装的孙女，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一早起床，就要给孙女梳头扎小辫儿。陈丽姗忙对奶奶说：“我现在已经是解放军了，部队有规定，不能扎小辫儿。”可奶奶像个孩子，坚持要给她扎小辫儿，她只好让奶奶扎。奶奶一边给她扎着小辫儿，一边唠唠叨叨地问个不停：“姗儿，当兵苦不苦？能吃上大米吗？能吃上白面不？你到底啥时才能回家？”她回答说：“奶奶，部队啥都有，你放心，我明年就回来，天天都和您在一起！”

    然而，一个又一个的明年过去了，陈丽姗仍然没有回到奶奶的身边。西昌要发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准备工作一年比一年多，一天比一天紧。她是宜宾卫星跟踪测量站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搞的又是机算机软件工作。而且，她还是程序组的组长，是编程序的得力干将，根本不可能离身。109岁的奶奶再也等不住了，竞自己坐上火车来到部队。奶奶来到部队后，当从邻居那儿得知自己的孙女是放卫星的工程师时，高兴得简直像一下年轻了10岁。一旦与人聊天，总要对人说上一句：“我孙女是部队的军官，是放卫星的工程师！”字字句句，充满着无比的骄傲与自豪！

    奶奶来到部队，陈丽姗当然高兴。可她这位“部队的军官，放卫星的工程师”，却因生活的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在梦中流下的也是酸苦的泪水。因为那段时间的陈丽姗，生活上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她为了给公公治病，在单位借了1000多元钱，而她和爱人的工资加起来才160元。这160元的开支是：给在北京学习的爱人寄去50元生活费；给保姆30元；单位财会部门扣去欠款80元。因此，她每月的工资除去上述用途外，一分不剩，她只有向同事借上10元钱的生活费，才能最低限度地让自己生存下去。而且，奶奶刚到部队不久，半身瘫痪并患有脑血栓的公公又被送到部队来治病。全家老少几口人张嘴等着吃饭，她却拿不出一分钱！为了能让全家生存下去，她只好厚着脸皮向战友们借钱。但部队干部的工资都少得可怜，哪有更多的钱借给她！她只好采取这儿借上几元，那儿再借上几块的办法，让一家人的日子每天在她精心的盘算中小心翼翼地度过。

    说来叫人难以置信，由于没有钱，她全买减价的蔬菜。而且，全家无论老人还是小孩，全部停止了吃肉。吃饭时，全家围着一锅白菜汤，一声不响地咽馒头干。惟独她一人躲在厨房，偷偷地咽着泪水。等全家吃完了，她才走出厨房，笑着脸说上一句：“奶奶，我已经吃过了。”

    奶奶对吃饭问题，开始并未在意，但孙女不给她喝酒，却有些感觉。一次，全家正在吃饭，奶奶便问了一句：“姗儿，听说那有名的‘五粮液’就是这地方出的？”陈丽姗后来说，她一听奶奶这话，真想一头碰死算了！因为她知道，奶奶虽穷，却不管好酒赖酒，总喜欢喝上两杯。而她当时的经济条件连饭都吃不起，又哪儿可能拿出100多元钱来给奶奶买“五粮液”哟！可奶奶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却连一瓶酒都买不起给奶奶喝，她为此感到惭愧万分，恨自己太无能！一段时间过去后，奶奶终于觉察到了她的艰辛与难处，便说自己在这儿呆不惯，要回老家去。已是109岁的老人了，好不容易来部队一趟，没住几天就要走，她实在不忍心。但奶奶什么也不说，就是要走。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陈丽姗把奶奶送到了火车站。

    109岁的老人了，一双颤悠悠的小脚在风中走着，步伐却显得很是硬朗。一路上奶奶什么也没说，只要她多保重身体，但当火车快进站时，奶奶突然抱着她失声痛哭起来。奶奶一边哭一边说：

    姗儿，奶奶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明白了。你这么苦，奶奶真不该来拖累你。你就在这儿安心放卫星吧，奶奶回去为你挣钱。

    就是讨口、要饭、卖血，奶奶也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奶奶回去不久便去世了。陈丽姗收到电报后，失声痛哭不止。因为只有她知道，奶奶是在绝望中死去的。在奶奶苦命的一生中，她是奶奶生命中的一盏希望之灯，奶奶是靠着这盏灯才活到109岁的！可她不但在奶奶生前没有好好报答老人，而且奶奶去世时因要发射卫星，连奶奶最后一面也没回去见着！她每天一想起奶奶就拿出照片来看，一看见奶奶的照片就流眼泪。

    然而，短暂的痛苦过去后，她便开始投入到拼命的工作当中。她每天晚上和爱人一起加班。由于家里只有一张写字台，爱人在写字台上搞设计方案，她就只能趴在床上编程序，常常一干就是一个通宵。因为没钱，加之为了省时间，她和爱人几乎每天、每顿吃的都是面条或者方便面。

    因此陈丽姗吃方便面的事情，在西昌发射基地几乎家喻户晓。她每次一买面条或者方便面，都是整筐整筐地买，整箱整箱地扛，常常一吃就是十天半月。所以在西昌基地有一种说法，陈丽姗所编的每一部跟踪卫星的程序，都是吃方便面吃出来的！

    她的身体当然就很瘦。再加上她穿着朴素，从不讲究打扮也没时间打扮，所以看上去总比实际年龄大上十几岁。由于营养不良，她患下了严重的贫血病，有好几次都昏倒在了机房。但她一旦醒来，又接着再干。因为她是宜宾测量站有名的编程序的高手，有的程序离了她就不行。所以她能干时要干，不能干时也要干。

    陈丽姗能干，是领导和群众一直公认的，都说她是编程序的高手。但生活的程序到底应该怎样编写，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点不懂”。她到部队已经多年，如果按她的工作能力和所做的贡献，她的职务应该比一般人高。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与她一起去的大学生职务都比她高——有的高一职，有的高两职。

    对此，她开始没有任何感觉，等后来感觉到是个问题了，又无能为力。不像编程序，再难的问题她都有办法解决。

    因此，不少人都劝她转业回地方算了。因为她的家乡离厦门很近，是福建最富裕的一个地方，那儿90%的人都是侨民。

    她的弟弟只认得几个字，干10天的活儿，就能顶她一年工资，而且还盖起了一幢小洋楼！可她，堂堂正正的解放军军官，放卫星的工程师，却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难。所以她本人也想走。

    但西昌的卫星还没上天，她是卫星跟踪测量站的业务骨干，组织上又不肯放她。而她自己也觉得到发射场干了这么多年，若是不能将卫星亲自送上天去，对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是一个遗憾，于是也就继续留了下来。

    事实上，部队后来在政治方面也给了陈丽姗相当多和相当高的荣誉，诸如优秀啦先进啦模范啦标兵啦等等等等——这些奖状多得让她用纸箱装，多得让她都感到不好意思了。但她始终不把这些荣誉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或政治包袱背在身上。而她对自己那已经去世的奶奶始却终怀有一种难割难舍的情感，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小小的愿望：总有一天要买上一瓶“五粮液”，回去跪在奶奶的坟前，亲手为奶奶敬上一杯，以了却老人家生前的那点心愿。

    不过，听说那“五粮夜”要一百多元呢！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攒够？什么时候才能攒够？

    12.昨天的苦恋与明天的回忆

    爱情，像一道费解的高次函数方程。古往今来，世上的男男女女尽管对各自的爱总是像小学生咬着铅笔头做作业一样认认真真、翻来覆去地算来算去，然而在命运这位大师面前，能得满分的，有几个？

    如果说，从1977年起，大批的大学生潮水般涌进西昌发射基地后，多数大学生都为环境、生活、前途而感到苦恼，那么她，则因一个“爱”字而伤透了心！正因为如此，她至今连姓名也不愿透露。

    少女时代的她，什么理想、抱负、事业、未来等等的一切，在她看来统统是男人的事情，与女孩一概无关。而她常常幻想的是，女孩像棵小草，男人像棵大树，女孩只有静静地躲在大树的下面，才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然而，人生并非像她画画本上用铅笔勾画出来的草图。年仅16岁她便进工厂做工，开始了自己挣钱过日子的历史。在工厂期间，不少小伙儿都或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地向她表示过那方面的意思，她的师傅也多次向她介绍过男朋友，可她总觉得自己的爱就像那天边的云彩，还是一件遥远而又飘忽不定的事情。

    后来，她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依然不谈爱情，而是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对各科知识的学习上。可本校的一位教授却偏偏看中了她的人品和学业，毕业前夕，这位教授向她正式摊牌：可以留校工作，并乐意让她做儿媳。她婉言谢绝了，志愿选择了西昌发射场。

    在她的想像中，一个要发射中国卫星的地方，应该是神秘莫测、雄伟壮丽的，应该是到处都充满了浪漫情调和现代化气息的！然而，当她踌躇满志地来到西昌发射基地时，四周冷酷的自然环境却令她目瞪口呆！那是一条50年代才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彝家山沟，旧奴隶制的烙印处处可寻。那半山腰上的彝家小户，有的没有锅灶，有的没有床铺，有的与猪、羊、猫、狗同居一屋，甚至有的第一次见到汽车时，还割去野草当牛喂！更想像不到的是，草坪里，指挥大厅与臭牛棚平起平坐；公路上，“伏尔加”与毛驴车并肩而行；现代化的发射架下，是牛拉人拖的刀耕火种；身穿军大衣的“洋姑娘”后面，跟着的是光屁股的“野孩子”；戴眼镜的大学生们坐在冒着热气的羊屎堆旁，读的却是《高科技的展望》和《人的现代化》。而且，这儿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四周那一座座荒凉的大山，犹如一堵堵高大厚实的围墙，将人死死地困在里面，恍若与世隔绝一般。

    更没想到的是，她被分配到了一个充满高频辐射的技术室。

    这个技术室的任务，就是专门对上天后的火箭卫星进行遥控。

    在这个技术室里工作的人，如同生活在一个强大的电场里，随时都要接受电磁波的辐射，因而多数人都会引起白血球下降，血小板减少。如果时间长了，还会大面积地掉头发。尤其是女同志，据说还会直接影响生育！在她去之前，这个技术室从没进过女大学生。过去曾经给这个室分配过一个女大学生，可这位女大学生还没跨进门槛，只听人说了说情况，便给吓跑了。

    她去报到的第一个晚上就睡不着觉。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阴森森的山谷，电闪雷鸣，冷风啸叫，大雨滂沱，山洪咆哮。

    她虽然怀着要在西昌发射场大干一番的志向，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各种美妙的幻想，可一想起那电磁波的辐射，心里就直发毛。因为电磁波辐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并不完全清楚，自然恐惧大于事实。何况她是刚到部队的大学生，又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如果真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受了辐射后就要秃头，就要不能生孩子，那对一个女人来说，不等于是宣判了死刑吗？所以，她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还越想。恍恍惚惚中，她的眼前仿佛横起了一道淡青色的门槛，而那门槛里喷射出来的，正是一道道红色的电波。不知是因条件反射，还是为分散精力，不知不觉中她竟在脑子里默默背诵起大学里学过的屠格涅夫的名著《门槛》中的片断：

    ——啊，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忍受一切痛苦，一切打击。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甚至没人知道。

    ——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你知道你将来会认为是自己浪费了青春的生命吗？

    ——这我也知道。我只求让我进去！

    ——进来吧！

    她进去了。像屠格涅夫笔下的那位少女，最终还是跨进了有高频辐射的大门。这在西昌卫星发射场，她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敢于跨进那道门槛的女人！此后，她忍痛剪掉了自己的长辫子，一头埋进机房，为准备通信卫星的发射，认认真真地钻研起了自己的业务。当有人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时，她总是莞尔一笑：“等熟悉了专业再说吧！”

    后来，她被任命为遥控台的安全军官。安全军官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炸毁火箭！即是说，到了真正发射卫星时，火箭起飞后一旦出现故障，偏离了“安全飞行轨道”，需要立即炸毁时，将由她亲手按下“炸毁”电钮！启用女性按动“炸毁”电钮，在中国航天史上，这是第一次。肩负如此重任，她更是加倍努力地工作。

    四年一晃而过。转眼间她已是27岁的老姑娘了！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生活中除了事业，也该有爱情。为此她开始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就像一个在办公室里只顾埋头于活的人，当突然意识到自己该回家时，回家的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好几趟；而下一班车又不知啥时来，来了还不知能不能挤上？

    于是，她开始编织关于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实在是十分复杂而又相当微妙。与她一同来的大学生，该找的已找了，该谈的已谈了，甚至该结婚的也结婚了，一句话，该组合的基本上都组合了。而剩下没找的，不是别人对她不合适，就是她于别人不恰当。总之，高不成，低不就，她一时很难选择到理想的伴侣。再说，就那么一条孤独荒凉的山沟，山沟里就那么几个未婚青年，哪有多大的选择余地！

    不久，她和她同一技术室的一个志愿兵相爱了。所谓志愿兵就是有某个专业特长的士兵，虽然衣服上还是挂着四个包，却不是干部。这位志愿兵来自农村，入伍后当炊事员，靠自己长期自学，成了技术室里一名电工。由于他俩同处一个技术室，彼此对对方的人品、性格、脾气、特点等都有所了解。时间长了，接触多了，也许是在某个夜晚，抑或是在某个黄昏，友情突然转化成爱情，两人便相爱了。

    爱情这玩艺儿就这样，说复杂很复杂，复杂得让你一辈子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简单也很简单，简单得有时就如同小学生课文里的1+1一样。若论外貌、地位、才学、经济、家庭等条件，她自然大大优于对方，但她择爱的标准似乎就一条：

    只要人好。她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当然也是有所顾虑、有所犹豫的，甚至在心灵深处还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但也许“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识爱情真面目。她除了“人好”这一条，对别的社会因素并未作过多的考虑，或者说年轻幼稚，考虑不到？或者说爱的节奏太快，还来不及考虑那么多？总之，当孤独的大山沟里又一个月色朗朗的夜晚降临时，她以一个鲜明的事实告诉人们：他们相爱了！

    然而，在长期被单一生活方式所固定了的封闭型的大山沟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遥控火箭卫星的女工程师，突然与一个没有文凭、家是农村的志愿兵相爱，其新闻效应恐怕并不亚于山沟里放了一颗人造卫星！因此，各种版本的说法，很快便在荒山沟里流传开来——“扯淡！真的？根本不可能！”有人怎么也不信。

    “多好一个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家在城市，又有文凭，怎么会偏偏爱上了一个穷当兵的？”有人莫名其妙。

    “唉！长年闷在大山沟里，也没地方找去，有啥办法？总不能在山里当一辈子尼姑！”有人为之叹息不已。

    “哼！一个堂堂大学生，人也长得漂亮，会不会是……”有人闲得无聊，开始推理。

    面对各种舆论的压迫，她只好举起人类最软弱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沉默。她好说什么又能说什么呢？她只有在沉默中哭泣，在沉默中思索：梁山伯、祝英台的时代早已死去，在今天的中国爱的权利为什么还得不到尊重？万般天体在宇宙中各自都有自己运行的轨道，人在生活里为什么就不该有属于自己的爱的位置？假如爱情的模式只有一个，人间哪有爱的万花筒？如果爱情也要像走队列一样统一，这个世界又该是多么的乏味！当然，她在沉默中也感到痛苦、悲愤，感到茫然、困惑。她大学毕业来到这个荒凉的山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要让中国的卫星从西昌升起吗？不就是为了要让中国早点结束租用外国卫星的耻辱历史吗？如果当初她不到这山沟，她择爱的频带要宽得多：

    要是当初她留在城市，向她求爱的男人也许会排成一个班，甚至一个排！

    但她来了。她也承认，当今社会里，对有些女人来说，爱情就是一块跳板，不少女人正是借助这块跳板，从山沟跳到城市，从边疆跳到首都，从中国跳到外国，从艰苦跳进舒适，从创造跳进享受，从沉重跳进轻松。她也完全可以踏着这块跳板，跳出原始的山沟，跳进文明的都市，跳进金钱的蜜罐，跳进权力的怀抱。

    但她没有。

    在那段因爱而使她日夜痛苦不堪的日子里，她深感自己面临的根本不是一道门槛，而简直就是一道网，一道经过了两千多年世俗观念编织起来的密不透风的网！她自己坚信自己的爱是对的。她所选择的人，尽管一无权力，二元金钱，三无文凭，社会地位更是趋于零，但她始终固执地认为，在爱情这道高次函数方程里，权力、金钱、文凭、地位，往往不过是一个变量；而惟有真诚的心，才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常数！自己的爱其实只有自己才能掂量，无需放到别人评说的天平上。有人说得好，爱情就是自己的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趾头才知道。

    于是，她主动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满心希望自己的个人问题能得到组织的支持。然而她万万没想到的是，领导的回答竞使她目瞪口呆：部队有明文规定，凡是志愿兵，一律不能在部队驻地找对象。也就是说，她所选择的那位志愿兵，连找她的资格和权利都没有！她一下被震蒙了。像一个还没搞清楚方向就急于匆匆赶路的过客，等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艰难跋涉之后，有一天才猛然发现自己竟然走错了路：横在前面的，是一条没有桥的河！

    当晚，她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了。她睡不着，想着自己倒霉的爱，不知如何是好？她索性爬起，打开台灯，翻开自己那本最喜欢的天蓝色的影集。她一边翻看，一边回想着自己往日的青春岁月，一边竟流开了眼泪。后来，她的眼睛停在了一张四寸的照片上。这是她大学毕业时的一张合影照。照片上，她站在人群中间，个子最高，年轻而又漂亮，一双大大的眼睛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与幻想；她身旁的几个女同学，众星捧月般围在她四周，个个也对未来充满了天真的向往；照片右上角的空白处，一行雪白的题词格外醒目：留给明天的回忆！

    看着看着，她心里一阵火烧般地难受。她慌忙合上影集，仿佛往日那美好的青春岁月，再也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此后，她把自己那好不容易才冒出来的爱，又悄悄锁进了心房。因为，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进入了直接准备阶段，她必须把爱情的位置暂时让给卫星。于是，白天，她强装笑脸，苦练操作；夜晚，她不顾身体，拼命加班。她除了要忍受社会舆论对她心灵的压迫之外，还要忍受机房高频对她肉体的辐射。由于高频的辐射，她的白血球开始下降，血小板开始减少，常常出现头晕、眼花、厌食等现象，甚至有一次还晕倒在了监控台前！

    然而，她总是默默忍受着，也默默期待着。

    13.软件专家与跛脚儿子

    他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有名的计算机软件专家，通俗点说，就是编程序的。与上述几位大学生不同的是，他毕业于60年代，已是一位不惑之年的老大学生了，并且他是大学毕业后在社会生活中浸泡了多年，才偶然成了一名“老兵”的。他有一个听起来很令人振奋的名字：王振中。这个名字可能是他父亲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取的，反正就是要振兴中华的意思。当年的他，是兰州大学数学系有名的高材生，毕业后分到西安计算机研究所，后来就成了一位软件专家。

    王振中和中国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似乎都犯有一个通病：对自己的专业十分精通，而对自己人生最佳程序的设计，却总是茫然无措，一派糊涂。他活得很苦很累，命运的小舟尽管多年来一直在现实的河谷里拼命颠簸，苦苦折腾，却始终寻找不到一个平静而幸福的港湾。终于，他有了一次机会-1978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去挑选搞计算机软件的人才，快到40岁的他一下便被部队选中了。也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可以离开原来的研究院，换上一身新军装，成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名光荣的“老兵”。

    他同意了。这与其说他是为了献身国防，还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贫困，或者干脆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他作出的一种带有某种冒险意味的选择。因为他的这一选择，将意味着全家随他离开西安而举迁西昌。而西昌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不知道。

    但西安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是他已经生活过多年的地方。

    二者虽然仅一字之差，结果却可能大不一样。但部队向他谈的条件又的确优于地方：有住房；工资比他现在的高；职称可以定高级工程师；而且，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是，他爱人和孩子可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条！他考虑再三，最终还是舍弃了西安，领着老婆孩子去了西昌。

    他到西昌基地后，被分在了指挥控制中心计算机室。就工作而言，他很满意，也很有兴趣。他为自己能参与发射卫星这一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业感到自豪，并愿意为之献身。并且，他全家有了房子住，老婆孩子的户口也转为城镇户口，从此吃上了商品粮。他本人也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还穿上了金光闪闪的上校军官服。虽然人到中年才当兵，年纪是大了一些，胡子也一大把，可出门在外，只要不讲话，谁也不知道他是个刚刚入伍的新兵。

    还常常被人当“首长”。

    但西昌毕竟不是西安，山沟毕竟不是城市，表面的荣耀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虚假的“首长”终究不能当饭吃。虽然他有幸改变了一下生存环境，却依然无力改变生存的艰难。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爱人的工作问题。因部队位于山沟，没有工厂之类的单位，他爱人的工作问题便无法解决。虽说部队也有学校、幼儿园，也有服务小卖部，可他爱人没文化，学校和幼儿园肯定进不去；小服务部这样的单位倒是可以进（不过就是卖点针线、手纸、盐巴、酱油而已），可整个部队就那么一个小卖部，而家属却有几十个，像他这样的基层技术干部，又怎么可能进得去？爱人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他那百十块钱的工资要养活全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让爱人伙同另两个家属一起，去豆腐房做豆腐卖。虽说一个上校军官、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老婆去自做自卖豆腐，多少有失面子，却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爱人一月辛苦下来，怎么也有二三十块钱的收入。再说，山沟买菜困难，极不方便，爱人卖豆腐，家里每天就有了一份既便宜又固定的菜可吃。如此实惠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天长日久，家里豆腐吃多了，孩子也大有意见，张嘴说话，满嘴都是豆腐味儿。所以孩子们每顿一见豆腐上桌，便放下筷子不动弹，满脸的不高兴。而他自己也因吃豆腐吃得太多，早就吃倒了胃口，可不吃怎么办？一次，一个邻居到他家去，见饭桌上又放着一盘豆腐，便问：“你们家怎么又吃豆腐？”他嘿嘿一笑，半开玩笑说：“搞软件工作嘛，喜欢吃点软东西。”

    他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孩子上学问题。大山沟里只有幼儿园和小学，没有中学。西昌卫星基地只有惟一的一所中学，却在百里之外的机关大院。他一共三个孩子，除老三可就近上小学外，大女儿和二儿子都只有到百里之外去上中学。由于路途远，部队特派一辆大轿子车在星期天下午统一将孩子送到学校，等周末下午再将孩子接回家来，第二天下午再将孩子送回学校。

    由于两个孩子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所以生活、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全靠自理。但孩子毕竟是孩子，长期在外，非但不能管理好自己，反而还常常闹出一些可笑的故事。比如，孩子在学校常常吃不饱饭，周末回家返校时，就给带上几块诸如馍和咸菜之类的“救济粮”。这“救济粮”本来是用作一个星期吃的，可孩子不懂事，只要饿了，一个晚上就可以吃光。等过两天又饿了时，由于没有了“救济粮”，便只好躺在床上睡大觉。又比如，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在学校门口等车回家，但由于没钱给孩子买表，孩子就很难掌握一个准确的等车时间。有时去早了，车又迟迟不来；有时去晚了，车又不知拐到哪儿去了，急得孩子满院找车。

    上学最艰辛的，是他那可怜的儿子！儿子在一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当时没钱，未予及时治疗，不知不觉中左腿萎缩了4公分，后来便成了一个跛子。多年来，为了生存，为了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也为了他心中那始终不泯的理想，他疲于奔波，忙于操劳，苦于心计，竟几乎忘了儿子那跛脚的存在，一转眼儿子便到了自己奔走自己人生道路的年龄！每当看见儿子迈动艰难的双腿走向百里之外的学校去求学时，他心里涌起的，总是一股酸楚的滋味。所以，每个周末的下午，他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站在大山的路口等待孩子的归来。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准时站在路口，认真地守望着，耐心地企盼着，只有看见载着孩子们的车从远远的山路上出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地从车上下来了，他惶惶不安的心才会平静下来。孩子每次一回到家里，扔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虽然家里穷，不可能给孩子准备什么好吃的（连鸡蛋都不可能），但汤汤水水咸菜馍馍，只要能填饱肚子，总比学校强。他每次看见孩子们回家后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总有一股酸酸的滋味。

    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当然是他最为关心的。可惜，两个孩子的成绩都令他很不满意。他从小上学十分艰难，苦苦奋斗了多年才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他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长大后能比他更有出息。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西昌发射基地的孩子们上学竟是如此的艰难！

    由于西昌基地地处荒凉的大山沟，孩子们从小就没有好的教育条件，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再加上全基地只有一所中学，孩子们上中学就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而这惟一的一所中学由于种种原因，教育质量又一直上不去——西昌卫星基地从组建起，到他去为止，10年来没一个孩子考上大学！在后来的10年时间里，也同样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也就是说在长达整整20年的时间里，西昌卫星基地竟然没有一个军人的孩子考上大学！而这些军人中，有一部分还是大学生、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的他，当然无法接受。孩子若是考不上大学，别说有所作为，在这原始般的山沟里连一般的生活恐怕都有困难。他身为一名知识分子，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为没有大学文凭的“文盲”！

    但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在百里之外上学，接送孩子的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走，每周能保证顺顺当当地去，再安安全全地回，就算谢天谢地了！他当然也很想帮助帮助孩子的学习，可孩子一个星期才见一次面，见面时他不是在加班设计程序，就是在熬夜调试设备。因为西昌要准备发射卫星，他是设计程序的主要干将，成千上万条指令都要等着他去设计编写，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处理，时间比什么都紧，他又哪里顾得上去管孩子的学习！

    此外，家庭沉重的生活负担，是他遇到的第三个难题。他是独子，母亲去世后，父亲来部队和他生活在一起，全家就有了6口人。而他每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块钱，这100多块钱的工资要养活6口人，对他来说无疑是一道难解的题。而且，他父亲还患了癌症！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他还得学习，还得工作，还得为了发射任务而拼命加班加点，他内心承受着何等重大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在他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苦惯了，累惯了，无论如何的苦，不管怎样的累，只需四个字便可全部化解：默默忍受。他整天上班下班，寡言少语，埋头干活，谈不上有任何一点点业余爱好。除了他的工作，他对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也顾不上和不敢有什么兴趣。他把自己对生活需求的欲望，强压到了最低甚至负数的位置——不吃糖，不饮茶，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一双袜子烂了，也舍不得再买一双。倘若偶尔得到一点小小的实惠，就像山里的孩子偶尔得到一块奶糖，含在嘴里久久舍不得咽进肚里。

    然而，他尽管很穷，却穷得有骨气，穷得有精神，穷得从来不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贫穷！他不会唱歌，更搞不清后来流行一世的“卡拉OK”是什么东西，但几十年来他的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唱着两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他很有自知之明，明白人和人就是不一样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道理，更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捞取什么和享受什么的，而压根儿就是来吃苦和创造的。他也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而离了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他总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比金钱更重要或者说与金钱同等重要的东西。他知道金钱永远不属于他，他也永远不属于金钱，而惟有吃苦与创造，才是历史赋予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当他一旦明白这一点后，内心的一切便都获得了平衡与平静。于是我们看到，在他紧张的工作之余，他的生活便呈现出一种淡漠尘世、超然物外的“悠然南山下”式的情景——

    每到星期天，只要不加班，他便提着口袋和菜筐，和住在大山沟里的所有发射卫星的军官们一样，到十几里之外的一个小镇去买菜。部队有时派一辆大卡车去，他就爬大卡车去；有时连大卡车也没有，他就自己走路去。走路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从小就走路，早就习惯了。而且走路又自由，又安全，不光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还能在路上思考好多问题。因为全家6口人要吃一个星期，回来时各种东西便买了一大筐（当然尽是便宜的），少说也有几十斤。所以有车时，他尽量坐车；没车时，他就背着一大菜筐走路；如果有时觉得实在累了，便在公路边截住一辆老乡的毛驴车，然后给老乡递上一支烟，说上几句话，就可以免费搭乘毛驴车回家。坐毛驴车与坐小卧车当然是两种感觉，可毕竟省力、省时又省钱。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毛驴车上，尽管上校军官服与毛驴车反差太大，让人看起来很不协调，甚至多少有点滑稽——尤其是当毛驴车上载着鸡鸭鹅或者小猪崽的时候。但他不管这些那些，始终平平静静，不惊不诧，没有任何感觉。每次只要往毛驴车上一坐，便先点燃一支廉价的香烟，然后一边用眼睛欣赏着山里的自然景色，一边用脑袋想着自己的事情。等发射场离他越来越近时，他的一个不知什么样的程序，便已在脑子里编好了。

    为了尽可能减少家庭开支，同时也为了节省出一些时间，他还发扬了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自己动手，在后山脚下开垦了一块种菜的“自留地”。于是，上班时，他穿着白大褂在机房调试发射卫星的程序；下班后，便挑上粪桶或者扛上锄头，去伺候自己的“自留地”。辣椒、茄子、韭菜、蒜苗，他样样都种。尽管一个上校军官、一个高级工程师挑大粪种“自留地”。在有的人看来总有点“那个”，但他不管这个那个，只要能解决他的实际困难，比什么“面子”都重要。何况，在西昌发射基地，营、团甚至师级干部挑大粪种菜地的大有人在，他一个埋头干活儿的技术干部，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当然，随着岁月在大山沟里一年一年地过去，他生命的年轮开始以倒时制在作着计算，他内心难免不产生种种顾虑。当年同他一起从地方部门到西昌发射基地的16名同志，大部分都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了部队，剩下的几个人也在做着准备离开部队的打算，惟有他，似乎顾不上或者说还没有勇气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对此虽然有些想法，却感到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沉重得令他简直不知到底应不应该考虑和如何来考虑。要是提出走，他觉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张口，因为西昌的卫星还没上天，自己在计算机软件方面，是专家，是脊梁，是骨干，是每天只要一到机房就难以离开一旦离开就不行的那种人。再说各级领导对自己也很关心。若是不走，继续留在部队，三个孩子假如都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万一有一天部队不需要自己了，一声令下，叫转业重新回地方去，又怎么办？因为部队就是部队，不是养老院！

    但最令他一想起就揪心和难受的，还是他那跛脚的儿子。

    人生的路本来就难走，儿子成了残废，将来怎么去闯荡社会？他为此常常深感不安。他曾多次找过中医，想用廉价的药方为儿子治愈那仅仅短了4公分的左脚。可中医无效。他又找到西医，西医说办法是有，那就是趁孩子小，用做手术的办法强行把孩子的腿拉长4公分！

    可如今多年过去了，孩子腿上那短短的4公分依然还是没有拉长。因为他打听过了，要做手术拉长那短短的4公分，大约需要4000块钱！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挂在天边的梦！多年来，他连维持全家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哪里可能拿得出4000块钱？即便他就是想去挣点钱，但长年闷在大山沟里编程序，连一个可能的机会也没有啊！

    因此，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等通信卫星上天后，一定要到成都或重庆去找上一家医院，为孩子做个手术。哪怕就是借上4000块钱，也要把儿子腿上那4公分拉长！

    14.死去的与活着的

    生活中有专门为人看病的医生，发射场上也有专门给火箭检查身体的专家。发射团的谢梦锦，就是一位专门给火箭检查身体的专家。可他自己的身体早就出了问题，却一点也不知道。

    谢梦锦是上海人。或许父辈的日子过得太苦，当他还躺在母亲的子宫时，父亲便为他想好了一个吉祥的名字——谢梦锦——锦上添花，锦绣前程！可他刚刚坠地时，小拳紧握，两腿乱蹬，第一声啼哭便惊心动魄——邻居们听了，都说他是在拼命地又叫又喊：苦啊苦啊！

    他说过，他是在妈妈的童话里长大的。他的童年，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梦。即使很多年过去之后，他也无法忘记上海外滩那块浅浅的草地：夕阳下，晚风里，妈妈领着他放风筝，惠特曼的诗句像块绵绵的软糖，从妈妈的嘴里缓缓流进他的心窝——走呀，向着那无始无终的地方走去；不要观看任何地方任何东西；只要看你可以到达而且可以超越的东西；不要想到任何时候；只想到你可以到达而且可以超越的时间；他三岁的小腿踩着摇晃的人生，好奇的双眼在天空任意放飞。

    不要上下观望其他道路；只注意伸展在你面前等待你的那一条；不要注意任何人任何神的存在；只注意你同样可以到达的境界。

    旗帜样的风筝牵着他不停地往前走呀走，他每个步点踩着的，仿佛步步都是生命欢乐的窝。那时，天空在他眼里还是一个好玩的氢气球，直到后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戈壁滩上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托举上天时，他才热乎乎地感到，他的生命其实早已属于那片天空。

    为了那片天空，当不少人正忙着用“打、砸、抢”的方式闹“革命”时，他却坚定地走出了上海船舶学校的大门，跨进了大漠深处的火箭发射场。那个时代的青年，谁的心里不是一个梦幻缤纷的世界！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刻苦学习技术，拼命强健体魄，青春和梦幻，始终与千里大漠苦苦相依。但大漠没有女人，爱的艺术已被遗忘，他30岁已经出了头，还顾不上找老婆。

    后来，他又从戈壁来到西昌，分在了他熟悉的发射团。闲暇时，他最喜欢站在发射架上看地，而他最爱向人说起的，是那个许多中国人都曾经历过的夜晚：电视里中日或中美女排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间转播信号却突然中断，随之一行字幕赫然推出：卫星租用时间已到！他说他看了后在精神上就像犯了一场大病，肚子里也总有气，鼓鼓的。于是，为了通信卫星能早日上天，他恨不得把一天当作两天用，一人分成两半使。

    可远在上海的父亲偏偏在这个时候患了食道癌！他是发射团的主任工程师，是负责测试检查火箭的指挥员，那段时间里他根本无法离开发射场。等他忙完回到上海后，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是个阴冷的傍晚，他一到家门口，便愣住了：妻子靠在冰凉的石库门上，臂缠黑纱，泪水涟涟，痴呆的双眼正焦急地望着远方；女儿趴在桌上睡着，手中的铅笔折成了两节，眼角还挂着泪痕；白发苍苍的母亲躺在床上，嘴里发出带痰的喘息；窗前的供桌上，是父亲那气息可闻的骨灰盒。他一下扔掉手中的提包，扑通一声便跪在了父亲的灵前……

    爱，重要的是在一起。可他匆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又要忙着离开家门。十年来，妻子带着一个女儿和婆婆公公在一起，又要伺候两位老人，还要哺养孩子，每晚都要忙到12点，第二天5点还要起床赶到几十里之外去上班。一个娇小体弱的上海女人，年年岁岁，日日月月，早出晚归，忙里忙外，日子过得该有多苦！可早已习惯了的妻子已懒得再说什么，只是在他离家的那个夜晚，第一次没去送他。后来他曾这样说过，没办法，军人就是军人，即使满嘴含着黄连，也只有将它嚼碎咽进肚里。

    回到部队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喉头开始隐隐作疼，有时连吃饭喝水都有一种阻塞感。这种现象到底持续多长时间了，他也说不清楚。渐渐地，他连饭也不怎么咽得下去了，还常常通夜失眠。于是他开始狠劲儿抽烟，开始用手指恶狠狠地抠着喉咙拼命地往外吐。直到后来病情恶化，情况实在不妙，他才利用在上海开会的一个机会，在妻子的强烈逼迫下走进了医院。

    经检查，他被确诊为食道癌！而且，早已到了晚期，连手术的机会也失去了！

    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二十年的匆匆忙忙，二十年的苦苦拼搏，现在终于结束了，他，也总算歇了下来——尽管结束在医院里，歇脚在病床上。他用二十年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走完了一生的旅程，最终又回到了他人生之初的上海。但他生命的小船再也撑不动了，再也撑不动了！

    其实，病魔早就向他伸出了黑手，可多年来，为了卫星，他忙惯了，累惯了，也苦惯了，因而忙、累、苦，也就成了习惯，成了自然。而他对自己的身体，从来就不在乎，也顾不上去在乎。更何况，他是一个善于把浓浓的苦难化作淡淡梦境的人，一个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是发射团的主任工程师，是测试检查火箭的专家，火箭上的每一根导线、每一块元件、每一个插头、每一颗螺栓，他都必须组织和参与成百上千次的测试和检查。倘若留有一丝隐患，则上天后的火箭随时都会毁于一旦！

    当然，假如他换一种活法；假如他改变一下习惯；假如他不是长年在山沟而是一直在上海；假如他不是整天忙于检查火箭而是哪怕抽上一个小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假如所有的假如都不是假如，那么他生命的乐章会不会另起一段？然而，命运拒绝假如。谢梦锦就是谢梦锦。他早就说过，世界是大家的，人人有份。我拼命工作，只不过是要尽到我自己的那份责任——是的，责任这东西，足以压垮整整一代人！

    可现在的他，却躺倒在了病床上。一开始，他妻子没有告诉他真情，后来他还是知道了。他天天缠着医生，硬是说自己没病，肯定是哪儿搞错了！当医生安慰他好好养病时，他明白了，然后苦苦哀求妻子，把他送回部队去。他说，就是死，我也要死到发射场！妻子当然不会同意。于是，他每日躺在床上，望着天窗，像一位冻僵的老人，默默回忆着童年的大雪，全身的每块骨头，似乎都在发着痛苦的呻吟。他真想大哭一场，却不能哭，只有晚上捂着被子偷偷抽泣。每一行泪水，仿佛都是一条伤心的河！但到后来，他再也不闹了，也不流泪了，对死亡仿佛报以温柔的向往和默默的等待。当西昌基地的领导和战友们去看他时，他只问有关卫星和发射场的情况，别的什么也不提；甚至当亲人们用真诚的欺骗来宽慰他时，他悲哀的脸上还戴着微笑的面具。

    或许，他想到了诗人斯蒂文斯的话：“死亡是美的母亲。”或许，他想到了“黑洞”物理学家的话：“没有死亡的生活，仿佛一幅画没有框架。”或许，他想到了神学家蒂利克的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死，那他还能活吗？”当然，或许他什么也没想，惟一让他感到牵挂的，是卫星，是发射场，是他的母亲、妻子以及年仅几岁的女儿！

    那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缀满星星的夜空像个忧伤的祭坛，喧闹了一天的上海出奇地静。他的眼睛微微睁了一下，像要寻找什么。他的母亲轻轻走进他的身旁，无语，无泪，只默默地望着他，像儿时望着他熟睡在摇篮。妻子也伏下身来，拉住了他的手。可他刚一抬眼见到妻子，又忙愧疚地闭上了眼睛。他当然记得他与妻子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冬天。那天，当他第一眼看到年轻漂亮的现在的妻子时，一下便感到自己过去的日子尽是一片荒凉。妻子是“右派”的女儿，从小很苦，刚上中学时，便开始天天替父亲写检查。15岁下乡到农场砖瓦场，干了整整7年，才病退回上海当了一名泥瓦工。结婚时，他曾发誓要给她幸福，没想到如今给她的，却是永远的痛。妻子带着女儿和父母一直挤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盼望他能早点转业回去，好分到一间小房。可他为了让民族在太空争得一席位置，至死也未给妻子筑起一个爱的小窝。

    这时，刚做完作业的女儿也来到了病房。女儿一见到他，便哭着叫了一声：“爸爸！”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床前，抓住他的手凄凄地说：“爸爸，我一定好好听话，好好念书……”他全身猛地一阵颤抖！他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他最喜欢的，除了宇宙，就是孩子！可他每次从部队休假回家，女儿从不叫他“爸爸”。他为此很伤心，悄悄对妻子说，女儿对他没感情。现在，他终于听到了女儿那甜甜的“爸爸”声，欣喜得嘴唇发颤。但他连答应女儿的力气也没有了！

    其实，女儿对他极有感情。在他生病住院的这段日子里，他不愿让女儿看到人生的残酷，所以总不肯让妻子带着女儿来医院。可女儿每晚都要搂着他的照片才能入睡，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爸爸呢？”平时，女儿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有人说她没有爸爸，只要一听到这话，女儿便总是骄傲地对人说：“等到国庆，我就有爸爸了！”因为十年来他每次回家休假几乎都选在“国庆”。可以后，女儿再也没有“国庆”了。

    此刻，也许是女儿的叫声感动了死神，他本已闭上的眼睛又睁了一下，终于看了女儿最后一眼。接着，他的手在床沿摸索着，突然一下举起一张卡片！那是一张纯白色的卡片，没有字迹，没有数码，连一个细小的痕点也没有。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举在空中，像是举着一段空白的人生！

    他要让女儿填写什么吗？他要女儿填写什么呢？

    他去世后不久的一天，他妻子专门去了发射场。他生前曾对妻子说过：“有空了去发射场看看，到时别忘了把我的魂带上。”于是妻子去了，流着眼泪清理了他的每一件遗物——除了技术资料，妻子只发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惟一的一笔存款：90元钱的国库券！他妻子离开发射场时，留下的话是：“谢梦锦一辈子拼得太苦，现在去了阴间，应该找块地方好好歇歇了。我要专门去苏州为他买上一块墓地。不管几千元，一定要买！”她还谈到了女儿，说女儿现在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很想爸爸！不过，也许等她长大了，就什么都淡漠了，什么都忘记了。

    这一切，能淡漠，能忘记吗？

    15.发射即将来临

    1983年8月12日，发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最后决定：1983年底至1984年4月初，在西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19月8日，国防科工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递交了关于发射卫星的请示报告。10月9日，胡耀邦、赵紫阳、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审阅并批准了这一报告。为确保发射成功，西昌基地很快成立了发射现场指挥部。发射指挥长就是西昌基地的司令员王世成。

    王世成是西昌基地的第二任司令员，由于几十年来一直拼命奔波于各个发射场，搞得心脏就像一部长年不停的发动机，心血管早就累出了毛病。几位著名的心血管专家几次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后，为他诊断的三条病因是：高原缺氧；长期疲劳；睡眠不足。所以他人还未到西昌，专供他使用的氧气瓶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可他一到西昌，屁股还没坐热，就开始满发射场地跑，搞得小护士只好抱着氧气瓶跟在他的后面一个劲儿地追。

    1983年9月13日，“长征3号”火箭和“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从北京安全抵达西昌。王世成代表西昌基地正式办理了接交手续。10月27日，张爱萍从北京飞往成都，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情况汇报。10月28日，张爱萍又亲临发射场检查工作，并反复告诫参试人员说：“一定记住，淹死的，不是不会水的！”

    12月底，卫星和火箭相继完成了在技术阵地的测试工作，共排除了卫星方面的故障25个，火箭方面的故障89个。1984年1月1日9时，“长征3号”火箭转到发射阵地。当日下午，指挥部在发射架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两天后，“长征3号”火箭便高高地屹立在了发射架上。于是，人们关注的目光，开始集中在了发射场。

    负责发射系统工作的，是副指挥长侯福。侯福是西昌基地的副司令员。火箭卫星抵达发射场后，他的觉就睡不安稳了。

    现在，火箭卫星又转到了发射阵地，患有心脏病的他，把救心丸都随时放在了身上。

    在中国走向太空的路上，侯福称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兵了。他5岁便随父亲一路要饭闯关东，16岁便当了骑兵。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左脚成了残废。1958年夏，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不久的他，被送进北京一所秘密学校指挥班学习发射导弹。1959年秋，学业期满后，他一瘸一拐，去了酒泉发射基地，担任了发射团的副参谋长。1966年，为了发展中国的中程导弹，上级决定由他负责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型的竖井发射场。他二话没说，当即便迈动残腿，率部踏上了长白山那千古洪荒的冻土地带。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漫天的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泛滥成灾，正常的科研秩序已被完全打破。可他一走马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没房子住，他就住进一间猪圈里，顶上用牛毛毡一盖，地上用稻草一铺，四周的墙壁用稀泥一糊，被子一扔，倒下便睡。长白山的冬天，气温低达零下43摄氏度。猪圈四面透风，犹如冰窖，他常常睡到半夜就被冻醒。冻醒后干脆再也不睡，点燃蜡烛看图纸。

    一次，一队红卫兵冲进了正在施工的工地，硬要施工的人员去“闹革命”。他闻讯后赶到工地，拨开人群一步跳到车上，大声问道：“谁是红卫兵的头头？”“我就是！”一位小白脸挺胸站了出来。“我是这儿的最高指挥官，”他拍了拍胸脯说，“我现在宣布，从今天起，任何人不得跨越这儿一步！若是有人胆敢违抗，我就打断谁的腿！”说完，“刷”的一声，竞拔出了锃亮的手枪！从此，再也没人敢去工地“闹革命”了。

    三年后，一座新型的竖井发射场大功告成。然而，就在1969年深秋的一天，有人却突然跑来通知他：速回戈壁参加“清队学习班”。这一年，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三名宇航员登上了月球。他却一脚跨进了牛棚。在蹲牛棚期间，他们的伙食常被管理人员贪吃。他为此十分恼火，找到管理员说：“我们要自己成立炊事班！”对方冷冷一笑：“好啊，谁来当班长？”他胸脯一拍：“老子来当！”结果，他真的当了炊事班长。

    在这段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里，他的神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常常在晚上对着夜空拼命吸烟，仿佛人间的辛酸苦辣，他都要全部吸进肚里。他还成天骂人，骂鸡骂狗，骂天骂地，有时睡到半夜，也会突然坐起，张口就骂。有时闲着无聊，他便提着一个菜篮上街买菜。可等他提着菜篮在街上转了一圈之后，提回来的仍是一个空空的菜篮。也许是他当过骑兵的缘故，他还喜欢靠在墙根一边晒太阳，一边掌鞋。一把锤子，一盒钉子，整天敲得当当响。不管是好鞋还是烂鞋，他都要拿出来敲打几下。

    像一名待命的将士，随时作着远征的准备。以致当有人问他小女儿：“你爸在部队是干什么的？”女儿回答说：“掌鞋的！”

    直到1974年，他这个所谓的“特务”才终于接到了平反通知书，去山西的一个发射基地担任副部长。等三发导弹一上天，他又于1976年来到了西昌。他对部队的管理一向很严，对西昌发射部队的管理就更严。因此，西昌基地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相当严厉的人，而且脾气大得吓人！一位老干部说：“侯副司令发起脾气来，像一门冲天大炮！”他的老伴说：“文革中，他一发起脾气来，见了石头都要踢两脚；要是骂起人来，连老天也能骂个窟窿。”他女儿说：“我爸发起火来，一拳都能将电话砸烂！”他自己也说：“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脾气厉害。不过，我的脾气是有历史的。”

    在朝鲜战场上，一个连长晚到了5分钟，他让这个连长在坑道里站了整整一个通夜；从朝鲜回国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地方的干部骂警卫员是“土匪”，他上去一拐子就将那人打翻在地。为此，他挨了个记过处分。他到西昌后发现一个团站因管理不严，翻了车，死了人。他让连以上的干部直挺挺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进行集体训话。几十个干部除了呼呼的出气声，没人敢吭一声。事后，从团到连，他一家伙就撤掉了好几个。一位团职干部在机关大院采摘黄果兰时，竟连花带枝一起折断。被他碰见后，他先将这个干部狠狠训斥一顿，然后再罚这个干部在太阳下站了一个小时。在选择西昌一级火箭的落点区时，视察的飞机必须贴着云雾缠绕的山顶反复盘旋，因而危险性很大，下属们坚持不让他上飞机。他一下就火了，手中的笔记本一甩，说：怕个尿！死了不就100多斤肉！说着，推开众人，登上飞机，将背包带往自己腰上一系，然后一边趴在舱口察看地形，一边用手抠着脚丫。

    然而，厉害只是侯福的外表。一位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说：

    “侯副司令很像美国的巴顿将军，带兵严，用兵狠，但爱兵真！”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也说：“别看侯副司令外表厉害，其实，他是关公脸，菩萨心！”事实的确如此。你若与他聊天，他会亲手递给你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橘子，说：“吃，不吃白不吃！”你若与他同在食堂吃饭，或者一起散步，他会笑呵呵地问你：“老家地瓜够吃吗？”

    “昨晚又想媳妇了吧？”一次，他老家东北来了人，说家乡收成不好，想请他想法帮忙买几十吨化肥。他说：“我是搞导弹的，又不是造化肥的。你们当领导的是干什么吃的？”可第二天他就到处托人找门路想办法，还是给搞到了化肥。去年的一天，他在发射场处理一个紧急情况，已过中午1点了，一位战士给他送来一碗水饺。正忙得焦头烂额的他一下火了：“吃什么屁水饺？去去去！”第二天，他突然想起了这事，忙给那个连队的指导员打电话说：“请一定转告那个小战士，就说我昨天的态度不好，向他赔礼道歉，请他原谅！”所以，他给官兵们的印象是：既可亲，又可怕！

    现在，火箭和卫星全都转到了发射阵地，侯副司令员那本来就缺少笑容的脸上就更显得严峻了。他和参试人员一起，经过约20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火箭卫星的测试检查，并对出现的49个故障做了妥善处理。

    至此，卫星发射前的所有工作全部准备就绪。于是指挥部决定：1月26日晚正式实施发射！

    16.远离发射场的女人

    1984年1月26日，无疑是西昌发射场所有人员最为关注的一个日子。而以另一种感情和另一种方式关注这个日子的，还有那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她们虽然都不在发射场工作，甚至大多数人连发射场看都没看过一眼，可她们所付出的心血，应该说与西昌基地的官兵们具有同等的分量。

    多年来，这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只知道丈夫工作的地方很神秘——神秘得不能问，所干的事情很重要——重要得不能讲。她们一月两月或者半年能收到丈夫的一封信，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能与丈夫团聚一次，便是爱的全部内容。尤其是西昌基地创建初期（80年代以前），由于保密原因，所使用的通讯地址全部是：四川成都市376信箱XX组。然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通讯地址，却“坑害”

    了不知多少远离发射场的女人！她们为丈夫能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工作而感到高兴，想像着有一天能去“天府之国”游逛一次，该是多么的幸福！后来当她们真的去部队探亲时，便提前向丈夫发去接站的电报。可当她们千里迢迢、兴冲冲地赶到成都时，乱哄哄的车站上亲爱的丈夫不但没有出现，反而连个影子也见不着！尽管如此，她们只好找个地方坐下来，开始耐心地等待。直到整整一个晚上等过去之后，她们才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丈夫肯定是等不来了。于是，她们拿着信封，开始了对那个梦魂牵绕的“376信箱”的苦苦寻找。她们从东问到西，从南问到北，用了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的时间，几乎跑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旮旮角角，就是找不见那个明明写在信封上的“376信箱”。最后，等腿跑酸了，嗓子问哑了，泪流干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这才气愤地把“376信箱”一把撕了个粉碎，被迫踏上了回家的路途。而后再将一肚子的怨气、火气连同多年来两地分居“培养”的怪脾气，全都一块儿撒到丈夫的头上。

    （直到多年以后，她们才终于闹明白，原来那个既“诱人”、“迷人”

    而又“骗人”、“害人”的“376信箱”压根儿就不在成都，而是在离成都千里之外的西昌。）然而，当她们后来得知之所以要挂出个“376信箱”的“假招牌”，为的是对西昌发射场保密时，她们又从心里原谅了长年默默苦干却还要隐名埋姓的丈夫。于是只有军人的老婆才可能具有的那份情、那份爱、那份或许是和军人与生俱来的难割难分的缘分，又像从前一样死死地系在了西昌卫星发射场上。

    现在，14年的艰辛日子转眼过去了，这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有的已随军到了西昌，骄傲地成了西昌卫星基地的一员；有的则依然还在千里之外的老家，苦苦支撑着一个军人的“半壁江山”。无论是已经随军的，还是仍在老家的，其命运都是一个样：

    依然远离发射场！然而，当西昌要发射卫星的消息一经传出后，这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的心，就像事先开会约定好了似的，一起投向了西昌发射场。

    远在老家的，心情几天前就开始起伏变化了。有的赶紧给丈夫写信，除了鼓励丈夫要好好工作，争取立功之外，同时也千嘱咐万叮咛：一定不要扳错了开关，发射时不要靠火箭太近，火箭万一掉下来要注意躲避；有的平时本来不看报，那段时间里却天天到处找报看；还有的则日夜心神不定，心里老是惦记着西昌发射场，惦记着发射场上的丈夫，整天像丢了魂似的，掰着手指算着发射卫星的日子。

    已经随军到了西昌的，关注的心情就更为复杂了。由于这部分家属就在部队内部，有关发射场的各种消息随时都可听到，各种危险的传闻甚至谣言也能随时灌进耳朵。再加上她们每天亲眼看见丈夫来去匆匆、熬夜加班、辛辛苦苦的样子，所以内心同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虑，只不过这些忧虑更为现实一些罢了。

    比如有的丈夫在100里之外的发射团工作，每个周末才能回家一次，有时加班太忙，要两周才能回家一次。于是每次到了丈夫回家那天，她们总是提前下厨，把一周来省下的好吃的，全都拿出来一一做好（有的因家庭太穷，整整一周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连一次肉也舍不得买，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即便是一种十分廉价的菜，也总要想法做出好几个花样。然后就是和孩子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有时丈夫未能按时回来，她们无论等到多晚，也不先动一下筷子。可丈夫回来后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卫星怎么样？”好像发射卫星是她们家里的事情。第二天，丈夫离开家门时，她们还要唠唠叨叨地交待诸如“操作时一定要小心”“手指头千万别乱动”“方便面不能泡得太久”“下班后一定记住要关电”等各种注意事项，就像一个老班长向新兵交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

    尤其是丈夫在加注中队工作的家属，那就更是操不完的心了。因为去年第一次燃料加注演习时，曾经出现过燃料泄漏事故，在全基地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所以有的家属总是心有余悸，甚至连晚上做梦也会梦见发射场燃料爆炸，火光熊熊。于是，为了图个吉利，保个平安，有的家属就专门上街买回一块红布，然后自己动手，将红布做成一条红裤衩和一条红腰带，再逼着丈夫穿在身上。有的则让丈夫在手腕上系上红线——系一根还不行，必须要系几十根——如果是30岁，就要系30根；如果是40岁，就要系40根。一根不能少！说是有了红裤衩有了红腰带有了红线线，就可逢凶化吉，就能遇事平安。但丈夫们毕竟是男人又是军人，为了男人的面子军人的自尊，有的丈夫开始坚持不穿不系，可老婆不让出门。后来只好乖乖地把红裤衩穿在了身上，红腰带系在了腰上，红线线系在了手上，才顺顺当当地去了发射场。

    还有一类远离发射场的女人，她们的心情和故事更为复杂。

    她们是在1月26日之前来部队探亲的。这类家属在部队被称为临时来队家属。有的来自山东或甘肃，有的来自陕西或东北。

    她们当中，一部分纯属正常探亲，正好赶上了西昌要发射卫星：

    一部分属于既为了探亲又为了看发射卫星，两者兼而有之；还有一部分则完全就是为了来看发射卫星。有的已经来了十天二十天，有的才来了一周或者两三天，有的则刚刚下了火车，屁股还没坐热。这类家属来西昌，应该说既是为关心丈夫又是为关心卫星，可谓情真意切，魂系西昌。然而很不走运的是，在卫星发射前夕，西昌基地对此作出一条规定：临时来队家属必须在卫星发射前全部返回老家。其理由一是为了让丈夫集中精力参加发射任务；二是为了家属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规定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其主要原因是：近几年为了准备发射卫星，不少干部已经两年甚至三年没和老婆孩子见面了，夫妻间的那份感情债需要加倍补偿不说，家里有许多积压下来的事情也需两人商量处理。再就是这些家属大都来自很远的北方，来之前全都做好了到西昌过冬的准备（因为西昌有“小昆明”之称，故都专门选择冬天到西昌探亲）。现在突然要被“赶走”，感情上难以接受不说，回去后连过冬的煤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更何况，这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虽然自己不在发射场工作，对发射场同样有着很深的感情。现在，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发射卫星的时候到了，她们当然也很想看一眼那火箭卫星飞起来的时候到底是个啥模样？可万万没想到，部队却要将她们全部“赶走”（有的几经转车已经到了成都，也在成都火车站就被截了回去）！她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理解部队这个规定的“理由”，只知道爱自己的丈夫，只知道十几年来她们那一颗伤痛累累的心早已和丈夫一起死死系在了西昌发射场！

    然而，部队就是部队。在发射前夕，凡是来西昌基地探亲的家属全都离开了西昌。丈夫们与妻子作别时，依依不舍，苦泪涟涟，颇有点当年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味道。于是到了1月26日这天，平常不时有女人的笑声像山风一样荡起的发射场区内，见不着一个家属的身影。尤其是一些很偏远的测量站，本来没有女人的日子就像没有太阳的天气，现在仅有的两个家属突然一个不剩，连空气仿佛都显得稀薄起来。

    令人感动的是，这些为了卫星而刚到西昌、为了卫星而又不得不离开西昌的军人家属们，人虽然回到了老家，心却依然留在了西昌。她们牵挂着自己的丈夫，也牵挂着中国的卫星——刚一到家便马上向丈夫发去电报：“我和孩子总算回了家。请一定安心工作，千万别牵挂我们！”然后，就在心里默默等待着发射卫星的日子快快到来。甚至有的还悄悄跑到庙里，点燃一炷香火，双膝跪在地上，祝福丈夫平安无事，祝福卫星顺利升天！

    等到1月26日这天，当窗外的雪花正把隆冬的寒意一个劲儿地抛向大地时，这些远离发射场的女人们又和家里的老人孩子一起，早早便围坐在一个收音机旁，一边啃着大饼或者窝窝头，一边老老实实地等侯着发射卫星的好消息。

    然而，她们等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没等到西昌的任何消息……

    17.首次发射失败

    1984年1月26日这天，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卫工作便开始启动。为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畅通，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万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护线等任务。基地还提前向地方有关部门发出通知，让发射场附近的老百姓暂时离开家门，到别的地方躲避一下。于是，大部分老百姓头天晚上就远远地离开了发射场区。有的彝族同胞干脆跑到大山顶上，临时搭个草棚或者找棵大树隐藏起来。因为西昌是第一次发射火箭卫星，谁都没见过发射是个什么情况，会有多大危险，加上各种谣传甚多——有人说燃料一旦爆炸，整个山沟就会一片火海；火箭一旦从天上掉下来，山沟里所有的人都得炸死！所以，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心理，把火箭视为妖魔，把发射日视为灾难日（这与后来把看发射火箭当过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有的吓得魂飞魄散，带着老婆孩子和家里的主要财产，早早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逃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去了。

    12时整，发射程序开始以倒计时进入。全体参试人员，提前吃完中午饭，便各自进入了岗位。平常闹哄哄的大山沟，像是有人一声令下，突然间便开始沉静下来。下午3点，发射进入5小时程序。发射测控室主任李联林正在组织对火箭进行第二次功能的测试时，突然发现火箭平台出现了很不稳定的现象。李联林是基地有名的脑子反应快的年轻指挥员，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他马上召开了一个只有5分钟的紧急会议。接着一声令下，率领着几位技术人员快速冲上77米高的发射塔架，然后按照预案迅速更换仪器。

    但仪器更换完毕后，当他们再次对火箭平台进行测试检查时，平台不稳定的现象依然存在，故由此判断：故障原因是火箭陀螺平台本身的问题所致，必须更换火箭平台！李联林当即将处理结果向“01”发射指挥员佟连捷作了报告。佟连捷很快下达了中止发射程序的命令。于是，发射场像一锅眼看就要烧开的水，火又突然灭了下来。

    当晚，发射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重新更换火箭陀螺平台；1月29日重新组织发射！

    到了1月29日午时12点，各系统再次进入发射程序。下午3点20分，北京下达了发射进入“5小时准备”的命令。西昌、西安、北京、太平洋，沿途数千里的航线上，庞大而复杂的卫星发射测控系统做好了随时捕捉火箭卫星的一切准备。晚8点24分2秒826毫秒，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携带着“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的“长征3号”火箭腾空而起。火箭笔直上升大约10秒钟后，开始按程序向东南方向拐弯，而后加速向太空奔去。在发射场附近观看发射的人群，顿时欢呼雀跃。坐于指挥大厅的各位首长和专家们，也鼓响了热烈的掌声。山里山外，一片欢腾！

    “火箭一级飞行正常！”“火箭第二级飞行正常！”随着调度指挥员那此起彼伏、惊心动魄的的报告声，载着卫星的火箭在广东汕头特区北部上空跃出大陆，向着太平洋上空直奔而去。

    “火箭第三级第一次点火成功！”沸腾的指挥大厅里，又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专家们这时却很冷静。因为火箭第三级第一次点火成功，并算不了什么，关键要看火箭第三级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火箭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是世界上难度相当大的一个新技术，当时只有美国才运用过此技术；只有火箭的第三级在空中顺利完成第二次点火，那今晚的发射才算成功。所以深懂内情的专家们这时还不敢高兴得太早。

    “火箭第三级第二次点火成功！”从遥远的太平洋上空，突然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报告。专家们全都一下站了起来，热烈鼓掌。

    然而，失败之神，偏偏就在人们纵情欢呼之时突然叩门——火箭第三级第二次点火刚刚点着，便突然失常——大屏幕上那橘红色的指示光点渐渐离开了理想的轨道，向着右下角缓缓沉去……刚才还欢呼跳跃的人群，坠人了迷茫之中。当“长征3号”火箭从西昌腾空而起并向着预定轨道急速飞去时，位于秦岭脚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同样处于一片热烈的狂欢之中。然而，接踵而来的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无情——中心计算机最后送来的数据明确表明：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在空中点火后仅仅过了3秒钟，便突然熄火！

    由于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突然熄火，火箭一下失去了推力，只能靠惯性往前滑行。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火箭姿态控制系统仍工作良好。于是，火箭起飞1245秒后，火箭上的程序控制系统器顽强地发出了“星箭分离”的指令，已拼尽了全力的火箭将卫星勉强送人高度为400公里的椭圆形停泊轨道后，便再也无力将卫星送人同步定点所需的大椭圆轨道了。

    通信卫星不能进入预定的大椭圆轨道，卫星就无法与地面实行通信，已经发射上天的卫星无疑等于是一块废铁！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耗费了14年心血的航天人那万分悲痛的心情，可想而知。几位火箭总师当场便落下了热泪。但感情不能代替现实。现在的问题是，这颗价值连城的通信卫星正按自己的意志谁也不予理睬地往下滑行，倘若能将它及时抢救过来，尚可当作一颗低轨道卫星使用；如果不能及时抢救或者根本无力抢救，那这颗卫星很快便会从天坠落下来，或葬身海底，或毁于山岩。

    正当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专家们为此懊丧万分焦头烂额时，国防科工委的特急电文从北京飞到了西安：全力以赴，抢救天上的通信卫星！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很快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乃至激烈的争论，一个大胆而又富有创意的方案很快形成：第一步，采用多大线、多区域、多跟踪站的手段对卫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测量，首先想法抓住天上失控的卫星，以确保各种预报数据的准确性；第二步，抓住机会，强令断开卫星上的加热器，以保住卫星上的剩余电能；第三步，在调整卫星姿态的基础上，抢在卫星进入“盲区”和电池耗尽以前的第13圈点燃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从而将卫星重新送入高空轨道！

    这个紧急抢救卫星的任务，落在了闽西和渭南测控站的肩上。在遍布大陆的航天测控网中，只有这两个测控站是能控制通信卫星的全功能的大型测控站。如此艰巨的任务能落在他们的头上，既叫他们高兴，又令他们担忧。因为天上的卫星现在如I一-匹脱缰的野马，到底处于太空的什么位置，究竟运行在一条什么样的轨道，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它捕获，并让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无疑等于大海捞针！然而，当“紧急集合”的哨音刚一响起时，两个测控站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立即便从夜梦中进入了各自的岗位。中心计算机首先对天上的卫星作出了粗略的预报：卫星正从西半球飞快地转个身来，再过10分钟左右，就要从我国的可控领域飞过。于是，两个站的5部雷达，同时迅速启动，将搜寻的目标对准了卫星预定出现的空域。

    “渭南155发现目标！”报告声刚一响起，人们禁不住一下欢叫起来。可只片刻工夫，报告声又响了起来：“155目标丢失！”

    怎么办？再过两三分钟，卫星又将飞出大陆可测控的空域。

    若是这次抓不住卫星，往后的形势就会更加严峻。人们的心情有些紧张起来。

    这时，闽西突然又传来报告：“闽西450发现目标！”测控中心指挥员立即下令：闽西抢发指令，断开卫星上的加热器！然而，由于目标已到了跟踪范围的下限，尚未等闽西的指令发出，卫星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逃走后的卫星以每96分钟绕地球旋转一圈的速度继续狂奔，转瞬间便又一次进入了大陆不可见空域，只有等到第11圈或第13圈以后才可能再次出现在本土的上空。由于卫星上的蓄电池在不断消耗，所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卫星便向坠落一步步逼近。经计算，如果在20小时之内不能将卫星抢救回来，那卫星定将成为一颗死星！

    1月30日晨，闽西、渭南两个测量站的参试人员经短暂的休息后，又提前5小时进入了岗位。上午11点零3分。各测量设备再次启动，所有的天线全都一起指向了卫星即将到来的空域。但10分钟过去了，所有的雷达没有捕捉到卫星的影子。而此刻，无论是北京还是西昌，或者是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都在焦急地等待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消息。连北京的老将张爱萍，从昨晚8点到现在，也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张爱萍听了测控中心“飞控组”的点火方案和大家的顾虑后，打电话指示说：“只要你们做到了全力以赴，如果还找不准卫星姿态，万一打到国外去，出了问题我负责！”

    将军的这番话，给测控中心的专家们以极大的鼓舞。12点18分，闽西、渭南两个站再次开始对卫星第11圈进行搜寻。可眼看10分钟又要过去了，两个站所有大大小小的雷达都未发现卫星的踪影。测控中心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甚至有人发出了叹息，对卫星的抢救感到失望。

    “转用第二方案跟踪，所有雷达转向第二空域！”闽西测控站的指挥员果断下达了新的命令。就在这时，操作手又惊又喜地发出了报告：“发现目标！”紧接着，另一部雷达也发现了目标。

    中心指挥员当即向闽西下达了命令：“立即发令断点！”

    闽西测控站立即通过巨大的微波向天上的卫星发出了R32和R67两条控制指令。片刻，测控中心便接到了闽西测控站的报告：“卫星已开始执行指令！”即是说，卫星执行了地上发去的指令，其电能便可保住；卫星只要还有电能，就能继续工作。接着，在测控中心的统一指挥下，卫星在太空中按照人的意志翻转了90度，从而确定了卫星向更高轨道飞去的新的姿态。但这已是卫星飞行的最后一圈了。如果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成功地点燃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那卫星便可再次飞向更高的轨道。

    问题的关键是，要达此目的，就必须要向卫星发去一条极其特殊的指令：R26指令！

    这是一条极其神秘而又神奇的指令。这条指令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在通信卫星人轨、定点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通信卫星发射上天，最后定点于赤道上空，是通过地面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变轨之后实现的。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次变轨，就是当卫星运行到离地球最远的那一时刻，由地面向卫星发出R26指令，让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在空中点火。但这种远地点发动机只能是一次性点火，点火成功了，卫星便能进人大椭圆轨道；点火失败了，卫星就彻底报废。

    惟其如此，在西安测控中心向卫星发射的数百条指令中，惟有R26这条指令，按上级的严格规定，是绝对不允许事先储存进计算机内的一条指令。其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地面人员在操作中发生误操作而将卫星毁于一旦。这条指令由研制遥控终端的专家用手先一笔一笔地写下来，平时由机要人员专门负责，将其锁在保密柜里，不准传看，不准复印。每次发射卫星时，除了指挥长、主要作试参谋以及负责软件操作的主操作手之外，任何人不允许接触。可以接触这条指令的几个人，也绝对不许记录，不许背诵。只有等到需要发送这条指令时，才由保密员和机要员一起从保密柜里取出，然后送到软件操作员的手上，再在有关专家的监督下，将这条指令的密码写入计算机里。

    显然，要发送这样一条指令，事关重大，且成败在此一举。

    但事到如今，测控中心的专家们也别无选择，只好孤注一掷。于是，1月30日下午4时9分25秒整，当失控了20个小时的卫星最后一次出现在大陆可见空域时，西安测控中心果断下达了命令：“闽西、渭南，发送R26指令！”闽西测控站立即发出了R26指令。10秒钟后，渭南测控站紧跟着也补发了R26指令。

    结果，R26指令发送成功！西安测控中心大厅一片欢呼。

    70多个小时没有合过眼的几位测控专家相互拥抱在一起，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由于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获得成功，一颗本来已经濒于死亡的卫星，又变成了一颗有试验价值的低轨道卫星。当晚7时整，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正式向国人宣告：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低轨道的科学试验卫星！

    遗憾的是，由于火箭第三级在空中的第二次点火失败，卫星最终未能进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与地面的通信，故就发射通信卫星而言，这次发射依然是一次失败的发射！

    18.老总与“少帅”

    通信卫星首次发射失败，对西昌基地的全体将士们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经过这次实战，验证了火箭的设计方案，暴露了存在的薄弱环节，为再次发射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于是，从1984年2月20日开始，新的火箭和新的卫星又在技术阵地开始测试，至3月26日顺利结束。经指挥部研究决定：4月8日，再次实施发射！

    但就在离发射日还有一个星期时，问题发生了：在技术阵地的一次总体检查中，火箭控制系统所控制的摇摆发动机出现抖动！这当然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但发射测试室主任——“120”指挥员李联林却显得较为冷静。

    他是这项测试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在他记忆中，这个问题并非新问题，在去年的合练中就曾经出现过。但为慎重起见，当天晚上他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认真翻开了他的“秘密武器”——记有几十万字的测试笔记本。当他找到了那次测试的原始记录，并查到了可靠数据，而后再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这次出现的发动机抖动现象不会影响发射，到发射那天等平台打开后，抖动现象会自动消失。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进山洞。可他刚准备组织新的项目测试时，作试参谋突然跑来通知他：“去指挥部开会。”

    “开什么会？”李联林不解地问了一句。“指挥部扩大会议。”

    作试参谋说，“火箭出了问题，要重新查找故障，工作暂不往下进行。”“没有什么问题呀！开什么会？”“不行，老总已经和司令员说过了，司令员也同意开会研究分析一下。”李联林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赶去指挥部参加会议。

    在西昌发射基地，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李联林的大名。这位两年后成为“01”发射指挥员、发射团副团长的年轻指挥员，这时年纪不过30岁。他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火箭将军——“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指挥官李福泽。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也许是命运使然，李联林刚满16岁便闯入了吕梁山中的发射团发射连。由于他聪明能干，当年便成为一名操作手第一次参加了发射导弹的任务。1972年，他又跨进了长沙工学院，专攻导弹控制系。四年苦读，如虎添翼。可当他大学毕业回到连队时，他的父亲这时已被江青点名为“黑司令”，他在一夜间也就由“火箭王子”变成了“狗崽子”，本应提十的他也只有继续当老兵睡通铺了。在那段痛苦的岁月里，他每天早出晚归，去大山沟里打猪草。一边打猪草，一边开始读书。读《力学》、《拓扑学》，读《孙子兵法》、《拿破仑传》，也读《三国》和《毛选》。一本美国人写的《非线性控制论》英文原版，被他啃了个稀烂。同时，他还向世界上最复杂的数学难题发起过冲击。直到他当了近10年的老兵才被提为干部，而后调到了西昌基地发射团。

    发射团的人都知道，李联林干起工作来堪称“亡命徒”！他讲究效率，喜欢大刀阔斧，干净利落，讨厌拖泥带水。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妈的，玩命了！”因此，一旦他发现有人在工作中拖拖沓沓，玩忽职守，他就会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可当评功授奖时，他首先提名的，又往往是他曾经骂过的人。但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又可以称得上是个“稀拉兵”。他的兴趣极为广泛，冬天溜冰，夏天游泳，桥牌、象棋、军棋、围棋，自是不在话下，大学时还享有“围棋高手”之称。他的乒乓球夺过全团之冠，他率领的“山沟桥牌队”击败过“北京桥牌队”。每逢节日，他便和一堆“光棍”们厮混一起：拱猪、升级、争上游。输了，钻桌子、跪砖头、顶被子、喝凉水，从不赖账！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下围棋。他说：

    “—围棋不仅可以培养一种大将风度，而且常常能激起我拼搏的欲望。”或许正是这种欲望滋长了他的勇气，他敢于讲真话，容不得半点虚假，只要认准是理，天王老子也不让。再加之他才华横溢，年轻气盛，生性狂放，胆魄过人，直言快语，无拘无束，所以他在西昌基地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无论是喜欢他的也罢，不喜欢他的也罢；说他好的也罢，说他不好的也罢，有一点都不得不承认：李联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甚至有人还送了他一个“少帅”的美称。

    当李联林来到会场时，近百名将帅、专家，早已济济一堂。

    李联林自知自己的职务最低，资历最浅，年纪最轻，便颇有自知之明地找了个最靠边的座位坐了下来。会议开得简洁透明。各系统负责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一致的意见是：原计划内的工作暂时停下来，先对昨天出现的故障作一次检查，等故障排除后再往下进行。

    按常规，这个意见无可厚非，也在情理之中。李联林对此却难以接受。在他个人看来，昨天出现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故障。就像一个人，本来没有毛病，却要全身上下里里外外作一次检查，完全没有必要浪费这个时间。而且，他是发射测试室的主任，查这个故障的任务完伞是落在他的头卜、他自认为没有故障，怎么去查？从何而查？于是，眼看着会议就要结束而又没有一个人有反对意见时，性情急躁、敢于直言的李联林禁不住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我认为，昨天总检查出现的情况属于正常，火箭没有故障！”

    李联林话一出口，掷地有声，全场的目光都盯在了他的脸上。李联林当然知道，在这个会上他是最没资格讲话的一个——发射指挥部的会议，他是没有权利和资格参加的，只因为今天是扩大会议，所以才扩到了他的头上。但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不得不讲：“火箭控制系统出现的这种抖动现象，完全是因为我们在地面测试过程中，由于测试方法而引起的干扰信号所致。根据我去年作过的100多次试验表明，火箭现在出现的这种现象，不是火箭本身的故障，等到时发射平台打开后，这种抖动现象便会自动消失。因此，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去重新检查什么故障！”李联林刚一讲完，有专家便站起来谈了反驳意见。于是，两人当场便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

    但最后，主持人还是宣布，按刚才研究的意见办。

    自认为真理在手的李联林便上了脾气，会还没结束，便屁股一拍，转身出了会场，还生气地甩出一句话来：“要查你们查，我不管了！”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只在瞬间，便会更改原有的轨迹。这天的李联林如果俯首帖耳，听之任之，那后来的结果肯定是另外一个样；但他当众发了脾气，讲了真话，这脾气这真话又被司令员和老总们看见了听见了，而司令员和老总们看见后听见后又能以事业为重而不计小节——司令员和老总们见李联林气冲冲地走了，马上便叫一个副参谋长去把他追回来，要听听他到底有什么解决问题的绝招？

    于是，副参谋长出门叫住了李联林，问：“你说火箭没有问题，你能证明火箭没有问题吗？”李联林回答说：“当然可以！”“那需要多少时间？”“半个小时！”“那好，你跟我来。”李联林这才又跟着副参谋长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然后向司令员和老总详细谈了自己的意见，并讲明了检测火箭的方法：先把发射平台全部打开，对火箭进行一次模拟发射试验。

    指挥部同意了李联林的这一试验方案。有关人员当即随同李联林驱车赶到发射场，经过短暂的准备，除了最后不按动“点火”发射电钮外，一切照发射程序进入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火箭没有问题——真理的王牌，在持不同意见者李联林的手上。

    双方皆大欢喜。发射场的测试工作，继续按原计划进行。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又减少了多余的扯皮。

    可事后的李联林转念一想，头上竟冒出了一片可怕的冷汗。

    想想，当着那么多大专家、大人物的面，他竟无所顾忌，口出狂言，万一后来的结果证明不是他对了而是他错了，他的人格，他的自尊，他的水平，他的脸面，岂不全部完蛋！然而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它有时会像枪口一样逼着一个人成为胆大包天的强者。

    当这种后怕转瞬过去之后，李联林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单位，一个会场，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有一种声音，那岂不更为可怕？

    19.火箭再次发射

    1984年4月8日，是西昌再次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日子。这个日子首先让气象工作者感到头疼。因为从4月初起，西昌便进入雷暴季节，如何准确选择最佳发射日，便成了压在气象工作者心上的一块石头。近两年来，基地的气象工作者们认真查阅了西昌地区1939年以来的气象资料，翻看了近10年的历史气象图册，同时还验证了350多个雷暴预报指标，并派出雷电报警观测组，走访了当地许多的气象哨所。为了报准这次发射的天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先生也来到了西昌基地，指导天气会商；基地气象台还专门请来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彝族老人，每日上山观察天气，提供情报。最后，通过对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气象部门作出了4月7日至9日天气较好的结论。于是，国防科工委决定：4月8日晚实施发射！

    但天有不测风云。虽在理论上预测4月8日是个好天，到了4月8日还是不是好天，谁有绝对把握？所以4月8日这天天刚蒙蒙亮，负责气象预报的参试人员便早早起了床，走出房门或者爬到山上，提心吊胆地看老天的脸色去了。而这天对其他人员来说，也同样是个难以叫人心平气和的日子。因为通信卫星的发射，今天已经是第三次组织发射了，要是再打不上去，“发射窗口”就会越来越小以至完全没有。再说，又如何向国人交待？

    好在这天上午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发射场的上空，一片宁静安详。中午11点进入发射8小时程序后，各系统设备也运转正常。不过，各系统仍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特别是发射系统，每一步工作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为昨天晚上的教训至今令他们心有余悸：发射团加注中队在加注火箭常规燃料的时候，一个阀门因质量问题突然出现阀瓣脱落，四氧化二氮刹那间急剧向外喷出，整个加注泵间顿时弥漫了棕红色的滚滚烟雾。

    在此紧要关头，发射团三中队的操作手们冒着有毒气体奋不顾身冲入泵间进行抢救，最后才排除了故障，保证了火箭低温燃料加注的继续进行。

    下午5点——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2个小时，老天爷好像要故意作对似的，突然在发射场的上空卷起层层乌云，随之还下起了豆大的雨！刚刚还沉沉静静的发射场，很快出现了一片躁动。几位搞气象预报的同志在发射场上围着高高的发射塔架跑来跑去，随时传递和交换着各种情报信息。表面上显得很是冷静，内心却比谁都着急。而在发射场东边的一个角上，总总师任新民、火箭总师谢光选、火箭副总师王之任、卫星总师戚发轫等几位航天专家，更是焦虑万分。他们有些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时而望东，时而望西，雨水打湿了他们花白的头发，不一会儿，全身的衣服也都湿透了，却分不出哪是雨水哪是汗水。

    天上的雨还在下着，发射场的气氛愈加紧张。尽管发射场和火箭本身均已采取了周密的防止雷电击打的措施，但低温燃料火箭的特点，就是最忌讳雷雨天发射。所以，面对乌云密布的天空和淅淅沥沥的雨点，指挥员们的决心有些犹豫起来：是马上中止发射？还是程序继续往下进行？发射时雷雨是肯定消失？

    还是会突然增大？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发射指挥部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指挥长和专家们赶到指定地点时，个个气喘吁吁，神色严峻，相互就在草坪上随便一坐，便开始了会议。会议对有关的几个问题简单议了议后，便把焦点集中到了气象问题上：两小时后实施点火发射时，到底会不会出现雷雨？这个问题必须由气象科科长吴传竹正面回答。

    大腹便便的吴传竹平常是个很随意很潇洒的人，但值此关键时刻，一旦要他一锤定音，心里也难免有些紧张。西昌是第一次发射，再加上“长征3号”火箭又是第一次使用低温燃料，而这种低温燃料对雷电又最为敏感，火箭起飞后万一碰上雷电，便会毁于一旦！现在，离火箭点火发射还有两小时，两小时内老天会有什么变化，两小时后老天又会是什么脾气，谁说得准？预报对了，万事大吉；预报错了，自己坐牢掉脑袋倒是小事，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希望，如何了得！但推卸责任，不是吴传竹的性格。

    经过短暂的思考后，他从人群中一步站了出来，尽管说话时神情有些紧张，但语气却很肯定：“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资料来看。7点前后发射场区上空不会再有雷雨，地面风小于5米／秒，完全可以发射！”“能保证吗？”指挥长问。“我们是立了军令状的！”吴传竹答。

    听了气象科长这番话，多数专家放心了，但仍有少数专家半信半疑。因为气象科长毕竟是人不是神！为了慎之又慎，有关部门很快又请来了一位70多岁的彝族老人。这位彝族老人中等身材，脸膛黝黑，头戴一顶羊角帽，身披一件“查尔瓦”，眼睛里充满了一种很容易让人看出的得意与自信。此老人最大的嗜好是喝酒，据说他饭可以不吃，但酒不能不喝，3斤酒一次灌进肚里，依然还能分清天上人间东西南北。这是一位有着相当丰富气象经验的老人，在西昌一带享有“活气象”之称。为了给这次发射选准一个好日子，他已经带着酒壶蹲在山上连续观察了5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了。所以当他乐呵呵地来到发射场接受指挥部的“考验”时，只老老实实地说了一句：“等一会儿就是好天。”

    “会有雷雨吗？”有人担心地问了一句。“不会有雷雨！”老人还是一句话。“万一你说错了怎么办？”有人又紧逼一句。老人笑了，提起裤腰上的酒壶，猛地灌下一口，而后肯定地说：“我要是说错了，这一辈子不再喝酒！”

    在场的人都笑了。根据“土”、“洋”两方面的意见，发射指挥部最后决定：发射时间不变，按预期计划进行！

    紧张了一时的发射场，又很快平息下来。然而，当给第三级火箭加注低温燃料——液氢液氧时，发射场上另一个颇有风险、让人担心的场面又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70多米高的发射架上，头戴安全帽、身穿防护衣的加注战士，正在小心翼翼地给火箭加注低温燃料。渗透出来的燃料与空气刚一接触，便形成一团团白色的烟雾，飘飘忽忽，时强时弱，弥漫了整个发射塔架，给人造成一种极为恐怖的景象。

    此刻，夜色已经开始降临，天上的云块游戏似的作着飘移，零零星星的小雨还在不急不慢地下着。由于加注低温燃料危险极大，所以除应该留守的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了发射场。于是喧闹了一天的发射场突然寂静下来。而正因为这种突然而至的寂静，使正在加注的发射场一下便显得恐怖起来。

    这时，迎着恐怖，却走来一位70开外的老人：花白的头发，中等的个子，身体瘦小，却显得硬朗，尤其是走起路来，总是格外的精神。这位老人就是通信卫星五大系统的总总师任新民。每次发射加注时，他都要亲自到加注现场看看。他知道，液氢液氧的加注，是今晚给火箭的最后一道“晚餐”。这顿“晚餐”能否顺利“喂”进火箭的肚子里，对今晚能否点火发射，相当关键。

    任老总越过发射场坪，径直往发射架走去。他的身后，是左右不离的秘书。这时，为了防止静电引起火花，发射架上的电梯已经停止使用了，任老总便迈动双腿，一层一层地往上爬。发射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几十年来，无论是在戈壁，还是在秦岭，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西昌，每次发射时，他都要爬上好几次发射架。尤其是在火箭起飞的前夕，他总要来看一看，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要为远去的儿子送送行。

    “任老总，你不能上来！”任老总刚爬到第四层，就被站在发射架上的李联林叫住了。“我看看就下去。”任老总说。“不行！”

    李联林态度严肃。

    “我有特别通行证。”任老总指了指自己胸前的红色特别通行证。“有什么证也不行！现在正在加注，极不安全，您必须离开！我是这儿的现场指挥员，您得听我的！”李联林十分严厉，甚至态度有些凶狠。

    “没事儿，我看看就下去。”任老总态度很是诚恳，依然竭力争取着。“绝对不行！”李联林几乎是喊了起来。

    任老总不再说什么。他抬起头来，望着发射架上加注战士们晃动的身影，望着火箭腰身上“中国航天”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眼睛慢慢潮湿起来。而双脚，却难以挪动半步。

    就在这时，李联林看见了任老总眼里滚动的泪花。他的心受到了震颤，一下软了下来，真想让老总留下算了。但理智又很快控制了他的感情。他知道，任老总是航天事业的栋梁，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在加注低温燃料时，发射场比战场还要战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他自己在昨天晚上就写好了一份遗书，今天出门时已悄悄压在了枕头底下）。他必须对国家负责，对他本人负责！于是他当即转身喊了一句：“安全员！”“到！”安全员立马赶了过来。“马上把这位老总扶下去！”“他、他不走怎么办？”“就是扛，你也要给我扛下去！”李联林厉声下了命令。

    任老总终于还是走下了发射架，离开了加注现场。李联林望着老总远去的背影，心里禁不住涌起一股酸楚的滋味，于是在心里说了一句：“老总，对不起了！”他知道自己刚才态度不好，但他相信老总能理解他的一片好意。

    半小时后，低温燃料的加注顺利结束。晚6点30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渐渐开始散去。7时许，天边露出了几颗星星，发射场的上空，果然一片好天！气象科长吴传竹和其他搞气象预报的同志，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整个发射场区的气氛，也一下变得轻松起来。

    发射进入了最后25分钟的准备。所有参观发射的人群已在指定的大厅或者山上就位。所有测量、控制和跟踪设备均处于待命状态。高悬在避雷塔上的扬声器不断传出的发射指挥员们相互之间的报告声和口令声，把发射场的气氛推向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

    “1分钟准备！”指挥员口令刚出，只听“啪”的一声响，各个部位的插头自动脱落，乳白色的“长征3号”火箭便挣脱了任何束缚，一丝不挂地袒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牵动——”离火箭点火还有30秒钟。光学跟踪系统设备启动。

    “开拍——”离火箭点火还有4秒钟。各种高速摄影、录像设备和遥测系统设备启动。

    “点火！”发射指挥员佟连捷庄严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

    发射操作手敏捷地按下了“点火”按钮。

    刹那间，随着一声隆隆的巨响，整个峡谷如同山崩地裂一般，几十里之外的窗户都被震动得嚓嚎直响。在橘红色的熊熊火焰中，48米长的火箭载着通信卫星穿过滚滚黄烟拔地而起。

    短短十几秒钟后，火箭便化为一团白色的火球，向着东南方向扶摇而去。古老的峡谷，顿时滚过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片刻，指挥大厅里不断传出各种激动人心的报告：“一级火箭飞行正常！”“二级火箭飞行正常！”“三级火箭第一次点火成功！”“火箭跟踪正常！”……最后，当人们听到“三级火箭第二次点火成功！”的报告后，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子便放声欢呼起来。无论是身经百战的司令员，还是历尽风霜的老专家；不管是肩挑重担的中年技术人员，还是初次上阵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相互握手、拥抱，相互祝贺、问好！每个人的脸上，都闪烁着幸福的异彩；每一个人的眼里，都饱含着滚烫的泪水。甚至有的好几个人搂抱在一起，伤心地痛哭起来……

    然而，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有别于其他卫星。现在，对西昌发射基地而言，可以说已经成功，但对通信卫星发射的全过程来说，还不能说是大功告成。卫星上天之后，还必须经过地面测控人员实施一系列的调整、控制、指挥，而后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变轨，让卫星在天空“飘流”半月左右，才可能最后将卫星定点于赤道上空；而要让卫星到达并定点在赤道上空，还需走完36000公里的遥远路程！

    因此，如果我们把通信卫星的发射比作是一次艰难的远征的话，那么，此刻西昌火箭的成功起飞，还仅仅走了一半的路程。

    20.卫星空中点火

    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西昌发射现场，而追随着火箭飞行的轨迹，去看一看上天后的火箭卫星，又是什么情况？

    载着卫星的火箭从西昌点火起飞后，只经过了约8秒钟，便离开发射塔架，开始程序拐弯，向着东南方向飞去。这时，西昌测量站的光学仪器和遥测仪器首先对起飞后的火箭进行跟踪。接下来，宜宾、贵阳、南海、湘西等测量站相继进行跟踪，上一站传给下一站，下一站紧接上一站，中间不许有任何间断。各站将跟踪火箭的情况随时报告给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后，西昌指挥控制中心再将火箭飞行情况随时报告给北京指挥中心。

    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第一级发动机熄火后，与火箭第二级脱落，然后坠毁在贵阳地区的深山老林中。接着第二级发动机点火，再用强大的推力将火箭推向更高更远的空域，让火箭迅速跨过五个省份，在广东汕头北部上空跃出大陆，而后直奔太平洋的上空！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熄火后，耗尽燃料的第二级火箭与第三级火箭再次分离，而后坠毁于波滔滚滚的太平洋之中。

    现在，“长征3号”火箭的前两级，为把卫星送往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已经耗尽了自己生命的全部热血，只剩下了第三级火箭还载着卫星在太平洋的上空继续飞行。火箭一旦飞人太平洋上空后，陆地上的一切测量跟踪设备，便再也无能为力；而能够继续承担跟踪、测量火箭卫星重任的，就只有“远望1号”和“远望2号”两艘测量船。

    此时此刻的两艘“远望号”测量船，正航驶在辽阔无垠的太平洋上。这里台风频频，海浪汹涌，水域深不可测。据说，著名航海家麦哲伦1520年途经太平洋时，曾用测深绳探测过太平洋叨摩群岛附近的深度。他一连放下去五六根测深绳，也始终没有够着太平洋的底。事隔多年科学技术发展后，有人才发现当年麦哲伦探测的那个深度，竞达5000余米！而这样的深度，据“远望号”测量船老船长说，在他们行驶的航区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罢了，有的地方最深的深度可达上万米。就是说，如果将珠穆朗玛峰搬倒扔进这里，顶峰距离海面也还有两千多米！

    在这样险恶的海面上航行，两艘“远望号”测量船的困难与风险，可想而知。

    但由于中国在国外没有殖民地，在公海也没有一寸地盘，所以无法在全球布置测量站，惟一的途径就只有在这险恶多端、深不可测的大洋上建造远洋测量船，以便比陆地更精确地测量、计算从万里之外突然飞来的洲际导弹和从西昌大凉山峡谷腾空而起的火箭卫星。这种办法自50年代末期起，美国、苏联和法国便先后开始使用了。如今的美国已经拥有18艘这样的远洋测量船，苏联则拥有27艘。也就是说，理应属于全世界共同享有的茫茫公海，长期以来却成了美国和苏联独来独往的试验天地。

    而占世界人1/4的中国，直到1980年才完全成功地建造出了两艘远洋测量船。

    1980年5月，“远望号”测量船首次出海，并成功地执行了我国在南太平洋上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的任务。由于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均为白色，双双航行在海上时，颇像一对游弋的天鹅，故被人誉为“海上白天鹅”。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任务开始后，“远望号”测量船从1983年9月22日起，到1984年4月8日止，三次远航太平洋，历时120多天，总航程达8万多海里。由于测量船上安装着数百台（套）现代化的仪器设备，云集着全国几十所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汇聚了几百位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所以有人又把测量船誉为“海上科学城”。

    然而，太平洋上的风光虽然美丽动人，可要在那与世隔绝的只有男人存在的船上生存、工作几个月，却又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船上既看不见报纸，也看不到电视，更见不到陆地上比比皆是的灯红酒绿以及生长在大自然怀抱里的各种鲜活生命；而有的只是无情的台风、凶狠的海浪和在长长黑夜中枕着狂涛难以人眠的痛苦与孤独。尤其是当台风袭来、大浪涌起时，测量船一会儿被抛高七八米，一会儿又被埋下七八米，上下震动，左右摇晃，常常弄得人呕吐不止，产生一种连五脏六肺都要快被倒出来的感觉。有的人已经呕吐了七八次，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

    而且，有的部位温度高达摄氏40多度，噪音高达100多分贝，可每人每天的高温补助费却只有6毛钱！但船上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们近一时期来一直坚持守候在各自的岗位上，昼夜刻苦练兵，随时准备捕捉从西昌飞来的火箭卫星。

    4月8日这天的“远望号”测量船上，应该说与陆地一样，充满了神秘与紧张。指挥室里，将军和总工在作着最后的检查；计算机中心，无数红绿灯在兴奋地闪烁；船外风声啸啸，海浪滔滔；船内眼花缭乱，神色紧张。晚7点10分——西昌的火箭腾飞前夕，等候在预定海域的测量船拉响了进入一级测量部署的警铃，船上全体人员飞快地进入各自的战斗岗位。7点20分，当西昌“点火”发射的口令传来时，“远望号”测量船上的测控设备，一起对准了从祖国大陆飞来的火箭卫星。当第二级火箭坠毁于太平洋后，船上的所有测控设备全都紧紧盯住了第三级火箭。

    第三级火箭刚一点火，“远望号”便准确地捕捉到了信息。

    但第二次点火会是什么结果呢？因为上一次失败，正是火箭的第二次点火未能成功。

    “第三级二次点火成功！”“星箭分离！”指挥员终于兴奋地发出了激动人心的报告，船上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

    然而，卫星与火箭分离之后，卫星自身携带的远地点发动机还必须要在空中进行最后一次点火，即所谓的“空中二次发射”，卫星才能最后进入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而这“空中二次发射”能否成功，成功后卫星又能否准确入轨直至定点，关键还得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4月8日晚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与西昌发射场和“远望号”测量船一样，既充满了激动与兴奋，又隐伏着焦虑与紧张。

    截然不同的是，这里看不到轰轰烈烈、辉煌壮观的发射场面，有的只是成千上万条指令和难以统计的数据信息在无声无息中交流运行。在这个被人称为“中国休斯敦”（美国著名的航天测控中心）的神秘之地，可以说云集了中国测控技术人才的全部精华。此刻，这些出色地驯服过中国的和外国的各种卫星的测控专家们，就坐在测控大厅，正不间断地通过计算机向飞行在天上的卫星发着各种指令。他们表面看上去是那样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但在每一次关键时刻，历史总是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司令员王盛元、副司令员郝岩以及测控专家巫致中、祁思禹、南书军、李济生、陆镇麟、王正凡、王方德、李琪正、胡正海、张淑凤等。他们将人类的思维和意志变成神奇的计算机语言，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语言发往茫茫太空，让天上飞翔的卫星完全听从他们的摆布。这些在平常人看来根本就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只在手指短暂间的跳动中便得以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测控中心在执行国际测控任务中，还有过十分出色的表现。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惊险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79年6月。一天上午，美国驻华大使馆受命向中国外交部发出通告：美国“天空试验室”在回收时失控了！希望中国能伸出援助之手，协助搜寻并预报落点。同时，美国的电台电视台公开作了报道，有关部门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通告，呼吁全世界协助搜寻。中国外交部接到通告后，当即通知了国防科委，国防科委马上又把此任务交给了西安测控中心。

    美国这个所谓的“天空试验室”，实际上就是一颗远地点返回式卫星。这颗卫星虽然重量不重，但变轨次数却极为频繁——在返回大地接近陨落时，平均几十秒钟就要变一次轨，因而控制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连拥有世界一流的雷达跟踪测量设备的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对此也颇感棘手。更何况，要在茫茫太空中从数千颗日夜飞旋的卫星中及时捕捉到卫星并预报出它的准确落点，无疑等于大海捞针！

    但西安测控中心接到任务后，当即组织成立了卫星拦截组、计算组和预报组。经过一段时间的熬夜苦战，精心计算，最后终于在7月11日正式预报出了美国“天空试验室”陨落的时间和位置，“抓住”了这颗企图逃离人类手掌的卫星。这次预报，不仅比美国预报的时间提前了4小时，而且与卫星实际陨落的时间只相差了4分钟！这一结果，令美国同行们大吃一惊。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83年1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海洋核动力侦察卫星——“宇宙1402号”卫星后，在国内引起一阵欢呼。出乎意外的是，这颗卫星执行完任务后，在返回途中突然失控！据悉，该卫星腹内装有相当数量的核原子，其当量与美国当年扔在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相差无几！若是一般的卫星，失控了，能抓住当然更好；实在抓不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苏联的这颗卫星非同小可，它虽然已经执行完了任务，但体内仍剩有一定数量的核燃料，倘若不能将它及时捕获并控制住，那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头上，肯定都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不仅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还会引起无法说清的国际纠纷。

    为此，苏联航天界一片恐慌。塔斯社发出公告，向世界通报了这一险情。各国政府也纷纷发出呼吁：有跟踪测控能力的国家，希望能为世界人民着想，马上组织力量，及时预报卫星陨落的时间和地点。有的国家还专门成立了对付这颗卫星的“警戒司令部”。一时间，这颗卫星搅得满世界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甚至在有的国家眼里，如同世界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一般！

    中国政府得知此事后，也极为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中央军委当即通知国防科工委，尽快想法采取措施。

    并通知有关军区，做好放化准备。杨尚昆还专门找到国防科工委的有关专家，商讨究竟如何处置的问题。1月10日，国防科工委向西安卫星中心正式下达了跟踪预测苏联这颗卫星的命令。中心接到任务后，立即通令航天测控网，紧急开机，昼夜实施跟踪。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安测控中心先后四次向国防科工委和中央正式上报了苏联卫星陨落的时间，新华社也两次向世界各国通报了中国对苏联卫星的观测情况及卫星陨落的时间。最后，中国对苏联的这颗卫星作出了较为精确的落点预报，被国际航天界公认为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然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创建了如此卓越功勋的西安测控中心的专家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计算工具，竟是一台“老掉牙”的320计算机！

    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知道，计算机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大脑，当然就是计算机了。在中国每一次的卫星发射中，西安测控中心的计算机不仅要对各个跟踪观测站不断发来的数据进行汇集、处理、记录和运算，同时还要不失时机地对天上飞行的火箭卫星发送数以万计的各种指令。承担如此重任的计算机，当然应该也必须是一台运算速度快、数据通道多、储存容量大、计算精确和运行稳定的计算机。遗憾的是，15年前配备给测控中心的计算机，竟是两台由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诞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晶体管计算机。这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每秒钟只有22万次，并且既不可靠，又不稳定，还多方面都明显表现出先天不足。而更为可笑的是，当年首次接触它的主人们，连计算机是个什么模样都从来没有见过。

    但，正是这台被人称作“老掉牙”的320计算机，在那些当年连计算机都不曾见过的主人的手中，15年来却一直充当了测控中心主角，相当出色地完成了我国15次卫星的入轨和卫星的回收以及对美国、苏联的两颗失控卫星的高难度测量控制等任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我国第一次对返回式卫星进行回收时，由于卫星发射上天后要在空中运行三天三夜，这就要求参加任务的320计算机也必须要保证连续三天三夜无故障运行。但因320计算机诞生于混乱年代，生产时在工艺质量上未能进行严格把关，再加上许多元器件已经老化，所以平均每30分钟就会出现一次故障！对此，测控中心颇感为难。重新更换机子吧，320机当时在中国也算最先进的第二代计算机了，即使再换新的，其运算水平也不过如此而已；从国外进口吧，别人又不肯给你，再说又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最后，自己动手翻新改造，便成了他们惟一的选择：以胡正海为首的机组人员发扬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雷锋精神，对320计算机进行了一系列革新改造，使320计算机由原来平均半小时出一次故障，变为可以连续无故障运行几十小时乃至上百个小时。

    1978年，法国空间技术代表团前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参观访问。在这个代表团的想像中，中国的测控中心既然能多次出色地将天上的卫星回收回来，想必所使用的计算机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可当法国代表团走进计算机机房时，既没看到他们十分熟悉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又未瞧见他们想像中的国际通用电子网络，而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部在国外早就被扔掉的分离式晶体管320计算机！面对这两台“老掉牙”的计算机，法国代表们无不感到惊讶万分，问：“贵国这么多年来，难道就是用这样的计算机在回收卫星？”当中方作出肯定回答后，法国代表中不少人都不肯相信，连连摇头说根本不可能。甚至有的代表还怀疑是中国有意隐藏了最先进的设备。

    1979年9月，日本代表团也来到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当他们见到320计算机时，同样感到惊讶和不可相信。中方代表向他们讲明真情后，日方代表说：“没想到你们中国就是用这样的设备回收卫星，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真了不起！不过，以后你们一旦要发射同步通信卫星时，这种计算机就再也用不上了！”

    两年后，当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任务下达后，320计算机果然陷入困境。因为通信卫星的发射、定点，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测量、控制好这样的卫星，对计算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施发射中，计算机不仅要向绵延数千公里的各测控站和测量船提供引导数据和信息交换，用生成的控制指令去对卫星进行一系列的遥控，而且还要对卫星轨道进行计算，选择远地点发动机点火的最佳时刻，以及对各种遥测数据进行快速处理。而320计算机虽然几经改造后大有起色，可毕竟是先天不足，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器件的老化越来越严重，机子的稳定性能越来越差，仅60万字节的存储器容量，根本就不可能去计算处理通信卫星的有关数据和信息。

    怎么办？从国外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始终不开绿灯，再说，钱的问题也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自己研制自己造，时间来不及，也不可能。惟一的选择还是只有一条：再次革新改造。于是，郝岩副司令员大胆提出了一个四机并联的方案，即将两台320计算机与两台717计算机合并起来使用。这样，320计算机在这次发射通信卫星的任务中，又一次挑起了测控中心的重担。并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中，有过相当出色的表现。

    此刻，与火箭分离后的卫星还在天上飞速地运行着。测控中心的指挥大厅里，各种测量仪器显示，正在运行的卫星工作正常；多种运算结果也再一次表明，320计算机一切正常！

    遗憾的是，这台为中国航天事业效力了18年、先后参加过41次航天发射试验任务、被国防部长张爱萍称为“功勋计算机”并提议拿到军事博物馆去展览的计算机，1987年“退役”后，南方一家乡镇企业只用了几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便全部买走，然后拿去拆散当了元器件使用14月9日，经过一天一夜运行的卫星，已在大椭圆转移轨道上绕着地球转了一圈，开始了第二圈的飞行。从西昌乘专机赶到西安的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和从北京乘专机赶来的航天部副部长宋健以及著名航天专家陈芳允、屠善澄等，此刻均已在大厅就座。通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奋战，测控中心对天上的卫星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同时通过向卫星发送的上千个指令，对卫星的轨道、卫星的姿态、卫星的转速等，进行了反复的控制和一系列的调整，从而把卫星完全按照人的意志调整到了一个最佳的等待点火的姿态。

    4月10日，卫星进入了大椭圆转移轨道最后一圈的飞行。

    据各种数据表明，卫星在地面测控系统的一系列控制指挥下，各种仪器工作正常，已具备了最佳的点火条件。

    对飞行在太空中的卫星实施第二次点火，实际上就是卫星在宇宙空间的再一次发射。这种空中二次发射的难度极大，却十分地神奇。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只需在计算机的控制下，通过地面遥控系统向太空发去一串无线电指令，便可让卫星上的远地点发动机应命点火，即在空中再进行一次发射。从而让卫星在其推力下，从转移轨道进入准同步轨道。

    然而，这种空中的二次发射却风险极大。如果地面的“点火”指令因设备突然发生故障发不出去，或“点火”指令发出后卫星上的发动机又不点火，那卫星就无法到达36000公里高的准同步轨道，而只能在大椭圆轨道上继续“流浪”，直至陨落坠毁；倘若点火的时机把握不准，或者卫星的点火姿态控制有误，地面的“点火”指令尽管发送出去了，但仍不能保证卫星的准确入轨——轻者，会使卫星偏离预定轨道；重者，会让卫星变成脱缰的野马、断线的风筝，永远漂流在茫茫太空。因此，能否让卫星在太空再次成功地实施二次发射，便成为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关键的第一步。

    4月10日9时，卫星空中点火的最佳时机到来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测控指挥大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两眼紧紧地盯住了大屏幕上的指示曲线。R26点火指令迅速被装入了320计算机内。

    “远地点发动机点火！”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遥控系统成功地向太空发出r一串“点火”指令。在座的全体人员忽地站了起来，只见屏幕上标志着卫星倾角的曲线迅速下跌，而远地点高度的标线却呼呼地直往上蹿……

    片刻，指挥员发出了振奋人心的报告：“卫星点火成功！”测控指挥大厅顿时掌声雷动，人声鼎沸。返回的有关数据表明，卫星已进入准同步轨道。

    然而，谁敢保证，进入准同步轨道的卫星，就不会再发生问题？

    21.太空不再缺席

    通信卫星进入准同步轨道后，西安渭南测控中心的工作更加忙碌起来。首先，测控中心要发去一系列的指令，让放倒的卫星重新站立起来，接着对卫星运行的轨道要进行适当的控制，然后再给卫星建立一个漂移的速度，让卫星向着最后定点的区域缓缓漂移。当卫星漂移到预定区域后，测控中心再通过遥控系统向卫星发去“刹车”指令，让卫星停止漂移，最后将卫星定点在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

    卫星在太空的这段漂移过程，一般需要一周到半月。

    在这段时间里，测控中心每天要对卫星进行遥测监视，看卫星内部的工作状况是否正常，有时还要把卫星颠来倒去地检查一番，同时还要对卫星进行一定的控制，把它限定在东西南北一定的范围，始终不让它溜出规定的圈子。

    如此这般，每天让卫星向前漂移5度6度左右。这种用地上的现代科学技术遥控天上的卫星的办法，颇有点像牧人用鞭子抽赶骆驼。卫星老实听话时，就只举着鞭子在后面紧紧跟着，让它自己往前走就行了；卫星假如不听话时，就用鞭子抽它两下；要是实在太调皮捣蛋了，就狠狠地多抽它几下。总之，只要最后能把这匹“骆驼”赶到目的地就成。

    然而，专家们测控卫星与牧人赶骆驼不同的是，卫星这匹“骆驼”是在遥远的天上，而赶“骆驼”的“牧人”却在地上，二者相距36000公里！所以要让天上的“骆驼”完全听从地上的“牧人”的调遣和摆布，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一天，卫星很规矩地走完了预定的路程；第二天，卫星一路上也还算老实本分；第三天，卫星依然听从指挥，服从命令，没犯什么毛病。测控中心的“牧人”们便有了一种欣慰之感，很希望这颗卫星能就此顺顺当当地走完自己的路程。甚至有人把这颗卫星与1月29日的那颗卫星作了比较，认为这颗卫星从发射到现在，一切都较顺利，简直就是一颗福星！可正当人们在心里暗自庆幸时，旅途中的卫星却突然“发烧”！

    所谓卫星“发烧”，是指卫星上的电池突然发热，引起卫星的温度升高！据测，卫星电池发热，是因为卫星电池的线路出了故障，使卫星的温度失去控制。本来，按照设计要求，卫星上的电池温度，最高不能超过30摄氏度，可现在，不到半小时，卫星上的电池已“高烧”到了60摄氏度！

    这个问题过去从未出现过。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中，虽然曾发现卫星上的热管有不周到的地方（幸亏是失败了，不然打上去也是一颗废星），但电池发热的问题并未出现。因此，卫星的“发烧”问题刚一出现，测控指挥大厅的专家们无不感到大吃一惊！尤其是搞卫星电池设计的专家们，更是急得面红耳赤，额头冒汗，甚至个别专家围着椅子团团转！

    显然，卫星亦如人体，如果照此继续“高烧”下去，轻者，会把别的系统“烧”出毛病；重者，将把卫星彻底“烧”坏，甚至引起爆炸！而这颗卫星，从提出方案到研制成功，经历了长达14年的苦难历程。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投资，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劳动、智慧和心血。现在好不容易发射上了天，上天后又好不容易在空中点火成功，眼看着离最后的胜利还有一步之遥，可卫星又偏偏发起了“高烧”！倘若不能让卫星及时“退烧”，那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14年的心血便将功亏一篑！于是，不少技术人员急得眼圈发红，甚至有的还悄悄抽泣起来。

    最为着急的，还是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和副总设计师戚发轫。这两位我国著名的卫星专家，从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起，就一直与各种各样的卫星打交道，每一颗卫星，无不浸透了他俩的智慧与心血。毫不夸张地说，搞火箭卫星设计的人，每参加一次发射任务，寿命就会减少几岁！为了这颗卫星能够早日上天，以结束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的耻辱历史，改变中国通信长期落后的面貌，多年来他俩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他俩毕竟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卫星专家了，在这种时刻，最懂得冷静的重要。经与司令员短暂的商量后，他们决定召开“飞控组”紧急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对付卫星“发烧”的问题。

    “飞控组”即飞行控制组。它的诞生，与航天部副部长宋健有关。去年底，宋健来西安测控中心了解考察通信卫星发射前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各部门在一些技术接口问题上常常很难协调，甚至有的还有扯皮现象。于是宋健提议，成立一个飞行控制组，专门负责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这一提议得到了张爱萍的认可。于是由五个大单位、30余名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飞行控制组很快便组建起来。在1月29日的那次发射测控任务中，由于“飞控组”在关键时刻将通信卫星从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还荣立过集体一等功，故在测控中心有“智囊团”之称。

    此时，在测控大厅旁边的一间屋里，有宋健、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以及测控中心的郝岩、巫致中、臧光臻等专家们参加的“飞控组”紧急会议正在举行。专家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为某一技术难题还争论起来。现在，卫星远在天边，既不能将它拿回地面重新安装，又不能爬到天上去更换线路。显然，当务之急是先让卫星的温度降下来。但怎样才能让卫星的温度降下来呢？大家反复研究讨论后，问题开始明朗起来：卫星之所以“发烧”，是因为卫星上的蓄电池热失控而引起的，与太阳光辐射卫星顶部的蒙皮有关。于是，李晔、黄才勇等提出，要让卫星“退烧”，一是打开卫星上全部耗能仪器设备，尽可能多消耗些电能；再一个办法就是让卫星避开太阳的直射。

    大家认为这一方案可行，关键的难题是，要让卫星避开太阳的直射，就得对卫星的现有姿态进行大角度的调整，甚至让卫星躺倒下来！而这种大角度的调姿，已超过了原来星上硬件的设计要求，如果调得好，卫星可以得救；万一调不好，卫星就会夭折！尤其是在调姿过程中，要让卫星颠来倒去，反复躺倒，就更具风险。再说，现在卫星好不容易已经建立起了定点漂移的姿态，万一卫星放倒之后节外生枝，又如何是好？

    最后，“飞控组”还是拍板：可以对卫星进行大角度调姿，甚至放倒！

    但发射场就是战场。决策定下之后，必须有人签字，有人负责，这是发射卫星中历来的一条规矩。在过去的每次发射中，比如火箭是否可以发射？卫星是否可以发射？以及发射日期的确定和处理火箭卫星在飞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必须要经有关的总师或专家签字，以让每一决策都具有法律效应。一旦有误，事后将视情节轻重，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调整卫星姿态这一决策定下后，测控中心的负责人就必须签字。于是，副司令员郝岩来不及起草什么正式的文件，便随手撕下一张打印纸，然后在上面写好意见，率先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宋健、孙家栋、戚发轫等有关领导和专家也全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领导和专家们这种敢于负责敢于承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使在场的技术人员感动不已。

    测控中心的总师巫致中很快对有关的程序作了修改，然后交软件人员实施。接着，遥控系统先对卫星现有的姿态进行了测定，并根据卫星当前的姿态和它的目标姿态，很快算出了测控量。然后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操作员按动电钮，一条有着很大风险的特殊的指令链便迅速发往太空。

    片刻，天上的卫星便乖乖地躺倒了。之后，遥控系统再次将一组指令发出，卫星又竖立了起来，重新变换了一个姿态。如此几次反复调整，卫星在天上卧倒、站起，站起、卧倒，一连翻了七八个跟斗，才被暂时确定在一种姿态上。而卫星由于避开了太阳的直射，温度也就随之降了下来。

    新的问题是，通过姿态调整后的卫星，温度虽然有所下降，但并未降到卫星原来规定的范围。卫星将在天上长期工作，现在的这个温度，卫星上的蓄电池能否长期承受得住？卫星调整后的这个姿态，到底能否保证与地面的正常通信？在场的专家们谁也没底，而只有搞卫星蓄电池设计的专家才能最后确定。

    可搞卫星蓄电池设计的研究所和专家，此刻均在千里之外的天津。

    卫星副总设计师戚发轫便当即乘专机赶到天津，找到四机部的1418所所长陈景贵，向他通报了卫星现在在天上的危急情况。陈景贵当即紧急动员全所行动起来，连夜对卫星的蓄电池进行了模拟试验。经连续几天几夜的苦战，终于获得了一系列可靠的试验数据。戚发轫和陈所长拿上试验数据，脸顾不上洗，饭顾不上吃，甚至连牙刷也忘了带，立马又乘飞机赶回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两人刚一跨进测控中心的大门，便被专家们围住了。

    “怎么样？试验成功吗？”

    “成功！”

    “共做了多少次试验？”

    “100多次！”

    “可靠吗？”

    “没问题！”

    有了这一可靠的试验数据和认识上的飞跃，指挥员当即一令，发出指令链，对卫星的姿态再次进行了反复调整。

    卫星“发烧”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并为卫星调整好了一个可以长期进行通信的最佳工作姿态。紧张了几天几夜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这才松下一口气来。但“退烧”后的卫星，还能正常定点吗？

    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57秒，当“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一路风险终于漂移到了最佳定点区域时，西安渭南测控中心一声令下，当即向天上飞旋的卫星发去了“刹车”指令——就在这一刹那，茫茫太空中仿佛突然伸出了一只无形的大手，只将卫星轻轻一提，便把卫星从准同步轨道拽到了同步轨道，最后将卫星定点在了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

    4月18日上午10时，国防部长张爱萍专程来到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王恩茂第一次听到通过卫星从北京传来的张爱萍那清晰、真切的声音时，心情十分激动。他在电话里对张爱萍说：“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送的当天新闻，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感谢你们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张爱萍也心情激动地对王恩茂说：“这是参加研制试验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包括新疆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

    此外，还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卫星进行了15套广播节目的传输试验，向边疆地区的对外广播电台传送了中外音乐节目。并用广东话、闽南客家话、日语、西班牙语、俄语、缅甸语以及菲律宾语等播送了节目。1984年5月14日，各种试验结束。

    通信卫星功能正常，正式交付使用。

    历尽十四年的艰难岁月，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研制的火箭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通信卫星，使电视、电话、电传等现代文明的天使迈着轻松的步子，走进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一幢高楼大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家每户，为幅员辽阔的祖国解决了长期以来通信不便的大难题，让今天的我们躺在沙发上都能时刻享受到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阳光雨露，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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