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在西昌首次亮相后，在世界各国引起热烈反响。国际舆论认为：中国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是中国航天技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表明了中国“长征3号”火箭的崛起与强大！1984年4月15日，美国国家航空局局长贝格斯给中国航天部部长张钧发来一封贺电。贺电说：“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发射中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是的，西昌第一颗同步卫星的发射成功，既证明了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能力，也显示了一个民族飞跃的高度。而且，正是这颗卫星的上天，使中国从此结束了长期租用外国卫星的历史；同时也正因为“长征3号”火箭的首次亮相，使中国古文明的太阳再次放射出了诱人的光芒，让世界又看到了中华民族新的形象和明天的希望。

    然而，“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首次发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火箭就可以走向世界，就具备了与世界航天技术抗衡的能力。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火箭如何从长期的国内试验轨道转入世界商业轨道，又成为中国航天人探索的一个大问题。

    1.火箭与鞭炮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世界近100个国家、200多名记者，纷纷聚往巴黎。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也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送到了国际航展会上。而代表团团长，便是蒙古大汉乌可力。

    那天，航展会开幕式在戴高乐机场隆重举行。当五星红旗在巴黎上空徐徐升起时，乌可力和代表团所有成员，禁不住流下了自豪的热泪。

    作为“四大发明”的后代，他们怎不记得：明治维新后，赴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在日本东京博物馆里，看到标有“中国物”字样的展品是：锈蚀鸟枪数杆；破布九龙袋两个；坏竹鸦片烟枪两杆；破瓷烟缸两个。作为“火箭故乡”的子孙，他们当然不会忘记：一个世纪前，当美国在费城举办一个科技成果博览会时，美国送展的是第一代发电机和莫尔斯的发报机；英国送展的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而中国送展的，是一双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和一只手工制作的挖耳勺！

    而今天，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现代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

    “长征3号”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

    乌可力站在飘扬的国旗下，不停地抚摸着自己那撮骄傲的“贺龙胡”，内心似有一股奔腾的热流在涌动。700年前，先祖成吉思汗曾率领铁骑横跨欧亚大陆，用武力将中国的古代火箭传人欧洲；700年后的今天，他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却在鲜花与笑脸中将中国的现代火箭带出了国门，让欧洲人再一次目睹了中国火箭的风采。

    开幕式结束的第二天，乌可力便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家私人餐厅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站在餐厅的中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记者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他大胆宣布了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将准备投入国际商业市场时，全场爆发出狂热的掌声。会议从下午1点一直进行到4点，他共回答了记者们100多个提问。

    第二天傍晚，乌可力和王若飞之子王兴先生走进一家法籍华人开的饭馆吃饭。二人刚一落座，老板和招待便围了过来，指着乌可力问：“你就是乌先生吧？”乌可力有些莫名其妙：“是啊！你怎么知道？”老板说：“哎呀，你的照片我们在报上都看到了。”

    你们来巴黎宣传中国的火箭，我们太高兴了！过去，不仅外国人不知道我们中国有火箭、卫星，就连我们这些中国人也不知道中国有火箭、卫星。今天这顿饭，“算我请客了！”说完，老板亲手做了几个中国名菜，还拿出两瓶世界名酒，硬是请了他俩一顿。

    航展会期间，李鹏副总理外访途经巴黎，第二天便去了航展会。当看到中国的火箭、卫星等第一次展示在世界面前，并在各国引起强烈反响时，他激动了。但展厅却只有小小的18平方米。李鹏副总理当即指示扩大展厅面积。很快，中国参加航展的地盘，由18平方米变成了81平方米。

    于是，中国参加航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许许多多的外国朋友看了中国的展品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3号’这样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巴黎航展，拉开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此后不久，由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主持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就在这个会上，陈寿椿代表作了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

    此报告在会上引起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响。会议主持人当即在会上郑重宣布：没有中国参加的空间会议，是不完整的。

    同年10月，当中国又将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后，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向世界正式宣布：

    中国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中国火箭承揽外星发射业务的消息刚一宣布，很快传遍全球。而恰在这时，国外一系列的航天大悲剧发生了：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爆炸；1986年4月28日，美国“大力神-34D”火箭升空几秒后爆炸；1986年5月3日，美国“德尔塔”火箭升空91秒后被迫让地面指令炸毁；1986年5月31日，法国“阿里安”火箭又遭爆炸！

    以上世界航天史上罕见的4次大失败，迅速改变了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行情，从而使西欧诸国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3次连续大失败，打乱了原有的航天发射计划。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弗莱彻发表讲话说：航天飞机拟在1988年第一季度才可作第一次飞行；在以后的3至4年内，可能仅有3架航天飞机提供发射卫星服务。

    因此，里根政府被迫宣布，为承揽美国及国外民用商业卫星的发射，“大力神”等多种火箭飞行至少要等到两年之后；麦道公司的“德尔塔”火箭要恢复生产，最快也需一年半到两年；而通用动力公司的“阿特拉斯”火箭，因大部分为国防部提供军事服务，仅剩下了一发库存。

    显然，美国企业用火箭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进行竞争，在短时间里，是缺乏力量的。

    再从法国的情况来看，“阿里安”火箭是世界上惟一可与美国航天飞机抗衡的运载工具。欧洲空间局于1984年开始承揽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并还暗暗发誓，要在1986年至1990年间，夺取50%的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

    但是，由于“阿里安”火箭在1985年和1986年连续两次惨败，因而使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加之“阿里安”公司为了补偿美元的贬值，近期又决定对新的国外发射用户大幅度提高发射价格，这就必然削弱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那么，航天大国——苏联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苏联的“质子”号火箭，具有相当大的运载能力，一直在力争打入国际市场。但由于苏联多年来实行的不是开放政策，使西方政府担心其卫星技术流人苏联，故限制本国卫星出境。另外，加上苏联对“质子”号火箭的技术资料过于保密，使国外用户难以了解其可靠性到底如何。西方政府对苏联的火箭发射服务政策，仍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因此，尽管苏联的卫星发射价格相当低廉（比中国还低），却至今也未打入国际商业市场。

    可见，1986年的国际航天形势，使西欧诸国均处于被动和不利的局面，而对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却恰恰有利。

    但初次上阵的中国，能否抓住这一契机呢？

    1986年4月某日，以乌可力为团长、上官世盘为副团长的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一行14人，从北京乘坐波音747飞机，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

    自中国宣布对外承揽发射业务后，特别是美国、法国连续失败后，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竞相注目的对象。两个月前，瑞典公司便抢先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了为其发射一颗邮政卫星的订座协议。紧接着，不少国家的公司也表示了愿同中国进行接触、磋商和洽谈的意向。

    显然，这样一个开局，对中国来说，是令人欣喜的。

    但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局势，美国宇航局和欧洲空间局，绝不会等闲视之，也绝不肯让这种局势长久持续下去。

    法国、日本、苏联等国都会乘机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那么，中国迫切的也是惟一的选择，就是抓住这一空隙，乘机进军。因此，年初，经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国防科工委很快组成了一个专门从事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部门——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接着，又组织了这支由中国航天各系统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而选择争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威震天下的航天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这是1986年4月华盛顿的一个礼拜日。上午8时许，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会议大厅里，100余名听众济济一堂，座无虚席。

    听众中，有美国外交部、国防部、运输部、商业部、宇航局各政府部门近30名大小官员，还有美籍华人、报界记者、各界名流以及友好人士等。

    乌可力先致开场白。接着，上官副团长以中国政府官员的身份，作关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报告。

    上官先生的报告，激起听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人们听到的，仿佛不是上官先生的发言，而是中国——这个沉默了多年的巨人，突然向世界发出朗朗的欢笑。

    报告一结束，记者们纷纷提问。之后，所有的华侨同胞全都拥到代表团成员的身边，纷纷表示问候与祝贺！

    一位华侨拉着乌可力的手说：“你们代表团来美国宣传中国的火箭，太让我们高兴了！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人说什么吗？说中国人在美国只能开饭馆！我们听了后泪水只有往肚里咽呀！”

    另一位白发苍苍的华侨老人，流着眼泪对上官说：“中国是火箭的故乡，火箭的故乡终于来人了。我活了70岁，今天终于盼到，火箭又回到了火箭的故乡！”还有几位年轻的美籍华人，硬拉着代表团的成员，要到华人餐厅去喝上几盅！

    当晚，几位知名美籍华人还亲临中国代表团住处，热情诚恳地向代表团介绍国际卫星市场的一些行情和背景。他们对代表团说：“你们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卫星发射市场，是商人们驰骋的世界，里面复杂着呢！要是哪家公司找你们签合同订座，一定要先把情况摸清后再决定，而不能见人就同意。好比说，本来是一个叫化子到你门前讨饭，你却把他当作上宾接待，这一下就把牌子搞臭了，以后的生意就很难做！”

    第二天，《纽约日报》、《华盛顿日报》等，便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新闻：《中国发射服务代表团到美国游说，企图争夺卫星发射市场》。

    是的，平等竞争，买卖大家做。为了扩大影响，中国代表团组成4个小组，分别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加州、旧金山等地，大力宣扬中国的空间技术，同20多个卫星公司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然而，远在东方的中国，想一下子跑到称霸世界的航天大国来“抢饭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的公司开始同中国专家打交道时，态度极为傲慢。伸出的手既无力度也没温度，脸上那一道道皱纹仿佛全是一个个“？”，甚至有的老板见了中国专家时，像没看见一样。

    一天，乌可力去特雷卫星公司总经理舒尔兹先生家。乌可力刚一落座，舒尔兹先生便将一本画报递给他，说：“看看吧！”

    乌可力接过画报，一下子呆住了——画报第9页有这样一幅漫画：4个啤酒瓶组成一个“发射架”，“发射架”上挂着一个又粗又长的鞭炮；鞭炮上写有6个大字：中国“长征3号”！

    “这就是有些美国人对你们航天技术的评价！”舒尔兹先生也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发射架是啤酒瓶做的，不保险，‘长征3号’火箭只不过像一挂小孩子玩的鞭炮！”

    “是的，有人还问我：中国有没有自来水？”乌可力合上画报，缓步走到窗前，两眼一片血红，“我说，中国不仅有自来水，还有原子弹、氢弹、亿次计算机，还有卫星，还有火箭！”

    舒尔兹望着乌可力颤抖的背影，默默不语。

    许久，乌可力才转过身来，说：“舒尔兹先生，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这本画报！不过，这本画报你能送给我吗？”

    “你要它干吗？”

    “我要带回中国去，让我的所有同胞都看看！然后再将它放到博物馆里，作个永久的纪念！”

    中国承揽外星发射业务的举动，不仅在国外引起极大震动，在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从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无不对此表示深切的关注与忧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整个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央曾经决定：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在优先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要全力以赴地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民品生产。

    早在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上，中央在进一步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势后，决定我军建设由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发展的轨道，同时要求国防科技工业也要随之实行战略大转变。

    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大转变？

    产冰箱，搞彩电，固然是条门路；造轮胎，做灯泡，也是一种办法；开公司，做生意也无可非议。但最终的出路在哪里？

    众所周知，中国以往所有的卫星发射，都是属于科研试验性质，无论是火箭还是卫星，都不能像盐巴、酱油一样拿到市场去拍卖。因此，它非但不能转化为钱，反而所有费用，都是靠国家拨专款支撑。而且，高科技必然是高消费。

    但如果能发射外星，就属于商业性质。即是说，中国的高科技就可以从原来的科研试验轨道上一下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轨道。

    显然，这除了壮中华之国威、鼓民族之士气、造人类之幸福外，还可赚取大量外汇。

    同时，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的技术合作，这就迫使中国从观念到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必须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改变。显然，这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技术革命，也是一次思想革命。

    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对此也早在思考之中。

    1986年夏，国防科工委领导丁衡高、伍绍祖、沈荣骏，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了发射外星中有关工作情况后，国务院领导当即指示说：“为外国发射卫星，一定要发射好，要注意信誉。这不仅在经济上有好处，政治上也有好处。”还说：“发射外星，是团结海外炎黄子孙共同振兴中华的一个大举动！”

    中国科技大军的老帅聂荣臻，当坐在轮椅上接见航天部的领导和老专家时，拉着他们的手说：“发射卫星，这对中国航天事业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能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发射卫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实，既可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作为一个行业干下去，也会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老将军张爱萍，在一次听汇报时，竟敲着手中的拐杖说：“发射外星，是举国之荣的大事，事关民族的威望与利益，只能成功，不可失败！”

    1986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6）88号文件正式下达，将发射外星一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因报告起草日期为1986年7月，故中央将发射外星这一工程，命名为“867工程”。

    2.为了一张许可证

    一个封闭已久的民族，要想一步跨出国门，并非易事。何况，早就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市场，也并不是只为远在东方的中国准备的。因此，正当中国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大走红运之时，一场似乎早已注定的厄运便悄悄降临了。

    1987年的春天刚刚到来，国外几家公司就“下开了毛毛雨”。接着，美国特雷公司和西联公司因破产而先后倒闭，与中国签订的两个发射合同均遭夭折。最后，除瑞典一家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外所有与中国签订的发射合同与订座协议，通通退得一千二净。热热闹闹、喧腾一时的中国卫星发射，剩下的是满目的萧条与酸楚的清冷。

    怎么回事？

    中国政府自宣布对外承揽发射业务，世界各国的卫星公司便先后来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洽谈活动。尽管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无论是火箭的设计、研制水平，还是火箭的发射、测控技术，均堪称世界第一流。

    但国外的专家和老板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看重的是现实。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的命运随随便便系在中国的腰带上的。

    中国“长征3号”火箭发射的次数毕竟太少，其可靠程度目前还难见分晓；中国西昌发射场，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直达西昌的专机，甚至连起码的宾馆都没有。

    由于当时美国、法国的几次失败，使得许多保险公司严重亏损，被迫纷纷退出空间保险市场。而外商要发射卫星却找不到保险公司；国外的厂商，要购买一颗卫星请人发射，一般需要几十万甚至上亿美元。这就要靠贷款。但当时国际金融界有关公司对中国并不信任，不肯出来投资。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除此而外，还要受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英、美、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个专管高技术出口的国际性组织。所有高技术的出口，都要在那里注册备案。未经批准，一律不许出境。因此，你中国有没有本事打通这一系列的关口，搞到卫星出境许可证？

    外商们不得不打上一个又一个大大的“？”……

    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怎么办？

    满世界都知道，中国要打美国卫星。今天陷入如此境地，该作何交待？

    更为严峻的是，国家动用了数百万元的专款来抢建的发射外星的工程，正处在争时间、抢速度、大干快干拼命于的热潮之中，而现在生意做不成了，工程是上马还是下马？

    早在1985年初，欧洲航天界一位权威人士吉普森仁就说过：我相信中国的火箭一定能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但至少需要5年。

    吉普森仁是欧洲空间局第一任局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欧洲空间联合共同体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搞起来的。这是一位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过积极贡献的英国人。

    是的，为外国发射卫星，绝不像在草地上放风筝。到目前为止，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而法国还是靠11个国家的力量搞成的，它的“阿里安”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前后竟用了8年时间！

    因此，中国一下子便想挤进国际市场，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国防科工委的决策者和航天精英们清醒地认识到，时机是重要的，一旦失去，如同维纳斯的断臂，永远再也无法续接。

    他们深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射外星，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16、17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直接提高了生产力，并促进了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曾经震撼了全世界，从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立了人类崭新的文明。因此，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只要利用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抓住时机，就能实现腾飞。而中国近几百年之所以落在了世界的后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科学技术上错过了几次腾飞的机会。

    当岁月的日历翻到1988年时，世界航天的局势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一年，世界航天既是复苏之时，又是重振雄风之际，全世界一下就发射了不同的卫星125颗。

    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法国“阿里安”火箭死灰复燃并连续进行了7次发射，将14颗不同国家的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

    而且，在6月15日，“阿里安-4”型火箭首次发射获得成功，为争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载工具。

    据西方报道，在欧洲空间局频繁的活动下，“阿里安”火箭，已夺取了50%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各国的发射订座已排到了3年后，获利高达150亿法郎。

    显然，这种咄咄逼人的世界局势，对中国不仅是挑战，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危机！

    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惟有竞争，才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

    1988年3月7日，“长征3号”火箭又将一颗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中国，再一次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世界的目光，不得不再次转向中国。

    据说，一年前当外商纷纷退出中国发射市场时，西方一位记者曾打了个后来流行世界的比喻：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像一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当刚刚摆上国际餐桌时，各国卫星公司的老板们都纷纷伸长了鼻子，抢着去闻香味，虽垂涎三尺，却又谁都不敢先尝第一口。

    但今天，终于走来了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

    这就是今天誉满全球的亚洲卫星公司。

    亚洲卫星公司，是由英国大东电报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3家共同投资并各具相等股份，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卫星公司。这3家股东公司均具有雄厚的资金和优秀的技术专长。他们不惜巨款，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第一个让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

    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1988年11月24日上午，中国谈判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第二轮关于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会谈。此次出征，事关重大，因为，倘若成功，“亚星”的出境许可证便可随之颁发；如果失败，则一切就此告吹！

    上月初，中国航天部致函美国国会，阐明了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理由。美国国会讨论后将国会意见提交里根政府。里根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提出中美必须就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于是，10月中旬，中美两国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就卫星技术的安全问题和卫星发射的责任问题，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并签订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

    但在那次谈判中，因卫星商业发射服务中若干国际贸易问题，终未达成一致协议，故两国政府的谈判桌，这次又从北京搬到美国。此刻，飞机穿破云层，在高空翱翔。脚下就是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但机上所有成员，谁也顾不上去望它一眼。坐在机窗前的，是代表团团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孙家栋。孙先生是辽宁人。1950年，他在哈军工尚未毕业便参了军，成为空军志愿军一名年轻而出色的翻译官。1952年，他赴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深造。因才智过人，很快便成为该学院一名高材生。并且，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还荣获该学院金质奖章。

    孙先生回国不久，曾作为一名高级翻译陪同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过有关谈判。1982年以来，孙先生曾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多次出国进行空间技术方面的谈判。因此，在国际谈判席上，可谓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

    孙先生宽宽的额头，胖胖的脸，留着一个小平头。他口才极好，能说善道，讲话时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慈善的微笑。但此刻，孙先生的脸上毫无笑容，他正埋头逐字逐句地推敲着谈判稿……

    中国代表团刚刚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双方便在美国总统商务代表处，摆开了谈判的阵容。

    美方代表团可谓实力雄厚。团长是麦卡里斯特先生。首席谈判代表威克逊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着多年外交生涯的谈判老手。美国同国外的所有商务联系，几乎都是由他出面进行主谈，因而在西欧诸国享有盛名。

    美国人总是幽默的。这天，中美双方代表在谈判席上刚一握手相见，威克逊先生便指着楼下的房间，对中方代表开玩笑说：“尊敬的中国朋友们，在未谈判前，我想提醒一句，你们知道我这楼下过去是干什么的吗？”

    中方代表默然。

    “告诉你们吧！”威克逊先生接着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儿曾是专门押俘虏的地方！你们这次要是谈输了，我就把你们留在楼下啦！”

    “尊敬的威克逊先生，”孙家栋先生也笑眯眯地说，“要是我们谈赢了呢？”

    “那、那就把我关在楼下！”威克逊先生说罢，自个儿先哈哈大笑起来。

    威克逊先生的开场白虽然是玩笑，但中方代表已经感到，这无疑是对方发出的挑战信号。

    由于一开始的谈判是以美方的文本为基础，加上中方准备不足和对这种国际贸易问题的谈判比较陌生，因此中方出师不利，第一个回合下来，美方便占了上风。而恰在这时，中方的主谈人又不幸病倒。

    下一步怎么办？代表团第一次出现了集体失眠。

    很快，孙家栋团长临时决定，由上官世盘出任主谈人。

    第二天，上官先生一出场，便开门见山说道：

    “各位朋友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先作一个补充发言。请原谅，有不少问题是在座的先生们听过的。但简单的重复，或许有助于诸位耐心地了解和考虑我们的观点。我准备只占用10分钟的时间……”

    上官先生是美方早就熟悉而又敬重的人物。但今天的出场，美方有些始料不及。

    中国提供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业务，是中国利用已取得的科技成就，为人类征服空间、开发空间资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它可以促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繁荣和发展，是对国际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并不会对它构成威胁。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贬低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的有关描述——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我们建议对此进行修改。

    “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我想应体现友好平等的精神。美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希望我们在诸多方面都能更好地反映出两个民族和国家的友好精神和共同利益。”

    上官先生的发言，情感真挚，有理有节，在外交分寸的把握上又恰到好处，因而局势开始扭转。

    第二个回合，双方打了个平局。

    但，谈判仍处于艰难之中。

    中国代表团白天谈判，晚上就连夜将当天谈判情况用密电发往北京。北京接到密电后，立即进行研究，然后将指示再用密电迅速传回美国。代表团一收到北京发回的密电后，马上根据电报指示精神，再研究谈判对策。

    就这样，在20多天的时间里，密电每天飞越太平洋上空，来往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谈判，从第1稿谈到第10稿11988年12月17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孙家栋，终于草签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最后一个协议文件——《关于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

    1989年1月2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

    下午4时，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力代表中方，亚洲卫星公司总裁薛栋代表用户，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

    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300余名中外来宾和记者，济济一堂，频频举杯。迷人的灯光，舒心的乐曲，飘香的“茅台”，成功的笑脸。整个宴会大厅，洋溢着一片喜庆的气氛。

    乌可力端着酒杯，穿梭于各个座席之间，与外宾们频频碰杯。他不仅在外交场上是一位谈判高手，而且在酒席上也是一位强者。可今天，当乌可力饮下第8杯“茅台”时，疲劳之感开始袭来，竟使他显得有些醉意了。

    也许是太累了吧！

    怎能不累？从发射外星的提出到今天，5年了15年来，为了把中国的火箭打入世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球。从亚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他跑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乘飞机的时间就达4200多个小时，共计行程90万公里。去年，有一次为了卫星谈判之事，他从中国乘飞机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又乘飞机到巴西，从巴西乘飞机到伊拉克，从伊拉克乘飞机到巴西，从巴西又乘飞机回到中国——连续一个星期，几乎全是在缺氧的高空度过的……

    当然，还有比累更令人难受的事情。

    1986年，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前往加拿大，同某卫星公司进行有关发射问题的谈判。由于按国家规定，每人每天费用只有52美元。这显然不可能去住四星级五星级宾馆（一晚就是250美元）。因此，代表团不得不住进了“大马店”。

    那天，乌可力打电话向那家卫星公司联系，希望能派车接他们去公司谈判，那家卫星公司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乌可力告诉了对方。结果，那家公司派了两辆出租车将他们接了去。可公司连副经理都不肯出面，只派了一个科员出来应付了一阵子。

    在回来的路上，出租司机问乌可力：“你们是干什么的？”

    乌可力说：“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来加拿大商谈发射卫星业务的。”

    “真的？！”司机一脚刹住了车，“哎呀！这家公司把你们当成骗子了！”

    “什么？骗子？”乌可力愣了。

    出租司机这才说道：“你们知道你们住的大马店是咋回事吗？这是过去赶大车的马夫住的地方！你们想想，哪有堂堂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住这种地方的？凭你们这个寒酸样，不把你们当成骗子才怪呢！”乌可力听了后，一拳砸在自己的脑袋上。

    当晚，乌可力跑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找到大使说：“由你们大使馆出面发请帖，明天我要请客！我要把加拿大所有大公司的总裁全部请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到底是地地道道的正牌货，还是他妈的骗子！”

    第二天，加拿大各大卫星公司的总裁按时来到大使馆。中国驻加大使和乌可力等依次站在大使馆的门前，同前来赴宴的大老板们一一握手。

    席间，乌可力端着酒杯，环视四周。然后走到那家公司总裁的面前。翻译忙向那位总裁介绍说：“这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副团长乌可力先生！”乌可力举起酒杯，摸了摸颇为神气的“贺龙胡”，说：“总裁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幸会，来，喝上几杯！”乌可力说罢，一仰脖子，咕咚咕咚，竞一连灌下3大杯！

    第二天，那家公司的总裁给乌可力打来电话，要宴请中国代表团，并在电话里表示说，愿意用中国的火箭发射他们的卫星……

    5年奋斗，5年辛酸。5年风风雨雨，5年坡坡坎坎。今天，中国终于签订了第一个正式发射合同！这怎不令人欣慰、激动而又感慨万端！

    乌可力端起酒杯，走到亚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先生跟前，不无感慨地说：“来，薛先生，为今天合同的签订，为下一步的精诚合作，我俩再干一杯！”

    “好！”薛栋先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然而，当“亚星”的发射工作正逐步推进时，在1989年的夏季，本来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发射的卫星出境许可证，又遭到了冻结。而就在这时，法国的“阿里安”火箭也再次忍痛降低发射价格，想乘机来竞争。甚至有的客商还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从中国手上夺走这颗卫星，另找发射的主人！

    为使发射“亚星”一事不致夭折，孙家栋副部长又于1989年12月13日专程赴美国，同美国国会议员、科技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以及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克里斯托.C.汉金先生进行了会谈。罗伯特.罗埃先生表示，许可证一事一定尽快予以答复。

    但当美国政府最后议定是否发放许可证时，会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据说，值此关键时刻，布什总统端起茶杯，走到窗前，望了望太阳刚刚升起的东方，然后转身轻轻说了一句：“我不愿得罪10亿中国人！”

    于是，1989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发放“亚星”出境许可证！

    3.“亚星”磨难记

    1990年2月11日傍晚，美国洛杉矶机场一片忙碌紧张。18时许，一架大型飞机缓缓滑过百米跑道，随着一声震耳的呼啸，眨眼间便扑向风雪弥漫的天空。

    这架大型飞机，便是美国运送“亚洲一号”卫星前往中国的专机——波音747。

    5天前，美国休斯卫星公司有关专家和亚洲卫星公司负责人，曾专程赶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了整整3天时间，对机场、卫星测试厂房、宾馆以及装卸运输工具等，一一作了严格的评审检查。当确认中方各方面准备工作完全达到标准并已就绪时，当即向美国发回一封急电：

    西昌条件完全满足，卫星可以起运2月9日凌晨4点，中国发射测控系统部联络官兼翻译许建国10分钟前刚刚入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猛然将他惊醒。

    电话是美国休斯卫星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先生打来的。斯坦豪尔的声音很是激动，手中的话筒似乎也在微微颤抖：“许先生，对不起，打扰你的美梦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得到情报，我国政府已同意卫星起运！”

    “OK！斯坦豪尔先生，谢谢你的打扰！”许建国挂上电话，紧接着又拨通了上官世盘家的电话。

    上官听完许建国的报告后，立即拿起直通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的电话。

    此刻，“亚洲一号”卫星就稳稳当当地坐在机舱的最佳席位上。而一同陪伴它来中国的，还有19位美国朋友：14名休斯公司专家，3名机组人员，以及2名担任护送任务的保安人员。

    “亚洲一号”卫星是由美国休斯公司设计生产的一颗国际通信卫星。休斯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卫星制造公司，它生产的卫星占全世界通信卫星总数的40%，在美国享有“当代卫星之父”的美称。

    “亚洲一号”卫星原叫“西联星6号”。这位“航天女神”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不祥的阴影便与它紧紧相伴。

    1984年2月，“西联星6号”同另一颗卫星一起，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上天。但两颗卫星都未进入预定的同步转移轨道。1984年11月4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用了6个多小时，将“西联星6号”从天上“捞”了回来。几经周折，卫星又回到她的主人——休斯公司手中。后亚洲卫星公司又从休斯公司买了过来，才替她找到了中国这位真心诚意送她去天国的神手，并命名为“亚洲一号”。

    “亚洲一号”卫星重1.24吨，装着24个C波转发器，发南北两个波束，覆盖面积可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80%的容量都可用于转播电视节目。此外，还可用于高速信息传播、传真服务和国际电话等。例如，卫星上24个转发器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同时接收100个电话信号。如果发射成功，便能为亚洲地区提供良好的通信服务。

    为了保证“亚洲一号”安全抵达西昌，美国休斯公司特包租了这架波音747，并不惜巨款，聘请了美国联邦快运公司的机组人员进行驾驶。

    联邦快运公司即原来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美国空军“飞虎队”在世界上享有“敢死队”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在队长陈纳德（后被授予美国空军少将）的率领下，曾帮助过中国抗击日军，在中国的天空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活剧，桂林的土地上至今还保留着“飞虎队”的完整的墓地。

    今天，为打开通向宇宙的大门，新一代“飞虎队”员，又驾机前往中国。

    据说，由美国人驾驶的专机翱翔在中国领土的上空，除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有过如此壮举之外，这还是第一次！

    翌日凌晨6点，当行驶了24个小时的波音747飞机，载着“亚洲一号”卫星进入中国首都机场上空时，北京还沉睡在平静的冬梦之中。

    这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早晨。2月的北京，寒风呼啸，霜雪凝重。机场经一夜的冷空气侵袭之后，此刻如同冰窖一般。风雪中，中方公安、海关、民航等各部门，以及涉外现场指挥部所有工作人员，迎风伫立，早已做好了迎机的各项准备。许多工作人员，一夜未眠。

    6点15分，波音747-声嗷叫，从空中呼啸而下，落在了首都机场。飞机沿着跑道飞驶一段，速度逐渐减慢，然后一个大转弯，驶向滑行道，最后稳稳当当地停在了候机楼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规定，航天器（卫星）及其他设备将由美国人驾驶的在美国注册的飞机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美方人员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的进口港作发射场的导航工作。飞行中非美方人员不得进入飞机装货区。因此，当波音747专机降落后，中方除直接有关工作人员外，其余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靠近飞机。在中方现场指挥部和民航局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海关边防及首都机场等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很快便顺利完成了对专机上的人员、设备验关入境以及专机勤务保障工作。从专机落地到专机升天，前后只用了2小时零35分钟。

    8点50分，当中方导航员按指定的进口港登机后，波音747翅膀轻轻一抖，又朝着西昌方向飞去。

    西昌。315机场。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机场。只是因为被搁放在了一个封闭而贫瘠的山区，才多少缺乏点雄伟的气魄和现代的氛围。

    315机场在东南亚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它可降落180吨至240吨重的各种大型飞机。若单就机场的跑道大小而言，堪称中国之最。但西南民航局的局长说，西昌市降落波音747，在整个西南地区还是第一次！

    是的，毕竟是第一次。万事开头难，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因此，在机场恭迎飞机的中外所有专家和工作人员，担心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今天的飞机能安全着陆吗？

    此刻，机场上所有的运输车辆已按规定位置一字摆开。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机场的右侧，一个长11.6米、宽4.1米、高3.9米、重24吨的庞然大物，高高矗立于阳光下，远远望去，恰似一座金色的小楼阁。

    这座“小楼阁”，就是几乎惊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升降平台。

    升降平台，是机场专门用于卸放飞机上货物的一种大型设备。由于波音747飞机相当高大，卫星和设备集装箱要从机上卸放到地面时，就必须要靠这种大型升降平台。但当时西昌315机场没有这种升降平台。

    怎么办？升降平台是美方评审西昌机场时一个首要而又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它，“亚星”就不能起运。

    “找，全国找！”沈荣骏副主任敲着铅笔头说。

    铁道部惊动了！

    交通部惊动了！

    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也惊动了！

    后来，涉外运输小组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动用一辆专列，将在北京找到的升降平台特送成都！

    于是，1月16日晚，载有升降平台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在北京、西安、成都3个铁路局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一路单机牵引，经过整整一周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抵达成都。

    但从成都到西昌，又如何运输？

    空运，自然不在考虑之列。继续运用专列，显然也不可取。

    因为从成都到西昌的路途上，山高路险，隧洞甚多，仅凉山境内，就有隧洞157个，共长130公里，而最长的沙马拉达隧洞，长达6379米！几经反复计算，火车路经隧洞时，即使将路灯等物全部拆掉，平台照样会遭到刮碰。

    怎么办？天上无法飞，地上不能行，但升降平台又必须及时送到西昌。美方评审机场的时间已迫在眉睫，倘若升降平台不能如期送到，那“亚星”便不能按时起运，从而影响整个“亚星”发射的进程。

    后几经论证，被迫决定：采用汽车运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但能载运如此庞然大物的汽车，哪里才有？

    找。全国找！

    总算发现目标：交通部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有一辆日本产的三菱牌大拖车！

    于是，大拖车昼夜兼程，从昆明开到了成都；于是，成都军区军运部、交通部、中国汽车运输总公司、四川省公安厅、交通厅等各个部门纷纷出动，通力协作；于是，从成都到西昌沿途3个自治州和8个县，很快接到了省市有关政府部门的紧急通知，火速行动起来，做好沿路护送的准备。这是1990年春节前3天一个风雪迷蒙的夜晚，由31人组成的护送升降平台的运输队，从成都缓缓出发了。

    成都至西昌，全程547公里。沿途山势险恶，坡陡路窄，全是蛇形山路。且又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霜雪遍野。途中若有任何一点大意，必将车毁人亡。特别是凉山境内的路段，因位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之间，山高谷深，水急路险，被历史上称为旅行的“禁区”。可以想像，如此负重的车队要通过这段路程，无疑是一次“走钢丝”式的远征。

    为了保证车队的畅通无阻，尽量减少不利因素，从成都到西昌，沿途都站满了公安和交警人员。并且，沿路的筑路和抢险队，时刻待命，几乎是抢修一段，车队再行驶一段。

    车队每到一个县，当地县长、公安局长、武装部长，全都亲自挂帅，组织群众大力协助。这个县刚把车队护送出本县，另一个县再接着把车队护送到下一个县。县与县之间的接头，全是上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同下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亲自交班。

    四川的乡镇，都有赶场（赶集）的习惯。但怕车队路过场镇时，因人多而使车队受阻，当地政府下令：凡车队通过乡镇时，附近老百姓停止赶场！

    尽管年关就在眼前，但当地的老乡听说是中国发射美国卫星需要的什么洋玩艺儿要通过这里，赶场那天，场上不但没有一个人去赶场，反而所有赶场的人都放下了菜篮和背篓，拿起了钢钎和锄头，纷纷跑去铺路垫桥。

    一位当年曾经护送过红军战士的老大爷，捧着一瓦罐茶水蹲在路边，当车队到来时，他一边送水，一边唠叨说：“咳！活了82岁，只听说过不能反党，还没听说过不准赶场。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们能把美国的卫星打上天，别说不让赶场，就是不让过年也行！”但，当大年三十这天，车队翻过当年红军曾经翻越过的两座雪山，来到一个叫葫芦崖的半山腰时，却被挡住了去路。

    葫芦崖位于一座大山的半腰处，公路的右边，是陡峭的岩石，左边是笔直的深渊；波涛滚滚的大渡河就横贯脚下。路宽仅有2.9米，大拖车的轮胎要是压在上面，左边的路宽便只剩下4厘米了。可升降平台的宽度比大拖车还要宽得多，一旦经过，不是刮着岩石，就是跌下河流，根本无法通过。

    颇有意味的是，此处正是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地；旁边一块荒野，便是石达开的娃娃兵当年安营扎寨的地盘。

    怎么办？历史的悲剧，难道今天将再度重演？车队总指挥袁广泉和开路先锋尚清民，蹲在悬崖边，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竟急得落下了辛酸的苦泪。

    后几经商量，车队指挥组决定：炸山！

    于是，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之外弄来了炸药，就在大年三十的傍晚，提前放响了新年的“礼炮”！接着，数十名老百姓和车队人员一起，手扶肩扛，硬是让大拖车一寸一寸地移过了葫芦崖。

    1990年大年初一下午5时，从北京到西昌，惊动了10个系统、22个部门和成百上千人的升降平台，终于比原计划提前1天安全到达西昌。

    此刻，历经坎坷风险的升降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放在机场上，仿佛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阳光下，它似乎正缓缓张开双臂，等候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光临——

    12点40分，波音747飞机隆隆的轰鸣声，终于回旋在西昌的上空。机场上所有人员刹那间全都抬起头来，将又喜又忧的目光一起撒向迷茫的天空。

    随着一声狂啸，飞机从天而降。还没等人们怦怦跳动的心回缓过来，波音747已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机场正中的位置上。

    天气真怪。飞机刚一落地，一阵声势浩荡的西北风骤然掀起，整个西昌机场，黄沙滚滚，风尘弥漫，数十米之外，不见人影。

    但，一场紧张的飞机卸货作业还是开始了。

    美方负责现场指挥的，是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努.麦克。这是一位满脸胡子、血性十足而又很有魄力的大汉。他挥动双臂，扯着嗓门，顶着风沙不停地跑来跑去。

    可卸机作业刚开始不久，便出现了问题。搬运卫星集装箱，靠的是一辆15吨重的大叉车。这辆大叉车驾驶员是中方的人，而指挥又是美方的人。由于语言不通，只得依靠手势。可美方指挥员比划了半天，中方的驾驶员也不完全明白。加上中方驾驶员又是第一次开这样的大叉车，第一次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所以手脚都在发抖。但开大叉车的驾驶员就他一个，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谁还能去顶替他？

    “叫那位中国先生下来，我去开！”就在这时，一位美国专家走到队长努.麦克跟前，扯着嗓门，大声吼叫起来。

    努.麦克马上找到中方指挥员，要求调换大叉车的驾驶员。

    中方经短暂商量后，同意调换。

    于是，那位美国专家很快跳上了大叉车。中方操作手们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射在了这位美国专家的身上：一个卫星专家，能开动大叉车吗？

    但只片刻工夫，那辆15吨重的大叉车，便在这位美国专家的手中隆隆转动起来，且操作熟练、大胆，颇有老师傅的风度。

    这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美国专家，就是维克特先生。

    4个小时过去了，卫星及设备的装卸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风，越刮越大。天地难分，一片昏沉。整个机场，完全笼罩在海涛滚滚似的沙尘之中。

    中美双方的操作手们，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个个累得直喘粗气。身材高大的休斯公司首席科学家斯坦豪尔，不时被狂风刮得站不稳脚跟，只得用一只胳膊挡住风沙的侵袭，一只胳膊扶住车厢。努.麦克队长在2月的寒风中只穿一件短袖衫，他的嗓门早就喊哑了，由于干渴，嘴上已裂开了一道血口。

    中美人员都是在早上6点从发射场出发的。因原计划飞机是10点到达西昌，所以每个人只带了一袋干粮和一听“健力宝”。现在10个小时过去了，干粮和“健力宝”早已吃完喝光。

    由于又是风沙，又是太阳，因此，机场所有中外人员除了饿而外，最难受的就是渴！

    于是，水，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

    就在这时，人称“黑脸翻译”的许建国先生从小卧车里摸出了惟一的一听“健力宝”。他舔了舔自己的干裂的嘴唇，又望了望中方人员那一张张早被风沙吸干的脸，最后，还是走到了斯坦豪尔跟前，将手中的“健力宝”递在了他的手上。斯坦豪尔看了看许先生那张满是诚恳的脸，然后端起“健力宝”递到了努.麦克的手上。

    努.麦克只看了一眼“健力宝”，很快便递到一位正在干活的美国操作员手上。这位操作员端起“健力宝”只轻轻饮了一口，又递到了另一个美国操作员的手上……

    于是，当这听“健力宝”传遍美方所有工作人员之手后，叉回到了队长努.麦克的手上。努.麦克端起饮了一口，又递到了斯坦豪尔的手上。斯坦豪尔望了一眼正在作业的中国朋友，这才将“健力宝”送回许先生的手上。

    许先生接过“健力宝”，低头一看，竟一下呆住了：“健力宝”还剩有足足一半！

    暮色降临了。

    护送“亚星”的车队，朝着发射场的方向，在凄厉的狂风中缓缓爬行。

    从机场到发射场50多公里的途中，早已进行了全方位的警戒。四川省公安厅、凉山州和西昌市公安局，以及卫星中心保卫处等数百名保安人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部严守在公路四周和两侧，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卧车，不管是进口车还是毛驴车，一律禁止通行！但老天好像就是故意作对，车队刚驶出不远，雨又哗哗地下了起来。

    为了避免意外事故，及时把卫星送到厂房，中方决定：车队继续冒雨前进！

    夜间行车，又在雨中，还是山路，危险性可想而知。特别是站在敞车上护守卫星的几位美国朋友，在风雨的侵袭下，个个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们根本无视风雨的存在，个个如同年轻的母亲，守护着刚刚出生的婴儿19时许，车队抵近发射场，卫星测试厂房依稀可望。卫星测试厂楼房长42米，宽18米，高18米，面积700余平方米，是中国专为发射外星而抢建的。

    “亚洲一号”卫星，就将在这停放、装配检查和测试。像这样高档的卫星厂房，就亚洲地区而言，还是独一无二的，全世界除美国、苏联、法国外，只有中国才有。

    9点30分，运送卫星的车队稳稳当当地停靠在了卫星厂房的门前。又经过半小时，“亚洲一号”卫星终于平安地搁进了厂房。

    4.“长征3号”和它的主人们

    美国的卫星终于进了中国的厂房。那么这颗如此娇贵的美国卫星，中国将用什么火箭把它发射上天呢？

    如果我们把“亚洲一号”卫星比喻为美国的“航天女神”，那么，负责将这位“女神”护送上天的，正是号称“东方大力神”的中国“长征3号”运载火箭。

    “长征3号”火箭，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一种多用途三级火箭。它全长43.25米，粗3.35米，起飞重量202吨，可将1430公斤重的卫星送入远地点为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

    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在当代世界航天领域里，可与美国的航天飞机和法国的“阿里安”火箭齐名。因为它的第三级火箭，采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低温燃料发动机——氢氧发动机。

    目前，能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除了美国和法国，便是中国；而能解决氢氧发动机在高空失重条件下进行二次点火技术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

    因此，火箭氢氧发动机，被世界航天界公认为当代火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谁能摘下它，谁就是火箭天国的白马王子。

    那么，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几位专家。

    任新民，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五大系统的总总师。

    任老总瘦瘦的个子，中等身材，脸上架着一副花镜。尽管头发和眉毛早已一片花白，但身板却相当硬朗。无论是平时上班，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或者出席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他总是习惯穿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工作服，因而显得十分质朴，甚至有几分土气。无论谁见了，都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位很普通的老师傅。

    在某一次会上，关于“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三子级，到底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那天，任老总坐在会场的一角，细心地听着，认真地记着。

    他一边听，一边不时用手摸摸下巴，外表看起来很沉静，但内心却是翻江倒海。他深知，氢氧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最新型的一种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它技术先进，推进剂重量轻，又无污染，可大大增加有效载荷。于是，他在会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中国要想在本世纪内成为火箭大国，眼睛就必须瞄准当代火箭发动机技术的高峰。否则，中国现代火箭的技术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必将越拉越大。”会议最后决定：两个方案同时上。

    但1978年，当氢氧发动机首次进行试验时，由于有人违章操作，发生了爆炸起火事故，当场造成十人受伤。于是，当时主管试验任务的国防科委领导出于某种考虑，决定把氢氧发动机列为通信卫星工程的“另一种方案”。

    正在日本访问的任老总，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匆匆赶回北京，刚一下飞机，便直奔国防科委大院，敲开一位领导的门，诚恳而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再三要求氢氧发动机不要下马。

    科委领导听了他的意见后，觉得颇有道理，很快便将“另一种方案”的“另”字改成了“第”字，使氢氧发动机由原来的“另一种方案”变成了“第一种方案”。

    因此，今天当人们谈到“长征3号”火箭时，不少人都说，要是当初没有任老总的远见和胆略，以及无私无畏、敢于登门进谏的精神，“长征3号”火箭的历史，或许将会另起一章。是的，“不惟书”，“不惟洋”是任老总一生的座右铭。一次，为了尽快查明氢氧发动机一个故障的原因，他决定对氢氧发动机进行连续试车。这事国内从未干过，国外的资料文献也无记载。万一出了问题，发动机在试车台上爆炸，无疑等于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由于这个试验风险太大，因此，在研究试车任务书如何写时，有人提出写上“经任总决定”，有人又建议写上“经会议研究决定”。

    讨论来讨论去，举棋不定。

    任总急得满脸通红，腾地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就这样写：任新民决定试车。出了问题由任新民负责！

    任总有着宇宙般宽阔的胸怀，自然跳动着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据说，这位火箭专家还有许多远比火箭温柔得多的故事，但他从来不说。他不仅喜欢读中文和外文的科技书，而且居然还喜欢读中国的史书。他家藏有全套二十四史，常常醉心阅读。

    他不仅细读了司马迁的《史记》，还迷上了《资治通鉴》。

    通天地，晓古今，强体魄，铸灵魂。或许，正是这位80岁的老总生命能达至辉煌顶峰的奥妙所在。

    谢光选，“长征3号”的总设计师。

    1990年4月3日下午，即“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前4天，美国休斯公司一位在西昌发射场地下室工作的技术人员，找到中方有关人士，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见一下“长征3号”火箭的总设计师。

    这位美国技术人员说，他很崇拜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还在美国时，就产生了想见见中国“长征3号”火箭总设计师的愿望。中方有关人士，很快对此做了安排。

    谢总今年72岁，江西南昌人。年轻时那股子愣劲与虎气自然减弱多了，但他至今还留着小平头。因他本命属羊，所以常对人说，在中国的航天队伍里，我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带头羊！

    “亚星”发射前不久，他在西昌发射场度过了他的生日。那天，秘书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认认真真地炒了几个菜，还专门为他做了一碗长寿面。当长寿面条放在他面前时，他才恍然大悟。他轻轻挑起一根面条，高高举起，然后再慢慢放进嘴里。面条刚一下肚，便孩子似的叫道：“好吃！好吃！”接着便是好一阵哈哈大笑。

    当谈到“长征3号”火箭时，谢总显得特别高兴，他说：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初露头角，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了。

    ‘长征3号’火箭完全是中国靠自力更生搞成的，它的身上除了几个小元器件是进口的外，全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在发射第3发之前，连一根洋毛都没有。

    “‘长征3号’火箭是全国通力协作的结果。它得到了全国750个单位的支持，光科研协作单位就有1545个。世界上能单独搞火箭的，除了美国和苏联，就只有中国。所以作为‘长征3号’火箭的总设计师，”我要向全国所有协作单位说一声：谢谢！

    “‘长征3号’火箭是按勤俭节约的原则搞的，而不是用高技术换取高利润。‘长征3号’火箭从研制到发射，费用都是较低的。”有一次聂荣臻元帅打电话问我钱花完没有？我说没有呢！

    聂帅说，没完就好。不过，你也真是个江西老抠！法国‘阿里安’火箭与‘长征3号’火箭相同，却花了10亿美元。即是说，中国花1元人民币办的事，他们就要花2.5美元才能办成。所以，中国发射一颗卫星的价格一般来说要低于国外的价格。因为我们成本低，科技人员奖金低。

    “中国火箭发射的成功率高，这在世界航天领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长征’系列火箭只有半次失败，比法国‘阿里安’成功率高7%。‘长征3号’火箭代表了中国的运载能力。从总体运载能力来讲，中国的火箭从来没有掉下来过，可靠性第一，这是一块金牌。还有就是中国从失败到再次恢复发射，时间之快，是世界第一。美国从失败到恢复发射，用了1年多，苏联半年多，而中国只用了79天。所以说，‘长征3号’火箭，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前不久，有几位美国的同学和美籍华人朋友在我家里聊天。我说：‘发射亚星可以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们十分恳切地问我，你以上说法可不可以改一改？我们在外国，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把‘为社会主义争光’改成‘为祖国争光’？另外你们‘人民’的定义很严格，能不能把‘为人民争气’改成‘为炎黄子孙争气’？我听了非常感动，连忙说，可以改，可以改，现在就改！”

    “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前5天，一个太阳温和的中午，谢总在宾馆门前散步，当有人问到他对“亚星”发射的把握性时，他说：

    “我一共参加了48次发射，每次我都签字画押。48次发射中，只有三五次失败，成功率是93%。我对这次发射是充满信心的。我希望发射那天，从倒时计数起，一觉醒来，火箭已经上天，我提着皮包就回北京了。这就是对‘长征3号’火箭可靠性最好的证明，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万一失败呢？”

    “放心吧，我能掐会算，这次只能成功，不会失败！”谢总刚一说罢，便哈哈大笑起来。

    范士合，“长征3号”火箭的副总师，同时也是“亚星”中方技术谈判的首席代表。

    众所周知，中国的航天技术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

    而封闭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不了解外国的星箭设计状况，外国也无法知道中国的星箭设计状况。

    因此，当中美双方第一次进行技术谈判时，美国人才知道，中国“长征3号”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并不是按国际标准设计的；而中国人也才明白，国外火箭与卫星的接口，原来都是按统一的国际标准设计的。

    为了协调好中国火箭与美国卫星的关系，范总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

    在西昌卫星中心那间简易的房间里，他桌上除了一大堆文件资料外，还放着一堆中药冲剂。他每天除了要服3包中药冲剂外，还必须坚持打两针。他在房间走动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胸口。当他讲述着中美技术协调的情况时，还不时喘着沉重的气息。

    “长征3号”火箭今天能在发射场与美国的卫星进行联试，说来是相当不容易的。技术的谈判和协调工作开始非常难。

    1986年，当中国代表团去美国进行技术谈判时，休斯公司就提出：中国必须重新按国际标准设计过渡锥和包带。过渡锥和包带，是火箭与卫星联接和分离时两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如果这两个部件不能按国际标准设计生产出来，那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就无法进行对接和分离。因此，中方的刘淑云和曹丽君两位女设计师当场就表示：中国可以按国际标准重新设计。

    1989年8月，美国的卫星与中国新研制的包带和过渡锥第一次在洛杉矶成功地进行了对接与分离的试验。休斯公司一名负责人高兴得当场握住中方代表的手说：“这是美国和中国在空间技术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结合！”

    美方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卫星的起旋问题。

    中国过去发射的20多颗卫星，全都是在火箭与卫星分离之后，卫星自动起旋的。即是说，卫星飞行的方向，是靠卫星起旋后自己确定的。但美国的这颗卫星，却要靠火箭起旋确定卫星飞行的方向。因此，美方提出，卫星必须要在与火箭分离之前一秒钟先起旋，而且每分钟还必须保持5至7转，否则他们的卫星无法准确人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重新采取一个新的方案。而要改动这样一个方案，难度是相当大的。

    后经总师们反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第三级火箭和卫星同时旋转后再让卫星和火箭分离的方案。

    这个方案提出后，休斯公司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需经实践检验。你要在技术上让人信得过，没有试验数据是不行的，特别是保险公司要承担经济风险。因此，在第5颗通信卫星发射时，专门对此做了试验。结果证明，方案完全可行。

    应当公正地说，在这次星箭的技术协调中，美国方面也是作了很大努力的。因为美国为了用中国的“长征3号”火箭发射，也更改了卫星上的远地点固体发动机。而远地点发动机的更改，就意味着许多软件系统需要重新分析与计算。因此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专家们，也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经过近一个月的拼命努力，才终于在1990年2月9日，将最后研究的卫星准确重量和远地点高度通知了中方，即要求卫星的远地点高度由原来的35786公里上升到36897.9公里，提高1111.9公里。惟其如此，方能满足美方卫星上远地点发动机的推力。显然，美方卫星重量和远地点高度的重新确定，意味着中国火箭的飞行软件也必须改动，也就是说，中方两个月来精心计算生成的火箭飞行软件要全部重做一遍。

    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已到达西昌卫星发射场，正忙于发射前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要完成这项任务，不仅时间紧迫，而且难度也相当大。但为了保证美方的这一新要求，万源公司总体设计部和控制系统计划单位，以及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上海新华厂控制系统负责人、西昌卫星中心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等一起，共同采取了现场办公和接力赛的方式，昼夜加班，只用了20天时间，便完成平时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火箭飞行软件的生成。经共同验收后，完全符合要求，很快便交付使用。

    美国休斯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表示敬佩，并说中国万源公司有这样一批杰出的火箭专家，他们感到非常满意。

    5.在冲突中求合作

    美国的卫星自3月12日那个雨夜进了中国的卫星测试厂房后，厂房的大门便从此对中方紧紧关闭了。

    卫星技术属于高技术，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卫星技术的泄漏和他人的窃取，特派出了18名经过政府安全规程训练的保安人员。同时还携带有现代电子仪器监视设备，将卫星置于24小时的监视控制之中。

    因此，卫星厂房自美方接管之日起，非美方人员，一律不得靠近卫星厂房。

    为了提醒中方的注意，美国安全军官们还在卫星厂房的门上、窗户上张贴了许多“安民告示”：

    Please respect the right of American！（请尊重美国人的权利！）Chinese friends，do not make jokes！（中国朋友，这可不是开玩笑！）Chinese friends， please protect the American technology！

    （中国朋友，请保护美国技术！）并且，在一个集装箱上，还贴有一幅耐人寻味的漫画：整个画面是一张国际棋盘，棋盘的一端是苏联人的国旗，另一端是美国的星条旗。两端旗帜数目相当。棋盘的界河处，还用英语写有一行字：We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我们面临挑战！）当然，美方出于工作方便的考虑，也发给了中方指挥员3个可以进卫星厂房的特别通行证，但中方人员每次进去时，都必须有美方安全军官的“陪同”。

    美方有一位女安全军官，叫玛格丽特。这是一位性格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西方女性。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自然风光，热爱发射场附近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她还喜欢拍照，几乎是见什么就拍什么，连小鸡小鹅小猫小兔也拍。她说，到西昌发射场后，她已拍了19个胶卷了。

    一次，玛格丽特见中方翻译——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胸前别有一枚中国航天纪念章，很想要来作个纪念。年轻的翻译便摘下来送给了她。有人和她开玩笑说：“玛格丽特小姐，他送你一枚纪念章，你送给他什么礼物呢？”玛格丽特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搂着这个年轻翻译的脖子，对准他的额头便是一个漂亮的吻。

    年轻翻译被闹了个满脸通红，她却格格地大笑起来：“我的孩子和他年纪差不多，今年大学都快毕业啦！”

    但，就是这位活泼开朗、天生好玩的玛格丽特小姐，为了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从来没去西昌玩过一次。每当她值班时，态度相当严肃认真，一张本来充满微笑的脸上，你几乎见不到半点女性的温柔。据说，有一次胡世祥去卫星厂房时，故意对玛格丽特小姐开玩笑说：“小姐，这本是我管辖的厂房，今天就不用你陪了，我自己去行吗？”玛格丽特小姐却说：“尊敬的胡先生，很抱歉，我得履行职责！”

    发射团副团长唐贤明说：“美国人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一点问题，便立即打来电话，要求及时解决。”

    比如，新的卫星厂房，是按国际标准设计和兴建的，美国人第一次使用，当然也要按国际标准要求。卫星厂房里的温度，要求22C，高一点不行，低一点也不行，这就要求中方的空调机连续9天9夜不能停。

    中方过去对卫星温度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但有时高一点低一点也就过去了。特别是空调机，从未有过连续工作9天9夜的历史。为满足美方这一要求，保证给空调送蒸汽，发射团专门组织了一个锅炉班，连续昼夜不停地烧锅炉。一个个本是体壮如虎的小伙子，到后来竟累得又黑又瘦，连起床都困难了。

    听说，美国人有一次正在冲胶片，水管突然停了一下水，便气得哇哇乱叫，竞打电话提出抗议。

    美国人不仅对温度、湿度等要求极高，对电的要求也相当严格：24小时必须保证有电；只要设备在，电就不能停。但人走电灭，是中国的老传统了。人走不关电，是一种浪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卫星中心，人离开机房时，必须要切掉设备上的电源，但在美方恰恰相反。美国人离开机房时，设备上的电源从来不关。只要设备在，就24小时不停电，长年如此。因此，美国人对中方“人走电灭”这一工作制度感到非常不习惯，十分恼火，甚至大惑不解。

    当然，中方一下要改变这种习惯，完全适应美方的要求，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对卫星的供电，美方连续7天7夜不能停电。

    因为这电是直接加到美国卫星上的，万一供电过程中突然停电，导致卫星出现问题，如何了得？供电问题保证不了，合作无法进行。

    但中国人毕竟不是傻瓜，你有你的高招，我有我的绝活：你有你的“国际标准”，我有我的“祖传秘方”。老祖宗早就教导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

    最后，7天7夜连续供电还是保证了。办法虽然土一点，但效果一样。美国人竖起了大拇指。合作继续进行。

    又比如，西昌发射场开始没有逃逸设备，美国朋友便不肯合作。所谓逃逸设备，是指发射架上一种特殊的设施。这种设施能保证：发射架上要是一旦发生诸如火灾、爆炸之类的事故时，工作人员能迅速逃离现场。

    西方所有发射场都有逃逸设备，且占相当重要的位置。美国人注重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把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倘若靶场一旦发生危险事故，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逃命，而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怎样去排除事故。

    因此，美国人上发射架时，第一件事就问：“万一发生事故，从哪里逃走？”

    中国人说：“无路可逃！”

    美国人便站在那里，原地不动，无论你怎样动员，就是不上发射架。

    无奈，中方还是增设了逃逸设备。

    “亚星”发射过程中，中美双方语言不通，又是一大障碍。

    美国人说英语，中国人说汉语，你听不懂我讲的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你说的什么玩艺儿。如同一个乐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结果自然不难想像。

    按理说，历史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像这样跨越国界的高科技合作，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完全可以并且也应该用同一种语言直接对话。

    但遗憾，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从高级指挥官到普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人都不能用英语或汉语进行直接对话。一般能用英语说个“上”、“下”、“左”、“右”、“是”或者“不是”，就算不错了；如果见面时，能用英语说几句：“您好！”“吃饭了吗？…昨晚休息怎样？”然后再拉上几句家常话，谈一段工作，那就算佼佼者了。

    至于美方人员的汉语水平，那就更可怜了，就会说“您好！”

    “谢谢！”既生硬，又别扭。

    因此，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次组成了一个有20名成员的翻译队伍。但20名翻译照样不够用，照样很累很忙。

    可以这样说，从饭堂到机房，从会议室到发射场，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翻译；一旦离开了翻译，中方指挥员则寸步难行，一事不成。在中国的火箭与美国的卫星吊装对接过程中，有的岗位上没有翻译，或者翻译一时忙不过来，于是双方就靠打手势——用哑语配合。有的操作靠手势还可以凑合，但有的就不行，打了几次手势，对方都不明白（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手势习惯当然不会相同），甚至有的还引起误会；中方打手势要往上，美方却朝下；美方打手势让放慢速度，中方反而把速度加快了。结果，双方难免又是一番大叫大嚷。最后，还是不得不亮出全世界都懂的篮球裁判手势——暂停。

    一次，中美双方进行“全区合练”。但当双方一旦进入合练状态时，问题便出现了：中方觉得美方不对劲，美方又感到中方有问题：需要的号叫不出来，不需要的号反而冒出来了；中方指责美方没按昨天规定的程序进行，美方也叫嚷中方没按昨天明确的要求办事。结果，合练被迫中止。

    双方开会碰头，找原因。可找来找去，谁都找不出自己这方到底有什么问题。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双方对“全区合练”的概念不同。中方所谓的“全区合练”，指的是“全球合练”，即从西昌到洛杉矶这个区间的合练。

    到了真正发射那天，翻译工作就更具风险性了。每个与外方有联系的岗位，都有一个翻译；每个翻译的身边，都有一部红色的专用电话机。在发射程序的进行过程中，翻译除了要如实地把中方指挥员的口令用英语传递给美方外，还要随时用电话同美方保持联系。如果翻译中有一句口令译错，则必将导致双方工作程序错乱。假若在发射前半小时或者十分钟出现问题，中美双方就某个问题需要重新商定，这时如果翻译将某个意思或某一句话译错了甚至译反了，其后果更不堪设想。

    美国休斯公司一位通信专家说：“参加这次‘亚星’发射任务，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会说英语也能讲法语。

    在法国我就讲法语；在西方别的国家我就讲英语。但在中国参加发射，中方技术人员大都不会说英语，而我又不会汉语，这就使得合作非常别扭，就连一根导线的事，也得拐上好几个弯才能办成。看来回去后，这汉语也非学不可了！

    加拿大太列公司高级专家哥比回国时，在临上飞机前还说：

    “我这次来中国只带了两个翻译，看来根本不够用。为了将来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我回去后得好好学习汉语。”

    在发射场，美国休斯公司一位老专家的一个小本子里，每天都夹着一张汉语拼音表。每次开会有空隙时，他就拿出来一边看，一边用食指在膝盖上比划着，嘴里还不时嘀咕两句。问他为何还要如此刻苦学习汉语？他说，既然要同中国人打交道，不懂点中国话哪行？还说，他在西昌发射场这段时间里，已偷闲记住了二十几个汉语词汇。

    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但，事实却不尽然。“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

    美国人刚到西昌第3天，休斯公司工作队队长努.麦克向洛杉矶打电话汇报工作情况时，便遇到了麻烦——

    “喂，洛杉矶吗？”

    “是的，我是洛杉矶。”

    “我是中国西昌！”

    电话挂得很顺利。努.麦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叉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但不幸，话还未讲到一半，电话突然中断。

    “喂、喂、喂喂喂！”……

    努.麦克一个劲儿地“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却是最令人讨厌的“嘟嘟”声。

    努.麦克急了，“叭”地扔掉话筒，冲着宾馆经理不光发一顿脾气，还连连甩动小指头，大声叫嚷道：“差劲！差劲！简直太差劲了！”

    通信！通信！通信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

    通信！通信！通信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也令美国人大为恼火。

    于是，故事发生了——

    2月19日晚，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捷找到中国长城公司高若飞先生，明确提出，后天他将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其主要原因是：他自2月6日到西昌后，通信工作一直很忙很累很紧张，也很失望。佩尔捷先生说，他曾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种情况。

    五六十名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IDD中继线路，而这三条线路也不能保证正常使用。佩尔捷先生还表示说，他回美国后，就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艾林‘考梯斯少校也说，如果今后再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则休斯方面这次参加“亚星”项目的人员将不会再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了。

    两人最后还表示说，他们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外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提请中方引起注意。

    当晚，高若飞先生立即向卫星中心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次日一早，经中方有关领导与休斯方面的“亚星”项目经理米歇尔.续曼先生和佩尔捷先生协商后，佩尔捷先生才同意暂缓回国，并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进一步解决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

    同时，卫星中心也将通信中存在的问题急报北京国防科工委总部，并要求邮电部派人来协助解决。

    为了“亚星”的通信工作，中方确是做了最大努力的。

    不光抢建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并用高金租用了国际电联的4条国际通信专线。这4条专线可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7条国际直拨电话线，4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3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按说，拥有如此现代化的通信设施，通信应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但要是我们稍为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一开始出现的问题便不难理解了。

    1989年9月4日凌晨2点30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如同猛兽般突然向通信总站袭来。只半小时，房屋倒塌，公路崩溃，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当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时，眼前已是一片汪洋。整整一个星期，人们连喝水都困难。

    通信总站的全体官兵们迅速投入到通信线路的抢修中。仅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便完成了抢修任务。

    不过，中方后来经过努力，终于满足了美方的要求，使后来的合作越来越愉快。

    加拿大太列卫星公司高级专家戈比临上飞机时，曾对国防科工委张敏参谋长说：“西昌卫星中心，如果通信问题能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这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

    6.雷雨挡住发射窗

    1990年4月7日。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注定要与伟大和辉煌紧紧相连的日子。这一天，“亚洲一号”卫星将从中国的西昌起飞！

    气象专家吴传竹一大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一把推开窗户忙着看天。天，灰蒙蒙一片，仿佛什么都看不见了，又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看。习惯了，每次发射都是这样，何况今天！

    今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键就看今天的气象预报了。

    西昌卫星发射场，由于地处中亚热带滇北湿润季风气候区，又位于西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起伏地带，加之山高林密，地势险恶，因而气候复杂，变幻无常。且年平均雷暴日多达六七十天，是全国罕见的强雷暴区之一。

    由于“长征3号”火箭使用液氢液氧作推进剂，这就必须保证：在加注到发射这个时区里，周围30公里内不得有雷电活动。因为发射时倘若云中有电，当火箭穿过积云区或阵雷区时，容易触发闪电，从而导致火箭的爆炸。

    因此，这就要求气象预报绝对准确。倘若发射因气象预报有误而失败，则损失惨重。何况一枚火箭价值上亿元，头上还顶着一颗星呢！

    但，人类在高深莫测的宇宙面前，毕竟还是个孩子；想让上帝完全听从人的摆布，的确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情。

    翻开世界航天史，因气象原因而造成发射失败的，可谓不乏其例。

    以美国为例，仅从1986年1月至1987年6月，5次发射失败，均与气象有关。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点火升空后93秒钟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事后经调查认为，除了助推火箭设计上有缺陷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忽视和低估了气象的临界效应。

    -1987年3月26日下午，美国宇航局发射一枚载有军事通信卫星的“大力神”火箭。由于发射时遇到大雨，刚启动约1分钟，便在离地面4700米的空中遭到雷击而爆炸，直接损失达17亿美元。

    -1987年6月9日，美国宇航局在瓦罗普斯岛发射场发射3枚火箭时，因发射前夕一阵狂风暴雨突然袭来，火箭被雷电击中，并自行点火升空，很快便坠毁于大西洋之中。

    ……

    想到此，吴传竹“砰”的一声拉上窗户，大步朝外走去。

    远天，一片阴沉。几块云团在发射架的头顶，若有所思地悬荡着，像一床床发潮的棉被。昔日望惯了的山梁上，早该布满曙光，可此刻还是一片晦色。太阳如同一个怕羞的村姑，就是迟迟不肯露脸。50多岁的吴传竹爬上一道道坡坎，一直爬到了半山腰。他抬起头来，再次举目四望，一双渴盼的眼里恨不能长出一双长长的手来，将死睡的太阳一把拽出云层。

    这位出生在四川大巴山中的黑脸汉子，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气象专业，从此与气象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0年，发射第一颗“东方红”卫星时，他就是气象预报组的组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到，老天爷这家伙，实在太难对付了，特别是这次“亚星”的发射，气象预报一开始便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这位曾经准确预报过13颗卫星发射日的气象专家，似乎还从未感到有过如此的艰难！

    此刻，日出的时辰早已过去。吴传竹再一次抬起头来，失望的眼里似有一种悲凉的情绪。

    前天晚上，他特意去了发射场。多好的“发射窗口”，没有云，没有雨，更没有雷，而是满天星斗。

    昨晚，他又去了发射场。一轮圆月高高悬挂在发射架的上空，仿佛正向他发着挑逗似的微笑。

    可今天……

    他抬腕看表，表上的日历正显示着一个触目惊心的日子：4月7日！

    “亚星”的发射日，为什么选在了4月7日，而没选在4月6日或者4月8日？或许这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

    早在2月27日，卫星中心气象部门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对4月份的天气趋势便作过预测：4月4日至6日天气较好；4月7日至14日为阴天多云，且有降水和雷暴。

    于是，中外双方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并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之后，卫星中心气象部门对气象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分析和预测，认定4月5日是个好天，并将这一情况及时通告了外方，提出将发射日选在4月5日。

    当中方的这一信息传到外方时，外方没人相信，以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有人说，目前世界上的短期预报，最高准确率才只有60%，现在离发射日还有一个月，你们中国的气象预报何以如此自信？

    有的香港人士还讲，4月5日是清明节，清明节是鬼节，而鬼节这天除了祭坟，最好别于其他事情。

    在3月28日上午的中外协调会上，吴传竹对4月4日天气好的可靠性又作了明确分析，中方再一次表明意见：先将发射日预定在4月5日，若5日不行，再往后顺延。

    可亚洲卫星公司仍保持在4月7日发射，其主要理由是：根据原协定，4月7日才是发射日；香港卫星通信站尚未建好；另外，4月5日是清明节，按香港的风俗，人们这天不出门。

    为此，中方指挥部专门召开了会议，经研究一致认为：定4月5日为发射日最好；如果对方一定要坚持4月7日，到时不能发射，将按合同规定，推迟一天，罚款10万美元！

    在4月1日的中外首脑协调会上，亚洲卫星公司亮出了底牌：他们邀请的几百名外宾来西昌参观发射的请柬均已发出，参观发射日定在了4月7日；并且所有包机也全部定好。

    于是，中方为顾全大局，被迫把发射日定在了今天。

    吃罢午饭，吴传竹便走进了会议室。

    这是一次事关重大的紧急气象会议。

    昨晚，“长征3号”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常规燃料已经加注完毕。再过1个小时，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就要加注。

    但因天气不好，到底加不加注？将由此会决定。

    吴传竹是到会最早的一个。他换了一身蓝色的毛料西装，可竟忘了系领带！

    他坐不住。翻了几下资料，就赶忙趴到窗前观天。脸上看起来虽是“晴间多云”，内心却是“雷声滚滚”。

    12点半，胡世祥风风火火地走进了会场。接着，任新民、谢光选、林宗堂、孙家栋、曲从治、沈荣骏等所有中方的专家们，也全都匆匆赶到了会场。每个人一进门，第一眼便忙着看几位气象专家，仿佛他们的面孔，就是一张天气预报表！

    “开始吧！”主持会议的胡世祥大声宣布道。

    吴传竹站了起来。他扶了扶眼镜，扫了一下会场，然后说道：

    “今晚从7点49分到10点45分，共有3个发射窗口可供选用。从发射窗口来看，对今晚的发射是有利的。”

    会场出现了一点松动。有人轻轻吐了一口气。

    “但是，今天的天气很糟糕！根据综合资料分析，位于蒙古西部的冷气团正南下，已翻过秦岭，进入四川，于今日早上影响到西昌。因此，晚6点前有积雨云，6点左右有小阵雨，6点后的情况现在还难说。”

    会场一阵骚动，议论纷纷。有几位专家起身趴在窗前，忙着看天。

    “怎么办？”胡世祥站了起来，“老吴你表个态，晚8点后能不能保证天气好转？”

    吴传竹迟疑了一下，还是站了起来：“可以保证！”

    “我看可以加注！”胡世祥挥了一下胳膊，然后又一个个向老总们发问：“怎么样，你们的意见？”

    “干！可以干！”几位老总异口同声。

    “老司令员，请谈谈你的意见！”

    老司令员侯福去年已经离休，这次被请来作高级顾问。近几天来，气象问题也搅得他心神不宁。上午，他迈着一双残腿，绕着发射场望着天空转了整整半天。

    “我同意干！”侯福说，“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定要慎之又慎！”

    “对！”胡世祥接着说，“不见鬼子不拉弦，不到时候不点火！但不管有多大压力，我们一定要咬牙顶住！既然决心已下，就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现场指挥！”

    “如果到时出现小雨，也不要动决心！”任老总说。

    “对！”沈荣骏最后拍板，“先瞄准第一个发射窗口的前沿进入程序，如果到时天气突变，最后30分钟口令推迟下达。总之，大家要沉着、冷静。现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好，就这么干！”所有专家，一下全站了起来。

    下午1点30分，当加注人员进入岗位，开始对第三级火箭实施低温燃料的加注时，整个发射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在航天发射中，使用液氢液氧这种低温燃料作火箭的推进剂，这在当今强手如林的世界航天领域里，除美国和欧联外，只有中国！因为，这种零下200多摄氏度的低温燃料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加注时，倘若一粒沙子从一米高的空中掉在地上所产生的能量，或者头发丝摩擦所引起的静电，都有引起爆炸的可能。因使用这种低温燃料而造成箭毁人亡者，在国外时有发生。

    许多国家对此只好望而却步。

    因此，此刻最紧张最危险的，是活跃在发射场上的火箭加注兵。如果这时你身临其境，便会看到，他们个个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静电防护衣，一举一动，都特别的小心翼翼，仿佛每一个步点，随时都会踩响死神布下的地雷。

    值得称道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有一支骁勇善战的火箭加注队伍，在西昌过去6次卫星发射中，每次都保证了加注的顺利成功。然而，当第一声惊雷在发射场的上空轰然炸响时，发射场区的中外所有人员，在一瞬间全愣了！

    此刻是下午3点40分，发射程序已进入最后4小时准备。

    液氧助推剂刚刚加注完毕，液氢燃烧剂正处于紧张的加注之中。

    而发射场的上空，骤然间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紧接着便下开了小雨。

    怎么办？

    发射架上最顶端的四层工作平台已全部打开，头顶着“亚星”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半载身子已裸露在苍天之下。尽管雷声在1800米高空滚动，但万一一个惊雷落地，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发射团地面设备营营长曾道平，此刻急得拳头攥得嘎嘎响。这位当年的“重庆知青”，在靶场已度过了15个春秋，如今依然虎气十足。当他愤怒地抬起头时，西北方向的云团正野马般奔涌而来。毫无疑问，一阵猛烈的雷阵雨眼看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他几步跑到电话间，迅速拿起了电话：“喂，01 1 01 1我是曾道平。现在天气发生突变，请求关掉发射平台！”

    “请稍等，”话筒里传来“01”指挥员的声音，“我请示后立即答复！”

    曾道平刚放下话筒，一个惊雷便在他的头顶炸响。他身子猛然一颤，下意识地抬了一下头。不好！再也不能等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快！立即关掉发射平台！”就在这时，胡世祥从山洞里冲了出来，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一位叫陈家兴的排长，带着4名操作手，立即向发射架飞奔而去。接着，曾道平、胡世祥和佟连捷总师也跟着冲上了发射架。

    于是，在同一时空里，11层楼高的发射架上，出现了4组奔跑的画面：

    身轻如燕的操作手，

    满脸通红的曾道平，

    气喘吁吁的胡世祥，

    步履沉沉的佟连捷。

    本来，平时上发射架，一般都使用电梯。但此刻因加注正在进行，启动电梯容易产生静电，故只能靠双腿爬！

    胡世祥毕竟是50岁的人了！此刻，当他冲到第6层时，连气都有点接不上了。说来也怪，11层楼高的发射架，他不知靠着一种什么样的神奇力量，只用了3分多钟，便一口气冲到了顶端。刚打开的发射平台，又匆匆合拢了。

    胡世祥站在发射架的顶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仰对苍天，挥动胳膊，竞忍不住扯着嗓门怒吼道：“我们一定要成功！”这粗犷的吼声顿时回荡在天地之间。一双在半空中微微颤抖的胳膊，仿佛在使劲托举着将要倾塌的天空。

    或许是老天在回答人间的挑战，恰在这时，一声雷，横空炸响。接着，瓢泼大雨，倾天而下。

    加注，在雨中进行。

    这是一场人与上帝的较量！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尽管发射平台关闭了，中国箭和美国星暂时得到了保护，但危险依然潜在。因为，这时地面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管内的液氢是零下200C，二者温差太大。一旦遇有静电火花，或者一个惊雷落地，即刻便可产生引爆。

    此刻，发射场上已积满了雨水。数十名加注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做着最后的冲刺。汗水、雨水，早已打湿了他们的衣衫，但所有人员只有一个信念：加注！加注！

    终于，加注顺利结束。

    然而，当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老天爷更加肆无忌惮地撤起野来。团团乌云，铺天盖地。阵阵惊雷，滚滚而来。

    风声、雨声、雷声，声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

    怎么办？今天的发射程序是中止，还是继续往下进行？

    胡世祥两手叉腰，站在发射场中央的水泥地上，任凭风声的扫荡，雨鞭的抽打，雷鸣的轰炸！

    这位从大西北走来的铮铮铁骨汉子，靶场生涯几十年，向来气吞山河，无所畏惧。但今天，在大自然这强大无比的威力下，一颗狂跳的心也禁不住阵阵发颤；当他再次将一双忧愤的目光投向乱云飞渡的天空时，一向开朗的额头上，似乎也第一次裂开了焦虑的皱纹。

    “老胡！”75岁的任老总这时从发射场西边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步子在雨地上一颠一颠溅起阵阵水花。

    “任老总！”胡世祥几步迎了过去。

    “我的意见，马上中止发射程序！”任老总说得十分果断。

    “好！我同意！”胡世祥转身跑向发射场气象预报工作间，拿起电话，命令发射程序立即停止进行！

    胡世祥“啪”的一声扣掉电话，仰天一声长叹，大步朝地下指挥所走去。

    喧腾一时的发射场，顿时一片沉寂，惟有阵阵凶狠的雷鸣，伴着无情的雨水，还在天边隆隆滚动，滚动……

    离发射场约6公里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时已是宾客满座。

    指挥控制中心是发射场区的“大脑”和“心脏”，它主要担负着发射时的指挥控制、数据传输、时间统一和安全控制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外高级指挥官们，便在此运筹帷幄，发号施令。

    江.可达先生是下午5点40分进入指挥大厅的。他穿上了那套夫人特意为他设计的褐色花格子西装，一眼看去，既气派又合体。可当他冒雨跨进指挥大厅时，这套富有传奇色彩的西装，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风度和神韵。

    观礼台上，数百名外宾正拭目以待。由于发射程序中断，人们议论纷纷。他们都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但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坐在江.可达先生旁边的亚洲卫星公司技术总负责人邱雅惠先生，此刻更是焦虑不安。

    邱先生是台南市人。197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1973年又去美国攻读了物理博士学位。1989年初才应聘去了香港亚洲卫星公司。邱先生大学毕业时，曾在台湾金门岛当过两年兵。显然，几十年前的某个雨夜，当邱先生身披黄色雨衣，端着冲锋枪直挺挺地站在金门岛上，用一双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同一国土的大陆时，是肯定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会与大陆的同胞一起坐在指挥大厅发射卫星的。

    邱先生推了推眼镜，将一双焦虑的目光投向身边本公司老板薛栋先生。薛栋先生是今天中午才乘坐飞机赶来的。他手指在沙发的扶手上不停地敲击着，面部表情显得沉重而严峻。

    邱先生拿起了直通发射场胡世祥的电话：“胡先生，我们老板很着急啊！你知道，本公司邀请的客人全都到了，今晚要是打不成……”

    话筒里也很快传来胡先生爽朗的笑声：“哈哈，邱先生，请转告薛先生，叫他放心吧！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不过——”胡世祥说着便开起了玩笑，“告诉你的老板，今晚要是点不了火，我可要他赔10万美元哟！”

    胡世祥的每一句话，坐在旁边的薛栋先生都听得清清楚楚。是的，10万美元！尽管胡先生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但身为亚洲卫星公司大老板的薛先生，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两年来，亚洲卫星公司苦心经营，历经艰难，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成败在此一举。万一今晚不能发射，或者发射出现万一，不仅公司要严重受损，更重要的是改变亚洲地区通信落后面貌的宏伟大志，也将化为泡影。

    指挥大厅旁的休息室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信托公司大老板荣毅仁先生正在听孙家栋先生翻来覆去地讲什么叫“发射窗口”。

    荣先生披一件灰色的呢大衣，身材魁伟，满面红光。已是74岁的老人了，精神仍显得饱满旺盛。两年前，投资问题成为能否发射“亚星”的重要条件时，经中信公司技术开发部与有关部门口头商谈后，荣先生决定：同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合资创办亚洲卫星公司，然后购买、经营“亚洲一号”卫星，并由中国发射。

    然而，正当中信公司积极参与筹划此事时，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那场“风波”发生了，使中信公司的筹措资金工作陷入困境。于是，国外有的客商乘虚而入，企图迫使中信公司退出亚洲卫星公司，以达到从中挖走“亚星”之目的。

    面对如此困境，中信公司怎么办？退出来，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威望，必将受到损害；不退出来，一大笔巨款筹备不起来，如何是好！

    荣先生和公司人员经再三思量，最后向香港和记黄埔公司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明确表示：中信公司参股，就是要让中国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绝不能让其他人挖走！

    接着，荣先生四处奔波，八方活动，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和各界友好人士的鼎力支持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解决了筹资问题。

    显然，荣先生对今晚的发射，自然是再关心不过了。

    指挥大厅背后的南山坡上，是历次群体观看发射的地方，人们把它称为“参观台”。

    参观台距发射场仅有儿公里。因与发射架对峙相望，又居高临下，故火箭腾飞的情景可尽收眼底。

    这时发射场的四周，满山遍野，早已挤满了人群；参观台上，则更是拥挤不堪，人满为患。且四面八方，那弯弯的山道上，仍不断有人滚滚涌来。

    早在一个月前，西昌不少市民便用书信的方式，向天南海北的亲友们传递了西昌要发射美国卫星的信息。特别是4月3日晚，当中央电视台正式发布了这一重要新闻后，西昌便成了全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热点。

    于是，外地各界人士，昼夜兼程，纷纷赶往西昌。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靠朋友，想方设法，寻找参观发射证；无亲无友的，便四处找关系，托门路，急得到处“流浪”，八方转悠。一位从宜宾来的退休工人，为了敲开进发射场的“后门”，还专门带来两瓶“五粮液”。可在西昌转悠了两天，竞闹不清这“五粮液”到底该送到谁的手上。

    于是，西昌市有的旅馆，在两天前便挂出牌子：客满！

    于是，自今天上午10时起，从广州、香港和北京等地起飞的专机，便开始先后在西昌降落。阿拉伯卫星组织代表团、以田上将为首的泰国代表团、以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为首的美国代表团、美国麦道公司和回声公司代表团，还有投资界代表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和记黄埔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马世民，以及英国、新加坡、蒙古、缅甸等国的政府、商界、保险界和科技界知名人士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外宾，怀着激动的心情，纷纷踏上了西昌这片热土。

    于是，从下午3点起，五六百辆大小汽车载着数千名观众，如同潮水般涌进了“神秘的大峡谷”。

    于是，还有一支支没有搞到车证和参观证的“游击队伍”，以步当车，争先恐后，也从四面八方奔向发射场。为躲过哨兵的检查，有些人竞忍着饥渴，不辞辛苦，翻山越岭，绕道而行。

    这时的天空，依然细雨霏霏，乌云滚滚。黑压压的人群里，有的抱着大衣、雨布，有的提着干粮、小凳，有的搀扶着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的怀抱着牙牙学语的孩童。尽管雷雨交加，又饥又渴，不少人的衣服已被雨水浇湿，冻得瑟瑟发抖，但仍眼睁睁地望着发射场，谁也不肯离去。

    发射一颗卫星，为何牵动了这么多人的情怀？这仅是为了寻找刺激、凑凑热闹，还是体现了一种渴望腾飞的国民心态？

    指挥控制大楼左侧的一块草坪上，是“亚星”直播现场临时指挥部。

    担任现场直播的全体工作人员，此刻也正处于紧张忙碌中。

    直播卫星发射实况，这对长期封闭的中国来说，还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射史中，无论是发射导弹、氢弹、原子弹，还是发射火箭、卫星，都是在秘密的面纱掩盖下进行的。不仅外国人不能观看，就连中国人也同样不可光顾。

    特别是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里，参加发射试验的人员连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绝对保密的。部分中国人有幸去发射场观看发射实况，只是近两年的事情。

    可今天，中国第一次发射美国卫星，便要进行现场实况直播，而且，直播范围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香港地区。纵然失败，也要面对世界！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胸怀！

    但，西昌发射场地处偏僻的西南大凉山峡谷，距离遥远，环境闭塞，要把发射时的图像和声音高质量地传输到北京，再发射到全国和香港地区，技术难度之大，前所未有。鉴于这一情况，国防科工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名起草了《关于发射亚星对外现场直播问题的请示》报告，当即送到中央。请示报告中明确表明：如果到时发射万一失败，按照国际惯例，照样如实直播！

    很快，经中央军委、国务院众多领导人批准的红头文件下发了。

    于是，一支由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联合组成的50余人的“亚星”直播队伍，于半月前匆匆赶到西昌。

    为了让亿万观众看清发射场面，直播组在发射场附近想方设法安置了8个机位，使观众可从8个角度看到火箭发射的真实画面。

    为了防止各种意外情况发生，直播组制定了六套直播方案：

    正常发射如何直播，推迟发射如何直播，发射失败又如何直播……

    此刻，一张巨大的电视直播网已经缓缓展开，担任发射现场解说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张宏民已坐在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全国数亿观众已围坐在了电视机前。各大百货商店中断了正常营业，售货员和顾客一起，也围在了柜台前。有的街道因围观者太多，还造成了交通堵塞。

    香港。亚洲卫星公司邀请的数百位各界名流，已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入座。香港电视台第一次中断了正常广播，专门转播今晚中国火箭升空的壮丽图景。

    然而，无情的雷雨，偏偏挡住了本来就已经推迟打开的发射窗。

    载有美国卫星的中国火箭，今晚能起飞吗？

    7.沉重的起飞

    沉重的夜色降临了。“月亮城”第一次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发射场陷入一片阴沉之中。晚7点10分，中方指挥部所有成员，一路小跑来到了地下指挥室。许是山洞里太沉闷，许是情况太紧急，屋里的空气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今晚还发不发射？怎样发射？何时发射？一切都将在这短短的紧急会上决定。

    通信卫星的发射窗口，每晚只有100分钟左右，一旦错过了这个“窗口”，就得取消当日发射，坐等24小时之后，再重新选择下一个发射窗口。

    本来，中午时分，太阳已从云被里钻了出来；1点左右，发射场上空的云团开始迅速消散，老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片温和的阳光和淡蓝色的天空，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按照人们美好的意愿发展。

    但，人类与苍天之间似乎永远难以调和，正当观看者们的情绪开始上升时，一场老天早已安排好的阴谋却在渐次展开——气象专家们从卫星云图上已经看到，影响发射场区的云层虽然正在东移，但在发射场区的上游，又突然荡来一片对流云团，恰好挡住第一个“发射窗口”。

    原计划今晚7点50分发射，现在只剩下40分钟了！第一个发射窗口眼看过去了，而且发射程序早已中断。

    下一步咋办？是选择第一个发射窗口发射？还是选择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发射窗口发射？

    “老吴，你先谈谈气象情况吧！”发射指挥长曲从治主持会议，首先打破了沉默。

    人们的目光一齐投向了吴传竹。

    吴传竹心情太紧张，刚说一句又停住了。

    “随便讲吧，老吴，没关系。我们现在都听你的了，你就是上帝！”胡世祥笑着轻松地插了一句。

    “中午预测的那片云层，刚才已经移过了’场区。”吴传竹接着说，“但现在又有一片云团正向我们头顶移来，估计要在9点左右移过场区。”

    “那9点后是什么情况？”沈荣骏忙问。

    “据测，在这片云团的后面，有一个100公里大小的云空，现在以每小时13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发射场区移来。这个云空在9点前后可能到达发射场的上空。”

    “这个云空能肯定到达吗？”有人问。

    “目前还不能肯定，1小时后，可以作出肯定的预报！”

    眼前该作何决策呢？一屋子的脑袋，只有思索，没有语言。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消逝。

    第一个发射窗口过去了。

    第二个发射窗口眼看又要过去了。

    一向性急的胡世祥再也憋不住了，他抬腕看了一下表，大声说道：

    “我先说一方案，行，就这么干；不行再考虑别的方案。气象问题暂时不去考虑，我们现在就瞄准第3个发射窗口的前沿。因为第3个发射窗口足足有80分钟时间可供选择。我们在这80分钟内做好发射的一切准备，一旦老天裂开一个缝隙，就可以打出去！”

    为了争取时间，胡世祥刚一说完，便抓住一个老总的胳膊问：“你快说说看，这样行不行？”

    胡世祥急了，又赶忙补充了几点理由，然后将一双火燎燎的目光投向沈荣骏副主任。沈荣骏看了一下表，稍思索，便肯定了胡世祥的意见。

    很快，会议一致决定：推迟到21点30分发射！

    沈荣骏马上拿起电话，向北京指挥所作了汇报。

    接着，胡世祥召开了各分系统指挥员紧急会议，决定发射程序从最后80分钟切入！

    于是，指挥员立即下达了“80分钟准备”的口令。沉寂一时的发射场，又进入了腾飞前的兴奋活跃之中。

    还有1小时，火箭和卫星就要起飞了。

    此刻的发射场上，金灯高悬，如同白昼。墨绿色的发射架在风雨中巍然矗立，头顶“亚星”的“长征3号”火箭，如同一条翘首欲飞的神龙，面对夜空闪烁着迷人的光芒；箭体的中央，两面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4个大字，经一阵阵风雨的洗刷后，显得更加鲜艳夺目，分外妖娆！

    然而，夜色沉沉的天空，仍乌云滚滚，雷声阵阵；冰凉的雨水，浙淅沥沥，飘飘洒洒，在数十盏金灯的透视下，使整个发射场笼罩在一片雄伟悲壮、凄婉动人的氛围之中。

    沈荣骏已在发射场站了10分钟了。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夜空，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一会儿西，一会儿东。雨，早已浇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他却浑然不觉。

    这是一位胸怀大志、颇有远见的高级指挥官。他时刻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与命运，曾率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多次出国考察访问，目光始终瞄准的，是世界科技的前沿。自首次提出发射外星到今天，整整6年中，从重大决策到组织实施，每一步工作无不渗透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到靶场几个月来，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总算一步步走到今天，总算迎来了这个众心所望、举世瞩目的日子！

    难哪！古老而年轻的人类，从昨天到今天，从远古到现代，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星空，经历了多么漫长的苦寒岁月，走过了何其艰难的坎坷道路！

    今天，中国该怎样回答世界？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世界的面前？中国的科技能否从国内的试验轨道一步跨人世界的商业轨道？关键就看最后这一下子了。

    作为航天靶场一名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指挥官，沈荣骏当然深知气象条件的重要。刚才，国家气象局、总参气象局、四川气象台有关专家和卫星中心的气象人员一起，又对天气进行了紧急会商。吴传竹将最后结论性的意见向指挥部作了报告：9点前有零星小雨，9点起天气转好，云层裂开，有1个小时的云空，可以看到星星！

    是的，如果此预报准确，那只要抓住这1小时的云空，便完全可以发射！

    但，万一预报有误，万一那1小时的云空不能准时到达，万一情况又突变，怎么办！显然，这1小时的云空是今晚惟一一次战机，倘若抓不住，发射窗口则会完全失去！

    想至此，沈荣骏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将一双满含忧情的目光穿过雨幕，再次举向残酷的夜空。

    发射场的西边，两个老头也在雨中徘徊。两个老头，一个胖，一个瘦。胖的是谢总，瘦的是任总。两位老总，都在观天。

    他们全身都淋湿了。两颗苍老而鲜活的心，在冷风中剧烈地跳动着，微微地抖颤着。

    沉重啊！打了一辈子的火箭，放了一辈子的卫星，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沉重！

    忽然，一声雷鸣在东南方向上空响起。

    两位老总的身子猛地一颤，随之下意识地转了一个圈，然后让一张孩子似的雨脸对着天空，反反复复自语道：

    “怎么还打雷呢？”

    “怎么还打雷呢……”

    胡世祥双手叉腰，站在山洞门前，同样也在观天。

    打了几十发导弹，放了几十颗卫星，每次都是在发射前的头天晚上刮一次胡子，可这次，竟省略了！

    中国第一次发射“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时，他就是那位揿动发射电钮的操纵员。从那时起，每次发射一旦进入程序后，他的脑子便会像计算机似的，开始不停地运转：某系统出现A问题怎么办——第一预案是什么？第二预案是什么？某系统出现B问题又怎么办——第三预案是什么？第四预案又是什么？直到把火箭、卫星安全护送上天。

    几十年来，一贯如此，从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从来没有排除不了的故障。只是，每次发射成功后，他总要蒙头睡上一大觉，像生了场大病！

    但今天，他似乎感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是啊，打了23颗卫星，还从未打过“洋星”。况且，这是一颗美国人自己的航天飞机都未曾送入太空的“洋星”。今天，站在黄土地上的黄皮肤的中国人，能成功地将它发射上天吗？

    胡世祥自信的眼光落在挺立在风雨中的火箭上。“中国航天”四个大字，如同四个烙铁，深深地烫着他那颗用血和泪煎熬了整整50年的心。

    这位从小在煤渣里滚大的铁路工人的儿子，天生就有一副狂放不羁、自强不息的性格。他信奉了人类生命力的伟大，他崇拜人类智慧的太阳。1965年，他从哈军工导弹控制系毕业后，便带着生命旋风般的活力，闯进了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场。自那时起，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荣耀，似乎便同他个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胡世祥的确是一位少见的硬汉子。为了踏出一条通向宇宙的道路，为了让中国的火箭打出国威，他将一生的心血几乎全都倾注在航天事业上。他的生命仿佛只有在靶场才有意义。靶场，仿佛只有靶场，才是他生命的战场和情场，才是他生命的最后归宿。

    他坚信，不管是中国星还是美国星，无论是“土星”还是“洋星”，反正都是一块“铁疙瘩”，只要老天爷露开一条缝，我就能给你打上去！

    他抬腕看表，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50分钟。

    他挥了挥胳膊，激动地来回走了几步，又抬头向昏黑的夜空投去轻蔑的一瞥，转身朝地下指挥所奔去。

    20点50分，雨渐渐小了起来。

    20点50分，发射场开始转风向。雷息了，雨停了。

    21点整，发射场上空星儿闪烁，月色朗朗，牵动着亿万双目光的“发射窗”，终于打开了！满山遍野，一片黑压压的人群顿时活跃起来。熊熊的火把高高擎起，如同一颗颗燃烧的心；火光、手电光、蜡烛光在夜幕下相互交汇、闪烁，似乎要把那通天的道路照个透亮。

    “30分钟准备！”

    指挥员一声令下，从西昌到太平洋，7000多公里的航线上，分布于全国20多个省和地区的成千上万台跟踪测量设备，全部进入了最后决战的状态。

    这时的地下指挥所，成了全航区注目的中心。

    氖灯闪烁，人影绰绰。打印机在飞速地打着一串串数据。

    各种口令声，交替回荡。紧张的气氛中，辐射着种种爆发前的焦虑。

    几位美方技术员，神情专注地坐在自己的设备面前，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出现的故障，仿佛每一个汗毛孔里，都渗透着紧张。

    中方的火箭专家们，也几乎全都云集在这沉闷的山洞里。

    他们专注地望着屏幕上的信息数据，各自的脑袋，都像计算机似的进行着运转。

    坐在发控台正中位置的是“01”指挥员穆山。他是一位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中年人，曾连续4次担任过通信卫星发射的“01”指挥员。他双唇紧闭，沉思不语，忧郁而自信的目光里，充满着复杂的感情。尤其是缠绕在他左臂上的那块黑纱，更为今晚的发射增添了一种悲壮的气氛。

    两个月前，他70岁高龄的老母病危，当时正值卫星发射前夕，他无法脱身。结果，卫星上天之时，正是他老母下葬之日。

    几天前，他岳父又突然病故，但他又担任着“亚星”发射的“01”指挥员。于是，他每天含着苦泪，用拼命的工作来抵偿失去亲人的痛苦；等夜深入静时，才坐在孤灯下，悄悄捧起母亲的照片……此刻的穆山，依然默默无语。他看了看挂在脖子上的秒表，然后下达了口令：“15分钟准备！”

    发射场上，尖厉的报警器狂呜起来，最后一批加注人员开始撤离，火箭处于自动补加燃料的状态。当最后一名加注队员匆匆跑进山洞时，沉重的铁门“哗”的一声关闭了。

    于是，灯火通明的发射场上空无一人。惟有地下指挥所成了全航区关注的焦点。当离发射还有最后7分钟时，美方向中方送来信号：卫星工作正常，可以发射！

    “好！”中方所有专家，一齐欢叫起来。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逼近，所有设备，全部显示正常。

    这时，发射架上最后一层工作平台缓缓张开了，“长征3号”火箭，一丝不挂地裸露出了雄健的身姿；星光下，它仿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要摆脱人类对它的束缚，飞向另一个比地球更为广阔更为美好更为自由的空间世界！

    “各号注意，5分钟准备！”

    “5分钟准备……5分钟准备！”

    口令声通过无线电波，传向西安，传向北京，传向太平洋，传向数千里航线的每个岗位，将人们的心一下悬吊起来——

    指挥控制中心。数百名中外来宾离开大厅，匆匆爬上楼顶。

    担任现场直播的各种摄像机，纷纷打开了镜头。

    山坡上。几十名少先队员紧紧搂成一团，冻得瑟瑟发抖，但天真好奇的眼睛仍在死死盯住发射场。

    西昌小庐山。一座座古老的寺庙前，十几个和尚和尼姑围坐一团，眼睛全都痴痴地望着发射场的方向。一位80多岁的老尼姑，双手合掌，举在胸前，嘴里反复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边，几柱香火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缓缓升腾着出家人善美的祝愿！

    北京，邓小平住宅。电视机前，邓小平在收看发射实况。突然，屏幕推出一个特写镜头：烟雾缭绕的火箭上，“中国航天”4个大字醒目耀眼。邓小平专注的目光紧紧盯在屏幕上。

    太平洋上。风雨飘摇，波涛滚滚。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在风浪中晃荡颠腾。船上所有的遥测、雷达等测量设备都张开了电子的巨网，随时准备捕捉飞来的卫星。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几百名港澳人士再也坐不住了，几乎全都站起来，屏住呼吸，直愣愣地望着电视机。旁边，几十桌庆贺的宴席早已准备就绪。

    美国，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几十位美国专家坐在测控大厅，焦急地等候着东方峡谷中那辉煌的一瞬。忽然，斯坦豪尔的声音从中国传来：“洛杉矶，我是西昌。卫星按时发射，请做好跟踪准备！”

    一位美国专家激动地回话道：“西昌，我是洛杉矶。一切准备就绪！”

    西昌地下指挥所。电子倒时计算器在默默地走着，走着。

    发射，在迫近、迫近！

    “各号注意，1分钟！”穆山站在发控台前，声音豪迈而激动。

    计算机启动了自动点火程序。倒时计算器变换着绿色的数码：

    25、24、23、22、21……

    “牵动——”

    “开拍——”

    当穆山伸手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哧哧地往外冒着缕缕的白烟。

    这时，坐在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都心惊胆战地听到一个声音：

    “怎么办？”

    问“怎么办”的人，便是胡世祥。

    当胡世祥突然发现这一情况时，仿佛每一根头发丝都忽然竖了起来！打了一辈子火箭，临近发射只有12秒钟了，竟突然出现了这种现象，这的确是头一回！

    作为主管发射系统的副指挥长，胡世祥当然比谁都清楚，如果液气出现渗漏，是最危险的事情。当它与外面的空气发生触碰时，就会以800倍的速度迅速扩散、膨胀；一旦遇上一丁点儿火星，立即便会引起爆炸！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向身边的几位老总们发问：“怎么办？”

    是的，怎么办？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尽快打出去；二是立即中断发射程序，推迟或取消发射。

    两种方案在胡世祥的脑海里飞快运转着。但他很快发现，第三级火箭的增压是正常的，这说明液氢贮存箱没有问题；而且，往外喷发的白烟在逐渐减弱。于是，凭着一种科学的推断，凭着几十年的发射经验，凭着一种天才的智慧和超人的胆略，胡世祥的目光与几位老总的目光经短暂的对视后，一拍大腿，便果断地发出了一个庄严的声音：

    “点火——”

    “起飞——”

    “轰隆”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火焰，映红半个天宇；共和国的旗帜，伴着威武雄壮的火箭，徐徐升向天空；隆隆滚动的轰鸣声，仿佛在向未来的世界，发出痛苦的呐喊与呼唤！

    是的，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腾跃，这是一次跨国界的飞翔！古老的中华民族越过五千年历史的沼泽，今天面对新的世界，越飞越远；尾部熊熊燃烧的火焰，横空划出一条血路——那是人类通天的轨迹！

    这时，满山遍野，人群沸腾了！人们高擎的熊熊火把，如金蛇般狂舞起来；掌声、鞭炮声、欢呼声，汇成一股狂喜的热潮，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数十名外国朋友相互搂抱着，一边在坡地上疯狂地跳起了迪斯科，一边挥动着双臂，对着夜空高声欢叫：“OK！OK！”

    百里之外的卫星中心总大院的家属和孩子们，以及西昌市的市民们，推开窗户，打开家门，纷纷奔跑出去，对着夜空，放声高喊：“成功啦！成功啦！我们中国成功啦！”

    鸡窝棚前，几位丈夫远在发射场的家属，每人拿着一个脸盆围在一起，一边用力地拍打着脸盆，一边呜呜地抹着眼泪……

    整个月亮城，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

    此刻的指挥控制大厅，掌声和欢呼声更是响成一片。中外专家们相互握手、拥抱、祝贺！

    当沈荣骏、任新民、谢光选、胡世祥等专家们匆匆走进大厅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但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隐藏着深深的焦虑。尤其是胡世祥，神情严峻，一片阴沉。

    狂欢的人群哪里知道，虽然火箭已经上天，但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火箭上天后，第一级、第二级能否正常分离？火箭和卫星能否按时起旋！起旋后火箭与卫星能否成功分离？这都还是一个个悬在空中的问号。而只有这每一步都顺利完成后，中国的这次发射才算大功告成。

    “火箭起旋！”

    “星箭分离！”

    调度指挥员的声音刚一响起，大厅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

    直到这时，沈荣骏、任新民、谢光选、胡世祥、上官世盘等的脸上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中外专家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滚烫的热泪哟，使一切话语都显得多余！

    片刻，发射指挥长曲从治正式宣布：根据西安测控中心的测量数据表明，卫星已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完全成功！

    接着，中外几方代表，在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亚洲卫星公司首席执行官薛栋说：“我们刚刚看到了‘亚星’的成功发射，这是我们两年多来筹划的顶峰，是由一个香港公司承担的最具有雄心的远距离卫星通信的成功。”这一时刻是通过一系列大胆的、真正的破天荒的首创精神才可能达到的。

    “‘亚洲一号’卫星是中国和西方公司在空间方面的第一次合作。”它第一次创造了简易的、低价的手段，使25亿亚洲人能够互相通信，并与全世界通信。

    “我们完全可以说，一项向许多人作出承诺的冒险事业，应该靠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精神来实现……这是由香港的倡议和眼光形成的一次真正的国际合作，它是认清这一商业的第一家。”

    美国休斯公司负责人说：“我们所走过的这条合作之路并不是平坦的。现在，火箭发射任务已经完成，初步数据表明，火箭性能是令人满意的，到我讲话的时候，一切都非常好，我们有一切理由对此表示乐观。”

    中国长城公司总经理唐津安说：“‘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开始进人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从合同签订到今天成功地发射，只有14个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及其合作伙伴有为国际用户提供发射服务的能力……我们将信守合同，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务水平，为用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

    各方代表讲话刚一结束，一个突然而至的消息又把人们的情绪推向高潮：邓小平从家里打来电话，对今晚卫星发射成功表示祝贺！接着，江泽民、李鹏和邓颖超等，也向现场打来祝贺的电话！

    雷鸣般的掌声，再一次在大厅轰然鸣响。

    这时，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的张有根先生，兴冲冲地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将一份刚从西安测控中心传来的火箭飞行时间、星箭分离时卫星姿态和6个初始轨道根数的传真件，郑重地交在了斯坦豪尔先生的手上。

    至此，标志着中国这次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任务圆满完成！

    当晚零点。西昌腾云楼宾馆。

    亚洲卫星公司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

    零点10分，宴会开始。

    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先生举起酒杯，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这次‘亚星’的发射成功，是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为美方人士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休斯公司及美国政府官员都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努力。我相信美中双方在航天方面建立的合作关系，对我们两国及世界的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体现了美中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这颗卫星的发射成功，将为亚洲地区那些从前没有现代通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带来一场通信革命！

    “让我们为美中首次在太空的合作成功干杯！”

    上官先生举起酒杯，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微笑着说：“我们忘不了各界朋友对这次发射‘亚星’的鼎力支持。‘亚星’的成功发射，说明中国具有发射商业卫星的能力。当然，我们深知我们的对外发射服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请朋友们放心，将来这一切都会改变的。让我们为未来干杯！”

    亚洲卫星公司首席执行官薛栋先生高高举起酒杯，显得异常的激动与兴奋，他说：“为了感谢中国的支持，我们亚星公司将无偿地提供6个卫星转发器，供各国收看9月份北京举行的亚运会实况！让我们为下一次的合作干杯！”

    掌声四起，举杯共庆。

    一个月后。又是一个7日的上午。美国洛杉矶长滩。休斯公司总部大楼。

    孙家栋和乌可力款步走进副董事长鲍夫曼先生的办公室。

    鲍夫曼先生张开热情的臂膀，同中国友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孙先生，祝贺你们啊！”

    “鲍先生，也祝贺你们啊！”

    “你们打上天的卫星，现在工作很好！”

    “是吗？那太好了！鲍先生，不知你对中国的这次发射，有何高见？”

    “太棒了！”鲍夫曼先生伸了伸大拇指说，“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次有三点干得非常漂亮，一是气象预报准确；二是发射时间准；三是卫星入轨精度高。而且，发射成功后，向我方报轨道参数也非常及时！”

    “卫星人轨的偏差数测算出来了吗？”孙家栋问。

    “测算出来了。本来按我方原来的要求，不能超过100公里，但经我们测量结果表明，只偏差了54公里。后来我们又作了进一步计算，实际只偏差了9公里！这个数据，是我们休斯公司打了80多颗卫星以来，入轨精度最高的一次！”

    鲍夫曼先生刚一说完，便激动地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地踱开了步子。

    这时，休斯公司另一位主管卫星工作的高级助理也兴奋地说：“休斯公司自从1962年开始发射第一颗卫星到今天，我一直是参与者。这么多年来，还从未打过这么高精度的卫星。方才董事长说到的三个方面的情况，已在我们公司传为佳话！”

    “是吗？”孙家栋先生也站了起来。

    “是的，是的！”鲍夫曼先生接着说，“近些日子来，美国朋友一直在兴奋地谈论着中国的这次发射。有人说，中国是个神秘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有些看起来很容易办的事情办不好，但这么复杂的空间技术居然又干得如此漂亮！而且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吃惊！甚至在计划上还撵着美国人走，逼着美国人提前！过去，我们是竖着一个大拇指，现在啊，我们要竖两个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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