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跨进80年代后，世界高科技的发展跃入了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由于高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引起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主要的人力、财力都集中在了高科技发展领域。高科技及高技术产业，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最主要的竞争手段。
从美国的“星球大战”，到欧洲的“尤里卡”；从苏联的“加速发展”战略，到日本的“今后十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等等，全是着眼于21世纪的战略计划，全是着眼于下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较量竞争。毫无疑问，在下一个100年里，高科技必将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制高点；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也必将成为众多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这既是历史老人送来的一个大好机遇，又是时代提出的一次严峻挑战。谁闭关自守，裹足不前，谁就会错失良机，再次遭到残酷的惩罚。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邓小平早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刚刚来临之际，便以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头脑和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智慧而大胆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86年3月，邓小平又及时批准了中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拨款100个亿，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七个领域，开始了中国高科技——“863计划”的实施；1992年，邓小平又发出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伟大号召，从而拉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发展高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序幕！
如果我们把“863计划”比作中国高科技的一面旗帜，那么集合在这面旗帜下的科学家，无疑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
1.中国爱迪生
首先向您介绍的这位“863”专家，是搞电话的。
这位搞电话的专家，叫邬江兴。
说到电话，我们首先不能不感激一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因为正是这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在123年前为我们首先发明了电话。
自贝尔发明电话后，偌大的地球似乎一下变得小巧起来，世界各国的电话通信事业发展十分迅速。早在本世纪30年代，德国、瑞典、法国、英国及日本就先后研制出了不同制式的交换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使交换技术向自动化日趋迈进的纵横制交换机。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美国于1965年首先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了电话机的交换系统，开通了程控交换机。其后，伴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出现，法国率先使程控交换机数字化，并于1970年开通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
从此，各国纷纷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时代随之到来。
由于有了这一高新技术的出现，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可以同时连接上万部直拨电话，所以过去的电话接线员全被计算机控制的程控交换机所取代，数字程控交换机便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一种交换系统。
然而，关于中国的电话问题，却是个沉重的话题。
我们很难忘记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由于广东人民的英勇顽强，在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连连取胜。为了将这一喜讯尽快报告给清朝政府，便派信使火速赶往京城。然而，当这位信使昼夜兼程赶到京城时，清政府已经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过字了。
对此，后来有人设想说，假如当初能有一部电话，将这一信息及时传到京城，也许那纸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就可以罢签了。
但历史不容设想。中国的通信起步晚，发展慢，是个无法更改的事实。
据载，直到1904年，中国的北京才出现了第一部电话！此后，中国电信的发展，十分缓慢，而且，国内根本不具备任何生产能力，所有技术和设备，全是依靠“原封”不动的进口，所以截至1949年，中国的电话交换机才只有2.6万部。
新中国成立后，电信事业虽然较之解放前有了大的改观，但与国外相比，其发展速度仍然相差甚远！尽管建国初期我们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援建了北京、上海、洛阳三大纵横式交换机生产工厂，但由于生产机制、生产方式和经济的落后，这三个工厂对偌大的中国来说，依然无济于事。
到了80年代，中国作为世界上堂堂的第一人口大国，全国通信网上趴着的，仍然是早就被国外淘汰了的庞大的机电式交换机。这种极其落后的交换机由于由若干根电线连接而成，所以反应速度极慢，它与程控交换机相比，就像骑毛驴与坐飞机一样相差十万八千里。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直至1978年，全中国电话网的总容量才仅有574万部，电话机才只有可怜的369万部，电话普及率才只有0.38%；而程控交换机，在1982年以前，则统统为零！
于是，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终于打开时，人们才猛然发现，中国的通信与国外相比，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怎么办？中国要改革，要开放，要生存，要发展，既要和国内各个行业进行多渠道的沟通，又要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联系，通信业若是不发展，岂不等于自残耳目？！更何况，世界早已跨入了信息社会，现代通信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最为紧迫的大问题。中国不仅在国内要形成快速的交流，而且在国际上也必须尽快接轨。再说，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每时每刻，该有多少人在急着要拨打电话哟！
于是，为解燃眉之急，国家忍痛割爱，咬着牙从微薄的国库中掏出部分外汇，迅速从日本引进了两部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而后在北京和福建率先落户。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竞相效仿，纷纷开始从国外购买数字程控交换机。这种掏钱买现成货的做法固然既实用又好用，但问题是，国家的外汇毕竟是有限的，中国人对电话极大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有限的外汇量。若不另辟蹊径，中国的通信问题依然是个问题。
终于，有人提出：引进外国的先进生产线，共同开发中国的通信市场。
其实，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程控交换机市场，早在中国那扇古老而又封闭的大门刚刚打开时，敏感的外国厂商们便紧紧盯在了眼里，牢牢记在了心上。因此，中国意欲合作的愿望刚刚产生，信息灵通的外国厂商们便闻风而动，纷至沓来：最先“登陆”的是瑞典爱立信公司；随后是日本NEC公司和松下公司；接着是阵容庞大的泰国正大集团；再接着是美国哈瑞斯公司、国家半导体公司和MD公司……
当如此众多的外国公司的厂商们怀揣着金钱做成的梦想，带着满脸的微笑以及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和那成箱成捆的对中国人永远保密的技术图纸进入中国的海关后，其内心的冲动与狂喜，绝不亚于当年的哥伦布登上了美洲的新大陆。在经济这个巨大杠杆的撬动下，凭着多年来征战商场的丰富经验，以及灵通的信息和善于把握机会的本领，他们很快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找到了自己的市场；那些已经关闭或将要关闭的工厂，很快成为他们再好不过的“合作伙伴”。
于是，从1986年起，中国先后引进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8个国家9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的生产线。一时间，一种“八国九制”的格局很快形成，500多万门外国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的通信网上开始了疯狂的运行，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外商们的口袋，而“合资企业”这个新时代的“怪胎”，也随着世界经济大潮的来临应运而生。
对此，有人不无感叹地说，当年的八国联军是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城墙，今天的“八国联军”只需用高新技术的钥匙，便轻松地捅开了中国的大门。
由于大量外国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的引进，国内大量的工厂纷纷倒闭，无数的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线的国产纵横制交换机“躺”在库房的墙角“呼呼大睡”。据统计，仅1982年，被淘汰的纵横制交换机工厂就有上百家，失业工人及家属近千万人。连全国最大的机电交换机生产基地的产量，也由“七五”期间的年产30万线，一下跌为22万线，甚至后来竞跌到8万线！直至后来工人开不起工资，产品严重积压，工厂摇摇欲坠。于是，一大堆新的问题便随之冒了出来：原有的民族生产线还要不要发展？
堆积在仓库里的产品如何处理？还有那无可奈何的失业大军又该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说，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对缓解中国当时通信领域出现的尴尬与困境，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同时对中国的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刺激。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在特定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做有计划的适当的引进，是可以的，必要的，当然也是别无选择的。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有大的发展，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光靠引进就能靠得住吗？光靠引进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吗？显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光靠金钱是买不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不可能是个大傻瓜，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卖给你，最终只有靠你自己。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高科技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得靠自己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超越别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听人差使，就只有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永远受那受不完的窝囊气！更何况，通信这个东西还不同于别的技术，它是一个国家军事和经济的重要“枢纽”，倘若全都掌握在了别人的手上，那还了得？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急迫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中国的民族通信工业要不要发展？怎样发展？中国如此庞大的通信市场要不要自己去占领？怎样占领？中国的通信命脉要不要中国人自己掌握？怎样掌握？
正当“八国九制”的外国程控交换机主宰着全中国的市场时，1987年的某一天，中原重镇——郑州却突然爆出一个冷门：
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的一位企业家看中了位于郑州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一位青年教授，并与之签订了开发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一揽子合同。合同设想，先在国内率先开发中国自己的2000门程控交换机，而后再与国外合作，开发10000门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
消息一经传出，相当鼓舞人心，也很为中国撑了面子。但问题是，中国邮电工业公司的企业家看中的这位青年教授一直是搞计算机的，而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计算机和程控交换机完全是两码事。那么，让这么一个“老外”来搞程控交换机，能搞出名堂吗？
正当人们还在表示惊叹、怀疑和猜测之际，一个更叫人心惊肉颤的消息又突然而至：这位青年教授决定，不搞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直接搞10000门的大容量程控交换机！
这个青年教授名叫邬江兴。
邬江兴？一个无名之辈，却要来攻克世界性的难题，行吗？
不过，与邬江兴共过事的人都知道，邬江兴敢大胆作出如此决策，并非偶然。
邬江兴出身于军人世家，其父是一位老红军。而他本人，也是一位至今仍穿着军装的军人。关于这位军人，有不少“军味”很浓的小故事。
天生好奇，是邬江兴的一大特点。5岁那年，有一天邬江兴偶然发现了父亲枕头边上的一支手电筒，举手一推，竟然发出了黄黄的光。“这玩艺儿怎么会发光呢？”邬江兴瞧着瞧着就动开了“手术”。结果，当晚夜半三更时分，军务在身的父亲当急着要用手电时，伸手抓到的，竟是一堆已被拆得七零八乱的破零件。
由于邬江兴有了这次“犯规”，父亲开始对他有所警惕。但有一次，匆忙离家的父亲还是“大意失荆州”：随身携带的收音机忘了锁进抽屉。6岁的邬江兴当然不会丧失这次“战机”，当即动手拆开了收音机，定要瞧瞧那“匣子”里边讲话的叔叔阿姨到底躲在哪里？可收音机拆开了，连叔叔阿姨的影子也没见着。
等他想再把收音机复原时，被拆开的电阻电容等零件却再也装不上去了。
两天后，父亲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宝贝”又被“剖”开了“肚子”，马上便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审讯”：“这是谁干的？说！”
“是我。”邬江兴说。
“为什么要乱拆乱动？”
“我给装好不就行了。”
“你能装好吗？”
邬江兴一言不发，拿过收音机就装了起来。一个下午过去了，收音机倒是装起来了，可那旋钮无论怎样拧来拧去，就是不出一点声响。望着一脸认认真真的儿子，父亲只好再一次饶恕了他。但邬江兴并未忘记对父亲的这次承诺，5年之后，当他刚上初一并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小组”后，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终于把自己组装成功的一台小收音机骄傲地递到了父亲的手上。
邬江兴不仅从小好奇，而且好斗。他的弟弟、巨龙公司副总裁邬晓明说，我哥哥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孩子王，出了名的“调皮蛋”。比如老师不让孩子下河游泳，他偏偏领着一帮孩子偷偷去游泳。有一年夏天，一个同学因为游泳还给淹死了。
我哥哥还特别好斗，喜欢打架。我每次在外边被大同学打了，我就找我哥哥告状，我哥哥立马就去帮我打回来，从不含糊，从不拖延。可每次一打了别人，别人的家长就找我父亲告状，我哥哥就得被父亲揍上一顿。于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
别人揍我，我哥哥揍别人，我父亲再揍我哥哥。但我哥哥最大的优点是聪明，学习成绩特别好，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被老爷子树为全家的“学习标兵”。
也许出身于军人之家的缘故，邬江兴从小的理想就是开飞机、造军舰大炮、驾驶航空母舰等，反正都与“军”字有关。于是，像父亲一样，当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便成了邬江兴从小的理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邬江兴心目中一向很神圣的父亲被打成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着成天遭受批斗的父亲，一向善于独立思考的邬江兴却怎么也想不明白：
干了一辈子革命的父亲到底错在哪里？15岁的他，由于没法再上学了，便只好在深深的困惑中被迫选择了当兵。
70年代末，邬江兴到了郑州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从事计算机的研究工作。他曾参加过我国第一台100万次计算机的研制任务，但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中国计算机的落后状况总是令他十分着急。于是，1982年，只不过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一个计算机工程师的他，就大胆提出要搞中国5亿次大型计算机。5亿次的运算速度，是当时国内计算机最快的运算速度。如此大胆的方案若是由一个计算机权威专家提出，恐怕还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可偏偏出自于他这样一个小小的工程师之口，由此在学术界引起的轰动与哗然就可想而知了。
但因种种原因，尽管他和他的战友们花了两年时间对5亿次计算机进行了总体设计，这个项目最后还是下马了，于是他和一帮战友们便成了“失业者”。“失业”后的邬江兴在学院的处境显得多少有些尴尬，一时竟不知干什么是好。1985年，学院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两条道供他选择：一是像别的部门那样，引进外国的程控交换机；二是让他亲自动手，搞出中国自己的程控交换机。
这对他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一直搞计算机，程控交换机不但从来没有接触过，而且可以说连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再说，中国通信极其落后的现实常常令他心急如焚。这种落后不仅长期折磨着中国10亿人民，而且让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他曾经从自己的学院给北京挂过一次很急的长途电话，那天，他先是在自己的办公室请学院总机给挂，可连挂了几次也没挂通，后来他就干脆跑到学院总机房去挂。可总机班的女兵不知为他挂了多少次，线路总是占线，因为从郑州到北京，途中要经过四道总机的接转。那天的电话最终还是没有挂通。此事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想，一个信息工程学院的通信都尚且如此，中国其他地方的通信落后到了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他掂量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他对他的战友们说，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我们不爱，谁爱？我们不干，谁干？
作为军人，我们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家分忧，为人民着想。再说，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多少老前辈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所盼望的不正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吗？
于是，他率领着几个青年科技人员很快干了起来。
邬江兴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办公室桌上的拨盘式电话拆开，反复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什么叫送话器，什么叫受话器。他又找到一个还是装着手摇电话机的学校，从这个学校老掉牙的总机房里，他第一次认识了什么是磁石电话交换机。他跑到邮电部郑州设计院找来一本国外的电话广告资料，看了几个通宵，才知道什么叫程控交换机。接着，他从书店买了《I-U921》和《921纵横交换机原理及维修》两本书，认认真真地研读了3个月，才终于吃透了交换机的基本原理。
由于没钱买仪器，邬江兴他们就只有采用土办法。比如，电话的串音问题，是通话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由于他们没有监测串音的仪器，便只有在相距100米处拉上两对电话，用两床被子把人的头严严实实地蒙起来，然后双方同时喊话，同时趴在机器上用耳朵听。就这样通过一次次反复的喊话、调试、改进，直到双方听不到串音为止。
之后，他去武汉，到洛阳，上北下南，东奔西跑，一方面拜师求教，搜集资料，一方面寻求合作伙伴，渴望在经济与技术两方面得到援助和支持。然而，令他深感伤痛的是，所到之处，不但没人愿意与他合作，而且，不少厂家正忙于打报告，想方设法向国家申请巨额外汇，好从国外引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
一次次碰了钉子后，邬江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在那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他满脑子想的全是程控交换机。程控交换机如同一个横在他面前的巨大“堡垒”，面对这个“堡垒”，是大举进攻？还是悄然退缩？令他深感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他想，中国的科学家们过去主要都在保家卫国上做文章，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呢？眼下，各国的经济势力纷纷渗透到了我们的国土上，这实际上不就是一次经济上的掠夺吗？今天的科学家们难道不同样有“保家卫国”的义务和责任吗？程控交换机要是一味地这样引进下去，那国家的利益该受到多大的损失啊！
因此，邬江兴被激怒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不再求人，自己干，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干下去！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邬江兴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从计算机的角度走进交换机的世界，在行业、学科和技术三个方面进行大交叉，研制一台由计算机控制的交换机。他向学院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学院领导当即表示支持，并从有限的资金里拨给他16万元的研制经费。
18个月后，即1986年6月，邬江兴和他的战友们终于研制出了一台由计算机程序控制、并实现了电话交换机功能的模拟交换机。
为了给这个“新生的婴儿”有个合法的说法，邬江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请河南省科委的专家们来进行考核鉴定。那天，当专家们刚一检测样机时，很是吃惊：这机子的性能指标为何会如此之好？！他们怀疑是仪表本身有问题，便调换一台重新测验，结果依然如故。他们还是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又一连换了好几台仪表，显示的数据还是不变。最后，专家们高兴地在鉴定书上写下了意见：该机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有了如此一段艰难的经历，所以当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签订了开发大型程控交换机的合同后，邬江兴决定抛开2000门的方案，而直接搞10000门的大型程控交换机。
有人说，大容量程控交换机是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心脏。
有了这个“心脏”，一个民族的生命便会充满朝气，充满活力。于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个“心脏”便成了世界各国急需的抢手货。
然而，要研制出这样的“心脏”，别说对通信技术落后的中国而言是个大难题，就是对领先世界先进技术的国家来说，也同样是个大难题。当年，世界著名的贝尔实验室为研制出这一“心脏”，曾经动员了欧美12个国家的数千名科学家，花费了5年时间，耗资7亿美元，最后才好不容易取得了成功。而其他一些国家在攻克这一难关时，尽管同样耗资巨大，并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依然屡屡失败，最终也未能获得成功。
那么，起步晚、实力差又从未搞过程控交换机的中国呢？
其实，接过任务后的邬江兴如同领受了军令状，心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然而，作为一个出身于军人世家并有着20多年军龄的军人，他深知军队在和平年代的职能是什么。和平时期的军队不光是钢铁长城，不光要保卫祖国，保卫人民，还应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还应该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意志与利益的体现者。
他曾算过一笔账，中国如果不搞出自己的大型程控交换机，那每年将有数亿美元的外汇悄无声息地流人外国人的腰包。他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家外国公司卖给东北某省的程控交换机，初装时一线价格为85美元，一年后，扩大容量时价格便猛增为126美元。还有，某个城市的电话号码由6位数升为7位数时，本来只需在程控交换机的软件上做点小小的变动即可，但这家外国公司却硬是开出了几十万美元的价码。
尤其令邬江兴气愤的是，程控交换机的使用周期一般都是10年至15年，外国的程控交换机一旦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就意味着这个市场至少要被外国占领10年。这等于说，中国在下个世纪的电信市场都已经提前“预支”给外国人了。
身为穿军装的科学家，邬江兴更是深深懂得军事机密和国防安全的重要。由于在中国通信网上运行的是国外的程控交换机，因此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一旦有了纠纷，人家只需远隔重洋打个电话输入其密码，立即便可让中国的通信网络陷入瘫痪。
而且，经中国有关方面验证，国外若是要想窃听中方的核心机密，在电话网上做点什么手脚，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共同的主题，然而世事纷繁，风云多变，在今天或者明天冠冕堂皇的外交席上，谁又敢保证没有惟利是图的“小人”呢？
而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邬江兴，更是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全世界每100人中有30部电话，少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每100人中有110部电话，而中国每100人中，才只有3部电话！
因此他坚持认为，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必须首先实现通信设施的现代化，而通信设施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就是数字程控交换机。电信产业的发展现在一日千里，几年之后，电信局需要安装的肯定不再是千门、万门程控交换机，而是数万门的程控交换机。中国的步子本来已经迈得太迟太慢了，如果现在的起点还高不起来，那将永远无法追上飞速发展的世界；如果现在还不大胆跨越，即使把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研制出来了，也只能扔在仓库里陪老鼠睡大觉。
于是，敢打硬仗的邬江兴靠着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资助他的300万元经费，真枪实弹地干了起来。虽然300万元的经费与国外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油盐酱米，但较之几年前16万元的家底来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阔佬了。
有了启动资金，总体设计方案是关键。邬江兴首先把战友们召集一起，躲在一间小屋里研究讨论设想方案。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反而给邬江兴他们留下了天马行空般的思维空间。
可搞大型程控交换机对他们来说毕竟是第一次，大伙苦思冥想了整整7天7夜，茶叶喝了几大包，方便面吃了几大箱，烟头扔了一满地，方案还是一张白纸，白纸一张。
为了尽快搞出设计方案，邬江兴几乎什么也不顾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岳母去世，妻子离家处理丧事，他不得不为儿子做饭。可因每晚加班熬夜，实在太累，正做着饭的他却打起了瞌睡。等一觉醒来，锅底烧出了洞，饭也成了焦炭。甚至，儿子后来出疹住院，高烧六天六夜，他连看也没顾得看上一眼，一揽子事情全扔给了妻子，以至于妻子对此很有意见。
但设计方案的进展，依然一筹莫展。
在那段最苦恼的日子里，邬江兴几乎夜夜失眠。每晚一躺下，一闭眼，眼前浮现的，全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外国货。什么奔驰、宝马小轿车，美能达、尼康、佳能照相机，松下、索尼、日立音像，皮尔.卡丹、金利来、贝纳通服饰，还有伊露姿、贝佳斯化妆品，等等。特别让他感到很不服气的是，像一些乱七八糟的传真机、打印机，甚至连全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乱叫的BP机这样的小玩艺儿，也几乎多是“洋货”。
进口外国货当然可以，也没什么错，但问题的关键是，“洋货”未必都是上等货，“洋货”未必都是货真价实的货；如果让“洋货”一直如此粉墨登场，长驱直人，那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将来怎么办？邬江兴深深感到，振奋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气节，应该与振兴民族工业、创造国产名牌紧密联系起来。中国要发展，通信必须先行一步。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一流产品，才会拥有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资本，才会有支撑民族自信的消费文化，因而也才会给“爱国”这两个字眼增添更为真实的内涵。因此他想，无论搞大型程控交换机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一定要寻找和把握到振兴民族工业的支点！
“能不能把咱们原来搞的5亿次计算机的方案移植到程控交换机上来呢？”一天深夜，有人突然提议。
邬江兴心头为之一亮，认为很有道理。他想，如果把计算机上的各种处理部件都换成交换机部件，不就是一台巨型交换机吗？沿着这一思路，邬江兴又经过了14个白天和夜晚的苦思冥想，终于拿出了后来震惊世界的万门大型程控交换机即04程控交换机的设计方案。
1989年11月，中国邮电部组织召开04交换机的设计方案论证会。那天，邬江兴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当众宣读自己的设计方案。当设计方案刚宣读到一半时，他便发现，台下众多的专家们开始向他投来十分复杂的目光。这目光中有怀疑，有信任，有忧虑，有企盼，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意念。
望着那一双双目光，邬江兴脑海里除了国家、民族四个字眼外，居然没有一丝的杂念。他宣读完设计方案后，心中顿感一阵轻松，仿佛一下子把自己多年的心愿与积怨全都一咕噜倒了出来。
最后，经过专家们激烈的争辩、论证，会议一致通过了邬江兴的这个设计方案。
1991年11月，邬江兴他们自己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大型程控交换机，历尽两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诞生了。国家科委给该机命名为HJD04程控交换机。
1991年12月，中国邮电部组织召开04程控交换机的技术鉴定会。鉴定会的主持者依然是我国著名电话交换机专家解晓安。那天，国内不少通信权威专家都纷纷出席了会议，北京邮电局的纪征仪总工程师也特意光临会场。这位早年曾留学法国、为改变中国落后的通信面貌而奋斗了一生的老人，早就盼望着中国能有自己的大型程控交换机了。所以来到会场的他，当亲眼看见邬江兴他们搞出的中国第一台大型程控交换机时，心情显得格外的自豪与激动。
在这次鉴定会上，专家们为了对产品负责，也为了对民族的尊严负责，他们几乎调用了所有可调用的模拟呼叫系统来“为难”04程控交换机，让04程控交换机每小时处理200万次的电话接转交换。也就是说，让04程控交换机在每小时内必须顺利地完成200万次电话的接转任务，其间决不允许出现电话中断、等候、盲音等情况。
结果，非常有趣的是，04程控交换机不但没有被这些专家难住，反而给专家们开了个玩笑：当模拟呼叫系统再也无法增加呼叫量时，04程控交换机却依然还在轻松地运转着。于是在专家们填写鉴定意见时，只好这样写道：04程控交换机忙时最大呼叫处理能力可达200万次以上。
200万次就已经是世界最先进水平了，那么这“以上”又该是多少呢？
后经专家们的理论计算，04程控交换机的呼叫处理能力可达350万次！最大容量已达6.4万门，话务处理能力超过了号称世界最先进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的6倍。这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程控交换机都无法匹敌的一项指标。尤其是在逐级分布式控制的大型程控机体制和全分散复制式T交换网络这两大体系上，完全属于创新，是对世界通信交换技术发展的一大贡献。
当专家们宣布了对04程控交换机的鉴定意见后，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上前与邬江兴握手，表示真诚的祝贺。
邬江兴自然激动万分，可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出口了，仿佛心中的千言万语早就融进了多年来苦苦的奋斗之中。惟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总算为自己的国家尽到了一份责任，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是的，04程控交换机在研究人员只有15个、研究经费只有1000万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仅仅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的问世，不仅打破了西方“中国搞不出万门程控交换机”的预言，创造了中国通信史上的一个神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国一步便跨越了整整15年的技术差距，一下就缩短了15年的历史，从而让中国的通信技术与西方先进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然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产品，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市场。
对中国的电话通信市场，有人曾作过如下计算和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建成以数字程控交换机为主的电信网，程控交换机的容量将超过1.2亿线，每年平均需增加1000万线以上，年销售额可超过10亿美元，从而形成21世纪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
外国人将中国的这一大型程控交换机市场，称为世界上“最后的一座金矿”，并且，谁都知道这个市场，谁都知道这座“金矿”，谁都想来抢占，谁都想来开采。
邬江兴当然也知道。但邬江兴想的是，面对这个大市场，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去抢占呢？面对这座“金矿”，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开采呢？难道中国人就只能永远给外国人打工？难道一个民族光靠打工就能富强吗？中国的邮电通信网每年都有七八百亿元的投资，甚至上千亿元的投资。如果这上千亿元的市场能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去占领，那该有多好！
所以，在04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后的一段日子里，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面对波涛汹涌的改革大潮，邬江兴日夜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以实际行动振兴民族产业？如何以实际行动弘扬民族精神？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有一点精神。
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有一点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就是一个民族的力量所在，一个民族只要精神不死，就会大有希望！
那么振兴民族产业到底应该从哪儿人手呢？
邬江兴和企业有过多年的交道，他知道中国的大中小型企业最要害的问题，是多年来拿不出自己过硬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因而无法去占领自己的市场。这样一来，大量的外国产品便涌进了中国，使本来就难以生存发展的中国大中小型企业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搞的一些科研项目，目标总是盯在从无到有上，好像什么东西只要搞出来了，就行了，就一有百有了，就到此为止了，就心安理得了。但有了以后又怎么样？有了以后又怎么办？似乎就很少考虑了。现在，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强，光有还不行，还必须要好，还必须把既有又好的东西推向市场，从而占领市场。高科技产品只有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没有市场到占领了市场，才可能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才不寄人篱下，受制于人。否则，徒有虚名，有而无用，有也白搭，有了也像天上的风筝，水中的浮萍。
问题是，到了1991年底的中国，“八国九制”的程控交换机早已越过黄河、“打”过长江、跨过长城，不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而且还先后控制了许多的“要塞”和“制高点”，从而形成了“横扫千军”、势不可挡、大有长期“霸占”和“统治”中国电话通信市场之势。在如此“大兵压境”的危急情况下，要让04程控交换机挺身而出，“深入敌后”，“发起反攻”，“夺回据点”，无疑是一件相当艰难甚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尽快产业化，那在此之前所做的一切必将前功尽弃；要是不马上占领市场，那结局也肯定和过去一些科研产品一样：摆在红色的橱窗里做样子，或者扔在仓库里长年陪老鼠睡大觉！
因此，当04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后，如何打出04程控交换机这张“中华”牌，从而夺回本来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市场，真正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高科技产业化”，便成为邬江兴战略计划的第二步。
尽管邬江兴非常清楚，他的这一“反攻计划”等于虎口夺粮，甚至自投罗网，但他依然坚持认为，04程控交换机这张“中华”牌一定要打出去，而且必须尽快出手！否则，振兴民族通信产业的梦想永远只能是梦想！
不过，要让04程控交换机马上投产，并推向市场，邬江兴面临的困难确实很多很多，而其中最大的难处，就是没钱！邬江兴算过一笔账，若按首次一般规模投产，至少也得几千万元！而他一个穷当兵的，又到哪儿去拿这几千万元呢？
这好比一个孩子，好不容易生下来了，又没钱来养，那么怎么办呢？自己养吧又养不起，抱给别人去养吧又舍不得，再说也不放心。别的不说，单从感情上讲，就割舍不得。而且，多年来好不容易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说不定就靠这个儿子长大后养家煳口，光宗耀祖，要是抱给了别人，岂不自绝后路，断了命根？
可真要留下来了，又怎么才能把他养大成人呢？
当初，邬江兴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发愁；现在，邬江兴搞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程控交换机，还是发愁。
就在邬江兴发愁之际，嗅觉灵敏的外商们截获了04程控交换机要投产的信息，于是在很短时间里，便先后有美国、瑞典、加拿大等数家公司的代表不辞辛苦，远涉重洋，先后相继来到郑州，与邬江兴进行洽谈，并纷纷表示，愿意投资，愿意合作，愿意携手并肩，大展“宏图”，共创“伟业”。甚至，就连一向目空一切、财大气粗的日本松下公司，也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向邬江兴表示敬意，表示诚意，表示愿意携手合作的慷慨之意。
趁机而来或者说趁“虚”而来的外商们尽管个个聪明绝顶，机关算尽，可惜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邬江兴不光是个科学家，还是一位成熟的军人；而一位成熟的军人，是不会没有成熟的战略眼光的。
面对外商们一次次热情的“捧场”，慷慨的“援助”，爽快的“承诺”，邬江兴的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说话时的那份特有的骄傲与自豪。但头脑清醒的邬江兴非常清楚，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产业化一旦成功，决不是捞回几个钱的问题，而将标志着中国一种新的形象。因此，不管外商们的条件如何优惠，价码如何高昂，他制定的“自己的孩子自己养”的政策始终坚定不变。每当外商们同他谈到04程控交换机的实质性问题时，他虽然不失礼节，却决不出卖原则。
谈到最后的结果是，他怎么安安全全地把外商们从机场接到学院，又怎么安安全全地将外商们从学院送回机场。
终于，困境中的邬江兴想到了一个人：洛阳电话设备厂厂长柏富东！
柏富东是中国一位少有的很有经营头脑、很有战略眼光和胆魄的企业家，当初邬江兴搞04程控交换机时，他就曾狠狠地助过一臂之力。04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后，他也和邬江兴一样，同时想到了如何尽快产业化的问题。因此，当邬江兴想到要找他时，他也正想要找邬江兴。
于是，二人很快相约见了面。
“04程控交换机必须尽快投产，而且要缩短走向市场的周期。”一见面，邬江兴便首先发话，“否则，地盘就被别人给抢光了。”
“你这不是虎口夺食吗？”柏富东说。
“对，我们就是要虎口夺食！外国人可以来中国抢占我们的地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到他们嘴里去夺食？何况这食本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邬江兴说得振振有词，“我的计划是，今年10月就一次性投产12个局5万线，这样可以加快产业化的进程。”
“想法当然很好，可你算过需要多少启动资金吗？”柏富东反问了一句。
“几千万吧。”说到这儿，邬江兴的声音一下小了许多，而柏富东也一下不出声了。
是的，作为一名搞电话设备的老厂长，柏富东对国内的电话通信市场可谓了如指掌，所以对04程控交换机投产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自然十分清楚。再说，把04程控交换机尽快推向市场，又何尝不是他多年来强烈的愿望！但令他颇感头疼的，仍然是一个钱字！想想看，一下就要拿出几千万呀，万一有一点点闪失，他个人倒霉坐牢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手下的几千名职工将会因此而全部砸了饭碗！这是一步险棋，他必须慎之又慎！
“老柏，这启动资金的问题，你看……”邬江兴看了看柏富东，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这样吧，我先考虑考虑，过几天再答复你。”柏富东说。
几天后，邬江兴果然接到了柏富东的电话：“我决定贷款3000万，行吗？”
“行，行，当然行了！”邬江兴一听，高兴得一下跳了起来。
“伙计，你可得记着，我这可是贷款呀！”电话那头的柏富东几乎是哭着嗓子喊了起来。
“放心吧，”邬江兴两年来第一次爽朗地笑了起来，“有我在，钱就在！”
此后不久，04程控交换机列入了国家“863计划”，而邬江兴则被正式聘请为国家“863计划”信息领域的通信专家。于是，有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和3000万元贷款的邬江兴很快行动起来。
他们率先在河南武陟县顺利开通了第一个04程控交换机试验局。之后不久，即1992年5月，5万线04程控交换机便成功地实现了批量生产，并在12个不同特点的电话局同时开通。
而后，他们又和工人师傅一起，挥师北上，“雪战辽沈”。紧接着，他们再率队南下，直抵深圳，几经磨难，终于开通了中国南大门的第一个电话局——横岗局。
横岗局刚开通那几天，正赶上深圳股市爆炒得厉害，邬江兴他们惟恐自己刚装上去的04程控交换机出现问题。因为过去的深圳只要遇上股市风波，交易所的电信网就会出现死机现象，原因就是交换机的负载能力不够。更何况，他们的国产程控交换机在如此重要的网上运行尚属第一次，如果真要出现一点问题，那他们顷刻间便会“身败名裂”，前功尽弃。
可一连几天过去了，04程控交换机运行正常，安然无恙。
于是，用户对国产程控交换机交口称赞，深圳舆论界一片哗然，04程控交换机顿时名声大噪。深圳市政府、深圳电信局还将锦旗亲自送到了横岗，并要求邬江兴他们再为深圳另外几个局也装上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04程控交换机。
就这样，邬江兴他们以平均每10天开通一个局的速度，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现代“04旋风”。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技术特长，直接在几个大中型企业中投入批量生产，并与洛阳、北京、深圳、杭州、重庆、长春等城市的相关企业组建了7个04机的生产厂家。
1993年9月，04程控交换机率先获得了在我国的入网许可证，从而使中国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形象和商业形象获得了空前的地位。1993年底，04程控交换机的产量便达85万线，占我国当年程控交换机市场份额的9%。1994年底，04程控交换机的生产能力已达400万线，市场占有份额达15%以上，累计创产值20亿元！到了1995年，除安徽、河南、西藏以外，04程控交换机已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电话网上运行，并出口国外，实现了国产大型程控交换机出口“零”的突破。
显然，这是邬江兴们以对民族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走的一步险棋。然而正是依靠这步险棋，他们才为中国探索了一条科学家与企业家联手创业的成功之路，从而把中国夺取电信市场的“战略反攻”时间提前了足足5年，让04程控交换机这张“中华”牌在极其短的时间里便誉满世界。
但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决不可能就如此的简单。
中国04程控交换机的横空出世，对蜂拥而至的“八国九制”的外国程控交换机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它不光成功地阻挡了外商们推进的步伐，也大大削减了他们目空一切的锐气。
然而，商场如战场。外商们决不是一触即溃的“儿童团”，相反，他们是一支经验丰富、实力雄厚、颇难对付的老牌“正规军”。
当外国公司眼睁睁地看见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如同天兵天将般突然闪现并疾速地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后，着急了，眼红了。为了与中国争夺市场，他们马上紧急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他们先是纷纷向中国的用户慷慨贷款：一时给不起的，可以延期付款；不想一次给的，可以分期付款；“老子”付不起的，可以让“儿子”今后再偿还。总之，想法把你先套住再说。接着，又忍气吞声，采取“挥泪大甩卖”甚至完全是“跳楼自杀”式的倾销手段，大幅度地压价：每线的价格由原来的150美元-190美元，先压到120美元，一看不行，又压到100美元，接着再压到85美元、80美元……最后，一压再压，竟压到了每线40美元！例如，德国的一家公司以每线85美元的低价在山西、陕西抢占了近100万线的市场，而它的实际成本价格却是每线94.4美元；美国的一家公司给东北某省的价格是每线85美元，而它在国内的价格却是每线200美元；日本的一家公司在江苏的报价甚至低于每线40美元！
当这些“情报”摆在邬江兴的办公桌上后，作为军人的邬江兴一看便知，这样的价格实际上连成本都不够，因为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的成本应该是世界上最低的了，每线还要51美元；外商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快速“出击”，如此残酷地“自杀”自己，纯粹是为了与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争夺市场，其暗藏的“杀机”是：先占领你的市场，以后再让你掏腰包；今天多扔给你几粒芝麻，为的是明天多抱回几个西瓜；等有朝一日挤垮了你的04程控交换机，我再抬高价格，秋后算账！
面对如此“硝烟滚滚”、“明枪暗箭”的险恶局势，邬江兴们的确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尽管眼下04程控交换机还不至于一下就被对手一口吃掉，但若照此下去，肯定险象环生，凶多吉少。而就在这时，内部的困惑和不同的意见也随之产生：有人对04程控交换机多有担心，有人对前景不太乐观，有人建议干脆把技术转让出去，甚至有人提议考虑走合资的道路。
邬江兴再次陷入新的困境，面临新的选择。
很快，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十几家大公司趁机派人专程来到郑州，与邬江兴进行反复的商谈。有的愿意合资，有的愿意出高价收买技术，总之条件优厚，价格诱人。
把技术转让出去，当然轻松；与外商合资，也更省力气，但邬江兴想的是，明明是我国搞出的产品，为什么偏偏要它姓“外”不姓“中”？因此在研究04程控交换机的销售战略会议上，邬江兴坚决表示：“我们决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顾民族的利益，去走什么合资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是合资，等将来人家凭经济实力形成控股局面后，04程控交换机恐怕就再也不是我们的了！”
于是，邬江兴等人在认真分析了当前市场的严峻形势后，极具针对性地制定了如下对策：第一，以农村包围城市。你不是先占领了大城市吗？那我就到中小城市去发展，迂回包抄，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态势，一有机会，便见缝插针，出击大城市；第二，提高性能价格比。你不是一个劲儿地忍痛削价吗？那好，我先在提高产品性能上下大功夫，等赢得信誉后，我再利用国内劳动力低廉的优势，降低成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三，尽快完善售后服务网。你不是搞技术封锁吗？维修便成了一个大难题。当许多单位都在为进口机维修不便、更换配件费用高而苦恼时，我却在当地为我的用户建起优质的销售维修服务网，及时、免费处理各种问题，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如此这般之后，04程控交换机总算暂时脱离险情，站稳了脚跟。但邬江兴仍然深深感到，04程控交换机的生产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生产水平低且分散，缺乏综合配套能力，无法与国外跨国公司长期竞争下去。目前尽管有了04程控交换机技术开发中心，但因资金投入不足，手段落后，不利于后续技术的开发，同样无法为产业化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要想真正完成振兴民族通信产业的宏伟大业，若靠目前这支“游击队”，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必须唤起全民族的积极参与，组织起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正规军”。于是，他不厌其烦地连连上书，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各种建议，强烈呼吁对04程控交换机给予优惠政策和大力支持，并提出了组建中国巨龙通信有限公司、整编各路“游击队”，进而形成正规化、现代化和跨国公司的战略构想。
1994年6月27日，朱镕基在看了国家有关部门根据邬江兴的建议写成的一份关于加强对04程控交换机产业化扶持力度的报告后，批示道：在国有企业纷纷与外资合营或被收买兼并后，04机送来了一股清风。很快，李岚清、邹家华、李鹏、江泽民分别对此作了圈阅，李岚清还作了专门的批示。
于是，为捍卫民族的尊严与利益，1994年7月29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邮电部洛阳537厂、513厂、北京京信交换系统设备厂、深圳信诺公司、郑州通信设备公司6家研制和生产04程控交换机的主要单位挺身而出，在郑州签署了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巨龙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
此后，组建中国巨龙公司的计划便在紧锣密鼓中实施起来。
邬江兴一个接一个的闪电般的行动，深深震撼着大洋彼岸的美国人。1994年8月，美国30多家公司联合向04程控交换机的主要研制者邬江兴和罗兴国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正想去美国考察的邬江兴和罗兴国欣然前往。在美国，邬江兴一行受到了特别的款待，美方为他们安排了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为他们租来了接待国家元首才用的加长的豪华“林肯”牌轿车。这种轿车不仅可以在车上布置起一个小小的会议室，甚至连洗澡用的浴缸等也应有尽有。邬江兴所到之处，尽是鲜花、笑脸、宴会以及第一流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各大公司全体人员还在公司门口列队表示欢迎，并破例为他们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面对这种世界高规格的待遇，邬江兴真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价值与分量、骄傲与自豪。于是每当此时，他们总是迈着军人的标准步伐，踏着中国国歌的节奏，昂首挺胸地出入于美国各大公司的大门。
美方之所以如此热情，一方面是因为邬江兴为人类的通信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邬江兴能留在美国工作。其工作条件和个人待遇，当然是应有尽有。甚至有的公司还对邬江兴直接表明：如果愿意合作的话，邬江兴一方可获得数千万美元的利润！
但邬江兴谢绝了美国多家公司的一番好意。他可以出国考察访问，却不能“出售”民族的利益与尊严。何况，这次访美期间，他亲眼所见的现实令他深感心酸：在美国的一些大商场里，他看不到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而有的只是诸如服装、刺绣、丝绸、古董、茶叶等小玩艺儿。每当看到这些，他总是感慨万千，愁肠百结。要知道，中国的这些小产品，都是靠中国人加班加点、一针一线辛辛苦苦地缝制出来的呀！而这些一大捆一大包的东西所换回的，仅是几张皱皱巴巴的钞票。可美国只靠一块小小的、薄薄的硅片，便可换回大把大把的美元！邬江兴的民族自尊心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此外，他在此期间获得的另一份数据，也同样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日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占世界的180-/0，韩国占60-/0-7%，印度占3%，而堂堂中华大国，却只占了0.8%-/0！
因此，回国后的他，不但没有动摇和退缩，反而更加强了他要为国争光、进军世界的信心和决心。
1994年9月17日，邬江兴他们再次向国人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04程控交换机7号信令系统研制成功！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通过了国家科委严格的鉴定，开始在我国的通信网上运行。7号信令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很流行的一种最新的电话信号传输方式，它具有信号速度快、功能强、灵活可靠等优点。
对通信中的这一核心技术，西方各国多年来一直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并曾经断言：“中国人不可能研制出这种多功能的复杂系统！”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曾试图引进或者联合开发这一技术，但均未成功，致使这一技术成为我国通信事业向现代化迈进的一大障碍。
1995年3月2日，“中国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GTD）”在北京正式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有了一种新的模式，并探索出了新的资金运作方式，这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但邬江兴很快又为公司制定了下一个战略目标：伸出两个拳头，一个拳头在国内生产出过硬的产品，同“洋货”较量；另一个拳头则伸向国际市场，到国外去打擂台，同世界上最强硬的对手进行对抗。这两个拳头既要同时出击，又要交替挥动。他把这称为“两路出击”。
然而，蛋糕做大了，压力也就更大了。而最大的压力，还是缺钱。尽管国家有关部门给了巨龙公司很大的支持，可经费仍是个大问题。因为国家那点有限的资金就像一床薄薄的被子，盖得了这儿，却遮不住那儿。虽然这床“薄薄的被子”现在已经“盖”在巨龙公司的身上了，却顾得了头顾不了脚，仍然不能完全“保暖”。因此，要想寻求更大的发展，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除了加强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外，还要争取获得更多的贷款。
于是，邬江兴的弟弟邬晓明——这位巨龙公司全权负责海外市场的副总裁，这位曾经当过飞行员、装甲兵、坦克兵，特别擅长行政管理并被人们称为公司“总理”的青年军人，为了早日把中国的04程控交换机打入国际市场，竟特意用一辆专车专门跑贷款问题。最后，连车都跑烂了，直到1996年11月5日这天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大门，才终于跑下来了12个亿人民币的贷款。
他的司机一算公里数，竟然跑了2万8千公里的路程，比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程还长！
的确，为了在高科技领域为中国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巨龙公司的全体同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邬江兴和弟弟邬晓明，头发几乎都全白了。弟兄俩常年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以至于他俩的妻子每次打电话时都是抹着眼泪笑着问：“你们那个巨龙公司什么时候才垮台呀？”因为只有巨龙公司垮台了，丈夫才有回家的可能。此话虽是玩笑，却道出了创业者及亲属们难言的辛酸。
然而，个人的辛酸换来的，却是整个中国的自豪。巨龙公司仅组建半年时间，便开始走向集团化、大兵团作战的新时代。到1995年8月，04系列机累计销售已超过500万线，开通了2400多个电话局，销售总额达35亿元，直接为国家节省了4亿多美元的外汇，并迫使“八国九制”的进口机型纷纷大幅度降价。到1996年6月，04系列机生产能力居全国首位，累计销售近800万线，累计销售额高达5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的电信网上，现在已有1000万线的04程控交换机在日夜匆忙地运行着。
1997年1月22日，巨龙公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04D数字程控交换机获得俄罗斯电信网入网证的新闻发布会。邬江兴在会上正式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由巨龙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HJD04D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已于1996年12月19日正式获得了俄罗斯通信部颁发的俄罗斯电信网入网许可证，从而成为中国惟一获得国外入网许可证的国产交换机型。
俄罗斯入网证的取得，标志着中国国产交换机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国门、在国际通信市场上与国外著名厂商一争高下的资格和能力，这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接下来最新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中国的国防信息安全问题有了可靠的保证，更让国人引为自豪一1997年10月10日11时整，在紧张而又热烈的北京解放军总参某部大楼里，随着总指挥“割接”一声令下，北京军网上原来担任一级汇接局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正式退出网络，从而被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04程控交换机所取代！
这次军网改造替换工程，是经过有关专家的反复论证和认真筛选之后，才对04程控交换机系统作出选择的。04程控交换机问世以来已经在军网大量使用，本次工程军网共有8个新局、6万余线全部采用了04程控交换机，并涉及到了北京军网37个局、20多万线，从而使04程控交换机成为北京军网的主力机型，将原来作为中国主导机型的美国5号程控交换机淘汰出局！
这无疑是中国近代通信史上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惊人之举！这一革命性的成功，不仅使中国的国防信息安全获得了可靠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通信命脉牢牢地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从而在高科技领域为中国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
然而，面对成功，邬江兴的头脑却很清醒，他说：“我们的事业还刚刚开始，但我们有信心把这事业发展壮大。巨龙公司将在今后5年内让04程控交换机达到年产1000万线、年综合销售额100亿元人民币，让大多数中国人每时每刻都能享受到04程控交换机所带来的阳光雨露。我们还将用事实证明，中国人不是懦夫，中国的改革是充满希望的，中国的明天是充满希望的！”
这既是“巨龙”一声有力的咆哮，也是邬江兴和中国所有科学家对国人庄严的承诺。
2.生命与大海
从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至今，29年来中国已先后发射了40余颗国内国外各种不同类型的卫星。仅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就进行了20余次发射。而且，在1999年11月20日，中国还成功地发射了一只试验飞船！
中国的航天技术，在经费极其短缺的条件下，能在短短40多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应该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然而，太空固然迷人，海洋也魅力无穷。有人早就大胆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因此，当中国的一类科学家们向太空迈进的时候，另一类科学家们则开始了向海洋的进军。
蒋新松这位被人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便是一位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大海的人。
1931年9月，蒋新松出生在长江边的江阴澄北镇。1956年的夏天，蒋新松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直接挑选进了中国科学院，分配在自动化控制研究所。然而历史之舵，常常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急拐弯。被称为中国科学院“四大小才子”的蒋新松由于在1957年的一些会议上提了几句意见，到1958年4月的一天便被宣布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他被调离原工作岗位，每天和一帮“老右派”一起打扫院子，打扫厕所，帮助图书馆清理报纸和图书。
从此，他在科学院春风得意的生活，转眼变得黯淡无光了，属于他的，只有黑沉沉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蒋新松独自忍受着凄苦、忍受着寂寞、忍受着孤独，同时也恰好获得了一个自由思考与想像的空间。他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自己的将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思考什么是科学的精神，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什么是科学的灵魂。他思考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到底姓什么？
在思考的同时，他还常常想起古今中外的爱国志士和科学巨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创造伟业的巨大动力？他们为什么会有推动历史的超人精神？他们为什么会有扭转乾坤的宏大气魄？
他们为什么会有充满悲剧的生命历程？
最令他感动的是司马迁和孙膑。司马迁遭阉割而写《史记》，孙膑遭膑刑而著《孙膑兵法》。其毅力、其胸襟、其胆略、其精神，是何等的令人感动、令人震撼！尤其是希帕蒂亚、塞尔维特和布鲁诺三位科学家为坚持科学真理而殉难的故事，更是成了他每晚都要思考的问题：这三位科学家为人类带来科学的火种后，为什么烧毁他们躯体的恰恰都是火？难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注定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莫非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人，就注定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这些思考与想像在他脑海中渐渐融解消化之后，蒋新松像一只蛹，虽然浑身上下脱去了一层皮，却完成了一次由天真到老练、从幼稚到成熟的精神蜕变。他终于明白了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道理：科学是什么？科学其实就是献身！凡是伟大的科学家，多难以逃脱坎坷不幸的命运；要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就得经受住人间的种种磨难。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一下便显得无怨无悔、坦坦然然了。
于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话成了他最好的自我安慰：“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
1958年夏天，他被下放到了河北农村劳动改造。不久，“大跃进”的“共产风”嗖嗖地刮了起来。在刮来刮去的“跃进风”中，他今天被派到食堂当管理员，明天又被分到铁匠铺去管账；一会儿被喊去当炊事员，一会儿又被叫去拉风箱；后来，还让他加入了“钢铁运输队”。他每天推着载有500斤重废钢铁的小车，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进城，再出城，再出城，再进城，如此这般，往返八次以上。由于实在太累，他居然一边推着车，一边打瞌睡，等车碰到了田埂上，才猛然醒悟过来，而后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半年后，他从农村又回到了北京。
1965年10月，他从北京调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他刚到沈阳，有关领导便让他参加科技攻关小组，去鞍钢报到。到了鞍钢，他便对1200可逆冷轧机的自动停车装置问题，提出了一套崭新的改进方案。可正当这项研制工作加紧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他不得不停止研制工作，从鞍钢回到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可他到家的第二天，一张张的大字报便劈头盖脸地扑向了他这个“摘帽右派”。有什么办法呢？荒唐年代，派生出来的总是荒唐的逻辑：昨天还是技术骨干，今天就成了批判对象；而无论是让你当技术骨干还是叫你作批判对象，都是“革命的需要”。
到了1967年11月，大概是“革命”“革”得有点累了，他又被通知去鞍钢继续搞1200可逆轧钢机准确停车装置试验。在他的组织下，该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后经有关专家鉴定，此项工程不仅富有独创性，而且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其设计水平还达到了国际上60年代末期的同类设备水平。而就在这时，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又开始了，他又被勒令回到沈阳。那天，他刚跨进研究所的大门，一块早就准备好的、上面写着“右派分子蒋新松”的胶合板牌子，“咣当”一声便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便将他送进了批判的会场……
这时的蒋新松，心灵的伤疤早已由血红变成了紫黑，面对政治的风风雨雨，他不惊不诧，习以为常，甚至在坦然中也带着一种冷酷的漠然。你要批就批，要斗就斗，不管怎么批来斗去，他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以不变应万变；即使白天刚批了他，晚上他照样偷偷钻研技术，学习业务。他相信，历史不是凭几个小丑就说了算的！
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的高潮，他又被定为第一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可当他把家里所有东西收拾完毕，准备全家举迁农村时，工宣队又通知他不去农村了，改去鞍钢。于是，他又第二次来到鞍钢。1974年10月，他设计的数字模拟式复合张力调节系统几经磨难后再次获得成功11975年底，他设计的可逆冷轧机厚度控制系统又一次获得成功。经过试验，其控制原理和控制方法均达到70年代同期国际先进水平。
1978年，当了长达20年右派的蒋新松终于被彻底平反了。
从此，蒋新松的生命历程开始进入了另一个季节。熬过了20年严冬，“新松”已变成了“老松”，20年的“右派”非但没有把他压垮，他反而真像高山上的一棵松柏，越是风吹雨打，越是雄健挺拔。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共和国迎来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会上，蒋新松在鞍钢所搞的三个自动化项目，引起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大会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同年10月，蒋新松晋升为副研究员。
1979年5月，他被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2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科学研究权利的他，马上便把自己的科研目标，明确定在了自动化科学的前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研究上。
机器人的出现，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大进步。但机器人不是人，而是机器，一种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的高级机器。机器人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中世纪以来，中外很多能工巧匠都在致力于做各种精巧的人形机器玩具。而世界公认，人类的第一台机器人1954年诞生于美国，发明者是一个叫G.戴伏尔的美国人。
六年之后，联合控制公司买下了他的专利，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工业机器人。之后不久，一个叫H.约翰逊的美国人又设计出另一种可编程序的工业机器人。此后，美国许多大学便相继成立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室。至60年代末，美国的机器人便达到了一个高潮。
世界上另一个机器人大国是日本。日本的经济由于在60年代末便进入高度发展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便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因此，从美国大量地引进机器人，便成为当时日本一大革命性的举措。1968年，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从美国引进了机器人技术，进而建立起了生产体系，并于1970年首先试制出了第一台日本的机器人。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小工厂竞相研制机器人，其总数达到了86家之多。于是机器人很快在日本蔚然成风，从而掀起了日本机器人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机器人开始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到70年代末，机器人便在世界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苏联也把大力推广和应用机器人列入了五年计划，部长会议和国家科委曾作出过发展机器人的决定，希望通过发展机器人来解决面临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此外，像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对机器人技术都很重视。若按每千个劳动力所占有的机器人台数来看，瑞典的机器人台数已遥遥领先于日本和美国。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现，对传统的生产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革命性的颠覆，所以美国科学家西蒙.雷莫认为，人工智能是继本世纪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之后的又一重大技术。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预言，机器人将成为本世纪末继汽车产业和电子计算机产业之后的又一大产业。遗憾的是，历史走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中国的机器人却还是一片空白。
1971年，周恩来主管科研工作，明确提出了“科学院应该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的指导方针。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开始了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问题的酝酿和探讨。而当时最活跃的有三个人：吴继显、蒋新松、谈大龙。
吴继显是模式识别室的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思想活跃，喜欢动脑子，善于研究和发现新问题。早在50年代，他便是中国远动技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谈大龙195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由于他的眼睛患有白内障，其中一只眼睛几乎到了失明的地步，每次看书时，就只能把书放到眼皮底下才能勉强看清，所以人们都说：“谈大龙他看书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鼻子在闻。”蒋新松当时人在鞍钢，编制却在沈阳自动化所，故与吴继显等多有接触与交流。大约是1972年六七月份，根据所长叶强的意见，由科技处的曹慧珍女士负责为所里搞一个自动化领域的研究规划，吴继显便代表室里首次提出了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意见。吴继显将这一打算给蒋新松和谈大龙交谈后，二人表示赞同。接着，在曹慧珍的主持下，吴继显和刘海波一起又起草了《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研究》的申请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报给了中国科学院。
为了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1972年底的一天，吴继显和蒋新松顶着风雪冒着寒冷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的邓裕民，把他们想搞机器人研究的设想作了详细汇报。邓裕民是中科院的一位局长，后来邓小平访美时的科学顾问，他听了吴继显和蒋新松的汇报后，当即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同时也希望他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先期的调研工作。
于是从1973年3月起，吴继显便带着蒋新松、谈大龙两人，在北京开始了有关机器人的调研工作。他们到了地质部、石油部等部门和单位，一边调研，一边宣传机器人。当时的中国，都在忙于闹“造反”，“抓革命”，刷标语，开大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尚未“进行到底”，活生生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权威还没整完，谁还顾得上去整那冷冰冰的机器人？所以当蒋新松他们向别人讲起机器人时，别人都像在听《天方夜谭》。甚至有时他们刚一说完，别人便忍不住想笑，可又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笑，便借故擦鼻涕背过身子去笑。而他们为了讨好对方，以取得对方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无论走到哪个部门，见了谁就给谁敬烟。可由于他们穷，买不起好烟，只能买两毛钱左右一包的烟，所以别人一见他们递烟过来，本来会抽烟的，也忙说：“谢谢，不会不会。”有的处理得更含蓄更艺术，一见他们掏烟，便急忙把自己的烟掏出来，似递非递地说道：“算了算了，就抽我的吧！”别人的烟明显比他们的烟好上几个档次，他们当然想抽，但又不好意思抽，便只好也撒谎道：“谢谢，不会不会！”洽谈结果，可想而知。
正当他们在北京四处奔波、到处碰壁之时，一天晚上，吴继显的爱人崔志昭从沈阳偷偷打来一个电话，说：不得了了，“家”里有人说，“一个胖子（指吴继显）带着两个瞎子（指蒋新松和谈大龙两个眼镜）在外面到处乱窜”，要进行追查！现在已经有大字报贴出来了，你们赶快想法子先躲起来吧！他们三人听了后，也搞不清“家”里到底是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们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接到“紧急情报”的当晚，便火速转移：蒋新松跑到了老根据地鞍钢；谈大龙跑到了西安；吴继显则躲到地质探矿厂干苦力活去了。
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三个人都乖乖奉命回到了研究所。所长叶强，主任吴继显和得力干将、“摘帽右派”蒋新松均受到批判，连机器人这个课题也受到批判。吴继显的大字报从一楼刷到了四楼。有人在批判会上则质问蒋新松：“难道洋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面对一些无知的人，吴继显和蒋新松哭笑不得，无言以对。此后不久，有人还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撰文，对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进行了公开批判，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败下阵来。
1975年，邓小平出台，全国科技形势又有了好转。同年8月23日，第三届国际控制论学术会议在罗马尼亚召开，中国科学院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由于蒋新松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只有谈大龙和另一名同志参加了这个会议。此次会议认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将是80年代自动化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谈大龙回国后，将这一信息告诉了吴继显和蒋新松。三个人痴情难改，“贼心不死”，经过几次商讨，又“旧病复发”，再次提出要搞机器人，并很快积极行动起来。但就在这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有关部门决定，自动化所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机器人的课题必须马上停止。然后，蒋新松受命去了鞍钢，谈大龙被派去一家养鸡场，整天挑选哪个是公鸡蛋哪个是母鸡蛋，而吴继显则被“打倒”“靠了边”，天天写检查，月月挨批判，最后，由于不给安排工作，便自己跑到一家工厂主动找活于。
第二个回合，也这样败下阵来。
1979年5月，蒋新松被正式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这意味着机器人又可以搞了，同时也意味着第三个回合又开始了11979年8月的一个上午，蒋新松从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了飞往日本的大型客机。为了解世界机器人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中国科学院决定由他担任组长，刘海波、陈效肯、张玉良为组员，组成考察组前往日本考察。
到日本的第三天，蒋新松们就会见了日本机器人学会的常务理事米本先生。米本先生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日本机器人的有关情况。之后，他们又在东京参观、考察了日本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东京大学。在横滨参观日本海洋技术研究中心时，由于小松制作所研制的八条腿的机器人具有在深水中作业的功能，所以引起了蒋新松极大的兴趣。他一边看，一边琢磨，思路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联想到中国的许多特殊作业情况，多年来对机器人的思考一下子便碰出了灵感的火花：中国也应该搞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机器人。此外，日本在搞科技开发时，总是与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搞科研。蒋新松感到，这种“实用型”的发展模式，避免了科学技术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既省时间又省钱，是很值得借鉴的。
此次日本之行，使蒋新松的脑子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经过思考，大胆提出：应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大力开展中国机器人技术的研究。1980年，他和谈大龙、宋克威、周国斌等专家一起，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用计算机控制的示教再现机器人。这台机器人试验成功那天，他还让机器人拿笔当众写下了几个大字：欢迎参观中国机器人！接着，他又提出了搞特种机器人的设想和方案。
然而，尽管如此，蒋新松仍然感到，中国的机器人始终没有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那么，这个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呢？
蒋新松从日本回国后，几乎就一刻也没停止过对机器人的思考。但如今一晃几年过去了，中国的机器人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他认为，从人类发展的眼光来看，从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来看，进军海洋，绝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早在1957年，人类就进入了航天时代，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发射上天的卫星、飞船、探测器等，已多达数以千计，人类登天的脚印，几乎布满了整个宇宙。那么，近在咫尺的海洋，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光顾呢？
或许蒋新松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的缘故，他对大海始终充满着一种神秘的向往。据科学家们测算，地球表面积有5.1亿平方千米，海洋就占了3.61亿平方千米，相当于38个中国。古生物学家们认为，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地球上的生物至少在30亿年前就在海洋中诞生；在5.7亿年前，海洋中才出现了各种动植物；在4.4亿年前，才有植物和动物向陆地移居，开始了陆上动植物的进化。在陆生动物的发展进化中，人类的出现是距今大约300万年前的事情。因此，若是追根溯源，海洋应是人类祖先的家园——至今在地球上的动物，有80%仍生活在汪洋大海之中。无数事实说明，从人类的诞生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海洋。早在石器时代，古代人就开始从岸边或浅海获取鱼类、贝类和海藻作为食品；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从海中提取海盐作为生活的必需品。由于海洋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化学资源、海洋能资源和1/3的石油天然气以及巨大的海洋空间可供利用，而人类又正面临着人口爆炸、粮食不足、资源枯竭、能源贫乏等危机，所以从本世纪起，国外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都开始向着海洋领域不断渗透。近10年来，尽管世界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海洋经济始终保持着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仅以1980年为例，世界海洋开发的总产值便高达3400亿美元！所以应该说，在人类离开海洋4亿年后的今天，让人类重新走进海洋，回归海洋，既是人类一种本能的向往，又是一次聪明的选择！
然而，中国进军海洋的脚步，却迈得多少有些缓慢，有些沉重。谁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但未必知道，或者说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说起来应该是一件很神气很荣耀很了不起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200多万平方公里都被别人踩在脚下。即是说，我们对这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仅仅拥有了主权，却还未拥有占有权和开采权。为什么呢？我们还不具有开发海洋的运载工具，就像人造卫星要上天，得先有自己的火箭，这火箭，就是运载工具！于是，蒋新松大胆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进军海洋，先搞水下机器人！
在蒋新松看来，中国有没有水下机器人，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代表人类美好愿望和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一种境界，一种意味，一种潜藏的摄人心魄的巨大力量和耐人寻味的伟大召唤！就像50年代中国要有飞机、大炮、坦克、军舰，60年代要有氢弹、原子弹和远程导弹，70年代要有人造卫星，80年代要有水下核潜艇和“长征3号”火箭。现在，中国当然也应该要有自己的水下机器人！
再说，进军海洋比进军天空相对要容易一些，如果能选择水下机器人作为突破口，那么中国开发海洋的步伐便会大大加快，追赶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
蒋新松的这一构想提出后，引起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响。不少人对此表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对，说他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搞水下机器人是为了出风头！说他是狂妄自大，没有自知之明，简直就是个神经病！还有人一见他的面便半开玩笑半带讥讽地说：“老蒋，看来旱鸭子也要下水了！”甚至，有一次他和几位同事刚从研究所出来，所里的一个痴呆儿正好从门口路过，有人竟指着那个痴呆儿对他说：“瞧，你们造出的机器人要是能赶上这个痴呆儿，就服你们了。”
面对这一切，蒋新松有苦难言，哭笑不得。本来，若是依了他年轻时的脾气，会勃然大怒的，但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知道，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建国后“左”的政治文化的浸湿，不少中国人已经循规蹈矩惯了，洗耳恭听惯了，服从安排惯了，现在一下改革了，开放了，可以“独立自主”了，放开手脚大干了，却反而显得很不习惯，无所适从了。就像一个长期被禁锢在瓦罐或水缸里的人，即使为他掀开了盖子，允许他出来呼吸空气，自由行走，他也依然还会保持着原来在瓦罐或水缸里的姿势，始终一副缩头缩脑的可怜样！至于个人的见解、个人的想像、个人的追求、个人的锋芒，也几乎全都被淡化、被削弱、被扭曲、被消解了。想想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若是有人要站出来，超越平常思维，干点不平常的事情，还有不遭到非议的吗？
还有不磕磕绊绊、阻力重重的吗？
对此，蒋新松并不感到奇怪。想当年，自动纺纱机刚问世时，手工业的作坊工人只因害怕自己遭到失业，丢掉饭碗，竟纷纷起来大加反对，甚至用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捣毁机器。美国刚开始搞机器人时，连不少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工会活动家等，也担心研制机器人最终会造成大量人口失业，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到了80年代初，当日本的机器人蔚然成风，并一举成为汽车出口大国时，美国才如梦初醒，开始加快了对机器人的发展。
于是，从1980年4月起，蒋新松带领着调研组，对海军防护救捞部等全国20多个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并亲自奔赴南海舰队，深入了解海上潜水作业和海上石油开采情况。在同潜水员们的交谈中，他了解到，潜水员在海下作业时，穿着100多斤的潜水服在水下行走，最棒的小伙子至多作业15分钟，便会四肢发软，浑身无力。而且，茫茫海底，能见度极差，20米以下，就很难看清目标，50米以下，便漆黑一团。遇到复杂情况，潜水员只得用手去摸，稍有不慎，深度一旦超过了65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因氮气麻醉而致死。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60米以外的大陆架内海底，潜水员们都不能进入，更不用说大陆架外的广阔海洋了。为此，南海舰队方面积极表示：为了加快中国进军海洋的步伐，希望他们赶快研制出水下机器人！
然而，就在蒋新松为水下机器人之事费尽心计、焦头烂额之时，可恶的病魔却悄悄潜入他的“后院”，向着他的妻子步步逼近……
198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蒋新松不得不第一次老老实实地坐在了辽宁省肿瘤医院的一张病床前。病床上，躺着他身患绝症的妻子刘稀珍。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近距离地靠在妻子的身边了。自结婚后他就开始忙，被打成“右派”后他照样忙，获得平反、当了所长后他更忙！直到妻子昨天检查出了乳腺癌，才给了他这样一个长时间守着妻子的机会。
就在妻子身患绝症之际，中国科学院在沈阳召开水下机器人的评审论证会，并由蒋新松担任主持。此次论证会事关重大，搞好了，水下机器人就能列入国家研究计划；弄不好，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一切告吹。所以他只好白天、夜晚，医院、会场，两边交叉着跑。
这段时间的蒋新松，可以说过的是最苦、最累、最难、最愁的日子。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自己的思考，写会议材料，写水下机器人的各种论证报告，7点到医院把妻子的事情安排妥当。
8点准时参加水下机器人的论证会。会议期间，他常常是刚在会上发完言，马上又跑步到医院照顾妻子。妻子的依赖性原本就强，手术后随着心情变坏，更是一刻也不肯离开他，也不愿意离开他，所以他每次一到病房，妻子抱着他便哭，就是不撒手。
他只好耐心说服，反复动员，直到妻子停止了哭声，松开了双手，他才又急急忙忙地赶回会场，或阐述自己的意见，或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妻子手术后，都说吃牛肉比较好，但他没时间去买，便只有利用开会中途休息10分钟的时间跑步去买。等买上了牛肉，他再捧着牛肉气喘吁吁地跑回会场，然后继续开会，继续论证。
下班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很远的大西菜行去买点小排骨。因为妻子是南方入，最喜欢吃他烧的糖醋排骨，而多年来掰着指头过日子的蒋新松很清楚，只有这个菜行的排骨既好又便宜，尽管远一点，累一点，却能省钱。排骨买回家后，他再亲自下厨，为妻子精心做上一份色香味美的红烧糖醋排骨，然后再送到医院，并一块一块地喂到妻子的嘴里。
到了晚上，他就更忙了，既要护理病重的妻子，又要照顾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儿子准备考高中，女儿则正准备考大学。
而他自己，除了要总结当天的会议情况，写出当天的会议简报，还要考虑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此外，由于妻子出院后，每晚都要喝上一杯中药，所以每当夜幕降临，每当他把一天所有该忙的事情忙完之后，这位满脑子时刻装着国家大事的科学家，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守在蜂窝煤炉前，细心地为妻子熬药……他知道，属于妻子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近几个月来，他几乎包揽了全部家务活！尽管还有水下机器人的事也同样让他跑断了腿，操碎了心，但不管在外面有多么苦，多么累，多么愁，多么烦，他回到家里，只要一见到妻子，便总是装出一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轻轻松松的样子。即使当时心里在流着泪，流着血，他也只能如此。
不过。令蒋新松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这次会议的评审，大家一致认为水下机器人是个好课题。不久，为表示对这一课题的支持，中国科学院还拨款115万元人民币！
然而，当这一喜讯传到蒋新松的耳朵时，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了他。
那天，大约是凌晨2点左右，他正坐在他的“多功能书桌”前审定水下机器人的设计方案，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他刚打开门，来人便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快去医院，刘稀珍不行了（因为当时他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只能靠人来通知）！他一把拉起睡梦中的儿子，然后就急匆匆地往医院跑。天黑，他是近视眼，看不清路，有几次差点摔倒，可他仍坚持往前跑。遗憾的是，等他跑到医院后，妻子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年丧妻，乃人生一大不幸，但更让蒋新松感到悲哀的是，他身为一个科学家，搞了大半辈子的科学，家里却连一部普通的电话都没有！他想，如果他家里有一部电话，那他肯定能赶在妻子上路前见上最后一面，说上最后一句话。可是……他还是接受了那个原本就不该接受的现实。
妻子去世后，蒋新松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他悲痛难忍，欲哭无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就在妻子去世的第二天晚上，为排解心中的苦闷，居然独自坐在家里的一条小板凳上，一边守着妻子的亡灵，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背着英语11983年，历经四年风风雨雨的水下机器人终于被列入了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并正式命名为“海人一号”。为了走一条自力更生与引进外来技术相结合的道路，1984年秋，蒋新松作为中国机器人考察团的团长，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对水下机器人和国际间的技术合作问题进行考察。由于过度劳累，加上在生活上过于节省，他的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严重不适。但就在如此情况下，他依然对自己也是对全团，作了如下三条规定：
第一，坚持不住高级宾馆。每到一个地方，蒋新松一概谢绝高级宾馆的邀请，而总是最先打听，哪个旅馆价格最便宜？哪个地方办事最方便？只要符合这两点要求的地方，他就同意住，反之，概以拒之。他的观点是，出门在外，不就是找个地方一躺，睡上一宿吗？好地方是睡，差地方也是睡，只要能闭眼就行，住那么好的宾馆干什么？既花钱还费事！因此，他们每次住的地方，可以说几乎都是美国最便宜的每晚只花10多美元便可“闭眼”的汽车旅馆。
第二，坚持不进高级餐厅。蒋新松去了一次日本后，在国外吃饭问题上，多少积累了一点可以省钱的经验。所以这次去美国后，他每次都带着团员们到华人开的小餐馆去就餐——或吃炒菜米饭，或吃鸡蛋素面，再一个办法就是去超市买方便面回来自己做。总之，在吃饭问题上，每天能省一美分，就省一美分，一次也没进过一家像样的高级餐厅。
第三，坚持不租高级卧车。由于蒋新松这次出国是有求于人，再加上这时的他还没有名气，在美国的所有费用便都得自己掏腰包。尤其是租车，对本来钱就不多的蒋新松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他的原则是，能不租车就不租车，实在需要租车时，就租一辆最便宜的车。其坐车观与睡觉观完全一样：好车差车无所谓，只要能赶趟、放得下一个屁股就行！但为了能多学点东西，他又很想多考察一些部门或研究单位，这就出现了不想多花钱又想多学知识的矛盾。怎么办呢？他还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以脚代车，走路！每次出门，只要有时间，只要时间来得及，他就坚持走路，带头走路。于是，在1984年那个中美关系尚且友好的秋天，在美国某个新闻记者的摄像机里，很可能就留下了几个中国科学家如同当年工农红军长征一样艰难行走在美国大街上的奇特镜头。这个镜头若是放在今天一些中国人的眼前，肯定会觉得十分的滑稽可笑，但在蒋新松看来，中国的国门开启之后，他们那一双双属于黄种人的中国人的脚，能走在美国人的大街上，本身就意味深长，很说明问题。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过去在本国的国土上都抬不起头、迈不开步的“老右派”、“臭老九”，今天能昂首挺胸、大阔步地行进在世界第一强国的大街上，自然就更是耐人寻味了。再说，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科学家，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了解他，因而谁也不会在意他，理睬他，那么走走路，散散步，又有何妨呢？所以每当他走在美国的大街上时，他的心情显得很平静，平静中还含有某种悠然；他的步伐也迈得很自然，自然中还带着某种潇洒。只是，他患有一种叫甲亢的病，有时走着走着，就感到心里饿得慌，就觉得很累很累，渐渐地，就再也走不动了。每当这时，同事们便将他扶到路边，靠一靠，歇一歇，或者找个不掏钱的地方坐一坐，等缓过劲儿之后，再接着坚持往前走……于是，出国对蒋新松来说，绝不像某些“领导干部”那样，是一次幸福的旅游，而是一趟最苦的差事！
在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里，蒋新松跑了十几个城市28个单位，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数据。离开美国时，他自己什么也不买，只把从自己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了一大堆有关水下机器人的技术资料，然后从美国背到加拿大，从加拿大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回沈阳。等他背着这一大堆资料回到家里时，便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想动也动不了了……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在大连旅顺港下潜60米，终于获得了首次试航的成功！一年后，“海人一号”又在海南省三亚市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验，创下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水下机器人深潜水下199米的纪录，从而实现了中国水下机器人零的突破。
进入90年代后，蒋新松有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从本世纪40年代起，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高分子等许多新兴的科学技术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开始。1945年原子弹爆炸放射出巨大能量，1946年电子计算机正式诞生，1947年半导体出现，1948年晶体管面世，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1960年激光器问世，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1971年微处理机降临，1973年重组DNA生物基因工程首创成功，1977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投入使用……据统计，近30年来科技的发明和创造，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多。因此他日夜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尽快为中国制造出最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
事实上，进入90年代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都把征服海洋作为自己跨世纪的主要科研目标。美国在新近制定的“全球海洋科学规划”中甚至还宣称：海洋是地球上“最后的开辟疆域”，谁能最早、最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谁就能获得最大利益！因此，如果说20世纪是人类进军太空、开发太空和争夺太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应该是人类进军海洋、开发海洋和争夺海洋的世纪！据有关资料表明，1980年世界海洋水产值约2500亿美元，到1990年便达5000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超过2万亿美元。显然，海洋经济将日渐发展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海洋继陆地之后必将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领地。而位于东方的中国，不仅是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的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拥有3.2万公里的海岸线、5000多个岛屿以及473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的海洋国家，海洋资源的开发，有着很大的潜力。
当然，中国的海域周边涉及到了好些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的大陆架特定主权、沿海岛屿以及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与归属上多有争议。按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沿海国家对200海里海洋区域的海底及水域中资源拥有综合开发的管辖权，1982年又规定可延至350海里，对超过200海里的海洋水域的开发收入采取国际分享制度。可惜，据蒋新松了解，目前有相当的海域邻国控制和占领了本应属于中国的岛屿和海域，并在那里日夜加紧勘探、开发和捕捞。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被人控制的海域每年意味着将有1亿吨石油和430万吨渔业水产归入他人的腰包。单就南海曾母暗沙海域而言，海洋石油的可采量便是大庆油田的两倍之多！更令蒋新松感到心寒的是，一个越南，现在便已占有了20多个岛屿，并与一些公司联手，加紧了对海洋的开发。而世界其他国家——像美国、苏联、英国、日本、菲律宾等对海洋的大力开采，就自不待言了。庆幸的是，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处的那块深水海域，联合国已将其中的15万平方公里划给中国作为“开发区”。在这块有限的“开发区”内，中国可以自行普查其中的资源，并可留下一半富含稀有矿藏的地域作为中国的保留区，另一半则给联合国。“八五”期间我们已经放弃了30%不利于开采的区域，“九五”期间还将放弃20%开采区域，也就是说，现在只留下了7.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等着我们去开采！由此可见，维护和享用中国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益，已成为中国90年代的当务之急！
1990年的一天，蒋新松偶然获得一个信息：苏联已经搞出了水下6000米机器人！之后不久，善于捕捉时机的蒋新松很快便将以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技术问题研究所所长阿格耶夫为代表的几位水下机器人专家请到了沈阳。由于这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苏联的专家们来到沈阳后，个个显得狼狈不堪。他们不仅兜里没有钱，而且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加之沈阳的天气冷，所以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吃饭时，就更是饥不择食了，每顿上什么菜，他们就吃什么菜，上多少菜，就吃光多少菜，尤其对肥肉，更是倍感兴趣！每次就餐时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国内从来没吃饱过一样。在陪同苏联专家的过程中，蒋新松可谓感触良多，回想起1958年数百名苏联专家首次来华帮助中国搞国防建设的辉煌情景，再看看眼下一个个苏联专家的不幸命运，使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富强的重要。他对同事们说：“看看这些苏联专家每顿吃饭时脸上的表情，你们就知道‘国家’二字对个人的命运该是多么重要！”
1991年7月17日，蒋新松率领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代表团前往苏联海参崴访问考察。他们从沈阳坐火车到牡丹江，从牡丹江再坐火车到绥芬河。从绥芬河上火车时，由于当时车站很乱，进站后要绕好长的路才能上车，为了节省时间和路程，60岁的蒋新松竟和同事们一起，从火车轮子下爬过去坐车……到了苏联后，再乘坐苏联的一辆老式嘎斯吉普去目的地。
时值盛夏，途中渴热难熬，路边连棵遮阳的树都没有。车子开出不久，还出了故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二十几分钟的路程竞走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半夜2点才到。
由于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极差，他们在考察途中连起码的吃住都很困难，不仅吃不上水果，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蒋新松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但为了给国家省钱，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挑最便宜的小旅店住，有时还和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觉。
为了省钱，同时也为了让大伙吃好，他常常还亲自下厨，给代表团的同志们做菜做饭。在历次出国考察的代表团中，他做饭的手艺是最好的一个，所以大伙总是争着吃他做的饭菜。而每次出国省下的钱，回来后他都如数交公，他说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同志再用这笔钱出国学习。考察途中有几次由于心脏供血不足，他还出现了虚脱，可他一想来一趟苏联也真不容易，便坚持硬挺着，什么也不顾了。去太平洋海洋研究所考察时，必须先乘小汽艇才能登上大轮船。为防止晕船呕吐，他一上船就咽饼干，由于小汽艇上没水，他就只好干咽，结果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从小汽艇上大轮船时，海浪把汽艇抛起两米多高，只有借助海浪把小汽艇托起的那一瞬间，人才能跨得上去，这当然很危险，但他还是全然不顾，坚持迎着两米高的海浪纵身跳上轮船……
在参观了苏联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当晚，蒋新松睡不着觉了——好比一个长期在河里随意游弋的水上高手，突然见到了波涛汹涌、一望无涯的大海。是的，苏联早在8年前就研制出了第一台水下6000米机器人，迄今为止已经拥有了4台。而且，这些水下机器人已先后参加过著名的打捞被击落的南朝鲜波音客机747、贝加尔湖污染自净化生态考察、大西洋百慕大附近海域苏联失事潜艇的搜索考察等重大海上任务。于是蒋新松就想，如果中苏之间采取合作的方式，将二者的技术优势结为一体，共同来设计、研制水下6000米机器人，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而对中国来说，既能尽快满足在太平洋的考察任务的需要，又能加快中国水下机器人走向世界的步伐。
蒋新松连夜开会。他说，一个瞎子，一个瘸子，若是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肯定不行。但要是让瞎子背着瘸子走路，瘸子虽然腿坏了，但眼睛却很明亮，瞎子尽管眼睛不行，腿却很健壮，两人合二为一，取长补短，便可做出甚至超过正常人做的事情，从而达到共同的目的。这就叫“瞎子背瘸子”哲学。大伙听了后表示赞同。大胆的蒋新松当即便与苏方草签了合作意向书。
蒋新松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的便携式电脑连夜赶写、改定出国考察报告——《访苏报告》。他曾先后30多次出国考察，每次回国时。每个包里鼓鼓囊囊塞满的，全是一堆堆参考书籍和技术资料；他每次一下飞机，要么直接到国家科委或者中国科学院回报考察情况，要么躲进自己的屋里，赶写、改定出国考察报告。他之所以要写，不是为了拿来应付上级，讨好领导，而是认为既然国家掏钱让他出去考察，他就应该也必须为国家带回一些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就是王八蛋！
一周后，蒋新松便将《访苏报告》连同打算与苏联合作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正式报告，一并送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
但有人认为，他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太急于求成了。他的回答是：“我们想吃馒头，难道非要从学种麦子开始吗？”接着，他又亲笔上书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副主任朱丽兰，大胆立下了军令状。
此后不久，时逢苏联解体。面对突然逆转的国际形势，有人认为中苏间的水下机器人合作肯定“流产”，肯定“没戏”。可就在人们对苏联的解体议论纷纷、叹息不已时，蒋新松却从苏联的解体中看到了另一缕希望的曙光——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对搞水下6000米机器人的合作，可谓天赐良机！眼下的俄罗斯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们最需要的是钱，而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技术。如果能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定会马到成功；若等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就会永远与中国失之交臂。再说，像搞这种世界最高水平的水下机器人，国外一般都要耗资几千万美元，而中国只需花上1千万元左右的人民币便能搞成。天下如此便宜的买卖，岂有不做之理！因此，他非但没有放弃与苏联的合作，反而还加快了准备工作。
然而，6000米水下机器人属于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高技术，并不比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简单。光是一个“钱”宇，便压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每天处于饥饿状态的俄方代表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应该说，俄方的要价，若与美国相比，是再便宜不过了，但再便宜也是钱呀！几乎和俄罗斯一样与贫穷这个懒汉厮守了几十年的蒋新松，从哪儿去弄这笔钱呢？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搞什么项目是国家拨专款，科学家们从来用不着为钱过多地发愁。但科技体制改革后，科学家们转入了市场经济，搞什么不搞什么得自己拿主意，一旦确定科研项目后，得自己去找市场，自己去搞经费，还得自己来承担风险。所以为了筹借这笔钱，蒋新松到处“烧香”“拜佛”，八方求“爷爷”告“奶奶”，整天愁眉苦脸，短短一个礼拜，便像老了10岁！有人见他如此不易，便劝说他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算了。但在他看来，人生很短，历史很长，每个人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再说，从长远来看，人类的资源开发，必将走向海洋，中国大规模地开发海洋的神圣事业，只是迟早的事情。
能不能从“863计划”中立项呢？苦恼中的蒋新松有一天突然想到这个主意。他和谈大龙很快以“863”专家组的名义向国家科委递交了报告。结果，国家科委把水下6000米机器人正式列入“863计划”，并投资1200万元人民币11995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联合设计研制的6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终于获得成功！并于1995年9月在夏威夷东海域成功地通过了深海试验的考核！从1000米到6000米，国外用了10余年，中国只用了3年零5个月；国外耗资3000万。5000万美元，中国只用了2000万元左右的人民币。其总体水平不仅超过了原俄罗斯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还超过了法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从而使中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海洋开发中，率先取得了主动权。
1995年，64岁的蒋新松从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
15年来，由于他率领的研究所方向对头，路子正确，因而使一个原来很不起眼的研究所变成了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第一流的研究所。1993年，他以一个战略家的胆识和眼光，在研究所自筹了1000多万元的资金，从日本购买了21台机器人本体，自行研制了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后，一举推向市场，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创下了年收入4000万-5000万元产值最高历史记录，从而为中国的机器人开辟了一条新的产业化的道路。1997年，全所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
按理说，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为国家的事情拼搏了大半辈子，现在是该好好颐养天年、稍稍歇一歇了。何况他早就患有多种疾病，身体动辄就会出问题。但退下来的蒋新松，比没退下来时还苦、还累、还忙！他刚刚卸下“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重任，国家“超级863计划”（即新的“863计划”）中许多重大问题又搁在了他的肩上。
于是，有人说，蒋新松简直就像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人！
凭蒋新松的本事和他在科技界的名望，他退下来后如果想大捞一把，当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什么的，可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情。他刚卸任所长时，香港方面就有电话打来，让他去那儿“发展”，他谢绝了；接着，澳门、美国方面也有人与他联系，他同样谢绝了；至于国内像深圳一些地方，更是频频向他发出就职邀请，而且明确提出月薪两万元人民币，他还是谢绝了。
他说：“若是要想挣钱，就去卖猪头肉，别搞科学。”沈阳自动化所现任所长王天然说：“这么多年来，我们所获得奖项大概有150项左右，如果老蒋在乎的话，每个奖项都可以挂上他的名字，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事实上，在这150个奖项中，有老蒋名字的，大概只有两三个吧。因为每次一报到他那儿，他一笔就把‘蒋新松’三个字画掉了！有什么办法？”
那么蒋新松是不是就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呢？不是的。
比如，他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名”，应该说还是比较看重的，也是他多年来心向往之的。但遗憾的是，1991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候选人的资格后，尽管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把他向上做了积极的推荐，最后却榜上无名。1993年3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鉴于他的特殊贡献，又一次推荐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但结果还是榜上无名。和他一同落选的，还有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
像他和袁隆平这样做出了特殊而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为什么进不了中国院士的大门？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科学本身是个艰苦的过程，而科学家一生都将在寂寞与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但他一生奋斗的目的决不仅仅就是为了一个“院士”。因此，他虽说深感遗憾，却也坦然。1994年，他终于成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但令不少人费解的是，他干起工作来却比过去更加玩命了！这是为什么呢？
他说：“在生活中，有的人是指兔子的，有的人是打兔子的，有的人是捡兔子的。我现在退下来了，兔子是打不动了，但我不想做捡兔子的人，只想做一个指兔子的人。”所以，退居二线后，他又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更加宏伟的奋斗目标：从科技的角度，为中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探索一条出路！早在80年代末，有人就劝导过他：“你千万不要陷入到企业的泥坑里去，中国企业问题太复杂了，费力不讨好！”但他当时就回答说：“大中型企业问题，现在是国家最头疼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为自己的国家分担忧愁。我设定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20年代，使我国40万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世界接轨，跻身于世界市场竞争的舞台！”
在中国的科学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蒋新松更熟悉更了解工厂、企业以及工人的了。几十年来，他的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主要工厂，尤其是近几年来，众多的工厂倒闭，无数的工人下岗，使他的心更是无时不牵挂着中国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命运。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国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已高达1200万人，他家的所在地沈阳，就是全国企业的“重灾区”，下岗人员已近100万人！甚至有人大胆预言：中国国有企业的前景，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因此，每当面对那些下岗工人无望的目光，失学儿童饥饿的小嘴，待业妇女憔悴的面容，大小厂长焦急的神情，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家，他感到汗颜，感到羞愧，感到触目惊心，同时更感到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
本来，他是可以配一个秘书的，也应该配一个秘书，可由于平常所有的调查材料、考察报告、发言讲话等，全都是他自己写，一般的秘书也很难跟上他的思维和工作节奏，即使秘书跟他出去，一般也只能是帮他买个车票、登记个住房什么的，所以他觉得给他配秘书是多余，是浪费，既多花国家的钱，还牺牲了别人的精力和时间。尽管后来研究所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还是给他配了一个很好的秘书，但他出门时依然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让人送，也不叫人接，更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出门时前呼后拥，回来时大车小车，其实狗屁事情也没有。他说，一个人能办的事，何必要两个人呢？装模作样，形式主义，既坑害了国家，又贬低了自己，大可不必11997年初，他终于初步写完了关于探讨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出路问题的研究报告：《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抓住机遇，参加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他认为，中国企业体制的最大毛病，是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说，不管是大小企业，能力本来就有限，但只要一组建，就总是把功能搞得又大又全，做出一副包揽天下、什么都能干的样子，结果反而是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干不好。因此，他反对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建的庄园式体制，提倡全球化的敏捷生产，主张把中国企业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用敏捷生产的模式来组织。
然而，正当蒋新松在为解决中国的国有大中企业问题而努力时，不幸的命运却偏偏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3月，一个叫春天的季节。在这个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季节里，作为大自然的人，自然应该尽情娱乐、尽情潇洒、尽情享受一番才是。因为上帝将大自然分为春、夏、秋、冬，意思无非是想让人们分别领略一下大自然的酸、甜、苦、辣；而春天，无疑是上帝对经受了夏、秋、冬磨炼后的人们的最好馈赠。然而，作为科学家的蒋新松，却无暇享受这本来应该享受也可以享受的美好季节。
1997年的3月，是蒋新松生命的最后一个季节。在这个本来悠闲美好的季节里，他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忧郁，更加沉重，更加苦涩！1997年2月21日，他一生中最敬仰的邓小平同志突然去世，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就在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三天，为了调动海外学子的积极性，尽快建立“海外兵团”，他迫不及待地给国家科委写了一份《关于开展海外研究开发的建议》。在这份《建议》中，他以十分焦急的心情这样写道：
随着生产体系的全球化，研究开发的全球化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中。根据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得到的一份最新报告，在美国，外国公司1994年在美国开发经费已超过150亿美元，达到足以影响美国整个研究开发费用增长速度的量级。在1994年底，外国在美国设立的研究中心已经超过645家，分剐属于300家母公司。其中日本有224家，英国有109家，德国有56家，法国有52家，韩国有27家……与此同时，美国也相应增加了海外研究开发经费，从1987年到1994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至今在海外已有108个机构，总投资为100亿美元……我认为走全球化的开放研究开发体系，已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我愿为这件事情的开创竭尽全力！
此后，也许是他的心灵已经感应到了什么，他的工作节奏和日程安排比过去显得更加紧张、繁忙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997年3月这个最美好的春季里的生命流程——3月1日～2日，蒋新松在清华大学闭门赶写他对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研究报告。
3月3日，他针对大中型企业重组的问题，就如何快速重组制造系统一事，和有关专家一起进行了分析、探讨和研究。
3月4日凌晨，他为CIMS专家组写下了《关于快速重组制造系统的若干意见》。
3月10日-12日，他在北京参加“超级863计划”会议。由于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技术方面问题，他的心情很兴奋很迫切。
12日晚已经12点了，他还爬起来给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新任所长王天然写信，并当即电传到沈阳。
3月14日一15日，他接受笔者的采访。采访结束的当晚，他又连夜修定了他关于探索大中型企业出路的研究报告，准备第二天送给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
3月19日，他在清华大学做关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及对策的专题报告，并在会上强烈呼吁：抓住机遇，利用敏捷制造原理，加紧对企业进行重组！引起清华学子们的强烈反响。
3月24日凌晨，他一大早起床给“863计划”CIMS专家组的吴澄、李伯虎、曾庆红三位专家写了一份3000字的工作意见书，对“九五”期间CIMS重点应用工厂的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因落款时间是凌晨5点15分，那么他起床写信的时间就应该是凌晨3点或4点。
……
就在1999年3月30日下午2点左右，蒋新松的心脏病突然再次发作，当即昏迷过去。匆匆赶来的医生们尽管进行了全力抢救，可最终还是抢救无效。
就这样，中国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不少认识蒋新松的人都说：“蒋新松是被活活累死的！”
两个月后，水下6000米机器人在太平洋夏威夷以东1000海里之外的海域试验再次获得成功！当日中午，19名参加此次水下6000米机器人试验的中国机器人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6名俄罗斯机器人专家，特意换上整洁的衣服，迎风列队站在一艘5000吨级的中国考察船的甲板上。为悼念和告慰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耗尽了一生心血的蒋新松，他们忍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饱含着深情的热泪，一边向海里抛撒着自做的小白花，一边把蒋新松的部分骨灰撒向波涛滚滚的太平洋，让从小在长江的怀抱里长大并有着大海般深情和胸怀的蒋新松从此魂归大海……然后，他们面对船上的五星红旗，面对大海，面对自己的祖国，为他们的导师蒋新松久久默哀……而此时此刻，回响在他们耳畔的，仿佛不是那徐徐飘来的海风，而是蒋新松生前那再熟悉不过的声音：
科学家是这个世界最沉重的一个角色，一生都将在寂寞和枯燥中度过，甚至直到死，也不被世人所理解……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它本身的魅力所在……
3.当代神农
向您介绍的第三位“863”专家，是种庄稼的。
这位种庄稼的专家，叫袁隆平。
大家知道，生存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活着，就要吃饭；人要生存下去，就得先填饱肚子——这是连3岁的孩子都明白的事情。所以自古道：“民以食为天。”
“天”，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是上帝。中国人把“食”比喻为“天”，当然就是说，粮食就是上帝，粮食就是万物之长的意思。可见，粮食问题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大国，而且已有12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人多嘴就多，嘴多吃粮就多，如果每个中国人每顿哪怕多吃上一小口，国库恐怕都会发生倾斜。再者，由于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上，饥饿始终像影子一样紧紧相伴，因而中国的老百姓对饥饿问题有着更多的敏感，对饥饿的恐惧，已深深植根于民族的血液之中。回首往日那饥饿的岁月，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感到沉重而黯然。
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国土上，在历史的档案里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天灾”和“饥荒”的字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对“饥饿”具有如此沉痛的记忆。有人作过统计，从公元前18世纪到现在，4000年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了各种灾害约5500次，即是说，平均半年左右，我们的民族便遭到了一次灾难。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连遭三年大旱，光饥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占当时全中国人口的1/10；1942年至1943年出现的一次旱灾，仅河南一个省便饿死了数百万人！难怪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在50年前便十分惊讶地发出感叹：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国，原来竟是一个“饥饿的国度”！难怪“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偏偏出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粮食问题不仅被当做经济问题的中心，同时也被看作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对历史深有感悟的毛泽东比谁都懂得，中国历史上每次由灾荒所引发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饥饿和抢粮为前奏的。所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农业部便把增产粮食确定为1950年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但尽管如此，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阴影，更是难以抹去。
实事求是地说，在50年代早期，中国的粮食并算不上十分的紧张，可从1958年以后，直到1979年，不仅粮食的进口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且食糖、食油、棉花和羊毛等也都要进口。
重要的原因在于，“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个中国错误地理解了“以粮为纲”的政治口号，到处毁林种粮、毁草种粮、围湖种粮。这种愚蠢做法的结果，不但没把粮食搞上去，反而还使粮食逐年下降。
此外，人口的急剧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1994年统计，我国的粮食产量虽然从建国初期的1000亿公斤增加到了4500亿公斤，但人口却从4.5亿增加到12亿，从而导致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增长缓慢，到70年代初期才恢复到清朝后期的水平。
因此，建国后尽管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当年的毛泽东，还是后来的邓小平，及至今天的江泽民，关于中国人的饭碗问题，依然还是个沉重的话题。
关于中国人的饭碗问题，湘西一所农校的一个教书匠，想了近40年。
这位教书匠，就是如今被世界公认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的专家。这是一位与中国的土地和粮食有着特殊感情的地道的农业专家，一位衣着普通、相貌平平、朴实得像湘西的一块泥土，因而无论在任何场合出现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土专家”。然而，正是这位土得不能再土的“土专家”，经过多年的苦苦探索，终于破天荒地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水稻革命”。而这震惊世界的“水稻革命”，恰恰是从他饥饿的历史开始的。
1953年8月，袁隆平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湘西一所十分偏远的农校，当上了一名中专教师，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教书生涯。他在教学的同时，仍然坚持搞一些科研，并尽可能做到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只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他想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离实际，因而不时流露出一点伤感的情绪。好在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拉小提琴，所以每当他心存忧虑之时，便躲到山里一棵古老的香樟树下，举起琴弓，奏响自己最喜欢的《梦幻曲》。随着《梦幻曲》在夜幕下缓缓飘荡，他的心才慢慢获得一点安慰。
1958年，“大跃进”之风开始刮遍全中国，也刮向了袁隆平所在的农村。1959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运动更是来势凶猛。结果，到了1960年，饥饿便像瘟疫般降临中国大地，当然也降临到了袁隆平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再也无心上课，开始挖野菜，寻草根，袁隆平也被饿得东倒西歪，没有力气走路，没有精神看书，只好上街买上几块水果糖维持生命。
一日，袁隆平刚走出校门，发现旁边围了许多人，便走过去想看个究竟。等他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两具臭烘烘的尸体，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人是活活给饿死的。当晚，袁隆平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活了30岁，还从没见过因为没饭吃而被活活饿死的人。一想到饿死在路边的那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以及其他地方无数已经被饿死和将要被饿死的人，他心里就不寒而栗。但由此使他第一次想到的是，中国人多地少，饭碗问题，对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肚子都填不饱，又怎么可能去强国呢？
从此，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饭碗、怎样才能填饱中国人的肚子问题，成了袁隆平的一块心病，也成了他决心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袁隆平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之中，可一想到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正在饿着肚子，他就拼命地学习农业知识和钻研各种农业技术。一天，受到遗传学启发的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高粱玉米都可以杂交，那么水稻可不可以杂交呢？
袁隆平当然知道，早在1926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便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此后日本于50年代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接着美国和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展了此项研究工作。但终因难度太大，至今未获成功。于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便成了世界公认的一道难题。
但袁隆平想，外国人没有搞成功的东西，未必中国人就搞不成功。他决心向杂交水稻这一世界难题发起冲击！为了寻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株，他顶着烈日，昼夜兼程，披星戴月，用一双沾满了泥巴的腿，几乎走遍了整个南中国。1964年7月5日这天，他经过连续16天在农场稻田的苦苦寻找，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然后，他撰写出了第一篇重要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讯》第四期上。这篇论文的发表，迈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甚至有人还说，袁隆平的这篇论文，吹响了世界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的号角。
然而，就在袁隆平刚刚吹响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号角之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也骤然吹响了。由于袁隆平有一个在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当过科长的“历史反革命”父亲，和一个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的“洋奴”母亲，再加上他犯下了一个“矛头直指最高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在春播之际，上级指示必须在几天之内完成稻谷的播种。由于当时正是寒潮南侵之时，所以只要按上级指示播种的秧苗全都烂了，惟有袁隆平按天气的实际情况推迟了播期的秧苗保住了。事后袁隆平感慨地说了一句：“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时’字，以便让领导们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结果有人告了状，袁隆平的这段话便成了篡改“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依据。
于是，批判袁隆平的上百张大字报很快便刷满了学校的墙内墙外，“黑崽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臭老九”等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一心在埋头搞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开始并未注意，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批判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他教室的门口，他才趁食堂开饭之机看起了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当他刚看见一张写有“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的大字报时，猛然想起自己培育杂交水稻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于是转身便向自己的“坛坛罐罐”跑去。可等他跑到实验地一看，他的60多个坛坛罐罐全被砸了个稀巴烂，所有的秧苗也被扔得满地皆是。望着自己好不容易才培育出来的雄性不育秧苗被践踏成如此模样，袁隆平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当晚，袁隆平趁天黑无人之际，在妻子的掩护下，又偷偷摸到实验场地，将残存的部分秧苗搜集起来，藏在了苹果园的臭水沟里。真是苍天显灵，臭水沟里的雄性秧苗没过几天，又绝处逢生，奇迹般地生长起来……
1970年10月的一天，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一个叫荔枝沟的地方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将它命名为“野败”。但要将“野败”转为“不育系”，进而实现“三系”配套，然后再直接用于大田生产，其间还横着一道道的难关。
袁隆平当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发现的“野败”这一最新材料实行全封闭，师徒三人关起门来，独自悄悄进行研究；二是将这一最新材料公布于世，欢迎更多的科技人员来共同研究，共同攻关。袁隆平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他及时而又毫无保留地向全国的育种专家公布了自己的最新发现，紧接着又无私地把自己辛勤培育的“野败”材料奉献了出来，分送给了我国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于是，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新疆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单位的50多名农业科学工作者先后赶到了海南，开始与袁隆平他们一道进行研究、试验。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上，正式宣布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从此，在中国这片拥有灿烂古文明的土地上，拉开了杂交水稻大增产的序幕。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是湖南出现了千军万马下海南的动人局面。当年全国多点示范便达5600多亩，第二年示范推广面积又高达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从1976年到1988年13年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共12.56亿亩，累计增产水稻1000亿公斤以上，为国家增加了总产值280亿元。仅1987年一年，袁隆平和他的同事们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就给国家增产300亿斤粮食，而一个辽宁省一年的产量才255亿斤。
由于水稻的增产，老百姓干枯的锅里又有了米粒的跳动，饥瘦的脸上又开始泛起了红润，无望的眼里又透出了光泽，于是老百姓都把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称为“翻身稻”、“幸福稻”。湖南的一位老农甚至还说：“我们现在能填饱肚子，全靠‘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
袁隆平看见杂交水稻在全国出现了喜人的景象，也自豪地说：“利用水稻亚种间杂交优势，是各国育种同仁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过去，它只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捞不到。现在，我们不仅已将它变成水中的鱼，而且连网也做好了，只是打捞起来的问题了！”
然而，30年前因饥饿而萌发了杂交水稻这一惊人设想的袁隆平，当杂交水稻在全中国得到广泛推广并因此而填饱了不少中国人的肚子、减少了饥饿对许多中国人的威胁之后，却依然每时每刻还在为饥饿问题而深深忧虑着。
袁隆平对饥饿的忧虑有着足够的理由。
饥饿、疾病、战争，从来就是人类的三大敌人。有人甚至断言，人类的历史，其实几乎就是一部求食史，一部与饥饿的斗争史。饥饿，从来就是高悬在人类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给人类以毁灭性的一击。
难怪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1届全体大会正式决定：
从1981年起，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并提出让“粮食第一”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行动口号，以期唤醒世界公众的“饥饿意识”，警醒地球人类努力发展粮食。
的确，人类同饥饿的斗争延续了几百万年，直到100万年前有了农业社会之后，人与饥饿的斗争才稍有缓解。但缓解并不等于消除。1974年，世界粮农组织曾经提出，要在今后的10年时间里，做到没有一个儿童因饥饿而死亡，没有一个家庭害怕第二天没有面包，同时也不再因营养不良而产生严重后果。但10年已经过去了，情况并无大的改观，今天的现实依然是：第三世界有8亿人在饿着肚子，其中有1.92亿是不到5岁的儿童：全世界还有88个国家处于缺粮状态；全世界每年有1800万人因饥饿而死去！
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多，粮食问题越来越成为下个世纪的大难题，因而饥饿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困扰着人类。据可靠资料表明，本世纪初，全世界的人口大约只有15亿，可到了1994年，全世界的人口则增至56.42亿，1995年又增加到了57.42亿。根据专家们的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增至90亿！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增至100亿！是现在人口的一倍之多。在今后的20年到30年中，世界人口仍将以每年8500万的速度递增。到2010年，一些非洲国家因粮食供应不足而引起营养不良的人口，将由现在的1.8亿猛增到3亿！
地球如此之小，人口如此之多，人类，将从哪里去讨取粮食？
人类，将用什么来填充肚皮？更何况，地球上可耕地资源的开发和开采，早已超过了限度；随着水土的不断流失，环境资源的愈加恶劣，粮食的生产，还会大打折扣！
美国农业部的一份统计表，更是令人怵目惊心：1995年9月12日凌晨1点30分，一个由美国华盛顿高层农业专家、气象专家以及遥感卫星专家组成的世界农业考察组，根据世界上100多个农业国家提供的报告和卫星观测的数据，对全世界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市场供给情况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分析，而后用一份统计表的形式，完成了关于世界农业的最新报告，并当即通过国际交换网络发往世界各地。上午8点30分，当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在自己的电脑上看到了这张统计表，并将它与全球的人口数联系起来考虑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留给1996年的世界粮食储存量，只够全人类吃上49天了！
于是，布朗先生惊呼：在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世界，留给下一年的粮食储存量，已经成为衡量我们这个小行星能否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关键指标。随着世界人口的剧增和粮食储备的下降，人类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度过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甚至有的专家还大胆宣布：未来的真正威胁，将不是军事侵略，而是饥饿问题！
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饥饿的威胁也并非空穴来风，袁隆平的忧虑自在情理之中。中国农业的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7%，却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70%，却必须要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近20多年来，尽管中国始终坚持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人口这个包袱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1988年7月1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赠送了中国一个人口钟，这个人口钟上的液晶数字显示：中国每一分钟，增加人口25人，每一小时净增加入口1459人，每年净增加入口1500万人，与澳大利亚总人口相等。有关部门统计，照此下去，到2040年，中国的人口将增至15.6亿！因此，已有12亿人口的中国，对世界来说，肯定是一个庞大的胃口！
此外，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早已发出警告，以稻米作为主食的亚洲国家，到2025年将面临严重的缺水。从1990年到2025年之间，亚洲的人均可用水量将减少40%~60%，中国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13个缺水的国家之一。而全世界的大米90%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亚洲，如果到时真的缺水严重，水稻何以生长？
何况，1990年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已用确切的数据向国人证实：中国的土地沙漠化每年正以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国际土壤中心则已经把中国列为全球生产用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不少数据说明，中国现有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正“带病”坚持生产，地力正日渐衰竭，若不给予有效的治理，有朝一日很可能就会寸草不生！
还有让袁隆平深感忧虑的，是全球性的粮食耗费问题。中国是个产粮大国，同时也是个耗粮大国。据统计，中国人光是一天，就要吃掉15亿斤粮食！然而口粮还仅仅是耗粮中的一部分，那些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每天都在吞吃着数亿斤粮食！光以白酒为例，酿造一公斤特殊的白酒，需耗费10斤粮食；酿造一公斤一般的白酒，需耗费5斤粮食。据1994年统计，中国年产白酒共651万吨，也就是说，光1994年一年，中国人就喝掉了1432.2吨粮食！相当于北京市1100万人口三年多的口粮！据有关权威部门透露，全国目前登记在册的酒厂就有4万家，光四川就有白酒厂6900余家，广东也有白酒厂6000多家。
以至于1996年3月14日上午，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听取一次汇报时插话说：“现在的粮食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现在我们白酒的产量相当高，一年要用掉500多亿斤粮食！”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粮食的耗费同样十分严重。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高达3340大卡，超过了人体需要量的31%，每100人当中，就有5人营养过度；而多一个肥胖患者，便意味着会有16个孩子营养不良。
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人一天浪费和扔进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陆的各国人民食用一个月。美国养有4000万条狗和2300万只猫，而一只狗或猫所消耗的粮食，比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均消费的粮食还要多。联合国在《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富裕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25%，粮食耗费却占去了60%。由此而形成了人类的一大景观：一小部分人吃掉了大部分人的粮食，多数人的骨瘦如柴，换来少数人的大腹便便和肥头肥脑！
而且，在这个本来就缺粮的地球上，与人类竞相耗费粮食的，还有老鼠！
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现有8.4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全世界每年生产的粮食，却有1/10白白被老鼠吃掉了！仅尼罗河两岸每年生产的小麦，有一半都被老鼠吞吃。据中国农业部有关材料披露，我国在80年代中期，鼠害曾一度猖獗肆虐。
经过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灭鼠斗争后，鼠害在80年代末明显有所缓解。但进入90年代后，鼠害又逐渐开始回升，全国农田鼠害面积已高达4亿亩左右！1989年，海南省水稻鼠害面积8.4万公顷次，损失粮食6560吨；水稻病虫害面积近21万公顷次，损失稻谷2.7万吨。甚至，1992年青海湟中县曾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野鼠吃人惨案，受害者竟达400余人！
于是，鼠类专家们不得不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人类要想在新的世纪里更好地生活，就必须消灭老鼠！”
……
可见，粮食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重要；饥饿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潜藏着多么大的危机！
于是，粮食成了20世纪末最为敏感的沉甸甸的话题。各国的首脑和百姓，无不为此深感不安。而关于人类明天的饭碗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明天的饭碗问题，不仅令袁隆平这样的专家深感担忧，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恐慌。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这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自1994年9月以来，针对中国未来的粮食问题，相继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看法：
——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用十几亿人口乘以任何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每个中国人多喝两瓶啤酒，那么挪威的全部粮食产量就被消耗掉了；如果中国人像用日本人一样的水平来消费海产品，那么全世界从海洋捕获到的海产品，都将被中国人全部吃光：
——中国的粮价上涨，将导致世界粮价的上涨；中国的耕地缺乏，将致使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耕地缺乏；中国的水资源不足，将影响整个世界；——正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向工业化社会并已经拥有了12亿人口的中国，将会成为巨额的粮食进口者，这将向整个世界发出一声响亮的醒世呼唤。它将给我们这个已经拥有57亿人口的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冲击，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的定义，因为食物匮乏和经济不稳定带给我们的威胁，将比武力侵略更为可怕；——如果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依靠世界市场来获得他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那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粮食出口能力将会显得力不从心，从而会大幅度哄抬起粮食价格，让世界每一个有人生存的角落，都会深受影响：
——到2030年，中国将减少一半的良田，而今后40年中人口却会增加4.9亿人，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2.07亿-3.69亿吨，而世界却无法向中国提供足够的粮食。因此，21世纪的中国将陷入一个饥饿的绝境，中国将会出现无法养活自己的局面……
根据上述理论，布朗先生提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都感到大吃一惊的问题：
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谓惊世骇俗。世界各国，对此反响极大，中国的震动，更是非同一般，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科专家和庶民百姓，无不对此投以了极大的关注。的确，中国人口如此众多，对粮食的需求数量很大，且越来越大，若要依靠进口粮食来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惟一的出路，就是依靠自己。
对此，江泽民总书记说，要始终抓紧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
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我们也完全能自力更生地解决。李鹏总理也说，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很大，我们能够立足国内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农业部长林江也对外宣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中国人真的能自己养活自己吗？
中国人究竟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对享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来说，最好的外交辞令，便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袁隆平虽然大半辈子都一直与农田和秧苗打交道，但却是一个心胸广阔、眼光高远的人。他认为，下个世纪究竟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不仅对中国人很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很重要，不光对中国是件大事情，对全人类也是一件大事情！他作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的一名科学家，作为中国的一名农业专家，必须超越人的果腹之最低需求，超越国家与民族之界线，从整个人类粮食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如何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问题。粮食问题虽然看起来还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吃饭问题，但今天的粮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粮食问题了，它和一个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文明新的飞跃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发明的杂交水稻尽管已经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目前的中国，毕竟还有58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当下的世界，毕竟还有8.4亿人在饿着肚子，而明天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也依然还要靠粮食来填充肚皮！
因此，对国外某些专家高谈阔论的事情，袁隆平没有什么兴趣，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只让他懂得了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
老百姓饿了，就要有东西来填肚子；而这填充肚子的东西，只有从地里才能长出来。于是他只想做到和一定要做到的，就是用行动和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在下个世纪里，不仅自己能养活自己，而且还将比现在生活得更好！
事实上，面对世界性的饥饿问题，面对中国人明天的饭碗问题，早在1984年，袁隆平便提出了超高产育种的战略思想。只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一思想当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1985年，袁隆平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写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他在此文中明确指出：面对国际上的育种新动向和我国在本世纪末要把农产值翻两番的任务，我国杂交水稻育种必须制定超高产育种研究计划。1987年，他又惊人地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新的战略构想。他认为，杂交水稻的育种，无论在育种方法上，还是在杂种优势水平上，都具有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因此要挖掘杂交水稻增产的巨大潜力，以及更优良的品质，就必须冲破“三系法”的框框，向“两系法”发展，最后再向“一系法”冲击。
袁隆平这一新的战略构想公布后，很快得到了国际国内科学家们的认可和响应，被人称为“袁隆平思路”、“袁氏设想”，并成为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的一种指导思想。甚至国外有科学家还声称，“袁隆平思路”是水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国家科委对袁隆平的这一新的战略构想十分重视。1987年，袁隆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攻关课题被正式列入了“863计划”，并由他出任了主题专家组成员和专题组组长。此后，由袁隆平率领着全国22个工作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新探索。为了攻下“两系法”杂交水稻这个难关，年过六旬的袁隆平只要没有出差，每天都要去试验室，下试验田，凡是去找他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记者、官员，还是外国的专家、学者，总是要在试验田里才能见到他。一次，一位外国记者去找他，当有人指着试验田里的袁隆平向这位记者作介绍时，这位记者见袁隆平蓄着个平头，打着个赤脚，挽着个裤腿，全身上下还沾满了泥巴，竟然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闻名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亲眼所见的袁隆平与那些当地农民实在没有什么两样。
1991年3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湖南考察，与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进行了座谈。袁隆平向江泽民汇报了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的情况，他说：“1990年全国种植杂交水稻2.38亿亩，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而稻谷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以上，杂交水稻平均单产440公斤，比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增加85公斤。”江泽民一边听，一边作着笔记。
袁隆平接着汇报说：“杂交水稻从三系到两系，再到一系，还大有发展前途。目前生产上三系杂交水稻起主要作用，但我们科研的重点放在两系杂交稻的研究上，已初步取得了成功。两系杂交稻去年全省示范2000多亩，平均亩产达507公斤，有的达600多公斤。今年我们要示范2万多亩，等搞出个单产600公斤的1000亩示范片，再请总书记来验收。”
江泽民听后，即兴说道：“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我看了你们研究中心的杂交水稻，就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
此后，袁隆平又开始向着更大的目标冲击。为了杂交水稻，为了中国今天和明天的饭碗，他常年奔波于海南、长沙等地，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有一次，他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农校的水田边散步时，发现自己的战略设想完全变成了现实：田里的稻子长得比高梁还高，谷穗比扫帚还长，谷粒比花生米还大。后来他就想，要是把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建在湖南长沙就好了。
但他算了一笔账，建立一个这样的水稻研究中心，需要2000万元！到哪儿去弄这笔钱呢？
1994年12月16日上午，李鹏总理来到了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会见了袁隆平等科学家。袁隆平向李鹏汇报说：“自1973年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以来，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达到24亿亩，共增产粮食2400亿公斤。目前用两系法育出的新组合比原来的增产10%。”而后，袁隆平向李鹏谈了希望在湖南长沙建立杂交水稻工程中心的构想，并希望李鹏总理能帮助解决1000万元的经费。
李鹏听后当即表示：“我愿意拿出1000万元支持你们！但有个条件，3年内要培育出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袁隆平高兴地拍着自己干瘦的胸脯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做到！”说完，精明的袁隆平马上便将建立杂交水稻工程中心的申请报告递到了李鹏的手上，并将早就准备好的一支钢笔也递了过去。
李鹏接过笔来，当场签下了“同意。李鹏”四个大字。然后李鹏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搞好了，国家就稳定。到本世纪末，只有6年的时间了，我们要再增加500亿公斤粮食，任务艰巨得很呀！中国，12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若是到国际市场上去买粮食，就是买100亿公斤也受不了。所以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说完，李鹏把报告递到了袁隆平的手上。
袁隆平接过李鹏签过字的报告，心尖都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因为他深深感到，他得到的仿佛不是1000万元人民币，而是国家总理把中国水稻的命运交到了他的手上。
1996年，是中国粮食生产史上又一个特大丰收年。尽管这一年也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收成却出奇地好。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850亿公斤，比1995年增产3.4%，增产超过200亿公斤！而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推广了1.6亿公顷，增产稻谷2.4亿吨，每年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中等省份的粮食产量！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汤.巴来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对袁隆平曾有这样一段评价：“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际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同时，他给那些保守者上了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这就是怎样在农业科学事业上去创造功绩。他把西方抛在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杂交水稻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的确，如果说中国古代真有传说中的神农氏，那么袁隆平便完全可以称为中国当代的神农。从1981年起，袁隆平先后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家奖、英国让克奖、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等国际国内若干大奖。1992年，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还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的称号。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仅为中国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为了让杂交水稻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经他提议并发起，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湖南省科协和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6年10月6日在长沙联合举办了“长沙杂交水稻国际”讨论会，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名外国代表以及国内24个省市的155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1992年初，联合国粮农组织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借助中国的力量，把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计划来实施。并开始在几个主要水稻生产国家优先发展杂交水稻。于是，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印度已作出规划，在本世纪末种植1000万公顷的杂交水稻！而越南，也计划在本世纪末推广750万亩的杂交水稻。
袁隆平还亲自到美国进行杂交水稻指导。中国的杂交水稻经过在美国两年的试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一家公司还到中国专门拍摄了一部彩色纪录片，片名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该片中的解说词称：“袁隆平先生解决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吃饭问题！”摄影组的组长还说：“这个影片如果拿到西方去放映，将会震动西方世界，将会吸引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国！”日本人在《神气的水稻威胁》一书中则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给日本带来了风暴！”甚至还有人宣称：杂交水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
于是，一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便恰如其分而又当之无愧地戴在了中国的袁隆平的头上。袁隆平能获得这样一个称号，恐怕并不比获得诺贝尔奖容易，也并不比诺贝尔奖获得者逊色。中国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李国杰就说过，袁隆平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两弹一星”！但他在通向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路上，却并不顺当。
1991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候选人，但1992年公布的新增210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生物学部新增了34人，袁隆平却榜上无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再次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候选人，结果袁隆平再次落选。
袁隆平两次落选的消息，在湖南和全国科技界引起反响。
一位记者对此声称：袁隆平未被评上学部委员，比评上了学部委员震动更大11994年11月23日，国家科委领导向国务院汇报全国农业科技问题时，李鹏突然问了一句：“湖南的袁隆平为什么没评中国科学院院士？”
有人答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得凭外文和论文。”
李鹏又问：“是不是袁隆平的外文不行？”
有人答道：“袁隆平的外文也不错。”
……
1994年11月和1995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又第三次、第四次向中国工程院推荐袁隆平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同时中国作物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科协、中国资源委员会等也同时推荐袁隆平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袁隆平这才终于在1995年5月被批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其实，袁隆平从来就不在乎这些，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看重的是自己的科学成果，而不是那些徒有虚名的各种桂冠。他淡泊世交，淡泊名利，一年四季，只管埋头于田间搞他的试验，而对那些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头衔，他一惯采取的态度都是：能不沾边的就坚决不沾，能辞掉的就坚决辞掉！他曾先后婉言辞去过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和副院长等若干头衔。因为他想的是，即将到来的21世纪，各方面的情况远比今天的想像复杂得多，为了今天的中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同时也为了下个世纪16亿中国人的饭碗，他必须扎扎实实地多多做好今天要做的事情。
在袁隆平看来，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超脱，都可以舍弃，惟有杂交水稻，才是他心中不死的上帝！正如他自己所言：“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希望这项成果能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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