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蓦然回首，那段日子在我内心拧下的痛，已经潜沉到了我思想的内核，我必须用很长一段时间的梳理与过滤，才能把这种疼痛记载下来。
--作者手记
我的调查，缘于2003年初春一位陌生女孩的一封特殊来信。
其时，中央办公厅发出第19号文件，吹响了全国报刊行业整顿的号角，全国近半数报纸停办，4万新闻从业人员面临转业，我工作所在的报社也不例外。就在我最后一次清理办公室杂物准备离开的时候，一纸色彩斑斓的信封从垃圾堆里显露出“冰山”一角，同事把它递给了我。
曾在一些学校以“散文与生活”为题与学生作过交流，也曾在报纸副刊主持过“周末聊天室”栏目，专栏开辟之后，学生来信来稿踊跃。是哪位的来信呢？接到信的当时，我这样想着，也就下意识地挨近灯边瞟了几眼，却见背面邮票的旁边还写了几个字：“梅老师救我！救我！”
看到上面的字，一时心惊。这是谁家的孩子，哪所学校的学生？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信给我？她在哪里？她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撕开封口取出信件，一看内容，全是“救我！”“救我！”“救我……”一共有三十多个“救我”写满一张便纸。
细细一看，上面还有红笔像老师批作业一样，打的几个大大的“×”。封右下角，还有不很清晰的几个“艳”字，这个“艳”，显然是女孩子的名字。
名字用笔写好，不知为什么却又用铅笔重重地在上面画了几个“×”。
这封信给我一种不祥之感！
看来，我得迅速找到她。可是，到哪里去找呢？翻遍封里封外，找不到学校名称，也找不到住址。整整一个晚上，因为这封信的缘故，也因为报社停业的缘故，大脑依然停留在十分活跃的状态。辗转反侧，总是无法进入睡眠，到了三四点，才昏沉沉睡去。
早晨，我是被一个噩梦惊醒的。那个叫艳的女孩，披头散发，把心丢在我的手里拼命地跑，不管我如何叫如何追，她还是拼命地跑。最后跑向了一座漆黑的山头，一边跑，一边喊：“救我！”“救我！”我就是被这种声音喊醒的。可是想了好久，脑子里始终不记得在哪里认识过叫艳的女孩子。
除了跟一些学生有信件来往外，校外似乎不可能有谁遇到问题会想到我。
拿出公务联络本，往县里几所中学挨个儿打电话。一中、二中、三中没有，四中、五中也没有。职高也没有。几所学校名字里有个“艳”字的有四五十人，但除了早几年出门打工去的6名外，其余的都在学校读书。没有谁不在学校。那么，她又是谁呢？
再次接到女孩的信息，是在我赶往一中给女儿报名的那天下午。
炎热未退，离学校还有一两里远的地方，送学生的专车、学生合租的的士、公共汽车排成长龙，行走缓慢如蜗牛。等到我赶往交费处，已是下午三时。人多手续多，直忙到晚上五点，才找到女儿的宿舍。洗了把脸，把行李卷打开。
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不熟悉的手机号码。
“你好！请问是谁？”
“是梅老师吗？”
“你是谁？我这会儿忙，等下打来行不？”我边把铺盖打开，边接听电话。一中近山腰，信号不好，时断时续，听不太清电话里的声音。
“……我不喜欢你这种口吻对我说话，你们大人都是这样！哼！”说完，对方关了机。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我想，肯定是谁拨错了电话号码。
刚把蚊帐放下扎好，电话又响了：“你现在能见我吗？我要见你！”
“你是谁？可以告诉我吗？”
“我听过你的课，我给你写过信，我在我们学校。”
“哪个学校？”“××市××一中。我要你马上来我这里。”电话里不断有电话被别人打断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我来见你好吗？告诉我你的具体位置。”
“不行！现在就来！救我！救我……”接下来是盲音。救我？那不就是……那不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女孩子吗？女孩所在的学校，是我曾经讲过课的一外市中学。给女儿留了几个字放在床上，我拽上包就走。
来到女孩所在的学校门口，猛然想起，偌大一个学校，她在哪儿呢？我不禁为自己的大意懊恼起来。走到校门边的小餐馆，决定边吃饭，边等女孩的电话。
她一定还会打电话来的。我想。
可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天快黑了，还是没有等到她的电话。我决定先回县城。
“梅老师！”刚走出校门几步，耳边有似曾相熟的叫喊声从后面传来。
本能地回头，恰好看到骇人的一幕：一女孩从刚刚发动的摩托车上跳下，可能哪儿摔坏了，眉毛拧结在一块，嘴死命地咬着，接着听到女孩的呻吟声。
我快步向她跑去，这时，滑下来的头发刚好蒙住了女孩的半张脸。我想把她扶起来，可是刚跑到她身边，女孩已被后面赶过来的那个有些像是父亲模样、长着络缌胡子的中年男人抱起来放到摩托车上，走远了。
本能地追了几步，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停下来。那辆车上，还放了铺盖行李和其他日常用品。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孩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怔怔地想，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叫艳的女孩子？
想到摩托车后座上的行李，猛一激灵：不对头！学校开课，她为什么反倒被父母接出了学校？一种不祥的预感潜入心头。似乎为了摆脱这种不祥的推测，进校门后，我便直接问到了该校的政工室。
政工室主任告诉我，这又是一个读书读出了毛病，不得不休学的高二学生。
在哪里治疗？我问主任。
××康复医院。像这样的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呢！主任丢下我忙别的去了。
等到报社所有事务叫停，来到艳治疗所在的省城，已是第二年的早春时节。
去医院之前，我准备先到省城几所大学做一个学生心理压力情况调查。出门前我曾作过一些准备，设计了一些问题，打印了一些表格。没想调查还挺顺利，到第三天为止，发出表格500份，全部有效收回。
表格不够，我走近校园旁的一家打印店。就在手刚搁在门把上时，倒吸了一口冷气：玻璃门上、墙壁上、外面大树干上全是印制的“A级通缉令”。原来，一桩校园凶杀案在大学林立的省城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我从报刊亭买下一份省城早报，边看，边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诱因着实令我不解：我真的不敢相信，仅仅是因为牌桌上的一点小摩擦，身为大学骄子的马加爵竟用一把铁锤残忍地杀害了和他平时关系要好的四位同学！杀人偿命。无可置疑，哪怕他再值人生花季，马加爵都将会如一朵未开的花、一只无法爬上枝头的鸟，带着与这个季节不和谐的悲鸣声骤然凋零。
只是，作为大学骄子的他，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活得讲前途讲道德讲理性讲人性一些，为何一定要以残暴地结束他人生命来选择自己的人生悲剧呢？
在旅店，当晚的电视新闻--一则高校生自杀的消息又不可抵挡地吸住了我的眼球。一大学学子欲投江自杀，自己没有成功，反倒是苦心救他的好心人惨遭了葬身水底的不幸。
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怎么也进入不了睡眠状态。
对比马加爵的杀“他”，这则关于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因为有它的普遍性，人们可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把它遗忘。但是，把它和近年各大媒体传出的高校生自杀等资讯联系在一起，我不得不为这些曾为人之骄子的他们那触目惊心的轻率或厌世行为而痛心。
近几年，我国高校学生自杀已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也就在前些年，全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防止大学生自杀”为主题的大型会议在武汉召开，起因是武汉高校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发生了12起自杀事件！
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天，我将大学生自杀作为一个问题摆在校园里与学生展开讨论时，许多学生对自杀--这种严重不负人生责任的行为却表现出无以想象的宽容和淡漠。
网载，某知名高校一成绩优异的学生仅因个子矮小自杀，有的同学竟然激愤地将矛头直指社会，他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学生在自杀，但实质上，却是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公杀了他们。”
由不得我不在心底打下一个大大的结：如今的学生，他们到底怎么了？
“中国没有合格的心理医生”--《南方周末》曾引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的这句话作为健康版的通栏标题。
初看这句话，它并不一定经得起反驳，但它毕竟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心理呵护。一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如果经过极其漫长的痛苦挣扎过程，患者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自我拯救和得不到他人有效的心理援助，他极有可能采取一些终极手段--自杀（自残）或杀“他”等危害社会之举。许多徘徊在社会边缘、正处在人格形成期的青少年学子更是如此。
一桩桩校园学子自杀案件与杀“他”案件已经足以让人心惊，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到自杀者后面，你还会看到比他们的自杀更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竟然还有着那么一个巨大的群体在这条路上观望与徘徊。据2001年4月15日《中国教育报》消息，由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进行的“中小学生心理素质建构与培养研究”课题，对当前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开展了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按照国际标准，分别在北京、河南、重庆、浙江、新疆等五个地区抽样选取16472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79.4%，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6.4%，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4.2%；初中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82.9%，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4.2%，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2.9%；高中生心理基本健康的比例是82.7%，有异常心理问题倾向的比例是14.8%，有严重心理行为问题的比例是2.5%。
“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那个叫艳的女孩，那个自杀未遂的男生，那些还在逼仄的路上等待观望的众多学子，他们的压力来源到底有哪些？他们究竟有着怎样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带着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自艳所在的那所医院开始，我先后到湖南、湖北、四川、河北等4省28所大（中）学、7所脑科医院、康复医院进行走访调查，接触了1000多名师生、200多名患者及其家属。在这段时间里，与学生有过彻夜长谈，以患者身份住过康复医院病房，假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跟班坐诊过心理咨询门诊，随医师回访过痊愈后的患者等。
除此之外，我还得到医院的许可，得以进入病案室看到了许多患者的第一手资料。
一年多的时间，透过一副副陌生、麻木的面孔，一缕缕空洞、怪异的目光，穿越他们委顿的表相，我终究还是进入到他们思想的内核，看到了他们藏在心底最深的渴望。也听到了从他们心里流淌出来的最真实的声音。
那是一些泪水浸透过的声音。
走近“钢管”家庭
“我没病！我真的没有病！”“求求你跟我妈妈说，我不要去医院！”--李艳，就是那个摔在摩托车下与我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也是第一个接受我的访谈、后来和我有过多次交流的精神疾病患者。她曾两度入康复医院治疗。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来到她家听她诉苦了。给人的感觉，倾诉欲特别强：“求求你跟我妈妈说，我不要上重点！我要妈妈陪我说说话！我不要她打牌，不要！不要！”
当李艳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赶回来时，体力不支的李艳已倒在床上，嘴里却仍在喃喃自语。如果不是她的手和头一直在抖动着，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话总是含糊不清，我会认为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她没有病。过了好久，她才安静下来，其疲惫的状态，像休克了一样。
“作孽啊，书不好好读，还得了这么个怪病。我祖宗十八代都没得这个病啊，为什么偏偏就我生了这么个怪女儿呢！为了给她治病，现在，乡下唯有的一套房子也卖了！”女儿刚刚转身睡去，回到客厅里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倒开了苦水，并且毫不忌讳自己曾经几度有过弃女不顾的念头。
“你平时跟她说话多吗？她是不是从小就话多？”我问其母亲。
“也不是这样的，以前挺内向的，到了高中以后，她的话就多了起来，老是问这问那的，挺烦人。本来我自己已经挺烦的了。”
“那你觉得你最烦的是什么呢？”
“烦学费，烦家里的开销，还有她爸的腰腿疼病。总之，生活负担重啊！”
“女儿觉得有话要对你说，说明女儿在长大的过程中也有需要你帮助开脱的烦恼，你是否尝试过不打牌，腾出些时间和女儿多说说话呢？”
“学习是伢子的事，大人辛辛苦苦供他们上学，有点空闲打点小牌，我们那里都这样。再说啦，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看的书肯定比我要多，我能跟她说什么？她外公外婆那个时候除了早出晚归做工分外，也从没有跟我们交过什么话啊，我们这一辈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我的这个女伢读书可比别人花的钱要多，进重点，还是我花钱买的呢！我拼了命为她，亏了债来供她读书，还要怎样啊！”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哭诉。
原来女孩在中考时，本来以二十分之差没有被省重点中学录取，可一直期望女儿考上名牌大学的母亲，为了给她一个上重点本科的前期学习环境，尽管家境困难，她还是东奔西走筹借了一万元钱交了择校费。家境贫困、考试又比正取生差分数的她，本来不愿进这所用钱“买”来的重点学校读书，但终究犟不过母亲，只得就范。
进入学校后，女孩还是慢慢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也万分珍惜父母用钱“买”来的学习机会，在一年级的几次考试中，更是铆足了劲儿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一年期末，她的名字终于排到了全班的中游位置。
但是在第二年的两次考试中，成绩排名却下跌了三五个名次。
在月考中上下浮动十个名次左右，这本属正常现象，可是，她的父母先她而慌了：“你不把成绩拼上去，不考上一个重点本科，又哪里会对得起这一万块钱呢？”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本来已是压力重重的她，开始反反复复、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母亲的这些话。
母亲对她的监督也在加强，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她都只能做功课，连跟母亲说话多了都受限制。慢慢地，女孩晚上开始睡不着觉，总是做噩梦，白天坐在教室越想抓紧学习越是集中不了精力。
更糟糕的是，后来她又不由自主地暗恋上了班里的一名男同学，想到母亲，于是越加感到自己罪孽深重。最后不能自拔，精神崩溃。
在进入高二时，别的同学欢欢喜喜进校报名，她却被父母送进了省城的精神病院。
更可怜的是，刚有好转的她在复读高三期间，再次不堪学业重负，旧病复发，母亲只得又一次送其入院治疗。
“都怪我啊！我不该下狠话逼她……”当李艳的母亲为女儿目前的处境悲痛欲绝之时，显然开始意识到，就是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增加了女儿过重的心理负担，削弱了女儿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责任感，抑制了女儿自身情感和精神能力的成长，反而伤害了自己本来不错的孩子。
在我所调查的学校中，像李艳这样因为情感和学业压力而离开学校，成为严重心理障碍者或精神病人的学生，每年至少都在3人以上。而在康复医院病案室，因为父母要求高、自己终己所能却始终达不到其目标而出现抑郁症的学生病案比比皆是。
达不到目标，一个受挫心理严重、内心冲动感很强的人，就容易出现抑郁状况。
“我害怕面对考试，但不得不面对。人不可能每次考试都是常胜将军吧？考试成绩退点步，一家人吃完晚饭后，都围着你上政治课。”“最可恨的是，可恶的小姨总是百遍不厌地讲关于自己和舅舅的事。问我：你是想像舅舅上班一样过轻松日子，还是像小姨一样累死累活开饭馆？”
“反正一讲学习，不是讲你学了多少有用的知识，只问你考了多少分。”“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我们搞学习，从小就把我们自己学习的兴趣磨灭了。所以现在的形势，是小学生喜欢看书，中学生就开始厌恶看书了。”
在康复医院，已快康复的孩子打开话匣后总是谈考色变。“本来读了大四我可以找个工作的，但我想考研，因为我姐在读研，我不能弱于我姐。可我老在担心考不上，那样爸会说我的。我爸对我很严厉，小学、初中、高中，从来是姐做完了题出去玩，而我，放学回家就不准再出去。因为我的作业老是有做不对的地方。读大学了，每次回家爸总要提到我姐，说我不如姐，我姐学德语，在考德福。”
“在大学这几年，只要觉得压力大，我就吸烟、嗜酒，有时候想到姐姐，我就看到爸在不停地说我，我就想到自杀。”“我还看见别人在用望远镜望我，我看得见，别人也看得见。”
湖北一在校大四生，在考研的问题上产生了压力，发展到经常看见有人在用望远镜望她，继而出现了关系妄想，内心有被揭秘感，且内容泛化、荒谬，并且反复出现言语幻听，情感平淡，意志力减退。
后来，她不再与同学交往，总是说电脑控制了她，要她去跑步，子虚乌有的男朋友也在跟她说话，也要她听电脑的，如果不听，就会死。后来，又反复对人说她爸被别人害死了，一家人全部被害了。她要去报仇，情绪由此更加低落，哭哭啼啼，愁眉不展。
调查时，女生在湖南省脑科医院，治疗已有三年。
在这类家庭里，家庭犹如钢管，父母对孩子的情感支持，属于冷漠型、坚硬型。父母给予孩子的成长天空，是一道逼仄而向上的视线，犹如管道。孩子在里面无论如何也触及不到更开阔的视野，享受不到外面世界的和风丽日。心灵上最珍贵的天性之花，在这样的空间里，只能开一朵，灭一朵，到最后，孩子缤纷的心灵世界转眼繁花皆成空，只剩下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和高空里父母树下的遥不可及的目标，而孩子，却再也无力攀爬。
“女儿为什么没有学习积极性？”“儿子对我的感情投入为什么没有一点反应？”“为什么我的儿子有话不对我们讲？”“为什么小家伙这一段时间总是逃课？”其实，当这一系列看似微小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边时，作为父母亲，我们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予他们的成长应有的尊重？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已经过高？面对孩子，应该以怎样的细致关心，我们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走过心灵成长路上的一道道坎？
蒙尘的亲情
“父亲是干部，不太管家里的事，母亲是护士，在家里事无巨细都要管、要说。人怎么说也应该允许犯点小错吧？我从小好动，爱玩，可是父母过分极端化，做什么事都讲究绝对，害得我从小做什么事情都怕做错。久而久之，就产生逆反心理，跟母亲闹。”--严恒，现龄20岁，人格障碍。1996年开始自控能力差，因认为父母罗嗦，从丢东西，发展到打父母。由此入院治疗。
严恒被父母接回家的前夜，我在湖南省脑科医院见到了他，并有幸见到了他其实面相很亲和的父母。当晚，就孩子的问题，我们直聊到深夜。
在他们一家子断断续续的讲述里，我的眼前渐次闪现出这样几组镜头：
镜头一：
小不点的恒放学回家写完作业想出去玩，却发现门窗都已经上锁。小伙伴进不来，恒也出不去。
天开始黑了，小不点想点亮蜡烛，却找不到火柴，火柴搁在高高的床柜子上，够不着。
小不点只好在黑暗中乱掀东西解气。
等到下晚班的妈妈回家，地上、桌上、床上已是一片狼藉。暴怒的妈妈以撑衣棍为武器给了恒一顿好打。
镜头二：
家里买了冰箱，只要开着，恒就欢天喜地地抢着去关。
一次关轻了门没有合上，母亲马上来一句：“一个冰箱门都关不好！长大了有死用？”恒立即赶过去再关，“啪”的一声，重了一些，本来有些后怕的恒紧跟着听到母亲一声吼：“说不得你，是吧？不喜欢在家里，你可以滚啊！不搞学习还捣蛋！走！走！长大了也是没用的东西！”母亲把门拉开，把恒推出家门。吓得恒半天回不过神来。
恒站在壁角想了好久，也没想出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脾气。
诸如家里的电灯开关、煤气开关等引出的闹剧莫不如此。
镜头三：
进入初中的恒，视力减退，由于天生对戴眼镜的人有一种恐惧心理，恒便遍查医书，后向母亲提出想用吃中药的办法治眼睛，说吃中药对眼睛有治本的作用。
母亲说，别人都能戴眼镜，你为什么不能戴？吃中药绝对不行！不戴眼镜？你爱戴不戴！恒说，只要不戴眼镜，什么治疗方法都可以。母亲却说，学习成绩不如人，眼睛倒近视了！真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嘛坏的。
母子类似这样的交流总是陷入僵局，小到选择衣服颜色，大到读哪所学校。
母子相峙，近视一拖八年，竟没有医治。
镜头四：
成绩没考到前十名，父亲不理睬恒。
恒喊他也不理。
母亲少有笑容，偶尔说几句话，都是问问考试成绩，没有一句学习之外的话。
恒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家跟母亲说，母亲每次都嫌其罗嗦反倒斥责恒。
恒心里有了一肚子怨气，便开始对母亲也不理不睬。
镜头五：
“啪！”母亲将一个被撕破了封皮的日记本丢在满脸忧郁的恒面前：“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你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人小鬼蛮大啊！”
“啪！”“不要你管！你为什么要翻我的抽屉？为什么要撕我的日记？我已经长大了，我写日记给自己看，难道这也犯了法？”
少年最隐秘最纯真的心事被母亲以暴力的方式打开，且揉碎，从此母子俩一接上话头，便像两头暴怒的狮子。
镜头六：
恒背着母亲丢东西。
丢母亲最喜欢的镜子、小刀片等。
有一天丢东西时被母亲发现，恒便开始动手打母亲。
在这家省脑科医院，我还见到过一个小孩。
母亲为了让他记住学校课堂纪律，每听到老师说一次孩子的“错”，母亲就拿缝纫机针往孩子屁股上扎一次。
孩子常常痛得又哭又叫：“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可最后的结果是，小孩屁股上已是针眼密布，但每次回到课堂，孩子还是无法自控。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恒的母亲听的时候，母亲也说起了恒小时候在学校淘气的事。那时候，只要听到老师说孩子有错，也是打，往死里打。但孩子鬼哭狼嚎过后，照样调皮。
有专家说，孩子自小多动，父母应引导孩子把精力花在他感兴趣且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上。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本身就有好奇、好动的特点。参与各种活动，不仅有利于身体的发育，而且也有利于智力的发展。所以，父母不能以成人的眼光来评价孩子的行为。多动症孩子好动，其实孩子自己是控制不了的。如果孩子确实得了多动症，父母应送其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同时还要适当地对孩子进行行为引导。如果教育不当，老师骂，父母打，或者强行控制他，一部分孩子就会出现品行障碍。凡事动不动就训斥打骂，孩子的性格极容易因此而扭曲，甚至出现人格问题。
“我工作的医院病人特别多，工作要求高，待遇又少。白天要忍受病人的呻吟，晚上还要照料淘气的孩子，所以看到孩子调皮心里就特别烦。早知道他以后会成为这个样子，我就不会骂他打他了。”说起孩子小时候，恒的母亲一脸的歉疚。
“那时候不知道父母在外面工作的辛苦，看到母亲总是板着个脸，难得有笑相，我总是觉得透不出气来，就想用什么办法发泄发泄来解气，一听到母亲说我，就想动手阻止母亲，结果却成了这个样子。”恒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往往在孩子最需要关爱的稚嫩岁月，父母一般也都处在创业的艰难期。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身为父母的我们或许根本就无力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不如意的工作，不如意的人际关系，抗拒不了的小灾小难，时不时侵袭的身体病痛都会在我们原本脆弱的心灵上添加一时不堪的负荷。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得选择让孩子在自己的笑脸下生活。不管我们的天空是风雨交加，还是阳光明媚，都应该满怀对生命的笑意，把孩子心中最渴盼的那一份细心与包容给他们。
变调的《摇篮曲》
微卷的黑发，一双大大的、睫毛长长的眼睛，苍白的面色，带一丝得意的浅笑，跟着电视节目哼着有几分忧伤的曲子。15岁的湖北小少年，叫棋。声音听起来极富磁性，且乐感很好。在我的手上，有少年信手涂鸦过的美术作品，有他写过的小说。不说不知道，就是这个看上去面相俊俏的小少年，在昨天，他已经进行了被父母“软禁”后的第三次割腕自杀。
因为打架所以被学校开除；因为争抢同学女朋友所以被同学追杀；因为父母为他转了几所学校但他还是要逃学；因为逃学之后老是打群架惹是生非--因为父母担心这样任其胡为怕儿子抓进派出所，所以在三个月前，父母把他痛打了一顿，然后关在了家里。为了断绝他与社会上不良少年的往来，气急的父母拉掉了家里的电话线，扯掉了电脑网线。
整整三个月，母亲和另外两个亲戚轮流看守着他，不让他离家门一步，连最喜欢的外婆家也不许去。
只是每天仍有保姆尽心伺候，茶饭由母亲端上手，买来的零碎小吃堆满客厅的小柜。为了劝他不再参与打架，父亲单位上的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几代亲戚中有点威望的人都被其父母一拨一拨地请来做工作，可是棋，均置之不理。
这样的日子过不了多久，母亲的精神几近崩溃，棋也由起初的反抗，到最后出现问题。在关到家里第二个月后，开始出现沉默不语、记忆力明显下降、妄想，继而开始想法子自杀。
我记得第一次受托来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刚被父母关在家里不到一个月，那时的他看上去，可是一个面色红润、挺活泼的小男孩。那一次，他彬彬有礼，对我的话有问必答，音乐、美术、政治无不论及，似乎很难问倒他。即使对自己曾做过的错事，他也毫不忌讳，甚至对他的“私”生活：
问：“你可以把你在学校的生活告诉我吗？不加评判，不管对与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答：“在学校里读书，有的老师讲课有趣，有的枯燥无味，听都听不懂。我们总不能像个木脑壳坐在那里吧？于是再有不喜欢听的课时，我们就邀了不喜欢上课的同学一起到街上玩。”
问：“玩什么呢？”
答：“晚上就唱歌，有时候兴起，就到迪吧蹦迪，一般4点睡，6点起来。”
问：“钱从哪里来？”
答：“你问钱？有时候自己有，有时候找外面的哥哥姐姐们（专事打架闹事的小混混）请客，千儿八百的。再说总有家里条件好的，轮流为东。像我们这几个，家里不太管的多。父母管得严的，打个电话说在同学家里就挂了，第二天回家，父母也不会说什么。”
问：“那你们怎么开始打架的呢？”
答：“开始打架是好玩。如果来了新同学，长得好，又洋里洋气的，看他不顺眼，就故意激他：你蛮洋啦！在擦肩而过的时候，用肩膀擦他一下，用手拽他一下。他识相，乖一点，就不打他了。如果他不识相，像个糙子，就打。我们就喊人，喊街上的哥哥姐姐们。姐姐们也乐意帮助我们打人，反正她们也没有事做，一喊就来，在学校门口堵住人，或把人从学校喊到门口再打，顶威风！不服，又喊人。如果学生小，几拳头就算了，如果反抗，搞大了，就抽刀，搞火拼。”
问：“你们一般是怎么平息呢？老师知道吗？”
答：“了难啊！实力差不多的，就有中间人来调停，双方握手言和。如果强的对弱的，那就是强的打弱的了，打了还要手工钱，也就是八百一千的。”“老师？老师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管我们？再说，进了学校政工室，不过是挨顿批，出来，架还得打。”
问：“谈过恋爱吗？”
答：“现在初中生有几个不谈啊，百分之八十谈过了。我记得起来的女朋友有五个。第一个是玩得好的同学喜欢一个隔壁教室的女生，要我帮着写情书。我写了，女生却跟上我了。后来，我上网又谈了三个。”
问：“都跟她们有哪些接触呢？”
答：“互相通信，拥抱啊，接吻啊，睡觉啊，都来。只是少发生那种关系。”
问：“约会在哪里？”
答：“有时候在旅店，有时候到没有父母在家的同学家里。有一次，我们七八个男女同学在我家里住了一周。算是群居吧！”
问：“父母不管吗？”
答：“出去旅游去了，爸单位组织的。”
问：“你对你自己怎么看？”
答：“我觉得我自己过得挺好的，父母不应该管制我。”
问：“你对你父母怎么看？”
答：“偏激的教育！恨我不求上进，要我搞学习，自己却茶馆进、酒馆出，花天酒地。看到人家出国，就想送我出国。看到出国不好的报道，就又说不送我出国了。”“哼！中国的父母不是诚挚的父母，也不是有主见的父母。说实在的，在我的同学中很少有人从内心里尊重父母了，一般只是出于对父母的养育怀有几分报答的心理而已。”
问：“你现在不读书，长大了想干什么？”
答：“不想干什么，只想玩。其他的事，没有想。”
问：“不想读书，只想玩，今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答：“我的父母官不大，但关系广，考不起，大学还是有读的！”
问：“如果政策紧，读不上大学呢？”
答：“成绩不好怎么啦？我父母有的是钱，可以养我一辈子的！”
从上面的对话里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给予孩子的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是权力、金钱带来的物质刺激和在生活中为所欲为的快感。孩子在家庭中的责任是什么？在社会中的责任是什么？少有人教会他。怎样坚守人生的道德底线？如何树立自己有价值的奋斗目标？怎样规划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人来教会他。而一旦孩子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父母所做的，却是把孩子从一个极端推向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再看这样一组康复医院的病例--
小英，女，16岁，无家族精神病史。自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前五名。初二时，父亲惨死在车祸现场。小英自父亲丧事处理完回到学校后，三天不下床走动，拒绝进食；同学与她说话，她目光呆板，回话口齿不清；十天后，她开始用手掐同学；之后，每天不洗手脸，只是反复搓洗同一件衣服。后来被母亲接回家，不动、不食、不语、不睡，认不出家里人。
小伟，男，14岁，无家族精神病史。只因与妹妹吵了一架之后母亲错打了他，就疑心父母偏袒妹妹，不敢出来见人。一天只吃一顿饭，不与家人交谈，照镜子说自己变丑，有自杀言语。家里来客人一提起他，他就大喊大叫、骂人、毁物。
小妍，女，15岁，无家族精神病史。因承受不了母亲过世的刺激，故大喊大叫，往外跑，到处打坏别人的电话和热水瓶，拿刀割腕自杀；伤口不深，又走进水塘，淹到半身被人救上来；后两个月总诉别人要加害于她。
小畅，男，15岁，无家族精神病史。上体育课时被同学打了一拳，当即出现精神异常。之后总是怀疑同学说他坏话、想打他。当时还能读书，并考上了高中。上高一时，因怀疑别人瞧不起他，说他，所以经常进出教室找别人，但具体是谁，又不知道。入院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小芳，女，14岁，无家族精神病史。一次进教室时，同学关门恰好误伤了她，她痛得骂了一句。谁知同学却丢给了她一耳光，且把她摔倒在地上。自尊心极强、自小娇生惯养的她就从当日下午一点一直哭闹到六点。嘴里自言自语，不停地哭叫：“莫打我，我怕！”等到父母赶到学校，她已经认不出任何人。
“我父母没有离婚呢，只是有一点吵架，你千万别相信她的话。嘘！”那天，我刚随值班医生走进某康复医院三病室的门，一蓬头垢面的女孩马上神秘兮兮地挨近我，很玄乎地对我说。由于贴得近，她脸上堆积的土黄色污垢颗粒尽现。
我向医生问起详情，医生说，女孩属于精神分裂症的情感行为幼稚。在父母离婚之后，女孩一门心思想撮合父母复婚，白天在校疑心同学知道父母离婚的事，读书安不下心来，晚上就到父母分居两地的住处来回走路，想打动父母。且风雨无阻。直到有一天她走到父母跟前却已认不出父母。
被父母送到医院时，她还在说：“我父母没有离婚，我父母没有离婚……”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孩子仅因为亲人生活出现一些变故、自己在学校受到一次不公正的批评就出现精神疾患，且久久不得治愈。医生说，这些父母平时让孩子目空一切，让孩子感觉自己无所不能，自尊心虚荣心强盛，又没有受挫折经验，所以一旦遭受一点点伤害就会有过激反应，很容易导致精神崩溃。还有些经济条件好的父母千方百计满足孩子各种有理、无理的要求，孩子长大后又不得不一再迁就。孩子的自私、孤僻、心理承受能力差、自理能力差无不是源于这种扭曲的爱。
更有甚者，一次小小的不满足，还可能造成他对父母的仇视，对社会的仇恨，动不动就轻生。
有这样一组不忍目睹的镜头：--一中学男生，某市一中读书，高一时每次考次成绩都在前三名，只因高二期终考试下滑到第十名，跳楼自杀；
--一大学男生，只因失恋，在所读大学的校长办公室前水池里淹死；
--一大学女生，考研时以超过录取分数线80分的成绩考取了第二名，只因没有考第一，跳楼自杀；
--一大学男生，只因女友找了另外的男友，便威逼女友一起跳楼殉情……
“在家里，父母给予的是百事不问、‘百事可乐’的教育，中学接受的又是过于理想化的教育，到了大学才有了了解社会实情的机会与时间。这造成了大量的孩子高智商，低情商。很多孩子即使到了大学，也不懂人际交往与心理调适。他们到了陌生的环境，一方面要承受情感方面的压力，面对今后找工作出路的压力，一方面还连起码的独立生活能力都不具备。这样，就很容易出现抑郁自杀。”一心理医生说。
翻开台湾国民中学《公民与道德》课本，第一册第二页“家庭生活”这一课的第一个字开始，就是书者带领已经长大的中学生重温传统民谣--《摇篮曲》。接着，他们这样告诉学生：
“我们在家庭中出生、长大，更在家庭中学习如何适应社会生活，学习参与社会所需的技能、知识、价值观念和道德素质，逐渐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其中尤其是价值观念和道德素质方面。”“家庭就是培养子女具有公德心、关心公益、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重要地方。”之后，关于家庭中的冲突与化解、家中老人的安养、家庭与公众事务、爱情与婚姻、性道德等等方面的生活常识都一一向你娓娓道来。
家庭的教育功能，需要父母来启动和实现。在这本教材中，作为父母的教育责任何其之大！而在我们众多的家庭里，父母在子女心目中是什么？父母是上帝赐给孩子的一只神奇的魔盒。孩子只要启动两片花瓣似的嘴唇，除了天上的星星、月亮父母实在买不到神梯攀摘外，一切愿望都可以得到满足、一切美丽的梦想都可以在欲望的上空轻舞飞扬。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没有机会体味劳动的幸福、生活的艰辛、父母财富的来之不易。唯一体味到的却是，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维定势。这样的孩子走出家门后，等待他的注定是步步危机，处处受阻。因为在他家以外的社会人不会以他为中心，学校不会以他为中心，这个社会更不会以他为中心。
可叹这样的父母爱子心切，总想以自己的能力来代替子女应有的努力，以自己的愿望来设计子女的未来，以自己苦苦挣来的财富来为子女开辟一条理想大道。殊不知，父母溃漫般的溺爱对孩子稚嫩的生命堤坝侵蚀的结果，是掘下了一眼幽暗的洞。对孩子侵蚀得越久，孩子会陷得越深，滋养孩子必须的生命阳光就会被越吞越少。
背负不起的父志
这是一个令谁都无法接受的现实，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某医科大学一学生在进行完四年的学习刚进入实习阶段的那年，竟被家人送进了省脑院。致病原因古怪得出奇，只不过是在实习的医院看到了一具尸体而昏倒。
医科大学的学生接触病人、死人是常事，为什么一具尸体还会导致他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患病学生叫俊才，高考那年以600多分的高分填报了这所医科大学。到他这次发病为止，他其实已经是第三次昏倒了。
他的主治医生对我说，俊才小时候，由奶奶一手带大。从小性格内向、心慈胆小的俊才，连杀鸡都怕看。每每乡里邻居杀年猪，他都躲得远远的，就是听到猪死前的一两声惨叫声，都会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但是他学习成绩非常好，在家也是一个乖孩子。勤快，孝顺，家里父母、邻里乡亲都喜欢他。父母看到他门门功课都拔尖，经常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暗暗高兴他们家有了指望，也料定他日后定有出息。
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自初中起，学校换了一个又一个。尽管他很不习惯去适应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环境，但懂事的他还是能够做到勉强应对且学习没有退步。因为他希望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实现自己文学家的梦想。从初中开始，他写的文章就经常在校报发表，而且进入高中，无意间写的日记、作文投出去，都还能刊登三五篇呢！
可到读高二时发生的一件事，把他的梦想击打得粉碎。
源起于健壮一生的祖母突发脑溢血辞世。俊才母亲是土生土长、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却是一个极有抱负的乡镇医生。在祖母即将去世的那一刻，父亲把不知内情的俊才拉到行将就木的祖母前，说，无论如何，我要送才伢子读医科大学，我找不到办法，我的儿子一定能找到治脑溢血的办法。然后拉着俊才跪下，要他当着即将去世的祖母发誓。
为了父亲对祖母的一片孝心，为了给临终老人一些安慰，俊才照着父亲说的意思，违背心愿地发了誓。
本来以为祖母面前的誓言只是父亲一时的冲动，谁知父亲在他报考志愿时，真的要他填医科大学，俊才不同意，但父亲却似吃了称砣铁了心，一次又一次胁迫，说什么都不肯改变。最终，拗不过父亲的俊才只好违心填报了医科大学。
自从报了医科大学的那天开始，俊才就害怕开学，但学终究还是要上的。到了学校以后，他全然没有同学们走进大学校园的新奇与欣喜。面对漂亮整洁的校园，面对高大的教学楼，面对衣着鲜亮的同学，他的脑海里总是晃动着祖母去世前父亲逼他发誓的样子。生活环境适应容易，但学习兴趣却总是提不起来。有的课程还好，死记，硬背，还能够对付，但是一涉及针灸、手术等与人体相关的接触，他就惶惶不安。因为他怕，他从小就怕。同学们见他总是一脸愁容，一副忧郁寡欢的神色，几次接触以后，也不大主动跟他交往了。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有道理的，不是每个人所有的弱点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来攻克。他就是这样。尽管他想了很多办法，但是他终究还是迈不过这道坎，他败了。
第一年，他凭着难以想象的意志，硬撑了过去；到了第二年，他开始长期失眠，噩梦不断，白天想睡觉，根本不想去教室，特别是解剖实验室，经常落下课程；到第三年，看到同学和老师他都开始反胃了。他不再去教室，并鼓起勇气写信给父母，要求重新读高三，再考其他学校。
他在信中写道：“我尽了所有的努力，但是我还是做不到。我求求你们让我重读，不然，我会疯的，真的会疯的……”可满怀希望等来的结果是，父亲执意要他坚持，并立马赶到学校鼓励他，还陪伴了他半个月时间，说只要再坚持一年，就习惯了：“这两年你不也坚持下来了吗？”父亲走时还对他满怀希望。
想回去重读，父母坚决反对；想离校出走，又怕父母伤心。这时的他，已经濒临崩溃。白天，任脑子里胡思乱想，躺在寝室睡；到了晚上，才出去吃顿饭。同学偶尔跟他说句话，他也少搭腔。有一天夜里他出门散步，竟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河里……后来，水声把他惊醒过来后，他想回家，却又怎么也记不起回家的路。第二天，他一个人不知不觉地跑到了姨妈家里，见到姨妈就一连声地问：“妈妈哪去了？”后又产生外婆在睡觉的臆想，自己宽解自己，认为不能打扰，遂回校。
但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听到情况后的父母，还是没有引起警觉。
其后的一段时间，他先后三次跑回家里，有时候显得衣冠不整，像是醉了酒；有时候又自言自语，别人不知所云。而且每次回家对父母都不理不睬，父母仍然以为他只是在赌气，总是好言相劝一番，送回学校了事。
再之后，便出现了他在新亡者面前昏倒，醒来再也认不出父母，且追打父母的事情。
“早知今日，我又何必呢！那个时候，我只想到要他实现我没有能力实现的一个愿望，哪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局啊！”在医务室，望着真正“疯”了的儿子，父亲像霜打了的茄子。
父亲显然已放弃了当初逼儿从医的凌云之志。是的，父亲这个一厢情愿的梦，终究是圆不了了。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的，但每个人的潜能只会在有志趣的情况下得到最佳发挥。人的潜能有许多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走同一条路。
当孩子已经初涉人世，身为父母的我们能做的只是用一双发现的眼睛去挖掘儿女内在的潜力，怀一颗尊重之心、包容之心，去引导他们在生活这个大盘子里慎重选择，并放手让他们在自己选择的磕磕绊绊里闯出一条自己的路。
因为只有走自己想走的路，他才会有不断勃发的激情去消融一路上的风霜雪雨；只有追赶自己树下的目标，他才会有真正愉悦、激荡而无大憾的人生。
离开之前，征得他父母和医生的同意，我再次走近那个孩子。
晚霞的余晖里，他正微笑着坐在窗前喃喃自语，手中握着一些有墨迹画过的纸片。我走过去，捡起它们。纸片拼接起来，是一幅飞鸟图。
这幅图使我联想起我曾收到的一封信的片断：
“梅阿姨：听父母的话，我从文科班换到了理科班，我在这儿真的很痛苦，却又很无奈。一学期快到头了，而我的成绩却没有任何长进，我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亲人……”
“我该怎么办？我好想化作一只鸟，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多么快乐！”
“……人世间，可怕的人世间，我要远离它！”
“或许有一天当我无法再承受时，我会退却，我会离开，或者消失……”
几年时间，收到类似的来信太多。
我不能不说，这仍然是父母以爱的名义对已初涉人世的孩子犯下的错。
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代子择科、代子择校已经成为孩子高考生活中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已成为了众多孩子极难摆脱的痛苦。每次收到这样的信件我都会想，像这样的家庭，一旦学习生活成为了孩子一种无法忍受的苦役、无以超越的精神苦难，那么，孩子生命的快乐还会剩下多少？其父母生命的快乐又会剩下多少？
发生在校园的另类盗窃
2002年10月，某大学发生了一件奇怪的盗窃案。
仅两个月时间，一新生女寝室频繁被盗，被盗次数达20余次之多。
奇怪的是，被盗钱物每次价值均在百元以下，被盗物品仅仅是日常生活所需的牛奶、水果、内衣内裤、零钱等，而放在寝室的大额现金及银行卡、手提电脑等贵重物品却没有过遗失现象。
接到报案后，学校工作人员到案发寝室了解情况，寝室一共有学生12人，且人人都称被盗过，似乎是外人所为。
但只是过了两天，案发寝室的一女生就来到学校政工处举报了同寝室的另一同学，声称自己有几次回寝室，曾看见她神色慌张从寝室里出来。过后不久，学校即收到了那位被怀疑的同学写的悔过信。
学校以为真相大白，但找到该同学谈话时，该同学矢口否认自己有偷盗的行为，且从来没有写过悔过信。
经过详细的了解情况，疑点开始集中到一名叫芸的女生身上。
芸给同学的印象，是性情冷僻，不善交往的那种。在学校，常常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寝室偷盗事情向学校报案后不久，有同学见她举止反常，有时候显得非常自信，有时候却显得非常自卑；有时候穿得袒胸露背，像三陪女，有时候又穿得落落大方，像白领丽人。有几个同学在寝室里碰见她，都发现芸呆望着一个打开的抽屉，显得神色诡异。
学校找到了芸，原来芸就是到学校里单独举报过另一室友的那名女生。名单报上去，学校惊呆了：芸在学校里各科成绩都非常好，学习也特别刻苦，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尖子生走上这条路呢？是贫穷，还是其他？
起初，芸咬破手指写血书，赌咒发誓不承认其所为。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她才开始认错，并交代了自己误导老师并栽赃另一女同学、请财会学院一同学代写他人悔过书的事实。
赃物均藏在那个抽屉里，经被盗学生清点，物品一样不少。
问到偷盗的目的，她的回答令在场的每一个人吃惊。她说，她从不缺吃少穿，她不需要偷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花销。她偷东西，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因为她总是对身边的人无法产生信任感，甚至充满敌意。而这种对他人的敌意，是从小时候耳闻目睹了别人对母亲的不公后开始的。
她说，母亲能干，对邻居特别友善。从小，她也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把母亲看得比任何人都要亲。但是她却一直生活在别人对母亲的嘲笑与轻视里。
大一点才知道，别人看不起母亲，仅仅是因为母亲生得特别矮小，五官看上去有一些不协调。而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轻视的人中，除了外人外，还包括父亲。
芸的父亲不顾母亲的感受，长年在外寻花问柳，风流成性，后来得知自己没有性生活能力了，便常常虐待母亲。未成年时，芸经常看到父母吵，母亲哭，心底积聚了太多抹不去的阴影。甚至有好几次，她还撞见了父亲用暴力把母亲衣服脱光施虐、不堪入目的场面。
从初中开始，芸一直发奋读书。芸期望考上好的学校后以自己的能力离开她令人窒息的家。
但是尽管成绩再好，因家庭环境的影响，同学仍然看不起她。
她便想到了报复。不管是邻居，还是同学，谁看不起她，她就偷掉谁的心爱之物。她发现，每偷盗成功一次，她就从中获得一种极大的快感。
随着这种偷来的藏品越来越多，心情也格外愉悦。直到后来，心情稍有不顺，就开始朝别人下手。
从初中到大学，她都是如此。
某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老师说，类似的偷盗现象在他所管辖的大学生中也有过。
社会上的偷窃，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一般属于一种生存行为；而如发生在这名女生身上的这种偷窃，是属于心理不卫生行为。这种盗窃，偷了东西不是为换钱，偷了钱也不自己用，只是从“偷”这种行为中享受一种乐趣、一种快感。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就如发现了暴露癖一样，人们一般都是从道德角度去考虑，很少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去帮助。
事发后，芸无一例外地受到学校严厉处分。心理得不到及时疏导的芸，一个月后发展成为严重的抑郁症，被家人送入湖北省脑科医院治疗。
在现实生活中，如芸的父母，有的父母往往只重视对子女的智力教育，而忽略了自身的人格修炼与对子女健康人格的培养。作为学校怎样建立更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让孩子们在遭遇精神苦闷时，能找到倾诉对象、大胆讲述自己的精神障碍，促进孩子健康人格的及早形成，这个问题值得父母、学校、社会深思。
“网”里“花”落知多少
2000年一个深秋的清晨，有早起习惯的何爹在河边晨练，猛然看见一衣着单薄的少年自身边跑过，疯了似的直冲桥顶，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嘭”的一声闷响，一道黑影已投入河中。何爹慌忙呼救，由于天色过早，等到赶到的人们打捞到他时，少年已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听到噩耗，从邻近村里赶来的孩子的妈妈只哭了一声：“我的儿，上网要了你的命啊！”就失去了知觉。
原来，就在当日凌晨两点，已擅自离家在网吧过了两个通宵的男生秋，开始感到身体严重不适，便昏昏沉沉地跑回家里想好好睡一觉。哪知到家后，几天见不到儿子正等得心焦的母亲却不放过，拉住他盘问不停、哭闹不休。好不容易搪塞过去，没想刚刚睡着，恨铁不成钢的母亲又抓了他的被子往洗衣桶里塞，说：“你不好好读书你就帮我做事去！”随后一把将他硬扯下床，逼他到田间劳动。“觉都困不成！不做人哒！为啥人家都玩得，只我玩不得！”一怒之下，秋就穿着身上的单衣跑出了门，直接跳了河，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少年14岁。
说起来，真是无独有偶。在秋出事前不过两个月的一天，隔河相望的另一村子里一名初三学生服毒自杀。
学校一片哗然：该生成绩自小学到初二一直都好，曾经拿过市县级的三好学生。这样的好学生为什么也会自杀呢？
该生在遗书里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成绩和思想均滑坡的原因，也解剖了自己陷入网络后欲罢不能的矛盾心理：“上网成瘾后，意志衰退了，学业也丢了。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自己曾经树下的理想。我恨自己，也想过重新振作，但就是无法从网络中解脱出来，我现在唯有一死，才能得到彻底解脱。”
其父在大恸之时打电话到媒体，强烈要求要把儿子的遗书向社会公开。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用儿子生命消亡前最后的忠告来警醒沉溺网吧的青少年，切莫走入网络歧途。“黑网吧腐蚀人的心灵，延续下去，会搞垮一代人！”媒体到当地采访时，学校教师和父母无不切齿愤慨。
网吧在我国几乎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找间网吧比找间话吧容易得多。
走在傍晚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学生父母在一间间网吧挨家挨户搜查孩子的情景。因为上了网瘾，首先是学会了不诚信、变着法子找父母骗钱、找同学借钱，后来发展到逃学上网、长期自闭、不与父母沟通、对父母有敌对情绪。
在走访一少年犯时，一孩子说，很多时候他选择上网玩游戏，游戏里面数杀人、抢东西最有趣。自己设置跟里面的人物打架，有时候两人决斗，PK，杀怪物，经常上通宵。平时在学习苦闷的时候就跟同学找碴打一架，为小事就开战。家里人管不了他上网，也管不了他打架。2006年10月9日，他和同是无人管束的伟伟、文文相约在县城玩了一天后，带的钱全部没有了，由伟伟提议去“擂肥”（抢劫）。他们学着电影里的镜头，伟伟在前面抢，他断后，抢的时候，那个人拉住包不放手，他就打，用脚踢，直到放手。
孩子上网成瘾给孩子成长和家庭管教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很多孩子还发展到了需要心理治疗与矫正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孩子们甘愿将自己沉溺于此？是什么在毁坏我们的孩子？
小孩子天性好奇，好玩。可目前我们的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环境，日渐堪忧。人是社会的产物，可现在的环境到了父母不敢让孩子出去的地步。
八十年代，每个县城基本上都有供青少年免费学习锻炼、游玩的青少年宫、体育馆，为青少年提供一些属于他们的梦想剧场。而现在，这些场地大都承包给了私人经营，改成了网吧、信息交流中心、中介所、婚介所、洗浴中心等青少年不适宜的场所。即使有的还叫少年宫，但都成了变相收费的补习班。
偌大一个的城市，竟找不到孩子们“玩”的地方。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需要同伴，可现在家庭中独生子女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的父母干脆让孩子留在学校不让回家，出钱请老师长期代管；有的则因生存状况差而忙于生计，自己孩子学习之余干什么了，他根本顾不上管。小孩子无处可去，要么就是游戏厅、录相室，要么就是网吧。
“随便从大街上走过，录相厅里传播出来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色情镜头，如何叫父母放得心？”“娱乐场所对小孩子的人格健全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茶楼、美容店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住粮食局，一楼总有人喊：进来玩啵？不管走过的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只要有路过的，就喊。很淫荡的声音。”一些父母忧心忡忡。
“对于男生来说，网络能够带给人成就感，游戏玩得多，可以升级，可以买游戏装备，还可以打怪物，可以‘杀’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问起上网成瘾的原因，一康复后的孩子这样对我说。
“上网可以短时间逃避现实，从某种情绪上得到解脱，寻求精神上的各种刺激。网络作为虚拟空间，不像现实生活中，要受很多的限制。它可以任意聊天，任意实施暴力，模仿成年人谈情，谈性。”在里面，人的任何欲望和目的都可以满足。你想干什么，似乎里面就可以干什么。
“网聊可以使人全身神经系统很快兴奋起来；火爆刺激的游戏可以满足孩子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成就感；网络的互动极易使孩子找到‘同类’。长时间的人机对话，长时间的兴奋，不知不觉就容易产生依赖感，随着乐趣的增加，欲罢不能。开始只是精神的依赖，后来发展为躯体的依赖。”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成瘾行为，如对足球成瘾。但足球成瘾属于在一定程度内的、一种健康的大众行为，能够为人所接受。而学生们的电脑成瘾不同。很多学生对电脑上瘾后，对游戏有了依赖倾向，对别的事物渐渐不感兴趣，大部分心思都花在这个行为上面，断了就心里不安，烦躁，产生心理上、生理上的不适应，对身心健康影响极大。
在某省脑科医院，我见到过几个上网成瘾的孩子。
一个是年仅5岁就有网瘾的小孩子。该小孩3岁时跟其他小孩没两样，依赖父母，常要父母抱，自己的东西，也自觉与其他家人分享，懂得礼貌。但自家里有了电脑，父母带着好玩的心理告诉了他简单的游戏后，小孩便一个人死守着电脑，不让别人碰。到了5岁以后，家里来了人也不理，也不愿意到别的地方玩，只习惯于一个人对着电脑玩，有时傻笑，有时一个人手舞足蹈，父母去抱他，他竟然不理不睬。
还有一个农村小孩子，初二开始迷恋上网，后来发展到白天伏在桌上睡觉，晚上玩通宵，随后便出现食欲不振，不能正常上课。在一次上课期间，他竟吃起卫生纸来。至此，被学校送回家。其母亲跟他说话，他像没有听见一样，还自己对着镜子笑。后来，感到整个生活都被网络暴露了、整个世界的网站都在监视他。
作为人们工作、学习、娱乐交际的新方式，一方面，互联网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更多是为成人设计的电脑，上网聊天和网络游戏却越来越脱离休闲或益智的初衷，以洪水猛兽之势在侵害孩子的身心。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调查发现，13%的青少年网民患有网瘾。不健康网络游戏的泛滥成灾，使挽救“毒瘾”发作的孩子们已成了父母、学校、社会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网络中毒症”已成为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一大杀手。
孩子在15岁至17岁属于道德伦理、法律意识、自控能力等等各个方面还很不完善的阶段，这个年龄段正值青春发育期，孩子最大特点就是逆反。面对众多已有网络中毒症的孩子，专家说，简单粗暴地强迫孩子远离互联网是行不通的，切切不可采取极端的做法。父母任何过激的言行都可能导致孩子选择适反而行。孩子越是疯狂上网，父母越是要关爱孩子。一旦发现孩子出现异常，情况不可逆转，一定要积极争取心理医生的诊疗。
专家认为，对于刚开始“触网”的孩子，一是要为他们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加密锁掉不良网站；二是要与孩子共同制定“游戏规则”，控制上网时间、内容，保持与孩子的正常沟通；三是父母也应以积极的心态学习互联网知识，只有自己“升级”，才能有效地监管与合理地引导孩子，使孩子在充分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它对孩子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
歧路玫瑰静悄悄地开
“我不是人！”“啪！”一个高个女孩甩手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扔下对面垂头哭泣的娇小女生，满面泪水地冲出了咨询室。
拿着一纸介绍信、刚走到某康复医院心理咨询室门前的我，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看完介绍信，医生示意我到旁边椅子上坐下，便继续开始他的工作。就在那个咨询室，娇小女生在医生的心理暗示和引导下，慢慢停止了哭泣，讲述了两人交往的经过。
两女孩是大学同学，一对同性恋人。高个女生叫绮，娇小一点的叫菊子，两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却极其投缘，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走到了一起。
“在初中和高中，女生对某个同学讲话讲得多了，有了好感，传到老师那里就谈话，父母也大惊小怪的。如果是男同学与男同学玩，女同学与女同学玩，那就是正常的；如果是异性同学在一起，就捕风捉影。”菊子开始了她的叙述。
菊子父亲早逝，四姐妹全靠母亲抚养。菊子年纪最小，加上身体瘦弱，三个姐姐事事都让着她。从小到大，所有的家务事包括自己房间的整理、衣物清洗都是母亲和三个姐姐帮着做。菊子在学校与同学有了误会和矛盾，也是大姐到校找相关的人去说和、调停。在这个家庭里，母亲派给菊子的任务，除了读书之外，其他的一概不论。菊子也很争气，从小学到中学，成绩扶摇直上。母亲笑在眉头喜在心里，但一直都没有忘记作为母亲对女儿最私密的教诲：读书期间万万不可以与男同学接近。
以高分考入县重点高中后第一次回家的情景，菊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母亲在她进家门的那一刻，表现出了她从来没有见过的震怒--母亲用了一个整晚的时间，责问她与其散步的那个男生是谁。本来菊子与一男生只是有好感，且只有过学习上的交往，其他的，不过在学校跑道上偶尔遇上说了几次话而已，没想到母亲会如此。
母亲在菊子面前认定恋爱会影响学习这个死理，菊子却说没有恋爱；母亲说你和男生在一起就是恋爱，今天不恋明天也会。然后紧接着而来的是菊子受到了母亲最严厉的监管。
恰好在那个学期，为了制止过多的早恋，学校里也专门召开了女生会议，大肆强调不许恋爱。且学校还声称，不论是女生先找男生还是男生先找女生，学校只找女生的麻烦，不找男生追责任。说是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女生好。女生会之后，学校还派有专门老师在校园区“巡逻”。
学校与家庭如此强大的攻势，让菊子害怕了与男生交往。接着她还意外发现，有一次自己带了一个女同学回家玩，久不露笑容的母亲竟笑得格外舒心，好吃好喝张罗不停。以后自己每次回家，母亲还不忘问起那个女生的情况。
为了完善自己在母亲心中乖乖女的形象，不让母亲再为自己担心，菊子和班上一名女生特别要好，并发展到经常同床共枕，两人异乎寻常地好了起来……到高考的时候，菊子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好在没有名落孙山，她选择了一所职业学院。
她和绮的接触就是从大一报名那天开始的。
那天天热人多，菊子与站在前面的男生发生了冲突，眼看精力不济，“斗”不过那男生，恰好这一幕被站在后面的绮看到了，绮便替菊子还了一“仗”。对比初中高中，大学陡然显得“松弛”的管理让跌入陌生环境的菊子很不适应，繁杂的人际关系处理、生活琐事不再有姐姐们代劳，她觉得心力交悴。绮由此走进了她的生活。
在又一次与同学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之后，绮再次出现在菊子面前。菊子便靠着绮的肩膀哭了又哭。以后，小到买饭买菜、大到考试，喜欢行侠仗义的绮便事事“罩”着菊子。菊子又开始有了灿烂笑容。
为了照顾菊子，绮每个周末都来陪菊子，两人一起散步、一起打球、一起上自习，晚上挤在一张宽不到一米的床上，相拥而眠。后来，便发展到绮把行李全部搬到菊子的寝室，长期同床共枕。再后来，同寝室的同学、班上的同学就十分惊奇地发现了她们过多亲密、怪异的举动。
一传十、十传百，学校很快传开了她俩的事。
在舆论压力之下，心理本来就十分矛盾的菊子开始反省自己，也从内心底真正有了分开的念头，但是绮不同意。菊子换了手机号码，但绮还是来寝室找菊子，无以逃避的菊子不得不被动地和绮交往。在这种极端压抑的状态下，菊子有了性幻想，她幻想绮便是那名男生，所有和绮在一起的时候，她都当是和那个男生在一起。
再后来，菊子母亲发现了女儿异常，便带菊子来到心理专家门诊咨询。绮还是得到消息很快赶了来，没想到菊子仍不回头，最后绮只得伤心离开……
其实在学校除了同性恋之外，学生畸型恋情已是千奇百怪。在我所调查的六家康复医院，仅一个病案室查到的诸如因恋父、恋姐夫、恋老师而拿刀追杀自己母亲、砍伤姐姐和伤及其他亲人同学的患者就有10多人。
在一省脑科医院住院的林子，只因为爱上了英语教师（比林子大10多岁，早已结婚生子）而不能自拔，从15岁到20岁，他错过了青春少年最美好的五年时光。
林子母亲说，林子生下来只有四斤八两，体质极弱。他自小胆子特小，好哭，人也特矮。因为这，读小学时，老师、同学对他有过歧视。所以在家以外的地方，他常常对老师和同学有心理戒备。
当然，谁对他好一丁点儿，他就对谁特别有感情。林子讨厌英语，可在读初三时那位新老师调来后，林子英语成绩很快就进步了。母亲问他缘故，他说他特喜欢英语老师，因为每逢她上课的时候，她都会望着自己笑一笑。
以后每次回家，他都要对父母说起那位英语老师，母亲以为学生喜欢老师也属正常。没有想到，到了后来，他连正常的学习都无法进行了，坐在课堂里面自言自语，无故发笑，一天到晚嘴里念的都是老师的名字。后来想不到办法劝解的父亲只好对他说：“老师是狐狸精变的，不能喜欢。”
谁想这句话惹恼了林子，他先随手给了父亲一耳光，然后开始追打父亲。父母到学校接他回家，他也不回，总以为父母要拆散他们。
在我面前，林子说起往事仍是一脸的沉醉：“那时候，我还去她房间里问过她几次，问她结婚了没有？她说结了。我还跟她讲过我喜欢她，问她喜不喜欢我？我好像听到她说她喜欢我，也想跟我结婚。”
但接下来的几句话令我有些不解：“我想跟她结婚，生个儿子，还想自己做天子，她就是皇后。”“还有几个女同学，我也想娶来做妃子。”
我把疑惑的目光转向林子母亲，身为大学教师、家里经济基础一直尚好的林子母亲解释说，林子在学校因为老师同学的歧视总是过得不愉快，她只好在家里对他多进行一些补偿。林子喜欢看古装戏，特别是电视上的宫廷戏。所以她经常买碟供他看，这几年，给他买的诸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古装戏碟简直多得能开碟行。
“看他喜欢打电游，十岁不到，我花七千多元买了一台进口电游让他一个人玩，后来，联了网的电脑也随他在玩。”林子母亲还说。
在幼年的世界里，来自于外界的“歧视”、“溺爱”与过度的“精神控管”，是影响孩子成长的最关键词，而一旦它们结伴而至，孩子精神的痛苦与迷失便很难幸免。菊子因为家庭和学校的精神控管，所以与男生交往有了心理障碍；因为与男生交往有了心理障碍，还因为母亲和姐姐的长期溺爱，所以身处陌生环境又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的菊子不自觉地走近了热心肠的绮，产生了非常态的恋情；林子因为自小在老师、同学的歧视和母亲过分的溺爱里往来穿梭，情感的世界始终得不到谐和，所以会因一位异性老师原本只是善意的笑，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沉沦在一个虚拟的玫瑰空间。
这两个病案无不反映出家庭教育的某种偏激和学校师德的某种缺失。
除此之外，家庭与学校在情感教育、性教育观念上的失重，无一不是驱逐孩子走上玫瑰歧途的帮凶。
性，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
为了接触一些徘徊在医院之外的患者，我在几家省脑院假以实习生的身份随几位教授在青少年心理咨询室呆过一段时间。我发现，所接触的青少年患者中，几乎无一例外与性无知有关。
女孩颖颖在小时候，与几个要好的男孩玩过性游戏，在当时，纯属无知幼稚的行为。人长大了，她本人也淡忘了这些事。可就在她17岁那年，一男同学在与她平常的一次说笑时无意中提起了小时候的这些事情。尽管男孩当时并无恶意，也没有涉及性，但男孩的话，还是勾起了这些回忆，一时，她觉得很难为情。之后，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知道，肯定还有人知道。到了20岁的时候，她开始觉得这件事情肯定伤害了自己，要母亲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处女膜是完好的，没有任何事情。但是，她还是以为有问题，并且进一步想，父亲是否在她不注意时想和她一起玩性游戏？老师是否在她交作业时，和她有过性游戏？她清楚地记得没有这回事，但她怕有，所以一直不安，强迫自己反复去想这个问题。后来发展到把自己关在房里，拒绝与任何男子接触。
一女生华子，15岁的年纪，偶尔被同学拉去看了一次三级片，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回家以后，不敢下楼，不肯与父亲同桌吃饭，父母问她原因，她不说；老师问，她也不讲。半个月后，找到心理医生，她才说了前因后果，说是自从看了那片子后，只要见到男人就会想到男女肌肤之亲的镜头与场景，心跳便加快，认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包括父亲。最后不得不休学进行治疗。
一男生从小过于自尊与内向。读初二时，生殖器上长了红疹，他认为是一件奇丑的事情，不敢和父母说，也不敢到大医院看，找了家私人诊所。本来是湿疹，医生却讹他说是尖锐湿疣，且把病情说得非常严重。回家后，他更没有把事情告诉父母。后来父母发现他精神上有些不正常，问出原由后，便带他到大医院检查，结果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大医院医生说的话，认为是骗他。由此他产生了妄想，总是在说有人害他，到处都是害他的人，得了精神分裂症。后来只得休学治疗。
我还在一大学的政工处见到了一暴露癖者。
当时他正在接受老师的问话。
原本学的是地理，自入学以来，他却总是跑到北院外国语学院进行晚自习。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外国语学院的女生看上去洋气，漂亮。他那一次之所以被请到政工处，是因为有一次在北院晚自习结束以后，看到最后几名女生没有离开座椅，便迅速跑到讲台上褪下裤子摆弄自己的生殖器。他突然的举动把几名女生吓得尖叫。
后来一段时间，他所在的南院到处传出北院外语学院几名女生被强奸的小道消息，甚至还听说有的女生曾经因反抗被剜掉了眼睛。一时间人心惶惶。
问话的结果查实，小道消息所传播的内容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是他散布的谣言。
他还承认，在此之前，他曾借到图书馆读书之际，在一女生面前露过自己的生殖器，也因此被其男友暴打，并被送到当地派出所……
相隔一段时间我再去学校打听那学生的事，听说学校已将其送回家数日。问送其回家的老师，他说，多年来，那学生家里只有两间房，父母一间，他和三个姐妹一间，兄妹同室，常常造成性压抑。
他被学校开除回家后，便随父母务农，家里一贫如洗，他同室的姐妹只得出门打工。但回家后的他还是动辄就摆弄自己的生殖器，并同时有咧嘴等怪异动作。有几次，还不得不到医院将包皮复位。最后一次，竟无故乱砍自己的双手，幸被发现，未造成不良的后果。
“老师生理课一带而过，把课本选几行无关紧要的地方读一遍，讲个大概，我们好奇时，只是与同学聊。‘你们以后总是会知道的’，‘回家问你们父母吧！’老师和父母就这样敷衍我们。学生不敢提问，回家不敢问父母。而且有胆大的问了，父母肯定也是很自然地避开这个问题。要你玩你的，不给讲。”“科任老师甚至连生殖器这三个字都不敢说。”
在一中学调查时，几名学生这样对我说。
对比以往，近几年以来很多大学对大学生恋爱开始采取不提倡、不反对、不越轨的“三不”政策，课程安排也加设了性保健课，在青年学生性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可贵的尝试。他们以科学严肃的态度宣传性知识、解除性困惑，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身体与性，建立健康、正确的性观念，有效地帮助学生走出了诸多心理误区，杜绝了因为性无知而带来的不必要的身心伤害。而初中、高中相对于大学的开明办学，关于性的基础教育却延续着传统习惯，出现了空白与断层。
性心理问题成了许多学生发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由于很多父母对子女谈性色变，学校性教育也大多流于形式，孩子一般只能从淫秽出版物、黄色网站、电视媒体和自己的性幻想、性活动实践中去获得满足。
性心理障碍，症状不外泄的时候，只是成绩下降，被忽视的比较多，等病到了影响社会交往时，就出现明显症状。
我所调查的一个市级康复医院，每年就有3000多名未成年人因为性幻想的问题被父母送到专家门诊。
一女生喜欢一男生，总是幻想与男生拥抱、接吻，最后，连话也没与那男生说过的她竟跑到老师那儿说自己怀孕了，并且认为同学们也知道了。
一女生暗恋一男同学，同学不理她，她以为是男同学怕羞，胡乱拨个号，只要是男的，就认为是他，劝解也不听。后来发展到看见不认识的男子就说是她的情人，坚信其情人会来接她，且不停地向人借钱买东西，打扮自己。一次她没有借到钱，便一把火烧了四间房。
还有一男生自小性格内向，急躁，多疑，不太与外界事物接触。初中三年级开始，周末与假期便不再回家睡，总是睡在舅舅家里。有一次舅舅问其缘故，他说，自己有天晚上听见母亲和奶奶在谈话，认为母亲要在晚上趁自己睡着了与自己发生性关系，所以仇视母亲。后被家人送到医院，已有可疑的幻听、幻视和幻触，被害妄想明显，认为家中男性都要对他不利，女性则都要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内心相当恐惧。
调查中还发现，女生性幻想导致精神疾患的远远要比男生多。
在美国，14岁学生即可从父母那儿领取避孕套。到底该不该提供？这一直是中国专家和父母们争议不休的一个问题。其实，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明白，超前进行性教育和提供性保护措施是为了避免出现不良后果，而绝对不是为了滥性，且还体现了在性权利问题上的男女平等，所以在美国早恋率高，早孕率低。而中国在传统性文化上一直束缚女性，父母给子女的性教育是，一旦发生性行为，女孩便吃了亏，便会怀孕，会被人耻笑。除此之外，父母应当给予孩子的其他性知识教育却严重缺失。导致大多数女生要么是极端压抑自己，不敢与男生交往，靠性幻想填补情感空缺；要么一旦早恋便早孕，给身心健康带来极大伤害。
13岁至17岁刚好是人生的第一次“更年期”，处在叛逆年龄的学生耳濡目染着社会上、媒体上的成人生活画面，对异性极容易萌动强烈的探索心理，对两性生殖器与性活动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无知者无畏，便想通过早恋来实践这些未知的东西。紧跟着早恋带来的后果--早孕，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近几年来，随便哪所高中毕业时的体检，检出四五名怀有身孕的女生，已不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而早孕给女生带来的精神伤害与身体残害往往又是结伴而来。
由于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女生一旦早孕大多不敢告诉家人和老师，出现问题，父母和老师便极难得知内情以便给予及时、必要的帮助。于是早孕女生很少有得到了良好的心理救治和身体救治的。诸如堕胎后参加体育考试昏倒在跑道、怀孕后投河或服毒自杀、产下婴儿后摔死亲生子的事已不是昨天的旧闻，它成了暗夜里许多女生不断重复的伤痛。
一初中女生得知自己怀孕后吞食了打胎药，便回到学校继续上课，结果女孩在课堂上痛得神志不清，但面对老师焦急的询问她抵死不敢回答。看到大量血液顺着座椅往下流，流到了地上，一时间，全班同学都吓坏了，老师也以为是女孩经期。直至女孩昏迷被送往医院，学校和父母才得知实情。
2004年10月15日，一市级报以《怀孕女生受难“黑诊所”》为通栏标题，报道了一女生雯偷尝禁果后害怕学校和父母知道，先是服药流产没有成功，之后投奔非法小诊所，结果清宫不慎造成子宫穿孔的事情。
像这样早孕而就医不当造成终生不孕、留下身心疾患的例子比比皆是。假如心理卫生知识普及，在教育方面加强重视，早恋应该不会有如此令人痛心的悲剧。
青少年身心尚未成熟，这时如果轻易尝试性行为，短暂的欢乐刺激过后，身心所承受的压力可能影响一辈子。少女如果因此怀孕，在无法承担责任下选择堕胎，结果除了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在心理上留下阴影，更触犯了法律；如果选择生下小孩子，则无法继续学业、未来前途受到阻碍。而男孩也一样会受到伤害，堕胎将使他对女友以及胎儿感到自责与罪恶感，因而受到心灵上的伤害；若选择结婚生下小孩子，那么他的学业、未来都将产生巨大的改变。至于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无辜小生命，自然很难期盼有美好的未来，有的甚至变成社会的负担。因此，青少年对性行为的态度要谨慎，否则很可能换来一辈子的痛苦。
这是台湾课本上的一段话。
“大宏失恋了，他一方面感到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于是由爱生恨，甚至想报复对方，如果你是大宏的朋友，你会如何劝他？为什么？”“青少年约会时，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性行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为什么要避免？”课后老师还出题让同学之间讨论和回答问题。
接着，是老师与学生一起自选角色，进行教学互动，师生在轻松愉快的讨论中，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
性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是经验获得或慢慢习惯的行为。家庭、学校、社会大多注意文化知识教育，对性的话题欲盖弥彰，在心理卫生知识教育还极其虚化的条件下，性教育要逐步达到一种全开放式的社会化教育程度，还有极其遥远的一段距离。这需要从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做起。
沉溺湖底的母爱
“妈妈--”在几年前一个寒风呼号的冬夜，于沱江边居住的农民田某刚想辗紧被子入睡，忽然在疯狂叫嚣着的风声里听到了一个女孩凄厉的哭叫声。由于风声太大，不敢确认，天太冷，他出门望了望，还是疑疑惑惑地睡下了。
第二天早晨几个农民不约而同地说起这件怪事，疑心女孩是不是自杀，便一起来到河边寻找，果然就看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女孩十四五岁，打捞到堤坝边搁了三天，都没人来认尸。通过联系附近的学校进行排查，才得知是一位正读高二的学生。学校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女孩在当地唯一的亲人，姑母。
姑母赶到后，对侄女的死，十分震惊，认为死得奇特，认为不可能。这几年女孩一直由她带着的，给钱她花，给书她读，她为什么会想到死了呢？女孩姑母不相信女孩会自杀，便请法医检查。
检查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女孩已怀有身孕。
更想不到的是，女孩留给这个世界的已是毫无知觉了的尸体以更凄凉的场景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其父得到消息后姗姗来迟；而一直等到女孩入土，女孩拼注生前最后一口气呼喊过的妈妈，也没有露面。原因，是没人能联系到其生母。
死去的女孩叫莲子。当地人说，莲子5岁时，父母出门打工，后因为分居感情出了问题，离异。孩子判给了父亲。离异后的父母继续外出打工，父亲再娶，便把孩子托给老奶奶照顾。而老人年岁已高，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带了两年后，便把孩子交给了看起来家境不错的姑母代养。
姑母一家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开销大，两个铺面生意实际上并不景气，两夫妻只得长期吃住在店里累死累活地做生意。偶尔从店里回家，也难得跟孩子们说上几句话。
好在姑母的两个男孩，对女孩相亲相投，平时尚要好。女孩在学校，成绩也属班上的中等水平，姑母也不用对她太过操心。
只是女孩到了年龄，对身体隐秘的探索心理成为了她心底疯长的渴望。初潮，是在教室听课的时候无声进行的。没有任何人对她说过这方面的知识，老师没有教过，身边也没有母亲可以问。姑母几天难说上一句话，她不敢问。面对初潮，她毫无准备，任少女羞涩的血液粘满椅座。那天直到晚上放学，她才想到用脱下的外衣遮挡住那片湿地跑回寄居的姑母家。
正是从初潮来到的那一刻起，她开始很强烈地想妈妈，她要问妈妈一些问题，她甚至不知道如何来准备可用来应对初潮的生活用品。从那一天起，她不再和同学打打闹闹，不再愿意与两个表哥嬉戏玩耍。一连几天，她总是偷偷地看班上的男生，看路上的陌生人，她总是以为所有走过路过的人都在看她的笑话。在课余，她看男同学的眼光，也开始变得敏感、细腻、迷茫起来。
白天上课开始心不在焉，晚上也开始睡不着觉。到那年的期末考试，成绩一落千丈。
成绩垮了，加上女孩到了这个年龄，莲子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她感觉自己寄人篱下，也越加思念自己的母亲，也怪罪起自己的母亲来。
有一次，莲子在电话里向父亲问起母亲，谁知父亲仅抛下一句“她死了！”便挂断了电话，留下莲子一人在公用电话亭泪流满面。
寂寞苍白的日子，她喜欢上了班上的一男生，但和男生在一起不到一周，还没来得及和他说上几句话，却看见了他和另一女生在学校林荫深处小道上散步。她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崩溃了。
想见母亲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父亲的关切只有声音，在学校，自己喜欢的人又移情别恋。自觉失恋的她把自己关在家里足足睡了两天，之后，开始产生幻觉。她常常对镜自语，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甚至还看见镜子里有一英俊男子跪在面前向自己求婚。
再回到学校，她完全变了，话语开始多了起来，外出也频繁起来。
这时候的莲子实际上已经患病。
但学校，没有人想到这个，面对她行为的怪异、答话的文不对题，都认为她是自甘堕落，已经无可救药。
姑母一家面对她的变化，也无人问起。姑母永远只关心她的生意。倒是莲子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去了一次心理老师办公室，也得到一时的调适，可当她满怀希望再找那位老师时，却被心理老师直接叫到了政工室准备问话，看到政工室门牌，莲子吓得立马跑了出来……
在这之后的一天，社会青年辉哥闯进了她的生活。带她到饭馆里吃她喜欢的饭菜，带她出去唱歌跳舞。接着，在一次散步途中，于一间搭建在乡村水沟边的草棚里，辉哥开始和她谈婚论嫁，并顺理成章地要了莲子的身子。此后，莲子一直顺着辉哥，一直得不到母爱的莲子还对辉哥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依赖感。
有了第一次，便有第二次。和辉哥在一起的日子，莲子精神压抑倒开始有所减轻，不再出现幻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习生活，也变得生动起来。
可好景不长，一个误会使她颜面委地。
缘由是一同学的丝巾遗失了，班上很多同学都怀疑上了她，令她百口莫辩；紧接着同学中一句无意的话，又将她摇摇欲坠的精神大厦摧垮。那是一次在学校集体浴室里，一女生嬉笑着对她说，你的乳房这么小，男人不爱的，结了婚，也会被男人抛弃。紧接着还补上一句：不离的话，男人都会去嫖娼的！
自那以后，她不再与同学说话，学习丢三落四，总疑心同学在讲她坏话，回家后，也不理家人，直到一次把家里的茶瓶全部摔坏了离开家……
莲子死前的那几晚，有人看见莲子与不同的男人频繁出入。有时候带一个人，有时候没带人，但尽管只有一人，也听到她笑闹的声音。后来办案组根据线索来到草棚，只见作为莲子生命尽头最后睡床的木板已经塌陷，十几个残破的饭盒引得蚊蝇在狂飞乱舞。
莲子是到妈妈曾经乘船出门的码头投水自尽的，毫无疑问，那无比凄惶的一声“妈妈--”已如刺穿雨夜的那道闪电一般，永远地疼痛在了她亲人的心里。半年后，风风光光回乡来接女儿去深圳读书的母亲不见了心肝宝贝，撕心裂肺之后，还是不相信别人所说的一切，披头散发赤身裸体在外跑了月余，被人送入省脑科医院。
当地人说，这都是打工惹的祸。莲子父母不出门打工，就不会分居；不分居，夫妻就不会离婚；莲子有父亲母亲宠着，便少有机会患上心理疾病，即使交友不慎，怀上了孩子也不会一心只是想到去死。
现在的农村，因双双打工导致夫妻离异、子女出现问题的又何止是莲子的父母！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在这些波浪般汹涌起落的打工潮里，除了一部分出来寻求生存之路的年轻人和极少一部分有技术有能力在城市某个行业占有一席之地的实业农民外，大多是因为家庭条件拮据、子女读书费用和家庭生存均有很大困难才不得已出门的父母。可想而之，后方考虑常常欠周。这样，无以数计的留守子女的教育与照管就成了家庭、学校、社会的难题。
有的还有身体尚好、大度开明、有一定经济条件的长辈们细心带着，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实质性的寄养，像寄养一条狗、一只猫那样，留下一点养命的钱，只是起着一种维系生命的作用。更有甚者，留守孩子像一只皮球，在几家亲戚之间流连，无轻无重地这家踢来，那家踢去。在人生最为宝贵的时期，孩子，只不过是在活着，而作为孩子十分关键的成长教育与引导却成为一片空白。
还有的，连活着，也成了来世的奢望，如文中的莲子。
在走访调查中，许多农村教师不无忧虑地说，喜欢在街头小巷打架闹事的、深夜不归的、抽烟喝酒的、穿怪异服饰漂染黄头发的、叫到学校政工室问话最多的，大多是这些无父母管束的留守孩子。面对这些没有父母管束的学生，他们很难巩固在孩子身上取得的教育成果。
孩子管理的主体是父母。作为父母，外出打工，勤劳持家，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些本没有错。错的是，作为已有儿女的父母，应该把后方保障作为前提。事实上，无论从心理角度还是生理角度来讲，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亲情交流，它其实如母乳一般，是儿女生命历程里最丰沛的营养。
孩子的成长更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生存的大困境，人世间很少有父母会甘愿放弃自己的孩子而出走他乡。作为各级政府如何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如何从真正意义上缩短城乡在公益获得方面的差距？作为基层组织如何创造良好的农村发展环境、把解决留守孩子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突破口？这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中国式父母离婚
爸爸妈妈：其实我很恨你们！我知道，每个人生下来到哪个地方，是不可选择的。但我还是恨你们把我带入这样一个家庭。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次你们回家都吵架，不是伤害的你们自己，而是伤害的你们的孩子。你们有没有理解过我的感受？记得有一次，你们吵得很厉害，我转身跑了，躲藏在一个角落，结果你们找到了我，还向我保证，说你们再也不吵架了。那时我觉得好欣慰。可是没过几天，你们又吵了，你们大人说话不算话！从那以后，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情很复杂，直到现在，我仍然对你们很绝望。尽管现在同学们看到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我，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我的成绩垮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做同样的噩梦，我梦见你们都不要我了！爸爸妈妈，我就好比一棵树，如果你们只顾自己的感受而忘了给这棵树浇水，那么它会更早枯萎。
这是一个叫江浩的男孩在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的一段话。
许多孩子在家中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只盼父母回到身边后给予自己以久违的呵护，却不料盼到的竟是父母的反目成仇，相向为敌。这怎不叫孩子心灰意冷、悲观绝望？在“你最伤心的一件事”一栏，有28%的孩子填写的内容与父母不和或离异相关。“父母不和，成绩下降”、“父母离婚了都不管我们，妹妹生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病了没有钱去医院”、“妈妈把爸爸离了，没有爸爸的疼爱，我觉得非常地伤心”、“由于打工不在一起，爸妈闹矛盾了，在我们一家好不容易团聚的那个除夕夜，竟大吵了一架”。
2007年5月，我们在北京一打工子弟学校调查，一女孩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她是一路追着父母来北京的，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让父母离不成婚。
我调查过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像一把随风飘落在贫瘠山谷下的野草籽，艰难地生根，艰难地发芽。这里的田土不宜耕作，少得可怜的一点农作物，常常还被野猪践踏得精光。唯有的，就是山，一座连一座。一户一户人家散落在大山里，一隔数里，乃至上百里。打工潮兴起之后，这里60%的成年妇女开始外出打工谋生。有的外出后，最初的一年半载还有回信、还往家寄钱，渐渐地就音讯全无了。家人想找，都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找。形成这个县事实离异多，履行手续少；婚生子女多，得到良好养育的子女少的特殊现象。
狗儿有三姐弟。1996年3月，母亲跟着村里的姐妹到深圳打工。起初，爸爸还能隔三差五地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每个月从镇上的小邮局取回几百元钱，那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日子。然而妈妈寄钱回来的频率越来越低，终于在最后一次寄回三百元钱和一袋衣物后，妈妈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再也没了音讯。
1999年春节，狗儿从邻居那里听到了一个有关妈妈的消息：妈妈竟跟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跑了。这个消息让狗儿一家人陷入恐慌，父亲开始千方百计地打听母亲的下落，但一个山里人，少有见识，茫茫人海，上哪儿打听？久寻未归，忧虑过度的父亲终于落下了顽疾。
狗儿姐弟的生活顿时陷入绝境。最令狗儿害怕的是，单身的父亲外出几次，没挣回钱，还挣出了一副爆脾气。后来，父亲留在家里不走了，但动不动就打人、训人。对于狗儿，妈妈的离去，已经像一个沉重而冰冷的问号，永远地烙在了他泪痕斑斑的心底，长期的抑郁寡欢，缺少母亲的呵护，14岁不到的狗儿现在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即使几句简单的问话，也回答得痴痴笨笨。
在这个村子，也有父母结伴外出打工而离异的。但孩子的境遇对比狗儿，也好不到哪里去。
佳佳的爸爸妈妈一个在深圳，一个在广州。在佳佳四岁的时候，夫妇因分居后感情疏淡和互不信任，经过两年有余的拉锯战，离婚了。
佳佳妈从事的是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工作，无力照管佳佳；佳佳爸爸面临解聘，生活处于困境，佳佳只得跟外婆生活在湖北老家。
一天，佳佳妈妈接到从老家来的电话，说佳佳常常一人坐在外婆家门前的小塘边发呆，看上去有点傻。佳佳妈知道女儿是因自己的离婚而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感到十分内疚，便特意约了孩子父亲赶回老家。
没想到，父母结伴归来，竟真是女儿的灵丹妙药。佳佳恢复了往日的灵巧、调皮，每天乖乖地写完作业后，还忙着跑前跑后地为爸爸妈妈端茶递水，围着家人笑闹个不停。过了几天，佳佳妈不得不离家回深圳了，佳佳却突然一反常态，死死地扯住妈妈的皮箱不让走，并高喊着已离家数日的“爸爸”，痛哭不止。
佳佳妈不放心佳佳，只得带着佳佳暂时住到了深圳，准备等到孩子情绪稳定了，再送其回家。在深圳的日子里，佳佳常常兴致勃勃地给妈妈讲学校里的故事，在校表现也非常好，除了睡梦里经常喊“爸爸”、常常哭醒外，似乎看不出还有什么不好。
留佳佳在深圳住了不到一年，由于收入太低，实在应付不了深圳的高消费，佳佳妈妈只得硬着心肠将她送回了老家。而佳佳被送回老家之后，又一下子变得沉默、忧郁起来，脸上依然长期不见笑，成绩也不好，常常一个人发呆。
佳佳再次见到妈妈，是在被送回家五六年后。在这五六年里，佳佳妈和佳佳爸都忙着应对长时间的加班和处理各自私人生活，组建新的家庭，除按双方当时的协议寄一点生活费、回家看过两次外，双方再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佳佳妈说，虽然每次见面、每次分别，佳佳那撕心裂肺的哭声都让她心痛不已，但为了眼下的生存，为了给孩子的将来攒一笔学费，这种苦，自己和孩子都还要再受几年。
在这个县内，到处可见到这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妈妈的孩子：--玲玲，家有三个姐弟，妈妈外出打工，一去六年，一直没有回家。听村里回来的人说，是跟外人结婚了。玲玲爸爸因为妈妈的缘故，情绪不好，从此不太管三个小孩子。懂事的她便辍了学，外出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但家里仍然非常困难，结果两个弟弟也辍学了。从此，三个孩子一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群群、可可，母亲自从出外打工后，再也没有音讯。2002年父亲去深圳打工兼寻妻时出了车祸。昏迷一个月醒来后，大脑留下后遗症。后又跟人去广州打工，在厂里做煎油的工作，四百元一月，不慎又被全身烫伤，医疗费尚无保障，根本没有钱寄回家来。
“如果有哪个小伢崽来到我家门口，或者在我家附近不走，随便拽着一个问，就有可能一两顿没有吃饭。有一天，一个4岁小伢对我说，他已经一天没有饭吃了。好可怜哦！”在当地组织的座谈会上，一村妇女主任边说边擦眼泪。
不仅是打工家庭，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大多数孩子的父母婚姻一旦出现裂痕，稍稍不慎，就伤及到孩子。有的孩子盼不回父亲或母亲，在稚嫩岁月里，独自忍受着忧伤与孤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有的孩子看着父母整天剑拔弩张，“战事”不断，痛心烦心不已，产生叛逆、厌世情绪；有的孩子干脆选择了从这个不和谐的世界离开来逃避。
据《西部商报》记者常舒清报道，2006年6月29日，一名叫李杰的高一学生服毒身亡。他在给同学的“临走的告别书”上写道：“我真想远离这个充满黑暗、阴险的世界”，遗书中却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据该县公安局调查分析，李杰父母经常在外，父母的婚姻问题使李杰心理压力很大，他大部分时间都靠沉迷网络来逃避。而李杰服毒自杀的直接诱因，可能就是复婚了的父母又在吵闹离婚。
报道说，在学校老师眼里，李杰的性格比较开朗，同学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对自己的父母，李杰却冷若冰霜。别人问他父母的近况，他就一句：“还没死呢！”在同学面前提及父亲时，称他为“我们同村的”。在记者面前，李杰父亲道出了自己的悔恨，认为平时和儿子沟通太少，忽略了儿子的感受，对儿子的关心更加不够。
当夫妻关系出现问题，夫妻应如何妥善处理二人关系？当离异不可避免，父母应营造怎样的和谐成长环境给孩子？在保证孩子基本生活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应以怎样的父母之爱，让孩子避免因父母离异而带来的心理伤害？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留下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罪恶伊甸园
在打工家庭的孩子面对的心理问题中，性伤害对孩子的心理伤害程度最深，其类型之多，让我不得不专列一节来叙述。尤其是女孩子，性伤害几乎是她们面对的最大危险。
无庸讳言，大量的留守孩子基本上处于松散放纵的状态，由于缺乏父母贴心的呵护，不少孩子到家庭以外寻求精神慰藉和情感补偿。这些孩子或早恋、同居、流产；或懵懂生子、杀子；或遭人诱骗，成为犯罪分子长期实施犯罪的目标。有些年幼孩子遭受的性伤害，其残忍更是令人发指。
2005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中部某省儿童医院急救外科主任把一急诊女孩抱到就诊台检查时，震惊得不能言语：这个12岁女孩处于休克状态，神志不清，下身私处被残忍地剪开，其景惨不忍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残忍地暴力伤害女孩的不是别人，竟是她15岁的堂哥！而两个无知的少男少女，居然在半年前就有了残暴的性行为。
2004年10月，洋洋的母亲扔下父子去了浙江打工。洋洋父亲性格暴烈，自妻子出走后便开始酗酒，醉酒后常常对洋洋拳脚相加，每次洋洋挨了打就往爷爷奶奶家跑。爷爷和奶奶心疼孙子，便时常让洋洋住在家里。性格柔弱的丽丽在父母去广州之后，把野性十足、顽劣不堪的堂哥洋洋视为依靠，每当被小朋友欺负后，便向洋洋求助。洋洋成了丽丽最信赖最亲密的伙伴。没有母亲的监管，洋洋开始逃学，结交社会上一帮不良少年打架斗殴、上黄色网站、追赶调戏少女……而正值青春期、缺少父母关爱的丽丽也迷上了不良网站的两性话题，本是两堂兄妹的他们惺惺相惜，便把对方当作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不良成人网站的教唆下，两人发生了虐待式的“恋情”与残暴性的性行为……等问题暴露时，丽丽的整个生殖器已被严重损伤、感染，子宫及输卵管粘连，成年后的生育机会几乎为零。谁也不知道，成年后的她是否有足够的坚强来面对自己的这一悲剧。
还有一类被伤害的孩子更是无辜。
“5月24日中午，下起了数月来的第一场小雨。正在地里种花生的韩某听见小学的高音喇叭一个劲地喊着她的名字，放下锄头一路小跑赶到学校时，六年级（2）班的教室内已经只剩下她13岁的女儿小玉一人。等在教室门口的班主任再次告诫韩某：‘以后早点来接孩子，地里活再要紧也没有孩子的安全事儿大，你们父母不来接，学校就不让孩子自己回家，特别是女生！’”这是某报一篇名为《农家女童“留守”之痛》报道的开头部分，是什么令学校的老师如此紧张？一切源于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的悲惨遭遇。
小燕在父母外出打工后，遭遇同村的一禽兽“大爷”的强暴，那时小燕仅仅12岁，还是一个读六年级的小学生。此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禽兽“大爷”先后多次将小燕威胁诱骗到一偏僻的猪场实施犯罪，还总是想尽办法恐吓她“不能跟大人说”。自从被强暴后，小燕下体一直痛，还开始尿床。但没有父母在身边，种种异常都无人获知。小燕变得沉默、自闭，甚至当父母在电话中问询时，她也只字不提。直到小燕怀孕七个月，父母春节回家时，对她的状态起了疑心，借洗澡之时确认了其怀孕的事实之后，小燕才痛哭着将自己多次被同村禽兽“大爷”强暴的事说出来。之后，小燕呆在家里再也不敢出门，就连到自己家的院子里，她也会先从窗户看看院中有没有人。
为了将罪犯绳之以法，可怜的小燕后来还经历了与罪犯对质的“生子证凶”之痛。从案发到现在，小燕总共出过两次远门。第一次是去医院产下孩子，第二次就是2007年5月10日去林州法院。在这次法庭不公开的审案过程中，她不得不再次与禽兽“大爷”恶狠狠的目光相遇，甚至受到了禽兽“大爷”新的威胁。禽兽“大爷”离开法庭时对她父亲恶狠狠地说：“当心我出来把你女儿搞死！”
身体上的虐待结束了，但小燕可能还会长期受到创伤后应激紊乱症的折磨：生理上的变化，心理上的抑郁、避世等。心理学专家李怀玉在得知小燕情况后说，如果不及时对小燕进行心理疏导，身体上的重创和精神上的恐惧会把这个13岁女孩压垮。
报道的最后还提到：“小燕在等待判决的日子，喜欢上了翻看家中墙上的挂历。6月1日是她亲手养的四只小猫满月的日子，她现在已攒了十多块钱，盘算着‘在那天割些肉给母猫补补’，但她却有意忽略了，那一天，本该是她的节日。”这个结尾引发了我们痛心的思考。真的有这样的心理治疗，可以抹平受到过来自成人世界重创的孩子的伤痛吗？除了遗忘，遗忘那个被暴力摧残、被噩梦纠葛的童年。我们祈祷小燕学会遗忘，就像遗忘对她已毫无意义、早就流逝了的儿童节一样。
类似小燕这样的极端案件，在农村并不鲜见。小燕一案的办案民警面对记者采访时，就一口气列举了数起。随便翻开网页，同类的案例俯首可拾：
2004年3月，四川省一年仅13岁的女孩小英，因父母长年外出打工无人看护，被伯父长期诱奸。女孩小不敢说，也不清楚自己的生理变化，直至最终在事先无人知情的情况下，生下一个孩子，其伯父的兽行才得以败露。
《新法制报》报道，2007年4月12日，某县一七旬老翁以动画片为诱饵，多次将邻家13岁小女孩骗到家中进行强奸，之后还怂恿另一老人与该女孩发生关系。村民罗某知道李某和宗某霸占英英一事后，不但不报案，还以同样的恐吓手段多次残忍地与英英发生关系。
四川新闻网载，作为中国人口及劳务输出大县的四川某县，一长期寄居亲姑妈家的肖姓女孩，多次被其表哥奸淫而不敢告发。而有数据统计，2002年以来，仅三台县检察院共审查批捕奸淫幼女案就有20起，涉及21人。
《贵州都市报》报道，贵州省某乡镇一村民家三个女孩多次遭到他人的奸淫，其中最大的11岁，最小的年仅5岁。
东北新闻网报道，一个3岁幼女遭人强奸……
如此众多灭绝人性的伤害案，主人公都是留守女童！
记者朱长振在报道中说，这些并非偶然的案件背后的事实是，当学校和以外出打工为重心的父母之间存在安全衔接上的“真空”，农村未成年留守女孩就很容易成为性侵害的对象。对此，社会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事后的缉凶与疗伤。显然，性伤害已经对女孩以后的生活产生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心理上会感到恐惧、抑郁、情绪低落，也可能出现焦虑症、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生理上的伤害尚有治愈之法，而这些不良情绪很有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
我们身边的小“雨人”
我的党校朋友文丽萍曾在2006年冬季极其寒冷的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只为和我讲一件痛心的事。她在长江中下游某村做调查时发现，一个村，70%以上的孩子未断奶就成了没有母亲照顾的孩子。那些年轻的母亲，有的是出于家庭经济困难，外出谋生养家糊口；有的是向往外面的世界，想出去逛逛，反正在大潮流上，都在往外跑。这样，就苦了那些还不会说话的孩子。
她说她最忘不了的是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在母亲离开家之后的一个月，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示意奶奶抱她到母亲的房间里去走。每当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孩子的双眼就奇亮，到处搜寻，可母亲不在，自然找不到。而一旦将孩子抱离这个房间，孩子就大哭。孩子的奶奶说，心里那个疼呀，可孩子母亲要去，有什么办法。这样下去，如何是个头啊？
朋友说，这个画面已折磨了她很久。
未断奶的孩子是如此，那些正在长大着，又在内心迫切渴望得到父母呵护的半大孩子，又何尝不是呢！
男生杰杰，十一二岁，读初一。
梳得顺溜溜的头发，拉得齐整整的衣服边，白白净净的手脸，不时露出羞涩涩的笑模样。看得出来，他特别在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只是他的笑，却总让我看到一股揪痛人心的忧郁。和他的谈话时间本来只准备了十分钟，但他欲言又止，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却又总是在我刚做出结束谈话的暗示时，抬头冲我一笑，使我不忍送他回教室。
“父母出门五六年了，现在习惯了吧？”我问他。
“不习惯，以后也不得习惯，我天天盼他们回来……”
“我想回我自己的家，在伯父家里，我老是想哭，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个儿小，有时候同学就欺负我……我心里有自卑感，虽然我知道个儿小不是自卑的理由，但父母不在家里，眼泪总是容易流出来……”
“我住在伯父家，堂兄经常欺负我，很多事情就我一人做，有时候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有话不想跟伯父说，想跟爸妈说。心里总有要哭的感觉……”
“还有、还有，回家以后，看不到爸爸妈妈，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心里总觉得空。我想父母能够在家，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妈妈能够进来看看我，爸爸摸摸我的头……这样才像一家人的样子……”
上课铃声响了，他还是没有说完他想要说的话。离开我的时候，他走几步一回头，似乎还有很多的话想要倾诉。在他最后一次回过头去时，我看见他很快地抹了抹眼睛。显然，我的问话触到了他心中的痛处，对父母难以抑制的思念和眼下不能适应的生活环境使他又有了流泪的冲动。在看到他以袖拭泪的那一瞬，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里曾让多少母子痛哭流泪的一幕--母子被迫分离的揪心场景倏地闪现在我眼前。
“想要一个家，一个自己的家。左手牵爸爸，右手牵妈妈。”男孩杰杰留在我调查表上“最大的愿望”一栏里的这句话，让我潸然泪下。
一边是孩子们掰着指头一天一天苦数归期，一边是父母因这样那样的考虑，很少返乡。对于尚在中小学生阶段的留守孩子，父母伸手可及的发肤、触目可及的音容笑貌，就像婴儿需要吮吸母乳一样，是他们生命的基本需求，简短的几句电话问候，怎么能抚慰孩子的情感，更何况有些儿童甚至想听听父母的声音都不可得。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课题组2004年8月对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中西部十个省区115个自然村的留守儿童状况调查，“大多数父母与留守子女的电话联系频率不足1次/月”。在接受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访问的父母中，60%半个月或一个月与孩子联系一次，10%平时根本不联系，只在过年过节时回家看看。我们在走访中了解的情况与之近似，在我们抽查的600名“空巢”学生中，只有25.9%的孩子经常与父母联系，而“有时”和“很少”联系的分别占29.4%和25.9%。有43.7%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打工的具体城市或单位。大多数的父母每年主动打电话回家的次数也不超过10次，而且为了节约，与孩子通电话的时间平均每次也只有3分钟左右，谈话的内容仅局限于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孩子内心的孤独、焦虑与渴望一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湖北大学心理系严梅福教授认为，父母长时间不回家，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势必会淡漠，孩子年龄越小，造成的关爱缺失越明显，并影响到孩子健全人格与道德观念的形成。
不仅如此，对孩子的心理伤害，甚至在其一生中都会留下痕迹。
2006年12月的一天，我走访了一位被学校树为留守孩子典型的13岁初一女生小君。
女孩的家，在山坳间，周围全是秃秃的山。走近她的家，远远听见老人的咳嗽声。厨房里，黑咕隆咚，小君正在用柴火煮饭。灶台上，有她给奶奶煎好的中药。对比学校给我看到的照片，我眼前的小君要显得木讷、消瘦得多。小小年纪，脸色灰暗，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短短的半个小时，小君说话老是走神。我问她是不是病了，她没说话，只摇了摇头。
小君告诉我，父母外出打工已五年，一年回家一趟。父亲有三弟兄，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太好。奶奶常年卧病在床，有老年痴呆症，听力与视力都不行。奶奶病中的残余岁月，就靠父亲三兄弟轮流供养。轮到小君家时，因父母没在家，就由小君照料。小君说，每年有四个月，她都这样过：早晨五点起床做早餐、煨药，中午买菜回家做饭，晚上回家做饭、洗衣、熬药。做完这些事情，就到十点了，然后开始写作业，作业经常写不完。
我担心地问她，一个女孩子，晚上有人陪伴吗？她说奶奶经常住在她家里，晚上就跟奶奶一起，各睡一间房。我当即找她要到其母亲的电话，想就孩子晚上单独住宿这件事，与做母亲的进行探讨，可是没能联系上。
2007年年初，我又打电话到小君所在学校，竟获知小君因患抑郁症，已经休学了。
我们对同一镇六个村的留守儿童（共1190人）问卷调查显示，近60%的留守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在他们中有66%的留守儿童不愿意与代管父母说心里话，有30%的留守儿童谈起父母，神情显得十分冷漠。调查还显示，父母外出时间越长，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越大，程度也越严重。如敏感、自卑、逆反等。年龄越小、与父母关系越密切、越是喜欢与父母交流的孩子越是明显。且女生比男生严重，拿小学生比中学生严重。包括很多在学校被广为推介的优秀孩子典型，一旦父母离开的时间过长，他们积极乐观的天性也会遭受戕害，像小君，终究还是成为了父母和学校不放心的孩子。
另一女孩小洁，父母同样因生计所迫，将她送到以前很少来往的一亲戚家之后，便一同外出打工。突然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小洁极不适应亲戚家那种吵吵闹闹的气氛，与亲戚家的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儿。想到爸妈说的仅是一年的期限，小洁也就捺着性子忍着。可好不容易盼到快过年了，在亲戚家一天都不想多呆的小洁在给父亲打电话时得知，父亲春节加班，过年不回家了。苦苦哀求之后，小洁听到的还是那句“绝情”话：“不能回去。”放下电话，她便陷入到异常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小洁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整整两个多月时间，她不叠被子，不写作业，不收拾房间，亲戚、同学、老师喊她，她也爱理不理。可没人时，她却自言自语，反复嘟囔着这样两句话：“妈妈不管我了！”“爸爸不要我了！”到了后来，她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时而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时而蒙着被子沉沉地昏睡……小洁的异常表现，终于引起了亲戚的注意，这才想到打电话叫回小洁的父母。父母回来领她到医院检查，可怜的小洁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余秀华在《成人病向孩子进攻》一文中列出的十种“最爱找孩子麻烦”的病，其中就有抑郁症。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发生于幼儿时期的抑郁症，多发于留守幼儿或亲人突然亡故的人群中。临床表现为焦虑不安、抑郁、恐惧、不爱活动等，伴有自闭、攻击性强、胆小、表达能力差、注意力不集中等异常行为。其实心理疾病的形成往往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及时发现孩子的异常表现，找出背后的原因，对症下药，及时解决，就不会发展到需要依赖药物治疗的严重程度。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代理行使监护权的人或能力有限（如老人），或不够尽责，于是留守儿童就成了抑郁症的多发群体。
悲剧还不仅如此。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相信所有的父母外出打工，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都是想为孩子挣一个好的未来。然而事实往往与意愿背道而驰。一边是父母为了儿女心甘情愿在外面吃苦受累，而另一边是留守孩子在冷清的家里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与痛苦。有的孩子在长年望不到父母关爱的情况下，感觉自己“被遗弃了”，对父母常年在外表示“恨他们”，有的孩子甚至选择自杀，来逃避命运、报复父母。
在一个山区采访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4月，一初二男生母亲早丧，在父亲外出打工后，寄居在奶奶家。因两次向奶奶讨要交给学校的生活费无果，几次打电话给父亲又都无人接听，男孩便来到母亲坟前痛哭。最后回到自己破败的家，用砖块把门锁砸开，喝农药而亡。事发三天后，已多日不见孙儿的奶奶才想起去寻找。第四天，奶奶推开她已一年没开过的儿媳的门，才在孙儿原先睡过的床下找到孙儿的尸体。当时尸体横卧在一床破棉絮上，面部表情狰狞，双目圆睁，整个头脸、手、脚正被无数苍蝇叮咬，其景惨不忍睹。远在他乡的孩子父亲接到噩耗，当场昏死过去……
2005年11月，在另一个山村，也发生了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孩，于母亲再次离家外出打工的次日早晨，喝农药自杀。孩子的死令当地舆论一片哗然：一个众人眼里懂事的乖乖女，为什么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通过走访周边邻居，人们了解到，女孩母亲外出打工，家里就父亲一个人种着十亩薄田。家里没有主妇照料，父亲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与沉重的精神压力的双重压迫下，脾气变得格外暴躁。尽管懂事的女儿每天要做很多的家务活，学习成绩也非常好，但稍有不顺，父亲还是要打她骂她。母亲出门的当晚，女孩因一点小事，又被父亲骂了一顿。看到别人家女孩十几岁还是母亲怀里的娇娇女，自己小小年纪既要失去母爱，又要像个苦力一样从事繁重劳动，还要遭受父亲的责骂，女孩伤心欲绝，整整一个晚上未眠，天快亮时，一气喝下了放在家里的半瓶农药……
2007年6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两初中女生小华和小慧，因被指与人同居，手拉手投水自杀的悲惨事件。报道称，被打捞出水的时候，小华的左手和小慧的右手被自己用挂绳牢牢地绑在一起，打的是农民绑牛用的那种死结。当地农民说，这种结越挣扎就会捆得越紧。可见当时孩子死意已决，不是一时冲动。
“活着太累了，还不如死了算了。”这是两个女孩死前对好朋友说的话。
在网上输入“留守孩子自杀”字样，呈现出的惨境触目惊心。--13岁的男孩涛涛，在生日那天以上吊的方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找不到直接的诱因。涛涛家境不错，生活上没有压力，家人都外出打工了，与他人也没有什么矛盾。去学校了解，孩子在学校也一切正常，没有被老师责备过，和同学相处也融洽。有村民推测，一个13岁的小男孩，每天晚上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小楼里，就是成人也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何况是一个孩子。
--家居鄂北大山深处的小强，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却在去年春天投河自杀。半月后，才在河边找到他的尸体。小强在万言遗书中写道，他只有3岁时，父母就抛下他，一直在外地打工，而把自己留给了爷爷和奶奶。有一次帮爷爷奶奶从树上摘柿子，不慎从柿树上跌下摔伤，从此就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
--湖北浠水县一个13岁留守女孩自杀前，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好想妈妈，妈妈从我读小学一年级就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那短短的一段时间才能与妈妈在一起。每当有别的孩子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送菜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是我家不穷该有多好，如果家里不穷，妈妈就可以在家里，不必常年在外打工。妈妈，今晚，你是否听到我的哭声，是否感到我在想你。”从日记里，我们不难看到一颗脆弱、孤独、寒冷的心在哭泣。
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瞬息消亡。留守儿童在重压之下采取的过激行为，给父母、给家庭、给社会留下言之不尽的疼痛。
留守孩子缺少父母的温情，大多比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容易产生孤独感、自卑感、悲伤感，好强的孩子往往还会有意掩饰内心的孤独，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性自闭，不善于也不喜欢向人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诸多在学校和代管父母面前表现良好，甚至特别乐观的留守孩子，其实他们都有着双重性格。在这些个案中，如果父母平时与孩子沟通多一些，如果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健全一些……
天使美丽不再
我一直认为，未成年人犯罪与其早期的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治疗有关。
超超，初一学生。在我向学校提出要几个表现不太好的孩子进行座谈时，学校把他给了我。
据班主任老师介绍，超超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孩子，打架有瘾，一打就非得把人打伤不可。凭第一眼的印象，即可判断超超与杰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果然，他说话大大咧咧，粗声大嗓，问一答十，竹筒倒豆子，整个人像极了一把浸满了汽油的柴火，似乎丁点儿火星靠近，就可噼噼啪啪地着起来。
“为什么要和同学打架？”
“他们看不起我，他们总是笑我、骂我。”
“骂什么？”
“野家伙！”
“像这次，你把别人的眼睛打伤了怎么办？”
“打伤了别人，妈妈就会回来！”没想到他的回答让人心惊肉跳。
“你怎么晓得他们会回来？”
“不出事妈妈不会回来，出了事，就会回来！”
“以前出过什么事？”
“我的腿摔断了，妈妈就回来了。”
“怎么摔断的？”
“一天下大雨，同学都有人送伞，我没人送，我一个人就在雨里跑，碰到了一摩托车，撞断了右腿。”
“妈妈回来陪了你多久？”
“没到两个月，腿好了，妈妈就走了。”
“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愿我的腿没有好。”
“……”
“如果腿没有好，妈妈就不会走……”
说完这句，刚才还呛着一股火药味儿的声音像陡然浸满了潮气一下子低了好几度，最后他竟当着我的面饮泣起来……
徐洁，初三学生，我在一所学校组织孩子们座谈时，他偷偷把一封信塞在了我的口袋里。找老师了解情况时，分管德育的副校长说，这也是一个在学校里上课只打瞌睡不听讲、带头逃课闹事、影响很坏的“老大难”孩子。可拆开孩子的信，我们不难窥见到孩子其实极其矛盾的内心世界：
我爸爸妈妈外出做生意快七年了。爸妈出门的时候，我想和他们一起走，但他们不同意。那个时候，我很想他们，每天都想。
我本来是很坚强很快乐的一个孩子。但自从爸妈出门后，我到了舅舅家，我就不了。进入舅舅家后的我，很调皮，很坏，不是个好学生，不是个好孩子。当然，这都是他们说的。我只感觉到，舅妈的脸色，使我不想回那个“家”。有时候，我真想跑掉算了，就算跑到外面流浪也行。我甚至想到父母反正已经不管我了，我干脆死了算了。
去年舅舅实在受不住我的调皮，在暑假时跟我说，要把我送到爸爸妈妈那里去。
那一次，想到马上可以见到爸妈了，心里好高兴啊！在我的想象中，爸妈到了城市，一定更年轻了，更精神了，也像城市人一样，变漂亮了！我想象着爸妈的样子，做着留在城市里像城里孩子那样好好读书、天天跟上班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好梦。可是到了广州才知道，他们租住的竟是一个与厕所差不多大的小屋，爸爸每天上班要到凌晨两点多，妈妈摆的小摊生意也不好。那里的情形根本不可能留我在城里读书，我只得回老家。
“莫等愁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次回到舅舅家后，想起爸爸妈妈在外面很辛苦的样子，我总是把这些古人的话一遍遍写在本子上，来管束自己。可是，“家”还是那个样子，我没有勇气待；在外面玩野了，上课的时候，我也集中不了精力听老师讲课；当别的同学又想欺负我的时候，我控制不住，想打架、想跑。我开始逃课，和人打架。打不赢的时候，我就叫上几个在外面玩熟的朋友一起打……
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很后悔，有时候我也流着泪发誓：我是男子汉，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强起来！可是，每次都做不到，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做得到……
这两个个案所反映的情况，在留守儿童中非常普遍。他们衣食无忧，但自小渴盼亲情呵护，而他们，恰恰是这个最根本的愿望却得不到满足。面对孤寂的生活，如超超，甚至不惜以伤害他人、伤害自己为代价换得母亲的归来。徐洁的情况在生活中更具典型性。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缺乏良好的倾诉对象，在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期得不到父母正确的引导，在情感上也得不到足够的关心，便很容易走上偏路。
2009年9月的一天，我去拜访一位家教指导专家。他说，要了解留守儿童，就得到他们的聚集点去看看。
那是一家歌舞厅，刚刚走到门口，三五个脸上涂着脂粉、填着蓝色眼影、染着艳色口红、穿着超短裙的“姑娘”就围了过来。俗艳的装扮、轻佻的眼神，与那尚未完全成熟的年龄极不相称。其中一人显然与专家挺熟悉，张口就找他讨烟抽。专家说，这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父母不在家，便逃学逃课，小小年纪便跑出来闯“世界”。
家庭教育的缺位，使学校教育的功效也大打折扣。小一点的孩子，学校可能还管得了，读五六年级，学校往往就管不了了。而留守儿童一旦脱离学校管束，流入社会，游弋于家庭、社会、学校“三不管”地带，“三室两厅”（电子游戏机室、台球室、录像室、歌舞厅、卡拉OK厅）就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许多学生周末不回家，在“三室两厅”把钱花光了就去偷。
据我们对78所学校、7个看守所3000多名留守孩子的相关调查统计，在老师或同学眼里，行为习惯综合评定较差的多达1300多人，占39%。这些坏的行为习惯包括：花钱大手大脚，好吃懒做、小偷小摸；时常不回家，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抽烟喝酒，甚至染上毒品；与涉黑团伙有瓜葛，成为危害社会、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帮凶。
当然，也不是只有留守儿童家庭容易滋生犯罪少年，在我们所调查的2418名少年犯中，被捕前有52.3%（1264人）的人长期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24.4%（591人）的人与亲生父母均不生活在一起；23.3%（563人）的人与亲生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生活在一起。只是在少年犯与普通初中生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前者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比例远远高于后者。
在家庭与学校获得表扬少、批评多、体罚多、歧视多，是他们心里最深的隐痛。有33.4%的孩子很少受到父母和老师的表扬，而14.6%的孩子从来没有受过父母和老师的表扬，两者占了少年犯总数的一半。处于14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大部分都对自己没有清楚的认识，很多孩子都有自卑感，加上有的父母与老师习惯于体罚孩子，批评打骂孩子，这样迫使他们远离原先的群体，走向陌生的社会。
涉毒女孩“四进宫”
在被管教干部叫进来与我说话前，芳芳正在冬阳下为同监的女犯剪发。阳光照射下，看着她专注的眼神和麻利的双手，我不敢相信，就是这个外表柔弱的姑娘，从11岁开始就出门“闯世界”偷盗、抢劫、吸毒、卖淫、贩毒、协助强奸，可谓无恶不作。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芳芳向我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一步步走向犯罪的心路历程。
小时候的芳芳，是一个既聪明、又好强的女孩，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成绩每次都排在班上的前三名。芳芳九岁那年，母亲抛下她和弟弟离家出走，父亲则把姐弟俩带在身边，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父亲忙于招揽生意，对姐弟俩的生活难免有所忽略。看到同学的妈妈雨天送伞、冬天送衣，芳芳常常感到孤单，与同学相处也变得自卑、敏感起来。
读到四年级时，看生意清淡，父亲关了饭馆也出了门，留下芳芳姐弟在奶奶家寄养。一次，芳芳偶然听到了两个同学议论，说芳芳母亲在外找了人，跟一个走南闯北做生意的男人跑掉了。母亲联系不上，芳芳打电话找父亲求证，从来只知道宠自己的父亲这次却给了她一顿狠狠的骂。文化成绩已远远退步、经常受到同学们讥笑的芳芳一气之下，遂离家出走。
漂泊在外的芳芳，既没有钱，也没有经验。困了，就睡在车站候车室；饿了，就乘人不备到小摊小店“拿”。不过三天，芳芳就被当地收容所的人发现并遣送回乡。
父亲得到消息，第二天便辞工返乡，准备为了儿女留守家中，靠两亩薄田谋生。然而令芳芳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已不是原来的父亲了。母亲事情的打击，使父亲温和的个性逐渐变得暴躁起来。一点不顺心，便对芳芳姐弟非打即骂。在父亲的拳头下，对家已经深深绝望的芳芳再次出走。
这次出走，芳芳跑到了省城，并结识了一个叫红哥的女孩。红哥父母也在外打工，说起家事，两人同病相怜，遂结成姐妹。起初，她们在城市靠半捡半偷单位家属房里的零碎物品当破烂卖为生。没有钱只能睡街角，有钱就可以住旅店。她们开始入室盗窃，只要见到门没有关的就进去偷。为此，芳芳曾先后两次被送进未成年犯管教所。
接下来的岁月，用芳芳的话说，“被抓住还强些，有人管吃管住。在外面，真的很惨，自己无法把握自己，只能跟着社会上一些人顺水流舟，生活也变得乱七八糟。”芳芳开始交男朋友，但男友没让她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反而使她进一步滑落到罪恶的深渊。1996年她因涉嫌协助强奸，被第三次抓进未成年犯管教所，原因是与她有同居关系的男友强奸了她上门来找工作的表妹。在看守所里，她对我说她真的冤枉，案发时，她并不知情。在得知真相后，她痛打了一顿男友，还拿出所有的积蓄用于补偿表妹，跪下来跟姑母说情，希求平息这件事，结果还是被姑母告了。在亲人唾向她的口水面前，她明白自己已是十恶不赦的坏女孩，没有人再会相信她的无辜，包括她的所有亲人。
第四次来到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因为芳芳沾上了可怕的毒品。“1998年，我交了一个正式男朋友，有一次他带我到他们家，拿出一包粉末（毒品）吹，并告诉我该怎么吹，跟吸烟一样--我12岁就吸烟。成瘾后，一旦瘾发，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身散架，骨头里面怪疼，像有千百只蚂蚁在咬。强制戒毒也搞过两次，但出来又复吸了。”
在谈话结束之前，她还给我看了她刺在胳膊上的一个阴森森的“恨”字，说是这一次被抓进来时刺下的。
我问她，你恨什么？她说恨母亲。也恨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恨母亲生了她，却遗弃她，不管教她；恨自己陷入这种生活不能自拔。她还对我说，她很后悔自己小时候太争强好胜，她应该体谅父亲的难处，好好读书好好做人。因为吸毒，她现在落下了难以治愈的骨髓炎。虽然现在在看守所里每天都打点滴，但效果甚微，很有可能会成为残疾。但她也庆幸自己没有传染上其他绝症，她说她一同共过患难的朋友中，有两个已经得了艾滋病，死了。
“母亲来看过你吗？”我问女孩。
“迟了！”女孩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我小时候成绩本来就好，如果我娘在家，我完全可以读书，有了好的家庭环境，我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说到这，女孩痛哭不已。
懵懂少年误入“黑”“恶”
“父母平时怎么教育你？”
“不要在外面花搞，好点读书。”
“为什么想去上网？”
“家里冷清，没有一个人，心里面空。”
“上一次网一般多长时间？”
“有钱的话，就上一个通宵。”
“哪里来的钱？”
“父母给的，有时候有网吧结识的朋友请客。”
坐在我面前的小健，16岁，在初二时因打架、逃学，被学校劝退，现系重大犯罪集团成员。我见他时，他正处在羁押期，相关人士给我的案件资料上写着：“羁押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两个月。”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父母经常不在家，反正家里没有人照顾，生活也没有人管，就和同样没有父母在家的两个同学经常一道去网吧玩，玩网络游戏，玩传奇盛大的网络游戏。还上QQ聊天。有时候得到的装备比别人好，就觉得刺激！装备好，就可以对更多的人产生威胁。就有快感。”
“有一天，一个请我们吃过两次饭的朋友打手机，问我在哪里，我们三个回答在网吧，他就过来了。他说，有点事找我们帮忙，要我们过去，我们想都没有想，就坐上他租来的车。四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户人家，在朋友的授意下，把叫‘大瞎子’的家搜了一遍。回到客厅时，我看见朋友‘嗖’地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寒闪闪的砍刀，逼着‘大瞎子’交出东西。当时我吓了一大跳。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就是毒品，是黑吃黑。他不愿交，我们便在朋友的暗示下，罚他跪、打他、拧他、踢他、踩他，就差没有砍死他了。看我们人多，后来，‘大瞎子’把毒品就交出来了，一个塑料小包、手机也交给我们了。朋友要我们把搜到的手机卡粉碎丢进厕所，用水冲。朋友说，‘大瞎子’经常黑别人的毒，得狠狠教训他。”
“后来我爸从邻居的电话里知道我总是跟外人在一起夜不归宿，怕我出事，就带我出门打工。父亲帮我办了假身份证，我没什么技术，他先是帮我在超市找了个上货的活，受不了那种劳动强度；后来又帮那种露天的大卖场看场子，但太阳太辣，辞了。后来找进了厂子，工作是接纱头，也挺累人。我们那个班的班长看我不顺眼，总是喜欢挑我的刺，一次把我惹急了，想都没想，拿了把水果刀就去戳他，他跑，我开始追，好在最后也没戳着。从此我不再做工，一个人整天在外面闲逛。后来又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对我也很好，隔三岔五地接我到惠州养生堂洗脚按摩，吃夜宵，还经常请我们玩蹦的，喝酒、唱歌。后来，我就常常跟他。
“第二次帮人忙，就是这个朋友。他打我手机，约我们一起吃饭。我去了。谁知道他也是要‘解决’一个毒贩，黑吃黑，找我们在一起好帮着他长‘士气’。我们来到城关镇政府门前一个僻静的地方，等那个人一露面就把他扑倒在地，狠狠地用脚踢，踢得他大叫救命，可能肋骨都被我们踢断了几根。刚好有一个路人经过，便打了110，不然，可能这个人就被我们打死了。”
“你根本不认识人家，就这样冲上去就打？”我问。
“是的。”
“没有想到这是犯法？”
“没有。在外面混世界，最重要的是朋友义气，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据该县公安局负责人说，与小健有牵连的这个涉黑团伙共有27人，除6名主要成员是成人外，其他协同作案的全部是涉世不深的流浪少年，现在除5人在逃外，大部分已被羁押。这也是该县破获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涉黑集团。
因为缺少家庭与学校温暖，孩子们一般都格外珍惜所谓的“朋友”之情，社会上一度绝迹的帮派势力有所抬头，与这些孩子的大量存在有相当的联系。大多数孩子主动、被动独立接触社会时，都还没有形成正确的是非观与价值观，只要有人施以小恩小惠，甚至仅是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他们就认为自己应该生死相托。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他们这种心理，诱骗、胁迫孩子们协同作案。该看守所还有两个14岁少年被人买凶杀人。仅一条烟、两顿饭，就葬送了一条生命和这两个少年的前程。
前面曾提到对留守儿童的性犯罪。许多女孩的悲剧不仅是遭遇性侵害，还在遭遇性伤害后，自愿成为罪犯的帮凶。我所调查的一个学校，一年中先后有三四个女孩辍学流入社会，原因是这几个女孩中有一人曾被买“处”，后来在她以金钱相诱之下，有三个同学走上了跟她同样的“路”。
其实，没有不良的少年，只有不幸的少年。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亲情之爱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往往起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丧失父母亲情会出现许多始料不及的后果。孩子远离父母良好的教育，更多地暴露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便很容易偏离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在社会化过程中人性严重扭曲，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今年2月走访一个小山村，在村中小店歇脚时，小店老板告诉我说，有一段时间每天早晨烟摊的烟都会少几包，但总是抓不到人，最后还是孩子们自己“窝里反”才知道，是三个孩子联手做的“手脚”，为的是用烟换几个钱去上网。
一次在乘火车外出采访的途中，一个经常跑外地做衣服生意的河南籍中年妇女跟我聊，说这几年她每次坐火车从外地回乡，刚进入家乡地界，火车上都会有工作人员用广播提醒旅客注意钱包，说本地小偷最厉害。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她的内心都像有针在扎一样，“其实这些小偷也就是几个半大孩子。”就是这些无人管教的“半大”孩子，犯事了抓进派出所去接受教育，放出来又继续作案。让父母管，父母也没太管；告到学校，学校最多也就是罚站，还能怎么样。开除？开除更没人管了。这些孩子从小偷小摸开始，有的天长日久渐成大偷，甚至发展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近些年来，少年违法犯罪越来越呈现出低龄化、多样化、集团化、手段成人化等特征。我所调查的一个县级市，2005年8月批捕的顺子等八人故意伤害案，仅一人因琐事与人发生矛盾，顺子等即结伙持刀持枪无故将四名受害者砍成轻伤，抓捕的八人中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16岁。《农民日报》2005年6月6日报道，浙江省苍南县破获的一个由农村未成年人组成的“五街帮”犯罪团伙，涉案三百余起，其中包括绑架、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活动。在《南方日报》报道《呼和浩特：少年缘何踏上不归路》中有一个13名青少年组成的特大抢劫团伙，连办案警察都称“出手如此毒辣的孩子还是第一次遇到”。无独有偶，新华社《新华纵横》记者陈淼、编辑张如仪以《少年踏上不归路》为题，报道的贵州某县留守孩子吴某涉嫌“杀人、放火、抢劫、绑架”等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件。其中的吴某亦被当地警员称为“从警二十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
“父母不疼我，疼，我就有心了。”吴某告诉记者，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疼过他，看过的黄色影碟就随意扔在家里。吴某的爷爷后来对记者说，吴某自小时候起，就没有感受过多少家庭温暖，被父亲痛打是经常发生的事。父亲还因抢劫罪被判刑，母亲后来也离家出走，孩子只能跟他过，这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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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人：阮梅（节选）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人。开放空间，独家访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这里是CRI会客厅！我是主持人乔卫。
乔卫：说起中国，可以用“转型”这个词来概括转型期中国有各种各样转型状态的现象发生，其中一个现象就是留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在城市化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过程中，很多农村人口，他们进城，乃至出国，形成了庞大的留守人群，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更有孩子。今天我们就来和一个专门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作家对话。她曾经完成了《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这部专著，作者是阮梅。
解说：阮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从事农村中学生心理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查，曾出版多部作品。在《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和《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两本书热销之际，主持人乔卫拨通了被媒体称为“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人”阮梅的电话。
乔卫：阮梅，你好！
阮梅：你好。
乔卫：这本书耗费了你很多心血，因为调查了很多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说到这些留守儿童，你能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你调查的这些留守儿童在你心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用一个词。
阮梅：痛。
乔卫：痛，一个字。那说到留守儿童，我们可能很多海外的朋友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留守儿童？或者说留守现象在中国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带来了社会各种各样的影响，其中对于家庭的影响就是打工大军离开自己的家园，到新的区域去完成自己的生活使命，家里就会有老人，有孩子。2000万留守儿童，很庞大的一个数目，形成这个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有其特殊的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改革的深入、经济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在农村城镇化实现之前仍然十分突出，农村与城镇人均收入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三农”问题日益突显出来。为解决“三农”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等政策，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农民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但“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中国人口总量众多，国情复杂，发展很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之后，“三农”问题尤显突出，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减少实质意义上的农民，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农业风险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势在必行。在这体制转轨、改革阵痛的特殊历史时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
解说：上个世纪末，当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的问题一次次被提出、引起关注之时，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开始进入我们的视线。阮梅历时三年，跨越五个打工省份，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深层次问题展开调查。
乔卫：阮梅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势在必行，一个是不可避免。刚才阮梅说到了自己接触这么多留守儿童的一个感受，就是“痛”。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痛的由来，因为任何阵痛、长痛都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问题产生。那么，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阮梅：是缺少父母亲情关爱，父母应有的教管。
乔卫：我们知道，孩子离开父母的庇护，也可能会同时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这是一方面。但正如阮梅所说，如果父母离开了，对于需要家庭关怀的孩子来说，应该是情感的一种缺失。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有很多方面，你觉得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会不会有一种爱能全面替代父母的亲情？
阮梅：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主要的作用，是对孩子的成长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家庭教育是伴随人一生的教育，没有哪一种爱能够全面替代父母的亲情。
乔卫：所以不管是隔代监管，还是来自社区等多方面的关爱、关心，都不能代替父母在孩子情感上的作用。托管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如生存、道德等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孩子的父母，你有什么建议，他们怎么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孩子呢？
阮梅：我的建议有三个。首先，外出父母要为孩子留下更多亲情之爱的空间。父母外出之前，要积极、妥善地处理好与代管父母、学校班主任老师、孩子邻居的关系，针对孩子身体状况，性格爱好等实际，主动和他们沟通，确定适合孩子的教子良策，促成孩子周围更多的人愿意担负起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协助管理的责任，让孩子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能给予爱的温暖的环境里。二是要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减少父母外出对其子女造成的不良影响，让孩子相隔千里之外仍然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疼爱。利用假期谈话或平时电话、书信等形式与孩子沟通交流。三是讲究家庭教养艺术，以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身体为第一要务，激发孩子多方面潜能。留守儿童相对孤独，大多容易滋生自卑心理，形成忧郁性格，父母要给予孩子充足的自信，在经常性与子女进行情感交流和亲子互动的过程中，无论采取哪一种交流方式，都要认真倾听子女的心声，细心询问他们的生活，身体与学习情况，无论孩子做到的成绩与父母期望相差有多远，都应积极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并给予好的建议。遇到儿女确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应改变专制型、放纵型等简单与粗暴的管教方式。使孩子在父母浓郁的关爱中滋生积极努力、乐观向上的强烈欲望。其次是教会孩子迎战挫折的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的锤炼，生活自理能力的锻炼，生命安全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独立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勤劳刻苦、迎难而上的顽强斗志的激发。无论父母走多远，这些都是作为父母必须对孩子履行的成长教育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其三是教会孩子抵御社会不良诱惑。要让孩子远离网吧，远离电游，远离暴力，远离火灾，远离水患，远离车祸，亲近学习，亲近同学，亲近家人。按时上学，按时回家。病了要医，饿了要吃。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一定要主动向代管父母、邻居、班主任老师求助，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快乐的生活与学习。
乔卫：听完《世纪之痛》作者阮梅这番话，我特别有一种感觉：她的文字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意识，这种意识不是顾影自怜，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自觉地关注底层大众的良心和责任。正是带着这种责任和使命感，怀着一份沉甸甸的对底层大众的良知和关心，阮梅才完成了这本沉甸甸的《世纪之痛》。刚才说了，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但还是要把家里的事情管好，把孩子管好。哪怕是托管，也要完成这种使命。那么对于代管孩子的监护人来说，应该怎样抚养这些代管的孩子？他们要为这些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才能使这些孩子能相对地更加健康地成长呢？
阮梅：无论谁做孩子的“代管父母”，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做到让孩子们吃穿不愁容易，让孩子感觉幸福与快乐却需要“代管父母”长期的付出。孩子最需要的环境，是整个社会环境要向良性的、适合少儿健康成长的方面发展，包括公共场所的文明秩序，娱乐场所的治理整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目前，“代管父母”已经延伸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在有一些地方，已经有很好的尝试。从大面上来说，有的学校实行住校制，对父母外出的孩子进行集中管理，在这样的学校，有专门老师指导和引导孩子们课外的生活与学习。有的地方是国家公职人员做“代管父母”。我所生活的地方，华容县万庾镇，有881个农村留守儿童，其中，有168个缺少亲情照管的孩子，都是由镇、村干部、党员代管着。万庾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在节假日带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扩大生活面，社会反响非常好。
乔卫：我想“背井离乡”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是很好的词，不是让人很舒服、很惬意的词汇。但背井离乡现象对生活在农村的很多中国人来说，又一直在上演。对于很多生活还并不富裕的家庭，父母能外出打工，是一个人能力的表现。然而，对留守儿童来说，他们的父母离开了，他们将怎样生存、教育、成长，是全社会关心的问题。阮梅所说，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留守儿童问题不是一代孩子的问题，他们还将影响好几代人。如处理不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想听阮梅的看法。
阮梅：切实解决好农村留守孩子问题，既关系到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又关系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此，党和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关爱农村留守孩子等社会弱势群体已成为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了相关保护性条款，各级各部门都有了具体的行动。全社会已经行动起来。
乔卫：我看了《世纪之痛》这本书，有一种深切感受，觉得作者阮梅不仅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客观生动的描写，而且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现实原因进行了理解和阐释。从文学意义上说，显示了作家捕捉生活的敏锐和勇气。但从大的角度来说，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写这本书，发行到社会中，你希望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什么？
阮梅：自前年“两会”以来，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自上而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是孩子之幸，农民之幸，也是国家之幸。只是，我们国家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留守孩子生存环境的一个长效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一个过程。于中国国情，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状态还将持久地存在。作为一个多达2000万人的庞大群体，谁来为他们修补破损的亲情天空、成长天空？他们的未来究竟会承载怎样的命运？我期望《世纪之痛》这部书，就是一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以及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
至于作品本身，我没有任何企望。事实上，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作品”来看待。它只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些真实反映，是我提供给有志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为社会喊出的一声“痛”。
乔卫：我想呐喊来自内心的召唤，来自对社会民众关切的原动力。从2005年开始，阮梅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节假日，用到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上。我在后记中看到这样的文字：“那时候，我的确没有想到调查的路会如此艰难，以至于今天走出去的路，明天还能够安全地走回来，都是问题。最初的我，像一个没有准备任何干粮与行囊，没有一张明确的路线图，仅凭着热情和冲动，就朝一个模糊的目标出发的行者。”接下来还写道：“我动摇过，想到过放弃。但每在这时，那些留守孩子的脸--顽皮的、嬉笑的，更多的是木讷的、流着泪水的脸，就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们那么幼小，那么需要关爱，那么需要他人的帮助。”我想有情感才能创作好的作品，在长达几年的采访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哪些画面是经常浮现在你脑海当中的？
阮梅：大到2000万之多的留守儿童数字，小到孩子的一个眼神。只要提起父母就想流泪的那种眼神。孩子长期缺少父母亲情照管，一旦被人问起父母，更多的孩子虽然内心百感交集，但外表显现出的却是问不出言语的沉默，这种沉默让人极其难受。有一个八岁男孩坐在我面前，既不说话，也不回班级，只是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十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想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不得不离开时，我看见他终于泪流满面。在调查中看多了这种眼神，我常常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没有从这种眼神中走出来。
乔卫：我想阮梅说这话的时候，内心的感受是非常深的。经过这么久的调查，从宏观上，从社会方方面面齐抓共管方面有哪些建议呢？
阮梅：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近些年，中央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与重视，并且出台了系列举措。应当说，一个全面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新时期已经到来，但仍然期待全社会的整体参与。
孩子是家庭的，国家的，也是社会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它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民），享受了改革带来的方方面面成果的同时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解决需要我们整体的参与，全社会的担当，而不能简单地将责任直接推给中央政府或者农民工。面对那些缺少亲情关爱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回应。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多考虑：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完善学校德育教育，新增儿童教管资源，创立专门代管机构，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政府责任主体，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形成全民参与的态势。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全社会共同建立起一个相互依托，优势互补的强有力的综合性社会支持体系，才能有望彻底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乔卫：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农村个人生存发展权益不能得到完全保障的儿童，很多问题是通过家庭和家族力量进行解决，这是中国的传统。这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是不相同的，西方实行的主要是国家福利制度。我们有没有良策可以借鉴呢？
阮梅：国情不同，西方有的理念不一定有可借鉴性。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产生的特殊问题，解决起来只能靠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乔卫：纵览阮梅的作品，给我一种感觉，作者总是带着母性的情感来进行写作。在阮梅的笔下，总是能敏感触到来自母亲的细腻、温和和宽容。说到孩子，阮梅因为写作，接触了很多孩子，这些年接触、采访了多少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身上有没有共同点？
阮梅：八百上千，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苦一点也可以。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才是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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