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意味着独立，但不意味着成功

    主持人：有一位叫做“刘昌晶”的朋友说，怎样算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你认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应该具备什么特性？

    曹景行：怎么样才叫有思想，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应该有点不同。现实中，大部分人的想法大多一致，如果有不同的想法，意味着独立，但不意味着成功。以自己为出发点寻找有意义的路走下去，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主持人：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想别人不敢想的事情，就有自己独立的思维了，是这样吗？

    曹景行：当然就是这样，人家不敢想你想了当然就独立了。每个人都应该有点不同，大部分人想法大致一致，你能作出不同的想法当然意味着独立，当然不意味着成功，很可能不成功，因为大部分和别人不一样的会失败，但是最后真的起作用的也就是因为这个里边因为和人家不一样所以成功的，但是尽管成功的机会不会太大。

    无私的大锅饭，其实很自私

    主持人：一位网友叫做“大锅饭0002”，您那个时代树立的价值观是国事重于家事，他事重于自己的事，现在的社会是否能回到那个年代的公正无私？

    曹景行：网名很有意思“大锅饭0002”，他有没有吃过大锅饭？我不知道。大锅饭其实挺自私的，大家都想多吃一口。在那个体制下面大家比较平均，比如在那个年代我们要加工资，可能两年加一次5%，才可以加5块钱，为这个大家会斗的不可开交，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租房子，租房子是单位分配的，那么按照人口你家三口人16平方米也许可以给你增加2平方米，但另外一假结婚也要房子，结果为了房子在单位里面吵的很厉害。我们那些党委书记、所长经常为了加工资、评职称、分房子闹的不可开交，你说无私吗？

    主持人：那个时候都是有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曹景行：任何时候都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那个时候追求蝇头小利，到后来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展现。如果只有两种选择的话，我是比较喜欢现在这种状态。

    主持人：一位网友叫做“Sundaymorning”，他说人生苦短，很多人感慨生活不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生活呢？

    曹景行：大家是80后，如果是80年出生的30岁，是而立之年。曾经有一个凤凰卫视的同事问我你而立之年的时候做什么？我说还在种地，还不知道第二年有机会让我读大学。实际上我前面30多年要比你们起码少到10多年，你们读大学是19岁、18岁对不对？我读大学31岁。

    短还是长要自己把握，我倒不觉得太短，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蛮多的。我在倒计时，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我50岁就开始倒计时，还有10年退休了，这个时间我可以做什么，我到60岁我到70岁我还能走得动我还能做什么，这样好像时间蛮长的，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实际上大家时间都是一样的。

    当然你们已经上大学了已经成家了，我那时候刚刚结婚我孩子2岁，那时候也没有任何条件买房子，到香港以后40多岁买的房子，到今天我的房子可能比你们买的还小。长和短自己把握，就看你怎么去过这个日子。

    有思想的人往往不快乐

    主持人：面对成功和失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因为好多人特别想成功，做一番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

    曹景行：成功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我希望像比尔？盖茨一样，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比尔盖茨。所谓成功可能有特殊条件，你可以找到你的价值，不一定非要是做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才觉得我的价值实现了。在进入凤凰卫视之前我没想到过我会做凤凰卫视，想都没想到过，那我已经到50岁了，我觉得过的蛮有意思的，我经历了中国的这么多变化，自己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就是这样感觉。所以，当时也没感觉到自己很失败。

    主持人：有一位叫做“Littleangel”的朋友说，在任何国家媒体都是除行政之外最有效的工具，我们的媒体仿佛一窝蜂的炒作娱乐，跟风炒房炒车，给我们树立不正确的价值取向，您是做媒体的前辈，希望能点评一下目前媒体的现状？

    曹景行：媒体的现状是社会的反映，我做媒体20多年从来不觉得媒体有太大不了的功能，媒体是大家需求产生的，像大家饿了要吃饭，吃饭的功能大不大？当然。大家需要信息有媒体人为你提供，实际上是满足大家的需求。

    媒体为什么做成这样？很大原因是他卖的掉，他这样才能卖，卖了以后有广告，有了广告媒体能活下去。靠做东西给大家看，看的人多了广告就多了是社会机制的形成，这个机制打不破，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体制。能不能做的好一点呢？也有可能。毕竟我们社会很大有各种分化有各种群体。

    观众：您觉得做一个有思想的人比较重要？还是做一个快乐的人比较重要？

    曹景行：当然是快乐的人比较重要，大家如果能够快乐这个社会不是太好了吗？有思想的人当然重要，但是对大家来说，你要求每个人都做有思想的人？只能说每个人都得有想法。但快乐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最好的是你有思想也快乐，但是有思想的人往往不快乐，你要有一个取舍。很多我们敬佩的人，他们扛起了社会的责任，他们舍弃的是自己的快乐，这样的有思想的人是最值得敬佩的。

    观众：为什么我们发表的言论、评价需要屏蔽呢？是因为对我们不信任还是因为没有自信呢？

    曹景行：首先做新闻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没有边际的空间是不可能的，我在香港做了很多年的新闻，做凤凰卫视可能是一种类型，凤凰卫视之前我也做过完全是香港的媒体，也做过国际的媒体。

    我觉得没有一个媒体是可以让你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如果你要在里呆下去，你必须接受媒体本身给你的价值空间，他的言论方向。比如说在香港我们当时叫右派左派，右派媒体里面你要发表心中言论的话就没有这个空间，媒体里面也会屏蔽你，屏蔽是从来就有的。我自己做编辑的时候会屏蔽人家的，怎么屏蔽？删人家的稿子，这句话写的很差就删掉也是屏蔽。所谓屏蔽是把你删掉，删掉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往往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越到具体操作的人他越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空间限制的越小越保险越安全，比如说我这几个字可以说好的意思也可以说不好的意思他不管，他不管的你只要说到这个字我就给你删掉，为什么呢？对他安全对他保险。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

    你是不可替代的你就成功了

    主持人：有一位叫做“小超”的朋友说，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关注房子、车子、生活，关注工作待遇，这些思想您怎么看？

    曹景行：工作当然看待遇，我到了香港我一有条件就买了房子，我为了孩子要有一个住的地方，这是合理的。没有房子工资都不够吃，也不能提供孩子上幼儿园，然后没钱花，夫妻关系也闹的不好了，这种情况要有思想，好像也比较难一点。

    主持人：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呢？

    曹景行：对。我的一些学生毕业以后问我怎么选择？我说第一站住脚。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是这个道理，你先有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地方可以住下，然后你去谋求以后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安贫乐道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多数情况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主持人：有一位叫做“小米粒331”的朋友说，我是一名职场新人，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有特别多问题，比如说找工作是依据自己的兴趣还是根据市场需求，是找工作磨炼自己还是慎重选择职业，是找大平台还是找小公司？您能说说怎样规划职业吗？

    曹景行：我自己工作经历，那时候是大学毕业分配，我42岁到香港找工作，那时候找工作很简单就是养活自己，我和妻子两个人都要找工作，我很幸运找到第一份工作比较好能够养活自己。

    我妻子是大学毕业在上海中医大学做药物分析讲师，到了香港以后从头开始。我们的学历都不被承认，然后在一家贸易公司做最基础的工作。

    主持人：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兴趣了？

    曹景行：对。谋生，但同时又在注意有没有其他跟专业相适应的，找到一份报关公司的化学品检验，跟她专业接近，后来香港大学找实验室的技术员，又转到那边，但还不是她的专业。然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招人，我们是本科而且香港不承认，当时有很多博士生都来了，但是她在上海有实践经验就用她了，两年多我们就把谋生的工作找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40上下，所以就看机会。

    我不相信现在竞争比我们那时候在香港更激烈，你们的优势比我们当时去香港的大陆人强得多。你确实有优势的话还是可以找得到，关键在于你到底有没有优势？所谓优势是在职场里面或者跟老板之间的关系，谁需要谁？你需要老板还是老板需要你。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的才能，你为这家企业所做出的贡献，是他需要的，那么你就可以成功，你就站住脚了，你是不可替代的你就成功了。但是你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可以随时替换的人，你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你没有任何溢价能力。

    主持人：职场新人到公司刚工作，他很难达到说老板需要我的状态，更多时候是处于学习和磨合的状态。

    曹景行：那就是学习磨合，当然你可以按照兴趣找工作，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按工资多少条件好坏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公司给你的发展空间怎么样。

    但是有一个可以不同的，你在做的时候你可以不同的再去看。就像我太太那样她是寻找自己更合适的，那么再往那个方向走。

    观众：您是为了事业去香港，而您爱人是放弃工作追随您。您在香港工作肯定有很多压力，您是怎么面对和克服压力的？

    曹景行：各位比较难体会，我们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十年下乡然后有机会读书，我们两个是在农场里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我们带着两岁的女儿一起考到了复旦大学，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读了书以后我们也想找一个工作。尤其我在社科院，很平稳很拥挤，大家这么多的人每天想的可能就是评一个职称、加一点工资、有一点好的住房，当然做研究也是我们做，但研究也没太大的空间。

    因为我父亲一直在香港，我们有机会移民香港，那就想一想你就不过如此，大不了从头开始，尤其我研究的是世界经济，研究的是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要吸取人家的经济，人家的东西我已经研究了六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当然出去试一下。

    应该说我们很幸运能够站住，很多事也未必能顺利。那个年代出去实际上是依托大陆的改革开放，我为什么做《亚洲周刊》比较顺利，因为我了解大陆，我了解大陆内部和后来的各种关系，再后来为什么到凤凰卫视，如果没有大陆这样的发展哪有凤凰卫视？

    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艰苦一点，但是我们很幸运，有比较好的工作，把原来的学到的东西或者说我的一点优势，比较充分的发挥。这样的机会也许别人不大容易得到，对我来说是捡来的许多机会，才会有后来，我说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观众：幸运的人更青睐一种好心态，您在找工作或者面对生活中各种压力的时候，是怎样保持一种好的心态的？

    曹景行：有一点是不同的，我们是从比较困难的局面里出来，对我来说我曾经在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到筋疲力尽，瘫在地上连站都不想站起来，后来还站起来干活，在后面的状态里面再累都不会有这种状态，所以承受力是比较强。比如后面我开始做第一份《亚洲周刊》的时候，我每天工作量之大可能比人家超过一倍，当然我在这份杂志里面的舞台就大，我的机会就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了承受力很重要，也许这个承受力也不是凭空来的。所以碰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就把它作为增加自己承受力的一个机会，也许慢慢你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观众：社会上对您有一个称号说是“师奶杀手”，比较深入人心，您的《时事开讲》还有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等节目我平时都看，但很多节目渗透不到内地去，内地更多是一种选秀的节目，像您说的是体制上的限制还是市场竞争末位淘汰制？这种节目只能在香港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够生根发芽？

    曹景行：实际上我的节目主要的观众是男性，甚至有些师奶抱怨他的老公晚上11点钟不睡觉，是男性。

    在媒体的环境中，会有一个分的层次。看见凤凰卫视的人跟看央视的不那么一样，跟看地方电视剧的不那么一样，往往是学历比较高、比较忙，在那个时候互联网不怎么发展，没有那么多资讯来源，所以当时做成功了，或者说我们把时事评论这一块做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时事评论仍然有相当的重要性，新闻评论实际上这几年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也证明我们观众需要。所以不要太绝对的说我们现在的媒体都是八卦，也并不如此，社会在分化，但我不要把八卦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媒体不应该天天歌功颂德

    主持人：有一位叫做“依然圣斗士”的朋友说，现在媒体奢侈消费的广告充斥耳目使人们越来越向往享乐拜金主义，从而使人民的幸福感下降了，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难道媒体生存下去一定要依靠无聊的虚假广告吗？

    嘉宾：这两个已经混淆了，一个是奢侈品广告，一个系无聊虚假广告，无聊的虚假广告是广告法不允许的，只不过现在管得不严而已，该执法的地方没执法。另外一个奢侈品广告，刺激大家购买欲望，消费。没有奢侈品广告，那我们的媒体大概要少三分之二。如果没有其他的广告那就只剩我们用中央拨款支持着的几家报纸和杂志，比如说《人民日报》其他的全部关门，这就是媒体。

    市场经济下的媒体，是靠着市场的收益。报纸本身一块钱一份，他能抵偿成本的一半就不错是，卖给你一块报社只拿到六毛钱。这六毛钱可能和白毛纸是一样的价钱，有一年《北京晚报》为了五一长假出了200版的特刊，结果那天在报刊上是买不到的，因为报刊直接送到收废品那里，因为那叠纸的价钱超过五毛钱，如果你现在用白毛纸的价钱就超过那个报纸价钱，怎么活？还要养编辑部的人，还有那么多的记者，怎么办？所以靠广告。大部分媒体靠广告，少量媒体靠收费。怪我们自己不愿意花这个钱，如果是一份报纸卖三块钱你要不要？

    主持人：大家还是愿意花一块钱，各种信息在一起的。

    曹景行：信息差不多。一个有广告一个没广告，你的选择是什么？一定是一块钱的把三块钱的打死，就是这个道理。电视也是这样，收费电视现在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如果我们成立个电视台就是收费，一个月300块钱没有广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装到你们家里的一个月18块钱，要哪个？

    主持人：要18的。

    曹景行：18块钱要有广告，广告怎么来的？他根据收视率，报纸的广告根据什么来的？根据发行量，你怎么来争取收视率呢？你叫上海的达人秀和我的时事开讲相比较看的哪个人多，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他的规律，许多东西可以责怪，弄明白了以后自己选择，如果你觉得达人秀不能满足你，你可以自由选择。有没有选择的余地？还是可以选择的。

    主持人：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今天看您开微博了，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微博的呢？您对新兴媒体是怎么看的？

    曹景行：微博怎么看？大家愿意发什么声音就发什么声音，你发的未必都能够出来，大多数情况下你能发表东西，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起哄，有时候我们看成是社会舆论，有时候很难从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能够表达是好事情，但是从大家的表达当中找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这个要看你自己。

    主持人：这个网友叫做“小屁孩”他说，感觉您的心态是很轻松很自由的，但是这是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形成的，对于我们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能不能讲一讲您在年轻的时候心态是怎么样的？怎样变成现在的心态的？

    曹景行：年轻时和你们心态一样，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的心态，不知道干什么好。比如种地不知道种到哪一年，我那个时候种地就把地种好，除了种地大概还应该多看些书，看书有什么用？不知道。总觉得人不只是吃饭、做饭、干活。

    主持人：您当时看什么书？

    曹景行：抓到什么看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环境。即使是当时的《人民日报》那也可以看出点东西来，那么旧的书大家传来传去。比如有的书已经看的封面都没有了。很苦涩的哲学书也看，政治经济学也看，历史书也看，弄来《二十四史》，甚至科技的也看，看了以后也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总觉得有点用。刚才说的除了干活以外还要做点别的事，心态就是这样的，无所谓茫然。像现在的社会基本上是正常的生活，那时我们连正常的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就这么过来了。

    主持人：有一位朋友说，前一段出现了凶手杀害小学生，这个报道后反而这种事件越来越多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作为媒体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树立正面的形象？

    曹景行：负面的影响是由负面的事情造成的，不是媒体造成的，而负面的事情又有它的社会根源。杀孩子的事情在没有报道的情况下面他还存在，而且那个凶手也不是因为媒体报道所以才杀。在以前没有媒体报道的时候，你查一查各个地方的公安局档案，多少年前凶杀案照样有杀孩子的。

    所以为什么要杀人？是有他的动机，他的动机应该是社会原因。当然也有非正常的状态。那么媒体要不要报道？我觉得媒体完全应该报道，它报道是引起社会的警觉。没觉得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警觉。如果媒体不报道大家会警觉吗？媒体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在里边，有的时候应该歌功颂德说好事情，比如我说好事情，天天地铁准时到，准时到站没压死人没出任何事故，我天天报道你看看有意义吗？今天一号线，明天头版头条一号线仍然准点，第三天还是准点，恰恰有一天不准点我说今天有人跳下去，耽误了一小时结果造成了大拥挤我把它报道出来，第一个警觉提醒大家防范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改正。让以后还是继续每天准点，功能就在这。如果谁认为每天要全部去报道的就是地铁正点的，你就试试看再办一份报纸卖不卖得掉。

    人生该有自己的路

    主持人：一个朋友说，人生是自我探索自我了解自的过程，应该不断调整，您的专注和信心是怎么获得的？您的人生规划是怎么做的？您希望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生活？

    曹景行：我不敢说你们应该怎么样，也没有人对我说我应该怎么样，人生应该有自己的路。我不懂人生规划，我30岁不知道自己40岁可以做什么，40岁不知道50岁可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过的好一点，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把每一天过的充实一点，然后对以后到来的机会做一点积累。

    机会也有大的机会和小的机会，你自己去把握，但是要知道你的爱好，你的大概方向，你喜欢经商就经商，喜欢干文字你就文字，规划不可能有的。

    观众：我现在是重新开始从基层开始做餐饮业，但我还是想学一些东西，不知道我应该学哪些方面？您能给我点意见吗？

    曹景行：从头开始好好的做，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可能。我前面已经介绍过，我已经好几次从头开始了，我到香港做新闻那完全是从头开始，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可能比你现在的状态更加辛苦一点，因为年岁比较大。比如说我们要从头开始学电脑，要学广东话。

    要学英语，因为我是在美资公司，从头开始很辛苦。至于学什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今后发展方向需要的东西，有的去考什么证书？学了以后能用是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是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

    观众：您这样深邃的思想包括很强大的信息量，是怎么样培养和获得的？

    曹景行：讲起来有点辛酸，实际上就是舍弃了许多，不是说思想深邃，做新闻的无法思想不深邃，大概什么都要知道，而且要经常去想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不断地看不断地想。牺牲了许多自己可以还可能做的其他事情。

    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绝大部分时间就放在看东西，想到底怎么回事情，那么当然就比较辛苦。这样的辛苦值得不值得呢？我现在没办法，不是这样的话就无法过日子的感觉，但是我不希望大家都像我这样，实际上是蛮辛苦的。

    媒体人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

    观众：媒体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分析的信息来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美国，看到了朝鲜才知道中国应该处在什么样的定位当中，您就是从历史当中走过来，您的一生去过这么多国家见过这么多人，读过这么多书。有没有在心里面留下一些感觉，有普世价值，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第二个问题，如果后辈想追随您从事媒体行业做评论，您站在现在的高度，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教诲呢？

    曹景行：有一个普遍性的就是，发展到今天用打仗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可能是越来越难的。大国之间这个很重要，尤其我们中国，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幸运的，很幸运。因为可能包括你们在内，也许是包括你们的后代，不一定会遇到战争。或者不会遇到全面的战争，这是中国多少年来所没有过的事情，而且世界上没有过的事情。

    我们现在如果回过头去看看，只不过是几十年前那种，或者别的国家还在打，人家为什么伊拉克阿富汗还在战争？当然大国之间不容易打，不像100年之前说大国和大国之间打，和平这个理念在大国之间，用战争解决问题代价太大。

    还有现在的社会当中，大家的选择性和流动性，大概也不可能再封闭了，因为对我们来说最痛苦的事该是封闭。你只需在一个地方，只需在一个单位，只需做一种工作。甚至连换一个地方居住的可能性都没有，这种情况大家不会有。

    这个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不用大规模的战争来解决大国之间的冲突。那为什么还在备战？还在搞核武器，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打不起来，所以你国防强了反而打不起来。

    他第二个问题是说给做媒体的后辈一些建议。我们看到像中央电视台他在九十年代有一批很快就成功的，到现在还成功的，那个时候正好是个空缺，正好家家户户开始看电视了，那个时候电视人是非常稀缺的，一批刚刚广院出来的转向电视的，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他们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但正常的媒体人应该花3、40年的时间，如果你能坚持下去，我们还是做新闻大概你能做出成就来。

    现在比如说美国的媒体，他们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份工作是在小地方的媒体里面做记者，如果他有点才华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写出一些好的报道，然后为大城市的媒体所注意到，用比较高的价钱把他挖过去，然后再做出成就来，那也许像《纽约时报》，像这些大的电视台再把他挖回去。

    在《纽约时报》也是做普通记者，跑市政新闻，慢慢地跑政治新闻，以后有机会外派到别的地方，回来做白宫记者然后成为最重要的明星记者，电视台也是这样，像做到黄金时段主播的大概需要三五十年。

    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在媒体里坚持做下去，做下去未必能够成功，这是媒体人的代价，媒体人付出和回报绝不成比例的，比任何行业回报都少，除非你有其他方式。跟其他工作工资同等，工作却要多得多，在市场经济下同样如此。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