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买不起房子很正常

    观众：房产商一边在抬高中国的房价，一边怪我们为什么买不起房？这个逻辑很可笑。

    任志强：我没有怪你们买不起房子，你们早就应该买得起房子了，但买天安门的房子肯定买不起。我们公司80后都能买得起房子。80后其中一部分刚刚参加工作的人，你不该提出买房子，香港的法律明确规定，没满7年工作，你没给国家纳税，你连申请公屋权力都没有，你总有一定时间和积累才能买得起房，如果你出门第一天摔跟头捡金子马上就能买房子，但是不能说刚参加工作买不起房子就抱怨。

    观众：您有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有推动政府公开历史、直面历史吗？

    任志强：我不是没做过，你们可能永远在责备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没干。举个简单的例子，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从10块涨到15块，是我任志强提的提案又退回到10块钱，至少给老百姓节约40亿收入。你们不知道不等于我没做，不一定每件事都去说是我做的。23号文件出台之后，我第一个提出要建立住房保障制度，也是第一个提出在国内建立租赁房制度，现在政府都按照我的话办了。你们总说因为我有好的出身，当我要上地方工作的时候，父亲已经下台了，他已经没有机会利用权力，所以你们总认为好出身的人一定利用权力，其实你们错了。我不是天生就进国有企业，首先是进入北京联社集体工作，炸油饼。进入华远是个偶然的机会，老总认为我更适合，才把我调过去的。你们也不想想，我父亲站那么高，从中央单位能不能管到西城区的一个区属企业，他够得着吗？

    而我们恰恰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是最痛苦的阶段，在人生开始成人和认识社会的阶段都是最痛苦的阶段。我不认为应该沾光，如果沾光我就不会去炸油饼，很简单的道理，在你们的意识里，我们是靠好的家庭背景，80后一代特别强调要有一个好爸爸。你们可以想一想，13亿人有几个好爸爸？公务员加起来不过800万，处级干部60万人，你们有点数量概念。13亿里有多少富二代，我们按照10%高收入家庭里算，1亿3千万人，这里头再取10%为富二代，别忘了12万块钱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者一共400多万人，所以你们自己看看，你可能看到一个地区有10个、20个富二代，全国13亿人有多少富二代，我们一共只有35个大城市，70个大中型城市，可是我们有660个城市，其他城市里有多少能是富二代？他们完全都靠好爸爸才能找到工作吗？我们一年1200万就业，最高2400万就业，60万处级干部一人带两人，120万人。我最后肯定的是8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最优秀的一代，有问题可以改正错误，但不表示这一代垮掉。

    幸福指数低是因为期望太高

    主持人：您始终认为80后幸福指数低是因为政府承诺高，这个判断是对的吗？

    任志强：举例说买不起房子，这是大家反应比较多或者比较普遍的，说我们很辛苦、很努力但还是买不起房子，要倒过来问一问，你该不该买房子或者说你想买什么样的房子？很多人把它指责为政府没有尽到保障性责任。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提出，所有国家和政府要保证居民的居住权，这是人权一部分，可能在这方面我比你们看的联合国文件多得多，但是就国内通俗话说，政府要保障租不起房子的人，没有一个联合国文件要保障买不起房子的人，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中国政府承诺过高，就是它老在说，我们要帮助买不起房子的人，我们可以看看温总理的工作报告，几年前的都写的是“居者有其屋”，所以年轻人都会说这句话，他们恰恰说错了，总理的报告被人民代表否决以后修改了14条，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者有其屋”改成“居者有其所”，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不具备帮助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子，只能做到帮助租不起房子的人租房子，这两个差别是巨大的。而我们的政府恰恰做的是用限价房、用经济适用住房，让买起不房的人买房，这是对一代人毁灭，所以年轻人人都认为因为买不起房子所以幸福指数低，你们都不承认是因为政府有这种承诺吗？如果政府在30年之内都告诉你不该买房子，我只解决租的问题不解决买的问题，你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吗？

    观众：我注意到，我们现在应该把房子放在租的上面，这两年房租涨的很厉害。

    任志强：有人租不起政府就帮助他，北京廉租房标准是人均960块钱收入，人均小于7.5平米，如果您的租金能够让你住大于7.5平米，就不属于政府帮助范围。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概念，你可以查查中国所有的文件，所有的政府文件全算在内，有没有说要给一个家进行补贴和保障？从来都没有，一律写的都是家庭，我们问问什么是家庭概念？家庭不是一个人工作，吃饱全家不饿，而是抚养系数，假定年轻人说为了结婚买房，不属于政府保障之内，因为你没有抚养基础。但如果你查香港相关文件会发现，在这个定义上非常清楚，假定你只有一个人工作，绝不能享受政府任何补贴，而且你不属于家庭，也不属于中国政府所说的文件里应该保障和帮助的买房族里，甚至连租房那一族都不是。

    观众：有些人买不起房，这两年发现可能马上租不起房，在这种状态下奋斗，如何还有一种幸福感呢？

    任志强：我结婚的时候，夫妻两人带一孩子9平米，冬天还得生炉子，我们没有觉得不幸福。我们只想单位盖多少房子，什么时候给我们分一个大一点的，我47岁才分到单位的房子。你要真租一个9平米房子，我就不信你租不起，如果你租不起，我要说对不起，你不适合在这个城市居住，连9平米的房子都租不起，怎么适合在这个城市生存？“适者生存”是最简单的道理。不是买不起房子，不是租不起房子，根本原因在于你们老想住“天安门”，所以没办法，“天安门”城楼只有一个，城乡结合部500到800块钱的租金，两人合租大概需要400块，怎么租不起？如果你们了解这些历史，你们就会知道是因为期望值过高才感到不幸福。

    主持人：刚才说房子与幸福的问题，您说47岁才分到房，你觉得80后也得这样吗？

    任志强：他们忍受不了，他们也不需要。如果按我的工作经历和能力来说，40岁可以买房子，是因为社会制度不合理。现在如果年轻人工作到40岁一定买得起房，就这么简单。我们公司30多岁的买了，我们当时40岁、50岁只能等政府分，政府不分我就没房子，就这么简单。那时候不分配你就没房，你不能买，有钱也不能买。

    对我来说最奢侈的是时间

    主持人：生活中您认为最奢侈的一种行为或者事物是什么？

    任志强：我最奢侈的东西是能跟我的女儿坐一个小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奢侈的是时间。你们以为最奢侈的东西是什么？是东西，是物品，我们最奢侈的是能舒舒服服跟家人呆一个小时。我可以告诉你我女儿14岁，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不到365天，你们能想像吗？而且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呆在一块的时间比较多。

    主持人：您觉得最幸福的状态，除了跟起家人团聚，还有什么？

    任志强：柳传志在民营企业家中做过一个调查，45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幸福感最高，但苦恼也最多，他们幸福感指数高是因为他们不干也可以过得很好，因为他们财富足够。他们最不幸福的是觉得下一代没有办法让企业维持下去或者能发展更好，大多数富二代是不愿意承接他们的家产或者像他们那么辛辛苦苦去努力，他们认为财富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努力了，所以幸福衡量指标不一样。我是因为担心后续的国家和社会或者自己的后代、工厂企业等等不安全性，所以觉得不幸福，但是另外一个指标认为，你看你又能坐奔驰，又能住大别墅，你应该幸福。如果你去郭鹤年家中，你会发现早餐就是稀饭和咸菜，他即使吃金子吃银子都吃不完，但是生活习惯就是这样，他们不在这个上头有任何奢望和追求，他们的幸福感不在这里，而在于做了多少事业。我最幸福的是跟我女儿在一起，当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是因为你在这个上面有歉意，得到的时候才觉得幸福，如果很轻易拿到就不觉得幸福，为什么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幸福，因为我亏欠她太多。

    新华社记者：我想问您，我们这一代人非常在乎您这一代人对我们的看法，您最痛恨别人身上什么样的特点？

    任志强：不努力，看过我微博的人都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不努力，光说不做。

    “人民公敌”也是一种荣誉

    记者：我想问，外界称您为“中国地产界的总理”，您认为吗？

    任志强：我其实不是总理，但是他们都问我总理的事，所以他们说你当回总理吧，我没有决策权，但是我应该提问题，让总理想你做的是对还是不对？我跟建设部签了咨询对外顾问。如果它让我提供意见，我一定会给他提供一大堆报告，我认为你错了，应该这样才对的，所以大家认为你在做总理的事，因为我管的不是自己企业的事，我的时间安排是三分之一干企业的事，三分之一干行业的事，三分之一做社会的事，行业的事不能说和企业没关系，社会的事也不能说和企业没关系，比如说阿拉善、政协、扶贫基金我们也得干。

    我只是做能让这个社会进步的事，也许最后做错了，做错可以改，但是我们努力在做。我们认为80后不够努力，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去做。“把自己的事不当事，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冯仑大哥说了快十年时间了，八九年以前我就这么做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到现在我还这么做，为什么很多行业协会总认为我在为行业做一些事情？不是总理的事情，但是起码是行业的事情。

    记者：前段时间炒的非常热，您说全国人民最想揍的人中您排第三，面对全国人民的愿望，觉得自己幸福吗？

    任志强：我很幸福，有些东西是你想争取也争取不来的。冯仑告诉我2007年大概网上评论说，最想打的十个人里第一个是小泉、第二阿扁、第三任志强，那时候我觉得很苦恼，我苦恼是因为更多人看到的是媒体断章取义的误解，而小泉、阿扁不是误解。第二年一个杂志封面写的是“人民公敌”，发杂志那天我竞选当上了阿拉善的监事长，冯仑开玩笑说，能够被全国称为全国公敌的除了蒋介石就是你了，那是一种荣誉，所以我把它当成荣誉，在会上称，我是全国公敌，你们选我我就能当监事长，后来去年4月份做调查发现我是别人最想嫁的人，来自于很多年轻人在饭桌上的讨论，讨论以后就挂在了网上。有一个说法叫“要嫁就嫁任志强”，后来他们都是45岁以上的老太太想嫁给你，这我就不管了。我想说的是变化，“扔鞋”，只有总统级干部才能享受到，剩下谁搭理你。不要认为这些问题都会变成一种挫折，有人在网上天天骂你，我说愿意骂就骂，如果愿意骂我你就很高兴，那也是一种贡献。我也不怕别人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插过队、当过兵、坐过监牢、离过婚，人生该干的事儿我几乎都干过，我除了没当过共产党公务员以外，基本都干过。

    主持人王利芬：你比公务员都公务员，你很像公务员。

    任志强：我不像。已经在死刑面前走过一圈的人不太在乎别人评论什么，我一直坚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不要管别人去说什么，这样最后才能获得自己”。

    做人最重要的是动脑子

    记者：提两个问题，在工作中您最欣赏什么样的员工？第二个问题是，您对80后有什么忠告？

    任志强：选择人的时候要分两类，一类是帅才，一个是将才，帅才和将才的选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的人要让他做决定，有的人一定要让他只能执行，所以选拔的时候要根据你使用的对象来决定，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绝不是学历第一，因为我没学历，只要你能干就行，但是一定要干好。组织团队的时候，有的人适合打冲锋，有的连队适合打援、抵抗、阵地战，只能说以能力为主，学历为辅。

    第二个问题，我对年轻人和对所有人说的都一样，“做人最重要的是动自己的脑子”，不要当别人的附庸，我觉得80后很多人云亦云，我女儿不是80后也是追星族，一说张三好，她就跟着好了，李四说那个人好，她就跟着好了，这是不动自己的脑子，你要说谁好为什么好，这是动脑子，不是不能追星，但是一定要说出为什么。我女儿一定要看周杰伦，我就排队给他买票，我说你为什么要看周杰伦，她讲了很简单道理，“我喜欢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喜欢周杰伦。”这至少算理由，她动了脑子。这是人要追求的东西，我一直坚持这样，对员工也是这样。

    记者：您一直在说要坚持用自己的脑子，有没有做过后悔的决定？

    任志强：当这么大官儿，虽然不够大，但是总要做一些决定，经常做一些后悔的决定，但后悔的决定不一定都错。比如我点了一个菜，这菜没点好，你后悔不后悔，把客人得罪了，这会犯很大的错。他们总认为多大的事儿才是事儿，我们认为什么都是事儿，这就是差别。你们可能认为我要做多少亿决策，反而那时候我不容易做后悔的事儿，责任太重大，一定找一堆人研究半天才能做决定，那时候反而不容易出事儿，出事儿的是你没有当成事儿的事儿，反而容易出事儿。

    主持人：是什么因素帮您一路走来来决定您的人生是这个样儿的？

    任志强：回到前头来说，父母告诉我们只能往前走。我干国有企业，如果我干个体户一定比潘石屹还富，但是我年薪、奖金加起来不到60万，我的总经理是480万，我只拿我总经理的多少分之一，但是因为父母告诉我，你只能干国有企业，不让我干个体户，很多时候不是你自己独立做选择，但被动不等于服从。我做国有企业，就争取把下面的企业私有化。改不了上头，就改下头，所以有时候被动也能变成主动，潘石屹可以是你们的榜样，出了氨水事件，他把它变成轰动性新闻，把房子卖了，他的销售团队跑了，他也变成正面宣传把房子卖了。现在有个词叫“危机公关”，在被动的时候你要想办法变成主动，人生不是所有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插队、当兵都是被动的选择，大家认为你那时候走后门当兵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就不用当兵，直接上大学多好。因为我在部队是干部，可以退伍可以转业，当时分的公检法，我在部队常被别人管制很不习惯，所以我坚决不去公检法，最后决定复员。转业是国家分配，复员得自己找工作，所以我就找了集体企业联社，联社在80年代初期，就是为安排城市待业青年而组织的，现在基本已经消灭掉了，当时的北京副市长专门负责管联社，这种企业想到处招人，最好招的是待业青年，超过60指标的待业青年就可以减税，我退伍军人就算指标之一，当然我当了干部自然把我当成干部来使用，所以我第一次就业不是国家分配，不一定可以选择，但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记者：幸福在不同年龄有不同定义，您在25岁的时候幸福定义是什么？

    任志强：我们那时候没有幸福感，那时候是四人帮当代的时候，25岁我们偷偷藏了武器，准备打游击，准备二次革命。如果不知道幸福的路，有人说放弃就等于幸福，不知道不等于幸福。人一定要找一条自己的路，即使不够明确，往东往西总得知道。

    记者：您不觉得80后的不幸福感或是抱怨也是一种价值吗？正因为我们去抱怨，才会给政府反馈一些问题，才会推动社会进步？

    任志强：不是，英国大使馆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天天看微博有谁骂他，他马上给你回复。中国政府不管，你骂的就是社会，你用美国或者英国的东西放到中国说不一定正确。我特别要强调80后要知道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应该用这个阶段看问题，抱怨不应该，提意见应该，你们为什么要把提意见变成抱怨，我给政府提很多意见，意见告诉你这是对，那是错，抱怨你们都是混蛋，这是抱怨，因为你没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团长给我起名叫“鸡肋”

    观众：您能否给现在的80后一条真正的建议，怎么样去找到幸福的路？如果倒退20年您最想做什么？

    任志强：给80后指路？这个指不出来，路一定要自己走。如果指望别人给你指路，一定会摔跟头，北斗星永远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北？不一定，有人找不到北。

    有人说靠个人奋斗行不行？个人奋斗不是不行，但目前的社会一定是共同合作的优势是最大的，很多人是靠个人奋斗的。典型的美国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另外一个是搞集运、快递的也是大学没毕业，他们都是靠自己独立干的，但这种机会不是没有，只是万人或者十万人承受压力最后成功，马云也是这样的。

    如果倒退20年我去干什么？过去最反对当公务员，如果我有现在的阅历一定去当官。我要用权利改变现在的这一切，但现在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人认为你干这么长时间国企，如果早干个体户就发财了，但人生只剩下钱一定是无味的。我放弃过很多钱，你们可能不信，我跟华润合作，华润给我终身董事每年给我100万，我可以永远当下去，一年白拿100万，什么都不干，只有钱是利益的时候你会胡思乱想，所以我宁愿不要这个钱，因为它会让我干干净净。比如甘肃省出泥石流，首先有人问任志强你捐了多少钱？我们可以告诉你，国家的钱不是随便能捐的，国资委让我捐多少我捐多少，我个人早捐过了。

    主持人：以您这样的性格想当官，在现有体制下，你能当到什么级别？

    任志强：我当不了官，我在部队的时候团长给我起名叫“鸡肋”。团长给我任务修靶场，我的副团长带了一个连队，全国最有名的钢八连要打靶，说你先停下来，我们打靶以后再回来，我就把这个副团长轰走了。要么跟团长请示不修靶场，要么我要完成团长请示，我只是个参谋，居然敢把副团长赶走，所以团长给我起名叫“鸡肋”。因此我要下海而不去当公务员，我当不了公务员，我的脾气太抗上。

    纽约市长给我印象很深，有人提问说，你为什么不去竞选总统？他说我不去干这个活，那是分配财富的活，我要干的活是如何使用财富和创造财富，我就要看有没有人扫大街，我要为人民服务，你不会想像美国人会说出这些话，他过去是个富有的商人，他破格当三届市长，这个人当了纽约市长以后，把第五大道的黄赌毒全解决掉，过去富人往外搬，现在是富人往里搬。你们不能想像，他接待英国总统的时候去小摊上吃热狗，如果中国官员有这样的水平，中国会比现在富强两到三倍，如果你们有本事都去当公务员，用你们的本事去改变中国。我们在哈佛大学座谈的时候，最遗憾的是所有的留学生都不想进政府，我们就无法用先进的思想改变之后的执政能力，这是我们的悲哀。

    请问在座这么多人里头，你们有哪些人想去当官，当大官可能都想，但是你们想通过一级爬一级当官吗？没有，你们觉得干私活比当官挣的钱多。有人说公务员保险，那是懒汉，他们是图保险而不是想当官改变社会。所以我想如果80后没有想努力去变成一个将军这样的想法，觉得很悲哀，80后是未来发展的中坚一代，没有你们是不行的，所以希望你们能比我干的更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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