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巨变，对他来说是无可如何的事。他自己是个小民，无力于身边的世界，只能是个看客，后来连看客也做不成了，于是穷，无职业。当时不仅他这样的青年挨饿，连周作人、俞平伯也遇到了生计上的困难，为职业而苦苦找寻。曾看到一份关于台湾作家张我军困于北平的资料，几乎没有就业的机会，如要活，只能附逆。但张我军不是这样，悲惨地在生死线上挣扎着。那时一些有一点成就的学者，在气节上还是保持住了清白，比如钱玄同、顾随、马浴藻等。钱玄同在日本人进城后，闭门不出，更名钱夏，立志反日。顾随还差点因抗日被俘，及时逃脱掉了。也有基本抗住诱惑，坚持本色的人，比如俞平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无奈出席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还被任命为“华北文艺奖”诗歌方面主审委员。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在有汉奸色调的杂志《同声月刊》上发表作品。其间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上也有他的作品。这引起了朱自清的注意，写信劝其不要和附逆的杂志发生来往。最后他只能靠在家辅导几个学生和在大学兼课聊度时光。在水深火热之中，读书人之苦可想而知。
比之上述诸人，张中行的状况更差，活下的路就更少。开始听到周作人被日本人拉拢的事情，他曾写信劝其不要出山，原因是有失人格。可后来实在活不下去，竟也找赵荫堂等人帮忙，在北京大学找到了助教的席位。那时的北大被称作伪北大，声誉并不好。为了活，也只能不顾了。接着是物价攀升，境地似乎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难了。与此同时他还在几个报刊上撰文养家糊口，署名疑堂等。文章不过社论时评、文化随笔之类。我问过此事，他不太愿意回答，以为是没有意义的。在《流年碎影里》，他很坦率地写到了这些，并不回避自己的困惑和无奈的选择，心里的隐痛是强烈的：
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的任何熟人看见齿冷，产量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惯于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种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着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先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了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领一些钱和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
这里埋藏了许多信息，只是点到为止，深层的内容，读者只能自己思考了。当年他曾和刘德水谈过这个问题，说当时汪伪北平市党部有个人运动到了南方某县长职位，出现空缺，只要填个表格，就能每月领到一袋洋面。一位朋友知道他家境困难，找到他，为了一家人能够活下去，他填了。而事实上是什么也没干——这个党部的存在，也只是表明这里有个基层组织而已。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也感到一种沉重的道德负担。这种道德负担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心的自省——更多的是读书人不能摆脱外界的侵扰，尽享自己宁静的书斋生活的无奈。他对刘德水说，总结这一生，感觉活着很不容易，如果说有什么让自己感到惭愧的“污点”，那就是两次“入党”（一次是通州师范北伐时期）了。我也和他曾探讨过一些关于附逆问题的往事。他的回答是，民活主义，只要活就可以，道德次之。西方人在战场上被俘，投降不属于气节问题，因为人活为首义。这是人道的考虑。关于这一点，他在晚年的一篇下了大力的一万五千字的长文里做过集中阐述，题目叫作《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收于《散简集存》及《民贵文辑》）。日伪时期的北平，之所以有许多文人无奈待在伪职里，不都是信仰的问题。没有活路是主要的原因。袁熹先生在《从工资、物价看沦陷时期北平人民的生活》中说：“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伪政权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计口售粮。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实行免分配给制度，5月份购买大米也开始实行配给制度。由于日伪政权加紧掠夺，粮荒日益严重，粮食配给日减。年底，公职人员亦停止供应大米，白面由每人一袋减至半袋。普通市民只供应粗粮，不仅数量少，质量低，而且价格昂贵。”面对如此凄惨的现状，文人在传统理念和现实生存间，有的选择的是活命。可是中国的文化心理是排斥这些的。这就遇到道德与生命价值的冲突，哪个更为重要呢？显然，在这一点上，他是儒家哲学的反对者，因为忠君、舍身取义，不合于人性。君是暴君、昏君，也要为之守节吗？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几千年来，这个问题被完全颠倒了。在道德和人性的尺度里，后者的价值是该高于前者的。
此类观点，私下议论没有问题，但形诸文字，就难了，不免招来非议。启功回忆录里也曾讲到日伪时期自己的无奈，竟到伪北平政府里谋了职位，也是为了活命，后因被自己的老师陈垣骂了回来，才得以避免陷入更深的苦地。那时候的周作人、沈启无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文章只谈古文化，讲讲风俗，谈谈天气，玩玩文物。沈启无甚至还为抗日的人提供了方便。人是复杂的，复杂的环境，也造就了复杂的人和文化。若是考察那时的文人写作，不能不感到精神的异样。日伪时期的报刊在风格上除了无耻的大东亚文化理念外，就是沉闷的古人气味。上海、南京、北平的几个杂志，都是一种调子。文中普遍讲学问气，儒雅而从容，从历史讲到国民性，从文字的理论说到版本目录之学。言论是受到限制的。当文人只能够在风月里绕的时候，精神是萎靡的，尤其在国破的时期。周作人、胡兰成的文字就是这样。虽然好，可是与真的人生是远的。
使张中行能和周作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对欧美的哲学有很深的兴趣，日本的文明对他是隔膜的，所以就有东亚以外的学术背景。在骨子里，他是不愿走进日伪文化的圈子里的。写作时候也许会有应景的文字，可那并非自己真实的思想。文章成了啖饭的拐杖时，真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欧美文化，不太易让人在主奴的关系里存活；东亚的文明不幸的是，偏偏陷入主奴的关系里，怎么能不让人深恶痛绝？他晚年喜谈英国与德国的哲学，鲜及日本，是早年的记忆有关呢，还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就不好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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