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个地方的学人，即便是有所谓的文化沙龙也是散漫的，大家各自为政，并不去寻齐一的生活。故都的环境永远都是岑寂、荒冷和宁静，很少有江南的秀丽、温润。京派的作家和学人都有点凄凉的感受，文字间常常是无量的悲哀。你看老舍写的胡同那些满是灰土的角落，鲁迅笔下的会馆的斜阳，都给人肃杀的感觉。燕京之地，胡气里也有细腻的音响，返照着朔漠的余光。周作人、废名和顾随的文字，流动着的也正是类似的气息。
张中行所喜欢的学人，性情的深处都是有点诗人的幽情的，彼此的审美意识甚至都有点相似。朱自清的孤寂的心境，俞平伯的沉静中的文字，赵荫棠的无奈诗情，都是纠缠着心性的苦楚。他们不去无端地从外部世界寻找出口，更多的时候是把这些自己吞到肚子里，以挣扎和自审消解着一切。我们说他们身上有一点古风，是有些道理的。
与他交往的前辈，大凡交往深一点的，他都能品出其内心的沉重。周作人不用说了，他后来结识的顾随，就给他苍凉的感觉。还在张中行读北大之前，顾随的诗文就已很出名了。1927年印行的《无病词》，1928年编辑的《味辛词》，以及后来的《荒原词》《留春词》《积木词》等，在朋友间悄悄流传着。后来，当张中行读到这些作品时，是大为佩服的，有时也是心有戚戚然的。顾随的诗词有荒冷的意向，是旧体的与现代人的感受的杂糅，格调自创一路，全不落俗套，高而凄凉，绕人心肺，久不散去。作品多梦语，残阳、冷照，落花、秋水，苦吟愁唱，煞是感人。张中行后来也填词，境界却一直难及顾氏，所以晚年有人夸赞他的文字时，他是不敢欣喜的，因为有那么多前辈高手在，也只好自认平平了。
顾随的笔名叫苦水，文字常有凄楚的清音，有天人之象，是学不来的。他出语飘逸清寂，直指苍穹，有佛气与庄生气，还带着曹雪芹式的悲凉。那些诗文有对病痛的无奈，也多有对生命无常的惊悸，却又没有消沉的下坠，总是有美的灵光闪动着，让人随着攀援智性的高峰。与顾随的交往是他的快事，许多年后回忆这位老师的遗产，他的敬佩感是仅次于周作人的。
较之于顾随，俞平伯的作品则是古水里泡出的香木，自是一绝。就才情而言，他无法与废名、顾随相比。张中行对他的感觉是另类的。也许是儒者的风范更吸引张中行吧。俞平伯是新旧参半的学人，他对古代诗词的研究，有不凡的见识，关于《红楼梦》的解读是才学耀世的。俞平伯治学的方法和胡适不同，与顾随的才子式的独语也有别。他善体味古人情思，又能从史料里把握人生，谈论问题温文尔雅，从容而自信。就思想的高度和审美的深度而言，俞平伯都算不上高人，他对现实的理解有时甚至还显得可笑。但他身上流动的文人的古风，在张中行看来是难得的。他的治学方法虽旧，但功夫不浅，比如谈古诗十九首就九曲十折，从文献里找材料，在体悟中辨曲直，就心境的自如与坦然而言，是超然于世的。那么喜欢旧诗文，却又能发现前人读解时的问题，在一般学者是不易做到的。这样的功夫，张中行就欣赏不已。俞平伯的文字是寂寞的，在品读旧诗文的过程，也渗透着无量的悲哀，似乎也有排泄不去的苦恼。有苦恼，就有语言的真意在，在词语间流着爱意。那样的纯正而无邪的存在，在是非四起的地方，没有一丝的影响，还散出清幽的气息，总是让他如临清潭，心情是愉快的。
在他的老师里，赵荫棠的文字也很有特点，杂文的风格有峻急的一面。赵荫堂是周作人的朋友，思想是沉浸的地方居多。他有时也很幽默，在文章里说一点笑话。赵氏喜谈掌故，对历史的看法颇为深切，又无夫子气，见识是高的。看过他的一篇谈剪辫子的文章，散淡多致，韵律和鲁迅略有相似。他对专制统治是切齿地仇恨的。他行文老到，出语深切，纠结着历史的伤痛，却又有超脱的笔致。他的《奕齐记》《述酒》《艺术杂谈》《穷之赏玩》都是好文章，不知为何却不为后人注意。他的思想在根本上与周作人是一路，或许是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也未可知，比如都厌恶载道的文章，喜欢性灵的、有趣的、文不雅驯的存在。《穷之赏玩》中就说：
蒲松龄也有祭神文，大概受到杨韩的影响吧，朴实也是个想达而在上的人。但在他连考数次举人不中，便绝望了。此后，他的生活过得倒很潇洒，饮酒赋诗，骑驴逛山。在文艺的成就说起来，我觉得他比韩愈高。一部《聊斋志异》，可以抵十部《韩昌黎文集》。
此话似乎和周作人一样，是反伪道学的。他们都远离道貌岸然的艺术，沉浸在心灵的游戏和智力的探险里。京派文人的这一点，一直左右着北平的学术风气。张中行对此也是心以为然的。京派文人不都是贵族气，有许多是平民化的。赵荫堂就是这样的。他和张中行交往较深，一生多厄运，学术之外，人生可以说是失败的。张中行回忆道：
记得同一位老友说过不止一次，观照人生，就不由得想起孟德斯鸠辞世时的一句话：“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人力，究竟能把命运扭转多少呢？这命运，或说定命，不是指神秘意义的，是指科学意义的，即天性加机遇。天性，大的如聪慧与愚钝，小的如近酒与远酒；机遇，大的如生在什么社会，小的如买的火车票，对号，碰到哪个坐位，都很少是人力所能左右的。不能左右，也不能躲，剩下唯一的路，不管欢迎不欢迎，只有顺受。这所受，表现为顺或逆，更向身边贴近就成为得失，成为苦乐，成为荣辱（指世俗的）。言归正传，赵荫堂先生，用这两个条件衡量，情况怎么样呢？我的私见是逆多顺少，所以一生是颠簸（或只是心情的）时多而安定时少。分开说，天性，他是庄子说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所以积极不能走顾亭林的路，消极不能走邵潜夫的路，能走的只有李笠翁一条路，由旁观者看是不能洁身，不能乐道。机遇呢，他惯于没有遮拦，可是环境常常很需要有遮拦，因而就圆凿方枘，轻则成为不协调，重则会成为悲剧。
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物，也能写一手好的文章，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满肚诗文的人，有时是命运坎坷的。京派学人，多是没有身份的普通读书人，知道人间的冷暖，也就能以平静的心态谈一些掌故和学识，文字闪着精神的张力，那是对苦楚的人生的慨叹吧。也因此，这些京派作家和学人的自我的内觉丰富，思想是内敛的。自己和自己交流着，挺进灵魂的深处。他们学会了在乱世里独处，能从静观里打量人生和世界。历史的眼光和审美的视野都是特别的。他们也玩玩古董，写写画画，但思想却不都沉浸在远古的过去，而是悄悄地与当下对话。作为一介书生，他们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但也不想污染这个世界，希望保持着精神的纯洁。且从历史的旧迹里觅出今人的参照，知道何路可行，何人可念。失落的闪光可以还原吗？什么对世间更有意义？
在那样的乱世，这样的状态的人有许多，后来却渐渐稀少了。张中行在心里知道，世道浇漓，民乱不止，精神的美质渐难保存了。自己做不了英雄，也非坏人，那么就安于平淡，做个读书知礼之人吧。他身边的老师和朋友，多可成为人生参考。在这些人的光环下，生活庶几不会荒凉的。所以，理解张中行的世界，他周围那个世界里的人与事，不能不读。对照起来一看，精神景观的逻辑线条，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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