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他一人要供养八口之家。四个女儿，老母、岳母、妻子，都靠他的工资。过去是靠写稿卖稿为活，勉强凑合。现在不行了，那些没有马克思理念的文章谁要呢？于是只好想点办法。由于过去的关系，他曾认识编刊物的朋友张、马二君，恰好此时在天津办《语文教学》，不知为何又联系上，便重新挂上关系。《语文教学》编辑部希望他帮助约稿、编稿，他一一应了下来。这是个繁难的工作，量大而重，业余时间几乎都被这些编辑琐事占据了。找人写文章，取稿，编选，请人喝茶，是很辛苦的。这项劳动的所获是每月可得三十元收入，加之《现代佛学》月刊的每月二十元，总算可观的。因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思想里总是认为，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报酬是理所应当，没有什么亏心之处。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都是公有的，个人的一切都是国家的，经营自己的园地怎么可以呢？
1952年上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张中行业余时间编刊物的事情泄漏，这竟成为贪污问题让他遭到批判。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小组追问很快变为人数多的审问斗争。命令交待，其实情况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想多说以求上纲，也苦于想不出来。当然不满足，于是责令反省，即拘留在单位的一间房里，不许回家，专心交代。计住了四周，都交代了什么，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其间，负责我这大案或小案的人必更加忙碌，是事后风平浪静，我的形象不再那样丑陋之时，其中一位告诉我，连我转致稿费的一件件都核对了，证明我并未中饱，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这样，多方调查，抓不着小偷小摸，如何上纲？是说我同张马二君谈到过中小学或中小学课本的情况，这是为勾结资本家而泄漏了国家机密。出言定案，其后是照常上班，听候处理。
接着是审判，成立管制小组，每周写交代，停发工资，开除工会。张中行一时沦为精神囚徒。审判会上，叶圣陶、胡愈之也参加了，他被定名为贪污分子。这个帽子让他不寒而栗，应当说是沉重的打击。凭血汗换来一点报酬，竟成罪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他由此知道，不仅思想上不能乱说乱动，行为上也应远离物质，清贫度日才对。老老实实地上班，安安静静地编书，不说，不做，不动为上，其余皆可得祸也。先前读《史记》，看到定于一尊的画面，不太了然，现在似乎明白了。日光底下无新事，昨日如斯，今日如斯，大家还在可怜的世间。明代的野史，有清的笔记，都写过类似的故事。原来生活竟是这样！只有经历了人生，才知道中国文化原来是些什么颜色。
1952年的打击使他变得格外聪明。易代的冷暖被他一下子看清了。此后是倍加小心，他知道不能再惹是非，否则八口之家难以活命矣。忽记得知堂老人在讲到甲申之变时的感叹，小民之苦不可备述，人们只能苟全性命而已。钱牧斋经历了三乱之苦，只好读读佛经，沐浴着神光，聊以度日。顾炎武能做的除了悼念昔日的时光外，只是苦苦著书了。张中行知道，和那些前人比，自己更下一等也，有什么为生的资本吗？想了想，都没有了吧。也只能做一个顺民，别人说一，自己也喊一，决不说二。虽然知道是逢场作戏，也只好如此。许多年后，他看到那些直面人生不怕苦、笑对死的英雄般的人物，大为佩服，但却不赞成。为什么呢？乃不希望无谓的牺牲，那对生命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到了1957年，组织号召“大鸣大放”时，许多知识分子出来讲话了，出版社一些善良的人也纷纷响应组织号召出来提意见。他却警觉地沉默着，知道祸从口出，不可乱说。他回忆道：
这其间，我曾见到邓念观老先生，谈到整风让提意见的事，他千叮嘱万叮嘱，说：“千万别说话，逆耳，抓住把柄就不得了。”我们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弱者所见略同，于是制定战略，是争取不说话。想不到听取意见的诚意或热情竟表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办法是由党办公室安排次序，每天请一些人去开会，一个一个发言，提意见，党的书记面对小本，记录。这一关不好过，但总得过，也就只好下降为战术，挖空心思，想想说什么。惯用的只是歌颂成为文不对题，因为人家要求说的是缺点。为这件事，记得有几天，钻到被窝里不能入梦，因为要翻来覆去编造。丑媳妇终于不免见公婆，是有那么一天，接到开会的通知，让去给党提意见。会开始，我退避三舍，只倾耳，不动口。到了晚饭之时，还有两三个没发言，书记宣布散会。我怀着侥幸心理，以为这样就过去了，但也拿不准，所以还是有些心不安。只是一两天就明白，因为又接到通知，还要参加会，提意见。应该感谢我的胆战心惊，迫使我到发言之时，竟至扔开作文教程，你让我说缺点，我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记得最重要的一句是“成绩是主要的”，末尾夹带一点点鸡毛蒜皮。书记照样记了，没说我的大作文不对题。其实还没有所谓右派之冠，我过了函谷关，怀着胜利的喜悦，下班回家，面对妻女，喝二锅头一杯。
既然上面的人是做事的虚无党，那么下面的小民也可游戏人生。在无是非的时候，讲是非就是不通世故。在这一点上，他承认自己是通一点世故的。因为要活命，也只能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事情不久就严重了，果然更大的风暴刮来，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落马，被打成右派，不久就被遣送乡下，流放天边。他暗叹自己的侥幸，每日如履薄冰，似乎总有一把剑会从头上掉下来，每每思之，如坐针毡。
出版社有一批人被定为右派，他的外单位的几位好友也未逃此劫，有的被发配远走，有的卧轨自杀，其状惨极。社会上的那些大右派，有的本来就是闻人，他并不感兴趣，对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很隔膜。所以就说不上刻骨的疼痛。可是身边的几个好人，老老实实地做学问的，也遭苦难，对他的刺激就不是一般的了。
他熟识的许多人成了右派。叶恭绰、启功等都被厄运所扰。他自己也不太敢与这些人频繁地往来了。那时也不断传来右派的死讯，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正法。据邵燕祥先生回忆，那时候因被打成右派而自杀者很多。这些人走投无路，只能以死为之。他所在的广播局系统的一个叫王冶的人，在被划为右派一周之后，精神崩溃，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然后自杀。张中行母校的情况更糟，陈奉孝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中介绍，哲学系的黄宗羲、西文系的顾文选、中文系的林昭、化学系的张锡琨都被枪决。张中行从身边及周围的世界里，嗅到了一股腥风，他知道，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死，也许就是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与张伯驹、叶恭绰、启功这样的人比，他算幸运的人。可是这是由大苦换来的，合算还是不合算呢？较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北大气象，人已不像人的模样，许多精神的墙坍塌下来了。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那几代人所失的，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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