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天，邓念观老先生到张中行处说，马一浮来了，住在北京饭店，可去看看否？张中行虽没有见过马先生，但对他的学问和诗词颇为欣赏，于是痛快地答应前往。马一浮那时是政协委员，年事已高，大约八十余岁了吧。张中行很喜欢他儒雅的样子，听其谈吐，亦有不凡之处。他欣赏马一浮，是因为马先生身上有古风，与时代每每相反对。在精神的深处，其实马一浮是个新儒家，对西方的人文主义的某些理念是反感的，觉得中国传统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丧失掉了。马一浮对章太炎以后的学术路向颇有微词，因为太看重历史，把四书五经都当作历史来看，就忽略了人情的东西。于是实用主义泛滥，儒家自由的新型的东西反而消失了。这些观念，张中行那时还没有看到，对其认识也只是表面上的。可是他从此人的身上和文字里，却嗅出迷人的气息，不那么张扬，是飞动而切实的美。细说就是儒家的高尚的境界。在他的朦胧的感觉里，此种境界乃常人很难得到的。
他认识的几个前辈都是有儒风的。胡适、刘半农、朱自清、马叙伦等，脱俗的形影让人心动。对这些人的学说，他未必都赞同，可他们的基本的做人的态度，在他看来合乎人性的美质。比如谈到马叙伦，他就佩服其学以致用的精神。马叙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鬓，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事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
人生堕地，即入社会，惟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
上述的话是儒家的忠言，像马一浮那样埋头读书，与古人对谈是一种选择，而如马叙伦那样入世也是一种选择。在张中行看来都是有趣的。这里涉及对儒家传统的看法，其间的因素是复杂的。张中行对儒家的经典有诸多不满的地方，比如主奴意识、唯道德化、轻视女人等等。可是在读书人那里，大凡有气质的、温文尔雅的人，都是闪着儒家意识的光芒的。就连“非孔”很厉害的胡适，其身上依然是儒家的美德，宽厚、明达、仁爱集于一身。问题是，这样美丽的境界是从四书五经里来的呢，还是修身与现代学术训练结合而成的呢？近代学人的成就，是在很复杂的环境里出现的，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不过旧有的儒家意识里存有好的遗风，那是毋庸置疑的。
马一浮乃大儒，张中行是小儒。做大儒，就有学术的气象，通古人脉络，得天地菁华；小儒呢，则不离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偶得天机，神游古今诗文，偷得乐趣，如此而已。不过张中行与马一浮有相近的地方，他们都喜欢明快通达，厌恶隐曲险恶的阴风。比如马一浮说孔子的话是直截了当，明快感人，而老子则不然，“其语多险，流弊遂多，后世阴谋家尽由是启之”。这种主张自然、通达、平和的思想，也很合张中行之意。他就说，人生的要义，可以用普通的人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大可不必装腔作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温和的美好的情愫。在前辈学人中，此种境界保存得很好，张中行欣赏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原因的。
关于儒学，张中行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在一些文章里散乱地涉猎一些。儒家的基本立场，他觉得是有问题的，但在对人生的态度上，却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孔子的仁爱思想，人皆有不忍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都很好。《中庸》所云“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乃悟道之言，对他影响至深。他喜欢孟子的民贵的思想，一直坚信于此，可是又不囿于孟子的观点，最后还是走到现代人文主义的路上。他说：
如孟子，说“民为贵”，是信民本，可是不反对君主专制，是没有采用民主的手段。未采用，是因为他想不到民还可以主。他失败了，理想或幻想破灭。这也有好处，是伴同历史的无限事实，足以证明，想实现民本，就只有走民主一条路。
张中行比儒家的民本思想多了现代的民主观念，是时代进化使然。也因此，他就比马一浮那样的人多了生民的血肉之感，这是小儒的声音，发自田野，而非书斋，就多了亲切、含有热力的旋律。较之于马一浮这样的大儒，张中行在理论上也许简单，但却深刻，是蒸腾着小民的苦泪与血气的。要知道儒的好与坏、优与劣，有时我们就不能不读张氏这类人的书，他与百姓的距离似乎更近。
可以说，儒家的精神，对他的意义不是天下、君臣层面的，是个体修身与审美的参照。儒家所讲的仁、智、勇，他都赞佩。不过度地偏激和冲动，靠理性支持自己，殊为重要。他所欣赏的静谧的生活，就有古人的遗风。中国的儒，曾经有一种“疾虚妄”的传统，可是后来有此意识的人甚少。他的老师周作人所推崇的王充、李贽、俞正燮就是有叛俗的勇气的人。对这些人，他自己也是喜欢的。说起儒与他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他对儒可说是爱恨交加的。在他所欣赏的前辈里，有儒风的人很多，他们美好的一面就是对人有爱意，懂得彼此关爱。如果说儒家的好的一面在这里，那么他是较好地继承了这些的人。朱自清、俞平伯、熊十力，身上都有温情的一面，他所以和这些人来往较多，大概也因为他们身上有君子之风。所以，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们是把西洋的个人主义内涵与儒家的某些爱意融于一体，远不失旧的血脉，近不疏离个性传统，保持了东方式的智与勇。在这里，他对儒家的看法，与“五四”那代人是一致的。不过，他也在此表现了温吞的一面，一方面蔑视贤人政治，讨厌王道，另一方面又坚持节制、顺生，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在立身的这个问题上，是个典型的儒，主张从常人出发建立人生信念。他在《顺生论·常情》里说：
记得有一句似雅而实刻的骂人的话，是“找个镜子照照”。其实就是应该找个镜子照照。最好是用弗洛伊德学派的，一照就照见，自己原来是个常人，有常情，因而就容易顺流而下。怎么办？破罐子破摔当然不对。应该一，谦逊，因为受欲望的指使，求这求那，求而不得就烦恼，自己正是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差；二，警惕，因为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病，就应该时时谨慎，以求不犯病；三，要知其不可而为，对于寡欲与节制，不只心向往之，还力求接近；四，最好再积极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他把儒家的圣人之道颠倒成了一个常人之道，以普通人的角度改造了儒家的学说。这是一个位移，较之于鲁迅的峻急，显得有些妥协。温吞的地方是有的。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还能欣赏儒风，反其道而为之，那是不得已的选择。就锐气而言，比“五四”那代人，自然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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