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郁闷之后就是饥饿。

    我注意到张中行对生活的描写，都很简单，但他对贫穷的记忆是刻骨的，总让人久久不忘。他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伤哉，贫也”。所谈疾苦，都非今人可以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面临的不仅仅是精神的困扰，又添了生活的麻烦，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入不敷出。他回忆此段生活时讲道：

    1959年的春季，我和妻二人往天津，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母亲晕车，所以故意坐晚七八点钟开的车，拉下车窗帘，以求看不见动。这个办法还真生了效，母亲未呕吐，平安到了家。其时正是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时候，过杨村、落垡一带，常看见路旁火光冲天。对于宗教性质的狂热，我一向没有好感，想到自己也要装作有宗教热情，反而觉得母亲的不见不知也大有好处。

    母亲来了，也有她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幸而都不难解决。衣，家里的（土改后置备的）都带出来，几乎用不着添什么。人一生，食方面消耗最多，也就花钱最多。可是母亲面临的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因为粮食不贵，而只许买二十多斤。她是借了年老，饭量小以及一生简素养成习惯的光，在别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她却吃饱了。前面说到，因为缺粮，家里吃饭改为法制，人人吃自己的定量，中青不够，母亲却够了。食无鱼肉，中青很想吃，她却不想吃。她也有所想，是妻有一次，出于孝敬婆母之礼，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就想吃点杂面汤。”

    在苦楚的日子，妻子为保全这个家，把好的条件让给了他，让其终身感激不已。张文曾在给我的信中写下这样的话：

    困难时期妈妈浮肿，街道照顾，每天中午可以到居委会吃一个菜，自带主食。一天，妈正在包要带去的两个小窝头，爸按捺不住饥饿，说：“让我吃一口行吗？”妈把窝头拿给了爸，爸一口就咬掉一半。妈说：“你都吃了吧！”把这个窝头都给了爸。此事是爸晚年生病后讲给我和小保姆听的，当时妈妈也在场。说那时候都吃不饱，吃什么都香。

    也是困难时期，妈妈的一个英明果断的决定。按干部级别，爸爸享有“乙字购买证”，每月供应一斤黄豆和一斤猪肉。爸爸觉得家中有老（我的奶奶和姥姥）有小，不忍心一人享用。妈妈说：“一大家子就靠你一个人拉套，你不能倒下，老人不活动，自己的定量够吃，饿不着，孩子们年轻挺得住。”决定让爸爸一人吃黄豆，每顿饭都蒸一小碗黄豆，让爸爸先喝黄豆汤，再吃黄豆。猪肉则买猪油，烙油脂饼，大家改善，增加些油水。就这样，爸爸居然治愈了浮肿，在饥饿和工作的重压下，挺过来了，换得全家平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馑，几乎覆盖了全国。人们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但几乎没有良策。大家被困在一个地方，连一点活动的空间都没有。城市里的定量供应，是日伪时期就有的。到了五十年代，这个模式越发厉害。计划经济下，来不得半点闪失，人们在那时经历了空前的大恐慌。突然间四处是饥馑的氛围，当人们把解决吃的问题摆在首位的时候，思想是没有自由的。不断地传来有人饿死的消息，张中行熟悉的人中有两个：一是同院的邻居王氏，因为饭量大，加之精神不太正常，无法适应供给的生活，饿死了；还有一位亲戚，住在外地，总是梦想张中行能发家，好给他们做红烧肉，但也梦如烟云，未能看到这样的日子而过去了。

    先前苦日子还能想些办法来解决，比如借债、卖些器皿，或者卖文、编编书稿。他和老伴就在小市变卖过家产、古董，维持生活。现在不行了，没有粮食，全民粮荒，况且他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我注意到他对饥饿感的描写，很是细腻，虽不是小说笔法，但读后让人难忘。艺术可以编造，但真的生活是别人想象不了的。他在《流年碎影·饥饿》中写道：

    写小说，可以编造，不写小说就只能如马、班之著史，写实况，缩小到我，而且是自己的。这也不很少，由何时说起呢？想到一种情况，是若干年来，农村的人总是往城里挤，根据不合时宜的人性论可以推断，是都市的生活好于农村。这情况也鲜明地表现在饥饿的程度（时间长短、饿殍多少等）上。仍说家门之内，母亲因食不饱而移住天津，时间是1958年10月，我住北京，也感到食不能饱，大概要晚一年左右。不能饱属于内，是只有天知、地知、己知的事，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红烧肉、炸油饼之类）甜的（蛋糕之类），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即端起碗。还有属外的，是买食品（尤其肉类）难了，接着牛奶不能订了，粮食定量还要减。肚子不好受，影响心里也不好受，但不能说，要装作若无其事。实际是真有其事，怎么办？许多人是用高价之法买一些较好的营养，记得杨丙辰先生就曾劝我这样做，而且助以人生之道的理论，是保命第一，要舍得花钱；远的一层是，即使可以挤出一些钱，七口之家（其时长女已工作，不在家），比如破釜沉舟，买半斤高级点心，往嘴里送，想到那六口都在饥肠辘辘，实在咽不下去。总之是理论上并非毫无办法，而实际只能忍，听天由命。

    他的描述对那些从苦海里过来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我觉得，北京的日子毕竟好于外地。张贤亮写西北的生活，挨饿的场景惊心动魄。杨显惠描绘西北的孤儿院，也有类似的场景。我在六十年代初生活于辽南的农场，饿得浮肿，几乎没有粮食，靠树叶和玉米棒为活，可谓惨不忍睹。那时到处是饥馑的人群，我还记得山上不断出现的新坟，惨象不忍细睹。看到张中行的文字，我觉得北京人还够让人羡慕的，因为毕竟还有特供。而乡下之人，只能面对泥土和草水，过着原始人不如的日子。我那时四岁，刚有记忆。记得在海边捡海草，饿得不能走路，摇摇晃晃地度日。海草吃净了，就吃树皮。记得有一次母亲从食堂打来一小盆饭，全家人围着，都不敢下箸。连一个人都不够果腹，何况四口之家呢？饥饿是人类的第一大灾难，我们几代人都赶上了它，岂不可叹也夫！在那样的时代，人的可怜是现在的青年所不知道的。

    那是天地的大苦，可谓人世的巨灾。鲁迅那代人，写人间各种苦难，唯独没有深及饥谨，偶有涉猎，都是别人的事情，自己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的。四十年代后，乱世的影子四起，饥饿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到了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吃粮的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张中行那代人，可说经历了人世间所有的灾难：内战、丧乱、饥谨、地震、流放。其中最为惨烈的是挨饿的日子。但苦楚的时光也不是没有收获，那就是他有着妻子的体贴和爱护，得到了亲情的滋养。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贫瘠和近于死亡的日子里，家里还保存着温情，那是令他宽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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