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风暴，我经历过一点，看到张中行的文字，所谈之事与我在乡下小镇的经历颇像。较之于那些显赫之人，张中行算是幸运，并未被红卫兵专政过。许许多多的厄运，总算躲过了。他未被打入牛棚，是万幸中之万幸，但所受惊扰，则深透骨髓，是难以忘记的。那时受冲击的不仅是读书人，善良的百姓更是大难临头。有人曾说“文革”是中国百姓的狂欢之日，那是不懂历史的缘故。普通的、胆小的百姓，只有惊吓和无奈。张中行的二女儿张文曾和我谈到其母亲在“文革”中受到惊吓的事情，有封信中这样写道：
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时时、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无论是相处几十年的家人邻居，还是一面之交的过客，没有不说她好的。以她的善良、宽容、坦诚，以一颗火热的心对待他人，我想，或许在她的头脑中只有真、善、美。“文革”中，街道中发生的一切，她无法理解。16号院的唐先生（国民党军官）、15号院的张效彬（古董鉴赏家）被抄家。我们院的房东李太太、吴老太太（地主被赶回老家），游街的被绑着，房东家被贴了封条，这一切她不理解，恐惧，以至精神恍惚，有大祸临头之感，预感爸爸买的那么多书会招来大祸。幸好1969年，爸爸去了干校，家中尚有八十多岁的姥姥，五岁的小耘，一岁的靖靖（我的女儿）。冬天将至，两个孩子，两个老人，两个炉子的日子太难了。正值战备疏散，北大住房不再紧张，我决定把两个家合并，便于照顾，也让妈妈彻底改变环境，迁至北大八公寓。
到处都是斗争，红卫兵、造反派横行四野。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已经瘫痪。批判资产阶级，揪斗坏分子，写大字报，高喊革命口号。熟悉的人一个个倒下，许多心仪的人纷纷离世。仅他的老师、前辈学人、挚友就有多人死于当时：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斗后，死于八道湾。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受辱后，死于杭州。
1967年3月18日，好友李也鲁死于永定门火车站。
1967年，废名病死于长春。
1968年，沈启无在牛棚患病后身亡。
1969年1月，莫逆之交刘佛谛自杀身亡。
先他而去者，有的比他年长，有的与他同龄，都是颇有学识，为人中正者。在四面恐怖的时代，无立脚之地，要么随顺，要么死亡。按人之本性，是乐生而厌死。为了生，就只能顺，随大流。内心虽觉荒诞，但也只能如此，不能逆水而行。他说这是“使民战栗”，致人而死的时期。最让张中行不解的是，那些老革命，和自己有不同选择的人，也遭到厄运。有一次他在一个广场上看到人们批判何其芳先生，便大发感慨。何其芳与他是北大同学，曾一同去南开中学教书，也一起被学校辞退。后来一个去了延安，一个不革命地待在旧京。不革命是罪过，而革命者何以也罪大弥天？这在他是个荒唐之事。最难以想象的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来找他，调查杨沫的事情。来谈话的人很严峻，像审问犯人般问他：
“杨沫都有什么问题，请讲！”
“没有什么问题。”
“这不可能，你要老实交代解放前你们的事情。”
“情况你们都知道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我不行，思想落后，不革命，远不如她。”
……
类似的外调和审讯还有许多，他每次应对都是从容不迫，不讲别人一句坏话。他虽然害怕，但是平静，觉得是一场滑稽剧，未料程度如此之深，这在世间是从未有过的吧。
“文革”的世界是狂热的世界，看人的标准定得很窄，连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他觉得社会的基本道德被破坏了，人妖颠倒。如果说过去与左翼知识界的分歧是不同理念的缘由，那么“文革”则是一次反人类的大表演。他厌恶这个表演，因为不仅对现代文明是个倒退，就古代文明而言，有此类行为者亦不多见，更是个倒退。他在《流年碎影·红卫风起》中写道：
迷信加狂热，汇聚为大力，最容易表现为憎恨异己，于是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狂热的力量为有力且有某种企图者利用，成为更大的力，进而消灭异己；另一种，有并行的两股或更多的狂热力量，都憎恨异己，结果就成为相互残杀。不管是哪种情况，结果都必是社会的混乱，某些人受苦受难，直到不能活下去。还有可悲的是，事过境迁，精神方面的后遗症，短期间必不能治愈。
也就是因为有以上这些想法，无论就个人说还是社会说，我都不赞成狂热。就说是理想吧，我总觉得，个人，立身处世，应该清楚，用建基于知识的理智指导行动；对于人，即使不能爱人如己，也应该多宽容，虽利己而不损人。扩大为考虑社会环境，求人人为曾、颜，以“德”治天下做不到，也要依靠“法”，以便人人知所趋避，不容许以别人的血肉来满足自己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欲望。总之，我盼望的，甚至说渴求的是，有知识而不迷信，心地平和而不狂热，对人宽容而不憎恨，人人有安全感而不心惊胆战。
研究东亚史，就会知道我们东亚文明里有个因子，那就是人很容易在真理正义的美名下走极端的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太平天国，都有类似的问题。表面看来，东方社会一直平和、宁静，其实背后也掩藏着残暴的内心。中国社会的情形更为复杂，用鲁迅的话说，奴才的破坏有时力量更大。当人被一种思想控制的时候，仿佛受到了导引术的诱使，众人陷入狂欢之中，全不顾生命的多样性。美的名义下，进行的正是丑的罪恶。联想希特勒的大屠杀，也都如此。“五四”过后，许多文人注意到此点，可惜只是星星点点的碎言，社会并不都认同。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里，就反身自问过：我们这些寻梦的革命者，何以后来在内乱里内戕，彼此残杀？其追问之语，给人印象颇深。
“文革”这场戏，已烟消云散，留下的话题却未能深入言及。张中行经历了六个时代（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沦陷时期、抗战胜利后、建国后），对此的体味别有特点。他没有像季羡林那样经历牛棚之苦，也无周作人鞭笞之辱，作为小民，他零零碎碎留下的文字，都是难得的思考。对于那一段历史，我们现在梳理得是很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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