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张中行的许多日子是在乡下度过的。

    先是在1969年8月，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一年多。其中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后来是被单位退职，送到乡下，发配老家香河。时间是1971年4月。

    他的乡下生活，只是劳动。干校的日子很苦，各种活计都做过：种地、挑水、砌墙、拉车、插秧、积肥、采石、烧锅炉……

    凤阳这个地方很穷，他偶尔接触几个少年，一问，多有讨饭的经历，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这让他受到不小的刺激，甚至一度也产生自责心理，以为和那些贫困的人比，自己还是太奢侈了。凤阳的冬天没有暖气，很是寒冷。饮食呢，也马马虎虎，缺乏营养是自然的了。这些还可以克服，他对生活要求不高，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无聊的事情是不断有政治学习与运动。他就多次受到冲击。劳动是一个环节，受思想的洗礼还是一个环节。不仅要读毛主席的著作，还要学习各种文件。稍有不合拍之处，就要遭到指责和批斗。干校其实像个集中训练地，负责的是军人，用的是军事化的管理。虽说和大自然为伍，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但他和许多书呆子还是很不习惯，无疑的是连一点自由的空间都没有了。不过他学会了闹中取静，一是读读古诗，默诵诗句，聊以自娱；再者是利用余暇，与友人谈天，比如秋天护青时与友人吴道存聊聊学问。吴氏是外语室英语组编辑，为人善良，两人无所不聊。在对谈中，各自得片刻之快慰。

    枯燥的生活太久了，他竟学会了吸烟。这成了劳动之余的自我麻醉。有时也喝一点酒，以此消磨时光。但喝酒在那时也不自由，他为此还写过检査。不仅思想不得轻松，连生活也不自由。干校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是无孔不入。这种军事化的管制，他很不适应。他这个喜欢散漫的人，感到了有点窒息。许多年后想起这些，依然耿耿于怀。

    后来的事情更为糟糕。本以为在干校后，可以有个新的归程，或回京，或退休，但军管的决定是退职还乡。

    从一个乡下，转移到另一个乡下，实则是残酷的命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是押出都门。北京已没有立足之地了。

    北京没法回去了，只好迁移户口。女儿怕家人都迁移出京，遂想法留下母亲。张中行没有办法，只身一人回到了河北老家香河。这一年他六十二岁。

    虽说是老家，其实已没有亲人。母亲病故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死得更早，在解放初就病故了。哥哥在唐山，妹妹在天津。老家的房子破败已极，真是没有一点长物了。

    古人说的荣归故里和衣锦还乡，与他是没有关系的。久在都市而到乡下修身养性，也是与他没有关系的。对现代人而言，晩年去乡下住，真是一件美事。但那时候对城里人而言，这是一个惩罚，因为既没有生活保证，也没有人格的尊重。那时候的人是有贵贱之分的。在一些世故的乡下人眼里，他自然是个过时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人。

    起初乡下干部把他作为敌对人物看待。既然是被下放到乡下，那一定有什么问题。有人就对他并不客气。后来打听到没有罪状，也没有对其热情招待。至少在场面上，不热闹，不像过去乡下的氛围。他很忧伤地想，真是无所不在的力量，连小小的乡下，阶级斗争的氛围都这样，自己连一块自由的园地也没有了。

    好在一些乡民的心肠还有旧风。大家表面对他冷，暗地还是颇为关照。起初他还有个早晨散步的习惯，但在乡下人看来，此乃游手好闲之状，这不好。为了表现还是个劳动阶级，乡民给他出了个主意，那就是背个粪筐走走，既像劳动一样，又可逛逛田野，走走亲戚。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好，遂接受了。

    他打发时间的办法，一是写点旧诗，二是走走亲戚，看看朋友。离开老家四十余年，还从没这么集中地拜访旧邻和亲友。几年中所见之人可谓多矣，快乐的时候自然有，忧伤的地方也不少。大家都很穷，日子难上加难。加之世道沧桑，给他的都是凄苦的印象。所有的熟人几乎都过得不好，村里村外的亲朋及老同学，都在困顿中挣扎着。有的善良的老人因阶级斗争而变得谨小慎微，有的因家庭重负而没有了生气。那些可怜的女子的命运尤其让人无奈，美丽的过早消失，非人的遭遇，不能用笔墨尽之。联想自己的命运，以及国家的样子，他除了叹息、无奈外，真是无言以对。

    乡下的风俗多种多样，但已和记忆中的那些不同了，有的还保持着旧风。比如客人进到家门，被热情招呼上炕，主人以最好的饭菜招待。再比如仗义，为人和气，暗中帮助人等。但也有的染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他的一个表弟，从小和自己在一起，关系不错，但“文革”间当了村干部，早年的气质就变了大半。他回忆道：

    这位表弟是我老姑母的长子，幼年多在我家，一起玩，如张庄的马表弟，最熟。当然想看看他，去了，进村问他的住址，才知道已经升了官，大队的书记。入门，有好事者把他找来，没看出有什么官派。也许没忘记昔年，不好意思多变。招待吃饭，谈到老姑母，说前三四年才下世；告诉他我的情况，他没说什么。饭后，我问同村我的通县同学刘荫桐（名凤舞）的情况，说想看看他，他拿出原则性，说：“我看还是不看好。”我明白，这是因为刘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依教义就下降为贼民。语云，入其国，从其俗，我就不再说什么。我念通县师范，同班三四十人，毕业以后，与刘荫桐的来往不少，记得三十年代后期，为什么事急用钱，还求他支援过；八十年代，我写些不三不四的，如果有幸问世，就寄给他求指教。可是直到现在，竟没有得机会见面，想到那一次，竟过门而不能入，又不能不有“苛政猛于虎”之叹。

    急剧变化的世界，如果连乡下都颜色大变，这个世界可就真的没有一块世外桃源了。鲁迅曾感叹自己和闰土的差异，一个是老爷，一个为平民，其状可怜至极。文人和农民的差异，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还好理解。但农民与农民、文人和文人之间，也有这样一道鸿沟，那人的活动空间就更少了吧。

    带着这样的一种失败感来到故土，没有陶潜的悠然，也没有王维的惬意，他的精神是颇为孤寂的。许多年后，当偶然写到自已的故土时，他流露出内心的痛楚。那些文字好像幽怨的夜曲，在世间久久地回荡着。没有了家园，没有了归宿，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呢？

    香河的日子是寂寞的。他常常为每日三餐而发愁，因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并不强。有一次病倒在房间里，没有人知道，他独自熬过了多日，险些丧命。那时候他感到了无助。一个年迈的老人，在失去亲人的乡下，一人度日，其苦非外人可以想见。没有办法，他只好逃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再返回乡下，如此几年下来，在北京和乡下之间穿梭往来，直到一个新的命运转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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