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都是“文革”后期的往来书信，彼时社会风声稍弱，紧张感消失了许多，但人们的交流依然谨慎得很。有的来信开头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风气如此，是没有办法的。但信的内容，却与政治无关，大致是两类：一是通报生活情况，二是谈谈学问。前者大多充满黯淡的心绪，没有快慰的东西。可见彼时知识界的情况。后者则与世风无关，无非是古董收集与学业的探讨，都是旧式学问，不登大雅。
友人韩文佑是他最难忘的一位，他们感情甚深。1970年11月27日他给在干校的张中行去信：
曹氏借古谚为诗：“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从青年时期便喜读。末两句仍旧式人，但垂暮之年，一遇现实，则阡陌上甚不便于老人足履也。
右军帖云：“吾顷无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此等征象在我日益明显，工作实难胜任，正所谓进退维谷。虚岁已六十五，始愿实不及者；但却又“晚年悲年促”，妄冀再得十年，凡人之哀乐，不可超脱，泥途中辗转而已。
关于韩文佑，张中行有专文谈及。他们的交往，悲凉之气时在文中见之，可谓心心相印。他们结识于南开中学，成为彼此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张中行形容他们的友情是“共书、共酒、共苦乐、共是非”。解放初，韩文佑被调至天津师院，但他们往来更多，张中行每年中秋都要到天津去看他。两人的思想接近，爱好相仿。韩文佑是个杂家，读书极多，见识亦不俗，一些看法令张中行佩服不已，张中行从他那里也是得到不少启发的。韩文佑为人也善良得很，有纯正之气，曾无私地帮助过张先生一家，说他们亲同手足也是可以的。只是韩文佑著述不多，不被世人理解而已。
但另一类的通信里，是无可奈何的学问之谈。1973年6月12日，启功寄信给张中行，讲到自己在公共汽车上忽感不适，下车后一小时后才缓过来的经过，真是令人生叹。信中谈及书画之事有云：
蔡公又往顾一次，索阅《芥子园画谱》，弟亦阙如，昨日下午，在厂肆复遇之，正搜购画册，可见此公画兴之浓。惜弟亦旧业已废，手笔生疏，往谈画画之兴，亦难复往日，你负蔡公之望，晤面时祈代敬忱。
启功所说的蔡公是谁，一时不好解。后查张先生的一封来信，猜想是蔡超尘吧。蔡氏乃他的同事，字画都好，彼此交往亦深。1974年10月9日，他在致张中行的信中有这样的话：
近来生活，无善可述，日唯当采买，看闲书，访友聊天，却很少下棋。过几天，欲往北大一叙。如果碰巧，也许与贵老同学手谈一局。
我公前以扇面托为作书，弟亦贱性疏放，不敢在裱好的面上乱涂，久久未曾动笔，继又觉得不是了局，勉强为之，心里只怕写不好，果然一写就写坏了。孙公之画甚为雅洁，相形之下，笔涩字蹇，实难为情，心中懊恼，而无法补偿。
蔡超尘的字画都好，张中行很是喜欢，他甚至认为此公的字与画是单位里最好的一位。印象里张中行没有写过关于此公的文字，看来远不及韩文佑等人和他亲近。可是他们讨论艺术时的心境，让旁观者感念不已。
他的朋友里，人好，学问好的很多。他自知不及别人，很少有自负的时候。在那样的年月，不愿流入俗界，洁身自好，也只能读书和治学吧。而这一切都无功利可言，只是自己对自己的净化，如此而已。1974年5月1日，孙功炎从山西来信，都是学问上的事：
契阔逾十载，久绝音讯。五一前夕，忽奉手简，不啻天降，其喜可知。越之流人，见似人而喜。况闻故人之謦欬乎？且骈体小札，文情并茂，如见韩陵片石，又不免悲喜交集矣。
弟居此十余年，不觉逾周甲。前数载不免有所波动，幸上级照顾，劳动不多。斗室之中，唯以诗书自娱，兼得整理旧稿，已缮抄者，有读《诗》《骚》《尔雅》诸札记及《白石诗笺》等；未成者，有《韵镜校勘记》《山西方言志》，学疏陋，囿于见闻，但可敝帚自珍而已。《文通》札记，蒙叔湘祥阅，《诗》《骚》札记及《白石诗笺》，亦承圣翁阅，多所指示，至所感也。
我读到这些文字，心里是难言的感动。对于他们那代人的学问，我自己全然不懂，却依稀能体味到其中的乐趣。他们在古老的文本里得到的愉悦，我们这代人是不易重复的。在一个言说不得畅达的年月，那一代人，还能不忘情于学术，且自娱自乐，在精神的路上慢慢地蹒跚，思想庶几不得荒芜也。韩文佑、启功、蔡超尘、孙功炎，在那时都是默默无闻之辈。启功只是后来才暴得大名。余者至今仍是沉寂的逝者，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吧？与这样的友人交往，张中行是快慰的。他们的交谈，是精神的融会，有大爱于斯焉。人情互往，有着快乐的支撑。他们自己耕耘出自己的园地，收获着智慧和爱，与身外的枯燥的世界比，朋友之情绿水般滋润着生活的路。记得一幅俄罗斯的画，暗暗的夜里，几个人搀扶着在泥泞里走。他们的依偎，射出了有暖意的光，在这惨烈的夜里流动着。人生一世，孤零零的时候，倘有这样的依偎，该是快慰的吧？他和他的同代人，在那破碎的时光里给我们留下的余温，是烛光般的温馨。我有时想，现在的朋友交往里，如还有类似的情境，那一定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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