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和白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文言读本续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文言常识》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负暄续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禅外说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文言常识》 香港三联书店 1992年版
《诗词读写丛话》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顺生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负暄三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留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年版
《流年碎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在他的文字红火的时候，微词也随之到来，有时在报刊上也能看到对他的批评。对于这个老旋风，看不惯的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在他是不必大惊小怪的。他其实知道，人有高低，地分南北，是不能齐一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晩报》上发表了关于他的评论，记得是用一周的时间连载的。不久宣传部门就转来几封老干部的信件，他们对张中行的走红表示忧虑。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宣传这样落后的文人？只会顺生的人，不愿和恶势力斗争是卑怯的吧？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前辈特地到报社找我，说张先生对何其芳大有不敬，有过分的举止，并且说他在日伪时期也有问题，此人不可多溢美云云。
对张先生的种种看法，在我看来是自然的。他对革命过来的人的微词，也有简单化的地方。人选择什么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和效应，有时与初衷是相反的，这不能都和自己有关，是个复杂的问题。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呢？革命也并非都有过错。问题在于，人性的美好的存在倘未失去，也不能责怪那些置身风雨中的人。比如王实味、李锐都去过延安，可他们与康生之流就不一样。张仃和孙犁也在解放区工作过，其内心不也有美好的闪光吗？革命与否，不是评价人的生命价值的唯一尺度。不革命也许是怯懦的选择，如果这怯懦还不失人性的美，并不害人利己，也无可非议。这些，都是复杂的问题，仅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内无法讨论，在士大夫的道德框架里也难以说清。后来的人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还有一种看法是张中行的文笔有点晦涩、啰嗦，是老人的絮叨。有人甚至觉出他有旧文人的老气，读起来并不舒服。近读止庵的《远书》，内有1996年3月2日致谷林的信：
张中行亦我所尊敬，然稍嫌写得多了些，出书更多，书中篇目一再重复，为我这种爱买书的人所不免惋惜。
在1997年9月4日的信中又说：
张中行写赵丽雅的文章早读过，私心不甚以为然。不过也是人各有其特色。我虽作文多年，但平生最不喜欢文人习气。
这两封私人通信，很能代表一部分人对张氏的看法：一是文选重复，写得过多；二是有文人习气，没有现代人的洒脱。年轻一代人这样看他，是可以理解的，张中行的文字也确实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上述的批评，在一般读者还可以理解，是审美层面的，但另一种道德话语的表述，对他就是一种刺激，老人在心里并不能接受。比如黄裳对他的批评，就没能说服他，他内心甚至还有些不快也是自然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张中行在《读书》上发表《有关史实的闲话》，谈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评定事的是非（或对错、好坏），要看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关（包括受间接影响）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者非。接着批评了忠君的观点，无非还是民本意识的发挥。文中也引用了葛剑雄的文章，赞佩反道学的主张。读书人在易代之际，是为皇权守节呢，还是以个体的生命价值为要，这是个大问题。他是不赞成国家道德观念的，因为毕竟是在以理杀人。黄裳看到后，写了篇《第三条道路》，对张中行、葛剑雄颇有微词，文章中说：
张先生曾不只一次反问：“钱牧斋，除了没有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这一道策问太是初级了。只要翻看《虞阳说苑》，就能发现记有钱谦益许多劣迹的记事，其中张汉儒控告钱谦益的若干条菲状，都是“基本属实”的劣迹。钱谦益和董其昌差不多，都是恶霸地主，凌虐小民，包揽词讼，无所不至，这在钱牧斋的尺牍里也留下了不少证据。董其昌是被“民抄”了的，钱谦益也被人京控，虽不曾办罪，但舆论谴责是逃不掉的。
我没有读过葛剑雄先生论冯道的文章，只从张文中读到一节结论，回答着“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的疑问。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现实和平与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与“灭迹山林”或效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话说得堂皇而正大，但放在家国危亡之际来考察，就不能不产生大的疑惑。请原谅我浮想联翩，拟于不伦，忽然想到这与汪精卫“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
文章很有火药味，言外之意是张中行与葛剑雄都有汉奸言论之嫌。黄裳的观点，在那时有相当的代表性，这样的观点发表出来，没有冒险性，符合社会的一般道德。但张中行的言论则有冒犯世人的地方，和传统的教育观大相反对。
这场争论没有继续下去，张中行是不喜欢与人论战的人。其实在我看来，它延续了围绕周作人以来个人主义文人的评价问题，是抗战以来一种思路的争辩。
后来，他用心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目的在回答黄裳这些人的批评，讲“民活”的重要，而非忠君，等等。他说：
苏武是青史上的大人物，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唱过“苏武，留胡节不辱”的歌。几十年过去，我由有志变为无志，或由多信变为少信，竟写了一篇《读〈汉书·苏武传〉》，说了些高山仰止以外的话。什么话？我不会说苏武非正面人物，只说据旧文献所记，他的哥哥苏嘉，弟弟苏贤，都死在汉武帝手里（自杀），一子“前坐事死”，推想也死在汉武帝手里，他没什么表示，只是仗节在北海牧羊，听说汉武帝驾崩，“南乡（向）号哭，欧（呕）血，旦夕临（哀哭）”，就觉得过于不合情理。君主的权势无限膨胀，以至能使人的感情变成非人的，一切还不忍心抛弃人性论的人，就应该集在一起，抱头痛哭了吧。
文章写得很长，也动情，是在和对手争辩。这是他晩年用力最深的文字，可说把一生的看法集中于此了，不过是要造国人的反，主张自己的民本意识。言外是，几千年的道德观，恰恰忽略了个体生命，以国家和皇权意识临人头顶，不合人权的理念。我很赞成他的看法。
张中行受到的批评，有的是善意的，击中了他的要害，有的则不能让人赞一词。他不是特异之人，也非天外来客式的人物，就思想来说，多取之前人；形式的表达，也受传统文化的暗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没有贡献出奇异的思想，只能说在人生哲学上，有着自己的卓见，写下了前人没写的东西。自然不能和罗素、鲁迅这样的人物比，在思想史的价值如何亦可讨论。可是他对世人的意义也许在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在众人一声、一色、一态的时代，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生活，遇到一种欣然的存在。在苦难的岁月，以别俗的态度，绕过了暗礁，驶向自己的园地。而现在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园地和自由耕耘的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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