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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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晓岚曾说读书人一入世,就未能免俗。言外之意是能超于象外的不是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就情形而言可能还更为严重,不仅象外之境难免,连象内的气韵也是少的。联想起张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可说他是超俗之人,和季羡林、启功这样的人比,走得更远。

    这更远的因由是,不和弄权者为伍,或说不与时尚同调。季羡林、启功碍于面子,不得不走一点形式,出席一点会议,点缀点缀场面,他却是毫不介入,不给人面子,俗场的事是没有的。

    虽然晚年暴得大名,被媒体包围,但他依然是老样子,不喜欢出现在热闹场合。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各层领导出席,季羡林等都到台上,学校也请张中行登台,因为是象征性的人物,意义不小,可为母校增光者也。校方请他的亲朋来劝,老人拒绝再三,友人几乎央求他,可还不为所动,回答是“我一辈子不出席这样的场合,与领导人在一起不习惯”云云。那一次北大校庆来人很多,场面亦阔大,成为知识界的大事。常人如果受到邀请,自然是件快事,何况中国人是喜欢热闹呢。而那个隆重场面上,终未出现到他的身影。

    他后来曾和我谈到了这个事情,回答得平静极了,是没有意思,似乎觉得那是在表演。但他内心想的是:此北大非彼北大,自己与此已无关系了。

    对现在的大学教育,他有自己的想法。过去的大学是专家治校,现在却是另一个样子。读书人追逐官位与名利,乃荒诞之事。人固然可以当官、经商,但不可把官与商的游戏规则用到学问上。大家都在随着大潮走,可是他却不太愿意,因为自知落后,不是这个时代的适应者。在他心里,爱因斯坦好,罗素好,庄子好,别的等而下之,不追逐也罢。所以你看他拒绝别人,不是一般意义的清高,是有点思想贵族的意味,有时候也能看出钱玄同、刘半农的遗绪。晚清文人的那种狂风,不是没有一点的。

    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他显得坚强,不随唱时调,或说不留情面。比如1994年,杨沫去世。吴祖光来电话,问张中行可否出席追悼会,张中行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在《流年碎影》中谈到了没有出席追悼会的因由:

    是遗体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来电话,问我参加不参加,我说不参加,因为没有接到通知。其实内情不如此简单,且听后话。是仪式之后,我接到女儿的信,主旨是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我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但是对女儿更应该以诚相见,所以信里也说了“思想感情都距离太远”的话。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至于感情——不说也罢。回到本题,说告别,我的想法,参加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而又想仍以诚相见,所以这“一死一生”的最后一面,我还是放弃了。

    就思想的坚定性而言,他不亚于一般人,是很有操守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和选择,但其思想的不受污染的绝然,很多人是不及的。应该说,他的世界有个基本底张,那就是“临渊而不羡鱼”,知道自己应得什么,不应得什么,如此而已。不追慕时风,在他是本分之事,外在的许多东西,他并不羡慕。虽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还是说有自己的去处。九十年代初,中国商品大潮涌来,许多文人纷纷下海,一时人心晃动,社会大变。经历了六代之风的他,知道又是个关口。下海好不好,因人而宜,懂商业的,有经济意识的,当然可以下海,可是这不是他的长处。因为除了写作、编书,他并不会别的事情。不合于己身的,就不勉强为之,这是他的出发点,所以他说:

    恕我仍是旧思想,认为鲁迅比大大小小的官都高,《阿Q正传》比内藏珠宝金条的摩天大厦更有价值。我不知道,思想改革开放以后,是否也把我这样的旧思想扔到垃圾堆上。如果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扔呢,有的人也许有雄心,说一手抓钱,一手还可以拿笔。至于我,就仍是老框框,一直坚信:一、文学事业,有成就,要生死以之,至少也要多半个心贯注,半心半意必不成;二、文穷而后工,蒲松龄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腰缠万贯,会坐在屋里写小说或凑五言八韵,不下扬州吗?

    上面的话,明显是逆俗音而动的,很有主见,和他的“顺生论”在一些地方有悖,乃逆水而行之言,不是随顺之言。其实他的“顺生”,乃穷人、凡人、小民的哲学,乃远奢侈、拒浮华、别豪门的语态,顺着自然之习,而不是精神的和欲望的膨胀。经历了民国、日伪统治、“三反五反”“文革”诸多风雨,看到各类名人达官的谢落,一切如过眼烟云,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他在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从一个层面上说,张中行从未认为自己崇高过,也没有从事过崇高的事业,比如抗日、革命、造反。国难当头,他不去前线,甘做小民,那些血色中过来的斗士们自然对其有看法。可是,不崇高的人,从未有过无耻的行为,坚守的是为人之道,有一个底线在,也就比那些既崇高过,后来又不幸滑入无耻或无特操路径的人,要清洁得多。以他的一生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崇高是难得的,人甚奇之。而远离无耻,更是难得,人亦应奇之——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没有无耻,比崇高更难。

    天底下许多杀戮、悲剧,多是打着正义、崇高的旗号。当灾难袭来,人性受挫时,无耻便成为家常之事。献媚、奴颜、卖友、卖己,都裹着真理的美名。可是远离这些的乡民、百姓、凡常之人,却有一个底线在:刀枪来了,并未出卖友人;拳脚到了,也不随风附和。因为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的血泪。这是张中行一生的坚守。九十余年的岁月,能如此度过,在那一代人中,确是少见的。

    生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无数英雄式的人物。悲壮者如瞿秋白、胡风、张志新、顾准等;沉潜者如熊十力、马一浮、钱钟书等,都是靠自己的独异性赢得人们的尊重。较之于上述诸人,张中行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不是思想的独异者,也非殉道的勇士。他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素朴的心。我们在动荡的岁月里丢掉的恰是这素朴的东西。我有时想,一个老人的文章能有这么多人看,不是他自己的本事高强了,而是人们发现了这个世界快要消失的一种存在。在过往的年代里,这样的东西被损坏得太多了。

    记得孙犁晚年写人写事,写对乡村女子青年的回忆,以纯情者为上,是没杂质的。那些和泥土打成一片的人,得山之清风,水之精华,周身清朗如玉,美得让人心动。那是残存在世间珍贵的遗存,被孙氏写得楚楚动人。老一代文人,心里留下的多是这样的美质,写朴素之人,谈朴素之美,其实也留下了作者的朴素之心。中国文化所以还能生生不息,久历劫难而仍有热气,与存有一个陶潜式的传统有关,与“五四”传统有关。这个话题很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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