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传-博登湖畔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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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为人父

    1901年,黑塞的自传体小说《赫尔曼·劳歇尔》发表了。黑塞在1907年小说再版的前言中称这部小说是一个“美丽的、真挚的但并非容易的青年时代的文献”,是“一个给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忏悔录”,“是我自己的青年自画像”。这个“忏悔录”不是卢梭《忏悔录》意义上的“忏悔录”,它更多的是内心的独白、回忆与思考。与其说它是小说,不如说是随笔,既有童年回忆,也有与朋友们谈诗吟诗,也有不眠之夜的遐想,也有日记。

    对黑塞来说《赫尔曼·劳歇尔》是一个“占领一小块世界和现实、摆脱部分是胆怯部分是高傲的孤独的尝试”,他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迈出的下一步就是《卡门青》,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黑塞得到一种解脱。

    这时的黑塞虽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仍是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再加上黑塞的创作不受功利的驱使,有些作品他自己复制,只为在朋友们圈子中传看,所以他还没引起公众和媒体的特别注意。然而,是金子总会要发光,才华迟早要显露。这时黑塞应柏林菲舍尔出版社之邀,把自己的新作《彼得·卡门青》寄往柏林。随着1904年新作的出版,黑塞的命运改变了,他一夜之间成为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黑塞的名字彪炳文学史册,一响就是一个世纪。

    黑塞近而立之年时可谓春风得意。这时黑塞已成为自由作家,另外他还是众多报刊的撰稿人。他不仅在文坛上稳稳站住了脚跟,而且也找到了爱情的归宿。1904年,也就是《彼得·卡门青》发表的同年,他与长他9岁的钢琴家玛丽亚·贝尔奴依喜结良缘。

    黑塞和他笔下的人物卡门青一样不喜欢城市生活。有一次一个艺术家朋友问他住在哪个城市舒服,他想了又想,选择了又选择,始终没想出一个可以让人住一辈子或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厌的城市,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故乡的城市。黑塞喜欢农村的生活,贴近大自然、远离尘嚣可使他心旷神怡,能让他潜心创作。黑塞一家决意从城市迁往农村,把家置在博登湖畔的盖思霍芬,租的新宅是一个农家。黑塞把房间布置得古朴典雅,书香流溢:深红色的房梁,本色的护壁板,沿着墙壁一溜粗糙的长凳,盘旋而上的木板楼梯;书房四周堆满了书籍,书桌宽敞朴陋。新宅环境静谧宜人。推窗眺望,则满眼碧水波光,绿树青山。窗下是一溜花坛,闲时黑塞在这里侍花弄草。农村的生活简朴至极,什么现代化设备也没有,一家人的用水都得从附近井里打来,电灯这些当时城市最普遍不过的事物在这里还见不到。村庄交通也不便,如想外出,还要搭乘马拉邮车,路经每个村子还得歇歇脚才能到达火车站。但这古朴的生活正是黑塞所希望过的,它给了黑塞一种有家的感觉:“它是我们新婚夫妻的第一个隐蔽所,是我从事专业写作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室,它使我第一次获得定居的感觉……这里是我自己选择作为家乡而第一次沉入美丽梦境的地方。”这个居所黑塞万分喜欢,以致后来住的房子没有一所像这个农舍让黑塞满意。温馨和睦的气氛笼罩着这个新家。男主人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一篇篇美文从笔端涌泻。女主人在隔壁房间弹琴自娱,一支支美曲从指尖流出。

    1905年,也就是婚后第二年,黑塞的长子布鲁诺降生了,孩子的到来又给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

    黑塞知足了,陶醉了,因为他可以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了:享受天伦之乐,生活俭朴,远离尘嚣,贴近大自然。

    然而再美的音乐也有不和谐之音,再美好的生活也有苦涩。黑塞有时从心底升腾一种疑惑,他问自己:你到底幸福吗?这一问,是作家的不祥预感吗?是婚姻悲剧的序幕吗?

    《轮下》

    一个拉丁语学校的孩子是个学习尖子,父亲、老师及村里的牧师都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好好学习,能顺利通过邦试,到神学校继续深造,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于是这个孩子除了埋头读书外别无选择,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爱好,把娱乐与游戏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永远也做不完的数学题、希腊语和拉丁语。尽管功课做得使他头痛不已,尽管学习压力使得他已憔悴,瘦得皮包骨,脸上血色全无,可他不敢松懈一丝一毫,他跟疲倦、瞌睡和头痛顽强搏斗着,熬过一个又一个长夜,度过毫无乐趣可言的每一天。他终于没辜负所有人的期望,在邦试中考了第二名。后来他离开家乡,来到毛尔布隆大修道院学习。在神学校里他仍是个模范生,学习用功,从不惹是生非。沉重的学业使他不堪重负,最终他病倒了,“像匹被驱使过度的良驹”,“瘫在路旁,不中用了”,他不仅身体垮了,精神也垮掉了,不得不辍学返回家乡。为了生存,他当了钳工,经历了初恋,可初恋失败了。学业,恋爱,健康都远离他而去,他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在一次酗酒后坠入湖中,年轻的生命夭折了。

    这个小孩就是小说《轮下》的主人公汉斯。小说于1906年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他身上有黑塞的身影,他的经历有一部分与黑塞的经历重合,因这部小说是黑塞根据自己毛尔布隆神学校的经历创作的。毛尔布隆神学校给黑塞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他不得不把这个成长年代经历的危机写出来,好把它从记忆库里删除,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写出来是为了从那段回忆中解脱”。汉斯与黑塞的不同之处是他最后莫名其妙地淹死在湖里。是自杀?他杀?是意外事故?黑塞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的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结局,一朵鲜活的生命之花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凋谢,随水漂流,漂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了。神学校校长有一次找汉斯谈话,对他说:“千万别松劲呀!要不然会掉到车轮下面去的。”校长的话竟成了谶语。小汉斯的命运令人扼腕,更令人愤怒。是谁扼杀了小汉斯的年轻生命?是僵化的教育制度,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黑塞在作品中对这种扼杀儿童天性的教育制度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要他在那最敏感、最容易损伤的少年时期每天都学习到深夜?为什么夺走他的兔子?在上拉丁文学校时,为什么有意要他和同学疏远?为什么禁止他钓鱼、散步?为什么拼命向他灌输那种可怜的、耗费精力、追求虚名、空虚无聊的理想?为什么在邦试之后,他完全应得的假期也不让他享受?

    世上有多少儿童走的是与汉斯同样的路,可有几个敢于站起来控诉呢?黑塞以这部小说做起了这些儿童的代言人,站出来向强大的教育体系发出了冲击:“而我自己当时还不够成就,也没有什么优势,于是就摆出一副批判和控诉的姿态,批判那些置吉本拉特(即小说主人公汉斯——本书作者注)于死地的力量,也就是当年几乎置我于死地的那些力量:学校、神学、传统、权威。”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不仅汉斯与黑塞的影子重叠,在汉斯身上我们也看到无数其他人的影子,德国的、美国的、中国的、日本的无数汉斯们已经或者正在遭受所谓的“教育理想”的摧残,精神与生命之花正在慢慢萎谢。这就不难理解这部小说出版后为何受到青少年,特别是东方青少年的喜爱了,因为他们的学习压力更大,有汉斯同样的遭遇。在怎样教育孩子问题上,全世界的权威机构,包括父母、传统观念、学校等仿佛结成了世界同盟,向孩子施压,夺走他们的童真,使他们成为书本的奴隶。《轮下》发表于20世纪初,历史已向前走了一个世纪,而在教育问题上历史仿佛停住了脚步。一个日本中学生在1950年代给黑塞的信中说,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远居在瑞士的黑塞了。黑塞道出了青少年的心声。

    黑塞就有这样的本事,什么事物到他那枝妙笔下都是美的。在这部小说里,不仅大自然被描写得美不胜收,连可怕的死亡都被渲染得没有了恐怖氛围,死亡就像在大自然里游玩:汉斯“凉凉地、宁静地躺在黑黝黝的河水里,慢慢地沿着山谷顺流而下。他已经摆脱了恶心、羞愧和痛苦。寒冷的淡蓝色的秋夜俯视着他那在黑暗中漂流而去的瘦弱身体。黝黑的河水在戏弄着他的双手、头发和发白的嘴唇”。

    黑塞曾是个唯美主义者,甚至认为对作家艺术家来说道德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创作之初的诗品充满了浪漫情调,很少触及社会与人生问题。而《彼得·卡门青》和《轮下》虽也属于黑塞的早期作品,但主题已有所改变,作品开始直面人生了,只是他所关心的对象不同,位于他作品中心位置的始终是个人,这是一条红线,黑塞说“这条红线贯穿了我的全部作品。我虽然没有停留在卡门青德避开城市的怪僻态度上,我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回避时代的问题,从来没有像我的政治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生活在象牙之塔中,但我最关心的首要问题从来不是政府、社会或教会,而是个人,是个性,是不符合社会通常标准的个人。”

    报刊生涯

    黑塞在这段时间里潜心创作,收获丰厚:1907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今生今世》,集子收录了《童年轶事》、《大理石的传说》、《七月》、《拉丁语学校的学生》和《秋的徒步旅行》等篇什。1908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邻居》,由菲舍尔社出版,收录了《婚约》和《瓦尔特·科普夫》等篇什。这些短篇集的作品情节都很简单,人物也都是小人物,也就是回忆童年的伙伴,初恋的回味与苦涩,家乡的山水及父老乡亲,遭遇的自然灾害什么的,许多都是黑塞本人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平平淡淡,不装腔作势,没有虚情假意。黑塞能捕捉生活中的琐碎,将其定格,一种轻柔、温馨、淡淡忧伤的气氛笼罩其上,读者的情绪受到感染。生活本身哪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文学如一味追求轰轰烈烈则很快走到尽头。而黑塞这些短篇小说或散文却很耐读,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集子里的《青春是美丽的》和《大旋风》早在30年代就有了中译本,改革后又有了几个译本,常常被收入如《世界短篇小说精品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集》和《德语国家中短篇小说选集》等集子中。

    除文学作品外,黑塞在这段时间里还创作了更重要的“作品”,那就是两个儿子,二儿子海纳于1909年诞生,两年后,三儿子马丁又来到人世间。

    人丁兴旺,房子自然显得拥挤,生活设施也过于简陋。黑塞夫妇的当务之急是要有栋大点的房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让孩子在自己家屋檐下成长,在自己家的树阴下玩耍对黑塞来说才是最美好和妥当的。于是,他在附近买了一块地皮,请一位建筑师朋友兴建了一幢美丽的房子。它位于较开阔、地势较高的地带,恩特湖风光可以一览无余,瑞士河岸、赖兴瑙岛、康斯坦茨教堂钟楼尽收眼底。主人仆人,大人小孩拥有各自的房间,自来水代替了水桶。黑塞书房还建了藏书室,四面墙上挂满了画。窗外是宽阔的阳台,人在屋里可以尽情拥抱阳光。最使黑塞满意的是自己有花园,里面有蔬菜花卉树木装点,给主人提供了施肥、浇水、除草的乐趣,给儿子展开一片嬉戏的天地。花园给黑塞的印象美好而深刻,以致多年后他还满怀眷恋地回忆它。

    在博登湖畔的岁月里,黑塞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众多报刊撰稿,主要从事书评和文学批评。黑塞是个勤奋的读者,他每年看300多本新书,差不多每天一本,从自己喜欢的书中挑选一些进行评论,不合他口味的干脆不评。他不会去批评哪本书不好,自然不会因某部书与他人论争。另外他也反对给当代文学贴标签,作品是属于什么流派,作家受谁的影响对这个评论家来说并不重要。

    他不但给众多报刊撰稿,也积极参与新报刊的创建工作。1907年,他与几个同仁共同创办了半月刊《三月》,由兰根社出版,黑塞在这家杂志社一直工作到1912年。这份杂志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以反对威廉二世政权为主要目标,提倡自由民主精神,为和平与各民族的联合呐喊助威。但黑塞对政治并不关心,他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杂志的文学副刊,他在这里发表了散文《青春是美丽的》和大量论文、随笔及书评。黑塞也推出过许多年轻的不见经传的作家以及外国作家作品的译介与评介,如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美国作家肖的作品。

    博登湖以它秀丽的风光吸引着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人给美丽的自然景观又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黑塞与居住在这里的一些作家保持着友好的邻里关系。黑塞与兴趣相同的作家和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快活,作诗,闲谈,畅饮,捕蝴蝶,从事园艺劳作,其乐融融。这时的黑塞已如日中天,盛名与好客也吸引着来自远方的作家朋友,比如著名奥地利作家、名篇《象棋故事》的作者斯蒂芬·茨威格就千里迢迢来到博登湖畔拜访好友黑塞。茨威格进门不小心撞到门上,痛得他只能躺在床上好一会儿才能坐起来。这个小小的事件印在了黑塞的脑海里。

    音乐之友

    黑塞自小就有艺术天赋,一把小提琴始终伴他左右。他虽然命中注定走上了从文之路,但始终不能忘情于音乐艺术。有时他工作累了,需要调剂一下身体与精神,那么哪怕外面漆黑一片还下着雨,他也穿上雨鞋和雨衣,拿出音乐会的票去大教堂听音乐会。黑塞夫妇俩都喜欢音乐,朋友圈里自然少不了音乐家和音乐迷,黑塞与他们一起谈音乐,听音乐会,参加他们的演出。应作曲家朋友之邀也偶尔写写歌剧剧本,尽管他后来觉得这些本子有些幼稚,有些本子没被音乐家采用,但黑塞没后悔之意,它们毕竟是与音乐家友谊的见证,浸透着黑塞对音乐的喜爱。音乐家朋友也把黑塞的诗谱成曲子,使其可吟可歌。与音乐家朋友们的交往成了黑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音乐对作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品语言具有音乐节奏,韵律极美。黑塞曾写道:从前我常有机会听这种理想的演奏,我同演奏家的关系一向非常亲密,和许多人成了朋友。

    但黑塞并不是音乐厅里的常客,他更喜欢家庭音乐,邀几个好友,自娱自乐。也许正是对音乐艺术的钟情才使他娶个钢琴家做太太。他自己书房里一盏灯,一本书,一杯酒,门缝里传过来妻子舒缓悠扬的琴声,有舒曼、肖邦伴他夜读,这样的生活真令黑塞陶醉,让他体验到了何谓幸福。

    黑塞熟谙音乐家的生活,在他一生中创作了不少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1910年出版的反映音乐家生活的《盖特露德》就是其中的一部。

    《盖特露德》中的主人公库恩是个音乐家,一次滑雪时不幸受伤致残,残疾后他致力于音乐创作。音乐家摩特很欣赏他的作品。经摩特的介绍,库恩认识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工厂老板,其女儿盖特露德也是音乐行家,并与库恩共同创作了一部歌剧。库恩爱上了她,但他发现她盖特露德迷恋着摩特,库恩痛苦得几乎要自杀。正在这时,他父亲去世,他返回了故乡。故乡的一位老师劝他不要沮丧,不要只沉溺在个人生活中,并指出这种个人主义的病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如果人类都染上这种病,人类便完了。库恩听了很受教育,此后,他通过关心帮助他人解脱了自己的苦恼。他后来返回城市,发现朋友与盖特露德已完婚,但夫妇俩感情疏远。他的朋友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最后自杀。库恩和盖特露德之间也没产生爱情,只保持友谊,因为他认为为了艺术必须舍弃别的东西,他只想追求精神生活。

    书中两个男主人公由于性格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命运。摩特虽然才华横溢,却没人生目标,整天纵情于酒色,以我为中心,封闭自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孤独感,最终这种孤独感使他毁了自己和自己所喜爱的女人。而库恩虽生活坎坷,但不放弃追求,不停地朝着成功的道路迈进,把自己的青春活力倾注在对艺术完美的追求上。

    印度之行

    哪个诗人不喜山爱水,让大自然陶冶情操?黑塞也不例外。他是个漂泊的诗人。黑塞的生活很稳定,居有定所,时而外出旅游一下,何谓漂泊?其实人就是一辈子扎根一个地方也可以是个漂泊者,如果他的心在漂泊,总也找不到灵魂的归宿,找不到精神家园。虽然黑塞跑过世界许多地方,但他更是这样一个心灵漂泊者。世界那么大,他却不能为自己不安的灵魂找个安身之处,他虽人在家中,身在故园,可孤独感始终缠绕着他:

    日子是那么……

    日子是多么沉重!

    不再有呵寒之火带融融,

    阳光不再微笑,

    一切是虚空,

    一切是冰冷,是无情,

    明亮的星星,

    也不再清光迎人,

    自从我心知晓,

    爱情也会凋零。

    于是黑塞上路了,他要走出家园,远离故乡,到外面世界去漂泊:对无拘无束四处漂泊的向往其实是一种恋情,一种爱。其罗曼蒂克的一半无非是期望艳遇,而其另一半则是使这种爱变换形式从而得到满足的下意识的冲动。作为流浪者,我们最善于培育爱的愿望,虽明知这爱的愿望无法实现。我们把本该属于女人的爱随意地分送给乡村、山野、湖水、峡谷,分送给路边的儿童,桥头的乞丐,牧场上的奶牛,分给小鸟和蝴蝶。我们割裂爱和爱的对象,我们满足于爱的本身,就如我们在漂泊中从不刻意寻求目的地,而只是享受那到处流浪的本身一样,永在旅途中。

    其实黑塞心里是矛盾的,他想漂泊,可真身处外面世界时,他又发现那里并不是自己想找的乐园,那颗心仍旧被故乡拴住了:你是不是对你的故乡不满足?是不是知道有更美、更丰沃温暖的土地,所以才为了追寻憧憬而步上旅途?你漂泊到更美、阳光更普照的外国,你的心胸为之扩大。温和的天空包覆着你崭新的幸福。现在,那边是你的乐园,但隔不了多久,在你最初的喜悦和珍爱消失后,登上高山找寻你故乡方向的时刻就会来临。那时候,你就会体悟出,原来故乡的山丘是那么柔软和青葱。那里有你童年嬉戏的屋宇、庭园,那里飘荡着你青春时期神圣的思想,而你母亲也长眠在那里。

    就这样,黑塞一生就在外出旅行与归心似箭中度过:“就像一天是在早和晚之间度过,我的生活也在对旅行的冲动和对故乡的憧憬中度过。”

    黑塞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生都在路上,他的一本散文诗集起的名字就叫《在路上》。

    在这段时间里,黑塞和朋友们常常出游,意大利留下了他的足迹,瑞士的山水中有他的身影。仅1908年这一年,有5个多月他都在漂泊中,1909年,黑塞竟有半年是在旅途中度过的,最后病倒他乡,动了手术,卧床许久,当他返回家乡时下定决心窝在家里,可几个星期一过,又游兴大发了。世上有的人追逐金钱,有的人追逐美女。黑塞外出追逐什么呢?“我们爱旅游的人追逐的是抓住机会体验一下大地母亲,与她合而为一。”他无法安顿他那颗不安的心,他要听从他内心的声音,不管它将带他去何处,他都愿听从内心的呼唤,哪怕前方是黑暗一片,哪怕等待他的是失望。于是他决定去印度。1911年夏,他与一个画家朋友登程远行了。他要去外祖父母和父母生活工作过的国度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小时候外祖父书籍里散发出的东方文化的韵味,更主要的是想摆脱西方的文明,去寻找心灵的归宿。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印度之行时说:“我的旅行是一种逃避。我几乎带着厌恶逃离欧洲,我不喜欢它缺乏审美能力,它的庙会般的喧闹,它的匆忙不安,它的愚蠢的享受狂。”他要到印度去寻找救欧洲的药方。可他失望了,因为他在印度看到的是被欧洲文明湮没的殖民地文化,它失去了东方文化原有的魅力。黑塞明白了,西方虽被放逐出天堂,而且已染重病,但东方文化代替不了西方文化,重返天堂、重归家园之路不在东方,而在西方自己脚下,他将希望寄托在西方文明的未来。当然这个认识过程需要时间,是经历苦难、不安、困惑乃至绝望后赢得的。我必须停止在印度寻找解救欧洲的途径,停止心中对欧洲的敌视。我必须在精神上和感情上把握住真正的欧洲和真正的东方,而这要经过几年又几年才能达到,那是充满痛苦、不安、战争和绝望的几年!

    其实当时他游历了新加坡、南苏答腊、锡兰等地后就返回了家乡。回国后他把旅途中的经历记录在《印度纪行》中,于1913年发表。1922年又出版了印度小说《席特哈尔塔》。

    在印度旅行中,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新加坡人,也不是印度人,更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坚强,他们总是向前看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团结使黑塞对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敬佩:“……印度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们就像马来人一样孱弱和死气沉沉。令人感到强大而富有朝气的是中国人、英国人,不是荷兰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一个强大的民族!与之相比其他的亚洲民族只能算可怜的小弟弟。”这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或许是他后来由印度文化转向中国文化、试图在中国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原因?抑或是黑塞步许多西方人的后尘?有个希腊学者对我国著名作家余秋雨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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