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3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96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八十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二育志小学
我长大一点，大概6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合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头新兴的，了不起了。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
我离开小学就没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苏州了。我们家过年过节规模大得不得了，客人从早到晚来访。我母亲决定到苏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穷了，常州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我记得我们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送礼，这种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州到苏州。
我小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搬到苏州。在苏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几十间，但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卖掉了。我们租人家房子住，租一进，几间房。
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这个很明显。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三常州中学
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他。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作“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四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吕叔湘是我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作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四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五圣约翰大学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八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一点到四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一九二三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
我那时候学经济，主要是学经济的技术，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国际贸易，要办银行，要有一套学问，不像现在乱七八糟一下子几千万被人家骗走了，没有这么傻的事情。资本主义如果这么搞，早就垮掉了。国际贸易要有一套技术，我主要是学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说，大学里所有的功课都很有意义，是英美的做法。比如大学里有一本小书，客人来了可以看，这本小书讲：我们这个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发展成为专家。一到圣约翰大学，每一课都有课外阅读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书。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这种教育方法从教师来讲，并不费事，可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方向。
那时候鼓励学生自学，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老师的几句话，会给学生一生影响很大。那时候的教育跟解放后苏联教育不一样，苏联教育是强迫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圣约翰大学，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报，主要看英文报。一个英国教师问：“你们天天看报，是怎么看的？”我们说：“看报就看报，没有什么。”他说：“看报有看报的方法，每天看报要问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条最重要？’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条消息最重要？’第三个问题：‘这条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赶快去查书，查书是首先查百科全书。”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来看报，兴趣就大大提高。
圣约翰大学重视基础的教育，我读基础的文学、世界史，这很有用处。我进的中学是中国人办的，可是中学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学、物理是英文的。我们能够用英文，基础培养今天办不到，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许多时间浪费到莫名其妙的课程上面，应当学的东西学不到，人又苦得要命。学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觉都没有时间，结果学问学不好。我们的教学没有上轨道。
英文很容易学好，你重视它就会好的。我们的英文教师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我们中学能用英文演讲比赛，英文不过关不能毕业。实际上是中文、英文、数学三门课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课不用考的。那时候比较轻松而学得好，今天把学生的时间都浪费掉。还有一个关键，那时候中学都是住读的，没有走读生的，一走读，走来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学生到大学再读英文，那大学的课程怎么能读呢？大学是用英文了，不是学英文了。现在的青年苦得要命，这个办法不对，我们的教育要彻底地改变。
圣约翰大学在政治方面特别注重外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学，顾维钧是比我们早的最有名的同学。我毕业以后，人家好多次请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张允和是断然反对我参加政治，我想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美极了。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的校园，校园里原来都是大树，外国人对园林很重视。今天来看，我们学校是规模小，园林大。园林从前叫兆丰花园，现在叫中山公园，把树都搞光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是值得钦佩的。
六光华大学
事情出乎意料。我在圣约翰大学只读了两年，遇到“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上海有一个日本工厂，老板把一个工人打死了，这个工人叫顾正红。首先是上海商业界起来抗议，后来整个上海出现抗议，后来是整个江苏，后来扩大到好多城市，全国抗议，反对帝国主义。“五卅惨案”在全国闹得非常厉害，上海是中心，学生都罢课，要出去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教会学校，就跟学生发生矛盾。所有学校都游行，我们学生也要去游行，校长说：“你们在校内开会都可以，不要出去。”学生一定要出去，为这个事情就闹翻了，圣约翰大学的老师中一大半是外国来的，一小半是中国来的。中国老师和学生就离校，“离校事件”闹得不得了，这不仅是中国的大新闻，也是世界的大新闻，当时不仅是我们，好多大学都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学生和中国老师排了队，拿了铺盖离开学校，怎么办呢？出来以后社会各界就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就办一个光华大学。当时许多有名的教授都有爱国心，愿意到光华大学来教书，也请了外国人来，一度办得很好。新造的房子主要是华侨捐的钱，可是后来跟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把光华大学还有两所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学炮轰光了。
我在光华大学读了两年，最后在光华大学毕业，光华大学在“二战”以后不行了，没有钱，没有房子，什么都困难了。后来共产党来解放了，所有私立大学都取消了。历史的变化很大。
光华大学实际上还是按照圣约翰大学的方法来办学，当时教育部没有命令大学要这样搞、那样搞。光华大学请了中国有名的学者来上课，譬如教文学的有徐志摩，徐志摩是北京大学教授，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从北京到上海跑来跑去，结果飞机失事死了。徐志摩的作品、做人的风格影响学生。我到过徐志摩家里，他和原来的夫人离婚，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也是很有文化的，张幼仪是小脚，他们是家里面订婚的。后来他跟陆小曼结婚，在上海住，一幢房子三层楼，下面一层是英国式的，第二层是日本式的，第三层是印度式的，三层楼三种文化。那时候老师跟学生，校长跟学生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很多人很钦佩徐志摩的，他是一代风流。有人说白话诗到徐志摩时成熟了。
我没有听他的课，我那时候快毕业了，可是他的东西我都看过，很钦佩。我想徐志摩的文章今天也值得青年人读，他非常有才华。
大学毕业了，有人劝我：“你在上海待得太久了，不要老待在上海。”当时有一个思想说：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要超过三年，为什么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会麻木，没有新的刺激，所以当时的教授跟大学要订合同的，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后换一所学校，换一个地方。这跟解放后的思想不一样，解放后是在一个地方，一生就不要动了。那时候要动，才有发展，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本来我大学一毕业就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穷，没有去，我的同学十个有九个到美国去留学了。因为虽然是光华大学毕业，却都是圣约翰大学来的，而且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拖了好几年才到外国去。
那时候大学生出路很好。我们的校长张寿镛对我特别好，我读书的时候，校长室缺少一个秘书，就在本校里面招考，我考上了，业余帮校长当秘书。这样，我跟校长关系就很好，我毕业了，他就劝我：“你不要出去了，你就在本校教书吧。”我一边就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同时帮大学校长做一些工作。不久，就在大学里面教书。
张寿镛原来是清朝末年的大官僚，可是很有学问，他来做校长，做官方面是牺牲。为什么请他呢？当时大学校长很重要，能够搞钱，还要有声望，这样的人不容易，上海各界就推他，他能搞钱。宋子文是财政部部长，张寿镛做过财政部副部长。他的学术地位也很高。
可是不久，我的一个老师孟宪承——解放后他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说：“你在光华大学工作当然很安定，我劝你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老待在一个地方不知不觉当中就没有朝气了。”他是懂外国思想，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长时间，要换工作，增加你的阅历，增加你的经验。他说要到无锡乡下一个新办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这个学校根据一个新的理论来办。那个学院的院长走开，要请他去当院长，想把我带到那边去。去了不久，浙江也在办一个民众教育学院，他又把我带到杭州，我都跟他走。那时候是新的教育理论培养新的人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国家里新的理论，是面向群众，不是面向贵族，本来的教育都是面向贵族的。
我到了杭州不久，浙江和江苏的军阀打仗，把铁路打断了。张允和在苏州没有办法到上海读书，苏州和杭州的路没有断，就到杭州之江大学去借读，之江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那个校长我也认得。当时的教会大学校长跟学生像兄弟一样。
七拉丁化运动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对语言感兴趣了。一到圣约翰，就发现语言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圣约翰一天到晚都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历史课用中文，其他一概用英文，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学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样。不仅仅是字母的问题，管理学的重要条件，汉字不行。
我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同时参加银行工作。我参加拉丁化运动，起初不是主动参加的，我当时写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很幼稚，可是他们认为有新意义，这样我才参加拉丁化运动。参加以后，我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提出几个要改革的方面，拉丁化运动今天来看明白了，当时也不是很明白。提倡方言拉丁化，是因为瞿秋白在苏联受了影响，苏联是许多民族拉丁化，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看成是民族语，他反对国语运动，提倡方言拉丁化，可是方言拉丁化在中国推不动。在上海，有上海话拉丁化，同时有北方话拉丁化——“北拉”。你推广“北拉”，人家来，推广上海话拉丁化，人家不来。上海人不需要上海话拉丁化，这一点可看出上海人已经有民族意识，不是地方意识了。
拉丁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倪海曙，倪海曙全力以赴，是主将。我参加以后，就觉得有几个地方不对，要搞方言是可以，可是不能各归各搞，相互毫无关系，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要相互沟通，这一点对拉丁化运动有影响。我们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有人听，上海话拉丁化人家听了就完了，没有人来，说明中国人需要国语。
我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陈望道认为我的意见有新意，后来我对文字改革的兴趣跟陈望道的鼓励很有关系。后来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我是复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拉丁化运动当时影响很大，上海是中心，中国有五十多个城市都有拉丁化会。一直影响到南洋，泰国也有拉丁化会，香港是一个重点。过去罗马字只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到群众，拉丁化运动到广大群众中，工人都来参加。
拉丁化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在中国开始的，由世界语协会介绍到中国。拉丁化运动发展，世界语反而很难发展。当时世界语也是一个新思潮，我们都学世界语，现在还有，没多大用处，当时看得很重要，结果没有真正变成是世界的语言。有了联合国以后，世界语就下落，联合国提倡五种工作语言，后来变成六种。世界语就没有作用了，在政治、科技、商业上不用，就没有多大用处。我起初搞世界语，后来就不搞了。
八妻子张允和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前几年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撰写了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相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一九二一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他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找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他的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他对下一代主张，自己的钱只给儿女教育。
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九如巷原来在全城的中心，住房跟学校是通的。解放后，苏州政府把原来的房子拆掉，在这个地方建了高楼，成了政府办公的地方。张家住的房子归了公家，现在张允和还有一个弟弟住在那里，原来的房子还剩下从前所谓的“下房”，现在就修理修理住了。苏州城中心的一个公园，九如巷在那儿旁边，找到公园就找到九如巷。从前，很近就到公园、图书馆。苏州在我们青年时代河流很多，现在都填掉，变成了路，不好。
有趣味的是，我们家家道中落，她们家家道上升，都跟太平天国有关系。我的曾祖父原来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长毛来了，清朝没有一个抵抗长毛的计划，本地军队结合起来抵抗，城里不能跟外面来往了，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就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世袭云骑尉是死了以后要给子孙世袭很多钱。我的祖父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在外面，打完就回来，不用做官，每年可以领到很多钱。一直到民国，才没有了。原来的当铺、工场地皮还在，房子大部分被太平军烧掉了，剩下的几年卖一处，花几年，再卖一处，花几年。当时家的架子还很大，我的父亲是教书的，要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当然不行。我父亲后来自己办一个国学馆，收入不是很多，维持一个小家庭可以，维持一个大家庭当然不行。这样子，就穷下来，所以到了我读大学时是最穷的时候，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我们两家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她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苏州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从阊门到虎丘，近的到虎丘，远的到东山，有很多路，还有河流，可以坐船，可以骑车，可以骑驴，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又没有危险。这样子一步一步，没有冲击式的恋爱过程。
我们年轻朋友放假可以在他们学校里面玩，打球很方便，地方比较适中。他们家的风气非常开通，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朋友，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朋友，在当时是很自由开通的风气，一点没有拘束的样子。我不是一个人去，是几个人去。
张家四姐妹小时候学昆曲。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因为过年过节赌钱、喝酒，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觉得还不如让小孩子学昆曲。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昆曲是诗词语言，写得非常好，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张允和会唱、会演昆曲。后来俞平伯搞《红楼梦》研究被批判，我们一九五六年从上海来北京，俞平伯建议我们成立北京昆曲研习社。爱好者在一起，在旧社会讲起来是比较高尚的娱乐，增加生活的意义。起初俞平伯做社长，后来“文化大革命”不许搞了，“文革”结束后，俞平伯不肯做社长了，就推张允和做社长。昆曲研习社今天还存在，社长是张允和的学生欧阳启名，她是欧阳中石的女儿。欧阳启名很倒霉，中学毕业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许进大学，她只好去修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由朋友介绍到日本去读了好几年书，回来后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我也算昆曲会的会员，我是不积极的，可是每一次开会我都到，张允和是积极参加研究工作、演出、编辑。我去陪她。
张家姐妹兄弟小时候在家里办一份家庭杂志叫作《水》，亲戚朋友自己看着玩的。这个杂志后来停了，隔了许多年，到了我老伴八十多岁的时候想复刊，也是家里面玩的。复刊了，叶稚珊就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事情，她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她一写，大出版家范用就要看，一看觉得不得了，后来就出《浪花集》。《浪花集》是张允和和张兆和编的，还没有出版就去世了。事情也巧，我的老伴是九十三岁去世，张兆和比她小一岁，第二年也是九十三岁去世了。我给书写了后记。
九“流水式”的恋爱
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我跟她从做朋友到恋爱到结婚，可以说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苏州，我到上海读书，她后来也到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她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她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一早我们就到她们家去玩了，所以她们家长一早就见过我，不是特意去拜访。她们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他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由决定，父母不管。”她的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开头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那么我写了一封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大概是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第一封信，她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那封信可以说是有意写的，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很自然的。
和张允和认识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读书跟她读书不在一个学校，我工作时她还在读书。但是从前放假的时间很长，暑假都在苏州，常常在一起玩，特别在杭州，我在工作，她在那边读书。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杭州后来也是破坏得厉害，原来庙的规模大得很，庙在古代就是旅馆，《西厢记》中，相国夫人和家人住在庙里，庙里招待得特别好。庙是谈恋爱的地方，庙是看戏的地方，庙是社交的地方。佛教能够兴旺，是跟社会结合起来的。
有一个趣味的事情，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幽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一下子就讲出来了，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老师是鼓励学生自己读书，她读了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代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大概是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她的时代比我更自由开放，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张允和从小就学风琴，那时候没有钢琴。我的姐姐喜欢图画，我的大姐姐是日本美术学院毕业的，她的图画很好。可是我没有学图画，我学拉小提琴，我不想做小提琴家，就是学着好玩，学了再听小提琴就懂得什么是好坏。在日本，我跟一个老师学小提琴，老师要求我一天拉四个小时，我说：“不行，我是业余玩的，我有我的专业，没有多少时间。”我不想在音乐上花太长时间。
我和张允和谈恋爱时，社会上已经提倡自由恋爱，特别张允和的父亲完全采取自由化。可是当时恋爱不像现在，那时候和女朋友同出去，两个人还要离开一段，不能勾肩搭背，还是比较拘束。一种社会风气要改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的。
十“举杯齐眉”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也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我们有一个亲戚有钱，结婚花了很多钱，我们就反对那一种。当时结婚不得不请客，我们就找了上海青年会，请客简单便宜。我和张允和的婚礼，我母亲去了，我父亲没有去。
除了去日本留学那段时光，我们主要住在上海。她们家住在苏州，可是她的父亲常到上海，她的父亲比较有钱，经常在一个旅馆租下两间房子，家里人经常到上海，上海星期六有好的戏，就经常到上海看戏。婚后，我的工作比人家紧张，我在大学教书，同时又在银行工作，银行界是晚上的宴会多得不得了，我一概不参加宴会，晚上要准备功课。上一个小时的课，要有六个小时准备。
她婚后主要还是教书。她写文章有天然的才气。当年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工作还是很少，机关里面有一个女职员就叫作“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我认为，任何事无论大事小事，没有兴趣是做不好的。兴趣是一种推动力，一个人不会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譬如小孩子要吃奶，就是他的兴趣，玩是他的兴趣，这种推动力很强。兴趣有时候是盲目的，有时候是有目的的，兴趣用上去以后，就会对工作的意义更了解，这样子工作就会做得更好。
抗战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苏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苏州一个大家造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房子没有人住，就租给我们。那个地方叫乌鹊桥弄，大门外面有一片田，农民种玫瑰花，我们大门一开，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干什么的呢？放到茶里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种花的农民叫花农，花农有钱。
苏州的生活还是比较好。打仗以后，苏州就不行了。近年来才重新建设。比利时的首相从小在书上看到苏州怎么好，他到中国来，周恩来问他：“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看？”他说：“我要去苏州去看。”他到苏州，说：“不对，不对。”这里看也不对，那里看也不对，都跟书上讲的不一样。
水乡的苏州也没有了，城里原来是一条一条的水。不仅是苏州、杭州，江南城里都是以水路为干线，以陆路为支线。我们家是后门在水上，前门在岸上，因此有许多桥，苏州有两百多座桥，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杭州也是很多桥。从辛亥革命以后，慢慢把河填了，水乡没有水了。杭州还有西湖，苏州就搞掉了。不过，现在苏州郊外搞好了，洞庭山一带、阊门一带好玩。江南只有几个小镇还保留了水乡的味道。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十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对儿子周小平的教育，我花的工夫最少。他在苏州最好的小学读书，中学在上海又是最好的，大学是北京大学，后来到科学院工作。本来我想让他到美国读书，解放了不能去，科学院派他到苏联去读书，后来中国开放了，他又到美国最好的气象研究所待了一两年。我对他没有多大帮助，他搞科学，我不懂科学。
对孙女周和庆，我很遗憾。我们带了她到小学一年级，后来就“文化大革命”来了，小孩就离开了我们到她妈妈那边去，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冲击，小孩在我们那边不方便。从此以后，她就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就不受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方法指导她。
十一四姐妹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后来，大姐姐大姐夫在解放之后到台湾去了。
三妹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那是一个思想转变的时代，有很古老的思想，也有很新的思想，同时存在。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张兆和和沈从文结婚是在北京，我们没有办法参加，不在一个地方。那时候风气改变得很快，大概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比我们结婚更现代化，更简单了。我们结婚后准备到日本去，嫁妆都不买。
小妹妹张充和是在北京大学跟外国老师傅汉思相爱，傅汉思是德裔美国人。沈从文家也在北京，张充和在北京大学，星期六就到姐姐家里去，她的老师也到沈从文家里，傅汉思研究中国汉代的赋，把汉赋翻译成英文，翻译得好极了。他是研究古代希腊文的，在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张充和与傅汉思二人后来恋爱，他们结婚很简单，结了婚很快到美国去了。
今天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二○○四年十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十二连襟沈从文
沈从文这个人了不起，连小学也没有毕业，我们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告诉他：“我小学毕业了。”他说：“真好，你小学毕业了，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在上海，他们在北京，所以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倒是解放后，我到北京来，这样就跟沈从文经常在一起了。
一九五五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是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大量阅读了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就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也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十三留学日本
我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读书，这两个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我因为穷，去不了美国留学。结婚后，我的岳父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当时也是一个大数目，我和张允和商量：这两千块钱不要用，出去留学。到美国去，不够，美国要花更多钱，我们就到日本。
日语在那个时候很有用，今天还是很有用。对我来讲，我学了法语反而起不到作用。我在美国看到广告，法国出版了一本书，我去书店买这本书，书店的人说，这本书还没有出来，可是英文本已经出来了。我买了英文本，法文本就不看了。法语跟英文无形当中是一种竞争，利用法语的机会很少。许多国际会议，都是英语、法语两种话，实际大家都用英语，不用法语。法语是一种很好的语言，有很丰厚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学了很难用上。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这四种都是全世界重要的语言，俄语现在不行了，俄罗斯人现在都读英文了；西班牙语文化背景羞法语的文化背景很深厚，可是在竞争当中，法语失败了。
留学有两点好处：日语要学得好，在日本很快就学好，在中国就慢，英语更是这样子。还有，外国整个学术环境跟中国不一样，真正读书要靠自己，留学不留学一样，在中国也可以学得好的。读书实际是自己读的，老师不会来管你，只是指点一下子。
清朝末年就开始有人留学，起初中国没有大学，后来教会学校到中国来办，读大学不一定到外国去了。可是比大学更高的还要到外国，譬如美国有名的大学是以研究生为主，不是以大学本科为主，我们的大学是以本科为主，研究生比较少。真正读书，自己自修，在中国跟外国完全一样。我搞字母学是一种兴趣，我收集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想不到后来有用处。自学是主要的，爱因斯坦讲的话一点不错。
一九三三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断了。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关系很密切，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在日本留学，原来想去读四年书，后来不到两年就回来了。一个原因是张允和怀孕了，要回来生育。另一个原因是我到日本那时候思想“左”倾，希望去跟河上肇，河上肇当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非常有名。所以我不考东京帝国大学，要考京都帝国大学，一下子就考上了，到京都，河上肇被捕了，根本没有看到河上肇。那么，我到日本就变成读日文了，读经济学的目的没有达到。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年两年就可以。而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这样倒有一个好处，专门读日文，所以当时日文进步很快。后来就是到了美国，日文还有用处。
这是年轻时糊涂。人生在年轻时候有许多糊涂的事情，这是盲目的。人家说，恋爱是盲目的，我们的恋爱不是盲目，很自然的，其他的许多事情确实有盲目性：到日本留学是盲目的，从美国回来也是盲目的，以为中国有希望了，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回来后经济学一点用处都没有。
张允和在日本是学日本的文学，她对日本文学蛮喜欢。当时日本有名的文学家的文章，很快就翻译成中文了，中国受外国的文化的影响，最早是通过日本，中国从日本学西洋。
日本的大学，学生都住在校外，没有学生宿合的。我们在外面租房子住，最早住在中国青年会，后来我们很快就住到日本人家里面去。日本许多人家有一间房间租出去给人家，特别是喜欢租给大学生，这样子我们住在日本人家里日语就进步得非常快，每天都要讲日语，而且了解日本人生活的情况。
张允和要生孩子就回国，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上海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一九三三年四月三十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回来生了孩子，我还在日本，第二年就回来。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在日本，他们叫我不用回来，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考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现在叫京都大学，规模很大，校园很好。京都帝国大学的校园是日本格式，而且有点宫廷的味道，跟圣约翰大学完全不一样。京都在当时比东京好玩，那时候日本所有大学生都住在人家，我住在一个老太太家，她很高兴。我起初以为京都讲话跟东京一样的，其实不一样，我跟老太太学京都话，很好玩，很快就学会了。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日本的房东都很好。
我失去了专业的对象，主要是读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日本人的生活。还好，可以说在日本留学并没有落空，日语学好了很有用处，解放后回来想搞经济，这个事情落空了。
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打破得最厉害的是日本侵略中国，把一切都打得一塌糊涂，把整个家都搞光了。解放后又有那么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这些都是原来想不到的。
十四抗日战争
从日本回到上海家里，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我们去跳舞，上海有一个百老汇跳舞场在静安寺。跳舞的朋友有邹韬奋、刘凤生，刘凤生是张允和的姑父，有四五个人，有时还带夫人，邹韬奋的夫人不去跳舞。那个地方有舞女，可以请舞女陪跳，在当时是高级的跳舞地方，门票是两个银元，一个银元可以吃两个月的饭。我们星期六去跳舞，那是高级职员的生活，不是资本家的生活。
抗战之前，国民党做了一些经济改革。举个例子，上海人喜欢吃广柑，四川的广柑到上海，一路要收税，运到上海的价钱，成本比美国运来的贵。一路收税，叫作“厘金”，经过一个地方要收百分之一的税。这种税从太平天国开始，是损害交流，损害经济的。不仅长江有“厘金”，许多交通线都有“厘金”，要改变“厘金”很不容易的，影响当地的财政。蒋介石来了，就把厘金制度去掉，作为改革经济的项目之一。“厘金”去掉以后，上海贸易就发达起来了。国民党跟共产党不同，国民党亲美，共产党亲苏。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亲美的。苏联要打倒资产阶级，让无产阶级统治世界。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来讲，最近有些话改变过来，譬如帝国主义，西欧的帝国主义英国、法国等就主张把中国瓜分，美国主张门户开放，门户开放也可以说是来剥削中国的，但是门户开放中国就不会被瓜分了。
抗战之前的中国一步一步现代化。民主改革，越改革要求越高，要求远远超过改革的速度，所以当时反对政府的声浪还是很高的。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很高，国民党当时是做不到的。同时，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的宣传是不惜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宣传部的。后来知道许多宣传都是假的。最近好多文章开始讲老实话。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中国呢？日本人再不打中国，中国就起来了。日本要在国民党羽翼未丰的时候来打，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打下来了，共产党起来了，他们还是下来了。共产党能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左”倾，“五四”以后人们思想越来越“左”倾，日本人打仗，国民党经济就困难了。通货膨胀后，国民党的军队兵无斗志，日本投降了，国民党的军队觉得还打什么仗啊？中国人还打中国人啊？苏联占领了东北，日本侵略中国的军火库在东北。日本的东北部队向苏联投降，军火库交给苏联。东北的重武器苏联拿去了，轻武器他们不要，给了共产党。
日本打中国以后，局面就大大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人非常好，军阀政府跟人民完全不一样。
在日本，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轻，交际就是跟同学、朋友，那时候日本人跟中国人做朋友，来来往往跟一个国家一样。中国人跟日本人关系非常好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东北日本人更多。打仗了，就把他们赶走了，几千万人都赶走，这对日本也是很大损失。国民党是亲美，美国人跟中国人也是非常友好的，今天变成敌人一样。政府的政策跟群众的要求不一样。
日本侵华的影响非常大，蒋介石大概有四个现代化的师，一个师大概是两万人，是真正现代化的军队，日本有几十个师，是现代化的，当然敌不过日本了。抗战之初日本打上海，上海是国民党的经济中心，开头日本人打败了，日本在战争局势紧张的时候，接连换了几个司令，后来大量增兵，蒋介石打败了，他只有两个师就不能再打了，于是退兵。这两个师后来保卫重庆，这样子蒋介石从上海退兵就没有新式军队，只有老式军队是杂牌军改编的，那时候当然打不过日本。日本怕中国起来，中国还没有起来，它就先打你。抗战期间，日本也没有想到打中国那么困难，日本以为打三年能将中国攻下来，没想到打了八年也没有打下来，结果自己失败了。两个大事情改变中国，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从友好变成敌对；第二个是共产党，共产党把整个中国都改变了。
十五从上海到四川
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解放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被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我们一家在重庆时苦得不得了，天天轰炸。有一次我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家里都炸光了，家里人哪里去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为什么住南温泉呢？比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当时日本飞机小，可是一个炸弹把我冲出去，我掉在沟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掉下来就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旁边的人都死了。
跑警报是经常的事情。飞机快来时，就挂起三角球，飞机比较近了，就有另外一个信号，飞机到头上了，就“呜呜呜”。晚上就把灯关掉。有时就要逃到乡下，躲在田里，日本人放荧光弹，亮得不得了，把乡下都照亮了，看到有东西再轰炸。
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这个精神了不起。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蒋介石是重用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打仗的苦难，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东西搞光就搞光，无所谓，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前后连起来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浪费了，不能做学问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抓紧时间来补做学问。
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
有一次，长江有一个地方叫南溪，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的。他告诉我，他那个地方不会来轰炸的，有他可以照顾我的家，当时我一家还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个孩子，我家有我母亲、两个孩子，长江的船往来方便，到那边已经吃晚饭了。吃完饭，人都累得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家被强盗抢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用迷魂药把我们都迷糊住了。我们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顶打开了，强盗弄错了，以为我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我们是逃难的，不可能带有值钱东西，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一路都有强盗的。第二天，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我们的箱子。这一来，就麻烦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在重庆，我主要在农本局工作，常常要出门，东走西走，因为管的区域很大。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家里被轰炸得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家里的东西都放在防空洞，炸得没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时穿的橡皮靴子，别的东西都烂了。每天都有东西被毁灭的可能性。家里人没有了，要找。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重庆都有两个家，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家运气好，碰得很巧，轰炸城里，我们住在歌乐山，轰炸歌乐山，我们住城里。这都是死里逃生。
后来搬家到宜宾，因为宜宾我们有办事处。我们带去的保姆当中一个老保姆生病死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打击。四川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老保姆管我们的家，她一死发生困难了。这是一个意外。
在重庆时，需要看什么书，还是有办法。今天回想起来，重庆在打仗时精神状态非常好。打仗时那么镇定，不容易，现在的报道稍为讲一点真话。
抗战当中真正是死里逃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这样思想对我们大有帮助。
抗战时，沈从文在昆明，跟他通信很困难。他们受到的困难比我们小，因为重庆是一个重点，昆明不是重点，他们比较安定。
十六“左”倾幼稚病
我的老伴在成都，丁聪也在成都，经常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家很好。丁聪很喜欢我的孩子，所以闹了一个笑话，我们很喜欢丁聪，我在家里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去告密，说：“我爸爸说你有‘左’倾幼稚病。”后来隔了几十年，我的儿子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小。”
吴祖光也是常州人，在重庆时我们两家人曾经一度合住一个大房子。吕恩跟吴祖光结婚，后来离婚。吕恩之前和张允和的弟弟张定和结过婚，那时候年轻，吵架，张定和的脾气也不好，吵架以后离婚，生一个孩子，叫张以达，非常好，是有名的作曲家。张以达有一个女儿，钢琴弹得好得不得了，现在到美国去了。两个人离婚以后，吕恩和我们还是照样往来，跟张允和关系很好。
吕恩结过三次婚，先嫁给张定和，离婚后嫁给吴祖光，第三个丈夫是飞行员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在美国学的是空军，跟飞虎队在一起打日本，后来日本人打败，国共打仗，国民党打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解放后不能做飞行员了，就在体育委员会工作，人挺好的，知识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来往。吕恩和胡业祥有一个儿子是美籍华人，常在美国，最近到北京。
我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日语，本来想学经济学的。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糊涂，盲目地冲动。为什么“左”倾？爱国嘛，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就“左”倾了。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影响很大。这个时代思潮值得研究。
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的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
十七美国生活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到美国。打完仗，银行要恢复原来的样子，联络美国，因为我们在上海办银行，都是学美国的。美国改进，我们也跟着改进，就派人去学，要买设备，要回来训练人。所以，上海的银行是在世界上水平很高的，跟美国只差两年。可是计划经济一来，一切都否定了。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我是一九四六年年底到美国去的。那时候有军用飞机，没有民用飞机，我们坐了最快的轮船，是军舰，不打仗了，改为民用的船。十四天到美国，在路上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经过子午线，日期要改变一天，快到子午线时，我生日，过了子午线，要重复一天，我又过生日。
在轮船上，我们遇到李方桂的夫人徐樱，徐樱也是喜欢昆曲的，在轮船上开昆曲会，张允和和徐樱是主要演员。
一个美国银行叫伊尔文信托公司，在华尔街一号，帝国主义中心。我就在这里面办公，对外在美国用伊尔文的名义，在中国用我们银行的名义。我们在中国代理他们，他们在美国代理我们。
我是去美国工作，不是读书的。工作的待遇很好，业余读书，的确非常用功，不肯浪费一点时间，在美国读书的条件好极了，那时候研究经济学。纽约市中心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服务好极了，我每天一下班就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的人员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认真，就问我：“你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什么什么。他说：“你是研究人员，我们给你优待，给你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很小，两个人用，一个人用上午，一个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书时随便借多少都没有关系，借了放在房间里。那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我在美国读书，得益很大，做工作也学到许多。在美国工作，就知道怎么样提高效率，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情，工作效率之高，是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日本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团到美国调查：为什么美国人办公效率比日本人高？他们做了一个很厚的报告，调查结果证明，一个美国人抵到十五个日本人。每一个小环节都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我们不敢给部长、副部长打电话，你如果打，他的秘书就说：“部长不在。”电话就挂掉了。他们没有这个事情，每一个电话都要给你一个交代，部长当然不可能天天在办公室里。还有他们怎么利用电报，电报送到你这里，要六个小时，他们要先打电话给你，告诉你电报的内容，你就争取了六个小时了，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电报局的电话。
我在美国的确学到不少东西。读书，图书馆设备太方便，只要你愿意学，在美国都能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想到我在办公中学到不少东西，从办公的方法看出美国为什么进步，日本远不如美国。美国的办公方法可以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争取。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而且有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要求，的确了不起，这一点不是在美国工作，不能了解，我是去工作了才了解。
在美国学了他们的工作方法，我回国，想想我们也要改，没有人听我的话，我到处讲，中国人没有效率的思想。认识很重要，没有这个认识，要改很难。
当时我们银行各种规章制度非常严密，都是学美国的。这两天看到新闻，中国一个大银行被一个大骗子骗了几千万，这种事情不要说在美国，解放前在中国的银行，也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有许多坏事情，但是不会发生像赖昌星这种事情。
张允和同我一起到美国，她在Illinois（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是星期天，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译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钱，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去玩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赵元任不大到我们家来，我们到他们家去。
在美国生活非常愉快，我的工作很好，中国的银行给我钱，外国的银行也给我钱。我是高级职员，每年有旅游费，银行鼓励我们去旅游，可是回来要写调查报告。我在美国非常用功，主要是自修，读书主要靠自修，不能靠老师。在美国，学习的条件太好了，我每天到公共图书馆。我到八十年代再去，一看，怎么图书馆跟原来样子差不多？这个图书馆的建筑作为历史文物，不能改的，另外办了几个分馆，规模很大，不在原来的地方，都是资本家捐钱的。
“二战”结束，美国是大城市时代，好东西都集中在大城市。今天不一样了，很多人到美国看了大城市就回来了，这不行。为什么呢？今天好的东西不在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八十年代，我到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圣芭芭拉大学分校学生少，经费足，图书馆设备好得不得了，就是缺少看书的人，包括这个大学共四个单位联名请我去演讲。安静得不得了，没有声音，没有烟囱，可是工业很发达，工业是没有声音的。晚上最高贵的宴会，点蜡烛，不点灯的，有名的明星都在。美国总统还有别墅在这里，星期六到这里休息。伊朗国王的妹妹很有钱，就住在圣芭芭拉，她的房子外面有花园，你可以开着汽车绕着花园走一圈，很好看，围墙一跨就可以进去了，没有人随便进去。
我住在有花园的宾馆，一个老太太每天来给我收拾房子，他们家讲西班牙话，是墨西哥人。我的朋友开车四处看看，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这些房子都是穷人住的，那个老太太也住在那里，穷人住在四楼四底的小花园。
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糊里糊涂会强盛。美国在两百年间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人家真正是每个细节都不简单。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十八和爱因斯坦聊天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非常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一九四七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限制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限制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
十九环游世界
我在美国工作，条件太好了，可以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欧洲也是“左”倾，我一到意大利，不得了，罗马市中心就是共产党的旗帜，共产党在意大利的国会里占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一到法国，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里占了四分之一的席位。人家都说整个欧洲很快要被共产党接收了，可是后来没有成功，欧洲还是有民主基础。到了英国，我也是“左”倾幼稚病，很快要找共产党的机关报《每日工人》，在伦敦到处买不到，后来人家告诉我要到一个小地方才买到。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搞不起来，没有群众跟上去。英国对共产党没有印象，大英博物馆是马克思待的地方，结果共产党在英国影响最小。工党在英国有很长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旁的地方闹得很厉害，在英国不行。
银行要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可是经济情况跟政治、历史背景有关系。这一点重要性在中国还不能感觉到。特别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国家，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讲一个小事情，在中国买小菜，就是买本国的小菜，在美国买小菜，全世界的小菜都有。现在我们在中国买苹果，已经有好几种苹果了，到美国去，多少种苹果，不知道选哪一种好。美国一早就是世界性的，这一点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世界性的国家。这要经过一百年才懂。
游览世界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必须有的基础知识，开阔眼界。假如眼界不能开阔，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行，这在中国是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到世界各国去，不是玩，当然也是玩，是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在银行工作，一到外面就感觉到世界性，在中国不大感觉到，我到许多国家，一种是风景旅游，一种是历史旅游。我的旅游是历史旅游，可是着重经济的特点，养成一种习惯，到一个地方，要敏感经济特点在什么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原来在中国很难体会，读书大家都懂，“行万里路”在中国很难理解，到外国去，才体会到“行万里路”的确跟“读万卷书”一样重要。
在中国，我进大学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百科全书，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少人用百科全书，在中国跟外国差距很大。我们是一九八○年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编成十本，到一九八五年又重新翻译，新版变成二十本，中国开始有一部百科全书，我们这种地方都落后于世界。我了解百科全书的重要性是进了教会学校。中国始终是一个大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今天还只是看到中国，实际上没有看到世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讲一个小事情，中国跟美国一样，到火车站，要放行李，给了行李房，就给你一个条子，你下来就凭条子拿行李。我到英国的火车站，交给他行李，他没有条子给我，我说：“条子呢？”“什么条子啊？”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什么旅馆吗？”我到了订好的旅馆，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面了，我很不放心：东西丢掉了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是一个中国人跑到外国去，变成乡下人。
二十美国归来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解放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一九四九年六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二十一上海的变化
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作“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一九五五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
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
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
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一九五五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一九五五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解放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
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一九六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一九八○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一九八0年，邓小平上台，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二十二文字改革委员会
我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离开上海，从此就没有回去了。到北京来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领导就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拼音化研究室，我当主任，招牌上只有第一研究室，因为拼音化之外，还有旁的事情要管。第二研究室是汉字简化研究室，主任是曹伯韩。
我在二十年代初进大学，就对文字工作感兴趣。那时在圣约翰大学，都是用英文，用打字机，太方便了，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也学了一点语言课程，后来在外国，特别到英国，我买到许多字母学的书。字母学在中国没有人研究的，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那时候我们的银行在美国经常跟英国联络，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要到英国去，那时候是业余爱好，想不到后来会用上。二十年代，上海语文左翼运动主要的人物是叶籁士，他办了《语文》杂志，我给他们写文章。后来上海变成拉丁化运动的中心，我参加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所以到了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要我来开会。
“反右”时，我改行了，我从前写的书和文章，假如他们要跟我算账，就麻烦了。
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时候的确是精力充沛，国家有需要就愿意做。吴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级别很高，主任就是部长级，副主任是胡愈之，真正做事是他。吴玉章年纪太大了。胡愈之了不起，能写文章，见解真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谈得来。那时胡愈之是领导人，待人好得不得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点钟，我要睡觉了，他们来了，一谈谈到十二点，像朋友一样，所以工作很愉快。周总理经常请我们到中南海讨论问题，到了吃饭时间就留我们吃饭，的确是政府和人民团结很好。
当时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会”下面成立一个拼音方案委员会，小委员会有十五个人，实际上开会来一来，平时他们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们研究室做的。后来要起草一个草案，推三个人：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许多资料都是我搞的，因为我是主持这个研究室的。这件事情应当说很复杂，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字母搞了三年。”现在想起来，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问题彻底解决，一点不马虎，今天人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过去研究过的。这个地方就用到字母，没想到我在伦敦买的字母学的书发挥作用了。世界上有那么巧的事情。
拼音方案这个工作不是普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要用到字母学，凑巧我对这一门学问很感兴趣，是业余搞的。当时缺少材料，我在国外有一些研究联络点，请他们想办法买材料寄来。因为语文研究方面的书，我的确也看得不少，不是像读书那种看，是比较轻松的浏览，可是要工作就要认真看。从“文改会”来讲，把我留下来，的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中国搞语文学、文字学的人多得很，可都是搞传统的语文学，现代的东西就搞得很少，几乎没有人搞字母学。
汉语拼音方案花了三年工夫，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这个方案。这个方案问题多得不得了，世界各国也不了解中国要搞一个方案干什么，很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要求，特别是航空发展出现一个地名标准化，需要罗马字地名怎么拼，一个拼法不对，这在航空就不得了，会出大事情。拼音方案首先在航空上帮了忙，要求地名标准化，不仅是我们，许多国家都要有，欧洲也是这样子，欧洲一些国家的地名，单在欧洲就有几个讲法。航空要求一个地名只能一个写法，一个讲法，否则就会出问题。
中国的文字改革起初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后来参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是还是在知识分子圈里面。拉丁化运动大概是在一九三三年，有群众性的运动是从拉丁化开头的。可是我看到外国的东西，一看，中国的水平太差。所以我们的文改运动要跟语言学、文字学挂钩。我运气也很好，一做这件事情，自己就要努力地学。
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我在北大开汉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字改革课开了半年，很受欢迎。人民大学又请我去，在北京大学大概讲了三次。后来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一本书，就是《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日本翻译成日文，当时推广普通话，推广了多少年，许多人还是不会讲国语。中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没有办法讲话，特别广东人到北京来，要找人翻译。建立国家的共同语言要有一些理论，普通话的第一本理论书是徐世荣写的，从前我们有好多语言学的书，一本也不管用，文字学都是用来看古书的，跟今天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这是很不正常的。中国的传统是研究古代才有学问，研究现代的东西不是学问，这是错误，今天想办法在改。我这本书可以说是“文改运动”跟文字学、语言学挂钩的第一本书。以前有几本小本子，也是没有理论的，苏联的拉丁化运动也缺少理论。这可以说是我到“文改会”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提高文字改革的学术水平。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洋的语言学，可是还没有把语言学用之于生活。
美国的厉害之处，每一件东西跟当时的生活结合起来，这一点跟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为古代服务，不是为现代服务，这是中国的传统。沈从文到学校里去教白话文，学校里的老师是看不起的，说：“白话是什么学问？”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这一点一直到今天还是不一样，美国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讲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文字改革要变成一门学问。
大学里都有文字学，结果研究的都是古代文字，现代文字没有人研究的，这种现象完全不正常的。我要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情成功了。现代汉字学的课本很多，苏培成的两本书在北京大学很受欢迎。现在至少几个重要大学都有现代汉字学的课程，汉字重要，可是只讲古代，目前的问题没有人研究，这是不正常的。
我对比较文字学也很重视，后来发展成两本书：《比较文字学初探》、《世界文字发展史》。我提倡大学里要有这门课程，中国到今天大学里还缺少这门课程。清华大学有一个小组在研究。
二十三新陋室铭
我来北京以后，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一方面我自己要补充知识。他们搞运动，我就埋头读书，尽量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政协开会。工作很紧张，也可以说是很充实，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很不容易的。
一九五六年我们全家到北京，就住在沙滩，这个地方是老北京大学，在清朝是驸马府，我们一进去，里面的花草好极了，美极了。我在这儿住不到几年，就看到一个很美的房子一步一步地被破坏。不久，毛泽东下命令，不许种花，花匠都回家了，种田。花、树比人还娇气，要人不断收拾的，立刻就一塌糊涂。后来军队住进来了，把一个很好的荷花池填掉了。后来许多人家都搬进来住，也不知道什么人家。
在沙滩有一个好处，到北海、故宫很近，五分钱到故宫，故宫上午没有人的，我花五分钱在里面写文章，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对面就是景山公园，清早在景山公园绕一个圈，回来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可以在家里做，不一定在办公室里。
我住的地方是民国元年给一个德国专家特别造的小洋房，我进去时已经破烂了。有趣味的事情是，外国朋友知道我住在有名科学家的房子，写信问我这个科学家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这房子现在恐怕拆掉了，多少年的房子不修理不行。所以我写了《新陋室铭》。
新陋室铭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一九八四年我们家搬到后拐捧胡同。这是我们出版社的地方，起初政府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方，后来紧缩，就把我们单位跟出版社合并在一起。
二十四昆曲研习社
张允和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她在上海教书，全国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意见，《人民日报》就把她的意见要求登出来，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出教科书的，把她请到北京来编辑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是叶圣陶，他本来是张允和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来，我还在上海。来了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跟她毫无关系，群众运动瞎搞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老虎”呢？因为搞运动是另外有领导小组的，社长叶圣陶没有发言权，张允和的背景，叶圣陶了如指掌，可是又帮不了忙。
“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那么她就写信告诉我，想不到这些事情这么奇怪，你猜猜看，这个人是谁？我就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那么，搞运动的人看了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大老虎”。
其实经过这种运动的人觉得无所谓，她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作“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了，领导知道她没有什么事情，让她到上海，真正有事情就不让走。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整个把牙拔掉，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搞运动不讲道理的呀，这样子，她很不愉快。
虽然张允和受了挫折，还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共产党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我来了北京之后，就把整个家庭搬到北京来了。
那时候的确是很热心，我在上海有三份工资，在北京只有一份工资。当时上海的标准待遇高，北京的标准待遇低。到北京来，经济上损失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为国家办事情，从不计较这些。我都不在乎这个。
张允和受了这次刺激，又有好处。我们来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高，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没有命了。只有在党里面搞运动搞惯了的人叫“老运动家”，无所谓的，张允和没有这个本事。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子搞。
她一面搞昆曲，一方面读读书，很好。她到北京来，就是自己写写文章，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所以很愉快。幸亏不做工作，不然没有命！
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我们一定去看戏，听昆曲，假如有特别好的戏，就不听昆曲，就去看戏。那时候叫汇演，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很好的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所以星期六晚上去看戏，不仅我和我老伴，我妈妈也喜欢看戏，一块去。有时候看戏看到十二点以后才回来，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时候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也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俞平伯跟我们家交情好得很。我们家有很多俞平伯写的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我现在不挂这些东西了，我孙女带走了，她也很会玩。俞平伯很有学问，家学渊源，三代都很有学问。
俞平伯的风度真是没有话说，这是中国传统的仁人君子，高尚学者的风度，待人好极了。他对《红楼梦》的观点跟共产主义当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批判俞平伯是没有用的，看起来是笑话，古代的文学为共产主义服务，怎么可能呢？
俞平伯在曲会里常常讲他的研究成果，像大学里上课一样，非常深入，那真是有水平！
曲会里有几个家庭妇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这都是薪金阶级，维持家庭都没有问题的。后来薪金阶级没有了，变成工人阶级。夫妇两人不得不工作，不然养不起家庭。在我们的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妇女不一定做工作，因为那时候家庭经济由丈夫负责，家里的太太都是学问很好的。那时，中、英、美都是这样的。
张允和在曲会里没有收入，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北京市文化局每个月贴给这个曲会二百五十块钱做零用，其他的由各方捐钱。这种民间机构从明清就有了，士大夫在一起雅集。这个昆曲民间机构等于京剧的票房，都是士大夫有钱、有闲、高尚的娱乐。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康生也来，康生很懂昆曲的。
沈从文也来过，但不是很多，沈从文对昆曲的兴趣没有我们大。他搞另外一套，忙得不得了。张兆和也懂昆曲，来得不多。
我对昆曲的爱好从中学开始，我们校长童伯章对昆曲很有研究。童伯章在中学就教我们昆曲的文学，昆曲的音乐，我已经有印象。我始终对昆曲不是那么喜欢，我喜欢西洋音乐，我年轻时也学小提琴。听西洋音乐是张允和跟了我走，听昆曲是我跟了她走。我觉得中国音乐、西洋音乐都有好的地方。
二十五宁夏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来了。忽然报上登出来，要反对教授，反对工程师，反响很大，国际反响也很大。几天后，口气改了，不讲反对教授和工程师，叫反对“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当然可以反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头一个星期的口号跟第二个星期很不一样，头一个星期的口号出来，反响太坏，第二个星期口号就改了，内容没有改。
“文改会”是一个小机构，比部小，直属国务院的，开头轰轰烈烈的运动，我们等于是处于保护的状态。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开头大家都不了解。开头没有江青，后来江青变成“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人物。开头没有“四人帮”，后来才有“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之大，恐怕毛泽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人变得没有理智，没有法律，许多机构都停下来了。全国破坏的价值无法计算，“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一直到最后看了内部材料，我大吃一惊。
在“文革”中，张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大弟弟。大弟弟在贵州大学，贵州比较边远，更野蛮一点，所以大弟弟劳动过度，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就死了。
“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越来越贬低，开始说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坏的帽子越来越多，到后来是“现行反革命”，到最后整个机构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一九六九年冬天去，一九七二年春天回来。
岳飞说“踏破贺兰山阙”，就在平罗。因为中国的山多是东西向的，那地方的山是南北向，平罗是一个缺口。风吹过来，八级是很普通的，很苦的地方。我们去了才知道，有二十几个站，一个站有五千个劳改犯。我们去的五七干校是由两个站改造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是优待的劳改犯，是周总理特别关照，可以拉电线，有电灯，给我们打一口井，我们运气好，打的水可以洗澡。在干校，可以通信，可是慢得不得了，一封信要大半个月才能收到。五七干校实际是劳改营，我们这种人是社会不需的人，是“社会的渣滓”。一到那里，大家要宣誓：永远不回去了！后来林彪死了，就把我们都送回来了。这是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也把老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地主赶到北极圈以外。
我们去劳动改造，不许带书。在那里种稻子，缺少水，怎么种稻子呢？本地人劳苦得不得了，愚昧得不得了，什么都不知道，真可怜！一望二十里路，没有人烟，可是条件很好，有铁路，有运河，交通方便。天然条件很好，没有利用。
在宁夏时，我和林汉达——他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两个人年纪比较大，第一年要下田，第二年叫我们去看高粱地，看看有没有人来偷，我们在山冈上望去，至少可以看一二十里路，没有人的。每天早上去看高粱，太阳下山前回来，比较轻松，我们就聊天。林汉达是研究语文用语，他主张词汇要口语化，把人家不容易懂的，改为容易懂的。我们谈到寡妇和遗孀的分别：穷人死了，老婆叫寡妇；有钱人、名人死了，老婆叫遗孀。林汉达后来生病死了。
我去看白菜，要服从造反派的领导，宁夏没有白菜，都是卡车运来的。白菜非常好，容易烂，要赶快交给厨房吃。好的都不吃，吃的都是坏的。我发现一个白菜原理：坏的才吃，好的不吃；不坏不吃，坏完吃完。从头到尾吃的都是坏白菜。
我们见到大雁下大便，这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古书上说，鸿雁传书。北京、南京的天空原来都有大雁飞来飞去，后来大烟囱冒烟，大雁害怕，就不飞了。现在大雁在中国西部宁夏一带，从西伯利亚飞到印度洋。大雁飞来的时候，天空中几天几夜，数也数不清。林彪死了，通知我们明天清早五点钟要开会，每人带一个小凳子，坐在空地上面，开会没有大会堂的。我一看天气好，到中午一定很热，开会都是大半天，我就戴了一个大草帽。九十点钟的时候，大雁来了，不得了，铺天盖地，到了头上，大雁纪律性好得不得了，领头大雁一声怪叫，大雁们下大便。我戴了大帽子，身上只有一点点大便，许多人身上都是大便，洗都不好洗。那天戴帽子的人不多，因为清早有一点点云，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说，这种情况大概一万年才遇到一次。这是一生当中非常有趣的遭遇。
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好处，我原来有失眠症，到了干校体力劳动，不用脑子，失眠症好了。回来以后，失眠症没有了，坏事情变成好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张允和是家庭妇女，不是重要对象，所以受的冲击不是挺大。我也是很受优待，我们几个同事回来以后被打得一塌糊涂，我没有被打。造反派告诉我，我查你是不是里通外国，结果你没有里通外国，所以没有打你。张允和带小孙女住在北京的亲戚朋友家里，家里不能住。东西都搞光了，她受不了，这种地方都表现出她比较娇嫩。
周小平和儿媳妇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下放湖北潜江，这些都是苦地方，是关劳改犯的地方。张允和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在潜江，我在宁夏，一家人在三个地方。连养孩子的钱都没有，我的老伴在亲戚那儿借钱过日子。
抄家是一家家都要抄的。到我们家来抄家，还算文明，拿去了几本书，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后来我们都不住在家里，造反派就把我们家的门打开，东西都搞光了，其他的东西都不稀奇，大量的照片搞光了，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原来都有，现在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回来，我们的房里都住着不认识的人，回来再安排给我们住的地方。
我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资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就借钱来过日子。回来以后，很优待，扣的钱还给我们，用这个钱把债还掉。
沈从文一家是文学系统，他自杀是觉得恐慌。“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后来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
二十六“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一九七二年从宁夏回来，有几年什么事情也没有，我就安安静静做研究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成果最多。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的书为什么多呢？因为这段时间把以前没有弄好的研究，都弄好了。文字改革在世界上已经变成一门科学，中国人又不知道，我可以接触到一些外国的东西，稍为知道。
我们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新加坡是一九六五年成立。新加坡也是有意思，不是自己要求独立，想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要它，把它赶出来的。李光耀大哭，说：“我们又小又穷，要成立一个国家，怎么办？”这个事情在中国完全新闻封锁，我们都不知道。我是八十年代在美国张充和家里，看到一点旧杂志才知道的。为什么要把新加坡赶出来，道理很简单：一、新加坡大部分都是华人，如果参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就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马来人就不愿意；二、新加坡的华人共产主义思想弥漫，李光耀原来就是老共产党。马来西亚讨厌中国人，把他们赶出来，新加坡只好独立。这跟台湾刚刚相反，台湾要独立。天下的事情都是古里古怪。
新加坡独立以后，要研究怎么建国，向美国专家、英国专家、日本专家请教。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了三个月，新加坡能不能跟中国大陆走共产主义道路。调查的结果是新加坡不能走这条道路。
可是新加坡研究政策要跟哪个国家走，语文政策基本上跟中国走。新加坡的语文政策搞得很好，全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华人要用华语，马来人要用马来语，印度人要用印度语，三大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华人的语言讲方言还是讲国语呢？可是不能用“国语”两个字，因为新加坡的国语是马来语，也不能用“普通话”，这三个字在新加坡不好理解，就用“华语”，这在华人里面都能接受的。华语的标准完全按照大陆，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文字也用简化字，拼音也跟着大陆用拼音。新加坡什么都跟台湾，就是拼音、普通话、简化字跟大陆。台湾很不高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台湾人质问新加坡人：“你们是‘事大主义’。”就是跟着大国走，新加坡人说：“我们不是‘事大主义’，我们是为了研究、教学方便。”
新加坡第一个用简化字、拼音方案，之后影响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开头是穷得不得了，什么都没有，可是走国际道路，什么东西都采纳国际专家的意见，结果十年工夫就变成一个好的榜样。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新加坡华语协会邀请的，第二次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的。第一次主要让我讲中国的拼音方案、简化字、文改政策；第二次是讲东亚国际语文问题，主要是英文地位。新加坡现在变成东南亚的明星，东南亚的语文中心、医疗中心、金融中心、航空中心在新加坡。原来大家讨厌的地方，不要它了，结果后来大家都喜欢它。马来西亚要吞掉它，可是它现在不要再参加马来西亚。到今天，新加坡的国际机场比我们北京的国际机场要好多了。
香港跟新加坡相反，跟着台湾走，到今天还是不大用拼音。台湾在我们没有提出简化方案时，蒋介石就提倡简化字，两次公开提倡。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提倡简化字，南京是最早公布简化字方案的，可是公布出来，人家反对很厉害，第二年就取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又提倡，孙科也提倡，后来共产党搞了，他们就反对了，是这么一个变化。我认为简化问题不是党派的事情，文字改革问题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现在台湾搞一个通用拼音，我看通用拼音很难搞下去。我是希望说服台湾，语言文字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跟政治脱钩。我对台湾人讲，“文改”不是共产党搞的，“文改”在清朝末年就搞了，国民党对“文改”很热心的，北洋政府也很热心的。
一九七六年，实际上我还没有恢复工作。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政策是改了，可是许多坏事还存在，一时改不了。一九七七年开始改，一直改到一九八四年稍为像一点样子，比较上轨道要到一九八七年。开头也没有恢复办公，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要转过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差不多十年工夫，拨乱反正，大概到一九八七年以后，才上轨道，这些是很慢的。我名义上是恢复了，但是没有上班，在家里面做研究工作。我的生活很简单，研究的内容不简单，表面上安安静静。所以，造反派批评我们：“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那个房间，她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外面的活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那时候我的工作很忙，交际很少，“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不敢交际，交际以后人家就说你们搞小团体。这样很好，可以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可以出很多书，一本一本地出来，其实很多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重新审读一遍。
我的《汉字改革概论》这本书再版了好几次，日本花了三年工夫，把它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日本一个专家翻译好以后，成立一个审定小组，五个教授审定，有好些问题不明白，特别到中国来问我。在香港，《汉字改革概论》有香港版，这本书里好多篇章翻译成德文、英文。这本书影响很大，因为文字改革在当时中国是作为一件大事情，全世界很注意中国这个工作。
我提倡现代汉字学。这件事成功了，现在许多大学都开现代汉字学的课程，都写了很好的教科书。汉字改革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像信息处理、语文处理，信息处理跟文字有很多关系，到今天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代汉字学是一门大学问，一个泱泱大国应该有这一门学问。
我提倡人类文字学、人类文字史，这俩我花的工夫最多，从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在搞。我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文字史、文字学是一门功课的两个方面，文字史注重材料，文字学注重规律。这门学问非常重要，我提倡大学要开这门功课。中国古代就重视文字学，中国可以说是创造文字学的国家，不过我们只研究汉语的文字，不研究旁的，看不起人家的东西。后来欧洲的一些文字研究很成功，本来我们是世界领先，这样我们反而落后了。
人家问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书？其实我是把从前没有搞起来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发展史》已经进入“世纪文库”，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
二十七重游欧美
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出国。一九七八年，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在美国大学里很有地位，他和另外几个大学有名的教授组成一个访问团，他代表耶鲁大学，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之前，我们不知道，来了以后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访问团团长是余英时，副团长是傅汉思。余英时的学问很好。他们知道中国没有录音机，就带了好多录音机，今天这个录音机已经过时了。
他们来了之后，文化生活开始恢复。大概到一九八四年以后，才恢复正常，这一年我受邀请出国。有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我去开会，领导突然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一下，下星期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我这里的工作还没有搞完，我的衣服也破光了。”领导说：“没有问题，你赶快去做最好的，开完会回来一概交给公家。”这样子就匆匆忙忙到巴黎，当时国家是不给钱的，因为有人帮我们出，我上飞机，一分钱都没有，上飞机前，他们说：“你的皮夹子要取出来。”因为国家规定不能带人民币出去的。我的皮夹子就交出去，口袋里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后来人家问：“一分钱都没有，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已经到了飞机旁边了，不上也得上。”我倒一点也不惊慌，因为有困难，我在国外还是有些关系嘛。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有一年美国邀请我去访问，我和张允和一起去。到了美国，她就到大姐家去住几天，到四妹家去住几天，还到我们一个表弟家住几天，访问我们的亲戚。
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是入了美国国籍，有养老金。美国养老待遇好，她有一套公寓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多了。她平时不大去，住在公寓里太孤单，于是住在她的一个朋友家里，有孩子需要她帮着照顾。我要到七个大学讲课，讲完了我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张充和家里。张允和也从旧金山到四妹家里，讲了这些年经历的事情。胡适之到美国去讲学，也住在四妹家里。胡适之跟傅汉思是老朋友。在傅汉思家里，我看到许多重要的书，知道许多我不了解的情况。
那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傅汉思要请我吃饭：“你想到哪儿吃？”我说：“我想到麦当劳吃。”他说：“麦当劳不能请客的。”我说：“我没有吃过，去体会一下子。”他说：“好吧。”因为请客是不能到麦当劳的，麦当劳是普通吃饭的地方。我是去体会一下，看看这个麦当劳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出国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安排的，我跟联合国中文翻译处一个朋友联络，由于他们的介绍，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请我到他们学会里演讲，因为他们要了解中国文字改革的情况，我带了录像带给他们看。这个会长是一位法国女士，很有水平，她请吃茶点，我就问她：“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种用得多，哪种用得少，有没有统计？”她说：“英文百分之八十，法文百分之十五，西班牙文百分之四，还剩百分之一是俄文、阿拉伯文、中文。”那么，我回来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不过最近情况怎么变化，不了解。
二十八家庭文化
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顾传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顾传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
顾传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他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张充和二00四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二十九“周百科”
张家四姐妹的夫婿中，沈从文最有名气。
“周百科”是沈从文给我开玩笑的话。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一九八五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这个外号就是这样起来的。
邓小平到美国访问，中美文化要合作，就要做好几种工作，一种工作就是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是中美合作项目之一。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国方面领头是刘尊棋，他的学问很好，我在美国就认得他了，还有钱伟长和我，下面有一个编辑部。这件事情的翻译工作量很大，应当说条件太好了，因为我们在一九八○年开始的，许多大学的教授都是下放五七干校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做，可以请他们帮忙翻译。我们主要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学请教授来，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联络了五百个教授级的专家，他们都很高兴来翻译，觉得做这个工作有意义，不过稿费少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经费很紧张。如果今天搞，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东西吃力不讨好，人家不愿意来工作。
三十本百科全书我们压缩成二十本，这件工作搞了好几年。大百科全书是一个国家应当做的，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一个欧洲小国到中国送一部百科全书，我们送他们一本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百科全书在国民党时开了多少会，没有办成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要办百科全书，当中一个刺激就是美国希望中国翻译百科全书。我们是先有《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有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件事情的倡导者姜椿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是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被关在东北的监牢里面，眼睛弄坏了。放出来以后遇到美国要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他一早就有搞百科全书的想法，回来以后就跟倪海曙和我等少数人商量，他一直希望倪海曙和我跟他一起搞大百科全书。倪海曙在拉丁化运动中是头头。我们“文改会”的工作推不了，没有去。
姜椿芳出来以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局长？”他说：“我不回去了。”不再搞翻译工作，后来这个事情得到胡乔木的支持，胡乔木就跟邓小平讲，邓小平同意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翻译百科全书，一件事情是自己编一部百科全书。姜椿芳就全力以赴编百科全书。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百科全书的条目怎么排，我和倪海曙积极支持姜椿芳改用拼音来排，因为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拼音，反对的人很多，现在反对的人少了，假如不用拼音，就不好查了。这部书出来，不会赚钱，因为中国人买不起。这部书的每一个分卷都有水平，出来以后学术界评价很高，现在正在重新编。这部书是一个大国家必须有的。
三十晚年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后，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也停了十年，后来恢复了，我是政协教育组副主任。后来恢复“文改会”的工作，后来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我离休的时间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八八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有了电子打字机，这是一个改变。张允和对拼音不感兴趣，她会，但是不熟悉。后来有了电子打字机，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为拼音太容易，她在电子打字机上用拼音编《水》。《水》这本杂志是原来她们在家庭里玩的。改革开放了，家庭里的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往来了，原来是二十年亲戚朋友不能往来，连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复亲戚朋友的联络，于是恢复《水》，有了电子打字机，就比较方便。
一九八八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了，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
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
胡适之了不起的，他到中国公学当校长，找沈从文去教白话文学，为什么呢？胡适之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很久，大学里面连课程都没有。笑话！”大学里谈到的文学都是古代的，没有现代的。中国提倡白话文以后，许多人认为小说上成就最大的是沈从文，诗上成就最大的是徐志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批评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当然可以否定他们。可是文学史不是那么看的。
同样地，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功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连不远的京都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八十五岁以后，我看一些专业以外的书，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学，另外一方面是历史学。为什么看文化学呢？这是偶然的，《光明日报》开一个栏目，要振兴中华文化，要找一百个人写文章，差不多每个星期一次，我开头不感兴趣，后来人家说请你写，就给他们写吧。我说：“他们有些人的写法我不同意的。”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好，我就给他们写，写了一篇，他们觉得感兴趣，这样就把研究文化学作为一个玩意儿，不作规规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学的书，都是零零星星，后来上海编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论稿》。对文化学我是外行，他们觉得我的看法还是跟人家不一样，有参考价值，这是业余的。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内地，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人家一看《苏联历史札记》，说：“这篇文章我们不敢登。”我说：“为什么不敢登呢？这都是公开的苏联的材料嘛。”他们说：“你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集束炸弹。”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事实，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就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学家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回来问新国王，新国王告诉他们：“汽车也是魔鬼。”这些大臣就哑口无言，后来，电视台就办成功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张允和对政治不是不感兴趣，可是不赞成我参加政治工作，主张我搞学术工作。我搞政治工作有几条路，第一是搞外交，外交界一直到国民党为止，差不多都是我们的同学，从前搞外交，英文和法文都要好。我到意大利米兰玩，到中国领事馆签证，里面跑出一个人来，就是我的同学，重要城市的领事都是我的同学。国民党时期，蒋介石的手下，好多都是我的同学，譬如沈昌焕是国民党秘书长、台湾的“外交部部长”。沈昌焕跟我很要好，他的夫人李佩兰是张允和的好朋友，大学时住在一个房间里。我要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很容易的。我觉得张允和的主张是对的，就不参加政治。这个主张一直到解放后还是这样子。
胡适在“五四”时的影响非常大。胡适和我的岳父是朋友，我够不上是他的朋友，他当教授时我还是学生呢。鲁迅是支持共产党的。毛泽东的办法跟斯大林完全一样的，捧一个人捧到天上，其他就不管。曹禺到解放以后，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他受了框框，当然写不出来了。
专制主义是列宁创造的，我到东欧国家，就觉得奇怪，东欧不谈马列主义，没有这个名称，谈马克思主义，他们暗中反对列宁。我到东欧开学术会议，起初不了解，我不懂政治，就随便谈谈，他们不谈马列主义。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上有一段，他说他坐了火车到什么地方，火车上面很空的，一路看见死人，军队就把死人拉上来，放在火车上面运走，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一列火车都装满了死人。
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军事人物。在军事上能统一共产党内部，成为一个大的军事力量来打倒国民党，这个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权以后，跟斯大林走错了。毛泽东假如学多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书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没有新书，都是看老的书。他讲的许多话都是秘书代他写的，很对，结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自己破坏了。毛泽东死了，党中央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设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
改革开放在共产党的历史来讲，是邓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开放很难，要有邓小平这样子掌握到权力，否则改革不成功。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是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很冒险的。邓小平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是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就跟着这个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三十一长寿之道
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解放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有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解放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质的一方面，有精神的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一九八八年生产后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这个投资就失败了。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著，李怀宇采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0八年五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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