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家学

    我的世界曾经很大。年轻时候出洋留学，日本、美国都待过，四海为家。现在我一百零五岁，走路不灵了，不能再出门，一个人在家中，我的世界就变得很小很小。我只有一间小屋子，半张破桌子，这就是我的世界。

    一九0六年我生在常州，后来全家就搬到苏州来住，苏州是我慢慢长大的地方。小时候我家的条件应该算很好的，有很多书，亲戚朋友很多是文学家，后来沈从文也成了我的连襟，那是后话。

    小时候在苏州，学校里面读书、写文章都是古文，虽然当时已经在提倡白话文，可是学生写白话文是不算数的。我的读书氛围很好，学习文言文，平时看的是白话文，两方面功底都打下了。可是中学时候的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说中国并不缺少文学家。中国为什么从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一个弱国，受人家欺负呢？因为我们缺少科学，老师鼓励我们尽量去做科学工作。我的同学们听了老师的话，很少搞文学的，这也是时代的影响。“五四”运动讲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讲民主与科学，可是不谈文学。不是文学没有用，而是文学不能建设新中国。

    中学时代，除了规定应当看的书之外，多半时间是自己随便看书。我们那时候的教育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教育内容太多，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学了苏联模式，搞专业教育。从前的学校都是学英美模式，提倡通识教育，不鼓励你做专家，而是鼓励你拥有广泛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良好的公民。

    “通识教育”本来的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有人翻译成“博雅教育”，我认为不好，层次拔高了。但是“通识教育”的翻译也不完善，general education还有“自由”的思想在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想象中的general education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知识，也可以说是“工具知识”。我们中学时代的说法叫“国英算”，就是学校里只有国文、英文和数学是要考试的，小学和中学要把这些工具知识学好。现在许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以为中文或者英文学好了的人就是有学问，其实这些都是工具而已，不是“纯知识”——也就是第二个部分，在大学里要利用“工具知识”来学习“纯知识”。现在的学生苦，主要是中学时候基础知识没学好，进了大学还要补英文，苦不堪言。我中学毕业，英语已经讲得很流利了。老师怎么训练我们呢？出好多个题目，你去抽一个，给你五分钟时间准备，然后你就上台讲这个题目，训练思考和演讲的能力。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坐独轮车上大学

    一八七九年，圣约翰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象征着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在这座桥梁上，曾经往来过许多推进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人物。

    一九二三年，我考上圣约翰大学。开学时候，从上海的静安寺坐独轮车到梵皇渡上学。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去就是田野了。独轮车中间是高起的车轮，左右两边，一边坐人，一边放铺盖，吱嘎吱嘎地在崎岖不平的田埂上缓缓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同样向梵皇渡前进。

    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宋史·舆服志》：“仁宗天圣五年（一0二七年）工部郎中燕肃始造指南车。”这离我坐独轮车上学有九百年的时间。独轮车代表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九百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张允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0一一年九月第一版）

    圣约翰大学的依稀杂忆

    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对我说，“五卅惨案”（一九二五）以前的校友可能只剩你一个了，请你写点回忆吧！我的记忆急剧衰退，只留下依稀的杂忆，害怕记忆错乱，闹出笑话。勉强写下，只是姑妄言之。

    一九二三年，我考入圣约翰大学。我是从静安寺坐独轮车到学校的。在路上回头看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向梵皇渡方向行进。土包子走进洋学堂，处处都新奇。

    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注册第一个手续是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校方叮嘱，一切作业和文件，都得按照这样拼写打上我的姓名。一看，这是上海话的罗马字拼音。校方不用北京话的“威妥玛”拼写法，自行规定一种上海话罗马字，全校必须遵守。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

    校园很美，建筑区之外有花园区，是从兆丰花园划过来的，也叫兆丰花园。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校园要草坪和树木来装饰。校园之内，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花园中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跟世界上任何幽美校园相比，绝无逊色。

    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一条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幽美。

    把偌大的校园整理得如此整齐，要感谢总务长李瀚绶，他是前辈校友，管理能力使人佩服。当时大家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只叫他O．Z．Li。他的办公室只有很少几个人，干活都招临时工来做。

    校园语言用英语。一进学校，犹如到了外国，布告都用英文。课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是外国学问，用外国的英文课本，教师大都是美国人，讲授用英语。只有中国课程如中国古文和中国历史，由中国教师讲授；中国教师自成团体，有一位领导。“五卅惨案”之前的领导是有名的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孟先生也是前辈校友。

    古文教师是经学家钱基博先生。学生用钢笔写作业，他大骂：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用钢笔写的作业一概退还重写，用毛笔！学生私下嘀咕：笔还能分国籍呢！

    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我原来只听说《大英百科全书》，现在第一次使用它，觉得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位英国教师教我如何看报。他说，第一，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我知道吗？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看《大英百科全书》。我照他的方法看报，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我看到同学有自来水笔，那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很感羡慕。不久，上海也有出售了。我去买了一支，爱不释手。文房四宝变成文房一宝，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看到同学有打字机，更加稀奇，一再借来学习打字。既打英文，又打国语罗马字。由此我体会到国语罗马字的好处。我觉得书写的机械化是一件大事。汉字也能用打字机打吗？不久日本做的汉字打字机输来上海，但是使用不便。

    英语之外要读一种第二外国语，我选读法语。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太太，她养一头小狮子狗，上课带到课堂上，先向小狗讲许多话，叫它安定下来，不要吵闹，然后开始教学生。她教课只说法语，不说英语，开头我们听不懂，后来渐渐就听懂了。

    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ur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的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考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

    圣约翰是教会学校，但是不仅信教自由，而且思想自由。我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的《资本论》英译本，埋头看完，没有看懂。又借来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英文写得很好，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说法，认为他在造谣。我有两位同班同学到苏联中山大学去读书，被打成特务，长期坐水牢。一位终于回国，一位不知去向。

    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每人选两个专业，一个主专业和一个副专业。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跟苏联方式一进大学就细分专业完全不同。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教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我于是选择文科。

    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发达。圣约翰算是最大的大学，只有大学生五百人，连附属中学的中学生五百人，号称一千人，这是规模最大的学府了。据说，当时北大只有大学生二百人，杭州之江大学只有大学生八十人。规模跟今天相比，几乎小得难以相信。

    圣约翰的毕业生受社会欢迎。校友很多在外交界工作，还有很多在当时英国管理的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这些都是高薪工作，被骂为买办阶级。当时，薪金（薪水）和工资，含义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酬劳，工资是劳动阶级的酬劳，高低悬殊，俨然有别。现在中国青年们不懂得薪金和工资的分别了。八十年前的生活和思想跟今天大不相同，历史在曲折前进。

    圣约翰出了许多名人。赫赫有名的外交家颜惠卿出身于圣约翰。有一座宿舍楼纪念他的父亲颜永京，名为“思颜堂”。顾维钧半夜私出校门被开除，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外交家，来校演讲，受到盛大欢迎。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宋子安比我高一班。星期六下午宋庆龄和宋美龄有时来校接宋子安回家，顺便到兆丰花园溜达。宋子安的一位同班同学跟宋美龄谈恋爱。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只是一个牙齿有点歪斜，他去修正了牙齿，显得更加倜傥，真是城北徐公。不久宋美龄跟大人物结婚了。同学们见到他就说，你的牙齿修得真好呀！

    名作家林语堂是校友，他长住在美国，设计一部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我到他家去，他的女儿表演打字给我看。后来发明汉字的电子打字机——他的发明没有得到推广。

    圣约翰的校友中有许多实业家。抗战时期，我在汉口拥挤得无法插足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遇到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我的妻子张允和，她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都是圣约翰的前辈同学。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抗战前夜，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这是当时的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圣约翰大学和中学同在一个校园，都是男校。当时还没有男女同学。另有圣玛丽亚女中，校址离开不远。每逢圣诞节，圣玛丽亚的女生来到大学校园一同做礼拜，热闹非凡。这叫作大团圆。

    （《圣约翰大学〈一八七九—一九五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0九年版）

    抗战八年

    一九二三年，我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方式跟中学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学校是以英语为校园语言，学校里面什么都是英文，连门房都讲英文。教师方面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是中国教授，其他都是外国教授。快下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一些课外读物，常常要我们看百科全书。因为百科全书很简单，又全面、客观，作为读书的课外辅助是很好的。这个教育很有用处，可是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习惯，现在学生们最多拿个字典翻一下，字典并不能告诉你其中的知识。

    我的学问可以说是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后来跟百科全书有关的工作我都愿意做。沈从文给我起外号叫“周百科”，因为我从美国回来，带了一部百科全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一个月只有三十五块钱，没有钱了，就把这个百科全书卖掉了——卖了五百块给旧书店。我那时候穷得不得了。我还有《二十四史》，很好的版本，卖不出去。结果后来造反派要来，这些书没有地方放，《二十四史》只卖了二十四块钱。大家都穷嘛，要吃饭。

    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工作，日本人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读书不重要，吃饭也不重要，生命才重要。我家就逃到西南后方去避战火。这次去四川，原本以为最长也就三年回来，结果一去就是八年。

    进了四川，我们住在重庆的南温泉，当时那里是防空设施最好的地方，蒋介石也住在南温泉。有一回我下班后坐滑竿过江，一个炸弹下来，炸在旁边，力量很大，把我整个人吹出滑竿，我就掉在阴沟里面了。日本飞机过去以后，我才爬出来。我想我一定受伤了，摸摸身上，没什么地方疼，一看旁边的人都死了。后来人家说，幸亏是风把我吹到阴沟里面去了，我躺在阴沟里不敢动，弹片没有打到我。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我只是碰巧没有死掉，四川人说我是命大。

    八年以后回来，家里看家的人都找不到了，家里住的都是我不认得的人。我的家完全变化了，什么都没有了，连家里的老房子，人家都不承认是我们的。抗日战争八年，完全割断了我家的历史。

    我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政协委员会，每个月要开一次座谈会，每次都请我去，讨论世界大事。周恩来一直在重庆，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经济学的，所以我同周恩来很早就比较熟悉了。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周恩来一再讲，我们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就是这一条。解放后，我们认为，共产党要建设新中国，新中国当然应该是民主的嘛。开头几年的确很好，比如“文字改革”问题，周恩来就找我们到国务院去讨论，讨论到中午还没完，周恩来就说，在国务院吃饭吧。我们吃饭，就是两荤两素。周恩来说，大家平等。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故人风流

    当年卞之琳很有意思，卞之琳追求四妹充和，四妹不喜欢他——恋爱的事情本来就很难讲道理，譬如我不喜欢你，要讲出道理来是很难的。卞之琳天天追她，可是他怎么样也不行。

    卞之琳追四妹失败了，沈从文追三妹（张兆和）倒是成功了。沈从文也有趣味，三妹那个时候在上海吴淞公学念书，胡适做校长。胡适提倡白话文，就请了沈从文来教学生写白话文。因为当时认为，沈从文写白话文写得最好。沈从文就喜欢上了他的学生三妹，他就写情书给三妹。三妹很生气，拿着情书去找胡适告状，说你看，沈从文是我的老师呢，还乱七八糟写这种信给我。没想到，胡适的思想太新了——胡适说，沈从文他没有结婚，他向你表示爱慕，这没有错呀。

    三妹一听这句话，已经不高兴了，胡适下面一句话更糟糕——胡适说，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三妹气得不得了，把信一摔就走了。可是沈从文有毅力——我写给你的信，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反正我不断写给你。后来他们慢慢就好起来了。

    沈从文喜欢聊古代的东西，我年轻时候也是读的古书，所以古代的东西我们都能聊。可是我搞文字改革，搞汉语拼音方案，他不感兴趣。他说，用拼音在打字机上打文章，文章是不会好的，因为他自己不会用打字机。

    沈从文这个人，脾气很好。三妹有时候发脾气，他就笑笑，也不发脾气，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还有就是他的自修能力很好，什么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确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们一个亲戚的小孩小学毕业了，去看他，他说：“不得了，你都小学毕业了，我还没有小学毕业呢。”

    我跟我老伴（张允和）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我根本没有追求。因为我的老伴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到我家来玩，我就认得她了。在苏州时，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后来我到上海，她也到上海，就接触比较多一点。又碰巧，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那时候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铁路炸了，她去不了上海，可是到杭州的路是通的，所以她就到杭州去借读。我恰好在杭州教书，接触更多了，就开始恋爱。我们这个恋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出去，一定要离开一段，不能手拉手的。手拉手在马路上走，有伤风化。古代人讲究举案齐眉，现代没有案了，我跟我老伴就用杯子，每天喝咖啡的时候，举杯齐眉。虽然只是好玩的事情，但这个小动作表示，我们彼此有敬重。男人要敬重女人，大男子主义其实每个男人都有的，所以更要提倡“敬”，这样家庭就可以和睦了。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文革”劫难

    抗战结束，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我进入银行工作，银行就派我去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后，新中国已经成立，我本来是学经济学的，这时候改行去研究语言文字学。我不认为改行很困难，比如语音学的知识，我在学经济的时候就已经去旁听过课，这些知识都有。“通识教育”在国外是共识，所以外国人改行都很容易，中国学生要改一个专业却几乎不可能，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解放以后我们变成向苏联学习，更糟糕，大学都变成专业学校了。这造成很多麻烦，比如清华大学本来有名气是因为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变成一个理工科的院校，直到改革开放，才又改回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情况也有意思，他对于国际政治不了解，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不了解。所以共产党来了他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呢？郭沫若公开骂他。沈从文一度精神很不好，后来上面把他派到故宫里做解释员，就是拿一根棍子跟人家讲故宫里的东西，这是当时故宫最低级的工作，但是他很高兴。他不是假高兴，是真高兴。他说他本来要研究古物，可是接触古物很困难，现在到故宫里来，就很方便，利用这个条件能写出书来。他能把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

    后来的“反右”，谁都想不到。一九五六年开了一次大会，认为我们建设新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许多人回国不知道情况，美得不得了，讲话都是讲民主的，结果就不对了，“反右”开始，他们都被打倒了。我很侥幸，离开上海来到北京，改行搞语言文字。上海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经济学家在上海是“反右”的重点。我有个好朋友沈志远，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从莫斯科大学回来，后来自杀了，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能通信。我逃过了“反右”的这一劫，他们不跟我翻旧账了。所以有人说我是命大，运气的确好。不是我有远见，是碰巧。我要是留在上海搞经济，肯定要坐牢的。

    到了“文革”时期，就不能读书了，我的家也再次迁徙。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作“五七干校”——这也是学习苏联的做法，认为我们这些旧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用了，就给你下放下去，不许回来了。

    我到宁夏去，规定说可以带字典，其他书不可以带。我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后来根据字典写了一本小书还发表了，这是字典的用处。另外我还带了《毛主席语录》，因为语录有二十几种外文版，我全都买来，装了满满一大包。人家一看我带的是《毛主席语录》，也不好说什么，我就用这些外文版的语录来做比较文字学研究。除此之外，连唐诗都不让带，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看书变成坏事情。我在宁夏待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都被送回北京。

    宁夏那个地方，有一百万到三百万政治犯，修了很多碉堡，一个碉堡五千人，是劳改犯待的地方。我们去的那里，有二十四个碉堡，叫作一个站。条件最好的两个站让我们去，是周总理特别关照，说我们这些人是国务院派去的，这两个站要有电灯，还要打一口井。所以我们可以洗澡，还有电灯，别的站都没有，这是优待我们。

    许多人去了很不高兴，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住得很好。我本来容易失眠，到了宁夏，体力劳动多了，用脑少了，我就不失眠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不觉得难过，我说宁夏这个地方，假如不是搞大运动，我不会来看的。现在看到了，中国还有那么落后的地方。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种的洋白菜，吃不完，送给老乡。老乡问：“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他们没有知识，也没见过洋白菜。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大雁粪雨

    一九六九年冬天，我随我的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人员到宁夏平罗西大滩“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原来有二十来个劳动改造站。国务院有十几个直属单位连同家属，共一万多人，占用其中两个站（“一站”和“二站”），我们单位分配在“二站”。我在那里劳动两年四个月，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我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自然痊愈了。

    在那里两年四个月中，最有趣的记忆是遇到“大雁集体下大便”。

    林彪死了，“五七干校”领导下令，明天早上五点集合，听报告。早上我一看天气晴朗，开会到中午，一定很热。我就戴了一顶很大的宽边草帽，防备中午的太阳。

    快到十点钟时候，天上飞来一群大雁，不是几千，而是几万，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飞到我们的头上时候，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大家集体大便，有如骤雨，倾盆而下，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我有大草帽顶着，身上沾到大便不多。我的同志们个个如粪窖里爬出来的落汤鸡，满头满身都是大雁的粪便，狼狈不堪。当地老乡说，他们知道大雁是集体大便的，可是如此准确地落到人群头上要一万年才遇到一次。我们运气太好了，这是幸福的及时雨。我们原来个个宣誓，永远不再回老家。林彪死了，不久我们全体都奉命回老家了。

    （《拾贝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0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暮年生活

    我的家绕着世界跑了一圈，又绕着中国跑了一圈，最后落定在北京的这间小屋子里。我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做事，直到八十五岁才离开办公室。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一个领域越钻越深，钻到井底里面去，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啦。所以到八十五岁我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就不搞专业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点杂文，没有计划。

    我最近还开了微博，因为这是新技术。前阵子伊朗搞选举，闹得很厉害，就因为他们用手机发微博，把消息都传到外面去了，搞得伊朗政府很被动。将来技术越来越进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变成真正透明的，要保密就很困难了。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透明，这样整个人类就会更幸福。

    我也关注新闻，比如好多人学历造假，我很奇怪，我在许多大学教过书，没有一个大学来查我的学历。我有中国的文凭和外国的文凭，全都没有用处。现在人们为什么造假？因为不讲你有多少学问了，就讲你有什么文凭，这是根本的错误。出来一个方舟子打假，结果他让人给打了。方舟子这个人我觉得了不起，他就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在美国读书，我可以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我，到了中国来谁都不可以批评。我们现在学术没有自由，造假的就横行。我认为今天的自由已经比从前多得多，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自由。

    还有“神医”张悟本、道长李一，这些人出来行骗，他们代表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坏的道德，却没有法律来限制。医学是一门科学，以前苏联人讲科学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科学是真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是假的，结果他自己都是假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科学的“一元性”，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在外国这是用不着讲的道理，在中国却很混乱。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家问我：你看中国有没有希望？我说中国当然有希望啦，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比如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大事情，人家说辛亥革命之后来了一堆军阀，搞得一塌糊涂。可是，辛亥革命把“家天下”的思想改变，变成了“民国”，虽然是个名义上的改变，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废除专制。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前景，将来会更好。

    （《半张破桌，百年风流》，周有光口述，武云溥记录整理。《文史参考》二0一0年第二十四期）

    “傻瓜电脑”的趣事

    一九八八年春天，日本夏普公司送我一台电脑，名叫“夏普中西文电子打字机”。我于是开始每天用电脑写作。用了七年之后，这台电脑有些老化了。我的儿子给我买一台新的电脑，名叫“光明夏普文字处理机”，这时“夏普”加上了繁体字。

    我们给这种电脑起个爱称，叫作“傻瓜电脑”，因为它有如下的“傻相”：

    一、只要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完全不用学习任何编码。

    二、功能键的用法写明在键盘上，一目了然，不用记忆。

    三、它是便携式电脑，不占桌子，机内有打印器，写好文章立刻可以打印出来。

    这样简便，不就是给我们这些傻瓜用的“傻瓜电脑”吗？

    只要注意一点：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常见人名地名”等作为单位，尽量避免单个汉字输入。它有“高频先见”功能，同音选择极少。它有“用过提前”功能，选择一次，下次自动显示出来。

    八十六岁的老太学电脑

    我今年（一九九五年）九十岁。我的老伴张允和八十六岁，她热爱昆曲和古典文学，对拼音和电脑原来不感兴趣。以前只有一台电脑，我每天打个不停，她也无法插手。一九九五年春天，她利用多余的一台电脑，把她二十年来的昆曲笔记加以整理。

    她是合肥人，说普通话带点合肥口音。人家说她的普通话是“半精半肥”，一半北京（精）、一半合肥（肥）。她一向觉得只要别人能听懂，说普通话何必太认真？可是，电脑非常认真，听不懂她的“半精半肥”，拼音差一点就无法变成正确的汉字。为了拼音正确，她常常要查字典。她说，活到八十六岁才明白认真学好普通话是有用处的。

    八十六岁的老太学电脑！在亲戚朋友中传为笑谈！

    按钮娃娃

    一天，我们的重外孙，名叫小安迪，来到我家。他两岁零三个月。给他各种玩具，他都不稀罕，最喜欢到电脑上去乱打字。我们说：你呀，“清风不识字，何故乱打字”！（古人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名句）。

    他说他要打一封信给妈妈。

    我的老伴说：“好，我来代你写信。”于是，八十六岁的外曾祖母，代替两岁三个月的重外孙，用电脑写了一封信，加上一个题目：“安安的一天”。同事方世增先生看了觉得有趣，说：我把这封信用“自动注音软件”给注上拼音，一行汉字、一行拼音，更加有意思。“自动注音软件”真灵，只要两分钟，一封信稿注上了拼音，分词连写！

    安迪的阿公说：小安迪不到两岁就喜欢摁键、摁钮，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的Button？Baby（按钮娃娃）。Button？Baby？新鲜名词！时代真的变了，孩子从小就跟电脑结缘了。

    十二岁的女孩看了一天就能打字

    暑假来了。苏州的亲戚带了他的十二岁孙女儿，名叫蒋小倩，来北京度假。这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女孩，看到姑奶奶打电脑觉得稀奇。“这是什么？”“这是打字机。”“怎么跟我家的打字机不一样？”“你家的是机械打字机，这是电子打字机。”“噢！”小倩眼也不眨地看姑奶奶打字。

    看了一天，第二天小倩对姑奶奶说：“让我来打，我要打一封信给我的奶奶。”姑奶奶说：“好，我看着你打。”小倩坐下就打。她打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奶奶：你知道我是用什么东西写这封信的吗？铅笔、钢笔、圆珠笔……？你猜不到吧！我是用电脑写的。”

    客人来了，姑奶奶去陪客人，由小倩一个人自己摸索。说也奇怪，客人走后，姑奶奶回来一看，她已经打好半封信了。姑奶奶说：“你自己打下去，打完我再来给你改。”午饭后她又聚精会神地打下去，一封信打好了。姑奶奶给她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竟然成了她的第一封电脑书信。

    姑奶奶对她说：“你再在电脑上写一篇笔记，我给你出个题目，‘我用电脑打的第一封信’，把你怎样用一天时间就学会电脑的经验写出来。”小倩高兴极了。她写好了这篇笔记，说：“我带回去请我奶奶改。”

    小倩离开我家回苏州的时候，姑奶奶问她：“这几天你来北京，什么最好玩？”她脱口而出：“电脑！”这个回答出人意料！姑奶奶问的是什么名胜古迹最好玩，她却回答“电脑”！

    十三岁的女孩要提出中文打字倡议书

    住在北京的小玲玲，我们的干外孙女，放假无事，来我家玩，跟小倩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她看见小倩在打字，一声不响地看着。小倩走后，小玲玲说：“我也要打字。”小玲玲比小倩大一岁，已经进了初一。

    小玲玲一个人打字，干外婆忙着自己的事，没有去帮助她。遇到一个“额”字，打不出来。这怎么办？小玲玲只好走出房间来问干外公。干外公说：“ɑ、o、e开头的音节，要先打一个‘o’，再打韵母。”小玲玲立刻打出了“额”字。

    小玲玲把她的文章打好了。干外婆看了大笑！干外公不知道她们笑的是什么，走去一看，原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新潮老头：我的干外公”！干外公说：“小玲玲胆子真大，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小玲玲说：“我还要跟同学们一起写一个倡议书，提倡中小学生用电脑打字，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她的倡议书还没有拿来，不知道讲些什么。

    八十六岁的老太能使用这种电脑；十二岁、十三岁的孩子，看了一天也能使用这电脑。“傻瓜电脑”不傻。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张允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0一一年九月第一版）

    有书无斋记

    《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要我写一篇小文章，参加纪念《开卷》三周年的“我的书斋”专栏。我勉强算个书生，可是没有书斋，只能写一篇《有书无斋记》充数。

    一九五六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里，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一间我和老伴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留一半放菜碗。半间室内还放一张小双人床，给儿子和儿媳妇星期六回来住。

    国外朋友听说我住在名胜古迹中，来信问我德国专家是哪位名人。小洋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已经破烂不堪。我在《新陋室铭》中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单位建造“新简易楼”，这是北京建造住宅的开始。我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我和老伴住一大间（十五平方米）；已经大学毕业的孙女住一大间（十四平方米）；保姆住一小间（八平方米），附带放厨房用品；还有一小间（九平方米）做我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九十厘米长，五十五厘米宽，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电子打字机。拿开电子打字机，可以写字。

    我的书桌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扑克牌，忽然一张不见了，找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去了。我请木匠来整修桌面，同时把一个邮票大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一位副部长来访，他奇怪我的书桌为什么这样小。我说，大了就无法放小沙发和大书橱。书桌虽然小，足够我写文章了。

    上海老同事来北京，告诉我“反右”运动中自杀和劳改二十年的多位老同事的凄惨故事。大家羡慕我“命大”，躲开了“反右”运动，“在劫不在数”，有自由做研究工作。他们说：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不要有斋而无自由。我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人事多变。孙女儿出国了。我的老伴去世了。我家的空间忽然扩大了。可是，我的心境空荡荡地无处安置了。

    二○○三年三月九日时年九十八岁

    在纪念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

    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

    示》五十周年活动上的讲话

    （本文是周有光先生二00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在教育部八层大会议室“纪念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五十周年活动”上所做的讲话）

    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庆祝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五十周年。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到现在已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是我国“语文生活现代化”发展最快的时期，汉字的规范化和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二000年公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总结过去，开展未来，使我国语文生活迈向信息化时代。

    规范汉字，包括简化字和传承字，在我国大陆已经通行，小学教师说，简化字好教，小学生容易认，容易写。在电脑屏幕上简化字阅读清晰，联合国的中文文件准备一律用大陆的规范简化汉字。许多种古代书籍已经翻译成白话文，改印规范汉字。简化不妨碍书法艺术，书圣王羲之经常写简体字，书画艺术分实用书法和纯观赏书法，实用书法例如招牌要求大众能看懂，宜于用规范汉字。银行记录的电脑化，发生姓名生僻字不便输入电脑和转账，今后姓名用字应当以通用汉字为限。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过去多数人民都是文盲，今天大多数人民正在接受基础教育，这是我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变化。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和中国的国家共同语，推广国家共同语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需要，长期以来，推广工作迟迟不前。现在，传声技术突飞猛进，广播、电视、移动电话等，帮助推普工作快速发展。全国学校越来越多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公众活动越来越多以普通话为共同媒介。人大、政协以普通话作为会议语言，给全国树立榜样。许多大城市人口猛增，五方杂处，正在发生“大都会话”的演变，大都会需要以普通话为日常用语。

    “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时代即将过去，“书同文、语同音”的时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将以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屹立于世界。谢谢。

    （二00六年三月）

    窗外的大树风光

    我在八十五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看报、看书，写杂文。

    小书室只有九平方米，放了一顶上接天花板的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所余空间就很少了。

    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的恬静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曲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

    人家都说我的书室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有人要我写“我的书斋”。我有书而无斋，写了一篇《有书无斋记》。

    我的座椅旁边有一个放文件的小红木柜，是旧家偶然保存下来的遗产。

    我的小书桌面已经风化，有时刺痛了我的手心；我用透明胶贴补，光滑无刺，修补成功。古人顽石补天，我用透明胶贴补书桌，这是顽石补天的现代版。

    一位女客来临，见到这个情景就说，精致的红木小柜，陪衬着破烂的小书桌，古今相映，记录了你家的百年沧桑。

    顽石补天是我的得意之作。我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裤子破了无法补，急中生智，用橡皮胶布贴补，非常实用。

    林彪死后，我们“五七战士”全都回北京了。我把橡皮胶布贴补的裤子给我老伴看，引得一家老小哈哈大笑！

    聂绀弩在一次开会时候见到我的裤子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我的小室窗户只有一米多见方。窗户向北，“亮光”能进来，“太阳”进不来。

    窗外有一棵泡桐树，二十多年前只是普通大小，由于不作截枝整修，听其自然生长，年年横向蔓延，长成荫蔽对面楼房十几间宽广的蓬松大树。

    我向窗外抬头观望，它不像是一棵大树，倒像是一处平广的林木村落。一棵大树竟然自成天地，独创一个大树世界。

    它年年落叶发芽，春花秋实，反映季节变化；摇头晃脑，报告阴晴风信，它是天然气象台。

    我室内天地小，室外天地大，仰望窗外，大树世界开辟了我的广阔视野。

    许多鸟群聚居在这个林木村落上。

    每天清晨，一群群鸟儿出巢，集结远飞，分头四向觅食。

    鸟儿们分为两个阶级。贵族大鸟，喜鹊为主，骄据大树上层。群氓小鸟，麻雀为主，屈居大树下层。它们白天飞到哪里去觅食，我无法知道。一到傍晚，一群群鸟儿先后归来了。

    它们先在树梢休息，漫天站着鸟儿，好像广寒宫在开群英大会。大树世界展示了天堂之美。

    天天看鸟，我渐渐知道，人类还不如鸟类。鸟能飞，天地宽广无垠。人不能飞，两腿笨拙得可笑，只能局促于斗室之中。

    奇特的是，时有客鸟来访。每群一二十只，不知叫什么鸟名，转了两三个圈，就匆匆飞走了。你去我来，好像轮番来此观光旅游。

    有时鸽子飞来，在上空盘旋，还带着响铃。

    春天的燕子是常客，一队一队，在我窗外低空飞舞，几乎触及窗子，丝毫不怕窗内的人。

    我真幸福，天天神游于窗外的大树宇宙、鸟群世界。其乐无穷！

    不幸，天道好变，物极必反。大树的枝叶，扩张无度，挡蔽了对面大楼的窗户；根枝伸展，威胁着他们大楼的安全，终于招来了大祸。一个大动干戈的砍伐行动开始了。大树被分尸断骨，浩浩荡荡，搬离远走。

    天空更加大了，可是无树无鸟，声息全无！

    我的窗外天地，大树宇宙、鸟群世界，乃至春花秋实、阴晴风信，从此消失！

    二00九年三月十一日时年一○四岁

    （《拾贝集》，周有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二0一一年三月第一版）

    失落了的欢欣

    我九十九岁一次生病卧床，忽然想起六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写的一首白话诗，《失落了的欢欣》。那时候，生活困顿万状，可是战争已到尽头，胜利的曙光在望。我写这首诗，表达当时无可奈何的怀旧心情。胜利在望，但是看不到幸福的边缘。抄录如下：

    当我游乐在吴淞江滨，

    ——那时我正青春

    跳跃的海波戏弄着

    飞舞的鸥群。

    低徊的白云拥抱住

    娇艳的夕曛。

    青草抚摸我的脚，

    海风狂吻我的头。

    我高唱——

    “生命是欢欣，欢欣是生命”。

    海风卷起歌声，

    一片片吹落在海滨。

    今天，我踯躅在重庆的街心，

    ——八年了，我追踪着战争——

    崎岖的山坡颠簸着

    倔强的车轮。

    昏沉的烟雾笼罩住

    失神的早晨。

    泥浆拖住我的脚，

    雨丝乱打我的头。

    哪里去了——

    “生命的欢欣，欢欣的生命”。

    唉！我叹息一声，

    轻轻地不愿叫人听闻。

    我要回到吴淞江滨，

    去寻那失落了的欢欣，

    那失落了的欢欣。

    可是我怕——

    海波已经枯冷，

    海鸥已经飘零，

    白云暗淡，

    夕阳黄昏。

    啊！明年——

    春风苏醒，

    青草再生。

    能否寻——

    当年的脚印，

    难忘的温情。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望，重庆

    （《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张允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0一一年九月第一版）

    地球缩小了，胸襟要开阔

    一九八三年我到檀香山参加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华语现代化会议”（全称：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九月六日至十一日）。东西方中心顺便邀请我参加另一个“太平洋国家语言和文化学术研讨会”（九月一日至三日）。这个会议使我了解到太平洋上新独立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奇风异俗，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变化。在我心中，他们跟中国离得很远，参加会议以后距离顿时缩短了。

    太平洋很大，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有一万个岛屿，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岛和三大岛群：波利尼西亚（多岛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小岛群岛）和美拉尼西亚（黑人群岛），各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这里也是多种语言正在消亡的地区。在航空时代，一些太平洋岛屿成了旅游胜地。英语是太平洋的共同语。

    地球是个水球，海洋中有陆地，不是陆地中有海洋。谁能了解和利用海洋，谁就是地球的主人。西方国家争夺太平洋已经几百年了。中国只顾“四海之内”，不顾“四海之外”。在中国人的眼光中，太平洋是“外洋”。

    美国在夏威夷办了两所学院，专门培养太平洋上新独立国家的青年。一些原始岛屿已经现代化，短期内跨越了一万年的文化时差。太平洋上新独立国家都是我们的近邻，不是远不可及的远方。可是，不仅我们认为他们离我们很远，他们也认为我们离他们很远。

    太平洋过于辽阔，岛屿多而小，相隔距离远，即使有了轮船仍旧是交通不方便的。非洲原始，由于历史原因。太平洋原始，由于地理原因。英国早期把澳大利亚作为流放罪犯的“自由”监狱，由大地看守罪犯。航空时代，持别是“二战”之后，“大洋洲”内部往来才变得方便起来。

    一九四六年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在太平洋上航行十四天，算是速度很快的了。有趣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我觉得太平洋很可爱。我忽然明白，太平洋不是“外洋”，而是“公海”。在“公海”上，中国应当开展自己的活动。

    在太平洋上坐轮船航行，看海阔天空、波涛汹涌，这样的壮观景象有助于开拓我们的胸襟。民用航空开通以后，飞行速度一年年加快，中美之间可以朝发而夕至。人们飞越北极，几乎忘记了下面还有一个浩瀚的太平洋。地球缩小了，我们的胸襟不应当跟着缩小。不能用航海的景观来开拓胸襟，可以用航空的知识来开拓胸襟。

    （《今日花开又一年》，周有光、张允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二0一一年九月第一版）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前言

    由著名出版家张昌华先生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吴超先生把张允和遗著中的散乱资料，整编成一本便于阅读的传记，题曰《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对张先生和吴先生，我们全家敬表衷心的感谢！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时年一0三岁

    （《曲终人不散——张允和自述文录》，湖北人民出版社二00九年第一版）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

    ——《见闻随笔》前言

    一位记者问我：你一生百岁，有点什么经验可以留给后人？我说：如果说有，那就是坚持终身自我教育，百岁自学。

    记者一走，我懊悔了！百岁的人有的是，自学的人有的是，终身自我教育的人有的是，这怎么能说是我的经验呢？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新世界出版社张世林先生说：“我们准备为你出版一本书，纪念你的百岁。”百岁不值得纪念，可是张先生的诚意应当认真报答。我手头没有现成的书稿，只有一包杂乱无章的资料，叫作《见闻随笔》。我从中选择整理一部分，请张先生指教。

    《见闻随笔》的内容是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无所不有，主要是文化演变的踪迹，中外学者的箴言，我记录下来给自己查看和思考，原来没有发表的打算；现在发表出去，喜欢浏览和思考的读者们或许也可以从中得到乐趣和启发。

    这里有零星的信息，这里有片段的常识，这里也有人们开的玩笑，这里没有系统的学问。随笔写成超短篇，提示要点，不求详备。

    关于零星的信息，书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韩国不怕骂！”

    池原卫，寄居韩国二十六年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大骂韩国的书，书名叫作《做好被人打死准备而写的对韩国和韩国人的批判》，提出大量十分辛辣的批判。想不到，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一下子卖出几十万本。书中大骂韩国人：不懂礼貌，不知廉耻，不讲信义，不遵守交通规则，不重视子女教育，执着于伪善和名分，这样下去韩国将是一个没有明天的社会。韩国人感谢他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给韩国人提出别人不肯说的忠告。韩国人举行了许多次骂韩国人的聚会。最后请他出席再骂。他说，韩国人已经觉悟，不必再骂了。评论家说：一个有新闻自由而不怕骂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解放日报》）。

    再举一个常识条目的例子：“什么是世界观？”

    “世界观”一词曾经大为流行。常听到人们谈“世界观”，常看到书籍报刊中捧出“世界观”的大题目。可是，什么是“世界观”，我苦于无法明白。

    我查《现代汉语词典》，其中说：“世界观，也叫宇宙观，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我看不懂！

    再去看《辞海》，其中说：“世界观，又称宇宙观，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看法：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科学观等是它的具体表现；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种世界观的斗争，主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就是哲学。”天呀！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据说，这个深奥的定义来自苏联，苏联用“世界观”衡量苏共党员的党性；苏联瓦解之后，不知道俄罗斯如何解释“世界观”。

    后来，不经意中，在一本借来的书中看到，一位哲学教授说（摘录）：“世界观包含两种含义：（一）自然世界观，就是宇宙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作威作福；现代科学证明了天体的存在和宇宙的物理学运行规律。（二）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是永恒的制度；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民主社会，逐步前进，虽有曲折，没有例外。”

    啊！如此简单！使我茅塞顿开！“世界观”原来不神秘。

    《见闻随笔》中有一些关于看报和读书的经验谈。例如有一条：“看报有门道”。

    八十年前，我初进大学。老师教我如何看报。老师说，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哪一条新闻最重要？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百科全书，得其大要。我按照老师的教诲，看报兴趣顿时提高，感觉自己进入了历史的洪流。

    还有一条：“读书按比例。”既要读文艺欣赏的书，更要读知识理性的书，一方面培养形象思维，一方面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

    这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学习方法，对我来说，终身遵行，自觉有益。这里介绍出来，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笑我幼稚而迂拙。

    《见闻随笔》中有一条：“差异在业余。”爱因斯坦计算，人的一生，除去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大约有十三年，而业余时间倒有十七年。一个人是否能有成就，决定于他如何利用业余时间。人人都能自学。自学永不太晚。

    “终身教育，百岁自学”，是我对自己的鞭策。

    二00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时年一百岁

    （《见闻随笔》，周有光著，新世界出版社二00六年第一版）

    聊天的记录

    ——《学思集》后记

    上海教育出版社徐川山先生，收集我的文化文稿，编成这本集子，建议称为“沉思集”。我把“沉”字改为“学”字，定名“学思集”，取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殆”两字难懂。我改为“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虽然亵渎圣训，也是通俗化的尝试。

    我在八十五岁那年，离开办公室，回家读书、写杂文。所谓杂文就是我专业以外的阅读笔记和朋友谈话。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我专而不博，缺少基础知识，离休后要赶快补充。我主要补充历史和文化。我有许多朋友，八九十岁的、四五十岁的、二三十岁的，经常来跟我聊天。从他们的聊天中，我吸取营养和乐趣。这里的文稿，多半是聊天的记录。

    我在学习中了解到，人类文化从古到今，不断由分散趋向聚合。五千五百年前，欧亚大陆上兴起多个文化摇篮，后来渐渐合并成为四大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十九世纪以来，全球化运动加速发展，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相互融合，形成高出于地区的“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今天世界各国都生活在各自的传统文化和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之中。

    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和提高的。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依赖自然到改进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有各自的特色，特色不否定规律。历史有曲折，规律永远向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偏离规律，迟早要向共同规律归队。这就是“与时俱进”运动。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我对文化是初学，我的文稿是学习笔记，一定错误百出，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糊里糊涂活到一百岁。许多人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不出来。我想，我老来读书、写杂文，实行终身自我教育，这或许就是我的长寿之道吧。

    二00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时年一百岁

    （《学思集》，上海教育出版社二00六年版）

    回首百年

    ——《百岁新稿》自序

    这本《百岁新稿》里收集我在一百岁之前十年间所写的部分杂文。

    八十五岁那一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后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喜称我四朝元老。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一个日本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一九五五年十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二十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从八十一岁开始，作为一岁，从头算起。我九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着“祝贺十二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候，我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三十五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三十五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二○○三年冬天到二○○四年春天，我重病住院。我的九十九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个百岁老人，就到窗子外面来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活到九十九岁死去，叫作“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老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古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中国还所知极少。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伊斯兰教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为短篇文章，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时候天真盲从，年老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的六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七十岁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作“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作“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白内障换了晶体，重放光明。我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生不老滋补品。

    希望《百岁新稿》不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二00四年九月一日？时年九十九岁

    （《百岁新稿》，三联书店二00五年第一版）

    《〈伊索〉的舞台艺术》序

    我上小学以前，就听过《伊索寓言》。上小学以后，我看过中文的《伊索寓言》。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伊索》在北京演出，我看了。一九八○年，这个剧院再度上演《伊索》，我又看了。

    两次看《伊索》，感受不同。五十年前，看了以后，我惊叹！第二次看了以后，我悲叹！

    惊叹什么？惊叹剧本作者的才华！《伊索寓言》在我的印象里原来像是许多珍宝散乱在桌子上，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系的。那年去首都剧场看《伊索》之前，我想，把《伊索寓言》写成话剧是可能的吗？看完以后，我像是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眼前出现了海市蜃楼！剧本作者把散乱的珍宝编织成一幅生动的图画了。图画中每一个人都在紧张地活动，每一只鸟儿都在歌唱，每一头野兽都在奔跑。古老的传说变成有温度、有脉搏的现实生活。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才华！

    悲叹什么？悲叹奴隶社会的不幸！

    文明古国的希腊原来是必须在两种不幸之中选择一种的充满着“两难”（dilemma）的奴隶社会！奴隶伊索的选择是，追求自由就得死，保留生命就得做奴隶。女奴隶主的选择是，要想生活舒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追求真正的爱情就只有跟着奴隶去受苦。漫长的奴隶时代呵，这是多么令人悲叹的社会！

    可怜的伊索！见到你背上累累的鞭痕，我禁不住泪如雨下！我知道，你心灵上的鞭痕比你背上的还要多，还要深！正因为你有知识，所以你受到鞭挞。如果你也一无所知，你不是可以像阿比西尼亚一样去鞭挞别人吗？但你怎肯去鞭挞别人而换取愚蠢呢？

    伊索的话，句句是血，是泪！的确，舌头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怎样分辨舌头的好坏呢？第一次看完了戏时，我问自己，我没有回答，就把问题丢开了。当我在一九八○年再次看《伊索》时，我又问自己。我不能再丢开这个问题。我要回答：实践是检验好坏的唯一标准。由于历史服从实践的检验，所以希腊终于走出了奴隶时代。

    《伊索》这个话剧是真正的说话艺术。舞台上只有六个人，一种布景，几张桌椅。但北京人艺的演员们，使观众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扮演外国人，是现代人扮演古代人。他们把观众带进了两千五百年前，使观众的心弦跟伊索一同紧张地跳跃。

    很高兴听到说，北京人艺要编辑出版《〈伊索〉的舞台艺术》，我对这个剧院很有感情，曾经看过它演出的许多戏。同这个剧院的许多人都是多年的老朋友，像曹禺、焦菊隐、舒绣文、吕恩、于是之、方涫德、杨薇……时光易逝，时光也很残酷，不少的老朋友已经故去，但是能让我欣慰的是，他们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所留下的一个个艺术形象，正如伊索追求自由的精神那样，永不磨灭。

    二00八年七月时年一0三岁

    （《〈伊索〉的舞台艺术》二00九年新版）

    世纪的来客

    ——《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周有光耄耋文存》前言

    我在九十六岁进入二十一世纪。

    河北人民出版社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一本《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分册）。编写说明中说：“本书所收的范围，自一八九八年《马氏文通》出版始，第一分册收录三十人。”我被列名其中。到二十世纪末，书中二十九人都作古了，只有我一人走出二十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来客，我要访问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们，同他们作“世纪接轨”的谈话。我要了解他们将如何建设二十一世纪，我要告诉他们一些我所知道的二十世纪的故事。

    二十世纪是一个光明的世纪，但是又很黑暗。二十世纪是一个智慧的世纪，但是又很愚昧。遗憾的是，黑暗不比光明小，愚昧不比智慧少。二十世纪发生两次旷古未有的世界大战，使千万、千万的群众像蚂蚁那样死去。二十世纪一些军阀以美好的言词残害千万、千万善良的老百姓。这就是“万物之灵”的行径吗？大规模破坏森林，使无数动物无处藏身，迅速灭种。大规模破坏江河和湖泊，使一年洪水泛滥，一年赤地千里，灾难频仍。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表演吗？教育家们喜欢隐恶扬善，青年们容易听到历史的英雄故事，不容易知道历史的悲惨场面。

    “二十世纪人”在世纪接轨的时刻，有责任告诉“二十一世纪人”：不要轻信神话，要牢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

    二000年我出版一本《现代文化的冲击波》，选载我八十岁之后的部分文章。今年我又选辑我九十岁以后的部分文章成为这本《耄耋文存》。这是我所能讲的故事的一部分，内容是文化问题、语文问题、其他问题：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们看了之后会心一笑，说一句。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人”的愚昧！

    “二十一世纪人”的座右铭是：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

    （二00一年四月八日）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

    ——《现代文化的冲击波》前言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孔子不及格弟子周有光习作）

    我的朋友说：孔夫子明明说的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怎么改了两个字？

    我说：就是由于改了两个字，我成了“不及格”弟子。

    言归正传。

    我的朋友看了一本清人笔记，告诉我其中一个故事：

    袁世凯在山东练洋枪兵，义和拳的气功大师们嘲笑说，我们一发功，子弹打不进，洋枪兵就白练了！袁世凯听了，觉得事关大局，就把带头的十位气功大师请来。袁世凯问：“发了功，子弹打不进，是真是假？”大师们说：“当然是真！”袁世凯说：“好，请到操场去试试看。”十位大师一字排开，作势发功。一个小兵拿出洋枪，向第一位开枪。砰！第一位倒下了！其余九位一齐跪下：“大人饶命！”袁世凯说：“你们回去吧！”就这样，九位大师悄悄地把练功队伍从山东搬到直隶，在那里买通大官，闹成“扶清灭洋”的大乱。

    朋友说：清朝末年，两种人最活跃。一种人像袁世凯，利用洋枪，保护皇帝，这叫作“皇帝为体、洋枪为用”，后来自己做皇帝。另一种人像气功大师，依靠迷信，愚弄百姓，勾结昏官，从中渔利。近来伪科学猖獗。义和拳是过去的伪科学。伪科学是今天的义和拳。帝国主义是一种科技文化冲击波。现在我们面对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击波：现代文化冲击波。

    他的话，使我闭目深思。清末老一代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

    我在八十二岁以后陆续对当前的文化问题写了一些探索性的文章，不知道探索对了，还是探索错了。我自己警惕自己：“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这里选录拙作二十多篇，请读者指教，引我走出盲聋。

    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时年九十四岁

    残酷的自然规律

    ——《浪花集》后记

    张允和有十位姊妹兄弟，前面四位是姊妹，后面六位是兄弟。四位姊妹在初中读书的时候，课余办一个家庭刊物，自己写稿，自己油印，题名为《水》。这是家族和亲友间的联络和娱乐的小玩意儿，“不足为外人道也”。

    七十年之后，张允和已经八十六岁，怀念姊妹兄弟和至亲好友，异地异邦，四散飘萍。她重新编印这个久已停刊的《水》，借以凝聚亲情、互通声气。起初她一人自写、自编、自印、自寄，每期只有二十五份。后来亲友中感兴趣的人渐多，增加到一百多份。

    想不到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被有名的记者叶稚珊女士看到，她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这是天下最小的刊物。更想不到被大名鼎鼎的出版家范用同志知道了，他发表文章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奇事。于是《水》的潜流，渗出了地面。

    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世林先生，建议把《水》中文章选择一部分，编成一本书，公开出版，以便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家庭刊物有兴趣的广大读者，一睹为快。张允和欣然从命，会同三妹张兆和，编成这本《浪花集》。

    《浪花集》正在编辑排印的时候，张允和在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忽然去世了，享年九十三岁。半年以后，在二00三年二月十六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忽然去世了，享年九十三岁。姊妹两人，先后去世，都是享年九十三岁。九十三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我的夫人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七十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后来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二00三年四月二日，夜半时年九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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