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地的时候
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
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当时七十一岁）和我（当时六十五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四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语文大众化
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乐观主义
我问他，你的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我信教，也就是信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告诉我，历史总是前进的，后退只是暂时的曲折。
他问我：你不也是乐观的吗？
我照抄他的说法：我信自然规律，等于信教。
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三化和三性
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
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
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群言》，一九九○年五月号；《之江校友》，一九八七年六月《特刊》）
怀念敬爱的张寿镛校长
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公子张芝联教授来访，嘱张允和和我写文章纪念我们敬爱的张校长。张允和和我都是在张校长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当然立刻答应。我们商量，两人各写一篇，因为我们夫妇两人是先后同学，得到张校长教诲的时间不同。可是两人都迟迟没有动笔，因为越是想把文章认真写好，越是难于动笔。不幸，在二00二年八月十四日张允和去世了！这个晴天霹雳把我打击得呆若木鸡！她临终前没有来得及把她想要写什么告诉我，十分遗憾！日前张芝联教授来催我的文章，希望我代替张允和写些回忆，并且给我看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的书稿。使我感到既惭愧又紧张！
张允和是光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女生中的一个。那时候是上海各大学实行男女同学的开始时期。光华大学建造了女生宿舍，女同学组织女同学会，在选举第一届干事和会长中，张允和被选为会长。当时的学生会要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张允和于是跟张校长就有许多接触的机会。
有一件事，张允和念念不忘。光华大学每年举行学生演讲比赛。在某次比赛中，张允和得到的评分跟另一位男同学相等，两人并列第一。在这种情况下，担任评判委员会主席的张校长将投最后一票决定谁是冠军。张校长经过退席考虑之后投了张允和一票，于是张允和成为冠军。一个女同学成为大学演讲比赛的冠军，不仅轰动了光华大学，也轰动了当时上海的大学界。这是张校长提倡女权的一次模范行动。一枚金质冠军奖章，成为张允和的传代之宝。
有一年，女生宿舍忽然起火，幸亏发生在白天，没有人受伤。但是，楼房烧毁，行李和书籍付之一炬，造成生活和学习的许多困难。张校长亲自前来指导救火，并为每一个女生解决具体的困难。张校长借此机会，教育学生要临危不惊，镇定应付，理智处事，先重后轻，使学生受到一次为人处世的教育。女同学感受深刻，都说张校长爱生如子。
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之后，要为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创办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一件非常重大而又万分艰难的事业。启动这件重大事业，首先要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来担任校长，这位校长既要能得到学术界的尊重，又要能为创办大学筹划经费。上海各界一致推举张寿镛先生，他是清代学者，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当时担任淞沪道尹，张寿镛先生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应承了这个时代的呼唤。
创办私立光华大学有三大问题：生源问题、师资问题和经费问题。生源问题不大，因为有离校学生作为基础，再添招一些新生就可以了。师资问题比较难。著名学者不一定肯来新办的大学。张校长首先聘请到当时威望最高的两位教育家——朱经农先生和廖茂如先生，通过他们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壮大离校教师的队伍。不少著名学者出于爱国心，欣然前来光华任教。光华的教授阵容光辉夺目，胜过圣约翰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大学界的翘楚。最难的问题是筹划经费。张校长是理财能手，在全国爱国气氛中，捐款终于源源而来。张校长动员离校同学，劝自己的家长踊跃捐输，得到离校同学家长王省三先生捐助上海近郊地皮一百亩，又得到菲律宾等地华侨留学生家长捐建三座堂皇的教学主楼。这样就立刻兴工建筑新的校园。光华大学建校比较顺利，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勇气。可是如果没有张校长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是不会得到如此成功的。
当时有一个紧急的大问题：不能等待新的校园建设完再开学，必须立即开学，继续学业，不使弦歌中断，否则离校师生就会离散。这时候，张校长有两位得力的助手，一位是陈训恕，一位是史乃康，他们都是离校同学。在离校时候已经毕业，没有来得及拿文凭。他们是筹备光华大学紧急开学的两位重要助手。于是，在上海霞飞路租用民房作为临时宿舍，租用空地建设几个芦席篷临时大课堂，使教学工作立即开始。我就是在芦席篷临时大课堂里聆听当时多位著名学者的教诲的。张校长也时来芦席篷临时大课堂对学生讲话。这一幕筚路蓝缕的悲壮场面，希望不要被历史遗忘了。
史乃康是我中学的先辈同学，他听到我经济困难，付不出学费，就告诉我：校长室需要一个文书员，将在同学中招考，半工半读，你可以去报考。考试结果，我被录取，免除学费，每月还有三十元津贴，这就解决了我上学的经济困难。我的工作是按照规定书写往来中英文的书信。在工作中，我学到许多张校长的办事方法。
我们青年同学常常议论张校长。大家认为，张校长以清代科举出身的儒家学者，能自学成为理财能手的现代人才，这种自学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江南人民大都寄希望于国民革命。国民政府任用高官，首选英美留学生，张校长能在这个环境中得到重用，因为他有别人难于企及的才能。他弃官办学，不是官员下台，寄生于学校，而是认定教育事业比政治工作更有远大的建国作用，然后决心改变任务的。
张校长的办学原则是，按照当时公认为先进的英美教育方法，实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校中行政人员很少。校长、教授和学生打成一片，亲如一家。直到一九四九年，光华大学的附属中学还是上海各中学中的优秀典型。
在抗日战争中，张校长请会计界元老谢霖先生为代表，到成都去开办一所成都光华大学分校（成华大学）。这件事说明张校长的远见。他不主张战时暂时到后方躲避一下，战后立即撤回原地，在后方不留痕迹，而是要把大学教育扩大到教育落后的中国西部，作为开发西部的长远打算。这在今天高呼开发西部的时候，值得怀念。
光华大学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激起的“五卅运动”而创办，又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战争中被炮火毁灭。一九四九年后，所有私立大学一概收归国办，光华大学的光辉历史未能再呈现于中国。历史不会忘掉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张寿镛先生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从清代学者自学理财，成为现代理财专家，树立自学成才的典范。二、收集、编辑、影印《四明丛书》，成为考据文献专家，为弘扬传统文化做出具体贡献。三、在艰难危急中创办光华大学，伸张民族正气，培植建国人才，为建设现代化中国树立根基。张校长说：“莫为一身谋，而有天下志；莫为终身计，而有后世虑。”张校长的言行，我们应当好好学习。
俞信芳先生的《张寿镛先生传》，是一部多年心血、广收博引、实事求是、慎重下笔的精心著作，有历史和文献价值，对今天想要了解不久以前真实历史的读者，是极有价值的读物。
二00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时年九十八岁
切音字运动百年祭
一目了然初阶
卢戆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的“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在一八九二年出版，到今年整整一百周年。这是中国人民自觉地提倡“拼音化”的开始，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拼音化”的重大缺陷。在《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公布、汉语拼音教育一天天扩大的今天，我们深深体会到一百年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首创功劳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从“中国切音新字”的发表到“注音字母”的公布，这一阶段的拼音化运动，被称为“切音字”运动。“切音字”运动的特点是：创造民族形式字母、声韵双拼。“注音字母”最后从声韵双拼发展为“声介韵”三拼，仍旧没有全部音素化。民族形式字母不便在国外流通，于是又公布国际通用字母的“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是“国语罗马字”的改进，并使国内国外统一用一套字母。这就是“拼音化”运动一百年来已经走过的历程。
“思入风云变态中”
一八九二年是甲午战争的前夜。这时候国事动荡、人心震撼。《初阶》里面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人，一手按书、一手执笔，正在苦苦思索。旁边写道：“思入风云变态中。”“思变”是当时的时代思潮。
值得注意的是：一百年前的卢戆章，已经认识到汉字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的发展是“字体代变、趋易避难”。他说：“字体代变：古时用云书鸟迹，降而用蝌蚪象形，又降而用篆隶八分，至汉改为八法，宋改为宋体字，皆趋易避难也。”这里有三个“用”字和两个“改”字。“用”就是“利用”；“改”就是“改革”。既然历史上一再“利用”过、“改革”过，今天为什么不可再“利用”、再“改革”呢？
有人对他说：“子真撼树之蚍蜉也！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地义天经，岂后儒所能增减？”卢戆章“一笑置之”。他何以能“一笑置之”呢？因为在他的思想里，文字“神圣”观念已经被文字“发展”观念所代替了。
两个发展层次
“拼音化”有两个发展层次。第一层次是，各国采用各自的民族形式字母，不求相互流通。第二层次是，各国采用国际通用字母，也就是“拉丁字母”，便利相互流通。“二战”以后，世界各国进一步实行“拉丁化”。战前有六十多个国家用拉丁字母，战后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个。战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例外地都实行了“拉丁化”。采用民族形式字母的国家越来越少了。
汉字在历史上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及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国内许多少数民族，在东亚形成一个“汉字文化圈”。“二战”后，越南废除汉字，正式改用拉丁字母。朝鲜北方废除汉字，完全用本民族的谚文字母。朝鲜南方用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但是“教育汉字”减少到一千八百个，而小说一般全用谚文字母。日本用汉字和假名字母的混合体，但是规定常用汉字一九四五个，法律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其余都用假名字母。完全用汉字的国家只有一个中国了。“汉字文化圈”不断缩小。汉字不是在扩大流通范围，而是在缩小流通范围。汉字所让出的地盘都由拼音文字占领了。
但是，“拼音化”是一个十分缓慢而艰巨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卢戆章低估了。卢戆章以后的许许多多拼音化运动者也低估了。在历史上曾有千年封闭背景的中国，必然更加缓慢而艰巨。
五百年一次飞跃
日本的假名字母，在成熟以后五百年，才进入正式文字，成为汉字和假名字母的混合体。朝鲜的谚文字母，在正式公布以后五百年，才进入正式文字，成为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中国要想实现汉字和拼音字母的混合体，或者同时用汉字和拼音文字，所谓“双轨制”，也必须等待很长的时期。如果现代的速度加快到只需要古代五分之一的时间，中国要等一百年。在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中国，一百年只是一瞬而已。
急于求成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锲而不舍、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步一步走向最后的目标。“拼音”在今天虽然只是一种文字的辅助工具，可是它的用处不断扩大。扩大实际应用，是“拼音化”运动向前推进的唯一方法。
日本的假名和朝鲜的谚文，在长时间都曾经被看作是低级的“妇女文字”，可是今天成了文字的主体。“英雄不怕出身低”。新生事物，只要本身的确是有用的，并得到切实地不断利用，就一定会慢慢成长起来，最后，“附庸蔚为大国”。从世界文字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没有例外。中国也决不会是例外。
卢戆章：切音字运动的开创者
现在中国大陆的所有小学里，孩子们都先学拼音字母，利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方便学认汉字，方便统一读音。语文教科书和字典一律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几乎没有例外。这种注音识字的方法，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已经普遍推广，不足为奇了。
可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这件不足为奇的事情又是十分新奇。字母起源于西亚的地中海东岸，时间跟甲骨文差不多。上下三千年，东西十万里，字母跟汉字向不往来，真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怎么会走到一块儿来，相互依傍在一起的呢？是谁开创了这件新奇的工作？是卢戆章。
或许有人会说：是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不是清末的卢戆章。
利玛窦的确最早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但是，他不是为了方便中国人学习汉字，而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中文。他完全没有改革汉字的思想。他的罗马字注音没有被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被淡忘了三百年之后，卢戆章在清末国家危亡之秋掀起切音字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响应，这才开始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运动，这才终于创造出中国的字母，用字母给汉字注音，代替反切。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是到了切音字运动走向高潮之后，才重新被人们记忆起来的。
字母的形式是次要问题。改革的本质是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一套字母。字母形式在中国经过了一再变化。民国初年创造民族形式的“注音字母”。后来兼用国际形式的“国语罗马字”。最后中国大陆对内对外统一使用“拼音字母”，台湾仍旧使用“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不论字母形式如何变化，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有一套字母以补汉字之不足，首先的创议者是卢戆章。
卢戆章所以能提出这个划时代的创意，是受了历史和地缘两个条件的刺激。他创意切音新字的时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年代。这时候，国事动荡，人心震撼，使他“思入风云变态中”。这是历史条件给了他刺激。他的家乡厦门是当时中外往来的一个重要门户、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他接触到了厦门白话字，但是不满意外国传教士的越俎代庖。他学习过英文和日文，先后到过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他有条件比较中文和外文的异同和优劣。比较是革新的催化剂。这是促进他“思入风云”的地缘条件。他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正是由于他没有坠入故纸堆里，所以他能够提出革新的创意。
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了当时很少人认识到的一个真理：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代而变化的。这个“变”的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纪念卢戆章、学习卢戆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学习他的“变”的哲学。
《切音字运动开创者卢戆章》这本书，全面介绍了卢戆章的生平事迹和著述内容，以及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论。这是研究卢戆章和中国语文问题的一个可喜成果。作者许长安教授，长期从事汉语汉字和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教学和研究，创见颇多，特别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有深入研究。本书是他这方面的又一力作。今天中国青年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过去语文运动的历史，展望未来语文工作的前景，扩大语文知识，扩展语文视野，对走向信息化时代，有学术的和实用的意义。
（一九九二年）
蔡元培：现代新教育的开创者
蔡元培先生（一八六八—一九四0），清光绪十五年进士，一九0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0七年留学德国；一九一二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一九一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他是跨越“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两个时代的新思想的桥梁，新教育的主帅，新文化的先驱。他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他的“新语文”思想。
提倡国语和白话文
一九一九年开始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史由古变今的转折点。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清算封建的传统思想。这种新思潮酝酿于清末，这时候如怒涛澎湃，势不可当。新思潮的中心在当时的北京大学。蔡先生担任校长，罗致有新思想和新学识的学者，把北京大学建设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思想革命运动。日本的侵略是“五四运动”的催生剂，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接生婆。
把“文明古国”改造成“文明今国”，有干头万绪的工作要做。首要工作是实行现代化的教育，使愚昧无知的群氓，变成知识开明的人民，使人民自己来建设国家，而不是由官僚来包办国家。要实行现代化的教育，必须有现代化的语文作为工具。这就是“新语文”在“五四运动”中占先行地位的道理。
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共同的语言，无法实行全民的义务教育。国语的建立和普及是国家意识形成的第一步。国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到一九二四年才定下来的。在这以前，国语以什么为标准，众说纷纭。
蔡先生认为，国语不能在各种方言中选取一种，只能以接近书面语的语言作为标准。他说：“用哪一种语言作国语？有人主张北京话，但北京也有许多土话，不是大多数都通行的。有主张用汉口话的（章太炎）。有主张用河南话的，说洛阳是全国的中心点。有主张用南京话的，说是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南京话；俗语有‘蓝青官话’的成语，蓝青就是南京。也有主张用广东话的，说是广东话声音比较的多。”“国语的标准决不能指定一种方言，还是用吴稚晖先生‘近文的语’作标准，是妥当一点。”（《在国语传习所的演说词》）
当时“读音统一会”采取每省一票、多数决定的办法，审定汉字的读音。这种被称为“老国音”的人为标准，在试用以后，觉得很不方便，终于改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被称为“新国音”。不过，发音取北京语音，而词汇不取北京土话，这就是所谓“近文的语”。
说话要说“近文的语”，文章要写“近语的文”，这就是“言文一致”。拉丁文是西洋的死语言。文言是中国的死语言。这都不是实用的语言。蔡先生说：“西人常称中学校中之希腊、拉丁为死语，以其不通行于今人之喉舌也。吾国之所谓国文，其与普通语之接近，尚不及拉丁语与英、法等语之密切。故吾人之学国文，本已难于西人之学死语矣。而西人之学死语也，仍以治活语之法治之，有适当之读本及文法，有适当之教授法，如解剖尸体而佐以种种之图说，尚不难于领悟。若吾人之治国文，则教者之所授，学者之所诵，模范文若干首已耳。”“学者不知其所以然、而泛泛然模仿之，教育亦不知其所以然，而泛泛然评改之，直如取埃及木乃伊而相与为表面之赏鉴，又奚怪乎中学毕业而国文尚在似通非通之境也。”（《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序》）这里把“文言”的“死语”性质，说得形象而透彻。这种议论在当时是“晴天霹雳”。
蔡先生明白提出，提倡白话文是“文体改革”。他说：“窃维吾国今日欲图教育之普及，必自改良教科书始。欲改良教科书，必自改革今日教科书之文体，而专用寻常语言入文始。”“夫教育不普及，语言不统一，实吾国今日之大患。”（《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
他又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他认为，全国人民学习文言是极大的浪费。“我们偶然看见几个留学外国的人，写给本国人的信用外国文，觉得很好笑。要是写给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话，不觉得好笑么？”“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是不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来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读能写，哪能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国文之将来》）
他把中国跟外国相比。欧洲的文体改革比中国早三百年，日本比中国早一百年。“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写的读的都是拉丁文。后来学问的内容复杂了，文化的范围扩张了，没有许多时间来模仿古人的话，渐渐都用本国文了。他们的中学校，本来用希腊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后来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希腊文。后来又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维新的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文（汉语文言）。到近来，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同上）
蔡先生批驳反对白话文的意见：一种是“文言简短说”。蔡先生说：“有人说，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可以省写读的时间。但是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另一种是“白话分裂国家说”。蔡先生说：“有人说，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话，中国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来统一各地方的话，并且用‘读音统一会’所定的注音字母来帮助他，哪里会分裂呢？要说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人，岂不摒斥在统一以外么？”（同上）
白话文运动，由于胡适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有力号召，成为“五四运动”的旋风中心。蔡元培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当时对白话能否写“美术文”，有争论。蔡先生的主张是：“美术文大约可分为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小说从元朝起，多用白话。剧本，元时也有用白话的。现在新流行的白话剧，更不必说了。诗歌，如《击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话。现在有几个人能做很好的白话诗，可以料到将来是统统可以用白话的。”（同上）但是，他主张不要废除文言的美术文，可以作随意科。“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当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当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同前）
在传声技术发达的今天，“言文一致”更是重要了。广播和电视都要求“放送语言”容易为群众听懂。文章不仅要叫人看得懂，还要叫人听得懂。文章口语化，语言规范化，是文化发达国家共同的语文原则。
提倡注音符号和拉丁化
汉字在三千年间，积累到将近六万之多，可是缺少一套字母。一九一八年公布“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是我国文字史进入现代的开始。在注音符号尚未规定以前，蔡元培提出如下的意见：
“我个人意见，国音标记，最好是两种方法：一是完全革新的，就是用拉丁字母；一是为接近古音起见，用形声字的偏旁（声旁）。”（《汉字改革说》）他说明，用拉丁字母的理由是：一、便于旁行（横写）；二、便于夹入西文；三、“国文拼音的字母与西文相同，学西文就容易得多”；四、可以利用英法的打字机。（同上）
汉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一向流行英国人设计的“威妥玛式”。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国语罗马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采用西方的罗马字母作为中国的法定字母。这件事是当时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的大胆行动。
他在晚年，积极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九三六年日本全面侵华的前夕，他在有六百三十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上，领衔具名。其中说：“新文字好比是飞机；坐上新文字的飞机来传布民族自救的教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新文字不但不阻碍中国的统一，而且确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垂危的祖国。”
他对汉字的查字法也极为关心。他表扬了林语堂和王云五的查字法。他说：“甚矣，检字之难也！”“林君玉（语）堂有鉴于是，乃以西文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画，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其明白简易，遂与西字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汉字索引制序》）他又说：“完全抛弃字原的关系，纯从楷书的笔画上分析，作根本改革，始于愿学华文的西人。中国人创设这一类方法的，我所知道，自林玉（语）堂先生始。”“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原则，都能丝丝入扣。”（《四角号码检字法序》）
他主张用当时新公布的“注音字母”来音译外来词。他说：“现在先可应用在译名上。欧文的固有名词，向来用旧字译的，很繁很不划一，若照日本人用假名译西音的办法，规定用国音某字母代西文某字母，是最便当不过的了。”（《在国语传习所演说词》）日本音译外来词完全用片假名，省去意译之烦，实现译名国际化，这就是蔡先生提倡模仿的。蔡先生的新教育和新语文都是从实用出发的。他的创意，在不重视实用和效率的中国，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今天仍旧没有过时。
提倡“世界语”
国家需要国家共同语，世界需要国际共同语。在航空发达、地球缩小的现时代，这是迫切的需要。蔡先生引导中国从旧时代进入新时代，他不仅有国家观念，而且有世界观念，他不以提倡国家共同语为满足，时时不忘提倡国际共同语，使中国走向世界。
蔡先生说：“语言者，思想之媒介”；“媒介物愈近于大同，则其媒介之价值愈大。”“人类进化，一切事业学问道德，无不与全世界有关系，因而感仍用自然语言之障碍。”“适英者必先习英语，适俄者必先习俄语，欲周游世界，则至少必先习数国语，或携译人。”“同一内容，而以媒介不同之故，使全世界人类，因而耗费其时间精力于无用者，不知凡几。”“然则国际通用语之必要，彰彰可知。”
国际共同语从何而来呢？他认为，不能用某一国的自然语言，只能用人造语，也就是柴门霍夫所创造的“世界语”。他说：“使取今世界流行最广之语言，如英语、法语等，择其一以为国际通用语可乎？曰不可。地界未泯，人各自私。如吾辈言同一国语，然主张北京语，则南人反对之；主张南方语，则北人反对之。国际通用语亦然，用英语则必受法、德等国之反对，用法语则必受俄、英诸国之反对。故必以不偏于一国或一民族者为断。”
他的理想是，大学以“世界语”为主要语言，翻译各国重要著作。这样，可以节省学习多种不同外国语的精力。他说：“我国教育界之困难，莫过于专门学问，须用外国语教授，且不能专用一国语，如理工医可用德文，而法科须用法文，商科必用英文，因而牵动学校系统。”如果“世界语翻译之书，各国最有名的科学哲学等书，大略完备”，“能以世界语介绍各国现今最新之学说，则我国专门教育，将不妨以世界语为主语，而以英、法、德各国语，供参考之用”。（《在世界语学会欢迎会上演说词》）
一九一二年蔡先生到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各国教育会议”，向会议提出：全世界的小学生都学“世界语”。他说，国际间“为解脱误会，达到相互友善的目的，必要给他一种传达好意的工具，就是给他一种公共的语言，这是教育家的责任”。“我愿意建议，由本会劝告与会诸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并用世界语翻译各国书籍。”在许多其他场合，他也一再提倡“世界语”。他是以“国际教育家”的眼光在东方提倡“世界语”的先进人物。（《小学教育采用公共副语议》）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语言生活有新的发展。虽然“世界语”不断扩大传播，可是英语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联合国有六种工作语言（英、法、西、俄、中、阿），没有用“世界语”。在国际政治会议上、国际贸易上、科学技术上，“世界语”也还没有取得重要地位。实践证明，语言是可以人造的，人造语是最有规则、最容易学习的语言，但是，人造语的活动力远不如自然语言强。这种新的发展，当然是蔡先生生前所无法预料到的。但是，蔡先生主张全世界需要一种“公共的语言”，这个远大的目标已经基本上达到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欧洲现代化的开端，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历史任务还要继续完成。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包括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拉丁（罗马）化运动、汉字简化运动、少数民族语文运动，也要继续完成。蔡元培先生希望建设一个民主和科学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历史上，将永放光明！
（引文均见高平叔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印行）附注：蔡元培先生是我的丈人张冀牖先生的朋友。冀牖先生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中学，办学方针得到蔡先生的指点。蔡先生住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一面。
（《百科知识》，一九八九年五四纪念号）
瞿秋白：中文拉丁化的创导人
新时代的先驱者
瞿秋白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是新时代的先驱者，他为推进时代而牺牲了他的宝贵生命。他一生在多方面做出了贡献，提倡中文拉丁化是他的贡献之一。
清末一八九二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切音新字厦腔）以来，中文拼音化运动经历了五个高潮：
（一）一九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推行十年，传习至十三省境。字母是汉字的简化偏旁，声韵双拼，拼写官话用六十二个字母。
（二）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三年读音统一会制订“注音字母”，一九一八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全国小学推行四十年（今天台湾还在推行）。字母是简化的古汉字，声介韵三拼，拼写国语用三十七个字母。
（三）一九二六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一九二八年由南京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公布，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在字典注音等场合应用，没有在小学推行。一九八六年台湾加以修订，改称《注音符号第二式》。
（四）一九二九年瞿秋白先生在苏联起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经苏联共产主义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院及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院修订，一九三一年由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批准，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北拉），在留苏华侨中推行。一九三三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五）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小学（除台湾）推行，代替从前的各种方案。
以上五个高潮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汉字式字母时期和拉丁（罗马）化时期。在拉丁化时期中，瞿秋白先生是中间高潮的关键人物，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
瞿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以下简称《字母》），一九三○年在莫斯科印成册子。内容如下：一、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汉字书写）；二、同上（新文字书写）；三、同上（俄文翻译）；四、文章样品之一（新文字书写）；五、同上（汉字译文）；六、文章样品之二（新文字书写）；七、同上（汉字译文）；八、新拉丁化字母的一览表；九、汉字拼音表。内容跟吴玉章先生《新文字和新文字运动》中所介绍的略有不同。
后来，萧三先生主编《拉丁化中国文字拼音和写法参考书》（以下简称《参考书》）。参加编辑的有苏联人龙果夫、赖和德（莱希特）、史萍青、马松，由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印行。书中说明了瞿先生的中文拉丁化思想。
瞿先生的著作很多，以上是有关他的拉丁化主张的主要文献。
瞿秋白先生的语言观
苏联的语言政策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革命群众反对沙皇的俄语同化政策，各民族要求语言平等，发展各自的民族语文。后一时期（大致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大学教育，俄语又成为全国通用的教育语言。斯大林在一九五○年说，语言没有阶级性。这虽然不涉及俄语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可是事实上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学习俄语。
瞿先生生活在前一时期，受了苏联群众反对俄语同化政策的影响，提出反对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的主张。他说，“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去同化异族”，“是压迫弱小民族”。（《鬼门关外的战争》）
苏联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中说，“代表大会绝对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国语统一运动，认为这是最反动的、违反列宁民族政策一切原则的运动。列宁指出，国语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为民族压迫而利用的一根鞭子。大会认为采用中国的一种方言作为全国的标准语，是不可以的。”（《参考书》）
不少语言学者认为，彼此不能听懂就是不同的语言而不是不同的方言。按照这个标准，汉语各大方言可以认为是不同的语言。
瞿先生说：“现在中国已经有一种普通话，可以做一般的标准，暂时用来作公用的文字。”（《字母》）“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鬼门关外的战争》）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清朝“南北行商”中间早就流行。他们说：“我们不会打官话，只会说普通话。”这是彼此大致能够听懂的，但是没有严格标准的“蓝青官话”。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普通话”，这显然是受了瞿先生的影响。不过，这时候，“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变成了有严格定义的普通话，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
一九八二年新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成为“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实际就是“国语”。这跟瞿先生所主张的普通话，越来越不同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和发展。在进一步提高文化的趋势下，需要提倡在自愿原则下学习全国通用的共同语，实行方言和共同语，或者民族语和共同语，二者并用的双语言教育。
瞿秋白先生的文字观
苏联的文字政策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拉丁（罗马）化时期，后期是斯拉夫（俄文）化时期。在前期（主要在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年），苏联各少数民族纷纷制订各自的拉丁化新文字，俄文也一度考虑改为拉丁字母。列宁热烈支持这个运动。他说，“拉丁化是东方的伟大革命。”这句话是列宁给苏联新字母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国际联盟的报告《苏联的文字拉丁化发展概述》中郑重地引了这句名言（中文译本见文改出版社《外国文字改革经验介绍》）。在后期（主要在一九三六—一九四○年），苏联各少数民族奉命悄悄地把拉丁化新文字改为斯拉夫字母。较晚出版的《列宁全集》中完全删去了列宁鼓励拉丁化的言论。
中国在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的要人们也曾经非正式地劝中国采用斯拉夫字母。中国经过一段时期摇摆于民族形式字母和拉丁字母之后，终于采用了拉丁字母。瞿先生主张全用拉丁字母、不造新字母，这是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共同原则。
瞿先生的“制造几种文字”的主张，成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特点之一。苏联的“决议案”中说，“中国的方言至少分为五种”，“各地方方言，应有其自己独立的文字，以便这些地方用土著言语，自由地发展文化”。新文字运动者在三十年代拟订了多种方言新文字，可是群众喜欢学习的是“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
十九世纪的教会罗马字都用方言，推行了半个世纪以后，终于消歇了。学文化究竟从方言入手好呢，还是从共同语入手好呢？这在清末官话字母高潮中也发生过争论。可是，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候不再有争论了。两千年前的“书同文”政策，已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语同音”政策了。
有些拉丁化运动者认为，即使语言没有阶级性，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即使文字也没有阶级性，文字改革是有阶级性的。
瞿先生说，“反对废除汉字，其实是绅士阶级的成见，他们靠着汉字可以独占知识，压迫平民群众”（《字母》）。苏联的“决议案”中说，“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中国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我们要根本铲除象形文字，以拼音文字代替它”（《参考书》）。听了这些话以后，再听鲁迅先生说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就不会惊奇了。从十月革命以后的废除汉字主张，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歌颂汉字功德，中国的语文思潮经过了巨大的翻滚。事实是，恨它也好，爱它也好，根深蒂固的汉字不可能废除。现在的文改政策是推行拼音而不废汉字，以拼音帮助汉字，事实是“两条腿走路”，可是“两条腿走路”这句话是犯忌的。
瞿先生认为，声调“在实用上不过是音调的变化，和外国文里的重音有些相同”，“用不着把那种很微细的分别表示在拼音上”（《字母》）。国语罗马字有复杂的字母拼调法，过分突出声调。拉丁化新文字完全不标声调，过分忽略声调。汉语拼音方案折中于二者之间，采用注音字母的标调符号。台湾修订国语罗马字，也去掉字母拼调法而采用标调符号，跟汉语拼音方案接近。声调问题在半个世纪中间经过了“正反合”的辩证的认识变化。
革命是发展社会的科学实验。实验可以失败，可以成功。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墨守教条。要在成功中找寻错误，不冲昏头脑。瞿秋白先生过早地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他的科学实验的革命精神将长留人间。他昂然站立在历史的急流中，是新时代的先驱者。
注：一九八五年在瞿秋白家乡常州市举行“瞿秋白学术讨论会”，本文是作者参加该会议的论文，发表于河南信阳师范学院《语文知识》一九八五年第四、五、六期。
黎锦熙：语文现代化的先驱
黎锦熙先生（一八九0—一九七八）是现代语言学界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同时是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和导师。他在语言学方面有许多贡献。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仅重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更加重视人民语言生活的现代化，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我国学术，向来重古轻今，重论轻用。黎先生是古今并重，论用兼顾。在国难当前的时期，他更积极于改革语文，启迪民智，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他所倡导的，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将来一定会成功。因为他所倡导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也是先进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这里略谈一二，以纪念黎先生的百岁生辰。
从北洋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时代，黎先生持之以恒地为推广“注音符号”（原称“注音字母”）奔走呼号，遇到许多困难而百折不挠。经验告诉他，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缺少一套“注音字模”。于是他排除万难，呼吁制造“注音字模”。
一九三四年他发表的《建设的大众语文学》论文中说：“二十年来，国语界的人全都忽略了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就是差一套汉字带注音的铅字铜模。”一九三五年他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提案，要求铸造“注音汉字印刷字模”。其中说：“注音字母自一九一三年议定、一九一八年公布推行以来，为时则已经过念载之久，为效乃未及于一廛之氓。揆厥原因，主要是排版校字，须加五倍之工资。观于日本，人人读报，小如六号汉字，亦能旁注假名。可知注音字母之推行，必使固定联系于汉字，则属稿时既省逐字注音之劳，排字者更获一举兼得之效，印刷若早有此准备，推行何至成为空谈？”
这个建议后来获得实行：一九三五年开工，一九三六年三号字模铸成，一九三七年二号和五号字模也铸成，可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辛辛苦苦做成的注音字模，陷入日本占领区，希望又化成泡影。
黎先生未能看到他的倡议成为事实。在他身后，台湾实行了他的主张：《国语日报》和许多注音读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经常出版，大量销售。台湾是中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在这里部分地实现了黎先生的理想。
大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掀起一个“大家来说普通话”的高潮，不久就否定知识、轻视教育、停止推普。但是近年重新认识了知识和教育的必要性。中文电脑登上日程，利用电脑已经可能做到给汉字文章自动分词、注音、标调，打出拼音和汉字对照的文本来。这跟注音字模的目的相同，而技术从手工业发展到电脑化了。黎先生说，注音汉字的妙用是：“属稿时不须注音，排字时不排注音，校对时不校注音”，“校印时不添成本，阅读时各尽所能，写作时各取所需。”（《文字改革论丛》）电脑已经实现了并且超过了黎先生的希望。黎先生可以含笑于泉下了。
“国语罗马字”公布以后，黎先生潜心于研究国语罗马字问题。他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提出“词类连书”的理论。他在一九三二年《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其中说：罗马字必须“词类连书”；“语言中的单位乃是语词”；“语词大多数是双音构成的”，“‘词类连书’”是拼音化的一条大路”。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语词”的发现宣言书！
黎先生又说：“汉语决不是单音语”，“汉字却不理会它，偏要把无穷的形体，来表示有限的单音。”汉字文章既不分词，又不连写；学习汉字，养成“文白不分、以字为词”的习惯，忘记了活的语言以“词”为表意单位的事实。“词类连书”摆脱汉字的迷惑，恢复汉语的词感。这不仅是拼音化的一大发现，也是汉语教学的一大进步。知“字”而不知“词”，是我国语言生活现代化的一大障碍，黎先生是第一位铲除这个障碍的先驱和导师。
在一九三四年国语会的“规定极详备的《词类连书条例》案”中，钱玄同先生说：“黎锦熙先生对于词类连书已经有十多年的尝试，经验宏富，可以请他担任此事。”黎先生在《国语运动史纲》中说：“词类连书，在民九国语会已有规定。近来以山东《民众教育月刊》和《民众周刊》的贡献为最多，尤以最近萧迪忱《怎样连写复音语词》一文为能荟萃众说，折中分合，确定条例；且《民众周刊》自身即已实行，而山东《民众报》和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新出版的平民读物，则连汉字带注音都排成了词类连书的形式。这事在国语罗马字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汉字已经有方块儿的字形，而国罗就专靠这写定的‘词形’为字形。近来用国罗写文章的人最感到彷徨的，一是声调如何拼法，一是词类怎样连书。声调已有‘国音常用字汇’可查，词类则尚待国语标准词汇为据。”
在黎先生的理论指引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对“词形”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认识在发展，术语跟着更改，“正字法”改说“正词法”，“词类连书”改说“词儿连写”，又改说“分词连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发表，体现了黎先生《词类连书条例》的倡导。《汉语拼音词汇》的出版，以及《汉语拼音正词法词汇》的准备，可以看作是黎先生“国语标准词汇”倡议的实行。在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黎先生的开创性理论永远是后辈的指路明灯。
语文现代化运动开始于清朝末年，先后包括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汉字简化运动、民族语文运动等。各时期有各时期的侧重点，并且受各时期的时局影响，波涛起伏、进退无常。
黎先生说，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一短短八年间，“政治潮流，波谲云涌，国语运动，随环境而异其方式”，每两年多即成一小段落，构成啼笑皆非的“四步曲”：
（一）“螳战”（一九二四—一九二六）：这时候，内战有钱，教育无钱，国语运动（包括新文学和新文化）奄奄一息；忽然来了一位反对国语的司法兼教育部长章士钊，他办的《甲寅杂志》以不收白话文为标榜，他做部长大张反对国语的气焰。当时反对国语的理由是：语体采俚词俗语，不及文言之能行远，文言简而能赅，非语体所能及；古书概用文言，习语体不能读古书；社会通行文言，习语体不适用于当前。白话和文言发生“螳臂当车”之战。苏浙皖三省的教师代表在无锡举行焚毁初级小学文言文教科书的仪式。北京教育部中少数国语派对多数读经派关于小学应否“读经”进行口头和笔头的斗争。
（二）“蛰伏”（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复古风大作，好些省区强迫读经、严禁白话，甚至兴复礼乐，行“投壶”古礼。国语运动者只能蛰伏自保，不声不响地做些具体工作：议定国语罗马字和修订国语标准音。
（三）“龙飞”（一九二八—一九三一）：情况好转，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虽然改名为“注音符号”，可是继续推行，这也就算差强人意了。飞虽不高，也是“龙飞”！
（四）“龟走”（一九三一—？）：历史的道路崎岖，不可“兔逸”，只宜“龟走”：黎先生做了一首“龟德颂”：“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这是知识分子为国效劳的困难处境的写照。
国语运动的“四部曲”后来不断循环往复，直到今天依然在起落浮沉。黎先生有先见之明，早已看到，这是语文现代化的行进规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行进规律。
（北京师范大学《纪念黎锦熙先生文集》）
黎锦熙先生和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开始于清朝末年。民国成立之后，运动的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具体措施逐步得到实现。这期间，黎锦熙先生（一八九○—一九七八）发挥了先知先觉的先驱作用。
语文现代化的目标有四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注音的字母化、文字的简便化。在这四个方面，黎先生都不断提出卓越的见解和具体的措施。
《黎锦熙先生年谱》（黎先生女公子黎泽渝编，载《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扼要地记载了黎先生的一生业绩。下面根据《年谱》，简略地温习一下黎先生的有首倡性的主要贡献。
关于语言的共同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一五年：应聘赴北京教育部编辑语文教科书，得到参与革新语文的机会。
一九一六年：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宣传国语统一、言文一致。
一九一八年：促成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
一九二六年：参加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发表重要演讲；始定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
一九三二年，参加编辑出版《国音常用字汇》，这是第一本现代汉语注音字汇。
一九三四年：担任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出版《国语运动史纲》。
一九四四年：创办国语专修科，培养后来到台湾推行国语的骨干。
明清时代有“官话”，清末开始称“国语”。“官话”主要是官吏的行政语言，老百姓大都不学不用。官话缺乏严格的语音标准。“国语”要求有严格的语音标准，是沟通全国人民的国家共同语，是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学媒介。从“官话”到“国语”，标志着时代的变革。黎先生对推行国语，从民国初年直至台湾光复，一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文体的口语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一五年：提倡白话文，反对小学“读经”，提倡“国文科”改称“国语科”。
一九二0年：促使教育部改定小学至初中“国文科”为“国语科”，小学教材取消“读经”；始创并讲授国语文法课，回击“新文学无新文法”的反对白话文的意见。
从“国文”到“国语”，一个字的改变，改变了我国“重文轻语”的传统，开始了“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的科学认识。这一点，直至今天还有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如果这一点都不明白，还有什么现代语言学，还有什么现代教育学呢？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创见，今天还需要认真学习。
白话文运动在“五四”之后较早得到成功，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当前文改任务”不再提这一方面。可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文章今天到处可见，有人甚至以为“带点文气”才算文雅。“言文”能否“一致”、应否“一致”，似乎还是一个疑问。黎先生的“言文一致”思想，对今天进入“信息化”时代，依旧是指路明灯。
关于注音的字母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一八年：促成教育部公布一九一三年拟订的“注音字母”（后称“注音符号”）。
一九二三年：参加拟订“国语罗马字”；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类连书”原则。
一九二六年：国语会通过并发表“国语罗马字”。
一九二八年：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国语罗马字”，编辑出版《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
一九三五年：设计并由中华书局制成注音汉字铜模，提倡大量出版注音读物。
一九三六年：编辑出版《国语辞典》，实行按音序排列词条。
“注音字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法定的汉语字母。从此结束了笨拙不堪的“反切”注音。黎先生对推行“注音字母”真是不遗余力。有人说，黎先生以教授身份而去推行“注音字母”是大材小用。殊不知，黎先生重视知识的普及，不以身居象牙之塔为满足，这正是黎先生的过人之处。黎先生率先提出“词类连书”（现称“分词连写”）原则，这对今天拼音的应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电脑上输入拼音、自动变成汉字输出，必须实行“分词连写”。又如：电视上“新闻联播”的拼音，应当分为两个语词，不应当分为四个音节。不合规范的拼写法，要按照黎先生的原则予以改正。
黎先生提倡的“注音铜模”，在大陆未能发挥作用，可是在台湾对出版《国语日报》和大众读物的全部注音，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战前也利用假名的全部注音，普及了国语和扫除了文盲。
《国语字典》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开创了字母音序技术。近年来《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辞书都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是字母音序技术的延续。字母音序技术是信息检索的必要条件。
关于文字的简便化，黎先生的主要贡献有：
一九三一年：与钱玄同等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案”。
一九三二年：在《国音常用字汇》中收入几百个简化字，以示提倡。
一九三五年：参与选定《第一批简体字表》；发表《简体字之原则及推行办法》。
黎先生等提出的汉字简化建议，在三十四年之后终于成为事实。一九五六年的《汉字简化方案》已经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一般出版物上普遍推行。
黎先生一生为语文现代化而奋斗，各项主张已经基本上得到实现。黎先生的许多创见，在信息化的今天，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黎先生是语文现代化的先知先觉！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胡愈之引导一代青年
今年（一九九六年）是胡愈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一百年间，中国历史充满着变乱和苦难。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而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
高瞻远瞩
那时候，愈老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关于世界时事的评论文章，使当时的青年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他高瞻远瞩，从世界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中国，指出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和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青年们原来也知道一些世界情况，但是知识是零碎的，认识是模糊的，不能联系实际看到大局的动向。愈老的文章有如一服清醒剂，唤醒了青年们，把他们的零碎知识联系起来，成为观察世界形势的综合理解。青年们从此恍然大悟，初次看到了自己的立脚点和奋斗的道路。
三十年代初期，我和同辈青年们读到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可是它的影响之大，无与伦比。读过这本小册子的青年们都受到了电一般的感染，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社会主义理想中，看到了具体的现实。当时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莫斯科，在愈老的笔下，放射出了希望的曙光。这本小册子在许多新思想读物中独放异彩，使一代青年产生强烈的心向往之的情绪。
“爱斯不难读”
当时，许多青年自学“世界语”（Esperanto“爱斯不难读”）。我也是热心自学的一个。世界语原来是和平主义的语言技能。读了愈老的《莫斯科印象记》才知道，它还是革命的武器。当时苏联提倡世界语，愈老就是利用世界语在莫斯科进行活动的。许多人自学世界语，是受了愈老《莫斯科印象记》的影响。后来，苏联放弃了世界语，可是愈老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仍旧提倡世界语。愈老认为，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辅助语，有多方面的作用，不因为英语的流行而失去意义。
“手头字”
一九三五年，上海文化界自动推行“手头字”。发起人中有蔡元培、郭沫若、陶行知、巴金、老舍、叶籁士、愈老等二百多人，而愈老是积极分子。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当时有《论语》《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多种刊物自动使用三百个“手头字”。这些刊物，有的是愈老所主持，有的是愈老所赞助。
愈老曾经提倡“写别字”，有人批评他走极端。其实，“写别字”对初学文字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初学文字的人实际是依靠“写别字”才能写信、写条子的。“写别字”就是“同音假借”。“同音假借”的结果是产生“音节文字”。日本的“假名”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使日文青出于蓝。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山西和陕西某些钱庄，在总店和分店之间的通信中，用“同音假借”书写本地土话，成为保密的通信方法，自己人一看便知，外地人难于看懂。这是“同音假借”的一种实际应用。八十年代张毕雷先生设计一套“直音汉字”，这就是同音假借的“音节汉字”，对统一“直音”用字和统一音译外国人名地名有实际作用。
“大众语”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愈老等在三十年代又提倡“大众语”运动。“大众语”运动，在消极方面是反对当时的“文言复兴”，在积极方面是提高白话文的水平。当时有一批国粹主义者再次提倡“尊孔读经”，这引起新文化运动者的反击。同时，白话文本身出现了不健康现象，变成半文半白的“语录体”或者“新文言”，不符合文体口语化的要求，违背了文学革命的宗旨。什么是“大众语”呢？陈望道先生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书面语。愈老说，大众语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前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形式，后者说明大众语的正确内容。“大众语”运动把五四白话文运动推向新高潮。
文字改革
一九五五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愈老担任副主任，领导具体工作。作为一九五五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前奏，愈老开始大规模试行“汉字横排”，便利在汉字中书写阿拉伯数字和数学公式。在《光明日报》试行成功以后，第二年推广到全国的报纸、杂志、教科书和一般书籍。愈老在《光明日报》上写社论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是多么重要！“五四”以来提倡的汉字横排，到此基本实现。
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在愈老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方案简化了五百一十五个汉字和五十四个偏旁。愈老对这些简化字和偏旁一个个作了仔细的推敲。一九六四年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使三分之一的通用汉字得到简化。愈老认为，汉字简化是汉字的前进运动，是大众的需要，尤其是小学生的需要。作为现代汉字的法定规范，四十年来已经在十二亿人民中广泛通用，并由联合国正式采用。它使汉字向便学便用前进了一小步。
在一九五八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拼音究竟作为辅助工具还是作为辅助文字，在政策上还没有确定。方案公布时候才确定是辅助工具而不是辅助文字。愈老对拼音的作用有全面的和长远的看法。他认为，拼音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深远的作用，是当时三项文改工作（简化、推普、拼音）中的主要工作。在拼音草案发表之后，愈老让我负责编辑《汉语拼音词汇》，不仅作为拼写“字”的规范，更重要的是作为拼写“词”的规范。愈老请当时在上海养病的有名学者傅东华先生用通信方法帮我收集词条。这是愈老重视处于困境的傅先生的才华，同时重视《汉语拼音词汇》的意义。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愈老的一个题目。但是我认为愈老这样做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有利于发展文化，是正确的，值得钦佩。
冲破中世纪的黑暗
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愈老给一九七九年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送去书面发言。他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族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这句话有深刻的含义。它指出了语文发展跟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历史发展的观点，是愈老许多创造性的重要见解之一，值得历史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加以研究。
愈老的崇高学问几乎全部是自学得来。他的自学能力之强，悟性之高，透视之深，使人惊异，是青年们的楷模！一九五五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要把我从上海调来，我说我对语言学是外行，调来改行不适合。愈老说：“这是全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于是服从调遣，终于改行。愈老常常在晚上来我家讨论文改问题和文化问题。我能在愈老的领导下工作，得到他的思想启发和人格感染，是莫大的幸运。
叶籁士：左翼语文运动的倡导者
新文化、新语文
叶籁士先生逝世了！一位为革新中国语文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志士逝世了！中国语言学界和中国教育学界同声哀悼！
叶籁士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日本回国，胸怀革新中国语文的宏愿，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叫《语文》，竖起“新语文”的旗帜，推动“新语文”的研究。这个杂志在当时异军突起，使人耳目一新，许多青年受到启发，投身于中国语文的革新事业。当时文艺界有“新文艺运动”，语文界有“新语文运动”，这都是左翼文化运动。叶籁士先生是当时“新语文运动”的最杰出的倡导者。
在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五十年代，叶籁士先生在吴玉章先生的领导下，筹组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筹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总理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开辟了一个新语文的新时代，这是至今奉行的国家语文政策的庄严宣告。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是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胡乔木同志的指点下，由叶籁士先生夜以继日地主笔写成的。讲话提出的“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三项任务，已经在叶籁士先生和一代新语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
埋头苦干、任劳任怨
叶籁士先生的革命精神，不是以忙忙乱乱、东奔西走的热闹方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以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默默奉献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难能可贵的工作方式和奉献精神，使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多的成绩来。
叶籁士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电视台播出大学生利用放假期间到贫困地区访问小学校的镜头，观众看到“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三结合的语文教学新方法，已经在穷乡僻壤代替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教学方法。这说明叶籁士先生青年时代所怀抱的革新中国语文的宏愿已经基本上实现了。
叶籁士先生逝世前嘱咐不要举行任何追悼仪式。“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三结合的语文教学新方法从大城市推广到穷乡僻壤，这就是对叶籁士先生逝世的事实上的沉痛追悼和真诚告慰。一生积极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叶籁士先生，可以在九泉之下永远含笑安息了。
（《文改之声》，第二十五期）
吴玉章和拉丁化运动
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他在青年时期就油然萌发革命思想。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失败，没有使他悲观失望，而是使他一步步提高对革命的认识。从赞成君主立宪，进而为主张民主革命，再进而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吴玉章在革命的道路上是步步上升的。
一九二七年，吴玉章到苏联，投入当时苏联的拉丁化运动，推动中文的拉丁化。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两次在海参崴举办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吴玉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大会通过《中国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决议在留苏华侨中试用。一九三三年传到上海，形成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希望快速扫除文盲，提高大众文化。在速成识字法失败之后，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一九五五年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直属国务院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由吴玉章担任主任。
当时中国的文改运动分为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三组力量不能合作，甚至彼此抵消。吴老把三组力量团结起来，在文改会的委员中，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中，都有三方面的代表。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就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
拉丁化是全球性的运动。早期拉丁化有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传播。近代拉丁化，在中国有鸦片战争之后的教会方言罗马字，在日本有明治维新之后的日语罗马字，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拉丁化的成功，影响最大。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帝国在全盛时期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后来一次又一次因战败而缩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只剩下比较小的一块土地。土耳其重建国家，进行全面改革。在文化方面实行文字改革（一九二八年），把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土耳其拉丁化的成功，影响苏联境内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掀起苏联少数民族的拉丁化运动。列宁说：“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
斯大林反对拉丁化，推行斯拉夫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苏联境内多种拉丁化新文字一律改成俄文字母。列宁的名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在《列宁全集》中消失了。中文拉丁化运动从苏联传到上海不久，苏联就放弃拉丁化了，但是中国依然进行拉丁化，没有向苏联一边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独立国家创制新文字，无例外地都实行拉丁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给每一种非拉丁化文字，都规定一种拉丁化的拼写法，方便文化交流。今天国际互联网上，拉丁字母已经占文字符号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一九五八年），不是用来代替汉字而是用来帮助汉字，也是全球拉丁化运动的构成部分。《汉语拼音方案》在一九八二年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在电脑上，拼音自动变换汉字的输入法，成为广泛应用的技术。
吴玉章倡导的文改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科学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前进的，文改事业也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前进的。有错就改，不断完善，提高认识，继续前进。这就是我所体会的吴玉章的革命精神。
（上海《语言文字报》，二00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倪海曙：拉丁化运动的旗手
倪海曙先生（一九一八—一九八八）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文字改革。他的青年时代是拉丁化运动的高潮时期，他的老年时代是拉丁化运动的消沉时期，他的一生是拉丁化运动的化身。拉丁化运动曾经成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主流，倪先生是重要的积极带头人。
拉丁（罗马）化运动在中国有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二十年代的国语罗马字运动，第二个高潮是三十年代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第三个高潮是五十年代的汉语拼音方案运动。第一个高潮时期，倪海曙先生年纪还小。第二个高潮时期，他一跃而成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坚分子。第三个高潮时期，他以丰富的经验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推行中发挥了指导作用。
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一九三三年从苏联传来上海，因此有人认为“北拉”的群众运动是“赤化”。一九五五年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是由原先参加“国罗”的人、原先参加“北拉”的人，以及其他语言学者共同组成，并非偏于一方。《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和韵母差不多一半相同于“国罗”，一半相同于“北拉”，而标调方法来自“注音字母”。可是由于这个方案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下制订的，有人仍旧把它说成是“苏联货”。这个误会今天还遗留在某些人的心中。这是一大误会。有一次倪先生说，“历史就是误会”。
苏联在斯大林掌权以后，推行一律改用俄文字母的斯拉夫运动，甚至把列宁讲过的名言“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这句话也从《列宁全集》中删去了。“北拉”传到上海是在拉丁化运动在苏联悄悄停止的时候，从上海推广到全国成为一个群众运动是在苏联拉丁化运动完全熄灭以后。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要人几次来华劝说采用俄文字母。中国没有动摇。在字母形式问题上，汉语拼音方案没有向苏联一边倒，而是坚持了拉丁化方向。在今天拉丁字母成为实际上的国际通用字母的电脑时代，这个坚持的正确性更加清楚了。要知道，在这一坚持中，倪先生有他的功劳。
倪先生重视拉丁化的实践，他抓住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扫除文盲，一个是小学语文教学。抗日战争时期，逃到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其中多数是文盲。倪先生亲自对他们进行扫盲教育。他的辛勤工作，使许许多多难民，利用拉丁化新文字而学习了汉字，提高了文化，真是多快好省。他的实践受到当时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其他教育家的高度评价。
用字母帮助学习汉字，开始于一千年前的日本。清末王照的“官话字母”用同样的方法取得可喜的成果。一九五九年山西万荣县利用“拼音字母”实行注音扫盲，成效卓著，被称为“扫盲红旗县”。“文化大革命”之后，黑龙江省三个试点小学实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取得优异的成绩。倪先生积极予以支持，登高一呼，各地响应。不仅方言区行之有效，少数民族地区也行之有效。这是真正的“教育改革（教改）”。人们看到倪先生跟小学生们用拼音夹汉字的通信，激动得流泪！
倪先生研究文字改革，重视历史资料的整理。他收集、编辑和出版《拼音文字史料丛书》，包括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等三十余种，使散开来看似乎意义不大而集合来看意义非常重大的文化史料，发挥出古为今用的作用。可惜没有出完而受到阻力，不得不停止。复旦大学前校长陈望道先生在生前多次提出，应当继续完成这一丛书的出版工作。
倪先生一生写了许多书，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文改运动史的著作。有：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记事》等。这些著作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对历史事实经过研究作出了评价。看了这些书，就知道文字改革在现代文化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倪先生一生主编了多种语文杂志。例如《语文知识》，在五十年代传播了语文的常识，说明了语文运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许多青年说，他们正是受了这本小杂志的启发才投身到语文工作和语言学专业的。倪先生编辑的杂志，不是没精打采的文章汇编，而是有目的、有方向、有动力，旗帜鲜明，指出语文工作应当为社会进步而服务。因此任何杂志到他手里就立刻活跃起来。他不是为出版而出版杂志，他是为一种历史使命而出版杂志。
语文思潮是一起一落的，这是历史的规律。“五四”白话文高潮之后，就有文言读经运动。“文化大革命”之后吹起一股语文复古风，“重新发现”了文言比白话简洁优美，繁体比简体好认好写，汉字比拼音易学易用。倪海曙先生在这复古风中含笑去世。临终前，他心平气和地说：“历史总是要前进的。”
（《语文建设》，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胡乔木：智慧的巨星
胡乔木先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颗智慧巨星。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做了许多重大贡献，其中之一是文字改革。他上面秉承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意图，下面对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其他文教机构进行具体的联系，不居其名，但求其实。
解放后，中国大陆推动报刊文章的白话化，改革政府公文的文体和程式，提倡汉字横排，普及语法修辞和语言规范化的知识，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实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一系列的文字改革工作，都是在胡乔木同志的具体安排下进行的。
扩大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五四白话文运动，对小说和散文是成功的，对各种应用文，有的只成功一半，有的没有成功。成功一半和没有成功的突出例子是报刊文章和政府公文。解放后，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扩大了白话文运动的成果。
解放前，中文报刊的文章，以《大公报》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称为“新闻体”。这种文体，只适合上层知识分子阅看，不适合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阅看，即使看了可以懂，读起来是听不懂的。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彻底进行而遗留下来的“小脚放大式”的文体，跟报刊大众化的时代要求是不相容的。解放后，报刊文章，尤其是社论文章，改为容易看得懂的白话文，重视语法修辞和语言的规范化。五十年代，这一改革工作成绩卓著，受到群众的欢迎。在这一工作的背后，有胡乔木先生悄悄的辛勤劳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倒退，报刊文章又大都恢复了“半文半白”，但是不再是“文多于白”而是“白多于文”了。
中国的政府公文，一千年来，用的是文言，形成一种“等因奉此”的程式。这是“绍兴师爷”的拿手好戏，而人民大众看了如堕五里雾中。解放后，进行了彻底的公文改革，从文言改为白话，废除“等因奉此”，使公文变成平易的散文体。这种改革，五四时代和三十年代，都有人提倡过，可是陋习顽强，丝毫动弹不得。解放后，公文得到了解放，旧的程式摧枯拉朽一般顷刻废除了。这是白话文运动在应用文中间的扩大。如果没有胡乔木先生的幕后积极提倡，这一改革是不可能如此顺利进行的。
一九五五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又举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国语”改称“普通话”，给“普通话”规定明确的定义。这都是在胡乔木先生具体指导下进行的。胡乔木先生提倡，文章要明白像语言、语言要流畅像文章，这叫作“语体文”和“文体语”。他认为，文字改革工作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中国到社会主义时代还在蹒跚地进行文字改革，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补课”。
扩大汉字简化的范围
一九五六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简化了五百一十五个汉字和五十四个偏旁。实行以后，发现同一个偏旁在有的汉字里简化了、在有的汉字里没有简化，印刷在同一张书页上，字形不一致，不利于快速阅读。为了扩大简化的效果，一九六四年把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在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汉字范围内，类推成为一个“简化字总表”（共计两千二百三十五字）。这一工作也是在胡乔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经过类推，简化字总数在大约七千个现代汉字中占三分之一。关于类推简化，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论是功是过，汉字简化工作从此告了一个段落了。
从历史来看，汉字在三千年间是不断简化的。群众写字，随时任意创造简化字，各地创造的简化字彼此不同。使用汉字越来越频繁，简化字的创造就越来越多。这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更是如此。胡乔木先生认为：“规定一套简化字的规范，可以减少简化字的繁殖，阻止简化字向泛滥而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无休止地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胡乔木先生一早就受到强烈的无理冲击，长期禁闭，不断戴高帽游街，很晚才平反冤案，恢复自由，因此他对不受欢迎而终于废除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无法事先加以纠正。
解决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难题
五十年代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遇到许多难题，其中最难解决的是如何拼写“基欺希”这三个声母。发表《草案》征求意见之后，又发表《修正案》征求意见。《修正案》有两种格式：一种用“知蚩诗”在“衣”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另一种用“哥科喝”在“衣”的前面变读为“基欺希”。这两种不同的“变读法”都有历史背景，难以强求统一。方案的制订工作在相持不下之中搁置了一段时间。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刘继善和刘孟扬等早期的文字改革运动者就提出，采用“J、Q、X”等罕用字母表示“基欺希”，使全部声母不用变读法。可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们大都害怕罕用字母不容易得到群众的欢迎，尤其在用到国外去的时候难以得到外国人的欢迎。胡乔木先生认为，解决两种变读法的矛盾，采用罕用字母“J、Q、X”是唯一的好办法。在他的积极支持之下，终于解决了两种不同意见的矛盾，开创了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汉语拼音新方案。现在虽然用到外国去的时候仍旧遇到外国人的反对，可是声母全部不用变读法的优点，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胡乔木先生在方案制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值得钦佩。
胡乔木先生自己知识渊博，在流行“知识无用论”的年代里，他没有随波逐流，一贯重视知识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来肯定知识是生产力，胡乔木先生也是最早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一生，走在现时代的前面。
村野辰雄：日语罗马字的旗手
日本罗马字社理事长村野辰雄先生去世了。他不仅是日本罗马字运动的旗手，也是东方新语文运动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东方新语文运动的重大损失！我同村野先生认识，整整二十年了。他跟罗马字运动的关系，是颇有些传奇色彩的。
一九七二年六月的一天，三和银行总裁村野辰雄先生来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我接待。村野先生说：“你们的文字改革工作，我非常赞成，今后我想同你们多多联系。”接着，他谈了他自己参加日本罗马字运动的遭遇。
村野先生在青年时代，任职三和银行，业余参加罗马字运动。当时日本政府把罗马字看作共产党活动。警视厅对三和银行的领导说，你们如果能够阻止他搞罗马字，并且为他作担保，我们就不逮捕他！
三和银行的领导对村野先生说：请你选择，留下来在三和银行工作，放弃参加罗马字运动，或者，离开三和银行，自己去继续搞罗马字运动。村野先生不得已只好答应留下。
后来，村野先生由于长期工作勤奋、策划妥善，一步一步上升为三和银行的总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和银行首先代理中国的外汇业务，村野先生是人民币外汇结算方法的设计创始人。
村野先生说：“现在我工作满年，就要卸职，改任三和银行的顾问了。此后，我不再受不搞罗马字运动的约束了。我将以我的余年实现我青年时代的志愿。”
这时候，村野先生已经成为日本金融界的要人。他离开总裁职务，担任顾问之后，就参加“日本罗马字社”，起初被社员们推举为理事，后来又推举为理事长。他出钱出力，为罗马字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他第一次同我见面的时候，送给我一本他在一九三八年用罗马字翻译的H．G．Wells的名著《世界小史》，四十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出版第三版，可见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酷爱西洋音乐，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用罗马字翻译和著作了四部有关歌剧的巨著。每部都有二三百页。决心之大，用力之勤，使人惊叹！
日本罗马字社理事橘田广国先生把我的《汉字改革概论》翻译成日文。村野先生邀请有名的几位学者对这个译本进行订正，经过三年之久的精心工作，然后出版。这种认真的学术精神，使人万分钦佩！
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九八五年我同中国文字改革参观团到日本，承村野先生和日本罗马字社各位先生们热情招待。特别是在三和银行的高楼上举行座谈。从那高高的楼窗里，可以俯瞰日本皇宫的花园。这使我想到，时代改变了，一个自由的学术时代来到了，罗马字运动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东方语文的现代化可以有新的发展空间了。我从楼窗向外观看，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一片新时代的光明！
村野先生去世了。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东方语文现代化的光明时代。
（本文由日本著名的罗马字运动者橘田广国先生翻译成为日文，刊登在《罗马字的日本》期刊第四七七期，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师辈。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语文改革家。不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一九五五年十月，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之后我被调来文改会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会的委员，从此我有机会常常向他请教。
我第一次拜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一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和专著，我是他的一个未及门弟子；我对语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点语言文字知识主要是从他的书里得来的，可是学得一知半解，实在惭愧。
他说：“不要客气，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们彼此学习，不分师生。”他如此谦虚，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字都细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委员。在推普方面我更要向他请教。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
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当时我想，大陆人民不像台湾那样急于需要共同语，大陆地方当局也不像台湾那样重视共同语，我们面对的推普困难，不是来自地区太大，而是来自惯性太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五十年代的文改工作，以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为重点。建功先生和我都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委员。他对拼音方案的制订工作极为重视。他不反对当时领导要我们重新研究民族形式方案，但是在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之后，他积极支持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方案起草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基欺希”用“哥科喝”来兼差，另一种是“基欺希”用“知蚩诗”来兼差。两种意见难以调和，工作不能快速前进。我问建功先生，这怎么办？他说，他不偏向于哪一方，这件事不必着急，要深入思考，找到一种使双方都能满意的折中方案。后来，产生了“基欺希”用独立字母的折中方案，也是更好的方案。
建功先生主持《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编辑原则在当时的字典中是最新颖的，一直由他亲自指导。《新华字典》在拼音方案公布之后立即采用拼音字母注音，并且在使用方法上合乎学术要求，这对方案的推行有重大影响。在多年中，《新华字典》这本印数巨大的小书，是唯一可以用来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的出版物。“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反对汉语拼音方案，《新华字典》几乎被迫放弃拼音注音，在建功先生力争之下终于保持了使用拼音。
我和建功先生见面，三句不离本行，总是谈的文改。他对文改有长期经验，他的意见最为宝贵。他认为文改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工作，需要积极进行。但是，文改极难，性急不得，只有锲而不舍才能有所进展。他的意见是多么重要！
人们一早就对我说，建功先生在共产党初建时候就参加过，他是革命历史最久的语言学家。我没有问过他这件事，我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品格。
陈望道：革命教育家
陈望道先生（一八九0—一九七七），我国现代进步思潮的先驱者和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诞生于一百年前。在时局变幻、意识动荡的今天，纪念新思潮和新语文的先驱者陈望道先生的百岁寿辰，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现代进步思潮的先驱者
陈望道先生诞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也就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孙中山先生创立兴中会的前夜。一九一五年他去日本留学，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九一九年五月，中国掀起震动世界的五四运动，他立即响应，六月间毅然回国，投身于教育和文化的革新运动。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反对洪宪帝制。一九一七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以后，他跟日本进步学生、后来成为日本革命旗手的河上肇、山川均等一起，开展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
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他回国担任杭州第一师范的语文教员，跟同校师生一起，开展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新思潮的嫩芽立刻遭到反动当局的摧残。师生们被加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当该校校长拒绝执行“撤职查办”的乱命之后，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包围学校，酿成全国注视的“一师风潮”。这一风潮，更广泛地传播了新文化思想，使原来局限于学校的新思潮成为引起全社会注意的群众运动。可是，在强大的反动压力之下，陈先生不得不“自动离职”。
一九一九年底，他被迫回到家乡义乌，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完成了第一本用中文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次年出版。
一九二0年春天，陈望道先生应陈独秀邀请到上海协助编辑宣传革命的《新青年》杂志，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同年八月，他参加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一九二0年十二月，陈独秀赴广东，他负责主编《新青年》杂志。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他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三年他担任“上海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和教务长；一九二九年担任“中华艺术大学”的校长。这两所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摇篮。
他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了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校，宣传新文化、白话文和妇女解放。他是一位坚持科学观点、始终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陈先生认为：“语言文字问题，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靠着语言文字，我们才能经营社会生活。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理解得正确不正确，处理得适当不适当，往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中国语文学会成立缘起》）
他这一番话，跟胡愈之先生的见解正是相同。胡先生说：“在西方，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首先是从文字改革开始的。这就是打破教会僧院所垄断的旧文字，创造和群众口头语相结合的民众新文字。这才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有例外。”（《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上的发言》）
语文革新是教育革新的前提，教育革新是文化、科技、经济和政治革新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在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五四运动中，“白话文运动”是整个运动的先锋和高潮。
陈先生认为，语文学术工作应当贯彻“现代化”和“科学化”两个原则。他在新语文运动中的工作，做得细致、具体、积极、勇敢，目光远大、方法科学，锲而不舍、步步深入。
他提倡新式标点。他是最早在刊物上采用新式标点的学者之一。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发表《标点之革新》（一九一八年五月《学艺》一卷三号），后来接着写了许多提倡新式标点的文章。标点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在三千年不用标点的汉字文章中加进一个西洋标点，好比一个小针头刺破了一个大气球。这是震动神经的思想革命！当时开明的国学家也认为，白话文很好，因为早在宋朝就有了，可是中文中间加进西洋标点，不伦不类，无异在长袍马褂上系上一条领带！今天，《二十四史》也都加上了标点，当初提倡新式标点时候的思想斗争已经被遗忘了。
他提倡革新文法学和修辞学。他认为，《马氏文通》一八九八年出版以来，中国文法学一直向西洋文法学照搬照抄、机械模仿，这是方法论上的一大缺点。他建议：“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就，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一九四三）他说：文法学的主要问题是词类的区分，要从语文组织的成素与成素的关系和联系上，也就是从功能上来进行研究。他发动革新中国文法学的讨论，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历时四年之久。从一九一0年发表《“的”字底新用法》（《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第十一号）开始，他写了几十篇讨论文法革新的文章，最后在去世前的病榻上还修订他的《文法简论》书稿。
关于革新修辞学，他在一九三一年被迫离开复旦大学以后，专心从事《修辞学发凡》的著作，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修辞学专著，其中驳斥了“文言可以修辞、白话不能修辞”等谬说。
他提倡简体字，带头在杂志上采用了“手头字”。一九三五年新春，他和上海的文字改革运动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三百多个手头常写的简体字，二月间由文化界二百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十五种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缘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这是简体字在多种杂志上实际应用的开始。
在简体字运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南京政府教育部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三百二十四字），可是第二年又取消了。清末开始的汉字简化运动，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才正式实行。
他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九二九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中文拉丁化方案，由留苏共产党员和苏联语言学者修订完成，一九三一年得到全苏新字母委员会批准，作为留苏华侨扫盲之用。一九三三年传到上海，形成一个拉丁化新文字的群众运动。
一九三六年，成立“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后改“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上海分会”），主要推广“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他帮助修改拉丁化新文字理论中诸如废除汉字一类脱离实际的提法。他发起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以共同研究拉丁化问题作为会务之一。他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的深入研究》等许多观点新颖的文章，对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语音标准是文字拼音化的核心问题。当时所谓“北方话”缺乏明确标准。一九五五年，他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普通话”的定义提出科学的建议，把原来起草的“以北京话为标准”，改正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最后加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陈先生又对美学、逻辑（因明）学、伦理学等进行革新研究，写出超越传统的先进著作。
跟倒退逆流作不妥协的斗争
历史是曲折前进的。语文运动是波涛起伏、时进时退的。
“五四”掀起白话文高潮之后，接着就发生文言复古的逆流。这股逆流到三十年代初期，又一次死灰复燃。一九三四年，国粹主义者提出“尊孔读经”“文言复兴”，全盘否定“五四”精神。
针对这股逆流，他和胡愈之、沈雁冰等发动“大众语运动”，不但反对文言复古，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脱离群众的倾向进行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起初刊登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后来在《太白》半月刊和其他刊物上，提倡写“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大众语”，掀起一个比“五四”提高一步的语文革新运动。
陈先生把“笔头语”分为“文言”和“白话”，把“白话”又分为“语录体”和“大众语”。“语录体”是半文半白、小脚放大。“大众语”是生动活泼的自然口语。二十年代语文运动的争论要点是：要“文言”还是要“白话”。三十年代语文运动的争论要点是：要“语录体”还是要“大众语”。
这一次“论战范围从教育扩大到文学、电影，从各个日报的副刊扩大到周刊、月刊。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
陈先生主编的《太白》半月刊是“大众语运动”的实验刊物。《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还要白”，“太白”就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启明星”。“《太白》半月刊的出现，一新读者耳目：清新、刚健、泼辣、浑厚，可谓独树一帜。”（罗竹风：《悲愤与怀念》）
每次语文论战，都不仅是文体之战，同时也是思想之战，而文体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先导。论战的范围不断扩大，论战的内容不断提高和深入。可是，以语文为形式的时代思潮，在陈先生百岁诞辰的今天，依然在前进和倒退之间翻滚。
“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浩劫（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文化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个人迷信发展到顶点，文字狱和语言狱折磨着众多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之一的陈先生无力再办一个《太白》半月刊来反击逆流了。当时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而校长亲自主持的“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称“语言研究室”）也不得不关闭。
胡愈之先生说：陈望道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民主和科学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积极参加者”。
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引路人。
他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位全文翻译者。
他是革新中国语文的探路人。
他是时代波涛里的中流砥柱。
他是现代青年的人格模范。
陈望道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日）
罗常培：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家
罗常培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五八）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大弟子们都是今天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对罗先生的著作和学说已经作了精要的介绍。我这里略谈几点在他生前我同他接触中有关语文的几件小事，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他的高尚品德和大众化思想，以纪念他的九十岁生辰。
“二战”以后，罗先生和我由不同的职业渠道去美国。他起初在朴茂纳大学、后来到耶鲁大学讲学。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在一地而时常往来。
他来纽约，多次同当时住在纽约的老舍先生一同来到我家。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老舍先生谈笑风生、庄谐纷出；罗先生温文儒雅、言必有中。有一次，罗先生和我一同去看老舍，途中他对我说：“我和老舍都是满族，满族在清朝自命不凡，到了民国变成自惭形秽，许多人甚至忌讳说自己是满族，这都是不正常的心理。我和老舍一向公开自认是满族，实事求是，从不隐讳。出生于不同民族，这是上帝的安排，有什么可以自尊或自卑的呢？美国不也是许多民族共同建设一个国家吗，为什么中国有人要讳言多民族呢？”讳言多民族、隐瞒自己是少数民族，在战后中国的某些人中间还是一种时常流露出来的旧思想。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心理，是进行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必要准备。罗先生开风气之先，在他指导下后来做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非凡成绩。
有一次，他和老舍来到我家。内人张允和问他们要吃点什么。他们说：“要吃粥，好久没有吃到粥了。”我是带了家眷去美国的，他们都没有带家眷。我们一同吃粥。吃完粥，罗先生偶尔发现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他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不过作为消遣而已。这引起了他的回忆。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就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
这样，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意料不到，罗先生说：“让我拿回去看看。”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的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给我帮助。这种“雅不轻俗”的平民作风，在当时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的。从此，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书。一九五五年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大致是由于我对文字改革一向有些兴趣。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会后我被留下作为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当时文改会的领导吴玉章先生和胡愈之先生说：“我是外行，留下不合适！”他们说：“这是新的工作，谁都是外行。”经济学界的朋友们都反对我改行，只有一个朋友对我说：“改行好，文改比经济安全。”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留下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教罗先生。我忽然成了罗先生的一个大同行，这也是罗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我有罗先生这位老朋友可以请教，这是我的精神依靠。从前，我阅读语言学书籍，是“换换阅读的口味”，任意浏览，不求甚解。现在要改行，就得从头学起了。从头学起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学习罗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写的《语音学常识》（起初用田恭笔名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后来改编出版为专书《普通语言学纲要》）。我多次对罗先生说：“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门弟子。”
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前者主要是行政性会议，后者是纯学术性会议。召开规范问题会议是罗先生的主张，会议内容也是主要由他筹划安排的。
事先，我几次去拜望他，向他请教规范化的意义。他对我说：“规范化和拼音化有密切关系。语言不规范化，拼写出来的拼音文字就无法定型。拼音文字的定型化，对语言规范化能反过来发生推进作用。”这是我记得的大意。
罗先生在《略论汉语规范化》文章中，有更精辟的说明。他说：“如果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另一方面，语言的规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拼音文字。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字音是很容易读错的，构词是异常自由甚至可说是漫无限制的。这种种缺点，采用拼音文字之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纠正。应该说，拼音文字和规范化的语言这两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
不采用拼音文字的必须实行语言规范化。他说：“五亿六千万汉族人民要参加国家生活，没有统一的、规范化的语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规范化的语言不可，而且语言使用的复杂和分歧还会直接影响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建设工作。”罗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在规范化会议上共同发表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说：“作为使我们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那时候，对汉语规范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语文教师中，理解的人也不多。“汉语”上面加上“现代”二字，有人听了就摇头，再加上“规范”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语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语言发展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罗先生的语文思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中国语言学者，还是一个世界语言学者。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迟缓，罗先生的语言思想在今天依旧没有被一般社会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语文复古思潮中，“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件事有些人认为是不必多谈的小事了。
罗先生不仅有“雅不轻俗”的平民思想，还有“古不轻今”的现代化思想。“俗”是大众化，“今”是现代化。这两种思想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于罗先生的“古不轻今”，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九三0年他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分析明朝末年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整理出其中的“罗马字注音”的有系统的设计，既说明了明代的音韵体系，又启发了罗马字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的认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国音字母以前的标音运动》。
一九三四年他出版《国音字母演进史》，一九五九年再版，改名《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扼要叙述从明末到民国三百年间各种拼音方案的要点。这是第一本拼音方案史，对后来的拼音化运动有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关于国音的几个问题》。同年九月七日，他为北京青年会剧团讲演《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后来刊载在《东方杂志》上。
一九四二年他出版《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从文人学士瞧不起的“俗曲”中归纳出近代音韵的规律。在一九五0年的《再版自序》中，他说：“这本小册子也许能在新曲艺的创作研究中发挥它的一个螺丝钉的功用。在人民的新中国，大家都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也许不至于像从前那样被漠视了。”
一九四三年在《国文月刊》第二十期上发表《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他在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论文》中，发表《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一九五二年，他在《中国语文》第二期上，发表《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同年略前，在《语文学习》九月号上，发表《怎样学习大众的语文》。
这些例子说明，罗先生不仅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古不轻今”“古为今用”。跟许多保守的学者不同，他对某些人不屑一顾的现实问题，认真地进行了学术研究。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在语言学术和语言工作上，“厚古薄今”是错误的，“厚今薄古”也是错误的。中国当前语文工作的重点是，使各地只能说不同的方言，进步到全国都能说共同语，使一盘散沙似的语言生活，进步到全国团结一致的语言生活。这就需要语言规范化，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普通话的普及教学。美国以英语统一全国人民的语言生活，这是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语言教学的收获。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在学校里和开会时候，让人民随便地各自说各自的方言土语，美国能成为一个科技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吗？
他的一些言论，我曾经简要地记录在日记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毁掉了。
每次“运动”之后，知识界发挥了“明哲保身”的天然意志，从危险较多的学科改到危险较少的学科，从现代问题的研究改到古代问题的研究，这符合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知古才是学问，知今不算学问。”这种思想，不仅在语言学界流行，也在其他许多学术方面流行。这跟“文明古国”要向“文明今国”发展的现代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今天，回想罗常培先生的“古不轻今”和“雅不轻俗”的学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中国语文》，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王力：龙虫并雕的语言学家
王力先生（一九00—一九八六）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谈一点他在语文现代化方面的贡献。
王先生在一九四0年出版《汉字改革》一书，这是把汉字改革作为语言学课题来进行研究的较早的一本专著。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若干非常重要的论点。
王先生是较早重视并参加汉字改革运动的语言学者之一。清末民初，有少数几位语言学者重视并参加了汉字改革运动。例如，劳乃宣提倡“简字”，黎锦熙参加制订“注音字母”，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的原则。但是，汉字改革一向不被看作是语言学的课题。王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写的《汉字改革》的“自序”中说：“汉字的优劣及改革后的结果，都属于语言学的范围。”这句话，奠定了汉字改革的学术地位。
他说：“汉字改革问题，在某一些观点上看来，乃是政治上的问题；我对于政治素来没有兴趣。似乎是不配来参加讨论的。不过，汉字改革的本身虽是一种政策，而汉字的优劣及改革后的结果，都属于语言学的范围。语言学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科学问题去讨论，阐明了改革与不改革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让政治家去讨论它应否实施。”
对于汉字改革，一向有赞成和反对的争论。王先生说，“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加以注意”。这是王先生给汉字改革运动敲的警钟。可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继续犯简单化的毛病，不是简单地赞成，就是简单地反对。
王先生说：“赞成的就说中国人读了几年书还不会应用文字，以至文盲太多，如果改为拼音文字，文盲就可以消灭了，学习新文字只要一两个礼拜就会写会读了。反对的就说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结晶，我们不忍中国未亡而文字先亡，所以汉字有保存之必要。这种说法无论赞成或反对，都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没有把它的复杂性提示出来。因此大家都觉得事情容易办。其实，只要肯多费心想一想，就会觉得改革与不改革各有利弊，而利弊所关不仅在文字本身。所以这一个被别人说得很容易很简单的问题，一到我的手里便千头万绪，难于应付。我实在也只能做到将问题及具体事实作系统的叙述，注重提出问题而不在具体建议。”
王先生站在“语言学”的立场上来谈汉字改革，使中国的语文问题，从群众运动发展为学术研究，开拓了语文运动的新境界。由此，渐渐有人知道，语文运动不能再满足于简单的宣传，而是要重视科学性和客观性，使运动和学术结合起来。
王先生说：“在本书里，我固然没有替‘存文派’辩护，但也没有替改革派作积极的宣传。因为宣传的口气越多，科学的态度就越不够。凡是宣传，就不免对于不利的事实有所掩饰，同时对于有利的事实有所夸张。掩饰与夸张，都会失了科学的真理。我因为把这问题的政治方面撇开，不当它一种政治看待，自然也用不着掩饰与夸张。素来没有政治兴趣的人来谈汉字改革，其缺点在此，其优点也在此。”
这些话是在五十年前说的。“自序”末尾注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王了一序于桂林”。看了这本书，我感到王先生的改革思想非常崇高、深入、真诚、恳切！可惜五十年来，在一次又一次的语文波涛大起大落中，王先生的话没有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
《汉字改革》是一本袖珍小册子，可是内容丰富，既有改革理论，又有具体方案。
他说，汉字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主要是能超时代和超方言。可是，读懂古书必须研究训诂；方音读书妨害语言统一。缺点主要是难认难写。“当今的急务是把全国的文化水准提高，是在于用最有效的方法把现代文化灌输到每一个国民的脑子里。如果汉字是难学的，哪怕有一百个优点，也为功利派所排斥；如果有另一种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学习，哪怕有一百个缺点，也该为功利派所欢迎。”
谈到汉字与文盲，他说：“人们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水准太低，就归罪于文盲太多；因为文盲太多，就归罪于汉字的难认难写。其实问题决不会是这样简单的。”在列举文盲众多有许多并非汉字的原因以后，他总结地说：“我们说了以上这一大段的话，无非要给汉字洗刷造成文盲的‘主犯’的罪名，并不想说它连‘从犯’的罪名也没有。”
他认为，汉字改革“有三个很大的难题”：“第一是历代书籍的处置问题”，“第二是语言的选择问题”，“第三是新旧交替的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只简化了部分汉字，改用了拼音字母，没有准备以“拼音文字”代替汉字，因此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还没有发生的机会。
关于“汉字改革的可能性”，他认为，“语言文字都是社会的产品，只有社会的大力量才能改造它们”。
他说：“没有五四运动，白话文的宣传将成为徒劳无功；若不是西洋思想不断地输入，白话文的势力也不会膨胀到现在这种程度。由汉字到拼音文字，比之由文言文到白话文更难成功，自然需要比五四时代更大的潮流，然后能促其实现。总之，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的政治思想为后盾，否则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四五十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都是不痛不痒的，这两年来的拉丁化运动竟能掀起颇大的波澜，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我敢断说，将来新字如果有成功的一天，一定是因为某一个政党把它作为政策之一，而这一个政党已经取得政权的时候。”这个“断说”虽然还没有历史机会来加以证明，可是“政治决定改革”的规律，已经为“注音字母”产生于一九一一革命之后和“拼音字母”产生于一九四九革命之后所证实。
王先生着重地说：“不拘任何党派，都能与汉字改革的政策相容”，“语言文字的本身是中性的”。这几个句子都由王先生自己加上“密圈”，表示着重，叫人注意。特别是“语言文字本身是中性的”这句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性”就是“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派性”。这句话跟斯大林所说的“语言没有阶级性”意义相同，而比斯大林早了许多年。可惜的是，在没有平等思想的社会里，学者的诤言没有政客的狂言响亮，而“过早的真理不是真理”。当时没有人了解王先生这句话有万钧之力。
王先生说，“拼音字所引起的问题”有三个：一、方言问题；二、声调问题；三、音标的选择问题。这三个问题，在王先生参加制订并在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里，基本上都解决了。关于“改革的方案”，书中具体地谈论了：一、简体字，二、新形声字，三、唯声字与复音字，四、注音字母与注音汉字，五、自创的拼音字母，六、国语罗马字，七、区际罗马字与文言罗马字，八、中国语写法拉丁化，等等。然后他提出他自己的拟议方案：“类符新字”。他自己说，他“注重提出问题而不在具体建议”，不拘泥于某一方案，后来他也不再谈“类符新字”了。在全书的末尾，他说：“拼音文字如果真的要推行，欲速则不达，与其催产以致婴儿寿命不长，倒不如听其‘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今天，多数人对“拼音文字”的看法是，与其有名而无实，不如无名而有实，这就是王先生“水到渠成”思想的延续。
五十年前王力先生写的《汉字改革》一书，虽然具体情况今天已经变化，可是其中许多论点仍有启发作用和指导价值。
王先生把他的书斋题名为“龙虫并雕斋”。这个斋名包含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我国学者大都重雕龙而轻雕虫，重研究而轻普及，重过去而轻未来。王先生纠正这种重古轻今的传统偏向，正是现代化的思想解放。
（《语文建设》，一九八六年第五期，事后略作增补）
吕叔湘：语法学大师
吕叔湘先生近年来体力和精神慢慢地逐步衰退，最近在医院去世。这像是宇宙中的星星，在光和热经过长期散射之后，终于逐渐衰减而消逝了。我听到叔湘先生的噩耗之后，想起青年时候学到的一句格言：“人生的价值不在寿和富，而在光和热。”
叔湘先生的哥哥，有名的画家吕凤子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又是我两位姐姐的老师，所以我认识叔湘先生之前，在幼年就先认识凤子先生。叔湘先生比我大两岁，我跟他是常州中学（当时称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班。中学时候，我发现叔湘先生能背《诗经》，大为惊奇。这个印象一直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中学时候我就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和为人。
一九五五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有机会跟叔湘先生因文改工作而时时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在语文学术上，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在做一件工作之前，把我的想法向他陈述，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把他的意见补充我的设想之不足。我们二人可说是鱼水无间，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叔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上连载，我每期都仔细阅读，作为我的精神食粮。当时，有好多位有名人物都说，中文没有语法，跟英文不同。这种看法，在旧一代文学家中，是很普遍的。《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使文化界的语文认识焕然一新。这不仅是语文知识的补充，也是一次文化的启蒙运动。
我一直注意学习叔湘先生写文章的文风。他的文章，清晰、简练而口语化，完全摆脱了文言的束缚，最值得我学习。在他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半文半白的新闻体，提倡口语文章化，文章口语化，主张书面语应当跟口头语合而为一，出口成章并不神秘。我认为，中小学的语文课应当就是普通话课。学好普通话就能写好白话文；好文章必须读出来能叫人听得懂，读出来听不懂的不是好文章。这些观点，我曾向叔湘先生在闲谈中陈述，都得到他微笑点头而同意。
叔湘先生有一次发表一篇短文，大意说，好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写文章谈到语文问题，其中有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不知道“语”和“文”的分别，不知道“词”和“字”的分别，更不知道拼音应当分词连写。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基础知识没有成为群众的常识，需要在文化人中间进行科普宣传。这是切中时弊的见解。今天我们每天看电视，就看到汉字使用的不规范，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这不能说不是今天我国文化生活的缺点。我们纪念叔湘先生，应当像叔湘先生一样，提倡改正社会用字的不规范，改正拼音分词连写的混乱，使大众的语文知识水平提高一步。
古人评论人物常用“道德、文章”两事作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学识被语文学界奉为泰斗。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语文学界和一切知识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于人间。
林汉达：大众化的教育家
林汉达先生（一九00—一九七二）是一位教育家、出版家和文字改革研究者。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这里略谈如下几点：一、向传统教育挑战；二、参加扫盲工作；三、研究拼音文字；四、编写历史故事和提倡成语通俗化。
向传统教育挑战
一九四一年，林先生出版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强烈的挑战。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育陈规。一种陈规是“照本宣科”：教师只是把自己做学生时候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一本《三字经》可以用一千年，这是“轮回教育”，这样的教育阻碍知识的更新。另一种陈规是“模式僵化”：教育方针、学程组织、课本内容、教法实施等，在在都有刻板的规定，不许越雷池一步，教师和学生同样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智慧创造力。
他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熟读唐诗三百首”“填鸭子教育”“铁杵磨成绣花针”等传统教学法。他认为，“兴趣和努力”是不应当分割的，“兴趣生努力，努力生兴趣”。
他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扫除文盲，而这又必须在根本改革社会制度之后才有可能。他把“扫盲”“普及教育”“语文改革”“出版事业”“社会发展”，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发表的教育理论，好像是针对着今天的教育实际问题，仍旧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参加扫盲工作
一九五二年，教育部成立“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林先生担任副主任。他满腔热忱、全力以赴，投身于大规模的扫盲工作。这一年，教育部公布《常用字表二千字》。一九五三年，扫盲委员会规定“扫盲标准”：一、干部和工人识两千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百—三百字的应用短文；二、农民识一千常用字（后来增加为一千五百），大体上能阅读通俗的书报，能写农村中常用的便条、收据等。不识字或识字数在五百字以下者为文盲，识五百字以上而未达到扫盲标准者为半文盲。扫盲年龄为十四至四十岁，后来改为十二至四十五岁。这些标准到今天基本上还没有多大改变。
林先生进行扫盲，重视师资，亲自培训扫盲教师，亲自编写教材，从小学里抽调优秀教师担任扫盲教师。可是，正在他埋头工作的时候，形势大变。军队里冒出一种“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用冲刺式的突击方法，在极短时间内，识字几千，一时传为“奇迹”。于是，停止了扫盲教师的培训工作，把正在培训的教师下放农村，不许回归原校。这件事，林先生不以为然，但是力争无效。林先生曾对我说，这是他后来在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之一。军队里试验成功的速成识字法，向农村推广的时候，完全失败了。不久，“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被人遗忘了。林先生也离开了扫盲工作，但是他始终认为扫盲是个重要问题，继续加以研究。
研究拼音文字
一九二八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一九三三年从苏联引进的“拉丁化新文字”，引起了林先生的强大共鸣。他认为二者各有不足之处，于是取长补短，设计自己的新方案，创立一个拼音化运动的“中间派”。他的方案称为“简体罗马字”（后来改称“国语拼音”），主要特点是：一、采用“国语罗马字”的基本式，去除烦琐的标调变化；二、规定“定型字”和“定型词”，分化同音词。他说：“我所主张的拼音文字是简化的国语罗马字，也就是改正的中文拉丁化。”一九四二年他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对拼音文字的“正词法”和其中的“同音词”问题，提出了他的新见解，使语文界耳目一新。
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得到如下的认识：一、拼音文字不能寄生在汉字上，应当撇开汉字，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二、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除用声音不同的同义词以及用复音词代替单音同音词以外，需要采取“定型化”方法，对常用的同音词规定“特别写法”。他用“简体罗马字”译写出版《路得的故事》和《穷儿苦狗记》，在实践中验证理论。
“定型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定型化”指的是“正词法”的标准化，主要是其中“分词连写法”的标准化。狭义的“定型化”指的是一般拼写规则以外的“特定写法”。林先生的“定型化”属于后者。
他变化一部分音节的基本拼法，作为“通盘解决”同音词的方法。他用“变体”“方音”和“符号标调”三种方式，规定了二百四十四种音节的“特别写法”，使四百四十二个汉字所构成的许多同音词都有各自的“特别写法”（后来减少为四十二个“定型字”分化许多同音词）。
一九四四年，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他的《连写·定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和《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两部著作中。他的定型化试验遇到的困难是，“特别写法”只能分化“视觉”的同音词，不能分化“听觉”的同音词，同音仍旧是同音，而“特别写法”的“任意性”使他的拼音文字接近于“汉字化”，难于为其他人所接受。
编写历史故事和提倡成语通俗化
林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语文现代化的首要工作是“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写出来用眼睛看得懂，还要念出来用耳朵听得懂，否则不是现代的好文章。
他又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这一工作一举两得，一方面传播了历史知识；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文章的口语化。
林先生曾对我说：“我一口宁波话，按照我的宁波官话来写，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一位历史学者批评说，林先生费了很大的劲，这对历史学有什么贡献呢？但是，这不是对历史学的贡献，这是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二十四史》有几个人能阅读呢？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越来越了解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又臆造过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群众十分需要的珍贵的读物。
他接连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上下五千年》（由曹余章同志续完，香港版改名为《龙的故事》）。用力之勤，使人惊叹！这些用“规范化普通话”编写的通俗历史故事，不但青年读来容易懂，老年读来也津津有味，是理想的历史入门书。这样的书，在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里，实在太少了。
在编写历史故事中，他遇到许多“文言成语”。“文言成语”大都是简洁精辟的四字结构，其中浓缩着历史典故和历史教训。有的不难了解，例如“大题小做”“后来居上”“画蛇添足”。可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很多成语极难了解，因为其中的字眼生僻，读音难准，不容易知道它的来源和典故，必须一个一个都经过一番费事的解释，否则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的。例如“惩前毖后”“杯弓蛇影”“守株待兔”。文言成语的生涩难懂妨碍大众阅读和理解。是不是可以把难懂的文言成语改得通俗一点呢？林先生认为是可以的。
他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在《文字改革》杂志上连续发表《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研究如何用普通话里“生动活泼、明白清楚”的说法，代替生僻难懂的文言成语。他说：“有些成语，文言里有，普通话里也有类似的话。例如‘赴汤蹈火’，普通话中就有‘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说得更形象化些；有‘上刀山下火海也干’，意思跟‘赴汤蹈火’完全一样。”又如“罄竹难书”，群众的语言中就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意思完全相同。他认为，“普通话比文言好懂，表现充分，生命力强，在群众嘴里有根”。下面再举几个他提出的“文言成语和普通话对照”的例子：
“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分崩离析”——四分五裂。
“胸有成竹”——心里有底。
“越俎代庖”——包办代替。
“不辨菽麦”——五谷不分。
“居心叵测”——存心不良。
“暴殄天物”——糟蹋财物。
“不容置喙”——不让插嘴。
“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如火如荼”——热火朝天。
“蜚短流长”——搬弄是非。
“忐忑不安”——心神不定。
“暴虎冯河”——有勇无谋。
“霄壤之别”——天差地远。
他对“成语通俗化”的研究非常认真。一九六九—一九七二年，他和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在一同看守高粱地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文言成语的通俗化。他对我说：把“揠（yà）苗助长”改为“拔苗助长”，虽然只是修改一个字，可是就能使这个成语容易为大众理解了。他多次说过，在白话文中夹用不必要的文言，不能表示知识高雅，只能表示思想落后于时代。
为了语文教育大众化，他尝试翻译中学课本中的文言文为白话文。例如《文字改革》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八期刊登的他的译文《爱莲说》。他提倡大量翻译古代名著，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做得很不够的一个方面。把文言翻译成为白话，便于读者从白话自学文言，更深刻地了解文言，有利于使文言名著传之久远，同时也推广了口语化的白话文。
林先生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教育家。他一时一刻也不忘记人民大众的教育需要和学习困难。
姜椿芳：《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人
姜椿芳先生是一位“厚今”而“不薄古”的革命家。他一生为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工作，贡献很大。他了解新事物、提倡新事物，同时又了解古文化、提倡古文化。下面谈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两件小事。
大百科全书和拼音序列
“十年动乱”结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在这春回大地的时候，有一天姜椿芳先生同倪海曙先生来到我家。我问姜先生，您是否仍旧去主持编译局？他摇摇头说：“不去了，想做点别的工作。”倪先生说：“他想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为此我们来同你商量。”我对姜先生说：“中国没有一部现代的百科全书，几十年来一直有人提倡，但是只说不做；五十年代一度热了起来，后来又冷了下去；这件事如果由您来登高一呼，就有实现可能。”倪先生也对他说：“的确，这件事由您来主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姜椿芳先生的工作特点是：大胆创业，细心办事。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奋斗，七十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学》在一九八0年出版了。这一年可以说是现代百科全书在中国诞生之年。
接着，姜椿芳先生到美国，跟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签订合约，编译出版中文的简明版，由刘尊棋先生主持，钱伟长先生和我参加“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徐慰曾先生负责具体编译工作。姜和刘二位都认为中文译作“大英”不妥，可以改按音译为“不列颠”。经过五年努力，动员了五百位教授和专家，全书十册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一九八六年出齐。这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奠定了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基础。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条目序列方法，姜椿芳先生煞费了一番苦心。他认为，对百科全书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来说，正文中条目的序列方法是一个关系到检索效率的大问题。传统办法是按照汉字的部首和笔画来排列，这在卷数不多的辞书中已经证明检索不便，在卷数很多的百科全书中将是十分不便。倪先生和我建议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采用所谓“音序法”。姜先生说，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法”虽有百利，也有一弊，就是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不懂拼音，而且社会上有一种惰性心理：宁取不方便的旧方法，也不取方便的新方法。因此，采用“音序法”还得慎重。经过多次跟不同专业者举行座谈，征求意见，最后，姜先生得到的结论是：音序法的利点大大多于部首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决定采用音序法。这是大型辞书排序法的一次革命性的创举。中国大陆每年入学的小学生有二千几百万人，他们都学拼音，音序法无疑是前进的方向。《辞海》采用部首法，可是很多使用者说，先查附录中的音序索引，速度可以提高三倍。音序法有两种。一种是纯字母排列法，不照顾汉字。另一种是“字母、汉字、字母”排列法，把条头汉字相同条文排在一起。为了照顾习惯，姜先生决定采用后一排列法，以便逐步前进，不致脱离群众。这是姜椿芳先生“厚今”“革新”，而又保证成功的革命技术。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上都有拼音，作为序列的标志。《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正文条目也用音序法排列，可是排印时候删去了条目上注的拼音。这样做可以节省篇幅和排字工作，可是检索稍有不便。台湾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在正文中以英文为条目。英文的纯字母排列法对检索来说是最方便的，可是英文水平稍差的读者用英文条目是不便的，英文水平较高的读者又可能宁愿查英文版而不查中文版。在这里，中文遇到了检索技术现代化的问题。辞书序列方法的革新对中文来说是“信息化”的一个关键。姜椿芳先生毅然走“信息化”的“厚今”道路，在出版史上是一件有开创意义的“小事”。
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
姜先生到我家，一向没有同我的老伴张允和谈过天。有一天，我告诉姜先生，她爱好昆曲。姜先生坐下来对她说：“噢，昆曲。那你认识不认识顾传玠，传字辈挂头牌的？”张允和笑了：“怎么不认识，顾传玠是我的大姐夫。您怎么认识他的？”姜先生说：“我不但认识，而且很熟，我还到顾家吃过饭。那时我在上海做文艺界的地下工作。”
姜先生提倡昆曲，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昆曲研究会”成立，姜先生以副会长主持成立大会。在研究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允和建议要纪念汤显祖，会后写了一封信给姜先生，信中说：“今年是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周年。汤和莎士比亚同在一六一六年去世，汤老比莎翁大十四岁。莎翁七月去世，汤老九月去世，今年秋天开一次纪念汤老的纪念会最好。纪念莎翁有二十四个剧团演出七十多场莎翁戏剧，还演了昆曲的莎剧。可是对东方的莎士比亚的汤显祖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过了几天，姜先生亲笔复信给张允和，表示同意。信上的字写得很大，向一边斜，显然因为他的眼睛不好，亲笔写信困难了。后来知道，姜先生把张允和的信转到文化部，又转到中央，纪念汤显祖的建议居然得到批准。
研究会的秘书长柳以真先生来到我家说，姜先生决定邀请顾传玠的夫人张元和来参加大会，请张允和代为打长途电话去邀请。十月十一日张元和从美国来到北京，第二天由张允和同她去拜望姜先生。见面时候姜先生说：“顾传玠不但文戏演得好，对耍翎子也很有功夫。顾传玠说过，他练耍翎子是把下颏放在一个小酒杯里，靠着酒杯边缘转，各种各样地转，翎子自然左右逢源，活跃非凡。”这些话，张元和以前也没有听到顾传玠说过。怪不得顾传玠在《连环计·小宴》中演吕布有特别的翎子功，配合传神的“虎步”，显出了吕布的武将神采。姜先生对昆曲的演技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他热爱传统文化之深。这是他厚今而“不薄古”的事例之一。
姜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有学问、有道德的老革命家，他的高尚风格将永远是后世的模范。
（《文化灵苗播种人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前半篇周有光所写，后半篇张允和所写。）
刘尊棋：《中国日报》的创办人
纽约初见
一天晚上，在纽约，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这时候，“二战”结束不久，纳粹主义的威胁解除了，美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内革命尖锐起来了。纽约生活表面上纸醉金迷，好像忘记了外面世界，但是知识分子都暗暗地忧心忡忡，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美国知识分子也如此。
刘尊棋先生第一次来到我家，在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女士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一晚的纽约还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一个“难忘之夜”。
香港重逢
后来，我去欧洲，跟他失去了联系。在解放前夜，我从欧洲回到香港，出乎意外地又遇到了刘尊棋先生。原来他是来到香港等待解放回国的。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名叫《远东公报》。这个小型刊物真是很小，起初是打字油印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先生一个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使读者不仅知道了事实，还明白了其中的是非。
正像在纽约他常来看我一样，这时候我常去看他，因为晚间我有空，而他要在晚间工作到深夜，不能离开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难于出门看朋友。这时候，我见到他，也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这是我同他交往的一个特点。
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在默然对坐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又默然相对几分钟，不知说什么才好。
国内战争急转直下，上海解放了。由许涤新先生介绍，我乘大公报包租的“盛京轮”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刘尊棋先生当然不知道我的行踪。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我心中有无法形容的感触。我四面张望，看看刘尊棋先生有没有同船回来。没有看到他。可是意外地看到了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
上海港口被水雷封锁了，“盛京轮”被困在港内。我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这样又跟刘尊棋先生分开了。隔了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刘尊棋先生到了北京，是外文局的领导之一。我心中为他高兴。可是，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受到政治处分，被隔离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很晚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监牢，不知又为何事。就这样，多年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在一九五六年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九七八年，姜椿芳同志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邀请刘尊棋先生共同负责筹备工作。当时，我也稍稍帮助姜椿芳先生做些事情。有一天，姜椿芳先生偕同跟我久别了的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一同去北京东南角，看看那里的几间破旧屋子是否可以暂时作为“大百科”的筹备处。这时候，我才知道刘尊棋先生得到解放还不很久。从这时候起，我把一向对他用的称呼“先生”改为解放后的通用称呼“同志”。
主持《简明不列颠》
“改革开放”使局势迅速变化。“大百科”跟美国“不列颠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成“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刘尊棋同志担任中方主席，我是中方三委员之一。我高兴能够跟他一同工作。
中美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许多人对美国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们警告说，翻译出版美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充满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任何一个条文都可能使你们这批人关进监牢里去。的确，这是一件值得做，但又是最好不做的工作。说它值得做，是因为中国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事实和观点；说它最好不做，是因为这是充满着意识形态危险的工作。
可是，刘尊棋同志对美国的“攻势”应付自如，处理得不卑不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高瞻远瞩，目光不仅看到中国，还看到世界，不仅看到今天，还看到明天，所以他能够担任别人不敢担任的工作。
创办英文《中国日报》
在负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工作的同时，他被任命为英文《中国日报》的总编辑。一天，他请我去中国日报社看看他的编辑部。我走进一间小小的他的卧室，看见一张单人钢丝床，一张单人小书桌，一盏小酒精灯，几包方便面。他说，晚上住在这里的时候，就自己煮方便面吃。这样一位发行到全世界去的《中国日报》的总编辑，恐怕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吧。
直到写这篇悼念文章之前，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受尽人间折磨，从劳改到劳改，从监狱到监狱，最后，感谢时代的伟大，冤案终于平反。长期而残酷的折磨使他身患重病，妻离子散，但是，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没有能破坏他的理想，没有能使他丧失智慧，没有能使他放弃追求。他真正当得起“百折不挠、艰苦卓绝”这八个字。在他最后的岁月中，终于遇到了一个宽松开放的时期，做成了几件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是他的幸运，也是国家的幸运。
他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新闻记者，一位知识广博的文化人，一位足智多谋的事业家，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中国的知识界将永远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不平凡的平凡人而哀悼！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我和张志公先生成为往来频繁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长期一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叫作公主第。
一九五五年底，我被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办公处和住处都在北京沙滩景山东街的公主第。这里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沙滩的红楼是后来添造的。五四运动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地名早期叫马神庙，现在改称沙滩后街。公主第原来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驸马王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个单位用不了这许多房屋，跟另一个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使用。当时全国大中小学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志公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跟我随时往来，非常方便，甚至一天往来几次。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就去找他，同他商量。有时有朋友来找我，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到，就到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一定能找到。
我们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的一派宫廷景象，绿树成荫，花香鸟语。春天，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处处盛开。大院中心有一个荷花池，每年开放复瓣荷花。池中有一个白石头的方柱子，顶上是斜放着的圆盘形日晷，旁边刻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字样。这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文物。
我们也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难以相信的破坏，成为很像一个无人管理的低级难民收容所的样子。终于，浩劫过去，否极泰来，把红漆大门拆掉，把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搬走，封建意味一扫而空，改成一组一组矮矮的新式办公楼和宿舍。
我每次想起志公先生，不能不同时想起公主第大院的沧桑变化，因为从我的办公室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一带使人回想清朝覆亡和五四运动的花园式庭院。现在，志公先生的宝眷还住在公主第的新造宿舍里，我已经离开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筑的破烂不堪的住宅，迁移到名称古怪的后拐棒胡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振兴教育，朝气蓬勃，一方面提倡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一方面改革现代汉语教育，重视语法和修辞。这时候，掀起一个语法学的百家争鸣，语法学的文章如天女散花，缤纷落地，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但是，中学的语法教科书，不能众说并立，旁征博引，需要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而且容易为青年们所理解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艰难而重大的学术综合工作。在志公先生主持之下，折中于各家学说之间，写成一个兼收并蓄、汇集众长、适合中学教学用的语法体系。他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赏。
志公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他治学谨严，著作切于实用。例如他跟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现代汉语》，就是一部极好的适合大学一年级用的教科书。语文界对他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钦佩之至。
志公先生长期以来热心文字改革，不仅观点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共鸣，而且在许多工作中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协作进行。他最后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就是他众望所归的证明。他几次对我说，他被邀到国外讲学，人家希望他多讲一些语法学，可是他想尽办法多讲中国的文字改革。他的学术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他同意我们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观点。这跟中国语文学界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志公先生比我小几岁，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渐渐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称他张老。他笑笑、点点头。我呢，年纪比他痴长几岁，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开会，他总是笑着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称他为老兄。许多人信以为真，引起哄堂大笑！这是我们常在一起开会的趣事。
现在，我还是常常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老兄已经登上了“八宝山”，而老弟还停留在“后拐棒”。真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一辈的人属于语法学上所说的过去时态了。可是中国语文和语文研究应当永远属于未来时态。
曾世英：现代地图学的开创者
开创现代地图学的新纪元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翁文灏先生认为，开辟了“中国地图学之新纪元”。这两部地图是“丁文江先生创其计划，曾世英先生任其工作”。丁先生和曾先生是中国现代地图学的新纪元的开创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地图落后于世界水平，多数以康熙年间的测量作为底图。《申报》为纪念创刊六十周年，出资编印这两部地图，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一阵“中国地图热”。我和同辈青年，由此对中国地图有了新的认识，曾先生的大名深印在我们心中。
《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说得对：“确认史地二科，凡人生基本观念之所以确立，与夫爱群爱国心之所由培成，胥于二者是赖。”这两部地图的出版，正值日寇大举侵华，“神州风云变色，辽吉黑热陷落”。人民看图思国，振臂高呼：“还我河山！”
这两部地图不仅内容新颖，而且索引完备。它有三种地名索引：四角号码索引、部首索引和罗马字索引。把罗马字索引放进地图，在当时是创举。更可喜的是把“分省图检视表”印在硬封面的背后，寻找图幅，一翻就得。这个小小的创意，把效率观念引进了不知效率的古老中国。
这两部地图，我多次失去，多次重购，解放以后又在旧书店再次买来，至今珍藏在我的手边。
与大学者为友
一九五五年，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次年调来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文字改革，不论是简化汉字还是汉语拼音字母，都跟地图有密切关系。由此我跟曾先生有了工作联系，常常见面，切磋研求。他是我心中早已敬仰的大学者，我竟然有机会同他成为时常往来商量工作的朋友，使我得到了不敢设想的荣幸。
当时，曾先生正在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这本地图集，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设计，当年年底制版打样，一九五八年印出第一版。它按照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化方案》用简化字编写地名；同时，按照一九五六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编写地名索引（一九五八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对草案作了修改）。这是最早应用汉语拼音字母的出版物。
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时期，联合国“地名国际标准化会议”提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需要标准化的问题。曾先生同我共同研究解决其中的技术问题，对汉语地名的罗马字拼写法，提出通名和专名两分法的原则；对非汉语地名的罗马字拼写法，提出藏语、蒙语和维吾尔语三种少数民族语言采用“名从主人”的原则。
维吾尔语当时已经有规定的罗马字拼写法，只要把新字母改为通用字母就行。蒙语当时还没有规定罗马字拼写法，只能采用正在拟议中的拼写法。藏语没有可以依据的罗马字拼写法，要规定一种暂时应用的拼写法。更难解决的是，藏族还没有各方言共同接受的民族共同语。经过再三考虑，只能按照中央广播电台所用的语言作为提供联合国的拼写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被联合国接受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这是在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中国的文化设计首先进入了联合国。
逆境中有顺境
当时知识分子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焦头烂额，处境十分狼狈。在这样的逆境中间，曾先生一次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共同商量问题。此情此景，使我永远难忘。
在曾先生的积极推动下，编辑出版了中国分省地图的“汉语拼音版”，适应国际标准化的需要；出版了以汉语拼音字母为顺序的《中国地名录》，便于国内和国际检查应用；规定了中国省区拼写法的缩写代号，便于邮电事业使用。
中国地图和地名充分利用拼音，不仅扩大了拼音的用途，并且使中国地名容易被世界各国所了解和应用。曾先生是通过地图和测绘专业使中国文化走上世界舞台的引路人。
曾先生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名称的拼写法也非常关心。他跟我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前后经历多年，试拟过多种格式，最后在少数民族语文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订出了一个少数民族名称拼写法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今天已经成为国内和国外经常使用的文件。
曾先生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经常一个人挤公共汽车，从遥远的北京西郊来到北京的东城。这使我和我的同事们吃惊，感到不安，可是他若无其事。他的精神力量有难以置信的功能。
他是一位兼有西方学术和东方道德的人。他知识宏博而自谦不知，思想精进而言谈和缓，坚持真理而不卑不亢。他在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同我常常共同提出提案，对语文和文化的现代化，尽一点促进的努力。
对我来说，我能得到像曾先生这样一位良师益友，多年往来，真是三生有幸。如果要我说出一位我所知道的人格完备的近代人，我将脱口而出：曾世英先生。
郑权伯：水利学大师
良师益友
郑权伯教授（一八九四—一九九四）已经去世，现在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我深深怀念这位我的良师益友，中国近代水利科学研究事业的奠基人。
他比我大十二岁，他是我的大阿哥、好朋友，他的学问是我的老师，他的品德是我的模范，我敬重他如同敬重我的父辈。
他从德国学成归国，正是风华正茂的三十岁。从那时起，他在水利和市政工程部门从事教学、科研和建设工作，历七十年如一日。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献身，在中国、在全世界，能有几人？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献身，在中国、在全世界，不是人类社会中最高尚的模范吗？
在战争动乱的漫长年代里，他的学术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在全国解放以后，我以为他可以大显身手了。的确，他能贡献的比过去多得多了，特别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但是一再受到学术偏见和出身偏见的干扰，他的学术仍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他和他一辈老科学家的不受重用，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建设事业迟迟不前的原因之一。更想不到的是，以他的一身清白，竟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经济受到巨大损失。这虽然只是“十年浩劫”中旷古未有的万千事例中的一例，但是不能轻轻带过，认为过去已经过去，何必再说。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应当叫子孙牢记这可能毁灭中华的惨痛教训，决不能让它再次重演！
海上论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和我都在上海。我同几位朋友办一个经济学刊物，名叫《经济周报》。我常请他写文章，谈论中国的水利问题，以及一般经济建设问题。他的文章写得内容充实，见解科学，笔调平易，深入浅出，受到读者们的欢迎。他常说，经济建设必须科学地说、踏实地做，决不能哗众取宠。他的不朽名著《中国水利史》是当时上海许多青年经济学研究者爱不释手的读物。
他不仅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他还是一位轻松的艺术爱好者。他的兴趣非常广。他喜欢收藏古玩。他爱听古典歌剧“昆曲”。他爱参观各种美术展览。有一次，在重庆，我同我的妻子张允和到他家去。他正在清理他收藏的古钱币。他见了我就说：“你看我，弄得满手铜臭！你这位银行家，温文尔雅，反而一点铜臭味也没有！”
他同朋友们谈天，一谈就谈到深夜。他的谈话都是轻声轻气，娓娓道来。所谈的有使人感叹的古今逸事，使人向往的伟人伟绩，还有趣味深长的诗文，忍俊不禁的笑话。从他的谈笑之中，我体会到了如何修身养性的做人道理。每一次我同他闲谈之后回家，心中都带着新的问题，新的感想。他是我的亲密而又尊敬的良师益友。
他的思虑如江河之长，他的学识如海洋之大，“河海大学”是他的适当归宿。他的伟大抱负，将来一定会由他的学生们在前进的建设中变成现实。在他百岁纪念的时刻，我好像又一次从他的家里走回我家，一路上低头细细思量着他的一言一笑。
一九九四年？时年八十九岁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接到包头市章翼军来信：“叔叔、婶婶：久未问候，身体可健，念念！近悉有关单位拟出版先父章乃器专辑。我知道叔叔与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为人。我们迫切祈望叔叔能赐教，写一篇纪念文章，为专辑增光。”
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引起了我六十年前的回想，往事如梦的回想。我于是写了此文。
在我的朋友中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类拔萃，所以当时有许多青年人钦佩他。他的言行与众不同，所以当时有许多老一辈害怕他。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界引起议论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气势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战前夜，许多青年人读了，拍案称奇，深受感染。我以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气扬、难于接近的人。一见之下才知道他对人是低声说话、平易近人。
我跟他认识是在抗日战争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银行界创办的一个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上海银行界推举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个组成理事会，管理所务。我代表江苏银行，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理事会以乃器为主任。每周几次，理事们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时间商议工作。这样，我就经常跟乃器见面。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强，解决问题之快，使人惊异。
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从业务谈到当时的国家大事，他跟我不仅业务见解相同，政治见解也相同，于是他和我成为说得来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婴女士，是一位能说善道而见识非凡的女性，胡子婴也成为我和内人张允和的说得来的朋友。
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一九三五年，乃器成为主张积极抗日的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他建议我参加救国会，加入他主持的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还有蔡承新、彭石年、赵君迈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聚会，互通消息，商议做什么救亡工作。这样，我从乃器的业务同行，成为乃器的政治同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形势，紧锣密鼓，瞬息万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突然间“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工作变为主要是营救“七君子”。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当时我的家在苏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苏州。一天，胡子婴在深夜忽然到苏州敲我家的门。张允和见到胡子婴半夜投宿，大吃一惊！两人商议第二天如何探监之后，张允和安置胡子婴在一间卧室住下。胡子婴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卧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满屋子尽是烟雾。
从此，胡子婴成为经常到苏州我家的客人。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和其他几位的夫人也常来。她们带了孩子们到苏州，这不仅是为了使孩子们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为孩子们探监方便，衣服里夹带文件也不检查。张允和成天忙于招待和安排探监事务。乃器的家属和其他几位的家属都成了我家的亲热朋友。
“七君子”被捕之后，许多救国会的会员也相继秘密被捕。救国会变成非法团体，只能暗中秘密联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忽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软禁了。形势紧张达到极点。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国内战争爆发，“七君子”可能被杀害。四处营救，走投无路！想不到风云急转，比预料的还快。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蒋介石同意抗日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才得到释放。
“七七事变”之后，我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们转移到重庆。乃器和我又在重庆见面了。上海许多工厂紧急迁移到重庆，称为迁川工厂。为了给迁川工厂服务，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他自己担任所长，邀我担任副所长。后来我转任农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战八年，人事多变，工作纷更。乃器一度离开重庆，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农本局之后，又到新华银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国外。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从英国伦敦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见。乃器建议我参加当时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国会。乃器说，这个组织的基础是救国会时期上海经济界的星五聚餐会，以及后来在重庆扩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我原来是这个聚餐会的参加者。他又解释说，历史经验说明，经济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只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附骥乘船，在六月三日回到上海。这只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下了轮船，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没有找到。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一九五五年，我从上海被调到北京，担任文改会的工作。从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属于不同的部门。
一九五七年掀起了“反右”运动。经济界公认的左派名人章乃器，竟被定为大右派。他如何在二十多年间受了打击和折磨，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位朋友说，头角峥嵘必然头破血流，这是“反右”的规律。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中央工作，盛传“右派”即将平反。小道消息说章乃器先生将是平反的第一批。大致是一九七六年秋天，一位朋友偷偷地告诉我，乃器住在北京东郊红庙某楼，可是不知道门号。当时红庙是人迹稀少的地方。我按地址去看乃器。问楼下的人，无人知道有个章乃器。高楼没有电梯，我一层一层爬上去，一层一层敲门探问，敲到第八层终于找到了乃器。
他住在高楼的最高一层，一间大房，半间小房。我敲门后，在门外等候了好久，似乎门内无人。终于，门开了。他和我相见而相互不相识，经过了木然相对的几秒钟，然后如梦方醒，彼此认出来了。
他的大房间里放着一张大床，床很大，几乎占据整个房间。旁边余下一条空处，放一张破旧的长沙发。他把上面堆放着的衣服和被窝拿开，我们并坐谈天。房间里有一位青年，乃器说是他的小儿子，看到客人来，就轻轻地走了出去。我不问乃器近年来的生活，也不谈什么“右派”平反的消息。只谈愉快的不伤脾胃的话，说了一阵，我辞别而去。显然，这时候乃器还不知道平反的消息。
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乃器真的平反了。更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乃器去世了。他比我年纪大几岁，去世是自然规律。可是一位本来可以在解放之后大有作为的人才，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需要他的中国土地！只有历史不会忘记他在国家危亡之际曾发挥过的时代作用。
一九九六年？时年九十岁多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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