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

    《语文建设》的编者对我说：一九九八年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四十周年，请你写一篇文章，回忆方案的制订过程，你是拼音方案委员会唯一健在并且还能执笔的成员了。我欣然同意，但是担心记忆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大众迅速提高文化，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重大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由胡乔木承上启下，指导工作。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一九五二年略早，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倪海曙创办《语文知识》月刊，刊登有关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协助北京的设计工作。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一九五二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公认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很难得到公认是民族形式。创造字母不难，大家同意极难。国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国际形式和民族形式是相互转变的，国际形式用久了就成为民族形式。例如，英文字母间接来自罗马，借用了几百年，英国人就认为这是英国的民族形式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这个《草案初稿》（书稿）现在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所拟，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结合成为音节）。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一九五四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在一九五五年二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文改会秘书长）、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一九五五年六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这一决定的经过，叶籁士有文章说明（见《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载《语文现代化》一九八一年五月）。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一、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二、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三、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四、“基欺希”由“格克赫”（ɡ、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顺应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热烈，无以复加。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以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四千三百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ɡ、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j、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ㄐㄑㄒ），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其实“j”在英文中的读音也是“特殊读音”。英文把半元音的“j”读成辅音，西欧国家多数人觉得英国人古怪。英国可以用一个古怪字母，我们再加两个古怪字母有何不可？两式相持的解决办法是打破习惯，采用三个专用字母“j、q、x”（基欺希）。请看比较：

    注音字母 ㄓ ㄔ ㄕ ㄐ ㄒ ㄍ ㄎ ㄏ

    威 妥 玛 ch ch′sh ch ch′hs k k′h

    国 罗 j ch sh j ch sh ɡ k h

    北 拉 zh ch sh g k x g k x

    拼 音 zh ch sh j q x g k h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字母的使用方法是逐步改进的。拼音方案青出于蓝。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十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作“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日本使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结果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申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文字”方案的问题在群众中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分子，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来文改会。从一九五○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为止，寄来六百五十五个“文字”方案。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拼音方案公布时候为止，寄来一千多个“文字”方案。从一九五八年二月公布拼音方案到一九八○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为止，寄来一千六百六十七个“文字”方案。共计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有三千三百多个。这种创制“文字”方案的群众热潮，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方案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五十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一九二四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ɡi、ki、xi”，“济妻西”写“z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十九世纪后半的教会罗马字主张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方言拼音文字。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不是地区方言的拼音方案。

    今天，还时时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五十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ü，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重床叠屋。改为“iu”（双字母）表示“迂”（“国罗”如此写），不更好吗？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辽”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近来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是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有可行性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有人建议，北京语音“俄”（e）和“喔”（o）实际是一个音位，可以合成一个字母，不必分为两个。注音字母原来只有一个“ㄛ”，实用之后觉得不方便，就在“ㄛ”头上加一点，后来一点连接起来成为“ㄜ”。根据这个历史经验，拼音方案也分为两个。

    好些人建议，“ao”“iao”应当改为“au”“iau”。这是一个实用问题。为了书写避免跟“n”混淆，改“u”为“o”，有实用价值。国罗、北拉，也是如此写的。对这个问题，徐世荣做了理论的解释。

    有人建议，用“z、c、s”代表使用频度较高的“知吃识”，用“zh、ch、sh”代表使用频度较低的“资此斯”。或者，“知吃识”和“基欺希”都用“j、q、x”。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纸张。拼音方案委员会考虑了节省问题。但是还要考虑国内和国外的习惯，因此这个建议未能采取。

    北拉“波”写“bo”，“多”写“do”。拼音“波”写“bo”，“多”写“duo”。有人建议一概按照北拉写法，可以节省字母。又有人建议把“波”也写成“buo”，统一规格，符合原理。方案委员会研究之后，决定采用注音字母的传统写法。

    “y、w”这两个半元音字母要不要的问题，经过几次反复，最后决定要用。因为，这是分词连写所必要，而分词连写是书写普通话所必要。普通话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应当分词连写。分词连写是拼音正词法的基础。汉语拼音的“阅读法”采取“元音连读”原则，因为汉语中有许多复元音的音节，例如“iao”是一个音节“要”，不是三个音节“伊阿喔”。日语罗马字跟汉语拼音不同，它采取“元音分读”原则，因为日语的音节基本上都是单元音的音节，例如“ɑoi”（“青”）是三个音节，不是一个音节。半元音字母对“元音连读”能够帮助分清音节，是拼音正词法的极有用处的条件。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中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ui”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方案委员会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成为习惯，这是群众的约定。

    方案规定了字母名称，但是没有认真推行。注音字母的名称事实上代替了拼音字母的名称。近来又有用英文字母名称代替的趋势。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习惯问题。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是：从外国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

    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我和语文现代化

    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我的孙女儿在小学时候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这就是我的写照。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我从国外回来，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院系调整后在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书。一九五五年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我被留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对语文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我服从分配，就此改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我业余写过几篇有关语文的文章，提出一些幼稚的所谓新观点；三十年代，我业余参加拉丁化运动，写过一些有关改进拉丁化的文章。这就是我被留下在文改会工作的缘故。

    “二战”后，新独立一百多个国家，都有语文建设问题，有的需要规定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设计国家通用文字。文明古国也要更新语文，例如日本战后实行语文平民化，印度制定国家共同语和邦用共同语。国外兴起一门新的学问，叫作“语言计划”，这跟中国的“文字改革”名异而实同。“文字改革”包括语言问题，“语言计划”包括文字问题。文字改革或语言计划，又称“语文现代化”。

    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解放初期，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突击识字”等方法失败以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字改革。

    中国的文字改革开始于清末，内容逐步发展，前后包括：一、语言的共同化；二、文体的口语化；三、文字的简便化；四、注音的字母化；五、语文的电脑化；六、术语的国际化。五十年代提出三项文字改革的当前任务：一、简化汉字；二、推广普通话；三、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参看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给普通话定义为“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会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我是委员之一。我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一、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二、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

    起初，“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设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在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展示四种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没有得到语文界的积极响应。于是在文改会下面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进一步研究制订方案。一九一八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后改称“注音符号”）不便国际交流；一九一八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写法太烦琐，难于推广。于是决定研究制订更加适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详细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一、字母形式问题（民族形式和国际形式；译音方案和文字方案等）；二、语音标准问题（人为标准和自然标准；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等）；三、音节拼写法问题（双拼和音素化；字母标调和符号标调等）；四、字母的具体安排问题（声母“基欺希”的安排；舌尖前后元音的安排；双字母的减少；新字母的取舍等）。

    为了给字母形式问题提供参考，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先分篇发表在《语文知识》杂志上，后来出版单行本。我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一、拉丁化；二、音素化；三、口语化。并从反面阐明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不是”：一、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二、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三、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这些论点，我写成文章发表在香港《语文杂志》和其他刊物。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复研究方才完成。当时从原则问题到技术问题，都经过十分慎重的考虑。最后在一九五八年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成为书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我写的关于拼音方案问题的一些文章，集成一本《拼音化问题》，后来在一九八0年出版。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方案公布之后，我进一步研究以“语词”为单位的“正词法”。经过多年的推敲，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一九八八年公布。配合正词法，我从五十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经过两次修订再版，一九八九年又出版“重编本”。《汉语拼音词汇》的特点是，正文以语词为单位，采用纯字母排列法，使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现在已经成为中文电脑的词库基础。我写的关于正词法的论文有《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正词法的性质问题》《正词法的内在矛盾》等，后来收集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中。

    汉语拼音从一九五八年秋季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小学的必修课，中文辞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用拼音字母注音和排列正文，电脑输入中文的新技术采用“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我国语文政策规定，拼音是帮助汉字的设计，可以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各种工作，但是并非取代汉字的正式文字。“拼音”不是“拼音文字”。所谓“拼音化”有广狭两义：狭义指作为正式文字，广义指任何的拼音应用，包括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在电脑上应用，等等。广义的“拼音化”已经广泛推行。

    汉语字母的创造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从现成汉字（三十六个字母）到变异汉字（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外国方案（威妥玛方案）到本国方案（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符号，国外用国语罗马字）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一九五八年国家公布拼音方案）到国际标准（一九八二年ISO通过拼音方案为国际标准）。

    使文字改革跟语言学挂钩

    文字改革运动有三个方面：一、群众的文改运动（主张有的激进、有的稳健，有的成熟、有的幼稚）；二、学者的文改研究（钻研较深，主张不一，重理论而轻实用）；三、政府的文改政策（各个时期有统一的规定）。辛亥革命以来，文字改革逐步前进，但是没有长远规划，缺少理论指导。我是从群众运动中来的一个感性工作者，自己知道知识不足，水平太低，深感文字改革需要跟语言学挂钩。

    一九五八年秋季，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约我去开讲一门“汉字改革”课程。我借此机会把清末以来文改运动的历史经验整理一番，从中归纳出一些原则，就我的浅薄了解，尝试跟语言学（包括文字学）挂钩，希望使文字改革成为一门可以言之成理的系统知识。我的这一努力是幼稚的，可是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后来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又约我去再次开课。我把讲稿整理成《汉字改革概论》一书，一九六一年第一版，一九六四年再版，一九七九年第三版，一九七八年出香港版，一九八五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

    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生急剧变化。秦并六国，发生“书同文”变革。辛亥革命，发生白话文和国语运动。在西欧，文艺复兴之后各国创制民族语文。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掀起文字改革。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的。有意识和有计划的变化称为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关于国家共同语：共同语的词汇基础和语音标准问题；异读词的读音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语词的结构问题等。关于汉字：汉字和语词的使用频率问题；汉字的分层应用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现代汉字的部件分解问题等。诸如此类新问题的提出，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使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前进。

    关于同音词问题：我认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同音词依旧是同音词。我提出，同音词有“四不是”：一、不能单独成词的同音汉字不是同音词；二、异调同音不是同音词；三、文言古语同音不是现代汉语的同音词；四、语词和词组同音不是同音词。除去“四不是”，同音词的数量就不是人们所想象那么多了。语言有分化同音词的能力；在传声技术时代，这一能力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五十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跟“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在“异读词”的审音工作中，区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词。

    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我在分析一本《新华字典》和若干报刊文章之后，发现现代汉字（约七千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百分之三十九”，如果要区别声调，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我写了论文《现代汉字中声旁的表音功能问题》（一九七八）和一本小书《汉字声旁读音便查》（一九七九），说明“秀才识字读半边”根本靠不住。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读音的历史演变，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声旁表音只有“近似性”，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现象。

    在大约七千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五百四十五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在现代汉字中，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词字”数量有相对稳定性。这些数据有多方面的实际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核实。

    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我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一千字的覆盖率大约是百分之九十，每增加一千四百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十分之一。这个规律给减少汉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项统计依据。后来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对“汉字效用递减率”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

    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我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作“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一九八0年我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不久，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开设了“现代汉字学”课程，并且编写出版了几种现代汉字学的专著。

    其实，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在民国初年就事实上萌芽了。当时提倡：废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简化汉字；改进查字法；用统计方法研究小学用字问题。在日本，革新的研究开始得更早。我在《现代汉字学序言》（一九九三）中说：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

    汉字简化从一九五六年的《汉字简化方案》（五百一十五字）类推成为一九六四年的《简化字总表》（两千二百三十五字）。在七千个现代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这些规范汉字已经普遍用于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报纸和杂志，只有招牌、广告等所谓“社会用字”还处于混乱状态。在台湾，手写行书也用简化字，跟大陆大体相同。香港“繁简由之”，回归之后渐渐改繁为简。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王羲之的书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简化无损于书法。但是简化的好处不宜夸大。汉字的困难主要在字数太多。日本重视减少字数，一般只用一千九百四十五个常用汉字，值得中国学习。

    简化的理论问题有争论。“从繁到简”是不是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有人说，汉字历史，“既有简化，又有繁化”。如果汉字是例外，简化就失去了理论根据。我认为汉字也是“从繁到简”，不是例外。汉字中形声字越来越多，“形声化”是符号的“复合”，不是“繁化”。丁头字和圣书字也有“形声化”，它们把几个符号线性排列，不发生“繁化”的感觉。汉字发生“繁化”的感觉，是因为把几个符号叠合成一个方块。汉字叠合以后又促进了简化。楷书形声字的部首“三点水”“草字头”等，都明显地简化了。“复合不是繁化”。

    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人写文章说，文字改革要依照文字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什么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呢？这是文字改革的重要理论问题。

    有人说：文字的特点是由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有音节分明的特点，适合使用表意的汉字；英语有词尾变化的特点，适合使用表音的字母。“语言决定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这个说法近来很流行，对不对呢？我尝试做了如下的观察。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语言。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文字是否都跟汉语的文字相同或相似呢？在汉藏语系中，汉语之外另一种重要语言是藏语。藏语也是音节分明而没有词尾变化的，可是藏语的文字不用汉字而用表音的字母。这不是说明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特点吗？

    再看，用汉字作文字的国家除中国以外有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三种语言特点是否都跟汉语一样呢？不然。日语系属未定，不是汉藏语系，是有词尾变化的，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日语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朝鲜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词尾，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用汉字作为正式文字，今天北方废除汉字而南方仍旧用汉字和字母的混合体。越南语（京语）跟汉语非常相似，但是不属于汉藏语系；越南语原来用汉字，后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在以上三种语言中，不同于汉语的采用汉字，相似于汉语的采用拼音文字，这不是正好否定了“语言决定文字”吗？

    今天世界上最流行的拉丁字母，书写了各种互不相同的语言，这更证明语言的特点跟文字的特点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决定文字”的说法不能成立。

    经常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文字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这就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可是有人说：汉字用了三千年，没有变成拼音文字，可见“形意音”的发展规律不能成立。

    “形意音”的发展规律来自西方。我就到西方的著作中去看看情况。最能说明“形意音”规律的例子是“丁头字”。丁头字在本土“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人传到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有逐步前进的“形意音”变化，但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在传到本土以外的民族以后，才摆脱“意音”结构，发生“从意到音”的质变，成为表音文字。“形意音”的发展是在从本土到异地的传播中完成的，不是在本土传承中完成的。

    我把汉字跟丁头字相比，看到汉字也有同样情况。在中国，形声字比重的历代增加，就是声旁表音作用的发展，但是声旁增加，形旁也跟着增加，文字结构只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汉字传到日本，从书写汉语变为书写日语，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是“从表意到表音”的质变。在汉语汉字到日语汉字的传播过程中，也看到了“形意音”的发展规律。

    再看世界文字的历史。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前一千五百年是丁头字和圣书字时代，这时候只有“意音文字”。经过两千年的“从意音到表音”的潜在演变，到前一千五百年产生扬弃表意、纯粹表音的字母文字。这就是文字的“形意音”发展过程。汉字的产生和发展比丁头字晚两千年，但是发展的步骤没有两样。我写成专书《世界文字发展史》（一九九七），把汉语汉字跟丁头字和圣书字共同排列在“古典文字”中间。

    “六书”中间包含“形意音”三个层次：一、象形是表形；二、会意是表意，指事也是表意性质；三、假借是表音，形声是表音兼表意。转注是字形的变异。国外学者指出，“六书”不仅可以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也可以说明同类型的古典文字的造字和用字的原理。我比较“三大古典文字”，发表论文《丁头字、圣书字和汉字中的六书比较》。后来，我又进一步跟马亚字和云南彝文相比，发表五种古典文字中六书比较的论文《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一九九六）。从这些比较可以看到，类型相同的古典文字，虽然外貌迥然不同，而内在结构如出一辙。

    从五十年代起，我开始研究比较文字学。我感到，研究比较文字学必须重视其中的文字分类法。在比较了各不相同的外国和中国学者的文字分类法之后，我提出“文字三相分类法”，希望以客观的条件统一各家的分类法。我认为文字有三个侧面：符形侧面、语段侧面和表达法侧面；三者合称文字的“三相”。一、符形相：从图符到字符到字母。二、语段相：从长语段（篇章、章节、语句）到短语段（语词、音节、音素）。三、表达相：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把“三相”画成一个立体的“三棱形”，可以包括一切文字的类型，其中有单纯的类型、有兼职的类型。单从表达相来看，实际存在五种主要类型：一、形意文字；二、意音文字；三、音节文字；四、辅音文字；五、音素文字。

    任何文字都可以在“三相分类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现代中文属于“字符·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现代日文属于“字符和字母·语词和音节·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朝鲜文在南方属于“字符和字母·语词和音节（音素叠合）·表意和表音”的意音文字类型；在北方属于“字母·音节（音素叠合）·表音”的音节文字类型。一九九七年我发表论文《文字类型学初探：文字三相说》。后来我写成一本书稿《比较文字学初探》。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成绩斐然。同时得到许多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字资料。依靠专家们的帮助，我起初收集到汉字型的文字二十多种，后来又扩充到三十多种。我写成论文《汉字型文字的综合观察》。这许多种文字组成一个“汉字型文字”的大家庭，实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收获。应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文字系统来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一个文字学分支，叫作“广义汉字学”。

    汉字从黄河流域的“中原”传播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再传播到国内边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包括古代的北方民族和现代的西南民族，再传播到四周邻国，包括越南、朝鲜和日本。综观两千年的传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学习阶段，大家学习汉语汉字；二、借用阶段，借用汉字书写当地语言；三、仿造阶段，模仿汉字造成非汉语的民族新汉字，包括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四、创造阶段，简化汉字或其笔画，成为音节字母或音素字母。在这个传播过程中，可以找寻微观的和宏观的汉字发展规律。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需要从文字史和文字学的研究中得到客观的认识。

    研究信息化时代的中国语文问题

    面对信息化时代，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又增添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在电脑上如何输入汉字文本，是日本和中国共同遇到的“瓶颈”问题。

    输入汉字的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整字输入法；二、拆字编码输入法；三、拼音变换输入法。整字输入法需要特制键盘，最早在日本曾热闹一时；还没有来得及大量传入中国，日本已经放弃这种方法了。编码输入法在日本只尝试了一个短时期，很快就进入无编码的假名变换输入法，现在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编码了。在日本，一九六七年东芝开始研究无编码的“假名变换法”，一九七七年推出假名自动变换的第一台日文电子打字机。一九七八年夏普、一九七九年富士通、一九八○年有六家推出同性质的日文电子打字机。从此日文电脑进入无编码时期，此后的发展是改进人工智能的自动化软件。

    中国在开始设计出笔画和部件的编码输入法时候，许多人欣喜若狂，为汉字庆贺！从此有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编码输入法，很快达到四百种、七百五十种、超过一千种，形成“万码奔腾”的局面，至今不衰。

    我在五十年代设计了一种“拼音加部首”的音形编码，后来发表在《电报拼音化》一书中。可是不久我就感觉到这不是一条康庄大道。我转向研究无编码的“拼音—汉字”自动变换法，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和汉字的内在规律：中文输入法的两种基本原则》（一九九六）。

    我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可以用来改进中文的输入法。一、语词规律：汉语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大多数的词是双音节和多音节，还有词组、成语、语段、固定名称等，可以作为输入单位，尽量避免以单个汉字作为输入单位，实行“以词定字”。二、频度规律：按照语词的出现频度，实行“高频先见”。如果这不是当时的需要，可以选择出需要的词或字，使电脑记好，实行“用过提前”。只要选择一次，不要选择第二次。三、语境规律：常用而又易混的单音节虚词，例如量词，可以利用上下文的“语境”原理，设计智能化的软件，自动调整。四、声韵规律：利用声韵两分法及其搭配关系，可以把全部声母和韵母安排在五十六个字母键盘上，实行音节双打（双打全拼），提高效率。诸如此类的汉语内在规律是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在今天，这些认识已经成为许多人知道的常识。在拼音变换的中文电脑上，输入规范化的白话文，只有大约百分之三需要进行同音选择。

    汉字也有内在规律，可以用来设计字形编码。但是，汉字的内在规律复杂而多例外。所以字形编码都是“多重”规则，而每重规则又都有例外。字形编码在日本已经让位于假名变换，中国也应当走出编码时期，推广无编码的拼音变换。拼音变换对学过拼音的小学生来说，不需要另外学习。这是普及中文电脑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科技术语和译名问题是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单独的机构来负责，所以不列入文字改革工作的项目中。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输入外国文化，一次是以唐代为高峰的输入印度佛教文化，另一次是从清末开始的输入西方科技文化，今天的新科技和信息技术就是科技文化的延长和发展。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必然大规模引进外来术语。战后新兴国家都遇到如何引进科技术语的问题，中国并非例外。

    用字母文字的国家在引进新术语的时候，无例外地都采用原样借入的方法。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一般称为“术语国际化”。日本原来跟中国一样，采用“意译、单音节化、创造新汉字”的翻译方法，后来改为利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外来术语。中国现在的方法是“意译为主、音译为辅”。意译的好处是容易为群众所理解，但是缺点很明显。“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在时间上难于追赶先进，也不利于阅读国外科技文献。我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叫作“术语双语言”。对一般群众采用意译，这是较少的常用术语。对专业工作者采用术语国际化，方便追赶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一篇的题目是《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一九九五），说明“术语双语言”的必要性。

    今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不能进入国际竞争，就有落后和失败的危险。要想进入国际竞争，在语言上需要学习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英语。我国原来实际上推行“方言或民族语和普通话”的双语言，现在需要再加上“普通话和英语”的双语言，否则中国人无法走出中国，参加国际活动。“改革开放”需要两个“双语言”，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双语言时代》（一九九七），说明这个时代的语言需要。全球化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梦想，而是不由分说地真的向我们走来了。

    “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计划”这些说法有时容易发生误解。我从六十年代起就改说“语文现代化”。有人说，“语文怎么也能现代化？”其实，“语文现代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早已通行。例如：一九六七年在马来西亚举行“亚洲语文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亚、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学者；这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对外学术交流，所以中国没有人参加。后来，一九八三年在夏威夷举行“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和语言计划”国际学术会议，简称“华语现代化”国际会议；中国大陆参加者有六人（傅懋勋、刘涌泉、陈章太、范继淹、黄国营和我），中国台湾参加者有五人，此外有各国的学者。语文现代化不是中国一国所特有的工作，而是一种世界性的工作。这一点要使国内更多人知道，以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学林春秋》，张世林编，中华书局一九九八年版。此据《周有光语文论集》本）

    《汉字改革概论》序言

    一九五八年秋季到一九五九年初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设“汉字改革”课程。这就是课程的讲稿。当时匆促开课，未及编写讲稿，只分发简单的油印提纲。事后一年间，陆续把讲稿编写出来，并把其中几部分在《中国语文》和《文字改革》杂志上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因为是事后编写的，所以有可能把当时口述讲稿作一些修正，并且把事后新的事实发展（大体到一九六○年年中为止）补叙进去。这个课程是一个新的尝试。限于我的水平，这本讲稿还只能说是一种不成熟的个人初步研究。

    讲稿分六章。

    第一章“文字改革和文化革命”，说明文字改革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易学便用的目的应当按照文字发展规律进行文字的改进和革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有文字改革，可是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文字改革才从少数知识分子的活动发展为劳动人民自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

    第二章“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发展”，扼要叙述六十多年来的经过。第一时期切音字运动的主要收获是辛亥革命以后拟订了注音字母。第二时期广义的拉丁化运动的主要收获是解放以后诞生了汉语拼音方案。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三时期，即汉语拼音教育的普及和汉语拼音文字的逐步成长时期。

    第三章“汉语拼音方案”，系统地解说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技术，以及现阶段方案在语文教育上、科学技术上和少数民族制订文字时候的各种作用。①（）

    第四章“汉语拼音正字法”，说明正字法有些什么问题，并对其中三个主要问题（连写法、外来词、同音词）的性质试作原理上的探讨。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以后，正字法的研究是促进汉语拼音文字成熟起来的重要工作之一。

    第五章“汉字简化”，叙述汉字在历史上的简化演变和五十年来简化汉字的各种尝试，归结到解放以后汉字简化的实现。

    这一讲原来是曹伯韩同志讲述的。不幸他未及编写讲稿就因病去世了。这里我以他的遗稿《汉字简化问题提纲》为主要基础写成这篇讲稿，借此向这位汉字改革运动的战士致悼念的敬意！

    第六章“汉字改革运动的新发展”，叙述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以来汉语拼音教育在各方面的发展，并且说明为什么汉语拼音必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才可能成熟成为现实的拼音文字。

    有些章节后面附录了参考资料。

    本讲稿承王力教授多所指正，在讲课时候承郭锡良、孙庆生两同志协助，特此致谢。

    （《周有光语文论集》第一卷，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利用拼音，帮助汉字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为了扫除文盲，使人民大众迅速提高文化，把研究和制订一套比较合理而实用的汉语字母作为重大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过三年精心的研究，设计了“汉语拼音方案”，简称“拼音”，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当时得到国内和国外的广泛赞成和祝贺，认为这是清末以来中国人民自己创制汉语字母的最佳成果。

    当时也有不赞成的意见。例如：有人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几个字母也不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形式，而要借用英文字母呢？有人说，拼音不能区分同音异形的汉字，应当仿照汉字把“清蜻鲭”等分别书写清楚。有人说，中国方言各地不同，用了拼音之后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分裂成为几十个国家！这些意见，今天坚持的人可能不多了。

    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中说，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是：“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编印拼音读物和注音字典”，“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等”。周总理申明：汉语拼音方案“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周总理又说：“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更不是任何一个外国的字母了。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像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来为我们服务一样，正如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采用公历来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采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

    一九一八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简化汉字形式的“注音字母”（后来改称“注音符号”），代替繁难的“反切”注音，现在台湾还在使用这套字母。由于“注音字母”不便对外使用，一九二八年南京政府教育部又公布国际通用字母的“国语罗马字”。后者的拼写方法过于繁复，推广困难，台湾在一九八六年把它改为“注音字母第二式”简化了拼写法，跟“汉语拼音方案”十分相近。第二式在一九九九年开始用于拼写台湾地名。台湾同时用两套字母，对内用“注音字母”，对外用第二式，很不方便。中国大陆对内对外用同一套拼音字母。

    早在清朝末年，英国人威妥玛设计一套拼写官话的字母，后来称“威妥玛式”，在欧美各国使用一百多年，流传很广。由于它的设计不很合理，例如“居区朱储”等音容易混淆，人们早就希望改革一下。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欧洲各国的出版物和图书馆很快就采用了拼音，但是美国迟迟没有采用。一九九八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决定改用拼音，准备以三年时间，花费几千万美元，把馆藏七十万部中文图书的目录全部改成拼音。

    一九八二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三年的反复讨论，得到国际投票通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也采用拼音作为拼写中国地名（台湾除外）的国际标准。

    从清末到现在，汉语字母经历了多次变化：从外国方案到中国方案，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内外不同到内外一致，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文化一步步走向现代世界。

    二利用拼音帮助汉字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和推广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拼音字母作为中国语文的表音符号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常识，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秋季开始，拼音字母成为中国大陆的小学必修课，小学生首先学习拼音字母，利用拼音字母学习汉字。黑龙江省使这种识字方法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法，许多省区模仿推广，成为今天识字教学的主导方法。这种方法跟一千年前创始于日本的假名识字法是原理相同的。日本利用假名帮助汉字发展了现代教育。

    字典用拼音字母注音开始于五十年代底的《新华字典》。这本小小的字典曾经在全国发挥统一汉字读音的作用。后来《现代汉语词典》用拼音按词注音，分词连写，排列正文，开创了辞书注音的新技术。《辞海》用部首排列正文，用拼音作为索引。某次比赛证明，先查拼音索引，再查正文，速度可以加快三倍。《中国大百科全书》用拼音排列正文条目，这是拼音序列法的应用扩大。汉字不便作索引，拼音开辟了新的索引途径。图书馆的中文目录，利用拼音，以电脑代替卡片，可以多处图书馆联网，这是图书馆检索技术的革新。

    汉语人名的字母拼写法原来十分混乱。鲁迅有二十多种拼写法。以前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每到一国就变成一种不同的人名拼写法，连本人也搞得莫名其妙。后来利用拼音统一人名拼写法，姓名分开，双姓或双名连写，大家觉得方便。出国护照要求汉字姓名之外要有规范化的拼音姓名，实行以来，成效极显著。

    中国地名利用拼音统一拼写法，已经编印《中国分省地图》（拼音版）、《中国地名录》等规范化的地名工具书，便利跟国际地名标准化接轨。拼音地名已经在邮电局普遍使用。国际互联网络上的华人电子邮件地址，已经包含拼音人名或其缩写。

    聋人用的《汉语手指字母》在一九六三年按照汉语拼音方案设计公布，采取各国的优点，去除各国的缺点，得到国际的好评。盲人用的汉语盲文还没有跟汉语拼音字母接轨，以后需要研究改进，便利盲人和明眼人的文字交流。

    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基础设计少数民族的新文字，是五十年代以来实行的一项重要文化措施。这项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绩，已经公布施行了壮文、布依文、侗文、苗文、景颇文、载瓦文、白文、哈尼文、傈僳文、纳西文、拉祜文、佤文、土文等多种拉丁化新文字，其中壮文印上了人民币。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时代已经过去。

    中文信息处理有多方面的工作，在电脑上输入中文是共同的第一步。中文可以用语音输入，也可以用于手写输入，但是利用字母键盘打字输入是经常和大量的实用方法。打字输入可以用“拆字编码法”，又可以用“拼音变换法”。“拆字编码法”已经有一千多种，一般由职业打字员用于誊清原稿，所谓“看打”。“拼音变换法”对学过拼音的青年不要特别训练。以语词、词组、成语、语句等的拼音作为输入单位，实行“以词定字”，能够自动变换成为汉字文本。在电脑上写信、写文章、写文件，自己起稿，不用誊清，输入拼音，立刻变成汉字，这是高效率的起稿方法，所谓“想打”。日文的输入问题比中文复杂，日本从一九八○年开始完全采用“假名变换法”，输入日文成为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

    汉字注音，拼音可以音节分写。拼写普通话，需要“分词连写”，因为普通话是以语词作为表意单位的。阅读汉字文章时候，我们心中都默默分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八八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正词法的主要内容是“分词连写”。

    对外汉语教学利用拼音字母得到普遍成功。外国来华留学生首先学习拼音汉语，再学汉字中文，进度之快，令人惊异。他们实行“分词连写”，充分利用拼音帮助汉字，发挥了拼音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汉语拼音方案是信息化时代的有用工具。利用拼音帮助汉字，可以方便中国文化在国际互联网络上传播到全世界去。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时年九十四岁

    （《中国教育报》，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前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文明古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向现代化前进。汉字从甲骨文算起有三千三百年以上的历史。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以来，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了解今日中国，不能不了解今日中国的语文情况。

    语言和文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平时变化非常慢，甚至不容易觉察到有什么变化。遇到社会急剧变动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就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秦并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大变动。这时候实行以秦国文字为标准的书同文政策，废除了六国文字。古代交通困难，各地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实行书同文已经极不容易，进一步实行语同音是不可能的。

    一九一二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变动。这时候，语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方言分歧的汉族开始要求大家学习国语，实行语同音；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正宗，统一汉字读音，反切改为注音字母。这是中国语文向现代化前进的第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代是又一个中国历史大变动时期。这时候除继续辛亥革命之后的语文改革外，简化了三分之一的通用汉字，淘汰了一千多个异体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字母，并使汉语拼音字母成为国际标准。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文化史的古今分水岭，它引发了整个中国文化的革新思潮。历史家把这个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历史的道路虽然崎岖不平，但是总方向是向现代化前进。“五四”运动要求文化和教育面向群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步和落后的区别要以这三个面向为准则。有了准则，无谓的争辩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历史进入信息化时代。语言和文字是传递信息的基本承载体。我国的语言和文字需要继续提高规范化水平，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向二十一世纪前进。

    这个小册子，用平易的笔墨，简单地叙述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和问题，供读者作为一本入门读物。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0九年版）

    《人类文字学浅说》前言

    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人类在三十万年前进化成为真人的时候，开始发展了语言。五千五百年前，从采集到耕种的农业化迅速发展，出现城邦和城邦联盟，人类开始需要能按照语词次序书写语言的文字。三百年前的工业化使全民义务教育成为建设国家的首要任务，识字从少数人的权利变为多数人的义务。

    一万年前，古人在陶器和其他器物上刻画记号，叫作刻符。又在岩洞和山崖上画出鸟兽和人形，叫作岩画。刻符和岩画是文字的种子，但是不能组成语句。无法说明跟后世文字的联系。人们把结绳和编贝作为文字的萌芽，但是这些非线条的记忆方法不可能是线条文字的起因。

    某些没有文字的部落在近代重复古人的创造文字。看看近代人的图画文字，可以想象古人的造字经过。战后中国对少数民族的调查，发现多种为原始宗教服务的民间文字，可以帮助了解文字的早期发展。

    文明古国都有文字之神。中国传说，汉字是黄帝之使仓颉所创造。黄帝可能是中国最早建立部落联盟的一位首领，这时候需要文字是合乎情理的。“仓颉四目”，“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能增进知识，知识能改善生活（天雨粟），并帮助控制妖魔鬼怪的横行（鬼夜哭），这也合乎情理。但是有了文字就万事大吉，那是神话。

    文字是人造的，并由人不断加以改进。世界各地的文字，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有序系统。人类文字的历史分为图画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三个阶段。了解一些人类文字的历史事实，可以去除关于文字的神秘观念。非神秘化是一切科学的起点。

    这里用浅显的笔墨，简单地叙说人类文字历史的要点，可以作为知识青年工作余暇的知识性读物。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北京？时年九十三岁

    （《人类文字学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0九年第一版）

    《字母的故事》前言

    为什么要讲《字母的故事》

    《字母的故事》是字母的传播繁衍及其结构和形体的演变的轮廓画。

    为什么要来研究字母的故事呢？

    首先，为了文字改革，我们要研究字母的故事。

    文字改革要求我们研究许多问题。例如：文字改革可否以简体字为最终目标？拼音文字应当采取音节制呢，声韵双拼制呢，还是音素（音位）制呢？字母应当根据方块字来创造，还是采用世界已经通用的字母？字母的好坏标准何在？字母的民族形式究竟决定于什么东西？用怎样的步骤来进行文字改革最为合适？诸如此类的问题，要得到正确的解答，必须研究字母的故事，在丰富的历史教训中来提高我们的认识。

    其次，字母的故事是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史料多数是文字的记录。字母的流传代表文化的流传。从字母在国际和民族间的传承关系，我们可以了解人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历史。假如缺少了字母的故事，就不可能有完备的文化史。

    再次，字母的故事和考古学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以来，古代许多碑铭和写本，原来是久已无人认识了，却被耐心钻研的学者们陆续“解读”了出来。例如，古代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古代埃及的埃及字，以及其他好多种古文字，在遗忘了千余年或几百年以后，又重新成为我们所能阅读的文字。在中国，甲骨文和敦煌石室古写本的解读，也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文字，除了少数几种是形声字以外，多数是字母制或半字母制。只有对于字母掌握充分知识的学者，才能够打开这些古代文化的宝库。由于这些古文字的解读，十九世纪以来的近代人，比古代人知道了更多的古代历史。所以说，字母是历史的钥匙。

    由于字母的知识对于文化史、考古学以及文字改革都有这样的重大关系，研究字母的专门学者逐渐增多起来，字母的知识形成了“字母学”的科学分支。假如我们要培养一株字母学的树，今天就得先投下一粒字母的故事的种子。

    字母的故事不是炉边闲话或消暑读物，而是这样一门严正知识的“开篇”。

    《字母的故事》讲些什么

    《字母的故事》里面讲些什么呢？

    首先，它讲字母的历史流传。文字是多源的，许多民族都曾创造文字。可是，音素字母制度的创造，据专家的考证，来自一个源头。地点是介乎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之间的国际通道上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中海东岸），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七世纪（已发现的最早字母碑铭是公元前十三世纪的遗物），创造者是北方塞姆人（即闪族人）。

    原始的塞姆字母流传为四个主要系统。第一是南方塞姆字母系统，后来在非洲东部厄梯欧比（阿比西尼亚）等地流传。第二是卡那安·腓尼基字母系统。它向西发展，在地中海各地流传。第三是希腊字母系统，这也可以看作是卡那安·腓尼基的一个特殊分支；近代两种重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拉丁字母）都是它的后裔。第四是阿拉马字母系统，它从小亚细亚向东流传，成为亚洲西部、中部和东南部的各种字母；阿拉伯字母是它的重要后裔之一。此外，印度（婆罗迷）字母在流传历史上自成一个系统。多数学者认为印度字母源出于阿拉马字母，那么，它是阿拉马字母的一个特殊分支。许多种面貌很不相同的字母，追本溯源，原来都是伯叔兄弟一家人！

    有的民族在接受音素字母制度的时候，自行另造字母形式，这不能算是创造字母，而只是创造（改换）字形。

    其次，《字母的故事》讲文字结构（构造）的演进。人类的文字从图画（象形）文字开始，发展成为概念（会意）文字，再进一步就走入记音文字的领域。记音文字最早是意符（类符）和声符合成的所谓形声字；后来从声符中产生出音节字母，把音节字母和形声字混合应用，更进一步就是纯粹的音节文字；最后发展到分析语音的音素（音位）符号，产生了真正的字母。字母的发展也不是一步完成的。塞姆字母原来只有辅音字母，元音字母是希腊人补充的创造。字母到希腊人手中才开始完备了音素制度。

    有名的古文字例如钉头字、古埃及字等都是形声字。形声字是文字史上第一个重要阶段。中国的汉字中最大多数是形声字。汉字、钉头字和古埃及字在文字的历史发展上同属于一个阶段，可说是人类的三大形声字。中国的文字改革就是使文字走出形声字阶段，进入音素文字阶段。简体字只能简化字形，不能提高文字的结构水平。

    再次，《字母的故事》讲字母形体的演进。最早的字母形体脱胎于以图画文字为基础的形声字；虽然字形已经不像牛头马面，但大都是屈曲无度、零乱不齐的。它逐步演进，成为简单、明确、对称、齐匀、美观的字形。由于铭刻、印刷和手写的要求不同，字母分化为楷体（铭刻体或印刷体）和草体（手写体或行书体）。为了使表达力丰富而精密，字母又分化为大写体和小写体。历史上各民族的字母形体，或同出一源，或相互模仿；在印刷术发达以后，字母形体日益趋向共同一致，形成共同的国际文化交流的科学工具。

    文字的基础是它的结构。音素字母制度是最高阶段的文字结构。可是字母的形体也很重要。假如字母的数目多，笔画繁，印象不明，书写不便，独树一帜，抱残守缺，那么它对于文化的发展也将发生一定的阻滞作用。

    文字一方面需要稳定，另一方面需要演变。稳定性和演变性是文字的二重矛盾性格。没有稳定性，文字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流传久远。这是许多已经掌握了文字工具的知识分子反对文字改革，甚至连简体字也反对的原因。可是，文字到了脱离了语言或落后于时代的时候，又要求改革。这时候演变性就发挥作用了。没有演变性，文字就没有进步，也没有字母的故事可讲了。历史上凡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学院（寺庙）文字（例如汉字和梵文等），都能不顾时代而长久保持它的稳定性；凡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相结合的日用文字，就不能不跟着语言和书写工具的变化以及文字学的进步而表现它的演变性。中国在几千年间保持着落后的形声字和文言文，这是文字脱离人民大众的结果。解放以来，“解放体”流行，这是文字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一旦结合起来的必然现象。当然，“解放体”并不能提高汉字的结构水平，并不能解决文字改革的问题，它只代表文字形体简化的要求，它的发展前途至多只能像古代埃及字从碑铭体演变到僧侣体和人民体一样。

    在这一本《字母的故事》小书里，不能面面俱到地细讲一切字母的故事。这里只有粗线条的轮廓画，其中缺少许多应有的东西，留待将来再谈。笔者由于知识的限制，所谈一定有不少错误，请读者多多指正。本书所用参考资料，主要是D．Dirjnger的《字母史》（一九四八年），此外还有多种参考书目，不另一一注明。

    下面，请开始看《字母的故事》吧。

    （《字母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二00九年第一版）

    《今日花开又一年》序言

    张建安先生喜欢看我的书和文章，又喜欢看我的夫人张允和的书和文章。他在阅读之后，剪裁我们二人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和篇章，巧妙地编织成这本轻松的休闲读物，题名《今日花开又一年》。这个书名，意味深长，促我反思。

    休闲读物，可以随手丢开，闭目养神。可是，在不经意中看到某个章节的惊人记载，会使你跃忽而起，眼前浮起许多亲朋好友的不幸故事。

    时代过去了。灾难也会随着时代过去吗？

    张建安先生介绍我和张允和两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生活特色，而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非常平凡，既有平凡的幸运，也有平凡的灾难，可以代表即将逝去的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平凡阶层。

    “今日花开又一年”。

    年年花开。愿今日的花，不是昨日的重复，而是昨日的升华！

    二0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今日花开又一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二0一一年九月第一版）

    《现代汉字学》序言①（）

    人类的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在时间上向古代和未来延伸；在空间上向全球和全宇宙扩展。人类学把历史推前了二百万年。气象学每天在预报未来的天气。古人“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人登月球而小地球。

    文字学也是一样。原来只知道钟鼎文，后来发现了甲骨文，知识延伸了。原来只知道“六书”是汉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现在知道“六书”是同类型古典文字的共同原理，知识扩展了。汉字在人类文字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在文字类型学上属于什么类型，正在从主观的臆想进而成为客观的论证。

    一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汉字文化圈日益缩小。越南独立，正式废除汉字。朝鲜独立，北方废除汉字，南方大量减少汉字。日本在战后实行文字平民化，法律和公文只用少量常用汉字，其余用字母。可是，文字有坚韧的连续性。汉字在故乡中国，连续性最强。

    在中国，汉字已经有字母作为注音工具，帮助担任汉字不便和不能担任的工作。字母成为小学生的常识，应用日渐频繁。但是，字母在今天只是文字以外的辅助符号，汉字是书写汉语的正式文字，将在中国继续使用下去。

    既然要继续使用下去，就应当对今天和明天使用的汉字加以研究，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做多角度的研究，探索它的现代特点，改进它的现代用途，减少亿万人民的学习困难和应用不便。这样，传统汉字学中就自然地派生出一个分支：“现代汉字学”。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形音义的历史演变。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实用问题。

    “现代汉字学”的名称虽然到一九八○年才在刊物上提出①（），事实上民国初年以来就在不被重视中开始萌生了。例如，一早就有人尝试改进查字法，提倡简化字，后来进一步有小学用字统计等科学研究。在日本，革新的研究开始得更早。所以现代汉字学是“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②（）。它是时代的产物。

    一九八四年，上海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先后开设“现代汉字学”课程。后来，各地有更多大学开设同样的课程。“现代汉字学”已经诞生了。初生的婴儿不会说话和走路。初生的“现代汉字学”要经过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这部《现代汉字学》的出版，宣告这个婴儿要开始学习走路了。当然，要想健步行走，还必须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研究者来共同抚育培养。

    中国的现代化要追上两个时代：工业化和信息化。已故的胡愈之先生多次说：语文的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前提，西方如此东方也如此。信息化更需要语言文字现代化。希望这部《现代汉字学》的出版，以及对这个汉字学分支的不断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改进汉字作为信息和知识的承载体的功能。

    （一九九0年七月十五日）

    《比较文字学初探》后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好些人写文章，比较中文和英文的得失。我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渐渐，我明白，这种比较是浅层的，没有学术意义，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我开始阅读国外的文字学著作，自学比较文字学，希望根据世界文字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的深层比较。比较文字学在国外不断提高，但是不能说已经成熟，而且研究的重点跟中国的要求不尽符合。

    五十年代，中国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我被调来会中工作。这时候，听到许多人谈论，文字改革的根据是文字的发展规律。什么是文字的发展规律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没有深入的和详细的说明。反对的人说，根本没有这样的文字发展规律。你看，汉字经过三千年，变成拼音文字了吗？对这种反对意见，无人能作使人信服的解答。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不能用三言两语来肯定或者否定。要想进一步了解文字的发展规律，只有进行比较文字学的研究。

    可是，这个课题的难度很大，研究进一步，困难大一步。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从国外得到满意的现成答案，要我们自己去钻研、思考和探索。取得国外的参考资料，也非常困难，我感觉到我的能力和条件不足以担当这项研究。

    但是我又不甘心放弃这项研究，因为它实在很重要。许多年来，我一时进行，一时停止，有一分气力，做一分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研究长达十年。拨乱反正之后，又继续工作。日积月累，也把一部分原来模糊不清的认识，变为稍稍明白的了解。例如：

    文字有成熟与不成熟的分别。成熟与不成熟的分界线在哪里？我得到的分界线是：能够按照语词次序无遗漏地书写语言，就是成熟的文字。

    比较必须分类。分类学是任何学术的早期重点。语言学有公认的分类法。生物学有公认的分类法。国外的文字学者重视文字的分类，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分类法，没有一个公认的分类法。我开始找寻文字分类的客观标准。我了解到：客观标准就是文字本身的三个侧面：一、符号的形式，二、语段的长短，三、表达法的层次。三个侧面叫作“三相”，由此可以形成文字的“三相”分类法。依靠比较研究，得到了宏观的文字分期：一、尚未成熟的形意文字；二、已经成熟的意音文字；三、分析语音的表音文字。

    比较文字学使我们了解汉字在人类文字中的地位。西方学者发现，汉字跟丁头字和圣书字，外貌迥然不同，而结构如出一辙。它们是类型相同的三种意音文字。后来加上一种马亚字。最近我又加上一种云南规范彝文。我认为“六书有普遍适用性”，起先比较三种文字的六书，后来扩大到五种文字。纳西东巴文也可以用六书来说明，由于它不是成熟文字，所以列在五种文字之外。我收集到汉字型文字三十种，经过比较，分为孳乳仿造、变异仿造、异源同型三类。汉字的传播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学习阶段、借用阶段、仿造阶段和创造阶段。把汉字型文字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观察，可以加深对汉字特点的了解。

    意音文字本身也是从表意向表音发展的。有的走形声化道路，有的走音节化道路。有的把复合符号线性排列，有的把复合符号叠成方块。方式不同，方向相同。

    字母分三类，它们的主要特点如下。一、音节字母：日本假名是不可分析的整体符号；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字母是辅音字母跟元音符号的连接；朝鲜谚文是音素字母的音节组合。二、辅音字母：阿拉马系统和印度系统，都没有完备的元音表示法。辅音有字母，元音只有符号，附加于辅音字母的上下，不作线性排列。辅音字母本身带有元音“a”，但是时时脱落。三、音素字母：元音有独立字母，全部作线性排列。元音字母的独立，可以跟物理学从分子中分解出原子相比。

    略举这些例子，只是说明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课题的范围太大，我只做了应当做的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我已经超过九十二岁，时间和精力恐怕不可能再进一步作更加深入的探索了，只得告一段落，把已经做的工作整理成这个书稿，题名“比较文字学初探”。“初探”是一个观望大海的人在海边留下的足迹。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时年九十三岁

    （《周有光语文论集》第三卷，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汉字改革概论》三版序言

    一九五八年秋季到一九五九年初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开“汉字改革”课程。这就是课程的讲稿。当时只分发简单的油印提纲，事后一年间陆续把讲稿写成，一九六一年出版。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北京大学又开“汉字改革”课程，一九六三年上半年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也开“汉字改革”课程，都用本书作为讲稿基础。一九六四年再版。现在一九七九年三版。

    一九五八—一九六○是解放后汉字改革运动的一个高潮，也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汉字改革运动最大的一个高潮。本书叙述事实基本上以这个高潮为结束。

    本书初版出版以来承书评家和读者一再指正。作者感谢他们的关怀和合作，请求他们继续指正。

    “汉字改革”课程是一种新的尝试。汉字改革问题的研究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一个全新的课题。这里的初步探索是不成熟的。再版和三版时候只对原有的缺点作了较小的修改，没有能够对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研究和改写。如果学校采用本书作为参考教材，请批判地应用。

    一九七九年北京

    （《周有光语文论集》第一卷，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周有光先生事略

    一九0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原名周耀平。父亲周保贻，母亲徐雯。

    一九一二年，进入新式小学——育志小学。

    一九一八年，入镇江中学，不到一年，转入常州中学。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新思潮传入常州中学，周有光的思想受到很大影响。

    一九二三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学基础课，并对语言发生了兴趣。

    一九二四年，二年级开始分文理科，学文科，主修经济学。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参加游行抗议，离校，改入光华大学。

    一九二七年，光华大学毕业，在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同时参加拉丁化运动，提出语言文字要改革的几个方面，受到陈望道的重视及鼓励。

    一九三三年，与张允和结婚，到日本留学，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现改称京都大学）。

    一九三五年，回国，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六年，避难四川，在农本局任职。

    一九四六年年底到一九四九年，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业余时间读书学习，收获很大。游览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

    一九四九年六月，回国，希望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授经济学；上海院系调整后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兼任研究处主任。与此同时，担任新华银行秘书长并在人民银行华东区兼职，还与几位经济学家合办《经济周报》。《新中国的金融问题》（新经济丛书第二种）由香港绎济导报社出版。

    一九五二年，《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上海东方书店第一版，一九五三年第六版。

    一九五四年，《字母的故事》，上海东方书店第一版，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修订本。

    一九五五年，到北京开文字改革会议。

    一九五六年，举家迁到北京，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和委员，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

    一九五八年，《汉语拼音方案》完成。《汉语拼音词汇》，周有光主编，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四出增订版；语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重编本。

    一九五九年，《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一年，《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一九六四年修订出第二版；一九七九年出第三版；香港尔雅社一九七八年出版修订本；“日本罗马字社”一九八五年出版日文翻译版，译者橘天广国。

    一九六五年，《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汉语手指字母论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下放宁夏。

    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

    一九七六年，逐步恢复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一九八0年，《拼音化问题》，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语文风云》，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六年，《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八年，离开工作单位，回家后进入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

    一九九○年，《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语文出版社出版；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九七年出版。《语文闲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一九九七年，《文化畅想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了解中国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美国俄亥俄大学“Pathways丛书”二00三年出版中英文对照本，译者张立青。

    一九九八年，《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出版。《多情人不老》，“双叶集丛书”，张允和、周有光合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国际教育基金会评选中国百对恩爱夫妇中最老的一对：周有光九十三岁，夫人张允和九十岁。

    一九九九年，《新时代的新语文》（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汉字和文化问题》，费锦昌选编，“汉字与文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00年，《人类文字浅说》，“百种语文小丛书”，语文出版社出版。《现代文化的冲击波》《语文闲谈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二00二年，《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周有光耄耋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周有光语文论集》，苏培成选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二00四年，《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苏培成选编，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00五年，《百岁新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二00六年，《见闻随笔》，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徐川山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语文出版社出版。

    二00七年，《汉语拼音·文化津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二00八年，《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语文闲谈》（选订本）被列入中学图书馆文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二0一0年，《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拾贝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

    二0一一年，《文化学丛谈》，语文出版社出版。《今日花开又一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张建安整理）

    1①这一章在修订版中分为两章：第三章“汉语拼音方案解说”和第四章“汉语拼音的作用”。第一版的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修订版中就成为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

    2①高等学校教材《现代汉字学》，著者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

    3①见周有光《现代汉字学发凡》，载《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二辑，一九八○。

    4②见周有光《〈汉字声旁读音便查〉后记》，一九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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