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理六艺

    孔子返回鲁国后，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工作，除教学活动外，就是潜心于六经的整理。这是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成果的一次总结，也是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六经又称六艺，是《诗》、《礼》、《乐》、《易》、《春秋》六部古代典籍。这六部书既是当时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又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厚宝库，在当时广为流传。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纸张和印刷术，这些典籍全凭在竹木简和绢帛上抄录流传。时间一久，错讹很多。孔子在长期使用中对六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深知对这些典籍进行整理的重要性，因而几乎投入了晚年的全部精力。

    《诗》是我国古代从西周至春秋时期约500年间的诗歌总籍。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诗”绝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因为中国古代有采风的制度，不少民歌通过种种渠道收集上来以后，经过王室乐官的整理，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演唱。“风诗”按地域分为十二国风，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最高的诗篇。如《豳（bin）风·七月》是西周的农事诗，描述了庶民一年的劳动情景以及他们与主人的阶级对立。《魏风》中的《伐檀》写出了伐木工人辛勤劳动却一无所获，而不耕不猎的“君子”却生活优裕，吃用不尽，反映了劳动者对于剥削的不满与抗议。《硕鼠》把剥削者比喻为不劳而获的大老鼠，对他们进行愤怒的鞭挞，发誓要离开他们去寻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乐土”。这些诗篇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对于认识周代的社会性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国风》中更多的诗篇描写的是当时人们的爱情和婚姻。如《召南·野有死麇》叙述一位狩猎的青年巧遇美丽的姑娘并获得了她的爱情。《邶（bei）风·静女》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的情景，都写得真实动人。而《郑风·溱洧（zhen wei）》则描写三月上已节郑国男女在溱水洧水两岸自由愉快的来往以及他们谈情说爱的情景，表明当时的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上享有相当的自由。当然，不少诗也写了自由婚姻的种种障碍。如《鄘风·柏舟》写母亲对女儿婚姻的干涉，《卫风·氓》写负心男子给痴心女子造成的痛苦，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风诗中的不少篇章还歌颂了劳动，抒发了劳动者在劳动中的激动喜悦之情。如《周南·芣（fu yi）》描写妇女们采车前子的情形，《魏风·十亩之间》表现了劳动后的轻松愉快，都自然、清新、传神，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风诗中也有不少反映贵族生活的篇章，如《鄘风·载驰》歌颂了许穆夫人为拯救自己的祖国奔走呼号，勇于斗争的爱国精神和勇毅品格。《卫风·硕人》描绘了卫庄公夫人庄姜的仪容神态，使一个美丽动人的贵妇人形象鲜明生动地站立在人们面前，被后人誉为那个时代的美人赋。

    《诗经》中的《颂》是赞美诗，是祭祀上帝和祖先的乐歌。《周颂》大部分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商颂》是宋国人对祖宗的追忆。《鲁颂》是鲁国的庙堂之歌。

    《雅》分《大雅》、《小雅》，是根据音乐的分类。《雅》诗大部分产生于西周王畿。《周颂》与《大雅》的价值最高，是西周的史诗。如《大雅·大明》记载了从周始祖后稷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史迹，《大雅·生民》歌咏了后稷遇难不死，艰苦创业的非凡经历，《公刘》记述周远祖公刘自邰迁豳后领导周人披荆斩棘的奋斗事迹。《大雅·绵》则用写实的手法歌颂周文王的祖父古公宣父自豳迁岐后，领导周人改变陶穴陶居的生活，建立宗庙、组织军队，打败敌人，进入文明时代的功绩。

    西周后期，阶级矛盾激化、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走向没落社会现实在《大雅》、《小雅》的部分篇章中得到反映。如《小雅·北山》反映了贵贱之间的劳逸不均，《小雅·鸿雁》反映了下层劳动者的愤怒与不平。周宣王虽然号称中兴，但长期对狁的征战却给从军的战士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小雅·采薇》就表达了他们的心声。

    总之，《诗经》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全面反映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历史，具有史诗的性质，又描绘了劳动、爱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孔子一直把《诗》作为教材教育自己的学生，甚至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但是，《诗》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是王宫失守后，导致古乐大量散失，许多诗篇只有辞而无曲调，已经无法演唱。还有些篇章辞曲相配错乱，雅乐与颂乐混淆，等等。孔子运用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音乐修养，在整理乐的同时，也对诗进行了整理，恢复了诗、乐相配的本来面貌，改正了雅、颂混淆的情况。

    孔子自己对他从事的这项工作也很自豪，他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才对乐曲进行整理，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所。”同时，孔子还可能对《诗》的文字进行了精心加工。因为《诗》的大部分是民歌，时间跨度很长，句式长短不一，方言土语也不少。流传至今的300多首诗却句式整齐，方言土语很少，其中显然有着孔子付出的艰辛。经过孔子整理的《诗》到汉代成为《五经》之一，虽然与之相连的乐谱已经佚失，但文字却完整地流传下来，成为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要史料，至今仍不失其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

    指《尚书》，汉以后称《书经》，是一部从商朝至春秋时期的政治历史文献。文体分谟、训、誓、诰，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情况的记录，也有些是后代人对前代的追忆。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汉书》的记载，《尚书》是由孔子编订的。

    司马迁说：“孔子的时候，周王室衰微，礼乐废弃，《诗》、也缺失。孔子追述三代的礼制，为《书传》作序，上自唐尧、虞舜，下至秦穆公，加以编订，记述当时的史实。”班固也说：“所记述的事情十分久远了，到孔子才加以编纂。上起于尧，下至于秦，共百余篇。孔子为它写了一个序言，说明编纂这部书的宗旨。”

    显然，孔子把当时可以见到的三代遗书上百篇汇集起来，加以整理、编次，成为研究三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孔子对弟子进行教育的政治教科书。后来，经过秦始皇焚书和秦末的战乱，《尚书》散亡严重。到西汉初，仅剩28篇，由伏生传下来。因为这些篇章都是用秦以后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以后，鲁恭王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由先秦文字写成的《尚书》45篇，称《古文尚书》。后来《古文尚书》亡佚，现在流传的《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ze）伪造的。自西汉末年至近代，关于今古文《尚书》的争论不绝于史。不过孔子整理《尚书》、保存古代史料的功劳却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肯定。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是鲁国史官对该国重要史实的记录。不少学者估计，该书应起于周公旦被封于鲁，至鲁国被楚国灭亡。孔子对这部书进行整理，从中挑出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实加以编纂、论列，成为我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编年史。

    自本书流传以后，原鲁国的那部《春秋》就散佚了。也有学者对孔子作《春秋》提出疑义，但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因为孟子和董仲舒较早提出孔子整理《春秋》，司马迁也加以肯定；当时也无人提出反对意见，孔子的著作权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孟子说：“社会衰败，大道隐微，异端邪说猖獗，暴行时有发生。有的臣子杀死君主，有的儿子杀死父亲。孔子不寒而栗，于是作《春秋》。”又说：“孔子编撰《春秋》，乱臣贼子恐惧。”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周室王道衰微，孔子任鲁国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蒙蔽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得不到重视，大道无法实行，于是评判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代表。目的是褒扬天子，退抑诸侯，声讨大夫，以达到张扬王事的目的。”也就是说，孔子编纂《春秋》一书，有着明确的目的，通过褒贬人物，以所谓“春秋笔法”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

    孔子在该书中特别注重“正名分”，把“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贯彻始终。如在隐公“元年春”之下特别标明“王正月”，即要求以周王室的历法统一纪年，以表明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独尊地位。尽管在春秋时期吴、楚等国的国君都自行称王了，但在孔子看来，这是一种僭越，因为“王”是周天子专用的称谓。所以在《春秋》中，吴、楚二国的国君称谓也就变成了“子”。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周襄王也被召去赴会。孔子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为训”，因而对此事的记载就变成“天子狩于河阳”了。一件使周天子丢脸的事情，在孔子笔下就成为堂堂正正的巡狩了。显然，为了维护等级名分，孔子是不惜改变事实的。

    在写作体例上，孔子首创用不同笔法以示褒贬的史学方法，如晋国赵穿杀死了晋灵公，《春秋》却写上“晋赵盾弑其君”。因为在孔子看来，作为当时的晋国执政，赵盾虽然没有亲自杀死灵公，可是他事先不能阻止，事后又不讨伐赵穿，他就理所当然地承担弑君的责任。

    因为春秋笔法关系到对每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孔子十分谨慎，下笔时反复斟酌，而且总是自己动手，不让学生代笔。所以孟子说：“孔子编撰《春秋》的时候，直笔则直笔，改削则改削，子夏等弟子们不能参加任何意见。”孔子整理《春秋》时，还对原作的体例进行统一，在文字上加以认真的修改，使全书的文字更加简洁、准确、严谨。同时，对原作遗漏的重大史实加以补阙，从而使《春秋》一书成为该时期整个中国的编年史。后来，各国的史书大部分亡佚，全赖《春秋》一书保存了各国的史料。

    不过，孔子虽然通过《春秋》一书对春秋时期的君臣行为作出是非判断，申张了他心目中的正义原则，然而，他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因为依照他的理论，评判君臣是非属于周天子的权力，他自己代周天子执行这种权力同样也是一种僭越。所以他感慨万端地说：“同情我的，是因为《春秋》啊！怨恨我的，也是因为《春秋》啊！”孔子在《春秋》一书中所坚持的观点不见得正确，“春秋笔法”作为一种史学方法也有不少值得非议的地方，但他创造的史书体例和“借事明义”的史学方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强化了史学的功能，增强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将中国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战国时期，产生了三部解释《春秋》的书，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粱传》。《左氏传》在史实方面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公羊传》和《谷粱传》则从义理方面开拓了新的内容。两汉和近代的公羊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曾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还对《易》进行了整理。《易》，汉以后又称《周易》，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尽管它是一部卜筮（shi）的书，但其中蕴涵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中国思维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人对它的研究历久不衰，直至今天成为国际上的显学。

    《周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由卦、卦辞和爻辞组成；一部分是《传》，又称《易传》，是对《经》所作的各种解释，共有十篇组成，又称《十翼》。十翼包括《彖（tuan）》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以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经》的产生很早，据说伏羲作八卦。大概演进至商周之际基本定型。《传》产生较晚，可能在战国时代。孔子晚年对《易》产生了特殊的兴趣，用很大的精力对它进行研究和整理。司马迁说孔子读《易》时因为翻的遍数太多，穿简的皮绳就断了三次。在精心研究的基础上，孔子把《易》作为一门重要的功课向学生传授。他对《易经》的系统讲解，成为后来《易传》的主要来源。今日《易传》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仁、礼的重视和对中庸之道的推崇，展示了它同孔子思想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孔子的时代，礼和乐还没有成书。在周王室，礼和乐分别由史官和乐官掌握。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史官、乐官的流散民间，礼和乐也就流散民间了。孔子年轻时充当丧祝，对丧礼逐渐熟悉，同时又注意搜集其他散佚的礼，还不时向他人请教礼的问题。青年时远赴洛邑，主要目的是就以“礼”的问题向老子请教。

    在孔子长期的教学活动中，礼是一门重要的功课。及至晚年，孔子已成为当时在礼制方面最渊博的学者。他把长年收集、整理的有关礼的资料加以认真的鉴别、整理，以周礼为主，参考夏、商古礼，整理出了一个较完整的礼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丧礼、祭礼、射礼、乡礼、冠礼、昏礼、朝礼、聘礼等八种。丧礼是殡葬父母之礼，祭礼是祭祀祖先和天神地祗之礼，乡礼是乡大夫在乡举行尊贤养老的酒礼，射礼是在乡饮酒和国宴后举行的礼仪，冠礼是男子成年时举行的加冠之礼，昏礼即男女婚配时的全套礼仪，朝礼是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聘礼是诸侯国之间交往所用的礼仪。这八种礼仪构成了当时社交礼节和行为规范的主体。

    孔子整理过的礼书在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乱中遭到毁坏，汉朝人把遗留下来的残经加以整理，称为《礼经》，东晋以后称为《仪礼》，是后来的三礼之一。孔子整理过的《仪礼》是研究夏、商、周三代各种制度的重要史料。

    孔子在整理《诗》和《礼》的同时，也对乐进行了整理。因为三百篇中的每一首诗原来都是配曲演唱的，孔子在整理诗的时候，也对错乱混淆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三百篇重新配曲演唱。礼和乐也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因为每一种礼在进行的时候，往往伴有音乐舞蹈的场面。孔子对与礼相联系的乐进行整理，使之完整配套，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礼的内容。

    孔子从小对音乐就有着特殊的感悟能力，又特别谦虚好学，因而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既具备丰富的音乐知识，又有着高超的鉴赏水平。孔子晚年回到鲁国后，有一次同鲁国的太师（即乐师）讨论音乐，他说：“乐是可知的：开始演奏协调一致；展开来，悠扬悦耳，音节分明，连绵不断，然后结束。”这说明他对音乐的理解是比较深入的，这就使他有条件完成正乐的任务。不过，由于乐曲的更新比较迅速，加上当时缺乏乐谱的记录手段，再加上战乱的破坏，孔子整理过的乐曲没有保存下来。

    孔子整理过的《诗》、《礼》、《易》、《春秋》、《乐》，除《乐》之外，其余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成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学习的主要经典。西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chu）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立五经博士。由此，五经成为官方规定的教科书，代代相传，直到清朝末年，始终没有动摇它们的地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经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二、“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一生都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无论是在青少年汲取知识的岁月里，还是到晚年成为蜚声列国大学者的时期，他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他经常告诫弟子们说，学习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态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对待学问和任何问题，都要采取客观的态度，坚决杜绝四种毛病：不要固执己见，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凭空臆猜，不要唯我是从。年老时，他不无自豪地评价自己说，我是发愤时忘记了吃饭，快乐时忘记了忧愁，根本不觉得老年即将到来。

    有一次，孔子乘车外出，与弟子们在春天的原野上游玩。走着走着，发现路旁有两个10多岁的少年正在激烈地争论。孔子立即下车，走上前询问他们辩论什么问题。一少年说：“我说太阳早上离我们最近，因为这时我们看到的太阳最大。实物距离越近，看起来就显得越大越清楚。”孔子觉得有道理，微微点点头。

    另一少年说：“他说的不对。我认为中午的太阳离我们最近，因为这时太阳最热。就像火一样，离火越近越热。”孔子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又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其中的一个孩子突然睁大了眼睛，拍着手说：“您不是孔夫子吗？您可是最有学问的人了，您来评论一下谁的说法最正确吧！”孔子捋着花白的胡须，沉吟着笑了笑，诚恳地说：“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的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不过，我相信，这个问题将来一定可以有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由你们，或者由以后的其他人。我是怕等不到这一天了。”孔子说完，与弟子登车而去。

    两个少年目送孔子乘坐的马车消失在辽远的天际，脸上满是疑惑的神色。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人人说孔夫子最有学问了，难道他也有不懂的事情么？”

    孔子坐在车上，对同行的弟子说：“知识的海洋是没有边际的，我们只有不断地奋发努力呀！”

    时近中午，阳光洒满大地，和煦的春风吹得人们醉意朦胧。孔子要返回鲁城，驾车的马儿对这条道路十分熟悉，知道是回家去，特别来了精神，撒着欢地跑起来。突然一个10多岁的孩子站在路中间，举着两只小手将马车拦住。

    赶车的弟子跳下车，对孩子大声说：“小孩子真无理，为什么不让我们的马车通过？”小孩理直气壮地说：“不让你们走就有不让你们走的道理！”赶车的弟子不耐烦地说：“少罗嗦！你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吗？他就是孔夫子！快放我们过去！”但小孩毫不示弱，大声说：“孔夫子是个最讲道理的人，他也不能通过。”孔子听到这里，赶忙下车，对孩子说：“你说说看，你有什么不让我们通过的道理？”小孩子回身用手一指，说：“你们看，前面是一座城。难道有从城上走车的道理吗？”顺着小孩的手势，孔子等人发现，在大路的中央，有小孩用泥巴堆起来的一座“城”。虽然不大，但四门耸立，城墙围得严严实实，城内是整齐的街道和房舍，显示了孩子的匠心。

    看着孩子认真的样子，孔子会心地笑了。对驾车的弟子说：“这孩子讲的有道理，我们的马车就绕‘城’而过吧！”驭手小心翼翼地赶着马车绕“城”过去后，孔子问小孩：“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孩子回答说：“我叫项托，就住在城西关。”孔子拉着项托的手，说：“你真聪明，跟我一起乘车回家吧！”项托顺从地上了车，与孔子坐在一起，马车继续向鲁城前进。

    项托问孔子：“全鲁国的人都知道您很有学问，我可以向您请教个问题吗？”孔子说：“说我有学问，实不敢当。不过，你问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项托说：“松柏为什么常青，冬天也不落叶子？”孔子想了想，说：“我想大概是因为这种树木内部特别充实的缘故吧？”项托说：“如果说松柏冬夏常青是因为内部充实，那么竹子内部空空的，为什么也能冬夏常青呢？”孔子一时语塞，只好说：“我讲不清楚，你能讲讲你的想法吗？”项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孔子听着连连点头。听完，孔子认真地说：“我说过，三人一起走路，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你年纪虽小，也可以做我的老师啦。后生小子真是不可轻视呀！”

    后来，孔子经常将项托请到自己家里来，与他谈天说地，相处十分融洽，两人成了忘年交，留下了孔子师事项托的佳话。

    孔子一生，热爱大自然，喜欢到春光明媚的田野郊游，也喜欢到夏天阳光照耀的沂水中沐浴。到了晚年，在整理古代文献和教学之余，更喜欢到郊外，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徜徉。

    他经常去的地方是舞雩台。这个地方在鲁城南郊，是一个方圆500多米，高10多米的土台子，南临沂水，北望鲁城，四周杨柳依依，田畴展布。登台远眺，鲁城四野景色，尽收眼底。它是鲁国政府祭天祈雨的地方，每逢天旱之时，鲁国政府就在台上举行仪式，届时香烟缭绕，鼓乐悠悠，身着漂亮服装的女巫翩翩起舞，引来鲁城和四乡百姓驻足观赏。孔子年轻的时候，每逢举行祈雨仪式，他都尽量前来观赏，希望从中了解古代礼乐的一些问题。晚年到舞雩台，目的是领略自然风光，活动活动筋骨，舒散心头的郁闷之气。舞雩台周围，沂水之畔，经常可以看到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身影。他们或海阔天空，谈笑风声，或引吭高歌，雀跃欢腾。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春天的和风，夏日的骄阳，秋季的彩云，严冬的白雪，都成了他们的朋友。每逢郊游，孔子的心情特别愉快，仿佛又回到少年时光。

    孔子有时也到离鲁城较远的地方游览。这大多是应朋友或弟子之邀，出游的目的并非单纯领略异地自然风光，更多地倒是为了考察民俗政情。一次，他的弟子子游邀请孔子到武城去观光。武城位于今山东费县西南70里，平邑正南约百里，是一座山间小城，地势险要，为鲁国的南部门户。因为经历战事较多，这里百姓尚武，民风骠悍。子游做了这里的行政长官以后，一方面继续倡导百姓习武，增强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加强文治，开展礼乐活动，一时效果显著，武城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子游邀请孔子前来观光，显然也有向老师夸耀自己政绩的念头。

    孔子一行走近武城，子游早在城郊迎接。孔子下车，同子游和其他弟子一起边谈边向城中走去。孔子看到，武城虽小，但街道清洁，屋宇整齐，市场则物充足，行人熙来攘往，十分高兴。继续朝前走，迎面传来阵阵弹琴唱歌的声音，心中更是高兴。不过继而又想，治理这么一个边鄙小城，还用得着大兴礼乐吗？于是微笑着对子游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子呢？”

    子游满望得到老师的赞赏，听到这话，先是一怔，接着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做官的人学习礼乐的道理就会爱人，老百姓学习了礼乐的道理就容易驱使。’”言下之意，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实践老师的理论呀！孔子自知失言，赶忙改口说：“弟子们，言偃说得对，我刚才那句话只是同他开个玩笑罢了。”

    孔子一行在武城住了几天，到小城周围游览了一番。极目所至，只见群山巍峨，森林郁郁葱葱，农舍星罗棋布，散布于山坡河边的农田长满茂盛的庄稼，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安居乐业。孔子心中充满欢乐。返回鲁城后，孔子对弟子们说：“目标明确，办事认真，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子游治理武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呀！”

    三、桃李芬芳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无论是在鲁国专门执教的岁月，还是在做官政务繁忙的时期，亦或是在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都没有中断过教学活动。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年龄层次的弟子，一批批地出入他的门下。有的走进来，接受陶冶，有的走出去，到社会上从事各种活动，把孔子的理想、学说传遍四面八方。

    相传在他门下学习过的弟子有三千人，身通六艺、成绩卓著者有七十多人。他晚年即归鲁前后招收的弟子中，史有明载的有子夏、子游、子张、曾参、澹台灭明、公西华、樊迟、孺悲等。晚年的教学内容较前更加丰富，除《诗》、《礼》、《乐》外，又增设了《易》和《春秋》等，大概他对六艺是一边整理，一边传授的。

    孔子从教四十年，培养出大批政治、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优秀人才以及许多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学者，他们在继承和发展儒家学说方面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孔子曾经按品行和专长对他的学生进行分类，举出每一类的佼佼者。其中品行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代表，言语以宰我、子贡为代表，擅长政事者以冉有、子路为代表，在学问方面以子游、子夏为代表。

    孔子的学生大部分都受他的思想理论、德行和爱好的熏陶，与孔子的政治倾向基本上保持一致。前中期的孔子，热衷仕进，强烈祈望通过仕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这一时期的学生也大都热衷做官从政，出了一批行政干才，如子路任职卫国，冉有任季氏宰，子贡任鲁国外交官，宓子赋任单父宰，冉雍任季氏宰等。孔子归鲁后，对仕进已经比较淡漠，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整理古代文献，这一时期的学生绝大部分成了学者。如子游虽曾任武城宰，子夏曾任莒父宰，但他们更重视对孔子学说的研究与阐发。子夏精通乐，后来在西河聚徒讲学，被魏文侯聘为老师，为传播六艺做出了重要贡献。子游也熟悉文献，对传播孔子“礼”的理论贡献较多。有若对孔子的仁、礼思想有新的阐发，曾参对孔子的“忠恕”观念加以发展，而年龄最小的子张更是后来居上，在孔子之后成为儒家八派的领袖之一。相貌丑陋的澹台灭明开始为孔子看不起，后来发现他是一位行为端正、讲究原则、深沉内秀的人物。他南游楚国，讲学江汉，有弟子三百人，为儒学向南方的发展立下了不世之功。

    由于孔子注重因材施教，鼓励学生自由地发展，所以孔门弟子中一开始就有不少甘于寂寞，安于贫贱，不慕仕途，一生拒绝从政，专心一意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物，颜回、漆雕开、闵子骞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孔子看到自己的弟子一个个按照各自的特点成长起来，在不同的领域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特别是有的弟子在阐发自己创立的儒家学说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感到无限的欣慰。不过，孔子作为老师，即使到年老体衰之时，也没有丝毫的懈怠情绪。他看到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老的弟子不断走出去，新的弟子不断走进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就在这种新旧相续中得到丰富、更新、发展，心中的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他更加认真地向弟子们传授知识和人生经验，同时也从生气勃勃的弟子身上、从他们卓然不凡的见识中受到启发和鼓舞，愈发体会到教学相长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有一次，子夏问孔子，《诗》中讲“甜蜜的笑容清俊可爱，美丽的双目透彻明亮，白皙的面庞再打扮一番更衬出华丽姿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指什么呢？”孔子想了想说：“这说明作画要在打好白底以后。”子夏由此联想到仁与礼的关系，又问：“那么礼也在仁之后吗？”因为子夏理解了外表的礼仪与内在的仁德的统一，孔子听了十分高兴地说：“能启发我的思想的人就是商（子夏）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

    看到年轻人的进步，孔子的心也变得年轻了。他相信年轻人可以超过老年人，相信将来胜过现在，期望年轻人在壮年时期就创造出令人佩服的业绩。他感叹道：“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怎么能断定他们将来不如现在的人呢！如果到了四五十岁仍未成名，也就不足畏惧了。”孔子一方面看到年轻人生气勃勃、勇于进取的优点，及时给予鼓励和表彰，另一方面也不忽视他们幼稚、欠成熟，想问题、办事情简单草率等缺点，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时给予劝戒、指导。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哪一个强一些？”孔子说：“颛孙师有些过分，卜商却有些不够。”子贡又问：“那么是不是颛孙师强一些呢？”孔子说：“过分了就像做不到一样。”孔子显然认为二者都不够成熟，做事情还不能掌握恰到好处的火候。子夏做了莒父地方的行政长官后，向孔子请教管理行政的方法，孔子针对子夏急功近利的偏颇，告诫他说：“不要企图很快成功，不要贪求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则更难成大事。”循循善诱的孔子，总是像春风化雨那样，用他慈母般的情怀，滋润着弟子们的心田，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提高素养，增强才干，很快成长起来。

    孔子的政治理想由于与时代潮流不尽合拍，更由于陈义高远，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因而不为当时的当权者所接受，留下的是失败的记录。但是，在教育上，因为孔子顺应了当时文化下移的时代潮流，掌握了教学的规律，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更因为他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感情，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犹如艳丽的桃李，向孔子绽开迷人的笑容，作为对他的拳拳之心的最好的回报。

    四、“小子鸣鼓而攻之”

    孔子回到鲁国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季康子要实行新的赋税制度，正做着季氏总管的冉有一再请孔子表态，由是引发了孔子与季康子、孔子与冉有之间的冲突。

    孔子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是“强公室，抑私门”，所以他在当上大司寇并代理执政后，就毅然冒险平毁三家大夫的城堡，结果得罪了这些权势之家，落得丢官去职，在鲁国没有存身之地，只得周游列国十四年，尝遍了人间的辛酸。只是在得到了执政的季康子的允许后，他才结束了流浪生涯，返回故国。按理，孔子应该千方百计处理好与季氏的关系，尽量不要拂逆三家大夫的意志。然而，孔子是个宁要原则不要官位的人，他虽然对季康子盛情邀他回国不无感激之情，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改初衷，这就使他与三家大夫特别是与季氏难以建立融洽的关系，因而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鲁国的税制改革开始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初税亩”，办法是废除以前“使民以藉”的助耕法，即劳役地租的形式，改为一律按田亩征税，税率大约为收获物的十分之一。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又实行“作丘甲”，即以丘（方4里）为单位征收军赋。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在前两次改革的基础上，准备实行新的赋税制度，史称“用田赋”，征收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比原来差不多增加一倍的剥削量。

    因为孔子刚刚从国外返回鲁国，享受国老的待遇，具有很高的威信，季康子就让冉求征求他的意见，目的是利用孔子对他的感激之情求得孔子对这个税收方案的赞同。只要孔子表示同意，季康子就可以上对哀公有个交代，下对其他臣民陈述充分理由。季康子满以为，有了在鲁国从政失败和周游列国十四年经验的孔子，一定会圆滑地处理这个问题，投他的赞成票。

    然而，季康子的算盘打错了。孔子还是孔子，他在原则面前丝毫不让步的秉性没有一点改变。他决不违心地同意自己反对的举措，何况这种加重剥削的办法是孔子历来深恶痛绝的呢！所以，当冉有兴冲冲地就这项政策征求孔子的意见时，孔子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表态。冉有连问三遍，一再恳求说：“先生身为国老，德高望重，大家都等着您老表态，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仍然不表态。其实，孔子的不表态已经是最好的表态了。鉴于以前同季氏家族不愉快的关系，刚刚回国的孔子不便以激烈的言论正面反对季康子的决策，不表态本身也就是最明确的反对意见了。

    后来，孔子私下对冉有不客气地说：“君子办事应该以礼作为标准，施舍要丰厚，办事要中正，赋敛要微薄，如果根据礼法办事，过去以丘为单位征收赋税也就可以了。如果不根据礼法办事，就是按田亩征税也难以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事情明摆着，季孙氏想按礼法办事的话，从前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具在，何必问我？如果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更没有必要来问我了！”显然，孔子根本不同意季康子的增税措施。因为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充分，实际上是增加百姓的负担，这与孔子坚持的德治原则是相背悖的。孔子并不反对一切剥削，但反对危及百姓生存和社会安定的过量剥削，这种缓和矛盾、调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关系的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对冉有讲上面这番话的目的，自然是让他传话给季康子，希望季康子考虑自己的意见，不要实行新的税制。应该承认，在孔子的弟子中，冉有具有卓越的行政才干，他讲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在感情上也比较接近季氏等新兴的势力，因而他能在季氏那里得到信任并做出显著成绩。也正因为如此，他必然与孔子的理想主义发生矛盾，冲突也就是必然的了。孔子对冉有在季孙氏推行新田赋政策时的表现非常恼火，所以才号召弟子们大张旗鼓地声讨他。一向待弟子和蔼可亲、温暖如春的孔子只有对冉有发了如此大的火，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是不同寻常的。

    冉有对孔子的态度也感到困惑和委屈。自己费了很大力气在季康子面前为老师疏通、申辩、说项，才使孔子昼思夜想的返国愿望得以实现，不意老师归来不久，就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冉有满腹委屈地对孔子说：“先生，不是学生不喜欢您的学说，而是我的能力实在不够呀！”孔子余怒未消地反驳说：“能力不足的人是走到中途才停止，而你现在却是自动停止前进。”

    不久，季康子又要去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孔子知道后很不高兴。季氏家族仗着自己富过鲁国国君，又长期把持国政，不时干出一些违礼之事。以前，季平子祭祀祖先时，居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让八个行列的舞蹈队翩翩起舞。今天，季康子居然又要去祭祀泰山，泰山可是只有周天子和诸侯们才有资格祭祀啊！不久前，孔子虽然对冉有的行为不以为然，愤激时甚至宣布他不是自己的弟子，但气消以后冷静下来，他还是同冉有来往，保持着师生之间的情谊。

    孔子希望阻止季康子的非礼行为，于是找来冉有，问他：“你不能劝阻此事么？”冉有回答得十分干脆：“不能。”孔子沉默了一会儿，失望地慨叹说：“呜呼！难道泰山神还不如凡夫俗子林放知礼吗？”孔子对季康子的违礼实在是无可奈何了，只能想象知礼的泰山神不会接受季康子非礼的祭祀而已。

    孔子晚年，一直处于矛盾遑遽状态。一方面，他的理想、修养和性格，使他绝不能忘情于政治，对列国间发生的重大事情，特别是鲁国发生的一切，不能不表明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孔子也明白，他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弱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时代的航船向着他不愿看到的方向驶去。他愤怒，迷惘，忧愁，悲叹，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只得埋头于学问，徜徉于春风，沐浴于沂水，流连于舞雩台，与大自然对话，听杨柳与秋阳絮语，希望在昏乱的政治之外找到心灵的寄托。然而，他又无法像老子或以后的庄子那样使自己在心灵上最大限度地超然物外，把自己置于历史的进程之外，因而只能在矛盾痛苦中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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