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马克·斯洛宁著

    苏杭译

    1922年夏天，在柏林库达姆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聚集着许多俄国作家和出版家，萨沙·乔尔内萨沙·乔尔内（1880—1932），俄罗斯诗人，1920年起侨居国外。介绍我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为了尊重对方，只呼其名字和父名，下文简称玛·伊。相识。我熟悉她的诗，而且我很喜欢她刚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离别集》《离别集》于1922年在茨维塔耶娃离开俄罗斯之前，由莫斯科—柏林赫利孔山出版社出版，当时受到斯洛宁、爱伦堡、安德烈·别雷等人的好评…我想谈谈这本诗集，但是玛·伊听说我住在布拉格，便向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她是春天从莫斯科来到德国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小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于1922年5月15日抵达柏林，在这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于同年8月1日移居布拉格。的，她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原是白军军官，邓尼金和弗兰格尔部队溃败后，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就读于查理大学，她与丈夫已经几年没见面了，他们打算在布拉格安身。

    她说话声音不大，很快，但是清楚，两只灰绿色的大眼睛低垂着，不看对方。有时候她昂起头来，这时候她那轻柔的金色的头发飘动着，她理的是儿童的发式，刘海儿遮着前额。她的有力量的手腕上的银手镯每动一下都在叮当作响，几只戴着戒指——也是银的——的粗大的手指攥着很长的木制烟嘴儿——她不断地吸烟。长长的颈项上一颗硕大的脑袋，宽宽的肩膀，纤细的、匀称的身材的某种端庄的姿态以及她整个的气质给人一种有力而又轻盈、执著而又稳重的印象。她握手像男人一样有力量。

    我们在咖啡馆里坐了很久。玛·伊讲述了1918—1920年她带着两个女儿住在莫斯科的阁楼里的饥馑的生活。一个女儿大概死于饥饿茨维塔耶娃的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4月13日生于莫斯科，1920年2月15日死于昆采沃儿童寄养院。，另一个女儿——阿里阿德娜（大家都叫她阿利娅）她带出国来了。当时我听她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她家，——后来她猜出来了，是个小偷儿。她由于近视起初以为他是某一个不太有名的诗人——有许多诗人常来找她——，便热情地款待他喝胡萝卜茶。他感到莫名其妙，拒绝了这种寒酸的招待，打量了一下四周，估计了一下这个简陋的家境，在桌子上留下几个卢布便溜之大吉了。这个趣闻是由谢·沃尔康斯基公爵在他的献词《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中转述的，这个献词是他的作品《日常生活与生存》的开场白。玛·伊带着一种幽默的语调回忆起这件事，还回忆起多亏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彼得·科甘彼得·谢苗诺维奇·科甘（1872—1932），苏联文艺理论家。，她在1921年终于得到了一份作家的口粮，她微微一笑，这一笑使她的较大的、线条分明的嘴角向上翘起。

    我当时担任布拉格《俄罗斯意志》文学编辑。起初它是一份日报，后来改为周报，我们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把它改为月刊。我请茨维塔耶娃供给我们诗稿，并且在抵达布拉格以后光临我们设在市中心煤炭市场的编辑部。她对我们的地址的捷克语发音——УхельниТрх——很感兴趣，后来她常常以一种调皮的玩笑问我：“喂，你们那里的煤炭市场或者政治集市怎么样？”当玛·伊听说我们编辑部处在18世纪的带有大门、拱顶和交岔路口的游廊，而且占据着传说1787年莫扎特在一间阳台朝向内院的房间谱写了他的《堂·璜》的宅邸的时候，便一本正经地说：“这样说来，我答应向你们供稿。”我提醒她说，我们的杂志是有政治倾向的——我们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刊物。她连珠炮似的回答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懂政治，当然啦，莫扎特比我高明。”我直到现在深信，正是莫扎特影响了她的决定。

    1922年秋天，茨维塔耶娃移居布拉格以后，起初同丈夫和女儿一起住在乡村，仿佛是莫科罗普瑟，后来住在市郊丘陵地带的斯米霍沃。11月她来到了编辑部，带来了一首《我的所有的河流的宽阔的河床》这首诗是献给爱伦堡（1891—1967）的十一首组诗《雪堆》之一，爱伦堡在1960年出版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第二部中有一章回忆了茨维塔耶娃。——在《俄罗斯意志》上发表的第一首诗，并且认识了我的同仁弗拉季米尔·伊万诺维奇·列别杰夫、叶夫谢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塔林斯基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苏霍姆林。前两位50年代在纽约逝世，第三位返回苏联后，迟十年死于莫斯科。

    简短地谈完正事以后，我同玛·伊去伏尔塔瓦河大桥旁边，市立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馆，我们在那里坐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我当时正在为柏林涅瓦出版社将要出版的卡桑诺瓦乔万尼·贾科莫·卡桑诺瓦（1725—1798），意大利作家，著有十二卷的《回忆录》（1791—1798），记述了同代人的习俗以及许多冒险性的传奇故事。茨维塔耶娃曾以他为题材写过诗剧。的回忆录第一卷写序（第一卷于1923年问世，而第二卷一直未能出版，涅瓦出版社如同当年大多数俄国文学企业一样由于奖金短缺而关闭）。玛·伊在1922—1923年间，在柏林，除《离别集》以外，还得以出版了《普绪刻》、《献给勃洛克的诗》、诗集《手艺集》以及童话长诗《少女沙皇》《普绪刻》，柏林，格热宾出版社，1923年；《献给勃洛克的诗》，柏林，星火出版社，1922年；《手艺集》，莫斯科—柏林，赫利孔山出版社，1923年；《少女沙皇》，童话诗，圣彼得堡—柏林，时代出版社，1922年。第二版——第一版是在莫斯科出版的。

    我感到吃惊的是，玛·伊不仅对卡桑诺瓦了如指掌，并且为这个热情洋溢的情人和冒险家所倾倒，而且还以他为题材写了几部诗剧。我们即刻说定，她为《俄罗斯意志》写一部《传奇》——以贾科莫·卡桑诺瓦，辛加尔的骑士的《我的生平》的第四卷的材料为基础写一部五幕诗剧。此外，她答应把在莫斯科出版的有所歪曲的《卡桑诺瓦的末日》加以补充并稍作修改后给我们发表，并且更名《火凤凰》。《传奇》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23年第18、19期上，《火凤凰》在该刊1924年第8—9期上。茨维塔耶娃在1922年自传中谈及1921年莫斯科星座出版社出版的《卡桑诺瓦的末日》时说：“最近的一部东西我认为是一部已发表的草稿，因为星座出版社没有把校样给我看。有些遗漏使原义含混不清，还有错字。插图也未经我认可。”因为《传奇》的题词，我们俩立刻发生了争执。玛·伊把它译成“你也会把享里埃塔忘掉”，而我译为“你同样也会把享里埃塔忘掉”。卡桑诺瓦的恋人，亨里埃塔用钻石把这句话刻在了他们彼此热恋时住过的饭店的玻璃窗上，——过了十五年以后，他在这扇玻璃窗上发现了它，于是痛哭流涕，因为预言应验了。我感到震惊，玛·伊怀着何等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译文并且援引了最最出乎意外的论据。“这不过是一桩小事，”我试图使她打住。“一桩小事？”她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咝咝声问道，仿佛我亵渎了神灵一样，“选择词汇是最重要的。”此后我多次注意到，只要一谈起个别词的准确性，较少使用的短语或者有节奏的转调的正当性，玛·伊的平静和耐性立刻便消失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准备消灭对手的好战的女性。对于她来说，约翰福音的第一行诗是神圣的：“道“道”的俄文是CЛOBo，即语言之意。，是在万有之先，就有了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记得1929年在默登法国巴黎郊区，茨维塔耶娃曾在那里居住。的那场战斗，玛·伊给我朗诵《空气之诗》《空气之诗》写于1927年5月，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30年第1期。——她的词藻最华丽的一部作品，有许多词语组合，大多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诗里有这样一些诗句：啊，空气真是湿漉漉，湿漉漉！比穿过燕麦田的猎狗还要湿漉漉，可空气滑溜溜！

    狗毛——可空气拂拂！

    我清楚地知道，玛·伊的“湿漉”（流淌—暴雨）或者“拂拂”（吹拂）她是由什么词根变化而来的，但是我禁不住地指出，这个词对于彼得堡人来讲，听起来有两种意思——要知道，他们会把它当作“扇”的第二格——像人们称呼谢肉节期间在首都不干正当的勾当的芬兰车夫和爱沙尼亚人那样。因为去掉“ять”，“вейκa”（加e）和“веять”（首先加ять）两个词之间便失去了区别。于是我对“狗毛——可空气拂拂”这句诗不太欣赏。玛·伊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决不能因为存在次要的地方的语言而加以更动，而且她趁机再次攻击新的正字法。她起初对于新的正字法深恶痛绝，后来不屑一顾地不喜欢，直到1925年才不得已地与它调和了。但是，例如，像她所说的新的历法，无论如何她也不能接受。

    那些责备茨维塔耶娃在写诗方面狂暴，在语言方面恣意妄为的人，大概不曾怀疑，她对自己的诗下了多大的功夫，她细心地筛选整段的诗以及单独的语句，多次反复推敲改写。她不止一次地重复说，她喜欢“咀嚼单词，挖出它的内核，找到它的根”，她非常重视手艺，难怪给她的一本诗集命名为《手艺集》。她笔下的一切都经过仔细打量和检验——就连散文也不例外。我保存了她的一本把帕斯捷尔纳克与马雅可夫斯基加以比较的草稿的厚厚的笔记本《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一文发表在巴黎《新城堡》杂志1933年第6—7期上。，其中有大量的对原稿的更改和各种方案，以及如她所写的那样，“清稿的试验”。同一笔记本里她对法文的《致阿玛宗女人的信》《致阿玛宗女人的信》是写给纳塔利·巴尔尼的，在纪廉·利蒙特的努力下，在法国得以出版，出版社将它更名为Marina Zvétаieva.Mon frère féminin.LettreIAmazone.Pаris，Mercore de france，1979。的写作也是很有趣的。总的来说，在她的创作中，恰恰是诗歌的内心激昂和旋风般的结构同形式的技巧和把握，风暴同加工精细的这种结合，使人叹服。当我上面提到的短诗《我的所有的河流的宽阔的河床》发表时，我发现，事实上她的诗歌的河床是很深的，但是它却在狭窄的山岩中间通过，于是她急忙地援引泰奥菲尔·戈蒂埃泰·戈蒂埃（1811—1872），法国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句：。…pour marcher droit tu chausses，Muse，un cothurneétroit.“想要大步流星，缪斯啊，你却穿着小鞋。”

    从1922年到1925年末，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同玛·伊时常会面，一连几个小时谈话，散步，很快我们便亲近了。文学方面的一致，很快变成了个人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十七年之久，它不平坦而且复杂——有争执，有和解，有起有伏。有一点我是始终不渝的：我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非凡的诗人，与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并驾齐驱，而且早在1925年我就曾经写过，在侨民当中只有霍达谢维奇弗·霍达谢维奇（1886—1939），俄罗斯诗人。能与她相媲美。斯洛宁的文章题名为“侨民文学”，发表于《俄罗斯意志》1925年第2期。我直到现在依然坚持这样的意见。

    玛·伊的性格中的许多东西以及她作为一个人的某些特点，从她的断断续续的讲述她的童年之中，渐渐地为我所了解。她很少讲起她父亲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弗·茨维塔耶夫（1847—1913），俄罗斯学者，古希腊史、金石学史和艺术史专家，莫斯科美术博物馆创始人和第一任馆长，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但是她尊敬他，给予他很高评价：他是弗拉基米尔省舒亚附近德罗兹多沃村一个贫寒的神甫的儿子，靠着顽强努力获得了“高级的职位”。他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和艺术史家，曾经担任过鲁勉采夫博物馆馆长，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美术博物馆（现为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的创始人。玛·伊说，她从他那里继承了对所热爱的事业的顽强的精神和忘我的忠诚。他完全沉浸在他的事业中，几乎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第一个妻子的两个孩子和再婚的两个孩子玛丽娜（1892年出生）和阿纳斯塔西娅（1894年出生）。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著名历史学家德·伊洛瓦伊斯基德·伊·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俄国保皇派历史学家、政论家。的女儿，于1890年逝世。

    每当我问起父亲对她有何影响的时候，玛·伊立刻便改变话题，回忆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梅因。她出身于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化的德国人的殷实的家庭，一半波兰血统的女人，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是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安东·鲁宾施泰因安·格·鲁宾施泰因（1829—1894），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根据其他资料，玛·梅因是鲁宾施泰因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她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遵从父亲和亲戚之命而出嫁的。玛·伊常常谈起自己，说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三种血统，还从他们那里继承了对莫斯科的热爱，波兰人的尊严和对德意志的依恋。在谈到这个话题之时，她表白是母亲向她敞开了大自然、音乐和诗歌。然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却对女儿持以冷漠的态度，对于她的爱慕报以节制的反应，总是想方设法压制玛丽娜的想象，使她的高昂的激情不要超越范围。玛·伊玩笑地讲到，母亲企图让小女儿指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即玛丽娜的妹妹。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或者使她养成具有尊敬长者和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样一些品格，却没有成功（少女时代的玛丽娜因为举止失礼而被冯—杰尔维兹中学除名，她只好师从阿尔费罗娃，十八岁才结束学业）。但是她六七岁时刚一学会识字和识谱，便开始阅读普希金的作品，听贝多芬的奏鸣曲。对于她来讲，有点儿孩子气的爱好的阶段很早便开始了——萨拉·伯恩哈特萨拉·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曾领导萨拉·伯恩哈特剧院，在雨果、小仲马和罗斯丹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拿破仑、罗斯丹埃特蒙·罗斯丹（1868—1918），法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罗斯丹以他的描写拿破仑的不幸的儿子赖希施塔特公爵的剧作《雏鹰》而使她着迷，玛·伊在青年时代便将这个剧本译成了俄文。因为罗斯丹，我们俩争吵起来：我持怀疑的态度谈起罗斯丹，我认为对他的喜爱差不多可说是庸俗趣味的表现，而玛·伊以浪漫主义态度赞赏他，并且指责我在文学方面假斯文。

    由于母亲的缘故，玛·伊精通法文和德文，是家庭女教师在她童年时代教授她的。后来她在洛桑洛桑在瑞士。和黑林黑林在德国西南部。的寄宿学校差不多度过了两年（1903—1905），而十六岁时，与妹妹一起，在巴黎大学听课。据其他资料，玛·伊在洛桑和黑林寄宿学校时与妹妹在一起，去巴黎大学听课是只身前往的。母亲的严格的、有点拘礼的教育在玛·伊身上终生留有烙印，在参加社交的举止中表现出是一位在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姐的身份，但是我觉得她缺乏母亲的温柔和爱，这由下面的情况便可以得到解释，她总是寻求女性的友谊，例如，她在她的年纪较大的捷克女作家安娜·捷斯科娃安娜·安东诺夫娜·捷斯科娃（1872—1954），捷克女作家、翻译家。茨维塔耶娃看来是在1922年末到1923年初于布拉格与她相识的。捷斯科娃是保守的捷俄团结文化慈善协会组织者之一。20年代该协会经常组织文学和音乐晚会，她们便是在这样一次晚会上相识的，很快结成了友谊，持续多年。捷克曾出版过一本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书信集，内有大量有关茨维塔耶娃生平和创作的资料。身上明显地注重的正是母性的温暖和关怀。这一友谊对她来讲成了替代和补偿。

    母亲于1906年死于肺结核，因而从这时候起，十四岁的玛丽娜便成了一个孤僻的孩子，一般来说，随心所欲。十八岁那年，她背着父亲和家人，偷偷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此后过了一年又出版了《神灯》。1912年她嫁给了谢尔盖·埃夫伦——她二十，他十九。我清楚地记得，玛·伊对我说过：“1913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阿利娅诞生茨维塔耶娃又在杜撰：阿利娅生于1912年，不是1913年。，父亲逝世，还有我的诗集《两本诗的选集》出版《两本诗的选集》是《黄昏纪念册》和《神灯》两本诗集的选本…封面是由阿霞·屠格涅娃，安德烈·别雷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妻子设计的。”在这些年代里，玛·伊结交了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马·沃洛申（1877—1932），俄罗斯诗人、水彩画家。是他在茨维塔耶娃第一本诗集出版后立即给予好评的。、库兹明米·阿·库兹明（1875—1936），俄罗斯作家，起初与象征派接近，后与阿克梅派接近。以及别的诗人，进入了莫斯科的文学界和戏剧界。尽管她与杰出的象征派诗人们接近，崇拜勃洛克，但却不曾与他们建立关系。阿克梅派的诗人们同样也没有把她征服，虽然她非常喜欢阿赫马托娃，常常与曼德尔施塔姆奥·埃·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人物之一。30年代曾两次被逮捕，死于非命。近年来被恢复名誉。见面并且建立了友情。从她的讲述中可以判断出，曼德尔施塔姆对她不是无动于衷的（参见经我手在1964年第11期Oxford Slavonic Papers《牛津大学斯拉夫文献》。上发表的《一首献诗的经过》）。未来主义派诗人们，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曾引起她的兴趣，但是她与他们是疏远的。1918年在她丈夫去顿河以后，她独自生活在莫斯科，处境艰难，这种处境由于她公开赞颂白军运动而加重。本文作者当时并不在苏联，据国内资料，茨维塔耶娃不曾公开赞颂白军运动。

    1922年末，尤其是1923年，我同玛·伊说，我们的友谊是在路上结下的。我们一边在街上或花园里漫步，一边聊天儿，而且一成不变地在咖啡馆里结束了我们的散步。玛·伊仿佛同安娜·捷斯科娃说过，因为我的缘故，她熟悉布拉格的数十家咖啡馆。但是她同样也熟悉了布拉格。我过去非常喜欢，现在依然喜欢这座辉煌的，多少有些悲惨的城市，我曾经陪着玛·伊走过成为大学的克力门特大厦克力门特大厦原为17世纪中叶耶稣会一所大学的所在地，现为捷克民族和科学图书馆。周围的小巷，走过有着城堡和传说的“小城”，走过有着矮小房屋的狭窄的皇冠街，传说16和17世纪这里居住过炼金术士和星占家，路过洛甫科维茨和华伦斯泰华伦斯泰（1583—1634），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出身捷克贵族。的壮丽辉煌的城堡，这些城堡的崇高的文艺复兴风格变成了巴罗克风格。玛·伊尤其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的公墓以及乱放在茂盛的草丛中的墓碑，还有查理大桥边的水鬼。桥头的一只石牛旁边，在一个狭窄的底座上立着一个手举利剑的骑士的塑像。骑士的脸部表情威严，身躯端庄，头盔下面露出光亮的卷发，春天的季节，无论是头盔还是利剑都覆盖着四处伸延的树叶，鸟儿在骑士的肘部弯曲处筑起了鸟巢。不知道这个河水的保护者是什么人——是罗兰罗兰（？—778），法兰克王国的封疆伯，曾随查理大帝778年出征西班牙。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

    布龙茨维克系指国王普舍美斯二世，曾为巩固捷克王国做出很大贡献…

    玛·伊因为骑士，因为寂静，因为荒芜的水鬼而十分激动，于是在我们散步后过了两天，她给我寄来了她的《布拉格骑士》，这首诗收进了她的所有的诗集：骑士啊，守护着大河的骑士——

    脸色苍白的哨兵，保卫着时代的波涛汹湧。

    关于骑士，她问过所有的人，并且想以18世纪的布拉格为背景写一部关于他的中篇小说。我觉得，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丈夫的相似之处这是本文作者的感觉，而茨维塔耶娃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她所以对这个骑士感兴趣，是因为他长得与她相像。——同样的窄长的古代人的脸，同样的为了正义的事业而拔出剑的军人的姿态。这一切与玛·伊当时在她的“创造的”白军运动的“神话”中的情绪相符合。

    玛·伊总是非常喜欢散步——她的步履轻盈而矫健，她能够走起路来而不觉疲倦，无怪乎后来写了《步行颂》（1931年曾被《当代纪事》拒绝刊登）。如她所说的，把“游荡”和“漫步”两个字结合起来，在我们漫游的时候，唯一使她不满意的是穿过街道。她对汽车怕得要命，一旦离开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她便痉挛地抓住我的袖子，像开玩笑似的，枉费心机地感到恐惧，悄声说：“亲爱的，请停一下，那个可恶的东西马上就冲着咱们开过来了，说话就会把我们轧死的”，而且只要没有走到没有危险的对面，她就不会放下心来。

    在从捷克移居法国以后，玛·伊发现，她深深地爱着布拉格，甚至对它还创造了某种神话。这个神话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因素。最使她感兴趣的是这座都市的精神，它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往昔，以及与这座城市血肉相连的感情——在这里度过了她的侨民生活的最光辉的岁月，这些岁月充满了痛苦和欢乐，充满了诗歌的繁荣和创作的希望。在这里创作了她的优秀的作品——《山之诗》、《终结之诗》、《捕鼠者》、《树木》、《房间的尝试》、《楼梯》本文此处有误，《房间的尝试》、《楼梯》写于1926年，当时诗人已在法国。、《地板打蜡女工》和许多美妙的抒情诗。后来，当她住在巴黎郊区的时候，她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她在捷克乡村或斯米霍沃丘陵的更为简陋的住宅，并且急切地向往布拉格，犹如向往某一处乐土一般。她在法国侨居的十三年之中，写信或谈话之中经常提到要前往布拉格，哪怕是两个星期也成，因而这个动人的希望变成了她的萦怀的理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每当在巴黎同我见面时，她都要征求我的意见，怎样在布拉格举办她的朗诵会，想以此赚点儿路费。我每次到捷克时，都要同玛·伊的忠实的朋友安娜·捷斯科娃（玛·伊不止一次给她写信谈到此事）交换意见，但是我们俩都清楚地明白整个的困难，准确地说，这种事是办不成的。我有一种印象，就是聪明而又审慎的捷斯科娃知道玛·伊善于创造神话，虽然自己对此深信不疑，但却担心布拉格之行不会给玛·伊带来欢乐，而是失望。

    在玛·伊对捷克的眷恋之中，除了纯属个人的心灵以及——如她本人会补充的——精神的感受以外，《俄罗斯意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把这家杂志看作是物质方面的支持，而且也是文学方面的支持。《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两家报刊不理解她，也不喜欢她的诗，她的作品被他们无情地删节，“编辑加工”，并且遭到荒谬的审查；而我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玛·伊的诗歌，还是散文，我在发表时，只字不动，只关心排字工人别把“Cиpocть”（孤苦伶仃）排成“Cыpocть”（潮湿）短诗《工厂的工人们》（之一）中的一行诗有“Cиpocть”这个词，常被误排为“Cыpocть”…玛·伊不喜欢感激而且也不会表示感激。1925年当《俄罗斯意志》编辑部给她新生的婴儿送去一辆小推车时，她请捷斯科娃把我引开，之后才表示对礼物赞美，“我不会当面感谢，”玛·伊写道。但是就连她也曾公开地表白过，有很多事要感激《俄罗斯意志》的。直到现在，她在侨民时期最长的和最重要的长诗《捕鼠者》的全文只在《俄罗斯意志》上刊登过（莫斯科1965年的一卷本《作品选》中，《捕鼠者》收入时作了删节）。《捕鼠者》全文有德俄文对照本，另有美国纽约1983年五卷本《茨维塔耶娃诗集》第四卷中所收的根据作者最后审定的、巴塞尔大学档案馆珍藏的校样排印的全文本。这本杂志还发表过不少组诗和长诗《树木》、《西彼拉》、《小红牛》、《空气之诗》、《楼梯之诗》、《房间的尝试》、《致马雅可夫斯基》（这首诗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西伯利亚》，许多抒情诗，还有散文《人间的特征》、《劳动英雄》（关于勃留索夫）、《车厢中的十月》、《你的死》（关于里尔克莱纳·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茨维塔耶娃于1926年经帕斯捷尔纳克介绍，以通信方式与里尔克相识，里尔克于同年末溘然逝世，使他们失掉了见面的机会。茨维塔耶娃的长诗《房间的尝试》（1926）是献给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为里尔克之死，茨维塔耶娃还写过一篇随笔《你的死》（1927）。她还有一首安魂曲《新年书简》，也是纪念里尔克之死的。里尔克也曾写过一首《哀歌》（1926.7）献给茨维塔耶娃。）、《关于贡恰罗娃》、《致里尔克书简》、《诗人与时代》以及上面已经提到的两部诗剧《传奇》和《火凤凰》（《卡桑诺瓦的末日》）。

    玛·伊并不知道，我把她推荐给《俄罗斯意志》并将她定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非轻而易举的。作为文学部的编辑，我有选择稿件的自由，但是我却不止一次地遭到被我们称为我们周围的人们的那些人的攻击。玛·伊的诗歌的非同凡响引起了许多朋友——有党派的和无党派的——以及甚至《俄罗斯意志》的同仁们的不理解和不满。我尤其是受到著名的老民粹派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拉扎列夫的责难。他虽然只在形式上是杂志的出版者，一般不干涉编辑方针，但是如果我们发表的东西触及他的痛处，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和情感。他还是在农奴制时代出生的，他只是马马虎虎受了点教育，却成了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因为他接受的是七十年代的人的教育，在文学方面只注重经典作家、现实主义和思想性。他读过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尤其是读过《人间的特征》这些诗当时还不存在。茨维塔耶娃曾想以“人间的特征”为名，出版一本她在1918—1920年间的日记和札记的集子，但未实现。这个题名是茨维塔耶娃于1940年编选诗集时，为1922年写的八首组诗定的，其中五首收进了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选》；显然，《人间的特征》组诗题名斯洛宁是从这个版本中摘取的。和《地板打蜡女工》以后，来到了编辑部，在我对面坐下，摊开两只手，抖动着胡子，用老年人的带鼻音的声音唠叨着：“我读过了，一点儿也没懂，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这个姓氏俄文词根是“花儿”之意。，可我什么花儿也没看到。”

    有一次由于他的怪罪和嘲笑，他使我失去了镇静，于是我忘掉了我们的长幼之分，激昂地喊道：“您根本就不会读这些诗！”善良的叶戈尔·叶戈雷奇起初有些慌张，后来带着微笑低声地说：“瞧吧，直到现在还以为是个有文化的人呐！”我解释说，读茨维塔耶娃的诗应当读出声来，悠缓地，分清音节，根据每一首作品的节律而使声音和韵脚突出、着重、平缓，——只有这样才能容易感受她的诗歌。编辑部在座的人都聚拢一起听我朗诵的表演，而当我结束的时候，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叹了一口气说：“看来，这样就清楚多了，不过，反正你们青年人只喜欢新东西，可我不是裁判。”

    另外的一些难处是政治方面的。玛·伊被认为是“白色希望的诗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从前的军官们，反复地念着她那首广为流传的《新年之夜》（1922）铿锵有力的诗句，这首诗提议举杯：为了可尊敬的衣衫褴褛的人，为了塔曼，为了库班，为了我们的俄罗斯顿河——古老信徒派的约旦，酒杯和酒杯交欢！

    她的别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但是却认为她不该在社会革命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而社会革命党人感到惊异，为什么《俄罗斯意志》一期接着一期刊登她的东西，他们暗示我说，似乎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的机关刊物的版面上不该给她提供地盘。我立刻发起脾气来，说他们是一些鼠目寸光的宗派主义者，沾染上布尔什维克教条的书呆子。幸运的是，我的一些同仁，特别是弗·伊·列别杰夫和叶·亚·斯塔林斯基支持我，他们同情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作家身上以及新的艺术流派上。我们乐于发表扎伊采夫、穆拉托夫、奥索尔金的作品，霍达谢维奇和什克洛夫斯基的评论文章，安德烈·别雷的游记，但是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文学青年。我们“发现了”波普拉夫斯基和加兹达诺夫，给其他的侨居巴黎的诗人和小说家提供了不少版面，吸引那些还不太成熟的侨居布拉格的人，诸如A.艾斯纳、B.列别杰夫、H.叶列涅夫、B.费奥多罗夫、H.安德烈耶夫、X.克罗特科夫、C.拉法尔斯基、T.霍赫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为刊物供稿，不问他们政治倾向如何。他们大家都来出席编辑部举办的文学茶座，——而当玛·伊来到这里时，她立刻便感觉到友善和爱戴的气氛。而这种茶座她感到非常需要，这是学术性的圈子；而作家的圈子，也许奇里科夫一家除外，却对她很谨慎，有时甚至怀着某种敌意，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认为她是一位大诗人。

    1923年到1925年间，玛·伊常到编辑部来，在这里认识了拉扎列夫。他很喜欢她，他以他平时的派头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怪不得您写白军呢，莫不是将军的女儿。”“是啊，”玛丽娜回答说，“不过将军在十二岁以前却光着脚走路诗人这里说的是她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幼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鞋穿。，也像您的童年一样，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在接下去的谈话当中，有一个人提到了一个布拉格的女侨民，挥金如土，行为古怪，不知自己如何是好。我们没有答话。“我喜欢富人，”玛·伊突然说道，顺手又拿起一支烟，“我可怜他们。”过了几天，她给我寄来了她那首辛辣讽刺的《富人颂》。记得还有一回她对同一个叶戈尔·叶戈罗维奇说，她不喜欢“白色的桌布”。在巴黎她曾说，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像在妇女的茶会、招待会和宴请上那样感到难受和不舒服。不过，在那些地方，也许是由于意识到自己贫穷，服装远非入时，自己的生活处境简陋，近乎贫困，同俄国资产阶级侨民的环境完全不相协调而感到难堪。

    布拉格最大的一家俄国人办的杂志为玛·伊提供版面这件事，对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使她感到更为珍贵的是能够充分地发言。后来，每当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她在巴黎侨民的最有影响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作品受到阻挠而感到屈辱时，她都提到这件事。她说，《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能够“容忍”我，但是不喜欢我，不喜欢作为一个诗人的我。《俄罗斯意志》对她的诗歌很重视，早在我们个人结识之前我就曾给予她很高评价。还是在1922年的时候，我就曾经指出《离别集》的意义，是她创作中的新阶段，指出她的“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对自己的使命的意识和对命运的感知”，认为她是“俄罗斯优秀的女诗人之一”。两年之后，我把她的名字与阿赫马托娃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我想补充一句，在“布拉格阶段”的时期里，以及后来，直到1932年，《俄罗斯意志》的稿酬是玛·伊作为作家的主要收入。虽然她不重视金钱，也不善于理财，但是她知道，《俄罗斯意志》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从未拒绝给予她帮助。在她生计所有最困难时刻，只要她找到我，都会给她预支，或者为她延长由捷克寄往巴黎的作家资助金期限而奔走。

    在布拉格感受到的好的和坏的，后来汇合起来成了玛·伊顽强地生存的某种象征。她对康士坦丁·罗泽维奇康·博·罗泽维奇（1895—1988），曾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先在红军，后被白军俘虏，1922—1923年与谢·埃夫伦同在捷克查理大学学习，1926年迁居巴黎，加入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1960年将他珍藏的茨维塔耶娃的手稿、书信和书籍移交给阿·埃夫伦的档案库，现存于俄罗斯国立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两部长诗是以罗泽维奇为主人公的。罗泽维奇拒绝写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也拒绝发表谈话。阿·埃夫伦的回忆录说，罗泽维奇是一个有魅力的、勇敢的、悲剧性的人物，而本文作者斯洛宁对他却有不同的印象。的迷恋在这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见过他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无幽默感的，有点儿滑头滑脑，相当枯燥乏味，才智平平。他的某些同学，例如H.叶列涅夫指责他为人虚伪和世故，对他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根据玛·伊的个别意见——她不喜欢谈论他——我得出一个印象，他被玛丽娜的冲击到他身上来的不能遏制的浪潮惊呆了，于是逃离开暴风骤雨和电闪雷鸣，躲到平静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体面的婚姻的避风港去了。玛丽娜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在她的神话创造开始的时候。她使他们的爱情达到高峰的企图破灭了，为此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点她在1924年创作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里谈到过。头一部长诗中的开始第一行“痛苦本是从山起源”，便准确地传达了这件事。

    正如玛·伊常常发生这种事情那样，她迷恋的不是实际存在的罗泽维奇，而是她自己想象中的他——是她个人的反映和幻想。这并不是普通的斯丹达尔式的“结晶”。她以自己易于激动和夸大的本领，创造了具有非现实的规模和巨大的力量的、想象出来的形象和感情。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把这种倾向称作“巨人症”，因此她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一用她的话来说轻浮的表达法。然而恰恰由于她的这种特点，与同代人相处，对她来讲往往变为失败和失望。

    我不知道玛·伊在写“青春时代的诗”那个时期是怎么样的，她是不是当真像她自己表达的那样，“犹如现在和过去作孽一样，我将来还要作孽多端：/怀着激情，用上帝赋予我的所有的五种感官！”引自“我没有遵守戒条，没有去赴圣餐……”（1915）。但是在国外侨居年代里，她的所有的爱恋在我看来都是诗的虚构，是“沉湎的思想的激动”。

    1924年我居住在捷伊维茨街区一幢不大的住宅里，与列别杰夫一家毗邻，玛·伊常到我家来。有一次她给我朗诵完《终结之诗》以后说，如果感情枯竭了，伤口还没有愈合，还在灼痛，但是血已经凝固了，干了——于是这时候便开始痛恨自己再一次轻信受骗，因此想毁掉你所创造的偶像，从而既惩罚了自己，也惩罚了他。我后来明白了，玛·伊在对待她的各种各样的熟人的关系方面，经历了赞美，几乎是神化，而然后是愤然否定，敌视，嘲笑，甚至报复这样一个过程。只有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两位诗人例外。玛·伊曾与里尔克有过书信往来，他曾将他的《杜伊诺哀歌》之中的一首献给她本文作者说得不完全准确：里尔克献给茨维塔耶娃的哀歌属于《杜伊诺哀歌》，但是没有收进单行本。，但是他们从未谋面。她写过许多关于他的文章。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玛·伊是1922年在柏林“发现”的，颇为赞赏，而他在同一个时候在莫斯科读到了她的《里程碑》，为她的才华所折服。他们的书信友谊就这样开始了。玛·伊常说，人都对别人的东西感兴趣，可是却爱自己的东西，而从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灵魂，他与她是“势均力敌的”。她为了纪念帕斯捷尔纳克，想给她的在1925年2月出生的儿子起名叫鲍里斯，但是她丈夫说服了她，给孩子起名叫格奥尔吉。后来玛·伊断定，在她与《生活——我的姐妹》《生活——我的姐妹》是帕斯捷尔纳克1922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的作者之间的生活方面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但是依然继续从远方对他表示崇拜。1935年6月在巴黎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她在回廊里同突然到来的帕斯捷尔纳克见了面，聊了聊。当我问到她这次会面的情况时，她怀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痛苦说道“这‘不是会见’”，话未说完，她突然重复了一下她给勃洛克的诗的最后一段：然而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然而我的手臂与你的手臂难以汇合……引自组诗《献给勃洛克的诗》之一“在我的莫斯科——圆顶在闪烁……”

    但是她在友谊中的腾飞与失败，犹如她对人们、对书籍、对城市的赞美和排斥、爱恋和厌恶之中的腾飞和失败一样，都是来自她本能的浪漫主义。

    人间的乏味的歌曲和上天的声音之间的脱节，松树对想象中的不是此地的棕榈的怀恋，乃是作为心理范畴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心理范畴在各个时代始终不渝地存在着，而且依照一定时代的命令在各个时代采取不同的形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西方作为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便是这样的历史的体现之一。这种浪漫主义得到了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和美学理论，在它身上体现了一种由法国大革命而引发出来的暴动的能量，这一革命的理想和忧伤、胜利和失败。

    茨维塔耶娃生就一个浪漫主义者，她的浪漫主义是天生的，她高声地肯定它。因此许多人指责她近乎是在做戏，是矫揉造作——但是那些深知她的人都清楚地认为她的激情、她的叛逆、她被人们不正确地称为“狂暴”的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她自己给自己下了正确的定义：我作为一个诗人和头生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这里最最黑暗——阴云密布！

    这里像装在热水瓶里一样保护灵感！

    带着世界上这种无限大的尺度？！引自组诗《诗人们》之一“我作为一个盲人和养子在这世上如何是好……”（1925.4.22）

    上帝创造的她就是这样的，她看到的和接受的自己也是这样的。她摈弃日常的现实生活，而且非常真诚地承认：“我不喜欢如是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它开始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艺术中才具有意义和重量。如果把我送到彼岸，送到天堂去但却禁止写作，我会拒绝彼岸和天堂。物品我自然是不需要的。”她的经常性的自我肯定（某些人认为这是缺乏谦虚），她的骄傲以及她谈到自己的贫穷、屈辱和日常生活的困难时所流露的那种使人难堪的坦率，同样不合许多人的心意。事实上，这是诗人在对自己的与众不同方面，在对来自上帝——来自天生——来自命运的才能方面的坚定的信心。她经常反复说，如果一位美人儿摆出一副姿态，仿佛她对自己的姿色并不怀疑，那么她不是愚蠢就是虚伪地卖弄风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是对的，而不是罪过。她常对我说，她经常发现，普希金和歌德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以及由于这种意识带来的欢乐。她不是要标新立异，她是有独创性的，从而吓跑了那些有时隐藏在伪古典主义面具后面的蠢材、伪君子和清教徒式的谦谦君子。他们认为对于大诗人具有典型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是自命不凡，是盛气凌人。而且，玛·伊自己常常给那些错误的意见提供口实：有时候她压根儿就没有看见周围的人，于是他们便把她的专心致志当作蔑视，恰恰是同那些千方百计给予她帮助的人们在一起时她可能表现得冷漠、不公正、严酷。但是不应当忘记她那劳役一般的生活条件，她对命运的没完没了的抱怨——洗碗做饭、清扫、洗衣服每个人都能做，可她还会写诗——但是由于做饭、洗碗、清扫房间，由于所有这些必须从事的劳动，她不可能全力以赴来写诗，她说自己是一个勤杂女工，没有人使她摆脱开这些杂活儿，就连墨水都不得不兑水释稀，因为没有钱新买一瓶儿，而且只能在深夜或者清晨，由于没有写字台而坐在餐桌后面进行创作。她不善于生活，但是她却诚实地、顽强地挑起了自己的重担，这是出于对丈夫、子女、家庭的高度的责任感。她憎恨日常生活和一切劳役，琐碎的操劳使她没办法从事写作，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在使她精疲力竭的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她预示到她永远也不可能排除干扰而自由地进行创作。

    1929年在默登有一次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够把关于贡恰罗娃的手稿交给《俄罗斯意志》。她耸了耸肩膀回答说：“如果能挤出时间来，过两个星期。”然后沉默了片刻，带着冷笑和痛楚补充说：“就说波德莱尔吧，他是一位诗人，他是一个信天翁，可是我是什么信天翁呢，不过是一只被拔掉羽毛的快冻死的小鸟儿，更确切说，是彼岸的一个精灵，偶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可怕的土地上。”这些话我当时便记了下来，永远也不会忘记。她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栋梁”，选择了一小块儿地，为了肯定自己的真理，或者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但却没有手的人”，因为她能够飞翔，却不善于做杂活儿。

    浪漫主义者的一般的负担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脱节，他们在这里呼吸困难，只有在高处，在蓝天，才能痛快地呼吸，——可是玛·伊除了这种一般负担以外，还要增加一层经常贫困、沉重的体力劳动、受屈辱、受损害以及孤独的重负。她是一个三重流放犯，因为在侨民当中她是外人——作为一个人，她是一个难处的人，不善于处理普通的人际关系；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她为在人世间过着俘虏般的生活而忧伤；作为一个诗人，她完成着自己的使命。茨维塔耶娃是经常感受到她的这种悲剧的，直到最后一刻，自杀才使她得到了解脱。

    但是除了生就的浪漫主义以外，玛·伊还属于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她的宗师主要是上个世纪20年代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她阅读的是他们的原文作品，她非常熟悉，而且脱口而出——她的记忆力非常之强。她在同我交谈中经常引用一些她所喜爱的作家，如霍夫曼埃·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荷尔德林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沙米索沙米索（1781—1838），德国作家。以及狂飙突进狂飙突进是德国18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文学运动。时代的诗人们的作品。她非常喜欢海涅和克莱斯特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戏剧家、小说家。，而在法国作家当中她喜欢戈蒂埃戈蒂埃（1811—1872），法国诗人。，雨果的某些长诗，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和斯丹达尔的长篇小说。有一个时期，她对阿兰傅尼埃阿兰傅尼埃（1886—1914），法国小说家。的《大个儿莫纳》十分着迷。

    玛·伊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某些见解使许多人感到吃惊。例如，她明显地既不喜欢托尔斯泰，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她带着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如果到一个荒岛上去，她不会随身携带他们的长篇小说，而是要带上列斯科夫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的《大堂神父》和阿克萨科夫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国作家。的《家庭纪事》。她崇拜普希金，而莱蒙托夫有点儿使她讨厌，他的那种恶魔主义和拜伦主义不合她的心意。在我们的一次较长时间的文学交谈中，我徒然地对她说明，莱蒙托夫不是模仿拜伦，而是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本人，他把青年时代的装腔作势当作生活的真实，我受到他的诗歌的力量和音乐的鼓舞，我甚至把她自己的不间断移行（跨行跨行即一个句子断为两行，中间没有停顿。）——分行的、分节的和分音节的——同莱蒙托夫的作过比较，——她却避而不答。她突然开始惊诧，我们19世纪没有一位女诗人，卡罗利娜·卡尔洛夫娜·扬什（她就是这样称呼她的）除外，她在三十年之中是以巴甫洛娃巴甫洛娃（1807—1893），俄国女诗人，本姓亚尼什，父亲是德国人，莫斯科大学教授，她本人嫁给了俄国作家尼·巴甫洛夫。出现的，她的俄罗斯人的姓氏便是由此而来的。玛·伊坚定地补充说，卡罗利娜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却死在故乡德累斯顿。在她之后，在我们的世纪初期，出现了一种什么运动——“自由思想派”风格，好像是洛赫维茨卡娅洛赫维茨卡娅（1869—1905），俄国女诗人。的风格——她毫不留情地援引了几句：“晚霞染成金黄色的田野/消逝在玫瑰色的远方，/黄昏的哀愁编就了/我那难以形容的梦想。”而然后突然是阿赫马托娃。玛·伊曾经受到她的鼓舞，写过诗献给她。据说，阿赫马托娃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持谨慎态度——不过，这是完全自然的。

    玛·伊认为布宁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也就是说否定他的真实的心灵的本质。她对列米佐夫列米佐夫（1877—1957），俄国作家。很推崇，她说他的创作是哨兵的功绩，他为俄罗斯做出的贡献比所有的合在一起的流亡政治家都要大。

    玛·伊喜欢某些作品，是因为她从这些书里发现了自己——时而充满了欢乐，如同在西格里德·温塞特西格里德·温塞特（1882—1949），挪威女作家。的纪事小说《克丽丝汀——拉芙朗的女儿》中描写的那样——她常常翻阅这本书——时而充满了痛苦，如果比方说话题谈到卡捷琳娜·马尔梅拉多娃以及她的贫穷、痛苦、被夺去的孩子以及用不上的法国话的时候。仿佛我问过她，除了她偏爱的浪漫主义作家以外，她评价作品时有没有尺度。她想了想，然后说，她重视高度甚于深度，精神要腾飞，诗歌乃是飘然上升。

    玛·伊有许多纯表面的浪漫主义特征：青年时代她把自己看作是玛丽娜·姆尼舍克玛·姆尼舍克（约1588—约1614），女冒险家，波兰大封建主的女儿，伪德米特里一世和伪德米特里二世之妻。，醉心于暴动者——拉辛和普加乔夫的外貌，喜欢扮演一个以美色引诱男人的女人，并曾给一个迷恋她的少年写信——“亲爱的同龄人，/您的心依然没有死，/可是我却喜欢话语，/还喜欢镶嵌宝石的戒指。”引自短诗“白天已经夕阳西下……”（1915）。她一生都戴着吉卜赛式样的指环、手镯和项链，她对格里戈里耶夫阿·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文学批评家、诗人。的《吉卜赛族的匈牙利女子》写得那样俗气表示遗憾，并且加一句说：“不是他的过错。”我想，就连她的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尝试也是完完全全符合浪漫主义的愿望和人民性的。

    她对爱国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是完全持否定态度的，对装模作样的“俄罗斯主义”也不能忍受。她认为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家应当生活在俄罗斯，但是“抒情诗人、史诗诗人以及就其创作的本质来讲具有远见卓识的童话作家，最好是从远处来看俄罗斯”引自茨维塔耶娃回答《走自己的路》杂志的调查表，布拉格，1925年8—10月…这是她在我保存的一张从小学生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这张纸是从下列有趣的肯定开始的（她常常重复这种肯定）：“祖国不是领土的标志，而是颠扑不破的记忆和血液。只有那些把俄罗斯看作身外之物的人，才会害怕不居住在俄罗斯，忘记俄罗斯。心里装着她的人，只有同生命一起才会失掉它。”这种信念为她的侨民生活作了辩护，而且非常忠实地表达了她的感情和思想。尽管她接受的是欧洲的教育，坚定地表白热爱德意志——贝多芬和歌德的祖国，并且完全排斥民族的、肤色的和宗教的差异，她在一切方面——举止、言谈、精神面貌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俄罗斯女性，一个莫斯科女人。难怪她把那么多的诗献给了莫斯科（“莫斯科，巨大的、/流浪者的收容院”引自组诗《莫斯科吟》之八（1916）。）。

    无论是关于茨维塔耶娃创作的民间文学，还是关于她对祖国的感情（她的卓越的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一样——/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引自短诗“乡愁啊！这早就已经……”（1934）。）有许多是值得争论的（正如关于她以古希腊题材写的诗剧和长诗一样），但是这些作品在情绪上和文学上与浪漫主义的联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正如同她没有恶魔主义一样，她既没有这一流派的许多代表人物所习以为常的宗教主义倾向，也没有神秘主义倾向。在《小伙子》《小伙子》这篇童话长诗，早在莫斯科时，茨维塔耶娃便已动手写作，直到1922年12月在布拉格才最后完成。里，少女对吸血鬼的爱不带丝毫恶魔主义的性质。我在1924年曾经向E.A.利亚茨基指出这一点，说服他由他所领导的火焰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诗。这家出版社原则上是不出版诗歌的，但是由于我的坚持，为《小伙子》开了禁例，因此它于同年在布拉格得以面世。

    有趣的是，玛·伊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宗教情绪。这位乡村神甫的孙女无论对于宗教还是仪式都漠然处之，关于上帝的神学问题和见解她丝毫不感兴趣，而如果谈到死、生命的意义、永恒、神圣和最高的公正，她会感到乏味，并且改变话题，或者援引蒙田蒙田（1533—1592），法国哲学家和散文作家。反对神学、经院哲学和教条主义。的学说。她不喜欢我开她的玩笑，暗示她内心里是同意这句有名的诗的——“诗歌是大地的神圣的理想的上帝”。

    她同样缺乏浪漫主义者所表露的历史感。豪放、气魄吸引着她，不管它们出现在哪里——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她懂得，即便是从古代的席位上也能够达到某种内部的真实，但是她补充说：“为了心灵，而不是为了精神”，并且坚持认为这种重大的区别。她的一切都是在当时，在现在，她不理解事件的运动，她距现代比较远，她从不阅读报纸，她把自己的创作解释成是“反抗世纪、重量、时间、分数的阴谋”引自组诗《树木》之八（1923），引文不太准确，应为“这是反抗世纪——重量、总数、时间、分数的阴谋”…她一面扪心自问，艺术靠什么前进，一面重复她的一位同代人的话：“靠力量，靠热情，靠酷爱。”历史对它却没有威力。

    还有一个特点，玛·伊的所有的朋友都了解。她称自己是“迷惘的事业的维护者”，并且坚持说，诗人总是应当与被战胜者在一起。她把真理的领袖与堂吉诃德等同起来（“战马——瘸腿，/宝剑——生锈。/披风——破旧，身躯——笔挺”引自短诗《首领归来》（1921）。）。她对白军运动溃败以后的饱食终日和沾沾自喜——和浪漫主义的遗产以及它的反资产阶级性，对庸庸碌碌、平淡无味和故意显示的美德的揭露，——无怪乎玛·伊所喜爱的作家——从霍夫曼和海涅到斯丹达尔和福楼拜都对这些报以嘲笑。至于俄罗斯文学我就不想谈了。

    玛·伊异常聪明。她的智慧机敏，巨大，突出——它把清醒、清晰同对抽象性和一般思想的适应能力，把逻辑一贯性同直觉的突然迸发结合起来。这些素质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同她认为值得注意的人们的交谈之中。她是一位罕见的，同时也是一位难以应付的——很多人都这样说——令人疲劳的交谈者。她寻找并敬重的颂歌便是由此产生的，那大部头的（显然已经佚失）关于沙皇家族灭亡的长诗——尽管她没有任何真正的君主制的思想，如同总的来说没有政治信仰一样——也是由此产生的。

    玛·伊并不迷信，但是她赋予符号、巧合以特殊的意义，好像它们揭开了命运的意图。她出生在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半夜（1892年9月26/27日），她认为这是她人生道路的预兆——由黑夜走向欢乐，由凡世走向精神。不过这里面依然没有任何隐藏的神秘主义——不过是为想象提供的食粮。仿佛也不是社会制度的论据，不是政治理论使她对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性充满仇恨，这种仇恨以非同一般的力量和激情既表现在《捕鼠者》之中，也表现在数十首短诗里。这里也汇合了天性的因素——生就的排斥那些只要她一张口便能理解她的人们，她身上有一种高智能者的不耐烦劲头儿，仿佛她不愿意解释那些胡乱抛出的思想或者形象。这些东西应当赶忙地抓住，谈话变成了一场语言竞技，必须时刻地提防着，击退隐喻、引文和格言，猜想那些暗示和只言片语的真意。

    也像诗里一样，玛·伊由前提一下子跳到结论，略过中间环节。对她来讲，最主要的是闪电般的简而明的答话——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否则游戏的全部狂热，由快速和恍然大悟而产生的全部激动便消失了。一连两三个小时如此紧张，我有时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我由于年纪较轻对此仿佛感到有些难为情，好像自己抵挡不住，所以我把这种表现隐蔽起来。只是过了多年以后，我才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对于这种文学比赛也有类似的感受。此外，玛·伊有时候随便讲起不久前的印象，或者自己的过去——谈到过去时只是三言两语，这时候表现出她的幽默感，表现出她喜欢开玩笑，喜欢描绘她的邻居的愚蠢和天真——但是她的笑声往往流露出挖苦和辛辣的讽刺。我没有感觉到她的言谈中怀有善意。

    几乎总是同我刚一分手，玛·伊便紧跟着寄信来，她忍不住要把话说完，加以补充，或者援引一首最能表达她的感情和意见的诗。一般来说，她喜欢写信——有时候我觉得，她忘记了在给谁写信——她想消除沉默并且找到“友情的耳朵”的愿望是那样地强烈。这一点，从她的许多思想和情感的流露大概是找错了对象之中便可得到说明。她的字体清晰，工整，信尾带有“又及”，信中上下左右加以补充，有些话加以着重——用拉开字体的间距来加以突出，以便保持语调。在她的书信往来方面——这是她孤独时主要的解闷方式——她也是保持着“奔跑的速度”，像我对她说的那样。信一写完，她马上就寄出，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既没有邮票，也没有买邮票的钱），就丧失了兴致，而如果信压了两三天，她索性就把它撕了扔掉。对于复信她也是要求这样急迫，而如果回信迟了，她就会狠狠地责怪收信人疏忽大意、漫不经心，以及其他一些罪过。

    她在这方面时常发生冲突，例如，她对捷斯科娃说我不回复她的信，只是因为我由布拉格寄往巴黎的复信迟到了几天——这种指责是完全不公正的，若我说，是荒谬的。这只是在我们交往的漫长的年代里发生的许多误解之一，从玛·伊方面来说这种交往往往是很复杂的，而且在1925年以后有时是矛盾的，再说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争论。而我们的争论是常有的，而且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例如，1932年玛·伊由于我偶然指出各种类型的艺术的混合而非常激动。我说，在一个范围里的一种起源的自我流露的不同形式，以及手势和舞蹈恐怕在语言之先，它们表达着人的无意识的、隐秘的东西——狄俄倪索斯因素直到阿波罗。如同许多近视的人听觉非常发达一样，茨维塔耶娃不是看到的，而是听到的，于是她便同意这一点乃是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的根本区别。她从作为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学家的父亲那里什么也没有继承下来，绘画、雕塑和建筑以及舞蹈真正与她无缘——正如同作为钢琴家的母亲没能把从事音乐的意愿灌输给她一样。她觉得把在时间上运动的芭蕾舞与在空间里静止不动的建筑和静止的音乐加以比较（我再说一遍，不是我的比较）简直是无稽之谈，是对诗歌的亵渎，对神灵的攻击。“您是在把芭蕾舞与兰斯大教堂加以比较！”她不满地惊呼。于是又出现一场争吵，我接受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教育，而玛·伊接受的是德国的哥特式艺术的教育，她本能地疏远希腊和地中海。最后，玛·伊确认她不喜欢那里的所有的碧蓝的海岸，而只承认海洋，更喜欢的是群山和高空。她仿佛写信对我说过，她最大的享受是登山，“毕竟接近天空”。

    这次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年，由于格伦斯基尼·巴·格伦斯基（1909—1934），青年诗人，死于车祸。1928年茨维塔耶娃与他发生了爱情纠葛。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墓志铭》是献给他的。我差点儿没同玛·伊争吵起来。她把他当作诗人捧得太过分了，可是他的诗一点儿也不使我感动，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激怒了她，她指责我冷酷无情。但是有时候我们的争吵更深。我们的关系于1924年末至1925年初出现了裂痕，因为发现我们之间缺乏她所幻想的文学与个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是的，我们对诗歌以及一般来说对文字创作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许多意见和评价与玛丽娜的不尽相同，尽管她“尝试忍耐”，如我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她依然感觉到不满和失望。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她尊称我为“文学批评家”——这在她的语汇中是一句骂人的用语。

    我们的个人的友谊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玛·伊在与罗泽维奇破裂以后的几个月里变得坚强了。她对破裂感到难受、痛苦，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她需要有“一个友善的肩膀，好能够投入其中，埋在里面——忘却忧愁”，应当依偎在谁身上。她仿佛觉得，我能够给予她这种精神上的支持，而且此时我已同我的第一个妻子离异，在个人的麻烦事同病相怜的处境下，玛·伊认为有了互相理解的保证。但是我们的个性、激情和追求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冲突。第一，如同往常一样，玛·伊关于我创造了某种幻觉：她自己把我想象成是精神和一切美德的化身，根本不了解我个人的生活，我的爱好，激情或者缺陷。她升入九霄云外的高空，在那里没有翱翔多久，便坠落到地上，像往常一样，这使她受到了挫伤，给她带来了痛苦。第二，她要求亲近的人不与他人分享地奉献，毫不顾忌地融为一体，包括牺牲，同时她希望带领她的人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弱者会受到她的蔑视。

    玛·伊在1929年4月给捷斯科娃的一封信里公开地承认：“从前，只要人们要，我就像暴风雨一般地给予！后来克制了。与我能够给予的相比，人们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但是问题首先是，她抛弃了别人所提供的东西——她想要更多的东西。而我既不能接受那种暴风雨，也不能接受她那种导致拒绝生活、拒绝自己本人、拒绝自己的道路的绝对现象。她记得有一次我回答她说：“一颗裸露的灵魂！甚至使人感到可怕。”她对我这句话不能原谅，而更加使她受到污辱的是，我对她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疯狂的爱，我做不到这些，我只能作为一个同志和使她感到亲近的人，对她表示忠诚和依恋。玛·伊写道：“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终生的和每时每刻（能够每时每刻）的朋友。有谁能永远地，甚至躺在灵床上也能使我感到快乐。”而我知道，我们的生活道路是不能汇合一起的，只是有时候交叉在一起，而且我们俩的命运完全不同。她由此得出错误的意见，似乎我在疏远她，而且却看中了一些卑微的女人，我宁肯要“石膏废物而不喜欢卡拉拉大理石”（她在《忌妒的尝试》这首诗，看来最初是献给康·博·罗泽维奇的，但是马·斯洛宁（1894—1976）却肯定地说，是献给他的。中就是这样写的）。

    在唱完颂歌以后，她便在见面时开始对我说一些挖苦话，背地里骂我。有一个时期她这样做时，几乎怀着一种仇恨，经常怀着一种强烈的感情，怀着她平时在追求一贯性而又达不到一贯性，在竖立基座而又毁坏雕像时的那种顽强劲头儿。我知道，她这样做并不轻松，殊不知我依然尽我所能地帮助她，在我的一切公开发言中维护她。但是，过了几年，在她化愤怒为宽恕以前，她已经深信我们的友谊是可靠的。

    玛·伊的生活是悽惨的，她的孤独和不能与人长期交往在这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她是一个爱情专一的人，尽管有过着迷和变心，她真正爱的只有她丈夫谢尔盖·埃夫伦一个人。后来，当弄清楚，尽管他们彼此如此相爱，但是他却既不能放弃他的政治活动，也不能放弃独立的、与她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她便把整个剩余的尚未耗尽的温情移到了儿子身上。同女儿的关系也发生过挫折和冷淡。通常老是与其他人断绝关系——她不是过分苛刻，就是过分“不珍惜”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地方不合她的心意，她要不就为他们竖立起纪念碑，要不就把纪念碑砸得粉碎。而对那些准备为她赴汤蹈火的熟人，她仿佛视而不见——也许她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她以冷漠和充满蔑视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使他们受到屈辱，把他们吓跑了。但是就连对她总是忍让的人，她也不承认是真正的朋友。比如她对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伊兹沃利斯卡娅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死于1974年），文学家和翻译家，写有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墙上的影子》和《必遭毁灭的诗人》。茨维塔耶娃曾将《一首献诗的经过》一文献给她。、对电影导演图尔然斯基一家、对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列·尼·安德列耶夫（1871—1919），俄国作家。的第二个妻子安娜·伊利伊尼什娜（她谈到安娜时曾说，她是“火眼金睛，就是在黑夜森林里她徒手都能抓住夜莺”）、对图卡列夫斯基、对列别杰夫，突然产生一种好感、投机感，只是刹那间，但是没等建立起持久的、经常的联系，她的感情便熄灭了。她同起初对她恶意诽谤，后来表示悔悟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1890—1939），俄国评论家、文学史家，1932年返回苏联，1937年被捕，1939年死于距马加丹200公里的阿特卡劳改营中。有过短暂的友谊，1926年他曾邀请她去伦敦两周，在他返回俄罗斯之前，曾在经济上资助过她，——但是她却与他很少，只是偶然地见面。与格伦斯基和施泰格尔阿·施泰格尔（1907—1944），诗人，茨维塔耶娃是通过施泰格尔的姐姐，女诗人阿·戈洛温娜认识他的。1936年施泰格尔患肺病，并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心灰意冷，茨维塔耶娃对他深表同情，因此每天给他写一封信并有献诗，以解除他的烦恼，鼓励他，但施泰格尔却从疗养院又回到他在巴黎原来那个圈子，茨维塔耶娃对此充满愤懑。的友谊，如我已经谈到的，是精神上的，而同捷斯科娃的则是通信的。我认为，1925年儿子出世以后，玛·伊再也没有过任何的爱情生活，广义来说恋爱生活。本文这里说得不太确切，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有过无数次恋爱，无论在她儿子出生以前还是以后；但是大多是精神方面的恋爱，她自己也毫不隐讳，在给她的友人的信中经常提到她的一些爱情纠葛。有的还转化成为作品。当时她已经33岁。不管怎么说，恰好是在穆尔出生以后，玛·伊决定离开布拉格，摆脱掉她在那里常常体验到的闭塞感。她希望在巴黎能找到新的朋友，读者，听众——开辟更广阔的发表作品的可能性。要知道，在俄罗斯人侨居的柏林日落以后，巴黎成了我们的侨民的首都。

    我不敢相信，玛·伊在法国会实现她的所有计划，但是我不想跟她争论，况且她的离去牵连着许多实际的和经济的困难，因而她请我给予帮助。在实行南森式护照南森式护照是一种临时身份证，根据1920—1921年国际联盟主管战俘事务的最高委员F.南森的建议，由国际联盟发给无国籍的人和难民，以代替护照。的年代里，要想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需要经过特别准许。我同法国领事很熟，因此为埃夫伦一家弄到了所需的签证。然后需要为玛·伊盯紧捷克提供的作家资助以及《俄罗斯意志》的预支。在这些未来的收入的保障下，捷斯科娃得以从一位熟悉的妇人那里办了借贷，于是1925年10月31日，把丈夫暂时丢在布拉格，玛·伊战栗地、激动地与穆尔和阿利娅一起登上了旅途。与她同行的还有安娜·伊利伊尼什娜·安德列耶娃，她把一切使玛·伊感到担惊受怕的麻烦事都包在了自己身上，甚至包括照顾几个月的婴儿。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的布拉格的阶段就这样结束了。11月1日她已经身在巴黎，在这里她要度过艰难困苦的十三年。

    1925年10月31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九个月的穆尔和十二岁的阿利娅（阿里阿德娜）抵达巴黎。接纳他们下榻的是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科尔巴西娜切尔诺娃奥·叶·科尔巴西娜切尔诺娃（1886—1964），俄罗斯文学家，著有《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穆尔的教母。切尔诺娃一家生活拮据，住在维勒特附近，乌尔克运河对岸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但是却从三间房里给他们让出来一间。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非常喜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她的三个女儿——三个少女奥莉娅、纳塔莎和阿加赞赏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起初几乎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注视着她，尽她们的所有与客人们分享，并且尽量使他们生活得舒适。但是玛·伊并没有觉得应当对她们表示特别的感激，而且仿佛没有注意到她们的关怀。她在书信里把切尔诺娃一家称为“我们的主人们”（要知道她们是衷心的朋友），抱怨拥挤，街道破旧吵闹，无法专心致志。她看到的是工厂林立的郊区的巴黎，在捷克斯洛伐克平和宁静的乡村住宅住惯了以后，如今周围的环境使她感到非常压抑。

    但是她在切尔诺娃家里却完成了她的最长的、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长诗《捕鼠者》——而且甚至还有了一张真正的写字台：是奥莉加·切尔诺娃给她让出来的（奥莉加后来嫁给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儿子瓦吉姆）。玛·伊是很少遇到这种阔气的东西的——只有她在谁家做客的时候才能遇得到。在许多年当中，她都是把餐桌当作写字台，她带着嘲笑说，“餐桌既是为了我的体力的饮食，也是为了精神的饮食”。要知道，书桌在她的生活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难怪她为了它而写了一部她的最有代表性的长诗，歌颂“比爱情更坚贞——三十年的结缘”：你是松木做的，柞木做的，涂着劣等的清漆，你的鼻孔上挂着圆环，你用途很广——可供就餐，可供花园歇息，但愿不要变成三条腿，但愿！引自组诗《书桌》之一“三十年的结缘……”（1933—1935）。

    玛·伊说，她的唯一的财富就是孩子和笔记本。但是后来孩子们离开了她，剩下的只有笔记本了。她在法国自己从来没有写字台，这也是她生活杂乱而贫困的象征。但是她对书桌的歌颂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也揭示了她的创作的本质。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头徘徊，边走边即兴创作，立即使灵感变成了文字，等回家以后再把它们写下来或者口授下来（他的大量的诗稿便是这样创作的），然而茨维塔耶娃却有所不同，她没有笔、没有纸、没有书桌便无法想象。紧接着她的灵感和天启之后，是检查——探索、复查、筛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书桌上创作的过程。

    1925年末，玛·伊的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来到了巴黎。我是1926年1月见到他们俩的，当时我路经勒阿弗尔勒阿弗尔，法国塞纳河口港口城市。，我要在这里换乘航船，去美国各个城市讲学，并且为在俄国被关押的政治犯募捐——当时以高尔基的前妻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彼什科娃为首的政治红十字会还存在。

    我觉得玛·伊有些惘然若失。她显然不喜欢巴黎，但是她强打起精神，说在筹备她的公开朗诵会，顺便提到她在写《诗人谈批评》一文。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又在沉浸于他从前的兴趣——他埋头于欧亚大陆运动的事业，筹办《里程碑》《里程碑》系欧亚大陆运动的文学集刊，共出三期。集刊。

    我在美国逗留了半年，夏天返回欧洲，在法国南部稍事休息，9月在布拉格重操我往常的文学生涯和社会工作。这期间我收到过玛·伊的几封短简。从这些信里，而更多的是从共同的熟人的叙述中，我得知她二月的晚会很成功，还听说她朗诵时穿的黑色连衣裙是切尔诺娃家的纳塔莎和奥莉娅姐妹俩为她缝制的，她们还在衣服上绣了一只象征性的蝴蝶——普绪刻。玛·伊用晚会的收入同孩子们和奥莉加·叶利谢耶夫娜·切尔诺娃一起在5月里前往旺代旺代，法国西部的一个省会，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党叛乱的中心。

    旅行。玛·伊认为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边远地方的反叛者们是一些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她喜欢把俄国的白军称为“我们的旺代”；因此才选择了旺代海岸的圣吉尔去休养。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留在了巴黎，忙于《里程碑》集刊。10月举家迁往默登森林附近的默登—贝利维尤，但是并没有住多久。1926年12月31日，我从美国回来以后第一次与玛·伊见面恰恰是在贝利维尤。但是这次会面完全不像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样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见的漫画式的，但却完全不可信的反响，在1928年第3期《里程碑》集刊上发表的长诗《新年书简》中有所描写）。我的确是给玛·伊带来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逝世的噩耗（他死于12月29日，并非像她写的死于30日）。我非常了解，她对他非常崇拜，因此我在告诉她他的死讯时是非常谨慎的——而不是“顺便”（她的话）。玛·伊非常激动，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今永远也见不到了。”

    我在临走之前问玛·伊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否愿意到我们的共同的熟人家里，同“自由俄罗斯人”一起迎接新年。当时我个人发生了一件非常悲痛的事，任何节日和饭店我连想都不想想，因此才提到简单的友谊的晚会。如同往常一样，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等着由玛·伊来决定，她回绝了邀请。但是答应了我的请求，请她为《俄罗斯意志》写一篇关于里尔克的文章。过了不久，她往布拉格给我寄来了《你的死》，这篇散文发表在1927年3月号的杂志上。在此之前不久，我在捷俄团结文化慈善协会做过一次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创作的报告。显然玛·伊对于根据她的请求由捷斯科娃寄去的关于我的讲演的信息感到不够，因此，当我1927年春天去见她时，她便极想知道关于我的演讲的整个详细情况以及听众对她的反应如何。这时候，玛·伊已经移居到默登村，在贞德大街租了三间套房。

    当时她还向我谈起出版诗集的计划，问我喜欢不喜欢《离开俄罗斯以后》这个书名，我对此表示非常赞赏，而然后又同我商量她未来在巴黎举办公开朗诵会，她总觉得主要的难处是选择哪些诗好。她说：“不是为了自己才高声朗诵——而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写诗。”当时我们还商定，在一次晚会上我致开幕词，谈谈她的创作（这件事一直很迟才兑现）。我把《你的死》的校样给她带来了——而且我们说妥，她翻译里尔克的书简（这些书简发表在1929年初《俄罗斯意志》上）。

    就在1927这一年里在巴黎与玛·伊会见，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如她开玩笑地指出的那样，“为了办事”她到巴黎来逗留一整天，仿佛强调一下玛丽娜和事情——这两种的结合是荒谬的。她知道了我从现在起打算交替在布拉格住三个月，再在巴黎逗留三个月，便问我是什么原因不在捷克斯洛伐克久居。当然，我只能回答是因为我们准备把刊物移到巴黎来排版印刷，为此购置了一所不大的印刷厂，这一切也可以说成是办事。这是唯一一次玛·伊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问题，而回答——虽然是部分的——毫无疑问她早已明了。我耸了耸肩膀。她连珠炮似的说：“我不想从别人那里，想从您自己的口里听到。”于是我非常简短地向她讲了讲，拉里莎·布奇科夫斯卡娅，我爱上的这位姑娘，去年秋天被捷克斯洛伐克内阁首相的汽车撞死了，警察局企图对新闻界和亲人们掩盖她的死亡的真相。由于我的干预，这件事已被广泛地传播开了，包括国会的问题和向总统马萨里克的报告。在这一切事情过后，我想移居到巴黎来。结束时我也问了玛·伊：“这一切您不是全知道了吗，新年前我去看您时，难道您没有看出我是什么样的情绪？”玛·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因为里尔克的逝世受到很大打击，而您个人的感受我不想当着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面谈。”就这个话题，我同她再也没有交谈过。

    某些苏联批评家很想把茨维塔耶娃的生活与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莫斯科阶段，包括诗人的形成和少年及青年时代的诗歌，这些诗歌对于许多人来讲是最容易理解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接受的；1922年出国和侨居期间的沉重的生活，这种生活由于思念祖国而更加沉重；最后，1939年返回苏联，似乎是使她的内心的和诗歌的发展得到了完满的结局。有一点他们却避而不谈，那就是她在苏联受到了如此良好的接待：女儿被发配到劳改营，丈夫被杀害，只发表过她的一首旧作，以至于两年后她自缢而死。总之，整个这一公式是臆造的和虚假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远为复杂。

    如果能弄清楚，在革命初期的象征主义者、阿克梅主义者、未来主义者以及无产阶级诗人们的圈子里，怎么能够形成像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样独特的创作个性的，那会是很有意思的，而且这个题目还有待研究。她在1912年到1922年间写的许多抒情诗和长诗，非常之美，但是她逐渐超越了这些诗，而且使她与她的所有的著名的同时代人显著不同的特点，在这些诗里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些特点构成了她的独创的诗学——即正是那些确定她在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的地位和意义的东西。而茨维塔耶娃的天才恰恰是在流亡中，在异国的某种真空中达到了最最充分的发挥。毋庸置疑，我在1922年对她的诗集《离别集》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转折，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在贫困、孤独和流亡的十七年当中，茨维塔耶娃创作了她的最卓越的作品。尤其是布拉格阶段（1922—1925）标志着创作上的巨大的高涨：被称为“茨维塔耶娃风格”的东西，恰恰是在1922—1926年间，无论是在单独的抒情诗中，还是在《山之诗》、《终结之诗》以及讽刺作品《捕鼠者》（虽然不该给后者，如同给所有具有独特形式的优秀作品一样，贴上文学标签）中，都发挥出了最高的表现力。我认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鼎盛一直延长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似乎是她在布拉格飞快地起跑以后，一直未停，一往直前地、一个劲儿地继续向前飞奔。“我是在飞跑，”她这样谈到自己。在她少女时代的诗里：“她的大衣的下摆像暴风雨”，或者：我的步伐清楚而又矫健。

    我的全部正义恰好在我这步态中得到了体现。引自短诗“他们看到了什么？——大衣……”（1915）。

    当然，她的全部诗歌——运动的——都处在语言和韵律的运动和飞行中。但是在1931—1932年间已经觉察到速度在减慢，散文数量在增长。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说这是内心的枯竭。原因在于所谓的巴黎阶段的整个环境。只是仰仗于非凡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30年代里玛·伊才经受住了命运的一切打击，才没有被摧垮——是后来，在俄罗斯被摧垮的。

    很难说，在玛·伊在巴黎近郊最后七年的生活中散文在什么程度上胜过诗歌是有内心根据的，是源于有机的需要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当然，许多事情都是由于需要而引起的：散文容易发表，散文容易理解，有读者，稿酬付得多。

    如果以玛·伊在法国的全部侨居时间来说，那么可以很容易把它分成几个阶段。1926—1927年间，尽管有许多失败和预示着不祥的征兆，玛·伊还是充满希望的，她相信在法国会找到广大的读者和新的文学创作的可能性。1926年2月晚会的成功肯定了她的这种幻想：这次晚会变成一件盛事，大厅里爆满，玛·伊朗诵她的诗歌，包括《天鹅营》片断，引起了阵阵激烈的掌声，而关于这次演出的总结见于所有俄文的报纸，巴黎的和柏林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态度的转变也使她高兴：不久前他曾说她是“放纵的莫斯科女人”，甚至没有把她的作品收入1924年出版的他编的诗歌总集《俄罗斯抒情诗》，而在《小伙子》问世和私人相识以后，他变成了她的诗歌的崇拜者和忠实的朋友。他于1926年3月为玛·伊安排的英国之行以及她在伦敦两个星期的逗留加深了这种友谊。

    1926和1927两年，玛·伊的作品不仅见于《俄罗斯意志》（《捕鼠者》、《楼梯》、《房间的尝试》、《你的死》），而且也见于《里程碑》集刊（《山之诗》、《新年书简》、《忒修斯》）以及青年诗人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公爵（现为旧金山约翰大主教）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善良的人》杂志。恰恰是她在《善良的人》第二集（也是最后一集）上的文章使她与流亡的著名的批评家们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诗人谈批评》这篇文章发表时，我不在欧洲，这篇文章还附带着《花坛》的补充——从格·维·阿达莫维奇的对立的文学的论断和评价中的摘录。玛·伊在文章里还触犯了以其对整个诗歌的极其否定的，但是又极其不能令人信服的态度而闻名的M.奥索尔金（他甚至以此多少有些假冒斯文）和尤利·艾亨瓦尔德。艾亨瓦尔德是我的舅舅——根据我从美国归来以后6月收到的他给我的信判断，他对玛·伊的攻击感到惊异，受到了屈辱——尤其是因为他（化名克列梅涅茨基）在柏林出版的《方向盘》报上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中曾经赞美过她。他一向注意玛·伊发表的所有的东西，并且认为她是一位卓越的诗人。

    《花坛》只能加深阿达莫维奇对茨维塔耶娃的恶感。他们彼此本来不认识，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他们的敌对纯属文学上的——而且看来已经很深和很久了。玛·伊的诗歌的精神与阿达莫维奇格格不入，因为他受的是阿克梅主义的熏陶，重视诗歌的严谨和明快。茨维塔耶娃刺伤了他的听觉，她对他来讲过于嘈杂、狂暴、奇巧精致，他为她的大喊大叫、骤然的移行、滑动的韵律而皱眉头。他本能地规避她的散文，嘲笑她的写《忒修斯》和《淮德拉》的诗剧和散发着俄罗斯民间创作气息的长诗。我认为，他对茨维塔耶娃的态度至今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情况不完全准确。阿达莫维奇对茨维塔耶娃的抒情性自传体散文表示赞赏，不仅有文章为证，他还写过一首诗《纪念茨维塔耶娃》。我再说一遍，这里主要的是不同的气质和美学观点的冲突。所有的批评家（以及读者）如果认为浪漫主义不是艺术流派，不是世界观，而且过分抬高严谨、挺秀和古典主义的匀称，那么就会经常指责玛·伊过分，语言上和感情上的挥霍，企图飞溅过去，跳越过去——总之是“超过”和“越过”。茨维塔耶娃的自发性，与世界的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她的狂暴的激情，她的惊呼、感叹、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的整个风格，她的节奏的“左轮手枪式回旋的急促的响声”，在他们看来就是逃离海岸或者火山爆发。

    然而我却认为，这类批评是错误的：茨维塔耶娃以惊人的方式，与坚定不移的诗歌的条理性，与严格的遣词造句，与为征服自然力以及把这种自然力转化为复杂的，但却是坚实的词汇的形式而下的巨大的苦功所结合一起的东西，却被这类文章认为是天启，是无意识的和非有机的风格，是几乎不可解的现象。至于她自己的这种形式毫无疑问是服从于由其而产生的规律的，但是要知道，这便是她的诗歌的独创性和她与许多浪漫主义者的一般的语言累赘和杂乱无章的区别之所在。我再重复一遍我先前说过的话：只要浏览一下茨维塔耶娃的草稿，便可确信，为了达到最大的准确性和抑扬顿挫，她是很会选择、删削、剪裁和变换的。当她听到有人把对手稿的修饰和推敲叫作“粗活儿”的时候，非常恼火——“要知道，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诗歌创作——怎么能说是粗活儿呢。”

    1928年春天，在我们再次会面时，玛·伊带着辛辣的嘲笑说起，《文艺复兴报》《文艺复兴报》是右倾的报纸，1925—1940年在巴黎出版，霍达谢维奇曾任该报文学评论员；茨维塔耶娃不曾为《文艺复兴报》撰稿。没办法确定，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到底是“妇女的手工”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复制品”，因此把它说成既是这样的又是那样的：这些说法的确出现在2月的《文艺复兴报》上。从各个方面来的对茨维塔耶娃的攻击加剧了。1928年《离开俄罗斯以后》的问世也没有任何改善。对于她这本作为几年来劳动成果的诗集，在所有的流亡的报刊上，只有一篇赞扬的评论——那就是我在《日子》上的那一篇。阿达莫维奇在《最新消息报》和霍达谢维奇在《文艺复兴报》上对《离开俄罗斯以后》持否定态度。这本诗集的发行自然是很不顺利的——这本不太美观的灰色封面的书，我费很大劲儿才卖出去几本。不用说，如今它已经成为珍本。1965年莫斯科出版的大型诗人丛书重印了它的大部分。指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茨维塔耶娃作品选》。

    玛·伊丝毫没有流露出，因为这本靠着一位赞助者的经济上的支援，又经过无数次的斡旋和努力才得以问世的诗集的失败而难过，但是她有时候却觉得，是用一种沉默的阴谋来反对她。不管怎么说，1928年末和1929年初，玛·伊在巴黎文学界的处境无论是就政治上的原因，还是就文学上的原因，都变得非常艰难。右翼流亡者忘记了只了解已发表的片断的《天鹅营》，不知道仍旧作为手稿的《垄沟》，因此用不赞成的态度看待玛·伊与《俄罗斯意志》的合作。“茨维塔耶娃在与左翼调情，”伊利亚·苏尔古乔夫伊·德·苏尔古乔夫（1881—1956），俄国作家、批评家。1920年起侨居国外。在一次邂逅时对我说，而且还把其他一些大学生的刊物称为《走自己的路》。我问他，《当代纪事》怎么样？他笑了笑，挥了挥手：“一路货色，不过比其他的更得体些。”

    在对玛·伊的加剧的敌意中起到不小作用的是《里程碑》：她被指控与欧亚大陆人亲近，而欧亚大陆人被认为是半个布尔什维克——属于这类人的既有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伦，也有她的朋友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这在现在看来是可笑的，但是当时许多人却因为《里程碑》转载了苏联作家的作品而玛·伊又没有拒绝与苏联作家一起出现而大为气愤。在20年代，各种不同的流亡者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激烈的，思想不同却导致了个人恩怨，对苏联文学的兴趣被认为是可疑的，而对诸如皮利尼亚克、巴别尔、费定、符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这样一些作家的客观评价被认为是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背叛。思想靠得住的流亡者肯定地说，俄罗斯文学的水流已经冲到了欧洲，如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季·尼·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女作家，颓废派理论家。1920年起侨居国外。（她就是安东·克赖尼）写的那样，我们不是被驱逐的——而是被派遣来的。从东方来的只能是灾难和瓦解，宣传和欺骗。加入这一伙的还有被我称为“文学上的保守派”，即必须忠实于光荣的往昔的传统。

    比如，对于布宁和千百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马雅可夫斯基之所以不能被接受，不仅是因为他歌颂了共产主义、列宁和党（虽然他没有入党），而且因为他是以未来主义的诗歌并且千方百计地以文字上的和风格上的创新来这样做的。他们嘲弄帕斯捷尔纳克，苔菲由于他而忆起了一首儿歌：“鱼儿跟螃蟹跳舞，小丑跟欧洲防风欧洲防风是一种植物，俄文与帕斯捷尔纳克是同一个词。跳舞。”后来，甚至在1933年，当我出版了我的著作——以尤里·安年科夫尤·巴·安年科夫（1889—1974），俄国版画家和风景画家。曾为勃洛克的《十二个》作插图。1924年起侨居国外。为帕斯捷尔纳克画的肖像作为封面的《苏联作家群像》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挑衅”和“苏联渗透”。茨维塔耶娃被归入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之类。布宁关于她编了顺口溜（不是为了发表），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对她的反应带着一种蔑视，并且要求《当代纪事》不要把她的作品与茨维塔耶娃的同时发表。一般来说绝大多数革命前一代的作家根本不理解新的诗歌。彼得·斯特卢威彼·贝·斯特卢威（1870—1944），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理论家，“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宪民主党首领之一。尽管很有才华，但是他却认为新的诗歌（也包括茨维塔耶娃）是某种世纪病，并且指责它是一种不为人需要的毫无内容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某些人甚至由于勃洛克的《十二个》而对他表示不理解，至于谈到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就更不像话了：所有这一切被污蔑为“革命的魔鬼”。只有巴尔蒙特康·德·巴尔蒙特（1867—1942），俄国象征派诗人。1920年起侨居国外。一个人对待茨维塔耶娃很好：倾听她的韵律（奥索尔金曾经说，她的《捕鼠者》“在音乐方面是非常荒谬的”）。总之，不仅是吉皮乌斯和一遇机会便不可避免地谴责莫斯科的和列宁格勒的作家们为魔鬼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小说中充满宗教神秘思想，1920年流亡国外，与吉皮乌斯为夫妇。，而且那些比较容忍的流亡者们也否定20年代的苏联文学。在这种普遍的排斥当中，政治上的成见同文学上的传统主义与派别联合了起来，于是同一营垒中既有反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也有中间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文艺复兴报》，右翼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喉舌，在它的文学立场上，与自由主义的《最新消息报》很少有什么区别，因而霍达谢维奇在古卡索夫的报纸的版面上对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的尖刻的批评便与阿达莫维奇在米留科夫巴·尼·米留科夫（1859—1943），俄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917年曾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的机关刊物上的挖苦的意见，交织在一起。顺便说一句，霍达谢维奇后来对玛·伊的态度有所缓和和改变。而《当代纪事》的社会革命党的领导者们，具体来说，B.B.鲁德涅夫和M.B.维什尼亚克对于艺术一窍不通，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诗歌更是充耳不闻。

    最有意思的是，加入——虽然是有时和从侧面加入到这个包括那些有名望的和形形色色的流亡界的骨干人物在内的统一战线之中的，有“年轻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象征派和阿克梅派的参与者或追随者，他们继续在这条在革命前的年代里曾经起过很大作用而后来却变成了浅滩的潮流中漂浮。难怪像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样的诗人们，超越了他们与古米廖夫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诗人，阿克梅派的首领，阿赫马托娃的丈夫，1921年因反革命阴谋罪被处决，近年来被恢复名誉。一起创立的阿克梅主义的界限，并且找到了新的道路。而中年的流亡者们，在国外却依然很乐意继续从前那些已经趋向没落的文学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生活在往昔当中。当然，茨维塔耶娃的反叛的诗歌，就精神来讲是革命的，就韵律和风格来讲是革新的，完全不能使他们感兴趣，确切地说，只能吸引那些为数不多的人，主要是单独的个人。除了其他一切以外，受到阿达莫维奇鼓励的奇巧精致的、情绪忧伤的抒情诗的流行，在巴黎俄罗斯文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我当时把这类抒情诗称为“法兰西—彼得堡忧郁症”。对于阿达莫维奇的弟子们，诗歌中“降半音的符号”的主张者们来说（阿达莫维奇喜欢援引瓦莱里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的诗，瓦莱里警告人们避开升号，他更喜欢“自然的调式”），茨维塔耶娃对力量和激情的肯定，是大自然的粗鲁的现象，而不是艺术的和谐。1927年在《环节》杂志征文竞赛中，在从佚名投寄的两百首诗中选出的二十首里面，茨维塔耶娃的短诗即《老式的景仰》（1920）。据另一种资料，这次征文竞赛不是在1927年，而是在1926年，因为这首诗落选以后，作者曾将它交给《善良的人》杂志发表（1926年第2期，布鲁塞尔）。另外，征文收到322首，入选12首。没有入选，但是对此用不着惊异：阿达莫维奇和吉皮乌斯（第三位是K.莫丘利斯基）是评选委员会的成员。

    玛·伊与那些起表率作用的并且认为自己是国外俄罗斯文化的代表者和表达者的流亡圈子之间的关系尖锐化，是在1928年末和1929年初出现的。1928年11月，马雅可夫斯基在巴黎朗诵自己的诗歌。玛·伊出席了他的一次晚会，她在从伏尔泰咖啡馆出来的时候与诗人的谈话，在11月28日《欧亚大陆报》上这样由她转述的：玛·伊回忆道，当1922年4月，在启程赴柏林之前，她在铁匠桥上遇见了马雅可夫斯基并且问道：“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他回答说：“这里——有真理。”过了六年以后，有人也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之后，关于俄罗斯她有什么话要说吗？她答道：“那里——有力量。”阿纳托利·尼库利科夫（1922年生），在他发表于《西伯利亚火光》（1970年第7卷，页83—84）上的浪漫化的马雅可夫斯基的传记的第二部分中，非常随意地——而且是不准确地——描绘了这段插曲。他臆造了茨维塔耶娃的讲话，仿佛她说过：“没有马雅可夫斯基，俄国革命会受到很大损失……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众诗人……新世界的第一个新人……”玛·伊当然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蠢话，如同她不可能回答马雅可夫斯基的“您为什么要呆在这里呢？您早晚会回去的！”这样的问题时，说什么“‘我也许会回去，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一样。他吻了吻她那又瘦削又细长的手”。这是在苏联广泛流传的“窜改历史”的例子之一。凡是当时见过玛·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当时对于回国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而且她的手不是细长的，而是干瘦的，如同她自己所说的，是“劳动的”手。尼库利科夫还说什么她手臂一挥叫来出租汽车，回默登。这也是神话：这样乘一次车会花掉全家一周的收支的。——马克·斯洛宁从茨维塔耶娃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可以解释为，“那里有力量”与“这里有真理”是相对照的，但是谁也没有这样理解它们，相反地倒是开始怀疑这两句话里几乎差不多是承认和赞颂苏联制度。《最新消息报》立刻不再发表她的诗歌：根据命运的嘲弄，这是《天鹅营》中歌颂白色运动的片断。更有意思的是，在同一个时期（1928年12月），当玛·伊完成她的《垄沟》——也是描写白色运动的——时，《俄罗斯意志》发表了她的长诗《小红牛》斯洛宁关于这首诗的“反共产主义情绪”的意见，不完全准确地表达了这部诗的意义。这首诗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声明，毋宁说是对于一个毫无意义地逝去的年轻的生命的悲痛。茨维塔耶娃1928年3月11日给捷斯科娃的信里曾说，她在不久前的几天里又一次感受到与死亡相遇。她的女友的弟弟患肠结核死去：他死前一夜都在做梦，他说：“妈妈，我做了一个快活的梦，一只红色的小公牛在绿色的草地上追逐的就是我。”茨维塔耶娃又说：“他活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活着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别人能够活下去。”，这部长诗里有这样的诗句：小公牛，小公牛，小公牛，小公牛，这个绰号是布尔什维克……

    我是当家的，是布尔什维克，

    我用鲜血染红了田野，

    罂粟花是红色的，

    公牛是红色的，

    我们的时代是红色的。

    《小红牛》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是显而易见的。1961年和1965年苏联出版的茨维塔耶娃选集中没有收入这首长诗。

    也是在这个时期，在1929年初，玛·伊完成了她的《垄沟》，交给我读读这部“白卫军的长诗”，像她带着嘲笑称呼这部长诗的那样。在不久前一次会面时，她问是不是值得把这部诗给《俄罗斯意志》发表。我说，如果《垄沟》别的刊物不愿意刊登，我们可以发表，要知道，她的任何一部作品我们也没有回绝过——但是说实话，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特别起劲儿，她自己应当做决定。“这意思是说出于友谊和迁就，而不是出于见解。”玛·伊指出说，眼睛看着一旁什么地方（她从来不正面看着交谈者）。然后想了想加了一句：“好吧，没关系，放着吧。”后来我听说，谢尔盖·雅可夫列维奇建议她不要急于发表《垄沟》，而且这是少有的现象，她听从了他的意见。关于同我的交谈她后来是这样写信告诉捷斯科娃的：“甚至连《俄罗斯意志》都拒绝了，委婉地，当然，没有使我难堪，与其说是拒绝，毋宁说是驳回了。”但是我认为《垄沟》是一部较差的作品。

    后来，大概是1932年，玛·伊把另一篇手稿——写在小学生笔记本上的《一首献诗的经过》交给我过目。这是因为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在《最新消息报》（1930年2月）的底栏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影子》的文章而促使她写的一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伊万诺夫在这篇短评中按他的习惯把不多的真实与大量的虚构混合在一起，讲述了关于《Tristia》拉丁文，意为“忧伤”。的作者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仿佛发现了他的某些诗的生活方面的内情。玛·伊被伊万诺夫的错误和臆造所激怒，但是她在自己的论战性的恢复真实的文章中没有直言，而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E.A.И。即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详见下文。表示她将这篇散文所呈献的女友。她知道，巴黎的侨民的报刊不会刊载《一首献诗的经过》这篇有关活着的人们的见证的文章，而《俄罗斯意志》则已经停刊了。1939年她在回国以前，把一包手稿连同这个笔记本和其他材料留在了我们的共同的熟人塔马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图卡列夫斯卡娅（现已逝世）那里，附记说：“也许——什么时候——会发表。”我是战后才得到这包东西的，并且把《一首献诗的经过》刊登在《牛津大学斯拉夫文献》1964年第11集上。

    在1929年初我们会面时，我曾提到我个人同画家拉里奥诺夫米·费·拉里奥诺夫（1881—1964），俄国画家。其风景画带有印象派和野兽派色彩。舞台设计怪诞。拉里奥诺夫和贡恰罗娃是夫妇。和贡恰罗娃纳·谢·贡恰罗娃（1881—1962），俄国画家。1915年起侨居巴黎。作品接近原始画派。的交谈。听到这个名字以后，玛·伊立刻产生了兴趣：“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怎么样？是重名还是亲属？”普希金的妻子也叫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我对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的描述，更加激起她的兴致。我们说定，她到圣热尔曼附近圣伯努瓦街瓦兰餐馆同我共进晚餐。传说瓦兰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的随从，就是他的仆人。不管怎么说，反正无论是安德烈·纪德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还是乔治·杜阿梅尔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许多著名法国作家、记者和艺术家都经常到瓦兰开设的这个挂着“小小圣伯努瓦餐馆”招牌的拥挤的地方来，他们一般都与出租汽车司机们和附近事务所的职员们坐在一张桌上。“小小圣伯努瓦”也是“自由俄罗斯人”，以及拉里奥诺夫和贡恰罗娃的总部所在地，他们每天都在这里用早餐和午餐，也请熟悉的画家、雕塑家、舞蹈家、音乐家，尤其是那些与他们一起在加吉列夫谢·巴·加吉列夫（1872—1929），俄国戏剧和美术活动家，与伯努瓦一起建立了美术家团体“艺术世界”，经常组织俄国绘画展览和俄国音乐会，1911—1929年间侨居国外并经常组织俄国芭蕾舞团演出。手下工作的人们，到这里来。

    在1月末尾，我又一次返回布拉格以前，在瓦兰餐馆我把玛·伊介绍给了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贡恰罗娃，她们彼此很投机。贡恰罗娃的轻声的谈吐，悠缓的、矜持的举止，宁静的外表下面让人很容易猜到这是一个热烈而深情的人，她那纯俄罗斯人的美貌（后来，快老的时候，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的外貌变得严肃而呆板，——她简直像一个隐修士，像一个修女）立刻吸引住玛·伊。

    早餐以后，我们来到了弗洛尔咖啡馆，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以后，玛·伊说，她想写两位贡恰罗娃，然后垂下眼睛朗诵她的写第一位纳塔利娅的诗：是幸福还是悲哀——

    贡恰罗娃

    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

    她生就两道长长的眉毛，

    无论对谁都不会冷漠。

    身着雍容华贵的海龙皮斗篷自在逍遥，

    她恣意使普希金心烦意乱，

    但却千古流芳，家喻户晓。

    是一场梦还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她一生像丝绸，像毛绒，像毛皮，

    她听不见掷地有声的诗，

    她额头没有皱纹，过得无忧无虑。

    如果有忧愁——就咬住嘴唇，

    而然后，到棺材里

    去回忆——兰斯科伊。“是幸福还是悲哀……”这首诗写的是普希金的妻子纳塔利娅·贡恰罗娃，普希金死后她嫁给了兰斯科伊将军。茨维塔耶娃还写过一篇关于女画家的散文《纳塔利娅·贡恰罗娃》。

    贡恰罗娃非常喜欢这首诗，于是她立刻同玛·伊谈定，最近将再次较长时间地会见。我后来得知，她们见过几次面。玛·伊说，贡恰罗娃使她产生一种宁静感，但是因为她也感到高兴。她对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拿给她看的画持以相当冷淡的态度。在她看来，这是一些她所想象和塑造的——后来在她的随笔中所描绘的（《俄罗斯意志》1929年第5—6、7、8—9期）贡恰罗娃的文字肖像的插图和认证。

    像我已经说的那样，玛·伊具有的不是视觉的记忆，而是听觉的记忆；她对彩色画——具体来说贡恰罗娃的彩色画——的感受，如同许多近视眼的人一样：在她眼里，无论是素描，还是彩色，都汇合为某种共同的印象，她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节奏和声音的语言。这是她感知外部世界的一般的过程。友谊，确切说是玛·伊的喜悦，只维持了她写贡恰罗娃并改正她的随笔的校样这段时间。在年底，玛·伊就已经抱怨说：“同贡恰罗娃有点冷淡了。我去看她——她感到高兴。可她从来不请我去。”奇怪的是，玛·伊没有察觉到纳塔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在人前有些矜持——我认为是情感上的胆怯——和她在创作中充分的自我表现。在这一点上，她们俩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妨碍了她们的接近。不管怎么说，当我1930年谨慎地问起贡恰罗娃与玛·伊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理解她那些多少有些闪烁其词的意见的。显然，她一下子便猜到了，玛·伊对她打算与之建立友谊的那些男人和女人创造了一种神话——她爱的不是他们，而是她所创造的神话的形象——随后就会感到不痛快，生起气来，因为活生生的人不符合这一形象。

    玛·伊的诗歌主要是在集聚于1928年我领导下创立的文学组织“游牧区”周围的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当中得到了反响。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刊物，但是我们却举办关于苏联文学和国外文学的报告会和口头的刊物的晚会——在这些晚会上作者们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对它们进行研讨。在蒙帕纳斯街杜美尼利小酒馆的低层大厅里人数众多的集会上有着充分的言论自由，属于各种不同流派的发言者们喜欢享受这种自由。有一次，曾经赞颂过法捷耶夫的《毁灭》——这的确是一部很好的长篇小说，虽然带有模仿的痕迹——的德·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大声地声明，为了换取这部小说的几章，他准备把布宁的全部作品都交出去。我忍不住地叫道：“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您大概不是这样想的，而是故意说的，为了刺激别人。”他得意地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这位聪明的、细腻的和优秀的批评家喜欢以其奇谈怪论语惊四座，像法国人说的那样：“Pourépater les bourgeois.”法文：“为了使资产者惊讶。”因为他预言十年之后不会有人再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我曾说他是“一个在文学方面刚愎自用的人”——玛·伊很长时间不能原谅我这句话。她有时候出席“游牧区”的晚会，比如我在1929年3月关于外国诗歌的报告会（她对这个报告曾写道：“思想和语言不一致”），但是像平常一样，她在人多的地方感到不舒服，于是便生起气来，说我不找出时间与她交谈。她甚至写信给捷斯科娃说，在1929年4月纪念“游牧区”周年的集会上，我坐在主席的位置上，“右边是一个金发女人，左边是一个黑发女人，她们与文学毫无关系”，我没有与她说一句话。其实，说过“话”，虽然我还应当主持大会以及引导嘈杂而激烈的讨论。我们在中间休息时谈过“事”：在《俄罗斯意志》下一期应当给她的关于贡恰罗娃的随笔的上部分留多少页（整个随笔约占80页）。

    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玛·伊尤其感到孤独。1930年，尽管恢复了与《最新消息报》的合作，她在默登较之此前在捷克乡村的五年更为闭塞。在巴黎侨民文学界，她明显地与人不合脾胃。往好处说，有些报刊能够容忍她，她能够发表作品，但是她为期刊供稿往往是附带着使她感到屈辱的条件。她在侨民的“社会”里以及它的政治性的和文学性的沙龙里，没有占有任何席位，在那里大家彼此都认识，像我所说的那样，“坐在一个茶桌上”，尽管观点和处境各不相同，但却是在“自己人中间”。而她却是一个腼腆的人，是陌生人，在各个派别之外，在个人的和家庭的联系之外——无论她的外貌，还是言谈，还是衣着，以及无法抹掉贫困的痕迹都非常突出。

    在默登她的为数不多的和偶然相遇的熟人不可能创造出她所得不到的那种精神氛围。不错，她与聪明的和有教养的叶·亚·伊兹沃利斯卡娅很友好，伊兹沃利斯卡娅同母亲一起住在利亚·加尔街（好像是在霞飞元帅街的角落上）的一所著名的住宅里。那里住着那么多侨民，以至于人们叫它俄国人的住宅。玛·伊有时到伊兹沃利斯卡娅家的邻居——马斯连尼科夫老人那里做客。他是前国家杜马的议员，立宪民主党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他家里的其他成员属于右翼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萨拉托夫人，玛·伊说，在他们家里感到“安宁和温暖”，“像在从前的俄国外省一样”，坐在他们家里，她回忆起了1916年她曾经居住过的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德罗夫市。

    还有一些别的熟人，但是所有被她当作朋友的人都在境外或者在巴黎，她很少见到这些人，部分也是因为到市里去需要钱，可她要节省每一分钱。

    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外加上在家感到的孤独。许多人都猜想到这一点，但是只有亲近的人才确切地知道。最困难的和复杂的是她与丈夫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的、精明的人，脸形窄长，但很漂亮，动作悠缓，声音有些低沉。

    尽管有着宽阔的肩膀，优美的大力士般的体格——总是腰背挺直，看得出受过军事训练，——他却时常感染上各种疾病。他瘦瘦的，脸色铁青，显得不健康，而且可疑地咳嗽，肺结核和气喘病周期性发作。1925年按照玛·伊的请求，我把他安排在布拉格近郊泽姆霍拉诊疗所（疗养院）。1929年他肺部又发现了病变，他只好丢下玛·伊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萨瓦省在法国东南部。的疗养院度过了八个月。他不能长时间地工作，很快就会疲劳，神经性的气喘时不时地折磨着他。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倒霉的人，但是玛·伊不仅爱他，而且对他的高尚品格深信不疑，她为布拉格人称他为“欧亚大陆人的良心”而感到骄傲。就是在1932年她还认为，他依然是1914年6月在科克杰别里时她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他那张特别窄长的脸好像一柄长剑。

    他嘴角下垂，默不作声，

    那两道眉毛优美而充满苦痛。

    两种古老的血统

    在他的脸上悲惨地交融。

    ……

    我忠于他脸上的骑士风采，

    还有那视死如归的你们——

    这样的人在这不祥的年代，

    走向断头台的时候还在吟诵诗韵。引自短诗《谢·埃》（“我挑衅地戴上他的指环……”，1914）。谢·埃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的姓名缩写，他们的婚礼是在1912年1月27日举行的。背面刻着婚期和玛丽娜的名字的戒指，现藏于俄罗斯莫斯科文学档案馆；但刻着谢尔盖名字的戒指没有保存下来。

    他的责任感非常强烈，他能够忠贞不渝，他那种顽强精神伴随着对功勋的渴望。他也像许多弱者一样，想要效劳：在青年时代为玛丽娜效劳，后来为白色的希望，再后来欧亚大陆事业使他着迷，这一事业就像引向追求信仰一样，把他引向了俄国的共产主义。他怀着某种幻想的、把爱国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汇合在一起的激情为它而献身，为了他的偶像准备接纳和忍受一切。他为了它和由于它而牺牲了。但是这件事是在30年代末发生的。在他们在法国的生活的初期，其实也如同在布拉格一样，对于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这个自尊心很强的、高傲的人来讲，做“茨维塔耶娃的丈夫”是不轻松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他想要自由自在地，他认为自己有权——他是对的——过自己的、不依赖妻子而独立的生活。他们的兴趣是不同的，尽管有着玛·伊如此地坚持着的“共同性”，也就是多年的婚姻。我没有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和志向，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因此玛·伊能够在畅叙衷肠的时刻谈到自己的孤独和缺少厚爱：“我虽然活了四十年，却没有一个爱我甚于世上一切的人。”她用这句话否定了所有的人——甚至也否定了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顺便说一下，她早在1913年就曾经写过：“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灵魂充满厚爱。”引自短诗“我的血管里充满了阳光，而不是血液……”（1913）。

    这对夫妇给外人一种奇特的印象：他们彼此以“您”相称，他们的关系仿佛是形式上的，甚至很难说是志同道合的，每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在不同的和相去甚远的领域里工作，而且主要是在全家进餐时见面：这时候玛·伊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政治、社会问题独占着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犹如语言、诗歌独占着玛丽娜一样。他们的根本的不和以及互不理解，讳莫如深和沉默寡言的根源便在这里。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要求并不高，他仿佛没有注意到物质上的贫困，而且对保证家人最起码的生活所需一筹莫展。他不会赚钱养家——他对此道一窍不通，他不具备任何专业或者实际技能，而且也没有作特别努力去寻找工作，他根本没有想过。虽然他毋庸置疑地、衷心地和深深地爱着玛·伊，但是却没有努力肩负起生活的所有的重担，让她摆脱掉做饭的苦役，给她以全身心地献身于创作的可能。

    然而要知道，玛·伊不仅养育儿女，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而且还要养家糊口——她的稿费在家庭收支中占着主要的位置。这一切她都包了下来，照顾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像照顾患病的孩子一样，她专一地信任他，在他的脑袋的周围看到了思想上的坦率和忠贞的光环。这种信念使她如此醉心，以至于同丈夫生活在一起，她甚至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他的秘密的行动上走得是多么远。

    玛·伊深深地爱着儿子和女儿，但是对他们的关怀只能加重她肩上的负担。一个诗人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被钉在每天的令人厌恶的劳役上，——这便是茨维塔耶娃的悲剧的一个方面之所在。另一个方面则是，“岁月”从她的身边“逝去了”。有一封信里她写的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痛苦：“有些熟人同我在一起很感兴趣，可家里人同所有的人在一起，除我以外，很有兴致，于是我便在家里——洗碗——扫地——做肉饼——我自己懂得。”她从来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大概是因此我才清楚地记住了1932年有一次我到默登去看望她的时候她说的一些话。她当时坐在餐桌后面，俯身在笔记本上，穆尔在角落里玩耍。我问她，不妨碍她吗。她看了边上一眼，按着她的习惯不看着我，用一种使我惊异的、她所不习惯的颓丧的声音回答说，她在浏览旧稿子，现在很难写作。她补充说，“您可知道，对我来说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可是这时候却要给全家准备早餐，要给穆尔洗脸，带他去散步，然后到市场去买些便宜的东西，哪里能写作。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挤不出时间来。正经工作起来，最重要的是全神贯注，为此需要清闲，安宁，独处，这些我只是偶尔才能得到，常常要费很大力气”。

    在给不同的人的书信里，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在郊外的生活过分沉重，即便是对于我”，因为房间太挤，操劳家务——“感觉在沉睡”。在往鱼上滚面粉时，可以思考——“但是我不能感觉，因为受到腥味的妨碍”韦·卡维林在长篇小说《在镜子前》（《星》，1971年第1、2期）里曾经描写过这件事，他把茨维塔耶娃换成了拉里莎·涅斯特罗耶娃的名字。她的肖像是以已经发表的她与不同的人的书信为根据的。此外，有资料表明，卡维林个人在1939—1940年在莫斯科曾与茨维塔耶娃有过交往。——马克·斯洛宁。

    她曾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

    把手伸给我吧——但要待到来世！

    在这里呀——我的双手腾不出空。引自短诗“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1925）。

    在阿利娅是一个小女孩儿的时候，她写过诗，玛·伊非常高兴，并且为这个不平凡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她很像母亲。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神童的特点也消失了，阿利娅出落成一个完全正常的少女。“她压根儿就聪明，”玛·伊显然遗憾地说。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顽强的毅力，毋庸置疑的诗感，嘲讽的幽默的闪光，一种闭塞和多少有些严厉而又忌妒的性格。我还记得阿利娅1931年满十八岁时的样子。这是一个成熟的少女，远非受到生活的骄纵。玛·伊的熟人对她很少注意——这使她受到激怒。她全力以赴地帮助母亲，但并不是十分乐意，她心里非常爱母亲——尽管经常发生争吵和冲突。她——自然地——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走自己的道路——玛·伊的权威压制了她，玛·伊的意愿和兴趣与她自己的不相吻合，她们的关系缺乏和谐。在越来越倾向苏联的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的影响下，早在1933年开始，阿利娅便考虑回国，为此同母亲发生了新的不和。

    在这个时期——30年代初——玛·伊没有隐讳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情：“所有的人都想把我拉回俄罗斯去，可是我却不能去，这里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所有的人”这当然指的是全家人。我记得，在1935年，如她所说的，她没有隐瞒“阿利娅的离去”，而且她对穆尔的命运产生了疑虑，如果他将来依然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侨民的话。过了两年——1937年——阿利娅阿利娅·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1912—1975）于1937年3月15日只身返回苏联，被分配在莫斯科法文杂志《莫斯科评论》工作，作插图，写评论，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译成法文，在母亲与弟弟归国后两个月，于1939年8月27日深夜被捕，1940年7月2日以“特嫌”罪被判处八年徒刑，流放到北部边疆，1947年8月27日刑满释放，在梁赞艺术师范学校教授版画，但获得相对的自由仅一年半，于1949年2月22日再次被捕，终生流放西伯利亚。1955年2月19日“因缺乏犯罪要素”而被恢复名誉。此后阿利娅·埃夫伦将全部精力投入整理、编辑、注释、出版母亲茨维塔耶娃的文学遗著，建立纪念馆，撰写回忆录等。直到1975年终因心力交瘁而过早地逝世。返回了苏联，不久便遭到逮捕，她在劳改营和流放中大约度过了十八年，直到斯大林逝世后，仿佛是在1955年才被允许起初住在塔鲁萨，后来住在莫斯科。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纪念母亲的事业，她把这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她搜集玛·伊的手稿档案，为发表她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还在继续工作，她做这件事时充满了激情和强烈的敬爱，仿佛是在赎回以前的罪过，同时也是在肯定自己拥有使用母亲的文学遗产的特有的权利。阿·谢·埃夫伦把她所搜集到的茨维塔耶娃的全部档案移交给了苏联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

    阿利娅和穆尔两人之间相差十三岁。当穆尔即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埃夫伦（1925—1944），穆尔1939年随母亲回国以后，直到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都在她身边；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少年，母亲死后他只身去塔什干，中学毕业后经作家阿·托尔斯泰推荐入莫斯科作家协会文学院读书，1944年初应征入伍，随即开赴前线与德军作战，于1944年夏季为国捐躯。生前日记有许多关于母亲的创作和生平的记载，他原想在战后与姐姐阿利娅一起撰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遗憾的是未能实现。五岁的时候，他大脑袋，肥胖，冷漠，是一个难管教的孩子，他占去了玛·伊的不少时间。她对他娇生惯养，对他的一切她都毫无怨言地百依百顺。当有人问起她穆尔的本名叫什么的时候，她会很高兴地回答说，他叫格奥尔吉，是按照莫斯科的胜利者、保卫者，按照民间的传说，也是狼群和羊群的庇护者的名字起的。并且补充说，他是在复活节诞生的，是太阳之子（她用德语说的——Эонтагскинд），因此他懂得鸟兽的语言。当我开玩笑说，如果诨名是据她所喜爱的作家恩斯特·特奥尔多·阿马丢斯·霍夫曼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附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的传记片断》中的主人公摩尔是一只有教养、会舞文弄墨的猫，目光短浅，事事知足，高傲自负。的公猫而来的，那么读写起来应当是“Mypp”，两个“p”，玛·伊十分恼火。

    穆尔经常同成年人在一起，玛·伊不放他上学校去，他十岁时便根据通常的理由参加姐姐和父母的谈话，他表现得像成年人一样。我不喜欢他，我觉得他粗鲁，被娇纵坏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回俄罗斯动身以前，他当时快十五岁了。他个子很高，很胖，像女人似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他对母亲称“您”，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粗暴地打断她的话——“您什么也不懂”，“这是废话”。玛·伊耐心地，但却毫无用处地想向他解释，为什么她的话绝不是废话。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回苏联，他怀着一个着魔的人的固执劲儿要求母亲这样做，他在她的最后决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以后，玛·伊曾经说：“他作为一个人生活过，作为一个诗人死了。”她写了一首很长的——七章——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不要同1921年写的，收在《手艺集》中的那首同名的16行诗混淆）——

    你比十字架和烟囱还要高，

    你在炮火和硝烟中受过洗礼，

    脚步沉重的天使长——

    你好，弗拉基米尔万古长青！引自《致马雅可夫斯基》（1921）。斯洛宁这里的引诗有误，这四行诗是他所说的16行诗的开头一节，而不是他所说的长诗（实际是组诗）。

    长诗以这四行引子开始，以同样简练的结尾作为结束：

    你摧毁了许多庙宇，

    这比一切都更有价值。

    上帝啊，让你的死去的

    敌人的灵魂安息吧。引自组诗《致马雅可夫斯基》之七（1930）。

    在七章长诗的一章里，描写了马雅可夫斯基在阴曹地府与叶赛宁的谈话，马雅可夫斯基打听勃洛克、索洛古勃弗·亚·索洛古勃（1813—1882），俄国作家。和古米廖夫的情况。《当代纪事》和《最新消息报》都不敢发表这部长诗：这部诗由我刊登在1930年第11—12期《俄罗斯意志》上。这部长诗1965年莫斯科版的选集中当然没有收入；虽然它是在三十五年前写的，但是正如苏联的一个重要官员所说的，它那“自由的反叛的”语言，对于莫斯科的检查官员来说，依然是通不过的。本文作者说的情况不完全符合事实。苏联《原野》杂志1968年第3期上便发表过《致马雅可夫斯基》组诗中的五首；1988年苏联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集》收入了全组诗。

    我保存着1931年与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谢·谢·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苏联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一起到默登去的札记。他当时完成了他的第五交响曲，后来在柏林指挥演出过，正在准备谱写《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读了玛·伊的诗以后，颇为赞赏，他说，这些诗里“血液在加速流淌，节奏在跳动”，——我也向他提示了她的话：“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节奏——/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引自组诗《电报线》之一“专横的乡间！……”（1923）。这里引文不完全准确，应为“这是我的心儿迸发的韵律——就好像那带有磁性的火星”。我们乘坐普罗科菲耶夫的小轿车，离开了巴黎，他当时的妻子莉娜·伊万诺夫娜坐在后边，而且不停地同丈夫对骂。她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的混血儿，给人的印象是带有南方人的热情和北方人的固执。不过，有一点她是对的：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个半吊子司机，在从默登的回程上，在艾克泽尔曼斯林阴道上，撞到了空中铁路的壁柱上，险些送了我们的命。

    玛·伊对我们的来访非常高兴，做了茶汤招待我们，朗诵了自己的诗，开了许多玩笑。当普罗科菲耶夫在谈话中使用某一个俗语时，玛·伊立刻猛烈地抨击整个的谚语，说这是局限性和人民的虚假的智慧的语句。于是她便滔滔不绝地说出她自己改写的谚语：“哪里坚固，哪里就会破”原为：“哪里薄，哪里就会破。”，“集腋成裘，可穷人却总是没衣服穿”原为：“集腋成裘。”，“小心谨慎的人，上帝也不会保护”原为：“小心谨慎，不会吃亏。”，“平平静静——却不是上帝的赐予”原为：“平平静静——（上帝的赐予）。”，“又温柔又恭顺——是一对死人”原为：“又温柔又恭顺。”，“一个聪明人很好——两个就糟糕”，“走得缓慢，什么地方也到不了”原为：“走得慢些，走得远些。”，“即使跟狼打交道，也不学狼嗥叫”原为：“与狼打交道，就得学狼叫。”（又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普罗科菲耶夫笑个不停，莉娜·伊万诺夫娜故作大度地微笑着，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却很赞赏。

    晚上结束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想为玛·伊的诗谱写不是一首，而是几首浪漫曲，因此问她想把什么谱成曲子。她朗诵了她的《语声》，普罗科菲耶夫尤其喜欢开头的两节：比铃鼓还要响，比管风琴音量还要大，语声——它一视同仁适应大家：当不顺遂的时候——就一声唉，当遇到难处——就一声噢，当感到惊异——就一声啊！

    啊——来自九重天！噢——沿着大地遨游，诗人，你要认输俯首，除了这些唉声叹气以外，缪斯是一无所有。引自《语声》（1924），原引诗第二节 第二行误为“诗人，你要同意”。

    “那么想象力呢？”普罗科菲耶夫问道，“难道这不是缪斯的最主要的东西吗？”于是争论立刻展开了。玛·伊一口咬定说，不单是诗歌，而且整个人类的生活都是靠想象力推动的。哥伦布想象在他和印度之间是水，是海洋，她说道，可是却发现了美洲。科学家们看不见，却发现了星体和微生物，想象出人飞翔的人是航空的先驱。没有想象，便没有爱情。普罗科菲耶夫又问道：“您以为怎么，这是天启吗？”“不是的，这是一种才能——向自己和别人提出想象的东西是存在的，而看不见的则是看得见的。”后来普罗科菲耶夫承认，他同意茨维塔耶娃的看法，不过是有意让她谈的。当他指出她过分抽象地认识想象的时候，她像平常一样连珠炮似的，但却清楚地一字一顿地说，想—象意味着形象的体—现。以及预感，预—见——它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因为发现了事物的本质，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描述出来。她大笑着结束说：“要看到根源，但不是按着科济马·普鲁特科夫科济马·普鲁特科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阿·托尔斯泰、阿·热姆丘日尼科夫和亚·热姆丘日尼科夫共用的笔名。诗作嘲讽精神上的停滞，政治上的“忠实”，文学上的模仿行为。的方式。”随后又补充说：“就拿超现实主义者来说吧，在我看来，是过分抽象的。”

    在返回的路上，普罗科菲耶夫异常兴奋地谈起，玛·伊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听取一切，甚至不太重要的东西，而然后以同样的激情开始讨论她的哪些诗最适于歌唱，大概是为此汽车才撞到了不该撞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询问玛·伊朗诵的一首诗，结尾是：“我开始梦见修道院，/您已经从我的梦中消失。”

    本文作者引诗有误，应为：“我开始梦见上帝，/您已经从我的梦中消失。”下面三节诗中，第一节出自短诗“月正圆，黑熊毛茸茸……”（1915.11.27），而第二节和第三节则出自“白昼已经消逝……”（1915.12.18），显然，斯洛宁将两首诗混为一首了。

    我不止一次听玛·伊朗诵过这首诗，但是我只记得开头：月正圆，黑熊毛茸茸，小铃铛舞姿婀娜。

    这是最最轻浮的时分，

    对我却是万籁俱寂的时刻。

    这是猫头鹰的时辰，

    妈妈把小雏隐藏起来。

    您过早地开始了

    谈情说爱。

    亲爱的同龄人，

    您的心还没有死，

    可我喜欢话语，

    也喜欢镶嵌宝石的戒指。

    1936年当阿利娅准备回国，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已经为回归祖国联盟工作，并且完全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时候，玛·伊完成了关于沙皇家族被害的长诗，打算在列别杰夫家里朗诵它，但是她请求在被邀请出席晚会的为数不多的人当中一定也要请我。

    玛·伊解释说，她写这首长诗的念头早就产生了，是为了答马雅可夫斯基那首短诗《沙皇》。她认为那首短诗是在为残酷的镇压作辩护，犹如对历史的某种宣判作辩护。她坚持她已经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诗人应当站在受害者，而不是刽子手一边，如果历史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那么他一定要去反对它。

    长诗篇幅较大，描写了叶卡捷琳堡和托博尔斯克，令人联想到茨维塔耶娃1930年写的并且发表在《俄罗斯意志》（1931年3—4卷）上的《西伯利亚》的个别篇章。我觉得这两首诗差不多都很鲜明和大胆。朗诵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朗诵刚一结束，大家立刻一下子谈论起来。列别杰夫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是在颂扬沙皇。玛·伊指责他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方面——政治与人性。我说有些章节使我激动，它们充满了悲剧性，语言也很成功。玛·伊旋即转向我问：“如果您现在自己有杂志，您是不是打算发表这部长诗？”我回答说，我打算发表，但是也做了编辑的保留——因为长诗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和愿望会被看作是政治性宣扬。玛·伊耸了耸肩膀说：“不过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保皇党，我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现在被指责为布尔什维主义。”大家立即异口同声地开始说服她：问题不在于您想的是什么，而是您的语言产生什么样的印象。素来文静的玛加丽塔·尼古拉耶夫娜·列别杰娃制止了我们的激烈情绪：要知道，争论纯属理论性的，长诗毕竟无处可以发表。玛·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自我解嘲地说，看来，将来会有一天要在首页上写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遗著”。但是这个预言注定不能实现。在1939年玛·伊回俄罗斯以前，这部描写沙皇家族被害的长诗以及数量较大的被玛·伊正确地认为“不适于带回苏联的”短诗和散文，在我们的外国友人的协助下，寄到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档案馆保存，但是在荷兰被占领期间，这座档案馆被希特勒的飞行员炸毁了，所有的资料都毁于炮火之中。斯洛宁这里提供的情况很可能不准确：纽约俄罗斯出版公司曾向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主义档案馆了解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资料的下落情况，得到的回答是： 第一，战前该档案馆没有收到过茨维塔耶娃的任何资料；第二，该档案馆从未遭受过轰炸，也没有发生过火灾。

    在长诗朗诵后的次日玛·伊在她寄给我的一封长信里极力为诗人具有无所畏惧地说出不许说的一切的权利作了辩护以及“诗人应当怎样歌唱”。这封信遭遇了奇怪的命运，它以及茨维塔耶娃给我的所有其他关于文学的和私人的问题的信函（150封以上），连同《俄罗斯意志》的档案一起，我托付了我在巴黎的一位熟人A.A.CBA.A.CB，斯洛宁所指的是谁，不得而知。加以保存。战后他回苏联了，我委托他的东西或许被他销毁了，或许被他随身带回去了。我依然希望，所有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没有销毁，将来能在苏联哪一处文学档案馆里被发现。

    1931年玛·伊的处境全面地、急剧地恶化。她病倒了，由于贫血和营养不良她开始脱发，一个钱也没有，她给捷斯科娃写信说：“尽管我在不停地写作，却靠在小铺赊账度日，常常是凑不上一法郎十五分去巴黎——这样的生活毕竟是不公正的。耐性，我的吃苦耐劳的骄傲，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仿佛无所不能，——这一切毁了我。”1932年变得更糟糕：由于经济原因，她由默登迁移到市郊的另一地方——克拉马尔，换了两次住所，后来在郊外工人住宅区伊西—莱—穆利诺定居下来。《俄罗斯意志》停刊了，布拉格缩减“俄国股份”“俄国股份”系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俄国侨民的资助，这笔资助金是从俄国黄金储备中拨出的，俄国黄金储备，部分是捷克军团兵士在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攫取的。，取消了每月五百克朗（约400法郎）的资助。有几个月靠阿利娅编织帽子一天赚的五法郎作为全家唯一的固定收入。玛·伊说：“我们慢慢地快饿死了。”如果没有友人们，尤其是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加利佩恩萨·尼·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1888—1982），于1926年初与茨维塔耶娃相识，她曾说：“我的流亡生活由于茨维塔耶娃，由于同她的经常会见而大放光彩。我一下子便爱上了她。应当说，很少有人爱她。她仿佛经常使人们，甚至善意的人们激怒……茨维塔耶娃聪明，非常聪明，无限地。……她话说得很好，生动，一连串的幽默，常常开怀大笑。善于遣词造句。我不理解，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她。”又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像茨维塔耶娃所陷入的那样的贫困。”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在长达七年之中从她的每月一千法郎收入中支援给茨维塔耶娃二百法郎，直到1934年中断。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保存有百余封茨维塔耶娃给她的信。，原安德罗尼科娃公爵小姐的帮助，他们是难以活下去的；萨洛梅娅也就是曼德尔施塔姆歌颂的“麦秸儿”指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细细的麦秸儿……》（1916），由两首诗组成，是献给萨洛梅娅·安德罗尼科娃的，俄文“麦秸儿”一词与“萨洛梅娅”读音相似。，她也受到过阿赫马托娃的赞美（“1913年的美人儿，比所有的人都更美，更高”）。1933年我企图组织一个类似委员会的单位，具体说就是把大部分生活富裕的、同意定期资助玛·伊的妇女组成一个小组。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积极响应这一建议，但是无论是她的奔走，还是我的微薄之力，其结果，对茨维塔耶娃的整个经济上的支持，却几乎全是来自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个人的资金。有时候捷斯科娃也从她那有限的收入中拨出来一点儿。然而玛·伊说仿佛帮助她的只是一些妇女，这毕竟是不对的，不公正的。除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以外，还有列别杰夫以及我都各尽所能，而且《俄罗斯意志》也不是妇女杂志。1934、1935和1936年列别杰夫在贝尔格莱德以塞尔维亚文出版的《俄罗斯文献资料》上刊登了玛·伊的三篇文章指茨维塔耶娃的《诗人—登山运动员》、《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和《谈巴尔蒙特》。，寄去过三次稿费，加上了（当然未经她允许）我在这家出版物上发表的论及她的文章所应得的钱。从1935年起，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成为回归祖国联盟的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但是玛·伊当然不曾怀疑过，他带回家来的钱是从为苏联秘密服务的特殊基金中支出的。

    1933年玛·伊通知我说，她为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在写关于他的散文。她非常热爱和敬重父亲，因为他的“工作的激情、纯朴、超脱和严于律己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散文她是用俄文写的（1934年《会见》上发表的《博物馆揭幕》），一部分是用法文写的。她当时产生了一种为法文出版物翻译她自己的作品——诗歌和散文的计划。她把《小伙子》用法文改写成一部新的长诗，在她的安排的试图不太顺利以后，她找上我来帮忙。她在巴黎文学界没有关系，总之，用她的话来说，她在法国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异物，而且也是一个异己的灵魂”。我试图把她的《小伙子》法文译文推荐给伽利玛，或者他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的老朋友，出版社的秘书布里斯·帕雷帮了很大的忙，但是事情却以失败而告终。她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中只有三首——而且还是在很久以后，在1937年才见于版面。这些译作我不喜欢。玛·伊不久便确信，绝不该打算把翻译作为收入的来源。

    她在《最新消息报》上发表作品的可能几乎完全断绝了，她主要的是偶尔在《当代纪事》上，而后来——1937和1938年——在《俄罗斯纪事》上发表散文，以及在《会见》和《数》上发表两三篇不重要的小东西。

    1934年我同玛·伊仿佛在巴黎咖啡馆见过面。“如今连您也没地方发表东西了，”她对我说，“连您也转到法文上来了。我简直是没法活了。”这件事是发生在《当代纪事》把她的《步行颂》退稿以后：这首长诗原已采用，仿佛已经排了版，但是后来编辑们突然想起怕“一般读者”理解不了这首诗。我从来不曾见过玛·伊心情如此绝望。我们关于不可避免发生与德国的战争的谈话，使她感到恐怖，她说，一想起战争，她就不想活了。“我孤单单一个人，”她重复说，“我身边空无一人。”我仿佛觉得，她不仅病态地感到自己与世隔绝，而且甚至想要夸大它。我对她说到了这一点，重复了她说的“世纪的阴谋”的话。她摇了摇头，说：“不，您不理解。”然后看着一旁，引用了她的两行我不熟悉的诗：命运用它那巨大的手掌奔跑着抓住了我的头发。引自短诗“我被赋予了亲切的嗓子……”（1915）

    接着加了一句：“我的信念破灭了，希望消失了，力量耗尽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可怜过她。

    （接上页）夫伦参加国家政治保安局行动一事，详情参见罗宾·肯博尔教授为阿尔狄斯出版社1980年版《天鹅营》所写的序。

    ①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作家。

    ②让·拉辛（1639—1699），法国作家。

    早在1936年，玛·伊便已经面临了对她来说可怕的问题——回俄罗斯去。她不愿意回到那里去，这一点她既对我，也对列别杰夫一家公开说过，也在给亲近的熟人们的信里写过。阿利娅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两天内就该得到苏联护照和签证。玛·伊一个人留在国外压根儿是办不到的，她认为自己无权毁了这个家并且让极力想回苏联的穆尔成为一个侨民。但是她根本不知道，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为了证明忠于莫斯科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到欧洲的特工人员。阿利娅于1937年初离去。9月，埃夫伦参与杀害伊格纳季·赖斯一事败露，这件事对于玛·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赖斯是国家政治保安局派到国外的执行特殊秘密使命的重要工作人员，他由于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失望决定寻求政治避难而在瑞士“被镇压”。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执行莫斯科关于消灭“叛徒”指示的小组的成员。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1893—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放弃大学学业，作为护理人员加入俄国沙皇军队，随后在国内战争中一直在白军中担任军官。1921年命运将其抛到国外，曾在捷克查理大学毕业。1925年移居巴黎，逐渐转向苏联，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侦查员，1937年10月10日因涉嫌欲与苏联侦查机关脱离关系的苏联侦查员伊格纳季·赖斯被害案受到法国警察局通缉而被迫返回苏联。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仅三个半月，谢尔盖·埃夫伦便于1939年10月10日被他曾经为之效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审讯期间对指控他在国外从事反苏间谍活动矢口否认，最后于1941年7月6日被军事法庭以“法国间谍”罪判处死刑，1941年10月6日被处决。1956年9月22日被平反。关于谢尔盖·埃（转下页）玛·伊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件事，如同她不相信突然所暴露的一切——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终于仓促逃走才使她睁开了眼睛。

    然而在法国警察局（Cюpтe）审讯时，她一直反复谈丈夫的为人忠诚，天职与爱情的冲突并且背诵援引不知是高乃依①还是拉辛②的作品（她自己后来谈起此事，起先是对马·尼·列别杰娃，后来是对我）。起初那些警官以为她在耍滑头，装疯卖傻，但是当她开始对他们朗诵译成法文的普希金的诗和她自己的诗时，他们对她的精神功能怀疑起来，并且向前来协助的有经验的侨民事务专家介绍她说：“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俄国女人（cette folle Russe）。”

    同时她暴露出在政治问题上如此无知以及对丈夫的活动如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她挥了挥手，放她走了。但是，这年可怕的秋季玛·伊所经历的一切把她搞垮了，她的内心受到了创伤。当10月我在列别杰夫家里见到她时，她的气色很难看，我感到十分震惊，她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仿佛憔悴了。我拥抱了她，于是她突然失声哭了起来，轻轻地，悄悄地，我第一次看到她哭。后来抑制住了，几乎是用幽默的语调开始谈论起她所谓的“不幸”。这次谈话穆尔不在场。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她的眼泪，没有抱怨命运，一种无望的信心，因为没有必要搏斗，应当顺应不可避免的事。我记得她的话听起来是那样普通和平常：“我真想死，但是为了穆尔不得不活下去，阿利娅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已经不再需要我了。”玛加丽塔·尼古拉耶夫娜问起她近期的打算。玛·伊回答说，不得不回俄罗斯了，为此应当到回归祖国联盟去，到苏联领事馆去，反正在巴黎呆不下去了，既没有钱，作品又不能发表，而且要受到流亡者们的迫害，即便是现在——到处遇到不信任的敌意。的确，她不久便因为俄国人邻居的不友好而不得不从伊西—莱—穆利诺移居到巴斯德林阴大道一座破旧的饭店约诺瓦饭店。里去了。

    我后来在1938年初见过她。她的脸依然很消瘦，痛苦难堪，但是她控制了自己。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几乎不见任何人，甚至亲近的熟人也有意规避，但是她依然勤奋地写作，清理自己的手稿：她知道，许多作品不得不留在国外。她的《索涅奇卡的故事》的第一部分，由于对她极为友善的И。И。布纳科夫冯达明斯基的努力，应当发表在《俄罗斯纪事》上，但是后来发表作品对她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为了备用而只好写作。恰恰是在1938和1939年，在准备启程之前，她写了壮丽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和长诗《公共汽车》斯洛宁弄错了：据阿·埃夫伦说，长诗《公共汽车》茨维塔耶娃是分三次写完的；即1934年4月、1935年12月和1936年5—6月。1938—1939年间，在茨维塔耶娃回苏联之前，她把这部长诗誊清了一遍，曾想把它的最后一部分加工并加以扩充，但是这一构想并未实现…这些作品写成二十六年之后才得以发表。《致捷克的诗章》中的某几段表达了玛·伊在由巴黎启程之前的心境：啊，黑压压的山岑把全部光明——遮住！

    赶紧——赶紧——赶紧

    把入场券退还给造物主。

    我拒绝——苟且偷安。

    我拒绝在豪强

    疯人院里——苟延残喘。

    我拒绝同广场上

    豺狼一起——狂吼。

    我拒绝与平原上

    鲨鱼随波逐流——

    兴风作浪。

    我既不需要耳朵敏锐，

    也不需要眼睛洞察一切。

    对你的疯狂的社会

    回答只有一个——拒绝。引自组诗《致捷克的诗章·三月》之八“啊，泪水充盈着眼窝！……”（1939）。

    1939年6月初，玛·伊同穆尔到我家来度过了临别的一个夜晚，并且告知，日内便要启程。晚餐过后，我们开始回忆起布拉格，我们一起散步，以及有一次她在我家里呆到了深夜，没有赶上火车，于是搭乘出租汽车，沿着冬天的雪地，我把她送到弗申诺雷村，她低声地朗诵自己早期的诗。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穆尔流露出一种厌烦的心情听着这次谈话，接下去玛·伊朗诵她的最近一篇作品——《公共汽车》。我为这首长诗的语言的光彩以及它那纯粹茨维塔耶娃式的幽默而深受感动，惊奇得如醉如痴，因为在这痛苦的几个月里，她竟然具有力量和喜剧感来写下如此的诗句：竟然像魔鬼一样，公共汽车横越过障碍。

    玛·伊回答我的问题说，她现在想尽可能多写些东西，因为不知道，她在莫斯科会怎样，是不是允许她发表作品。困倦得打哈欠的穆尔立刻振作起来，说道：“您说什么呀，妈妈，您总是不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玛·伊没有理会儿子，又说了一遍她从前说的话：“作家写作，也就是呼吸，在哪里受到干涉最少，他在哪里就最好。”

    玛·伊谈她打算留下的手稿——已经寄往阿姆斯特丹的除外——的命运谈了很久。她打算把《天鹅营》、《垄沟》、《索涅奇卡的故事》的第二部分，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寄给巴塞尔俄罗斯文学教授伊丽莎白·爱德华多夫娜·马勒，并且问能不能为我把一包东西留在她住的旅馆的邻居图卡列夫斯基家里。

    所有这些手稿都珍藏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档案部。伊·爱·马勒于1970年逝世，终年八十八岁。由于我离开了巴黎，那包资料我是在战后才从塔马拉·图卡列夫斯卡娅（现已逝世）那里拿到的。其中包括《一首献诗的经过》，纪念沃洛申的长诗，写有各种文本的和关于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表在《新城堡》（1933）上的文章的原稿，以及其他草稿和书信的笔记本。——马克·斯洛宁我们坐到很晚的时候。听到近处的钟楼敲了十二下，玛·伊起身后带着一种惨然的微笑说道：“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不过不用汽车，不是弗申诺雷，到巴斯德林阴大道我们可以走着去。”穆尔催促她，她却迟迟不动。我们在门前的平台上相互拥抱。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注视着玛·伊领着儿子走进电梯，电梯移动了，他们面孔向下方慢慢地消失——永远地。斯洛宁回忆录的最后两页是关于茨维塔耶娃返回苏联以后的生活的，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失之确切，故略。可参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回忆文章《临终之前》。

    日内瓦，1971

    题解：

    马克·利沃维奇·斯洛宁（1894—1976），俄裔美国文学评论家，曾任捷克布拉格出版的《俄罗斯意志》编辑，先后在布拉格和巴黎工作和生活多年。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有《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该书有一章详尽地评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并给与相当高的文学史地位。这也是当年苏联境外首次系统评论茨维塔耶娃其人其作。玛·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十七年里所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等作品，几乎大部分经过斯洛宁的手发表。他们的相识是通过安德列·别雷介绍的，他与茨维塔耶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篇回忆录基本是可靠的（偶有记忆之误）。

    （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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