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著

    苏杭译

    博尔舍沃的“神秘的”住宅现已建成博尔舍沃茨维塔耶娃纪念馆。多年来使我不得安宁。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从巴黎归来的第一天起便生活在那里，足不出户，从未露面。

    我很困难地找到了这所房子。原以为它毁灭了，然而房子却完好无损。我同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关系不错。记录了他们的讲述，从前的和现在的邻居的讲述。找到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格奥尔吉在博尔舍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询问了了解埃夫伦茨维塔耶娃一家的、西班牙战争和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中包括A.埃斯纳、B.索辛斯基、H.斯托利亚罗夫、阿·谢泽曼以及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巴黎归来的共同的朋友。对耳闻的与1937—1939年法国报纸上发表的材料和国外发表的目击者的回忆做了比较。然而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在1939年可怕的岁月里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共同居住在博尔舍沃这座房子里的人们所讲述的事。

    博尔舍沃的灾难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一家的悲惨的命运的顶点和关键。

    它有着久远的起源。

    茨维塔耶娃本身素来便载有悲剧，但是同样也具有生活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她本人在1940年致薇拉·梅尔库里耶娃的信中比谁都说得更好。“幸福的人应当对生活感到高兴，要对他的这种罕见的天赋给予鼓励。因为幸福来自幸福的人。来自我的幸福已经消逝了，完全消逝了。我举着别人的重担（被放上去的重担），就像大力士举着杠铃一样。自由从我这里消逝了。一个人在心里知道，从窗子里跳出去以后，却往上掉。人们在我身上就像琥珀一样复活了，他们自己开始举起重担。”《未发表的书简》，YMCAPress，巴黎，1972年。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生活独特，在博尔舍沃的情形还是完全特殊的。

    从1939年6月19日起，到11月10日止，总共生活了五个月。

    正如茨维塔耶娃自己所说的那样，由于法兰西将她与自己隔绝并排挤出去而完全绝望中她离开了巴黎。尼娜·别尔别罗娃在《着重点是我加的》一书中回忆说，1937年在巴黎在谢尔盖·沃尔康斯基葬礼结束以后，在教堂的出口处，没有人向茨维塔耶娃伸出双手。她噙着眼泪独自站着。大家从她身边走过。

    正如茨维塔耶娃的女儿所说的那样，回俄罗斯的路是预先规定的：巴黎——勒阿弗尔——列宁格勒——莫斯科——博尔舍沃。这是她丈夫埃夫伦从法国逃回俄罗斯的路线。路线是“机关”指定的。

    她也是离开了即将进攻的法西斯匪帮，离开了致命的孤独，离开了不可能反对儿子的急忙返回俄罗斯去找父亲的坚决的要求（这一点她曾写信给安·捷斯科娃），——径直地落入了逐一地吞噬了妹妹、女儿、丈夫和亲人的制度的陷阱，灭绝了生活的一切希望。

    茨维塔耶娃在1939年5月31日从巴黎寄给安·捷斯科娃的信里把博尔舍沃称作乡村：“我将到乡村。那里有松林，这是我唯一知道它的。”（关于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被捕她还什么也不知道。）

    原来博尔舍沃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幽静的所在。就其本质来讲，博尔舍沃是一所既假定又绝对的囚禁地——指定的生活，即将临头的灾难的不断加快的噩梦。它的不可避免已经被死死地捆在一起的所有的住宅的居民意识到了。

    离博尔舍沃村不远，在铁道线路那边，在森林深处，有三座完全一模一样的仿佛三胞胎似的别墅，由远方的墙板围起来而且绝对不相往来。所谓的“新生活”村别墅。在它们的后边，稍远一点，是私人的住宅——那里已经不是那么“新的”而且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正如今天住在那里的“木材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兹赖尔·扎韦利耶维奇·克卢格曼所说的那样，这些别墅既称作“木材出口公司”的别墅，它们也称作“报刊公司”的，它们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国家安全部的公有别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米·科利佐夫（1898—1942），苏联作家。对“报刊公司”以及对其他许多人都有直接关系。）

    附近居民渺茫地知道，“那里住着外国人”。旁边是皮亚塔科夫的堡垒别墅，远处是一座别墅，托姆斯基在博尔舍沃自杀的枪声在那里依然没有平息。

    茨维塔耶娃居住的那座别墅是外人禁止入内的。总而言之，是约定俗成的，并且是不受鼓励的。有时候在草丛中会发现暗中监视者。仿佛这座别墅是单行线上的“转运站”。

    传说房子是30年代初建设的，并且由人民委员罗森戈利茨阿尔卡基·巴甫洛维奇·罗森戈利茨（1889—1938），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1925—1927年间执行驻伦敦全权代表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工农检查局副人民委员。这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仅有的情况。——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转送给鲍里斯·伊兹赖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何许人也，不详。的。1937年克拉耶夫斯基、他的妻子巴甫林娜·巴甫洛夫娜和儿子被逮捕。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苏联国家和党的活动家。的遗孀常到克拉耶夫斯基家作客。（后来她的儿子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成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案件的侦查员。）

    正如了解到的那样，执行别墅管理员职务的是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奥布霍夫。定员表上是扫院人，死于1966年。管理员实质上既是全权的主人，又是仆人。他身边一大家子人，有五个孩子。与他住在一起的有大女儿、连襟和大姨子一家。其中之一的他妻子的姐妹安娜·特罗菲莫夫娜在克拉耶夫斯基家当过佣人，而且还清楚地记得斯维尔德洛夫的遗孀。

    管理员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在所有的多次的逮捕中是经常的、必然的见证人，还有他的妻子柳博芙·特罗菲莫夫娜（死于1982年）。他们的小女儿克拉夫季娅·奥布霍娃（多尔马托娃），生于1934年，她还记得，作为五岁的小女孩到这座别墅去的时候，人们招待她，而然后她说：“我是内务委员部（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吃了酸酸的（西红柿）。”

    房屋“面对”着铁道，离它很近。房子是原木建造的，很大，正面是拉长的，两侧有两个装有玻璃的凉台，有两个独立的进门和穿堂，有三扇双重框子的窗户，有共用的宽敞的客厅；客厅里有壁炉，一张长圆形的大桌子，餐柜和沙发（餐柜作为见证人至今仍在那里）。荷兰式的火炉，镶木地板。院子里有不取暖的厕所。

    有很大的一块场地上的松树林（关于这些松树林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时就知道）呼啸着。没有小路——全是柔软的针叶林植被。在松树林中间有一副单杠，挂着秋千，它们的长入树干里的钩钉至今还在翘着。那里还有吊环。

    有一口清澈的能治病的水井。夏季的淋浴更衣间。从井里汲水只能通到管理员的小屋。往别墅运水要用水桶。

    1939年异常炎热的夏天，一起居住在博尔舍沃的有埃夫伦茨维塔耶娃和克列皮宁两家，还有克列皮宁家的女友埃米利娅·利陶埃尔。刚回来的时候，玛丽娜有时还继续记日记。写信。（将来会公布她自己关于博尔舍沃事件的证据的。）克列皮宁夫妇的女儿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她当时十二岁——对我说：“我们当时住在博尔舍沃的可笑的叫什么‘新生活’街4/33号（现为斯维尔德洛夫街15号现为茨维塔耶娃街15号。）。这是一所原木建造的、在地段深处毫无道理地拉长的房屋，这个地段没经过任何修整，只是围墙隔离着……客厅和厨房是共用的。我的父母同茨维塔耶娃家早在巴黎就认识。我们回到了苏联几乎是同时。我们在别墅度过了1938/1939年冬季……1939年末爆发的事件使我成为孤儿和社会所抛弃的人，在我心灵里排挤掉了许多东西。

    “我同穆尔（格奥尔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很要好……我们很难与别人相处。农村的孩子们招惹我们，因为穿着不一般。因此我们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地段里或者在客厅里，它白天归我们使用。”

    这两个家庭共同生活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克列皮宁夫妇，他们的女友埃米利娅·利陶埃尔以及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埃夫伦是共产国际的，而后来则是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

    巴黎《最新消息报》（1937年第6056期）报道材料说：“叶·卡·米勒叶·卡·米勒（1867—1937？），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反革命领导人。将军的消失。‘苏维埃祖国友人协会’遭到搜查。谢·雅·埃夫伦逃亡。市政厅对玛·伊·茨维塔耶娃的审讯。”报纸报道：“……搜查‘苏维埃祖国友人协会’与对暗杀伊格纳季·赖斯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伊格纳季·赖斯）（1899—1937），苏联驻国外侦查员，因写信拒绝执行斯大林主义而被暗杀。案件初步调查有关。对米勒将军消失案件，这种警察程序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两种罪行是国家政治局的间谍按莫斯科的指示完成的。在比西街搜查的结果能够以新的有价值的资料丰富调查。”下面接着说：“近日来在巴黎散播一种传说，在安·尼·和尼·安·克列皮宁夫妇神秘离去以后，前欧亚大陆同盟会员谢·雅·埃夫伦也离开了巴黎。埃夫伦数年前转向苏联方面，并且加入了回归祖国协会。”当伊·赖斯的死亡众所周知时，克列皮宁夫妇和埃夫伦是以另一种姓氏，即克列皮宁夫妇是利沃夫夫妇，埃夫伦是安德烈耶夫而逃离法国的。

    参加侦查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大孩子：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谢泽曼（克列皮宁娜初婚之子），他1936年回到莫斯科以及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茨维塔耶娃的女儿，1937年3月18日归来。

    这两家经常在一起是由事件的整个过程所决定的。在巴黎两家从1926年至1927年便已经友好合作。在白军反对革命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悲惨的事件之后，他们在重新评价的痛苦的道路上尝尽了患难之苦。寻找补偿的道路。在巴黎近郊居住的地点（事情已经这样）几乎同时更换，而且总是住在邻近。

    他们最初的重新评价是在“欧亚大陆同盟”中进行的。渐渐地克列皮宁和埃夫伦先是在文学方面，后来在思想意识方面参加了反对新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敌人的斗争，而后来又参加了侦查工作，起先是共产国际在救援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俄罗斯这条线上，后来救援正在毁灭的西班牙（那时候毕加索也成了共产党员），而最终已经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国家安全部路线的反对具体的单个的敌人的斗争。

    谢尔盖·埃夫伦成了西班牙的国际纵队队员。（国际纵队队员同样要做侦查工作。）他还参与了监视托洛茨基、他的儿子谢多夫，劫持米勒将军，而然后追捕所谓的“背叛者”侦查员伊格纳季·赖斯波列茨基（党内称号为路德维希）。

    他原来想，这条路是以在自己的人民面前赎罪，以为它新的服务而开始的，却以完全从属于制度而告终的。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一步接着一步，渐渐地。

    谢·埃夫伦在1926年4月18日致E.Л。涅德泽利斯基的信里写道：“欧亚大陆同盟对我来讲之所以感到亲切，也是因为企图通过文化的，而非实际的达到民族的自决”，1927年5月25日——过了一年以后写道：“我现在是巴黎欧亚大陆俱乐部的首领（……）主要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过了不长时间，他已经不顾一切地准备为离开的祖国去做一切——“整个真理在‘那里’”。

    类似的感情当时许多有尊严的人都体会到了（这一点也必须理解），处在“俘虏中时代”的世纪的人质是这样行动的。

    他们的悲惨的道路不是单一的。非典型的侦查员——专业人员，而是不知所措的受难的战士，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那种唯一的短暂的历史时刻，从不太多的可能性当中走向毁灭。

    “为亲爱的俄罗斯服务的激情的力量和流亡者的迷惘的力量是那样强大，”索菲娅·克列皮宁娜写道，“以至于某些他们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情况是不能左右的，是复杂的，而且由于它的复杂性和赤裸裸而不能很快发现。我父亲的兄弟德米特里·克列皮宁是邓尼金的一位勇敢的军官，激烈的君主主义者，结果却因为帮助共产党员而被法西斯匪帮杀害。一名军官——却成了神甫。在巴黎监狱中服务，而且是被关押者和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人。他和母亲现在全世界都知晓。俄罗斯流亡者是热爱俄罗斯的。有时候他们会为他们所选择的为俄罗斯服务的道路而遭到谴责，他们在为祖国服务的道路当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牺牲品，但是却是非常勇敢的。”

    茨维塔耶娃在这种情况下与埃夫伦肩并肩生活在一起，又理解了什么呢？完全的献身者她是不可能的，但是众所周知，埃夫伦茨维塔耶娃一家在巴黎是拿苏维埃“津贴”的。

    茨维塔耶娃的智慧是男性的，敏锐的。目光是有预见性的。从她的革命时代的日记（《选集》两卷本，1917—1937年，纽约，1979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从一开始她便深刻而又全面地理解了。然而此处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在生活道路的所有曲折当中，她以自己的全部同情、信念和骄傲同埃夫伦在一起。当谢尔盖·埃夫伦作为一名基干军官、第56后备军团的具有著名的历史的第10连的准尉保卫克里姆林宫（记得吗——玛丽娜写过的1917年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基胡同时克里姆林宫的钥匙）的时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全心全意地同他在一起——“荣誉以白军的捍卫者而升起”。在交出克里姆林宫时，它的军团司令员佩卡尔斯基被刺刀刺死。关于埃夫伦英勇地参加战斗的十月战役，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十月》（它发表在布拉格集刊《在异国》1925年第11期，“火焰”出版社）。茨维塔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写道：“如果谢廖沙不在了，我也就不在了，就是说，他们也不在了（指儿女——本文作者）。”两个人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

    然后——“王朝被普通人民的狂澜所推翻”。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作为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自愿军的侦查员和指挥员，他与军队一起走过了冰天雪地的远征的整个道路，直到克里木。“在自己的佩剑上：玛丽娜——你指定了奋起保卫祖国。”

    他永远是处在最前沿。直到彼列科普，陷入泥泞沼地，大口吃盐，饥渴而死，冲锋陷阵。

    玛丽娜写道：“我最后一次见到谢尔盖是1918年1月18日。怎样见到的，在哪儿，以后我会告诉你，——现在没有勇气。”“在词典里若有所思的子孙说：顿河这个词写着职责。”每天她从心底都与他在一起，并且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这一点。“旧的世界的最后的梦；青春——豪迈——旺代——顿河。”

    接着是“逃亡”——按照布尔加科夫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作家，《逃亡》是他的剧作，反映了白军的毁灭。：盖利博卢，捷克，巴黎。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发表了非常好的论自愿运动的文章。……“留在那里，在后面，在俄罗斯的坟墓有千千万万，整个世界散落着千百万残废伤员，一连串的功勋和献身精神以及……‘白色近卫军精神’、反侦查、大溃败、枪杀、燃烧的乡村、抢劫、投机倒把、贪污、纵饮无度、可卡因等等，等等。真理在哪里？他们是什么人，或者确切说，他们曾经是什么人——是献身的英雄还是强盗杀人犯？”

    “自愿的死亡，”茨维塔耶娃说。埃夫伦献给了英雄们应有的东西，并且痛斥恶棍——“格奥尔吉们”和“骗子们”。茨维塔耶娃高度地评价无论是他的文学才华，还是他的豪迈。她写了一首长诗《彼列克普》——“献给我的亲爱的和永恒的自愿军”。

    然后是新的阶段。“谢尔盖全心投入到欧亚大陆同盟。”仔细地、兴奋地注视着新的俄罗斯方面。

    在《俄罗斯复兴》、《日子》里“准确的信息”说，欧亚大陆同盟会员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收到了大量的资金。茨维塔耶娃写道，自然没有任何证据（因为不可能有）——已经是1929年了。

    “我远离所有这一切，但是我的政治方面的冷静却动摇了。指责我拿布尔什维克的钱也是如此，谢尔盖自然很难过，他在这方面丧失了最后的健康。”

    接下去：“欧亚大陆同盟解散了。阿列克谢耶夫教授以及其他人深信不疑，谢廖沙是肃反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如果我遇到（即阿列克谢耶夫以及其他人——本文作者），我会担心自己（……）阿列克谢耶夫教授（……）是流氓！（……）但是我很为谢尔盖难过。连同他的纯洁和心灵的激情。他是……欧亚大陆同盟的道德的力量。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欧亚大陆同盟的良心”。这是1929年底。

    “谢·完全回到了苏维埃俄罗斯，别的什么也看不见，而在那里看到的是他想见的”——现在已经是1932年。事态急剧地发展了。

    八个月（1936年）。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在萨瓦疗养院恢复了健康。儿子穆尔（格奥尔吉）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在邻近处租了房子。红十字支付。大概是双重“红色的”。接下去是绝境，无论是智慧还是良心都什么也不能操纵。不能公开的——是埃夫伦的体质的自然本质。人们为他着想和为他解决。当整体不清楚而且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你为什么而负责的时候，他只能是他人意志（远方中心）的执行者。

    “埃夫伦和其他人，如果愿意的话，是有报酬的间谍。”苏联侦查员基里尔·亨金，一位著名演员的侄子回忆说。“但是他们从来不是雇佣者，因为他们不会为任何金钱而去为反对苏联而工作的……我还记得，在这个圈子里对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包括他的政治上忠诚和物质上大公无私为标准的。”

    伊格纳季·赖斯，这位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侦查员的公开的死讯震惊了整个巴黎，就事情的本质来讲，是指定的行动的失败。现在唯一的出路和命令，便是返回逃跑到1937年陡然而起的俄罗斯。同一个亨金写道：“在莫斯科在战前，与已经成为侦查员的前共产国际成员有了一些不成功的经验：伊格纳季·波列茨基和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在莫斯科为了回答老布尔维克的审讯而与苏维埃断绝了。”悲剧还在于，从其本质上讲，埃夫伦和波列茨基赖斯原是同一个阵营里的人：“为了土地，为了自由，为了更好的命运。”

    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后来深信不疑地和郑重地写出，父亲作为自己祖国的忠诚的儿子回来了。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从来也不曾怀疑他的想法的纯洁性。她的友人和出版商德米特里·沙霍夫斯基、大主教约安·圣·弗兰齐斯基死于1989年5月。曾经说，谢尔盖·埃夫伦较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一个更具悲剧性的人物。关于谢尔盖·埃夫伦在其青年时代初期，直到所有这些事件，茨维塔耶娃写道：“这样的人在这不祥的年代/走向断头台的时候还在吟诵诗韵。”

    走上了。她有洞察力地见到了。诗歌应验了。

    1938年11月首先住进了博尔舍沃的是克列皮宁一家。埃米利娅·利陶埃尔来了。克列皮宁一家——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大家都称呼他多多），安东尼娜（简称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他的妻子，她的初婚的小儿子十六岁的米佳·谢泽曼和他们的十二岁的女儿索菲娅。长子阿列克谢是1936年归来的，很快便与莫斯科的九年级的女学生、美人儿伊琳娜·戈罗舍夫斯卡娅结婚了。1939年2月他们的儿子尼科尔卡出生了。茨维塔耶娃在《未发表的书简》中提到过他。尼科尔卡和伊琳娜也被带到博尔舍沃。保存下来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从巴黎给阿廖沙·谢泽曼寄来的明信片——祝贺儿子的诞生。后来，住在博尔舍沃时，茨维塔耶娃特别对待阿廖沙，请他一个人到自己的房间来，招待他，给他朗诵诗歌。

    不是一下子，而是1938年2、3月的什么时候，谢尔盖·埃夫伦出现在别墅。女儿阿里阿德娜继续住在莫斯科父亲的姐姐家。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带着儿子格奥尔吉穆尔于1939年6月19日来到了博尔舍沃。两个家庭的共同生活连同共同的家务开始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是一位性格坚强的女性。她是一位贵族，彼得堡人，斯莫尔尼学校的毕业生，海军中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英雄弗·阿·科尔尼洛夫的侄孙女，生物学家、科学院院士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纳索诺夫的女儿。她受到了完美的教育，绝对的沉静，神态端庄，无可非议，漂亮，具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她在一起，所有的人无论如何都能施展所长。她要求孩子们都这样，不由自主地也要求周围的人。同她在一起是绝不会松懈或者失败的。她永远是平和的、矜持的。

    她被杀害了。据说她接受死亡时依然是这样的。母亲的从前的同狱者对她女儿索菲娅讲述了这一点。

    上帝的道路是不可知的。为了自己的小索涅奇卡，侦查员尼娜·克列皮宁娜选择了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季·吉皮乌斯（1869—1945），俄罗斯女作家。作为教母。她于是为她的女儿索菲娅施了洗礼。

    埃米利娅·利陶埃尔是克列皮宁娜的影子。她与她分享了她的信念和命运。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的特点是善良。他是那个神甫（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法兰西抵抗运动的英雄德米特里·克列皮宁神父——圣母玛丽娅的合作者的亲兄弟。德米特里神父救助了不止上百个人，他们当中特别多的是在被占领的巴黎时绝望的犹太人。他牺牲在希特勒的死亡营里。

    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住在博尔舍沃的时候，担任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东方部学术顾问。

    在博尔舍沃住宅里，按照贵族家庭的传统，孩子们是与成年人分居的，并且过着自己的生活。孩子们里面有：索发索发即索菲娅的昵称。、穆尔、米佳和“小妈妈伊琳娜”。玛丽娜管她叫“小女孩”。与孩子们和玛丽娜友好相处的是“动物”——善良的“多多”出于怜悯而购买的并且从巴黎带回来的天生失聪的、不会叫的、弯腿的、患白血病的哈巴狗比利卡，还有令玛丽娜难忘的毛色棕红的小猫，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它常跳到尼科尔卡的摇篮里。

    生活方面是共同的。一张桌子上吃午饭，夏天在凉台上，秋天在客厅里。坐在餐桌首位的总是尼娜·尼古拉耶夫娜。食品是谁什么时候带来的：阿利娅阿里阿德娜，“认为是她的未婚夫或者丈夫的”萨穆伊尔·古列维奇，有时候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有时候是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大家轮流做饭。小女孩舒拉协助——提水和拿柴禾，生炉子。餐具自己来洗。“内心逐渐的疼痛……”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过了一年以后，1940年，回忆起1939年时写道，“生活着，谁也不见。他的心脏的恐惧的恐惧。汗水和眼泪往洗碗池里流。”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阴森森的，闭塞的，沉默的，有时候令人难以忍受地狂暴的，无端的破坏，这种破坏表露出疲倦和痛苦。例如有一次，“小妈妈伊琳娜”在她门口滑了一下，把尼科尔卡的饭弄洒了。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是爱伊琳娜的，但是她的喊叫声是那样突然和恐怖，以至于一辈子都忘不了。在灭亡的边缘上才这样喊叫。茨维塔耶娃处在这种边缘上并且看到了深渊。

    尼娜·尼古拉耶夫娜有一道命令：一切要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退让，回避，远离。生活在留心下进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发神经，和儿子常常过不去，折磨他，对他失去控制。她要求办不到的事，不是孩子所能做的，而他终归仅仅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

    “在我们两家当中，仿佛并行存在着两个世界，”索菲娅·克列皮宁娜说，“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恐惧、惊慌、紧张并且企图掩盖它。还有儿童的世界，他们对所有这些恐怖没有概念。例如他们向我、穆尔和米佳哥哥掩盖了阿利娅被捕的事实。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被捕以后，才明朗了。而且应当说，这个明朗对于穆尔来说太可怕了。这种可怕一个月过后轮到了我。

    “穆尔身上脆弱和力量奇怪地结合在一起。

    “并且终归灾难的气氛是共有的。”

    别墅里越来越可怕和阴森。夜里有时开来了汽车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人，除了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早晨他们回来了，苍白的和灰色的，沉默的。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总是努力地表现出勇敢。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几乎足不出户。索发不记得她不吸烟；甚至在吃午饭时，甚至站在煤油炉前，——也在吸烟。她总是穿着同一件灰色的连衣裙。傍晚双肩披上一条漂亮的披巾。

    “我不想谈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缺点，”索发·克列皮宁娜说，“对她的最鲜明的记忆是：我们在客厅里，窗子朝向铁道。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站在一扇窗子前，像往常那样，操着手，交叉放在胸前；右手拿着一支香烟，几乎是抱着双肩，蜷缩着。房间里一片宁静。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这样的情况是常常的，因为我不记得玛丽娜走出过家门。（很长时间没有证件。——本文作者）黄昏。房间里还没有点灯。壁炉也没有烧。在玻璃的背景上我看见她侧身的影子。那真是特别孤独、寒冷、不舒适。我们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这样的问题：午餐吃什么，应当洗手吗，穆尔到哪儿去了。（……）

    “我记得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很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有一双明亮蓝色的，放光的，真的是流露出善良和光芒的眼睛（我们记得，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尔蒙特以及许多其他人是多么好地、怀着深厚的好感谈到他。——本文作者），有着美好的印象。优美的高额头，大眼睛，深暗的眼睫毛，黑眼眉。大家都喜欢他。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身边走过时我总是尽力不声不响。可是在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从城里回来时，我们这些孩子立刻一拥而上。他时常同我们玩耍。我不记得他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他把它掩盖起来，把它放在心里，尽量让我们高兴。他总是微笑着。同我们开怀大笑，把头向后一仰。有时候同孩子们和青年人玩牌。想出一些生动的情景，改装的字谜，总是发明一种东西。

    “关于穆尔回忆起来比较困难。他与母亲的关系太复杂了。尽管有许多很好地和长久地了解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见证人，我大胆地断定，在我的眼睛里，在博尔舍沃，她对待儿子从来都不是温柔的。恰恰相反，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他是严厉的，不公正的，因为琐事，无缘无故地突然发怒。他是很沉重的。他对此极端仇视。有一次冲突以后，穆尔差点儿没去卧轨。

    “……在我们两家当中，阿利娅是第一个被捕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这座房子是1939年8月。被遣送回国的人被捕已经是很久的事了。大家都了解，这种非理智的灾难犹如洪流可能卷跑每一个出现在它路上的人。成年人已经准备好，他们不得不与许多毫无罪过的人们分享命运，难道说只是因为极其热爱自己的祖国而有罪。等待着每个夜晚，虽然白天尽力做出样子，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

    “惊慌、紧张、恐惧的氛围——所有这一切都精心地企图以精明强干、严肃认真、勤奋努力而加以掩饰。而且只有我和穆尔仿佛退出了这种氛围并且感觉到这种氛围是对成年人的不公正的残酷性，这些成年人当我们乱跑和快乐的面孔触怒他们的时候，才不与我们往来并且从这种处境中走出来。成年人中最能自持的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我从未听见过他高声谈话。最容易发怒的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我知道，穆尔和她之间的对立状态恰恰是在1939年夏季发生的。当时我和我的父母之间也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是不太明显的，因为我比穆尔小而且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我和穆尔不能明白，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温情和爱哪里去了。我们在我们的母亲身上更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简直是不理解，她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当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了这件事，而且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两个在‘我们的凉台上’柜子后面的一角哭了，虽然他是一个安静的男孩，而我是一个不太爱哭的女孩。起初我们不知道阿利娅被捕了。他们向我们解释说，她不在是因为出去了……父亲被捕使穆尔震惊。过了一个月，这种震惊、惊愕和对世界的仇恨的状态我也感受到了……从前我是一个随和的人和喜欢交往的孩子，可是很多年来，我却成了一个与之交往而给人们带来痛苦的人，即便是对我很有好感的人们……1939年秋天，穆尔的粗鲁、暴躁和不愿意迎合母亲，与其说是因为少年的极端主义，毋宁说是因为心灵受到震惊的结果。穆尔是聪明的，天才的，热情的和大无畏的。当他把不是自己内心的东西、周围的东西突然推开的时候，他很像母亲。那时候他像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样是冷酷的和傲慢的。当他从自己的孤独中突然走出来的时候，以轻蔑的不理解环视周围——这是在哪儿？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性格孤僻、内向。周围生活在进行，人们在活动，在聊天，可是她却不在这种生活当中。不喜欢存在。她不化妆。与大家接触仿佛是迫不得已的。然而无论是轻蔑，还是懊丧，像阿利娅那样，她都没有。冷漠的，尖刻的，但是从来都不是鲁莽的。

    “穆尔和我哥哥米佳很要好。穆尔十四岁，而米佳十七岁。穆尔长得很结实，是一个胖胖的男孩。乱跑，胡闹。有时候突然成了少年，同米佳谈起了哲学。阿利娅来了，带来了食品，有时候住上一两天。她经常在莫斯科姑姑那里住。

    “……傍晚大家都集中在客厅里的壁炉旁。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走出来用餐，平静的，‘灰色的’，枯槁的，步履轻盈，目光暗淡，略微礼貌的，规避的。突然发起火来。大声喊叫。声音是刺耳的、剧烈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总是使穆尔难过。他非常痛苦。他是被折磨的，受污辱的，而且不明白出了什么事。

    “人们责怪穆尔，说在叶拉布加母亲逝世以后，他却精心地熨烫衣服。穆尔是一个爱干净的人，在所有条件下都是规规整整的。熨烫和清洗自己的上衣对他来说是必须的，正如刷牙和梳头一样。条件反射。如果他没有陷入深思，是和蔼可亲的，是乐于助人的。当他在博尔舍沃上学的时候，他衣着总是非常整洁的，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多么干净利索！如果他被什么剐破了，就整个伤痕抹上碘酒。

    “在塔什干以后，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1882/83—1945），俄罗斯作家。帮助穆尔入了文学院。穆尔总是饥饿的。他常常住在阿廖沙哥哥那里，哥哥是在挫伤以后回家的。在开赴前线以前，穆尔送给他和伊琳娜带花字的银质汤匙和自己的照片……”

    经过四十三年，索菲娅·克列皮宁娜来到了博尔舍沃那座别墅，痛哭流涕。写了一首即兴诗——《给妈妈》（献给安·尼·克列皮宁娜）：

    你和从前一样年纪轻轻，

    你同我一起来到

    篱笆门前。

    你把金块般的叶子

    拿到眼前，

    有如当年。

    松树在屋顶上方

    沙沙作响。

    世界又重新倾听

    变化无常……

    我们的整个灵魂

    早已死去，

    而且我已经

    五十有余……

    经过成年人的意志的努力（上边已经说过：谁到哪里），很快穆尔和索发终于上学去了。穆尔上了著名的科斯钦公社学校。他在那里读的是第一学季。总共才两个月。暂时找到了他的四名同学，他们记得他而且饶有兴趣地谈到他。他们记得他跟别的所有的男孩子不一样，仿佛是从西班牙回来的。

    博尔舍沃的居民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舍利工程师帮助我找到了穆尔在博尔舍沃科斯钦公社学校读七年级A班时的同学，我记录下来他们的回忆。简略地介绍如下。

    柳夏·阿扎罗娃的回忆，1925年生：

    “我们同他比仿佛是乡村人。他送给我一本薄薄的诗集，有他的亲笔题词。是什么诗——不记得了。没有保存下来。他画画得非常好。高高的、有趣儿的、淡黄发的男孩子。男孩子们都羡慕地看着他。据说他是从国外回来的。有一两次他护送过我。给我拿着书包。他画漫画。他把画好的画分送给女孩子们，并且有题词。他有点儿驼背。穿着浅色的上衣，系着皮带，一双浅色的皮鞋。”

    柳德米拉·哈里托诺娃的回忆，1926年生：“就在这儿，不是年初开始，新来一个男孩到我们七年级A班。高高的个儿。很漂亮。举止优雅。很轻松。很普通。我们一起放学回家到‘新生活’区。沿着小路，顺着树林，走过小栈桥。我知道，男孩是从国外归来的。他讲述了西班牙的一些事儿。他用墨汁画的讽刺法西斯分子的画，很棒。并且立刻分送大家，还签上名——格奥尔吉·埃夫伦。我当时有许多画，遗失了。关于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对他稍加照顾，因为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恐怖。”

    奥丽加·瓦茨凯利（沃尔夫）的回忆，1924年生：“秋季的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名我们的新的同学。他比大家高出一头。胖胖的。面部很有意思。知识分子型的。他的服装很使我吃惊。要知道，我们穿的是少先队员服装。他穿着裤子，蓬起的，扣子在膝盖以下，还有皮绑腿。皮鞋的底子很厚，上衣有许多扣子和小口袋。小口袋里有很多支笔。他受到大家的注意。他不怕见生人。课间休息时，一堆男孩子围上他。他非常自主，有信心。他的语言很好。关于这个男孩子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走到铁道那里就往哪儿拐弯了。他的同路同学有柳夏·阿扎罗娃和奥列格·彼得罗夫。他画的漫画引起友善的笑。我记得，埃夫伦的德语得了一个‘良’。这件事很难理解。他德语讲得很好。我屏着呼吸坐着。当时他很平静地站起来说：‘我对德语了解得很好，我认为分数不对。’老师是一位反法西斯分子，叫捷格拉什，他回答他说：‘您能阅读，能讲话，可是语法您不是强项，有错。’我们从来也不敢这样谈话。后来他消失了。我不记得这是怎么发生的。”

    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沙皮罗的讲述，1927年生，曾在邻居别墅居住（从比利时归来）：“我当时十二岁。我在寻找朋友。偶然碰到两个比我大的伙伴。他们讲法语。我用法语同他们来往……他们仿佛不把我当成朋友。他们表现出比我强。过了不久，我听说，住在邻居的人被捕了。我去看了看——凉台上所有的门都敞着。毁灭的痕迹。地板上的一切乱七八糟。法文的书籍乱哄哄的。我拿了一本《十日谈》和一本伏尔泰的书。这不，这座别墅里一切全完了。我后来常常想到他们。科斯钦民警局的首长仿佛来过这里……我们的别墅还有一个守夜人，他也是管理员，叫阿列克谢·奥布霍夫，他的妻子柳博芙·特罗菲莫夫娜。我不知道住在别墅里的邻居、那两个男孩子的姓名。关于茨维塔耶娃我一无所知。”

    大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当时一下子便明白了，宁静的生活的希望是没有的。对于家庭的所有的成员以及博尔舍沃房子里的居民来讲，毫无出路的处境是显而易见的。毁灭即将来临。恋爱中的阿利娅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准备好了一切，正如她讲的那样，“在寻找钩子”，但是她在未成年的儿子面前还有一种责任。

    在别墅里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有爆炸危险。夜里汽车越来越常把成年人带走。

    1939年8月27日清晨，第一个被捕的是阿利娅，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茨维塔耶娃。

    1939年10月10日，在博尔舍沃第二个被逮捕的是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

    过了一个月，11月6日到7日深夜，在博尔舍沃逮捕了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克列皮宁。

    1939年11月6日到7日同一天夜里，在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大街12号楼4号住宅，在科学院院士纳索诺夫家里，逮捕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克列皮宁娜——她带着女儿索发到母亲家来过十一月节。

    同一天夜里，在莫斯科萨多沃特利乌姆法利大街7号楼30号住宅里，在著名的摄影记者罗德钦科亚·米·罗德钦科（1891—1956），苏联工业品艺术设计师，版画家，摄影艺术大师，戏剧和电影艺术家。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友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夫娜·伊戈纳托维奇、“小妈妈伊琳娜”的母亲家里，逮捕了尼娜·尼古拉耶夫娜的长子阿廖沙——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谢泽曼。伊琳娜等到天明，坐第一班电力列车去博尔舍沃紧急通知所发生的事。她记得那阴森森的秋天：狂风呼啸，雨雪纷飞。仿佛送葬的响声，迎接她的是吊环互相摇晃撞击的声响。走到台阶上来的正好是精神错乱的，——“像普希金的磨房主”，伊琳娜想到，——变得臃肿的、头发一绺绺灰色的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现在在这间房子里完全孤独地只剩下她一个人同穆尔了。她迅速地给伊琳娜画了十字，并且低声含糊地说：“上帝保佑你，孩子，快离开这里吧——夜里把所有的人都抓走了。”过了三天，她抛弃了一切，带着穆尔去了莫斯科，住在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的小屋里。三月里她大着胆子去博尔舍沃，取些东西。在被破坏了的、非法占有的住宅里碰到了一口棺材。乐队伴奏，在为在她的房间里上吊的（！）民警局长（或者是克格勃？）卡卢金送葬。

    这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以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在博尔舍沃的最初的一百四十五天——在国家安全部的别墅里，在“松树林”中间，一下子，就这样结束了。通往各各他之路。离开博尔舍沃之后过了一年，她写信给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巴甫连科：“我想从头说起。

    “1939年6月18日，一年多以前，我带着十四岁的儿子回到了苏联，入住博尔舍沃新生活村，两年前归来的我的家人所居住的一座别墅的半边。8月27日（今天是一周年）在这座别墅里我的女儿被逮捕，而10月10日我丈夫也被逮捕。剩下我和儿子孤苦伶仃的两个人，活了下来。我们用从花园里拾来的干树枝生火取暖。”

    然后流落在偶然找到的房间里。

    1941年10月，已经是在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自杀以后，根据在档案馆工作的大学生德米特里·尤拉索夫在奥尔洛夫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的调查，“集体枪杀了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克列皮宁夫妇和埃米利娅·利陶埃尔”现在根据马埃利·费因别格和尤里·克留金的《谢尔盖·埃夫伦案件》（《首都》1992年第39期，页62）一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已经明了：安·尼·克列皮宁娜、尼·亚·克列皮宁和埃·利陶埃尔审判完了以后，很快，于1941年7月在莫斯科被处决。而谢尔盖·埃夫伦则于1941年10月16日于莫斯科被处决…尤拉索夫报道以后，阿·瓦·谢泽曼向最高法院做了新的查询。唉，任什么也没弄清楚。1989年5月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决定去巴黎，在那里什么时候大家都在一起，他在那里猝然去世。

    在就连外国媒体都报道的、没有互相交流便出现了的“谈话”的水平上，有一种意见说，在叶拉布加曾经向茨维塔耶娃提议与“机关”合作（根据侦查员基·亨金的回忆，根据儿子穆尔的令人费解的记载，根据音乐学家伊丽莎白·洛伊特转达的诗人尼·阿谢耶夫的话的转述，等等）。关于这一点，必须说明——也许还有什么人知道什么。

    现在有根有据地检查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假定这样想：茨维塔耶娃——情报员——荒谬。有谁需要她充当这个角色呢？但是可能是巧妙地企图使“犯罪的”家庭的最后一名成员“致死”。这种“拷问”和“枪杀”百发百中，而且有例在先的。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的高官证实，在档案中保存一份文件，证实恰恰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自杀的前一天，一位肃反工作人员拜访了她。那位官员深信，无论是谈话事实本身，还是它的内容，都是有意识地想到的，以期伟大的女诗人采取唯一的决定——自杀。（《论据与事实》，1992年9月，第36期〈621〉）清楚了：少年儿子和母亲之间当时在叶拉布加不间断的激烈的讨论是有很多根据的。法西斯匪帮进攻了，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对于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来讲，每一步都是明显地变化无常的。任何一句话，犹如星火一样，都会引起火焰和爆炸。许多家庭都记得这双重的痛苦和考验。

    从博尔舍沃“逃亡”以后，茨维塔耶娃总共才活了一年又十个月。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与其说属于母亲，毋宁说属于进入极其残酷的战争的国家。她逃避了的法西斯主义追上了她。总共才两个月希特勒的军队到达了莫斯科。丈夫不在，女儿不在，妹妹不在，忠实的朋友不在身边。儿子已经贴上了“人民的敌人的儿子”和“白卫军母亲”的（作家的某些领导就曾经这样谈论她）儿子的标签。母亲成了不是支柱——而是障碍。孤儿——更可靠一些。在叶拉布加生活的十一天之中有九天，母亲和儿子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和紧张的关于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对话。穆尔后来有根据地说：“她做得对。”系指母亲自缢。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诗人的妹妹——在劳动营和流放中度过了22年，她的儿子安德烈·鲍里索维奇——16年，诗人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17年，诗人的儿子格奥尔吉——1944年夏阵亡。

    这一切都是为了光明的未来。

    花园

    为了这座地狱，

    为了这个梦魇，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陪伴我度过晚年。

    陪伴我度过晚年，

    度过不幸的晚年：

    劳动岁月的晚年，

    驼背岁月的晚年……

    度过猪狗一般

    岁月的晚年——

    它是我的宝贝：

    火热岁月的凉爽的花园……

    为了逃亡者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它既没有心灵，

    也没有一张脸！

    既没有碎步的花园！

    也没有眼睛的花园！

    既没有笑声的花园！

    也没有笛声的花园！

    同样也没有耳朵，

    我得到了一座花园：

    既没有心灵！

    也没有心肝！

    告诉我：痛苦忍受够了吗——

    那像我一样孤单的花园。

    （但是在它周围生活，我也挺不起腰板儿！）

    花园像我一样孤单。

    给我这样的花园度过晚年……

    ——那座花园？而也许是那个世界？——

    为了宽恕心灵！——

    为了度过我的晚年！

    玛·茨维塔耶娃

    1934年10月1日

    题解：

    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生卒年不详），莫斯科茨维塔耶娃纪念馆的创始人，后任该馆顾问。本文原载俄罗斯《文学评论》1990年第11期。略有删节。曾据此文摄制成电视片，导演О。科兹洛瓦，编剧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

    （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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